9月21日，文化文明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学术月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参加会议，会议设“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学与文化建设”，“文化、技术与社会生活”及“文化与社会治理实践”等为议题。

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研究员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学部委员李培林致辞。

陈光金表示，文化社会学对于理解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其研究应当紧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深入探讨如何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更好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全球化时代，文化社会学研究应把握好统一性与多样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聚焦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关注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随着新消费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文化的形貌、主体元素、结构以及文化行动者的实践模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必须把握时代特征，创新研究方式、研究方法，构建新的文化社会学。

李培林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学快速成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社会学长期以来聚焦的发展问题，绝大多数与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密切相关，而对相关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研究还不够深入。文化社会学在整个社会学发展中，也还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拓的领域。当前，文化和文明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一系列文化相关的重要议题，都亟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完善理论体系。我国的文化社会学也要抓住机遇，强化问题意识，使自身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届研讨会旨在研讨文化和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交流最新研究观点、研究范式和研究发现，以促进文化社会学的创新和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研讨会第一单元主题为“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周怡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社会学怎样接纳“文化”——“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之辨》，梳理与反思了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脉络。华中师范大学李钧鹏教授的分享题目为《卡里斯玛与战争：韦伯的未竟之功》，重新探讨了韦伯著作中的“卡里斯玛”概念与理性、战争的关系。东南大学李林艳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道德配置与过程想象——中国社会道德转型的研究策略》，试图重新阐释社会学关于道德转型的研究论题，主张采取结构与文化动态互构的道德转型研究立场。清华大学严飞副教授以《呈现“人”的主体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附近”》为题，重新思考了“附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的价值。强调“附近”可以跳出个人与社会、殊例与普遍的二元对立，呈现人的主体性。

研讨会第二单元主题为“社会学与文化建设”。中山大学肖文明教授以黄文山的思想理论脉络为线索，讨论了黄文山文化建设思想转变，认为这对于今天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朱迪研究员在梳理以往文化消费影响文化认同的机制后，试图从更完整的“结构（能动）—行动—文化”链条理解行动如何受到物质和文化结构的约束，行动如何产生和塑造文化。在当代社会变迁背景下，更加迫切需要建立起具有包容性、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文化文明体系，为文化安全感和本体安全感提供新的支撑。北京大学田耕副教授从瞿同祖的《俗、礼、法三者的关系》（1934）出发，指出“俗、礼、法”三者背后是“问俗、询礼和制法”的行动结构。“俗、礼、法”三者的关系，在19-20世纪构成了民族法学（ethnojurisprudence）的基本框架。并以吴文藻对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表格”的评论和凌纯声的“调查格”为例解释了这种突破的可能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闻翔副教授以Peter Abell和Diane Reyniers对于《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的批判为引，指出社会学界对“元分析”意义上的社会理论研究范式的祛魅趋势。以宏大叙事勾勒时代变迁的“时代预言论”正在式微，而“审美疲劳”与对“二元论”的反思则是导致预言“终结”的两种原因。

研讨会第三单元主题为“文化、技术与社会生活”。复旦大学胡安宁教授探讨了“关系”的网络结构议题。强调中国人的关系结构是异质性的，要从更加动态的视角进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姚泽麟副教授以安徽省淮南市某乡镇为例，从乡村摄影服务产业出发，探讨了其发展动力与意义建构等问题。复旦大学梅笑副教授认为，对“依从性”的研究应进一步超越简单化的权力关系框架，转向研究患者“更好的选择”是如何被塑造的。引入文化社会学视角可以帮助澄清技术与人的互动关系，她提出了“医疗技术的物质性与人的身体能力”“医疗技术的物质性与人的认知”“医疗技术的象征性与人的认知”“医疗技术的象征性与人的身体能力”四种解释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高文珺副研究员引入文化生态理论的分析视角，探讨了数字时代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强调了研究数字社会文化的意义系统及其内外部特征的重要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闯助理研究员以游戏作品《黑神话：悟空》的“破圈”现象为例，探讨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游戏产业，认为游戏产业能够成为激活中华传统文化、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新兴领域。

研讨会第四单元主题为“文化与社会治理实践”。哈尔滨工程大学吴肃然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规则的分辨率：一次业主大会选举中的社会行动》，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了以往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倡导研究者开展超越中层理论的分析，以此提升社会学解释的概括力和拓展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刘亚秋研究员通过梳理中国社区学派的研究脉络，具体阐释了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指出费孝通的相关研究为当今文化传承发展的议题提供了一个社会学路径。复旦大学杜世超青年副研究员针对生育激励政策失效的问题，采用认知模式框架进行理论解释。在使用线上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研究假设之后，杜世超认为生育激励政策的制定应该关注微观文化与认知模式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黄燕华助理研究员以国货护肤品牌为例，尝试剖析国潮消费的形成过程和动力机制，聚焦文化在数字时代经济现象中的传递和影响机制。南开大学于佳煖讲师将德国古典音乐界中的华人音乐家作为研究对象，发现旅德华人音乐家存在风格观念体系上的分歧。认为相似的观念结构能够吸引特定人群，从而形成关系网络，同时关系网络也为个体带来新的创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