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ist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

Keywords:
• politics,
• Anthropological Notes,
• Marxist anthropology,
• scientific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始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下称《笔记》）。^①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来不及继续整理后续文稿，即把全部精力转于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研究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不仅仅研究古典人类学学者有关人类早期文明时期的作品，形成了多达三万多页、近40万字的人类学笔记^②；而且还接续阅读了几十部近现代历史著述，并摘录了约达180万字的四部笔记。^③20世纪初期，俄文本《笔记》由苏联译出汇编，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直到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在20世纪70年代连续出版了关于马克思《笔记》的系列研究著述^④；由此揭开了《笔记》研究的序幕，马克思开始被看待成为人类学家。^⑤按照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学者的“发现”才在20世纪70年代起逐步涌现了出来−而之前早在苏联最初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实不能算是“全”，因为马克思的有关文化历史方面的长达180万字的其他笔记手稿没有被收录）。但是，《笔记》确实是早于现代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暨社会人类学）约40年即已完成，因此纯粹以现代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待《笔记》，显然西学领域中盛行的现代人类学也不会苟同−两者在撰写形式上、研究内容上、研究方法上都有巨大的分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具有强烈的“政治学”价值。然而，我国的政治学领域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内涵的著述仍不多见−它仅仅在政治哲学领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呈现出昙花一现的景象。总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作为跨学科的宏大命题，由于各个学科沿着自身惯性力量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由于诸多跨学科之间彼此界线鸿沟的加剧分裂，至今仍处于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一题各表的复杂状态。学术上“混沌”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深刻影响并基本界定了中国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范畴−我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中叶从俄文本译出《笔记》并展开研究，各类中文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一度成为“显学”。^⑥总之，了解这一学术背景，梳理以上传统研究方法上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才能真实有效地将其引入到政治学科学化的交叉复合学术境界，并推演出新政治人类学范式下具有中国话语和中国特色的新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⑦

一. 追踪寻源：哲学人类学的精神世界

有法国学者指出，社会科学的实践者，无论是认识论家、历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他们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试图确定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研究范式−人类学家尤其应该如此。^⑧又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致力于阅读和注释人类学文本−它在马克思本人的学术建构上是一个创新发展；但马克思的这一重大转变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被遗忘，直到破除了斯大林主义的干扰与束缚之后，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得到重新复兴。^⑨还有学者基于人类学知识结构，对马克思主义的简短发展历程及其相关领域持续发展过程等，进行了重新思考。^⑩在世纪之交，包含《笔记》在内的西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仍然保持旺盛热度，但绝大部分成果徘徊在哲学人类学范畴中。

首先，哲学人类学仍然属于哲学，而不是人类学。一是哲学批判的人本主义分析。匈牙利哲学家乔治·马尔库斯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内在本质关系，指出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历史关系等三个层次阐释了“人的本质”等核心观点；学术界藉此兴起了有关《笔记》的“哲学人类学”研究热潮−这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早期学术类型。^⑪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这一典型的模式，表明人类学既指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又意味着20世纪的哲学人类学。^⑫

二是《笔记》的哲学本体论定位。对马克思晚年为什么放弃他“一生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资本论》的创作于不顾，孜孜不倦地从当时出版的有限人类学著作中摘录大量笔记这一历史事实的动因，国内外学者却至今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⑬有学者通过评析苏联学者对于《笔记》的东方社会解读模式，认为有严重误读，有理论缺憾，总之以“人类学笔记”来概括就其整体而言不具科学性。^⑭即使是持哲学人类学观点的学者，仍然坚持其哲学属性，认为《笔记》是马克思在生命最后时期所进行的一次思想和理论上的伟大长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⑮这种情况下，对“人类学笔记” 称谓提出质疑就理所当然。为了突出其哲学属性，主张强调考察与界定《笔记》在马克思同一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中的地位、与马克思社会理想革命实践的关系、与马克思其他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关系等，这就会为“人类学笔记”的出台供给了广阔深远的哲学背景。^⑯如果单纯称之为“人类学笔记”，就会掩盖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动机，导致产生《笔记》与《资本论》写作无关甚至产生对立等论点^⑰；《笔记》的真正主题不是“人类学笔记”，而是通过探索人类原始社会及文明时代的起源来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哲学框架^⑱；在这种观念下，不同意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在其“撇开”或“放下”他视为终身事业的《资本论》的写作，研究旨趣骤然转向人类学研究的观点，而是强调必须从认识把握《资本论》创作、经济学研究和“人类学笔记”这三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来进行哲学探讨。^⑲在这些学者看来，《笔记》是为直接配合晚年马克思根据世界人类学最新科学成果，系统探索和制定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的唯物史观创新计划而作的准备性材料。^⑳

其次，“哲学人类学”具有广泛深刻的哲学思想。一是哲学思想的完善发展。随着《笔记》研究引入国内，国内学术界的哲学人类学研究深受苏联影响，认为哲学人类学并不能划为西方哲学流派，而是现代世界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它的创始人不是20世纪的舍勒，而是19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㉑国内学者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范畴，多从“哲学人类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就重视哲学人类学研究^㉒；学者们踊跃凭藉《笔记》研究的机遇，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很好地发展这一哲学门类。有学者从比较康德与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入手，体悟到两者最终都指向人的自由在经验和历史中的彻底实现；但在对人的自由的内涵及其在经验层面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的理解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由此造成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上最根本的对立。^㉓

二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有学者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下称《手稿》）的人类学本体论主旋律，分析指出《笔记》中包含了人类学本体论逻辑，马克思本人意在以条理化的系统形式来阐明其内在的哲学人类学逻辑结构^㉔；因此马克思在《手稿》撰写过程中，通过揭示“人的本质”基本规定性，揭示了《笔记》所蕴含的“哲学人类学”丰富内容。^㉕有学者分析指出《笔记》具有自我意识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前提这一理论观点，和审美性的交往是解决人与社会之间内在矛盾的重要途径，以及人类社会交往的理想目标是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等三个方面的重要观点^㉖；从而创造性地阐释了哲学人类学的具体内涵。

最后，以“人类学哲学”来强化《笔记》哲学属性。一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抱负。不得不提的是，国内还有学者提出了“人类学哲学”新范畴，意在强调其哲学学科的本质归属。如，马克思为人类学哲学奠定了基础，由通过实践和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追求“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哲学传统，转向了追求“改变世界”−即改变人类的不合理生存状况的人类学哲学。^㉗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具有现代人类学思维范式，实践唯物主义只是具体形态，其底蕴则是现代人类学思维范式。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类学哲学，是马克思一生理论关怀的总体特质，并具体表现在实践人类学从“一切存在”转换到“人的社会存在”等七个方面。^㉘人的自然存在、关系存在与人的社会存在，是马克思全部人类学哲学理论赖以出发的存在论基础，即人的社会存在−人在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中的存在，和在他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存在。^㉙

二是人类学作为第一哲学的新思维。马克思在人类学理论研讨具有持续相关性，即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经济学等几个维度中的每一个方面，都能找出与人类学有着密切关联的知识与观念。^㉚马克思对人类学哲学的构建，是从他立足于人类学立场所形成一系列方法论开始的；即在人类学立场上形成人类学唯物论，从人类学出发理解世界的人类学世界观和从人类学视野、人类学价值立场来把握人类世界的人类学方法论−这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方法论。^㉛马克思以辩护与批判的态度看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他站在整个人类价值的历史高度，着眼于资本主义的世俗合理性和历史合理性，基于工人阶级的价值立场，考察资本主义的价值性，这是一种人类学范式的思考方式。^㉜在马克思那里，“人类学”不仅是指学科概念，而且是哲学范畴；即与人的“自然性”和人的“自然史”既相联系统一，又相区别于哲学社会学范畴；总之是从人类学视野来把握马克思对“人类世界”的哲学思考，藉此拓展当代人类学时空和社会价值意义。^㉝马克思的双重理论构建立足于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和立足于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及其人类学逻辑和经济学逻辑等双重理论逻辑；前者形成了以经济学理论为根基的狭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者形成了以人类学为根基的广义马克思主义理论。^㉞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思维范式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理论基础，这一哲学精神内在于哲学的历史传统，甚至是哲学的本真精神。^㉟有学者提出新思维，即以“人类学作为第一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㊱；马克思开辟了哲学新方向即广义人类学哲学，目的在于摆脱人与人之间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追求社会真正的公平正义的新时代。^㊲立足于“社会化了的人类”构建新哲学，通过“人类的感性活动”来理解世界（“事物、现实、感性”）；人类学哲学的基本价值精神在于争取“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合理生存、健全发展与走向自由解放。^㊳

二. 历时性价值：历史人类学的预演魅力

首先，马克思晚年研究是否存在“转向”事实？一是有学者直接否定“转向”之说。将马克思主义同人类学联系起来，并非意外之事。作为同时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古典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要寻找二者时间的关系，显然和这个时期的思想潮流是有密切关系的。产生于19世纪的古典人类学，是进化主义学派的人类学；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社会进化论悄然产生。由于当时进化论在欧洲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它在人类学领域中取得的理论成果自然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㊴马克思在《笔记》中并未转向所谓“人类学研究”, 而是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原有理论和方法, 从历史哲学层次，借鉴与概括人类学家的最新学术成就，系统探索唯物史观的新研究领域−国家与文明起源理论、原始社会理论；“人类学转向说”是对马克思晚年笔记严重误读的产物。^㊵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马克思一生研究的这一目标从未出现根本性的“改道”“转移”或“中断”，因而谈不上像一些学者说的那样向早年思想的“回归”。^㊶越来越多学者把人类学思想看作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承认二者的关联并不意味着主张马克思晚年有独立于唯物史观之外的“人类学阶段”，也不应把马克思的人类学思考笼统地称为“人类学转向”。^㊷

二是马克思晚年研究确实产生了“转向”。哲学人类学之所以固守哲学人类学阵地来探讨《笔记》，恰恰说明它在本质上是给予否定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兴起之初就有学者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接触摩尔根等古典人类学著作后，就极为关注氏族社会等问题；事实上，他们的研究早已超出学科之间严格的分界线，历史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等学科之间也不存在任何知识性障碍。^㊸国外学者谈及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放弃了《资本论》的写作，也不是像苏联学者梁赞诺夫所说的那样为了一个枝节性问题而耽误了主干作品《资本论》的续写；相反，马克思研究人类学有三方面目的：捍卫《资本论》、反对中央集权和扩充第一卷《资本论》。^㊹总体来说，晚年马克思研究存在“转向”事实，学界产生了“中断论”“转移论”“回归论”和“继续论”等多种分析视角。^㊺其中“回归论”和“继续论”被多数人所接受−意在突出《笔记》是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人类学表现形式。因此，虽然人类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尚有争议，但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二者的关系，把人类学思想看作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㊻

其次，马克思晚年研究“转向”的性质与内容。《笔记》被称为哲学人类学，这一学术分析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圈定在“哲学”领域，使之失去了作为具有实证科学的人类学“民族志”等核心特征−即使是古典人类学中无需田野工作就能够获得的“业余民族志”在哲学人类学的视域下也荡然无存了。因此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理所当然是转向基于他本人阅读大量20世纪初社会人类学产生之前的古典人类学−那个时代的人类学民族志还停留在无需要亲身做田野的文献汇总分析材料即“业余民族志”。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后继兴起的社会人类学的萌芽形式与雏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融合了具有共时性（synchronic）的实践民族志和具有历时性（diachronic）的历史民族志，形成了两者有机统一的“科学民族志”雏形^㊼；而社会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一开始只包含共时性的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弥补了“无历史”的历史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相反的是，以《笔记》为蓝本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一开始只包含了历时性的历史民族志−“历史学要么成为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㊽恰恰印证了作为古典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合理性。从人类学民族志的历时性价值来分析《笔记》，这样就揭开了以社会发展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人类学新篇章。

再次，人类学“转向”表现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人类社会特别是国家的起源。一是建立唯物史观与人类学之间的“转向”联结。有学者通过评论埃曼纽尔·特瑞对摩尔根作品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了批判性观点，表明抽象生产方式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笔记》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强调了生产方式与人类社会历史结合的特殊性。^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新观念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分析，即“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分析工具。^㊿苏联多有学者围绕着社会发展形态问题来分析《笔记》文本群，取得了相当成果。⁽⁵¹⁾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笔记》的历史人类学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学者出于对马克思《笔记》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探讨，更多从唯物史观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内涵，并在世纪交替之际掀起学术研究高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存在着“马克思第二研究时期研究”，这里是指他晚年“转向”到了人类学研究。⁽⁵²⁾国内有学者感受到了《笔记》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二分板块” 观点下有关唯物史观理论的重塑价值，呼吁对该理论体系的历史使命进行重新界定和分析。⁽⁵³⁾有学者认为，人类学不仅为唯物史观的科学论断提供科学的论据，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因此19世纪古典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⁵⁴⁾总之，“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⁵⁵⁾

二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争鸣。由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发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争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笔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天地，对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统解释方面，人们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一番重新思考和补充订正。⁽⁵⁶⁾马克思在《笔记》中，还涉及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论学说，其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一个内容⁽⁵⁷⁾；英国学者布洛克（Maurice Bloch）指出，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批判了主张五个阶段直线进化论。⁽⁵⁸⁾《笔记》所述“亚细亚生产方式”即指传统东方社会形态；东方传统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与亲属制度成为东方传统法权关系的历史源起，在此基础上逐步从土地共同体所有制发展为国家所有制与团体所有制二元并存的法律文化经济基础，并以风俗习惯、共同体司法作为社会调整的内在机理。⁽⁵⁹⁾马克思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公社”为切入点，通过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具体说明了公有制的历史存在、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历史转变和公有制社会的内部结构等三个关键问题，建构了“人类史观”这一理解史前社会的理论结构，从而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发展。⁽⁶⁰⁾“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链条，由此牵涉到有关进化论的学术争鸣。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源于进化论思潮的流变，使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对旧有人类社会进化模式的反省中，具有新的理论“转向”功能。⁽⁶¹⁾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滥觞中，进化论作为本质规约的能量，从社会学延续到人类学的科学建构，在“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的单线进化，对旧有进化模式的理论反思与转向路径等，都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⁶²⁾

三是有关国家或者文明起源的学术争鸣。由于《笔记》触及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国内学者对于《笔记》的学术定位自然引发了争鸣。有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这一称谓误读、错用甚至歪曲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实质，建议使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将其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⁶³⁾；《笔记》中关于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的摘录集中表述了马克思的晚年国家理论，即国家的起源和生成过程大致是“氏族→共同体→家庭→国家”的路径，等。⁽⁶⁴⁾因此，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设想，正是以马克思晚年《笔记》有关“国家与文明起源”新思想这一突破为理论支撑。⁽⁶⁵⁾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范畴，似乎难以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相反，还是“人类学笔记”一语能够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应是“人类学笔记”，而不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⁶⁶⁾总之，这一学术争鸣具有重要的意义，已经深入到唯物史观的深层次思考。

最后，把人类学镜像投射到唯物史观的“转向”旨趣。美国学者指出，人类学家应用历史唯物主义需要一个基本概念和方法，同时也不可能把文化研究或“原始”社会等内容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研究中删去，并将其完全归属于人类学范畴。⁽⁶⁷⁾这一观点也在国内产生了呼应，如有学者主张采取评价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最新成果的方式，赞同和肯定运用人类学知识来重新开始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⁶⁸⁾；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展了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旨在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⁶⁹⁾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这些重大理论创造，为人类解放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马克思从人类学的历史视角来丰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人类生存的特殊性，以及人类的生存发展的辩证法。⁽⁷⁰⁾在这一学理分析下，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用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人类学范式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没有使哲学的视域变得狭窄，而且还从根本上解决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二元对立问题。⁽⁷¹⁾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始终具有不解之缘，人类学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早期社会研究的支撑，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叙事深化和拓展提供了基本路径。⁽⁷²⁾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是马克思人类学思想最明显的表达，盖在于它为唯物史观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⁷³⁾

三. 共时性缺场：经验人类学的实证逻辑

首先，作为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一是早期概念含混埋下学科歧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构建社会科学学科的宝贵基石，马克思具有从哲学传统的人类学向着实证的人类学过渡等文化底蕴。⁽⁷⁴⁾马克思结合了人类学擅长梳理社会习俗的潜力，有可能重新承担自身既定任务，即把世界从意识形态的自我“梦境”中唤醒；并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现实主义观点，努力进入一个不同类型的假想世界。⁽⁷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关于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讨论曾经掀起了一阵热潮，人类学家克拉德与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马尔库斯之间的争论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事件⁽⁷⁶⁾；其间争鸣的关键之点即在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归属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还是人文学科的哲学？这一直是迄今仍然需要有勇气作出理论担当的重大课题。如，马克思开始就被人们“完全误认为早期人类学家”−即缺乏社会实践的古典人类学，原因在于马克思曾以“人本学”等概念改造过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范畴。⁽⁷⁷⁾众所周知，马克思最初接触的人类学是一种旧式的古典人类学，它集中于自知—主观精神等方面的研究。⁽⁷⁸⁾但是，北美激进的“辩证人类学”学派，似乎拘泥于马克思早期的人类学研究−把《笔记》等同于“哲学人类学”−忽视了马克思中期与后期有关社会实践重要性的重要发展。⁽⁷⁹⁾美国学者M. 哈里斯就曾表示不赞同这种所谓的辩证人类学⁽⁸⁰⁾；哈里斯认为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人类学，完全是历史本身的抽象⁽⁸¹⁾；毕竟资料显示，马克思早年求学期间倾向经验人类学⁽⁸²⁾；马克思青年时代已经开始研究民族学，并接触到人类学，具有从人类学的哲学传统向经验研究过渡的显著特点，等。⁽⁸³⁾

二是科学民族志缺乏跨学科的学术认同。在现代人类学形成之后的百年时间里，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灵魂”是共时性（synchronic）的实践民族志与历时性（ diachronic）的历史民族志，及其两者有机统一的“科学民族志”雏形；既不宜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限定在“哲学人类学”层面，使之失去人类学“民族志”的核心内涵与主要特征；也不宜把它禁锢在“进化论”等唯物史观暨历史人类学的旧有框架下，使之失去融入社会人类学的学术地位与发展机遇。⁽⁸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之时，是特指其在古典人类学基础上的丰富与发展；但彼时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演化进入到了以田野工作为核心、以民族志撰写为标志的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下同）时期。社会人类学初始阶段的田野工作，强调的是共时性研究，突出了其实证科学研究；其后才弥补了历时性之不足，形成了融合共时性与历时性为一体的“科学民族志”。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无论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人类学也好，或者唯物史观也罢，都与后世兴起的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人类学有着本质区别−共时性缺场与“科学民族志”缺席；由此必然导致传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与社会人类学研究，两者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上无法兼容，形成“两张皮”甚至脱钩的尴尬格局−也即哲学人类学暨古典人类学与现代人类学暨社会人类学所存在的“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差异。因此，国内有学者直觉感知到，马克思哲学的定位就是由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对马克思哲学的最基本特征的阐释，承认物质性生产活动在人类活动诸样态中的基础性和优先性地位，采取“物”的方式解决存在论问题⁽⁸⁵⁾；但作者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兼容历时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之同时，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走下“哲学”的思辨神坛，走向共时性的具有实证性质的社会科学。

其次，作为经验实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一是经验人类学的社会批判性。经验实证的特点即证实或证伪，具有鲜明的实践批判性，和社会变革精神−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重要质的规定性。有学者这样推理，马克思重新认识到人类学通过分析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即“人类社会的共同根源”，可以为社会从理论到“实践批判”的转变做出贡献；人类学既可以是资产阶级的一门积极的文化与社会科学，也可以是一门真正的自然与人的辩证科学；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义，又是社会变革的实践方法。⁽⁸⁶⁾20世纪70年代《辩证人类学》杂志创刊号载文指出，该刊出版目的是复兴和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传统，开拓一个全面批判性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人类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存在，而马克思主义传统也不能脱离革命事业迫切需要的人类学而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再是纯粹思辨的哲学研究，而是经验实证的科学探索。⁽⁸⁷⁾国外权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专家指出，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据悉已经掌握经验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等知识，并表露出对于经验人类学的偏好。⁽⁸⁸⁾但学界并没有严肃界定，何为“经验人类学”？在人类学学科发展上，一般区分为没有第一手资料的古典人类学，与田野工作之上获得第一手资料的现代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暨文化人类学）；即人类学学科似乎没有“经验人类学”的学术概念。但是“经验人类学”之“经验”一词，显然是指研究者自身的亲身经验所从事的人类学研究，即具有实证经验的人类学，而不是道听途说的间接资料的汇总等。有学者正是这样来描述作为“经验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即实证科学的本质属性。

二是经验人类学的社会务实性。《笔记》研究从整体来说，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或“马克思主义与原始社会”等领域为研究对象。尽管如此，国外仍有一些学者试图把领域研究引向人类学的学科共识，并取得了若干显著成就。如，法国学者戈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在学科发展方面具有新的动向。⁽⁸⁹⁾“这一动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解以及进行当代批评的视野。”⁽⁹⁰⁾又如，有学者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有两大遗产，首先是经验人类学，其次才是哲学人类学。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相继译介到国内，社会人类学领域也开始接纳《笔记》研究新成果，时隔不久国内学者即译出中文版面世。帕特森认为，马克思有关经验人类学思想十分丰富，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及《法兰西内战》，对前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情景作出了深入描述和细致；这两本著作不仅展示了19世纪中叶法国各种政治力量汇集在一起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形态，而且分析了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成立的巴黎公社政权；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以更加务实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以前（或非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和所有制关系，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在他的理论综述和历史分析中随处可见这种经验性的笔调；若非由于马克思逝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研究必定有更大发展。总之，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为解决现实问题做出了最后的理论努力, 对早年人学思想加以经验回应，彻底地批判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逻辑，从而呈现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整体视界，这种视界对理解当代社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最后，作为社会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一是向着社会人类学的“惊人一跳”。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学和人类学上的重新分析视为其政治行动不可缺少的内容，开始涉及有关人类古代社会的争论，并一步一步深入到社会人类学的领域。虽然中国学者多从哲学范畴理解马克思《笔记》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属于社会人类学的组成部分，提出了“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误读”的异议观点；反对将马克思关于“人类学的本体论” 或者“人本学”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人类学混为一谈。还有学者甚至断言晚年马克思并不是像摩尔根等人类学家那样去从事什么实证科学色彩的“人类学研究”。但是，该领域也鲜少学者向着以实践为导向的社会人类学迈出“惊人的一跳”，并称之为社会人类学范畴下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某种程度上回应了社会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内在本质联系的学术命题。

二是社会人类学专家的现身说法。特别是20世纪60 年代末以后，美国、法国、英国等国有社会人类学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即基于具体的田野调查提出众多有影响的新理论、新观点，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潮流。在这种科学实证的思潮影响下，国内学者也转换研究方向，并借鉴社会人类学的科学实证方法论来继续拓展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本质与内涵；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走出哲学思辨的传统学术圈子，踏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新天地。如，著名人类学家中山大学黄淑娉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着手研究社会人类学范畴下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她指出，《笔记》能否作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或马克思的人类学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史是很有必要的；晚年马克思放下《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的整理工作，花了大量精力研读人类学著作，作了详细摘要和批注，主要因为社会人类学作为经验科学，能够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别是原始社会的研究提供经验材料和具体论证。黄淑娉等人类学专家的相关研究显示，是中国社会人类学专业学者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纳入到社会人类学框架下进行学术分析的重要尝试。总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既不是哲学人类学，也不是考古人类学，更倾向于社会人类学。这一破冰式的学术探索也深深影响到了中山大学甚至国内相关社会人类学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并与国外相关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相对应，形成了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热潮。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滥觞中，进化论作为本质规约的能量，从社会学延续到社会人类学的科学建构中，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总结奠定了基础。因此，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包含有关社会人类学思想的观点逐渐趋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认识与考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于从学术上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

四. 回归本位：政治学科学化的学术内涵

首先，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对传统意义上人类学的扬弃。一是回归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政治本质属性。前述资料分析表明，传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哲学人类学/古典人类学/经验人类学等）既遮蔽了社会人类学的主要内涵，还有意无意地恪守哲学“思辨”而远离了政治学科学化的实证逻辑。“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必然具有政治科学的政治范畴与学术内涵。尽管中外学者对于《笔记》与马克思主义类学的研究，横跨两个世纪、历时长达80多年；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其本质属性所在领域的政治科学交集研究，极为罕见。即，当下中外文献有关传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现实政治性，又缺乏社会人类学的基于田野工作和科学民族志撰写基础上的政治科学实证性。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特征与最大优势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情需要相去甚远。因此，源于西学语境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历史进程，任重而道远，紧迫而艰难。

二是明确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扬弃”定位。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有学者认为需要重新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意在尝试通过审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真正效用。因此，细心品味传统相关研究文献，我们能够发现，过往学者或许已经觉察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政治情怀与政治抱负−特别是包含有不同于社会人类学范式下的非国家非制度语境下传统政治学的内涵与外延。如认为：人类社会中有关人的异化与人类学意识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学的最终目的是对我们社会进行革命性的审视等等内涵，都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价值观不谋而合。三位作者敏锐发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之价值观，具有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国内也有学者指出，《笔记》不是人类学的一个特定分支，而是对人类学的扬弃。我们赞同这一论断即“扬弃”观点−这是区别于其他人类学作品保持相对“价值中立”立场的鲜明政治倾向；但基于此一立场的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著述并不丰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的方法与视野发生重大的变化之后 （泛称后现代转折）却是一个十分显眼的话题。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作出了“扬弃”式贡献。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人类学有着密切的不解之缘，诞生了人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研究理论与视角；有学者通过人类学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马克思对人类学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来论述马克思和人类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指出了人类学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以及马克思对当代人类学理论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还有学者提出，《笔记》不仅代表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思想精髓，同时还形塑并超越了传统人类学理论，其目的在于改变着人们看待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总之，这些学术主张潜意识地表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于传统社会人类学所具有的推进发展功能，特别包括了认识世界之外的社会实践与改造世界等政治功能。

其次，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政治科学的深度融合。一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有力的知识工具。传统社会人类学一般强调“中立”“客观”地看待他者的世界，主张不加干预地保留他者社会的“原生形态”，缺乏主观能动地参与甚至变革的政治价值。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发展，它具有突出政治价值，并在人类学的核心内容融合下产生了政治科学的发展动力。如，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之间具有适当关联性，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具有社会实践性与理论批判性。这一论断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政治功能。还有学者就此尖锐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虽然采用了传统古典人类学的许多理论、概念和方法，但其目标是完成这样一个突破性的“改造”：即必须放弃“无价值人类学”的任何概念。还有法国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促进和激发了人类学中一些旧传统与新构想相互结合的研究新方法。这些新方法新构想的突出之处在于，中心议题是人类社会的权力问题，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强调经济决定因素，而不是以考察社会组织模式对权力关系的解释程度，或者意识形态对统治合法性的作用程度等等为优先条件。尽管在理论上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差异，但在总体方法论上两者都是一致的−他们对具体社会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实证分析结论。还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充分证明了它可以作为一种关键“武器”和一种有力的知识工具。

二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既解释实践更创造新实践相结合。作为社会人类学领域“实验民族志”开拓者的美国人类学家拉比诺在20世纪70年代表达了自己对于新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极大热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试图构建一个融合了从复杂意识形态到现代所有社会实践层次的新型人类学，具有批判性、反思性、解放人类的革命性，这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寻求一种新的科学实践方法−既解释实践又创造新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具有打破旧有传统的学科界限，重新划分学科之间的所有旧界限等实践价值。有学者还以南非研究为例，批判了传统社会人类学在早期的殖民过程中的负面性，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的联姻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完全有必要取代传统的殖民人类学，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实践作用，并从阶级斗争的政治遗产中结出革命果实。

三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社会现实政治的最新发展变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理解和阐明世界工人运动的变化和社会主义未来的斗争中，运用传统经典人类学方式，质疑日常常识，就世界工人阶级的存在、力量和意识等课题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解决方案。非常有趣的是，这两位学者排序对调在这份同年同名刊物，再次合作发表了Towards a Class-Struggle Anthropology这样具有强烈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观念的学术论文，并开篇为“阶级斗争人类学”奠定了基础；他们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经验中，所形成的知识连续性与相互挑战性之间的逻辑关联性。与此同时，英国学者凯瑟琳·韦尔森也加入这个论题的讨论，他指出：在法国—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人类学形象”，旨在探究人对其他动物的驯化以及人对人的剥削之间的关系，为分析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一种人类学视角，并由此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18世纪启蒙理论的逻辑关联。更有学者著文讨论《寻乌调查》的社会人类学意义，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指导或运用在社会革命当中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的不利状态，因此迫切需要结合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来发掘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科学性、理论性、革命性和服务性；并特别强调毛泽东无愧于一位社会人类学学者型的革命家−因为《寻乌调查》作为他的一部成熟作品已经具有典型的社会人类学民族志特征。特别是近年来，有文献分析了文化人类学内核“民族志”范畴下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展。如，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核心实践观理念与新政治人类学对传统政治人类学在时空观上的突破和对传统的研究方法手段进行创新的研究探索有着极大的内在相通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和理念精髓进行再一次的梳理和思考，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一概念工具来进一步理解传统政治人类学与新政治人类学的区别，并在传统政治人类学的基础上促进新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和壮大，具有相当可观的实际意义和启示作用。总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下，除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主题之外，其人类学思想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学术话题；重新认识与考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于从学术上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深远的划时代意义。

综上所述，西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由于学科局限性而缺乏政治人类学的核心要素“政治科学”，需要回归政治人类学范式下的政治学科学化趋势，并在学理上探讨政治学科学化与中国共产党生命线“实事求是”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从而为西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提供学科体系支持。对照政治科学进程的四个时代（历史制度主义、法律比较主义、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新政治人类学）， 西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几乎仍停留在传统历史阶段，对于行为主义特别政治人类学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拘泥于“政治哲学”之下的“哲学人类学”，即使是提出没有实证内涵的“经验人类学”，也无法真正展现政治科学的学科力量。政治科学的实证主义维度，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在学理上的充分反映，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之间具有内在同一性；因此，以政治科学重塑与改造基于古典人类学与哲学思辨之上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才能为真正走向“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提供学科体系支撑。同时，传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由于历史局限性而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面对的革命建设改革等实际问题紧迫性，以及制订实施政策策略的现实迫切性，因此需要回归中国共产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等政治立场，两者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提供方法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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