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ation:
Zhongying PANG. The Future of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and Reflective Perspective[J]. Academic Monthly, 2020, 52(12): 57-67.
The Future of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and Reflective Perspective
This essay reflect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GG) since at least 1990s to the present. The study is a most prominent discipline. The GG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helped transform the IR. However, the future of the GG studies is getting complex. Its relevance, sustainability and certainty are now questionable. The practice of GG is in complexcrises. The essay focuses on the existing GG scholarship in order to know complex approaches to the world’s complexity, polycentricityand pluralism. It mentions the current discussions on the future of the GG as a field and tries to conclude by proposing a GG research agenda: towards a sustainable complex global concerts/conferences of actors and stakeholders to innovate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21st century.
目前,国际全球治理研究界,反思全球治理似乎正成为某种共同做法。2018年,最早研究全球治理的两位学者Thomas G. Weiss和Rorden Wilkinson出版了《重新思考全球治理》一书。①早在2013年,他们两位就在《国际研究季刊》发表了《重新思考全球治理:复杂性、权威、权力和改变》一文。②
全球治理就是全球问题的各相关者(包括全球问题的制造者)为了控制、缓解、(甚至)解决面对的全球问题而进行的全球协同。这是本文关于全球治理的基于经典的当代理解。G. John Ikenberry在评论上述《重新思考全球治理》一书时用了“协同”(in concert)一词③来说明到底什么是全球治理:“发明于1990年代的‘全球治理’一词试图把握多面向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各国政府、公司(私有部门、行业)、跨国集团、国际组织等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协同地工作’(work in concert)。今天谈论全球治理已经不再是时髦。许多人(指在美国的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的美国人)一听到这个术语就认为这是某种形式的精英的‘全球主义’(globalism)。”④
G. John Ikenberry这段话启发我产生了两个看法:第一,全球治理中有“多方”,具体可区分为“(各国)政府”和“非政府”(尤其是来自市场或者资本、社会、跨国力量或者国际组织等)。冷战结束以来到现在,30年过去了,“政府”和“非政府”是人们造出的一个“二分”(dichotomy)并流行到现在。但此一二分却似乎重新简化了实际事物的复杂性。第二,全球治理确实是各方(尤其是利害冲突的各方)之间的协同。他使用的concert一词在欧美具有长期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著名的“欧洲协和”(European Concerts)。各方之间为解决或者对付共同问题或者共同挑战的协同就是全球治理。欧洲协和被叫做“全球治理在欧洲”的起源。当时欧洲的最突出共同问题是和平或者秩序。⑤
一直忘不了Maull的这个书名。在这次研讨中,我头一次感到,至少在欧洲,冷战后发生的不同于“单极世界”的另一种世界秩序的“全球治理”在走向衰落。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猛烈攻击全球治理。关于全球治理的趋势,有人用了“全球治理大倒退”(global governance in retreat)的说法,提出了“是否放弃关于全球治理的思考”的大问题。⑦
要了解罗森脑关于复杂性的全球治理研究,对在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简捷的途径是参考上面提到他的两卷文集。把复杂性引入世界政治研究,代表着罗森脑本人和他希望的范式转变−“全球化世界政治研究”(globalizing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⑧在其第1卷我们能看到罗森脑这样的标题:“建构世界政治研究的新范式”“许多烦心事:复杂性理论和世界事务”。而在其第2卷,我们能看到如下一些题目:“许多个全球化(研究),一个国际关系学”“全球化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全球治理的本体论”“全球治理作为分解的复杂性”“变化、复杂性和治理”。
在这次全球治理研究的后期,安明博(Amitav Acharya)等国际关系研究者也介入到全球治理研究中。安明博提出“在多元复合世界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in a Multiplex World)。他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就是以此为题。⑨2017年12月8日,中国盘古智库和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法学院在北京共同主办了“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安明博参加了这个会议。记得安明博在会议上的主要观点就是介绍“在复合世界中的全球治理”。到了2019年,他与英国的布赞(Barry Buzan)合作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百年来的起源、进化》大作出版,震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包括研究全球治理的。该书的第9章题为《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深入的多元性》。⑩
总结上面的关于复杂性的全球治理研究,我使用“多”字来描述和指出全球治理研究之学科的方向:第一,多“多”(multiplexity或者multi-polycentricity)。我们需要在本体论意义上认识世界的“多”。第二,认识到多“多”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治理多‘多’”(governing the multiplexity or multi-polycentricity)。第三,是“多‘多’的治理”(multi-multplex governances)。“多”治,显示治理的复杂性。在罗森脑在世时,他就意识到全球化不是只有一种全球化,而是许多个全球化。㉑2004年8月18—21日,我担任过访问研究员的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中心主办了第1届“全球化研究网络”年会。我受邀参加,在会上首次见到罗森脑。记得他当时用的“复杂性”和“全球化”已经是复数的了。作为全球治理研究的知识领袖,在开幕的主题演讲中,罗森脑说“更加全球的世界的复杂性和转变”(the complexitie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a more global world)。㉒但是,当时,罗森脑并没有说全球治理也是如此。他去世前是否也认为全球治理是多个全球治理的复合(即复数的全球治理),我没有来得及考证。
长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工作的William Bain对“多元主义和团结主义之间的争论”(The Pluralist-Solidarist Debate in the English School)做了权威的概括。㉗
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条件下,获得巨大的新的活力的“英国学派”,更加深入地讨论了“国际社会的扩展”(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这一根本议题。㉘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其“扩展”的目标不再是传统的“国际社会”,而是“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国际社会的扩展”从一开始或者始终就存在“多元主义”的问题,“团结主义”受到挑战,扩展到“全球社会”,则更是遇到了多元主义的问题。于是,“多元主义和团结主义的争辩”再次复活。
布赞在其从《国际社会到全球社会》一书中讨论了“重建多元主义和团结主义的辩论”(Reconstructing the pluralist–solidarist debate)。㉙“英国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Matthew S. Weinert则“重框多元主义与团结主义的辩论”(Reframing the Pluralist— Solidarist Debate)。㉚
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体系外,冷战结束前,就存在着大量的联合国之外的国际组织或者非正式的论坛,包括北约(NATO)和G7。冷战结束后,联合国(部分或者全部)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全球论坛继续增长,例如G20和金砖合作(BRICS)。中国发起成立了北京为总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上海为总部的“新发展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美国和日本等没有参加这些新兴的全球机构。而在各种“区域”,各种区域合作组织继续出现(如东盟走向“东盟共同体”)。
最近30多年,随着中国参加、介入、进入全球的国际系统,越来越多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国等的作用并没有导致“全球社会”,反而全球系统越来越多元化(pluralization)。这一点被叫做是“西方”面对的核心“中国挑战”(the China challenge)之一。目前的“自由秩序”的危机也被认为源于此。长期以来,“英国学派”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多元主义”研究的对象正是由于中国等的介入而变得多元化的国际系统。也就是说,中国“复杂化”了国际系统,“即将到来的全球治理的多元主义”㉜,使“国际社会”受到挑战。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何包钢在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教授时研究了“全球治理的多元化”问题。他的思考是,“新兴力量”和多极化、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和全球生产链条的变化,也影响到全球治理的变化。金砖合作(The BRICS)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指标,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多元化。不仅如此,何包钢设计了一个研究任务,即“全球治理的多元化”(Pluralizing global Governance)。为此,他在NTU召集了一个题为“多元化全球治理:中国、金砖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国际会议。何包钢认为,本来全球治理已经是关于复合体系的治理,如果再人为“多元化”它,全球治理将更加复杂。㉝
事实上,联合国可能面对着大分裂,而大分裂不过反映了真实的世界的分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9年9月24日开幕的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上终于公开谈论“大分裂”(a great fracture):“我担心世界大分裂的可能性:我们的世界正在分化为两个,星球上的两大经济,正在分立,成为相互竞争的两个世界,拥有各自的互联网、主导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以及制定自身的零和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阻止此种大分裂,维持全球同一的体系−只有一个世界经济,尊重国际法,不怕多极世界,只要有多边制度。”㊶
关于“协同或者协和”(Concert of Powers,简写为COP)。我现在把其中的Powers也用Parties取代。这里Parties包括非国家行动者等相关方。
关于19世纪的欧洲协和在今天的相关性,这里绝对无法展开讨论,但指出两点:第一,被认为是今天的具有现代性的国际关系的起源。BarryBuzan和George Lawson等在《全球之转型:历史、现代性和国际关系的缔造》一书中认为,1776—1914年之间是“长时段的19世纪”(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革命重构了国内和国际社会。已有的国际史和国际关系研究并没有说这段时期是“全球大转型”(global transformation),但是,正是这段时期的多重革命的后果为现代国际关系提供了物质和观念的基础。㊷第二,进一步地,欧洲协和被认为是“全球治理在19世纪的起源”。㊸这就是在欧洲被津津乐道或者念念不忘的the concert of Europe。这个词,中国的权威的“国际关系史”翻译为“欧洲协调”。当然,也有对concert of Europe不以为然的,批评concert of Europe的人也不少。㊹
2011—2015年之间,我参加了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关于21世纪全球协和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二战后,和平研究(“和平学”)在欧洲普遍兴起和发展。欧洲的一些著名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都是和平研究机构,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北欧国家瑞典和挪威颁发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也可归入和平研究范畴。就规模而言,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是欧洲最大的一个。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这个项目是关于如何通过复兴Concert of Powers解决21世纪的大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非常及时而重要的研究项目。该国际合作研究产生了两本研究成果:一份是公共外交政策报告《21世纪的国际协和》,2014年于瑞士洛迦诺首发㊺;一本是学术论文集《强国多边主义和预防大战:争论21世纪的国际协和》㊻,均受到广泛关注,也被介绍到中国。㊼
COP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过程(UNFCCC)的最高决策机构。㊿COP是英文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的缩写,直译就是缔约各方(各国)参加的世界大会。2019年是智利承办第25次缔约方大会(COP25),但是,智利因为国内局势而办不下去,西班牙协助智利在马德里开了COP25(2019年12月3—13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英国)承办2020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由于新冠疫情,COP26已经延期到2021年举行。其他全球治理进程也有这样的最高决策机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缔约方会议也是采取COP模式。原定在中国昆明举办CBD的COP15(2020年)也已经推迟到2021年举行。COP与英文的“克难”(cope)发音接近,采用COP,象征着治理全球问题。如此多的COP实际上构成了全球治理中复杂的COP系统,即COP也是复数的。
Abstract: This essay reflect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GG) since at least 1990s to the present. The study is a most prominent discipline. The GG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helped transform the IR. However, the future of the GG studies is getting complex. Its relevance, sustainability and certainty are now questionable. The practice of GG is in complexcrises. The essay focuses on the existing GG scholarship in order to know complex approaches to the world’s complexity, polycentricityand pluralism. It mentions the current discussions on the future of the GG as a field and tries to conclude by proposing a GG research agenda: towards a sustainable complex global concerts/conferences of actors and stakeholders to innovate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21st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