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史料的单一和稀少，常使辽史研究者深感无米炊妇之窘困。但另一方面，被压缩在辽史资料内的历史信息，其丰富、复杂以及立体性有时又远超出一般想象的程度。《辽史·营卫志》的“部族上”中有几段不长的文字，把采录于辽以前列朝史载中有关契丹早期历史的叙述与辽宗室所属耶律部的先世传说绾合在一起，形成一篇简明而完整的契丹先世史。

这篇文字从“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说起，以八子各自为部作为总线索，将北魏时代的契丹“古八部”“隋契丹十部”“唐大贺氏八部”“遥辇氏八部”，以及耶律部势力“强不可制”时期分置的“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连缀在一起，塑造了一部以奇首可汗为共同始祖的“契丹人的基本核心”数百年来发育演化的整体史。^①如果把它当作是对契丹人群追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集体记忆的忠实记录，人类学家甚至可能据此把辽代契丹人看作是一个已具有以共同血缘观念为核心之集体身份认同的历史形态的“民族”共同体。^②那么，上述文本真能被认为是辽代契丹人集体归属意识的反映吗？

近十年来中国辽史研究最值得重视的一项进展，是对辽代史的史源探究，已从聚焦于北宋有关契丹记载的来源问题，转移到全方位地、直接地面对元修《辽史》的文本构成和史源学分析。^③这方面的现有学术成果已能清楚地揭示出，元修《辽史》除了所谓“《辽史》三源”，即直接或间接取材于辽朝官方记史资料的辽人耶律俨《皇朝实录》、金陈大任《辽史》，以及《契丹国志》外，不但采录了大量“南朝（即宋）文献”，而且还插入了很多元人自编的叙事文字，及其臆断乃至改篡。因此，辽史研究亟须避免一种很容易陷入的认识陷阱，“在不自觉间将‘《辽史》的记载’等同于‘辽时的记载’”。^④这是十分中肯的提醒。兹请为此说补一新证。

辽太祖阿保机死后，继承帝位者并不是他十年前册封的皇太子耶律倍，而是后者的弟弟耶律德光，即辽太宗。根据被北宋方面侦知的信息，这一切都出于述律太后的独断。她为此不惜处死了一大批反对这样做的契丹宗室和旧臣。^⑤《辽史》在《太祖本纪》末的赞语中，却是以非常耐人寻味的方式和口气提及此事的。它在用很长一段文字回顾契丹兴起历程后慨叹道：“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然后赞语作者话锋一转，又写道：“周公诛管、蔡，人未有能非之者。剌葛、安端之乱，太祖既贷其死而复用之。非人君之度乎？旧史扶余之变，亦异矣乎！”^⑥其言若曰：按太祖诸弟一再谋叛之罪，即使将他们处死，亦殊不为过。太祖既然有气量“贷其死而复用之”，又怎么会有旧史所描述的扶余之变？

元人之所以产生何其怪异的疑惑，不可能源于对太祖的宽宏与述律后的残忍之比对。这番话只能是针对旧日记载中的太祖前后判若冰炭而言，才可以说得通。由此足证元人所见耶律俨或陈大任的“旧史”，或把阿保机指认为改变皇位继承人选、并由此导致血腥镇压反对者（可能也包括试图趁乱篡夺帝位的族内近亲）的“扶余之变”真正策划者。宋人听闻的执杀旧人应实有其事，不过述律后只是阿保机遗训的执行者而已。元代史臣一定觉得这次事件与阿保机一贯的“人君之度”不相合辙，因而在所撰文本中删削了“旧史”对此的实录。

《辽史》对太祖、太宗授受之际的这桩重大事件，因此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态度，尽管它在某些场合也透露过存在“太祖遗诏”这回事，透露过他生前指定的以“守太师、政事令”名号辅助东丹王耶律倍的皇弟寅底石被述律太后遣人暗杀于路，^⑦还透露过耶律屋质对述律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的当面指责，以及耶律迭里因建言由耶律倍继位，而“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杀之”之类的情节。^⑧对流入宋境内的述律前后诛杀近臣“有桀黠者”以百数的传言，^⑨《辽史》亦不置一词。

在元修《辽史》叙事与辽人叙事之间作出区分，对于解读《辽史》有关契丹先世史的篇章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前述《辽史·营卫志》“部族上”，除前言中有一段可能钞录了《皇朝实录·部族志》的序文外，几乎全篇都出于元人新撰。傅乐焕过去就提出的这一看法，现在被进一步加以确认。^⑩不止如此，遵循着这样分明的区别意识，对于早期契丹史的研究，于是才可能产生“发掘统治家族史与民族集团史间的区别与断裂”这样的问题意识，进而推动研究者从《辽史》纪事中分辨出关于契丹先世历史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记忆文本，即出自契丹耶律部的自身记忆（此所谓辽人自述），以及历代王朝的记史系统对契丹的记录（他者叙事），并在此基础上十分完美地厘清契丹王朝自身历史记忆的生成和衍化过程。^⑪

从元修《辽史》中还原契丹人自我记忆形态的工作，事实上还牵涉到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那就是如何以不同于元人的方式，更准确细致地整合上述两种不同记录，从而更加丰富和深化对早期契丹历史的认识。本文即拟接续现有前沿成果，在这方面做一点新的探索。

契丹人最初现身于中国史，并不是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而是作为与库莫奚共同活动的一个部分，被当作库莫奚载入史籍的。按一般说法，史书最早提到契丹，是他们在北魏登国三年（388）夏季被拓跋珪击溃之时。虽然《魏书·太祖本纪》把拓跋珪此战称为“北征库莫奚”，但同书“契丹传”却明言这次征讨的对象亦连带契丹。“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⑫

其实，他们受到以库莫奚为主要讨伐对象的来自南部的攻击，还要更早于登国三年。《魏书·库莫奚传》谓：“初为慕容元真（即前燕慕容皝）所破，遗落窜匿于松漠之间”。这里也没有提到契丹。唯同书“契丹传”却说，契丹“在库莫奚东，同种异类，俱窜松漠之间”。可知契丹也在前燕攻取之列。故《通典》迳谓二者“并为慕容氏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⑬

直接记录慕容皝事迹的文献，似未提及他出攻库莫奚之事。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他在344年击败鲜卑宇文部，宇文集团“由是散亡”。^⑭如果库莫奚和契丹在此时已成为宇文氏的属部，那么他们也许就是同在这一次受到前燕的打击而溃败，自此潜伏于松漠之中的。四十多年后，因北魏太祖的进讨，契丹遂与库莫奚分道扬镳，应当是向东迁徙到今西辽河和辽东湾之间的地域中去活动了。

那么，被纳入宇文集团之前的契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很可能是汉代乌桓内附后流落在原居地的余部。蒲立本以为，在中亚名震一时的阿瓦尔人（Awar），可能就源于西迁的乌桓部。可惜除了部落名称之音相近，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猜测。唯乌桓与契丹不仅前后分布在同一地域，而且都有髡发的习俗。^⑮谓其族属相近，则应是可以成立的推测。

据《魏书·契丹传》，太和（477—499）中，东走后的契丹诸部长之一贺勿于率部至白狼水（今大凌河）东投附北魏。这大概是后来统率契丹八部联盟的大贺氏家族首见于史册。^⑯入北齐之后，文宣帝高洋于天保三年（552）及四年先后亲讨库莫奚和契丹。在后一次战役中，高洋自率大军从平州（今河北卢龙）“趣长堑”北进，另遣别帅东驱至青山（在今辽宁义县南），似有包抄敌方退路之意。齐军掳获契丹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⑰由上述形势可知，此时契丹主力仍在营州（今辽宁朝阳）北或东北方向。

自周、隋之际往后，契丹居地向西展延的势头开始变得凶猛起来。在隋代，契丹中至少有一部分已经迁至今老哈河流域。《隋书·契丹传》云：“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toγshin，蒙古语译言土，汉语译为土河，是可谓治耳与治目兼顾也）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契丹势力浸入土河流域，首见于此。但从后来呈现出来的态势来看，这一动向并不显得突兀。

继契丹西迁土河之后，文献中又出现了“契丹松漠部落”之名。贞观二年（628），唐置昌州于河北道，“处契丹松漠部落”，史文明言，“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⑱松漠之名，自北魏始见于史载，“指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一带的千里松林”。^⑲辽宋时又指其地为平地松林。这表明契丹在唐前期已向西深入西拉木伦河流域。

不过那时候的西拉木伦河，恐怕主要还属于奚部的地盘。《旧唐书·地理志》“崇州”条云：“武德五年（623），分饶乐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这条史料透露了两项极其重要的信息。首先，武德五年之前，唐政府已经在西拉木伦河的奚部驻牧地置饶乐都督府，是乃以其所在地名（饶乐水）为羁縻都督府之名。其次，武德五年稍前，一定发生过某种影响当地形势的重大事件，迫使奚人的可汗部落中有部众南奔。也许这源于奚人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更可能的，似乎是契丹部开始侵入奚部核心地区，因而迫使部分奚人离开故居、求唐保护。

饶乐水流域的形势在迅速变化。此后不久又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年代：贞观二十二年（648），唐置松漠都督府以羁縻契丹部。这个以松漠为名的都督府，当然就应坐落在土河之西历来称为松漠的那块地方。

《辽史·地理志》“上京道·饶州”条：“贞观中置松漠府”。据《新唐书》，隶属于松漠府的诸州中，有“达稽部为峭落州”者。松漠府属下又有弹汗州，以纥便部置。蔡美彪认为弹汗为大贺氏所统部落。武则天时，曾以大贺氏可汗窟哥之孙为该州刺史。达稽者，亦即大贺也。看来在唐代契丹部落联盟里，领属于大贺氏的部落尚不止一个；而以峭落名其州者，则当是其可汗所在之部。峭落者，饶乐也。^⑳由是足证饶乐水此时已成为契丹可汗所在之大贺氏属部的根据地。薛映记录使辽行程说，自石桥北渡潢水，“旁有饶州，盖唐于契丹尝置饶乐州也，今渤海人居之”。这与《辽史·地理志》叙述饶州之专条颇合，惟误指松漠府为饶乐府耳。^㉑这时虽仍有饶乐府之名，但它已显然不在饶乐水。《新唐书》还提到松漠府所统有日连州。是即遥辇氏所统之部，见下文详述。

契丹以松漠府驻牧饶乐水，可以看作是奚人的一个历史性失败。他们非但不得不将自己的牙帐南迁，而且还被推入了逐渐沦为契丹附庸的过程。

唐朝在置松漠府于契丹同时，仍维持了武德时建置的饶乐都督府以羁縻奚部。这时的饶乐府不再是因其地而命名，实已变作沿用旧有建制名称于其所至之新地。奚人牙帐转展迁至土河上游之大宁（即后来辽中京所在），大约就发生在7世纪上半叶以后。《元史·地理志》“大宁路”谓：“本奚部，唐初其地属营州，贞观中，奚酋可度内附，乃置饶乐郡”。^㉒是恰可与上引《辽史·地理志》“饶州”条称“贞观中置松漠府”对读互证。此后奚人或在契丹裹挟下反唐，或助唐攻击契丹，总之失去了过去时代作为中原王朝在辽西地区主要对手的地位。

公元7世纪，契丹部联盟长李尽忠自号“无上可汗”，与妻兄孙万荣共同反唐。唐军先是大败，后得突厥默啜可汗援助，继而又靠奚军尾追掩击，攻溃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相继败死。契丹不能立，遂北向投附突厥默啜可汗，历时约二十年。开元二年（714），契丹又以默啜势衰，率部附唐。次年，唐复立饶乐都督府以处请降之奚部；再次年，又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处契丹。

从北魏到唐开元初契丹人活动的时空转移，大致如上述。诚若前引苗润博论文所揭示的，这段历史，纯乎出于中原王朝记史系统，而几乎完全不属于后来建立了辽王朝的契丹耶律部自身的旧有集体记忆。然而耶律部加入“松漠契丹部落”的历史，大约就始于后者在松漠都督府复置之后不太久的扩张活动之中。

本文追溯的北魏至唐开元初契丹人活动的空间轨迹，与苗润博论文的有关构画不完全一致。因此还要就这个问题稍加说明。

上述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两项互相有联系的判断上。首先，早期契丹人在辽西的活动范围，可不可以按时间先后而大致区分为东、西两个地域圈？其次，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话，那么契丹部落的主体从东部活动圈转移到西部活动圈，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

苗文将严耕望的下述见解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出发点，即从北魏至唐前期，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始终在营州之北或东北的辽西偏东地区。苗文认为，此后随时间推移，在7世纪末契丹发动“营州之乱”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最西可能已到达土河中游；之后又三十年，其重心朝西南压向唐幽州边境；与此同时，即从贞观直到开元初，奚人势力的核心始终稳定在潢水流域；而契丹与潢水流域发生交集，并最终攘夺奚人衙帐所在之地，应在开元四年（716）到二十一年（733）之间。^㉓根据这个时间表，契丹控制潢水之地，比本文的推测要晚将近一个世纪。

无论入唐之前的契丹人中是否已产生出统率各部的最高首领及其衙帐，至少活动在辽西的契丹人那时应该有一个“中心根据地”（严耕望语）。严耕望以为，辽之饶州“自北朝以来为奚人根据地，置衙帐处。唐初为饶乐都督府以羁縻之……契丹根据地本在营州之北四百数十里潢水中下游之南境，唐初亦以其建衙处置松漠都督府以羁縻之。其后契丹渐强，溯潢水西侵奚境，夺其衙帐，事当在天宝以前”。^㉔他又说，“自北朝以来至少至唐初，契丹衙帐在营州之北或东北，近或二百里，多或五百里上下也”。他把这个地方大致定位在今内蒙古库仑旗。^㉕

严耕望强调，有关早期契丹衙帐之地理位置，“《魏书》记其行程甚详，下文再论”。^㉖但事实上我们没有见到他对此有更详尽的说明。他的讨论所依据的，主要还是《通典》《太平寰宇记》等唐代史料。要用它们来论证唐以前的地理情况，无论如何是非常勉强的。

不止如此，这样粗疏笼统的叙事，即使用于考辨唐代地理，也难以准确周全。例如严书征引《太平寰宇记》云，自营州柳城“东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自界至契丹衙帐四百里”。作者据此就在营州东北这个总方向上去寻找契丹衙帐。史文其实未曾明言，进入契丹边界后的路线是否仍按原方向东北行。如果此后折向西北行，正如作者所说，潢水边那座著名的石桥，其“东南至今朝阳不过五六百里”。^㉗然则“寰宇记”所记契丹衙帐，是否就在潢水之南为契丹所攘夺之奚人旧日据地呢？

严书关于唐初亦于契丹建衙处即今库伦旗置松漠都督府的主张，与该建制的命名所暗喻的地理方望，也是不相契合的。同书他处曾很明确地指出，松漠“即所谓平地松林（今经棚以西、西喇木伦河上源）”。^㉘把松漠或平地松林定位于经棚镇（今克什克腾旗治地）之西，恐怕至多也只能视为一项最狭义的界定。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松漠的范围应该还要向东延展到靠近土河的地段。但是今库伦旗之所在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覆盖在松漠范围之内。置松漠府以处契丹，正可以反推原先属于奚人的松漠地区业已为契丹占据。

总之，早期契丹各部在辽西的活动，确实存在先向东走，而后又将其重心逐渐西移的趋势。但是想要把他们的活动空间明确地划为东西两个地域范围，那又是很难得讲清楚的。另外，契丹核心部落迁徙到潢水上游，贞观年间已经发生，而绝不会晚至开元时期。

尽管史料异常缺乏，对契丹遥辇部和耶律部在入辽之前的活动踪迹，似仍存在一定的探索空间。从事这一讨论，首先要涉及辽代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水道流向问题。王守春在两年前发表的文章里写道：

　　潢水为西拉木伦河。但古代西拉木伦河河道与今天不完全一致。据实地考察和笔者对卫星图像的分析，西拉木伦河向东北到乌力吉木伦（仁）河之间存在较清晰［的］古河道痕迹，同时，老哈河的下游到新开河上端，也存在明显［的］古河道痕迹。对辽代文献综合研究表明，辽代时期，西拉木伦河曾沿今乌力吉木伦河流到辽河，而老哈河则只经新开河流到辽河。^㉙

上述研究所揭示的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在辽代的水道面貌如若属实，有可能使我们对建辽之前活动在这两条河畔的契丹人空间分布的认识发生重大改变。如果说过去一般以为契丹主要分布在今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一线南侧的话，那么以被改变的水道为地理坐标，他们的活动范围实际上可能还要大幅度地推向今河道的北岸。这样一来，中原记史系统所报道的“契丹人的基本核心”与从大兴安岭东南麓循今乌力吉木伦河（蒙古语译言狼水）西来的契丹耶律部之间的接触，不也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吗？

可是西辽河水系诸河道的总体历史面貌，很难通过钩沉历史文献得知。《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图幅的编者写道：“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汉唐到明清的历史文献资料来看，辽河上游固然也有变化，但文献不足征，不可能详加说明”。^㉚王守春的结论，主要来源于他对呈现于卫星图像之上的古河道分析。但如果像他说的那样，潢水与土河在辽代分别循故道流注今乌力吉木伦河与今新开河而互不交汇，那又如何解释《辽史》有关“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的明确记载^㉛？这个重要问题，在他的前后两篇相关论文里似乎都没有直接关照到。不仅如此，在讨论木叶山和永州的方望时，作者倒反复提及潢水与土河“二水相会处”。令读者不大明白的是，这到底是说的辽代情景，或是就二水的今河道而言。

实际上，对历史上西辽河及其各支流河道走向问题的研究，2010年代是具有突破意义的十年。李鹏利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调查评价项目”的相关成果、遥感地质学家秦小光等采用多光谱遥感技术对科尔沁沙地及其古水文网演化的长时段研究的结论，并结合他自己对西辽河平原历史水文地理与辽代遗址的勘探结果，对辽代潢水、土河的流向做出令人信服的描述，使我们的相关认识与过去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由于西拉木伦河夹带的泥沙在今开鲁县台河口形成的巨大冲击洲，水流在这里一分为二。一支循东北方向流入今新开河，呈背弓状贯穿西辽河平原北部，在今科尔沁左中旗小瓦房村东南汇入西辽河；另一支继续东流，在开鲁县苏家堡南与老哈河会合而为西辽河。李鹏有力地揭示出，由于西拉木伦河从台河口东北流的河道在1940年被伪满政府修筑拦河坝堵塞，1950年为减缓西辽河水患，又在台河口实施分流工程，故以新开河命名重新被打开的东北河道。可是这段河道在历史时期一直存在，并且是西拉木伦河自台河口分流后的主河道。另一方面，老哈河在接纳东流的西拉木伦河支流后，也分为两支。一支东流，今称西辽河。另一支东北流，再东折经过今开鲁县城北，又行经今通辽市辖境北侧，在今大林镇西北与今西辽河汇合。这条“北老河古道”或遥感图像解析所谓“古西辽河河道”，湮废于1890年代或稍早，应是此前西辽河的主河道。因此，辽代的饶乐水或潢河，当从今西拉木伦河东流至台河口，朝东北方向循今新开河绕一个大弧形，再汇入今西辽河下游。而辽代土河则在今苏家堡受西拉木伦河支流西来之水，继续往东北方向循今北老河古道，在今西辽河向南大弯曲的北侧东—东北流，至今大林镇汇入今西辽河，接着又与折向南行的潢水会合。两水在西段相会于苏家堡；东段合流处，则在今双辽市。^㉜

图 1

图 1  辽代西辽河流域水文网示意图

（据《科尔沁沙地及其古水文网的演化变迁》图1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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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辽代潢水与土河有东西两处交汇，《辽史》用以定位木叶山的“二水合流”处，究竟是指东、西段合流点中的哪一个呢？李鹏认为，木叶山位于二水在东段的合流点。^㉝但是这个看法与《辽史》有关天子往祠木叶山之日程的记载难以相符。辽太宗天显九年（934），“二月壬申，祠木叶山。戊寅，葬太皇太后（阿保机生母萧氏，小字岩母斤）于德陵。前二日，发丧于涂殿，上具衰服以送”。^㉞壬申距戊寅不过六日，太宗在葬祖母前二日已在发丧处，则他从木叶山赶回发丧处至多也只有三日。德陵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不详，^㉟要之它距离阿保机父亲德祖的出生地祖州不会太远。如果木叶山位于五百多公里之外的潢水与土河东段交汇处，要在三日之内走完这段行程，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重要旁证与广平淀有关。它“在永州东南三十里”，与木叶山同在永州境内。^㊱辽末大石林牙曾说：“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幸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㊲这段话传达的是天子与前敌保持两道防线的意思：上京失守，则天子从中京退据燕山；中京失守，则天子从燕京退守云中。依此类推，长春、辽阳失陷，则天子不复临幸广平淀而退守中京。因此广平淀并不在邻近辽阳之地，而应位于辽阳和中京之间。足证木叶山、广平淀和永州都在潢水与土河二水的西段汇流处。

由辽代潢水和土河主水道的北偏，可知自北魏以来不绝于史书的契丹部落之活动地域，到唐前期已相当接近于大兴安岭的东南麓。正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大兴安岭山脚下那个后来被称为耶律部的游牧集团，逐渐走入契丹族历史舞台的中心。

开元中后期，即投奔突厥的契丹主体因默啜可汗去世而再次附唐后不数年，部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部落联盟中握有兵权的军事首长可突于在操纵好几任可汗废立之后，终止了由大贺氏世袭契丹部落联盟长的特权，改立别部首领屈列为契丹可汗。契丹的大贺时代至此结束。接着，可突于连同由他扶持的屈列可汗，被唐朝边将支持和利用的“契丹酋长”“契丹别帅”或“契丹衙官”李过折（李姓为唐朝所赐）袭杀，过折被唐封为“松漠州都督”。^㊳可是过折未能巩固他夺得的契丹部落联盟长的地位。他不久就被属于可突于阵营的涅礼所杀。唐廷顾虑到“涅礼自擅……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故命边将“宣示朝旨，使知无它也”。唐朝不久后还把“契丹都督”的名分也给了涅礼。^㊴不过涅礼并没有自己占据契丹可汗的位置，他推举遥辇氏的阻午为契丹部落联盟长。契丹的遥辇时代就这样在涅礼的操控之下开始了。

这个涅礼，正是把辽西契丹人的历史和大兴安岭山边辽室先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关键人物。

涅礼在《旧唐书·契丹传》里写作泥礼。加上唐廷的上引两件敕书，其人存在之历史真实性已无可怀疑。他的名字在辽代“旧史”里音写作涅里，又作雅里。《辽史》一再提及雅里不接受其部众推戴而改立阻午可汗之事^㊵。《辽史》“太祖本纪·赞”将他追溯为阿保机的七代先祖，即雅里—毗牒—领—耨里思（肃祖）—萨剌德（懿祖）—均德实（玄祖）—撒剌的（德祖）—阿保机。赞语虽出自元人之手，但这个世系表一定所来有自，不像是元人的杜撰，而应渊源于辽皇族的“构建”。世表自雅里而下或出虚拟、或据实情，总之要凑满七世方传至阿保机，很可能是为了让它与遥辇氏自阻午可汗传七世至痕德堇可汗的世代数相匹配。^㊶无论雅里是否真属于辽皇室先祖，阿保机家族把这个曾牵动辽西政局的著名历史人物认作自己的直系祖宗，总是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史文未曾明白揭示雅里的真正族属，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线索值得我们加以辨析。

不论《旧唐书·契丹传》所述“与可突于分掌兵马”的那位军事首长是所出部落不详的李过折或者蜀活部长李遇折，此人肯定与当时存在的另一个名为乙室活的部落没有关系。蔡美彪认为，蜀活部即乙室活部的异译，而乙室活部也就是辽代的乙室部。^㊷但两者中的前一勘同不可能成立。《新唐书·地理志》除在羁縻契丹的松漠都督府下列出独活部（即蜀活部）外，又在记录松漠都督府所领之外的其他内附契丹时提及信州（以乙失活部落置）、带州（以乙失革部落置。蔡美彪认为它很可能就是辽时并入审密的乙室己，此说可从）及其他建制。可见独活（又作实活）并非乙失活的省译，而是两个不同的部落名称。事实上，《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契丹传》所列“当唐之世”的大贺氏八部中，就将乙室活部与实活部并列于其中。因此即使把涅礼所杀者断为李遇折，其人所出之实活部，也必与乙室活部无关。实活部是契丹人，而乙室活部其实由奚人组成。

唐代文献中留下了权德舆撰写的两通碑文，碑主分别是乙室活部出身的张孝忠、张茂昭父子。碑文提到，张孝忠曾祖靖、祖逊为乙室活部节度使，父谧“早袭先职，来朝上京”，遂入唐担任武职。张孝忠两《唐书》有传，《新唐书》尤其明白地指出该家族“本奚之种类，曾祖靖，祖逊，代乙失活部落酋帅。父谧，开元中以众归国”^㊸。

看来乙室活部未曾随张孝忠之父全体入唐。蔡美彪以为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中的乙室部，就是早先的乙室活部。他又说：“辽人奉涅里为迭剌部的始祖，而迭剌部本来就是从乙室部（当即乙室活部）分出来的”^㊹。他的此一断制极具创意。然则建立辽王朝的阿保机家族，难道竟是奚人，或者至少是融入契丹部的奚人吗？

诚如蔡美彪所说，辽宗室所在的迭剌部，本应是从遥辇部落联盟中的乙室活部（亦即后世的乙室部）内分离出来的。但是细详《辽史》，这件事在书里却是被倒过来叙述的：

　　五院部。其先曰益古，凡六营。阻午可汗时，与弟撒里本领之，曰迭剌部。传至太祖，以夷离堇即位。

　　……

　　乙室部。其先曰撒里本，阻午可汗之世，与其兄益古分营而领之，曰乙室部。会同二年（939），更夷离堇为大王。^㊺

从上引文字看，益古和撒里本原来共同领有迭剌部，后来兄弟“分营而领之”，于是才有了撒里本新领之乙室部。据此，乙室部反而是从迭剌部内分立出来的。

在两种正相反对的陈述中，当然是迭剌部系出乙室部的见解更接近历史实相。或者更准确地说，出自大兴安岭东南麓的迭剌部，原先曾是被乙室活部收服、因而从属于乙室活部的一个游牧集团。它何时被纳入乙室活部，今难以确知；但大体应当在开元前叶唐廷复置松漠府不太久之后。可是迭剌部在强大起来以后，却鸠占鹊巢，夺得了对乙室活部的最高领属权，并在原本统治迭剌部的两兄弟之间瓜分了对二部的统辖权。《辽史》所谓“与弟……领之”“与其兄……分营而领之”，应该就隐蔽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

迭剌部与乙室部的前后关系既经厘清，被辽宗室认作祖先的涅礼或雅里其人之真面貌，似乎也就显露出来了。唐代文献提到可突于，往往标明他的契丹身份，但对涅礼，只说他是可突于的“余党”或“残党”；朝廷敕书则称涅礼为“契丹王过折”的蕃臣。^㊻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一面，他应当就是未入唐的奚人乙室活部首领。奚众构成可突于反唐所依靠的重要力量，可从“可突于奔北奚”“可突于走，奚众降”“斩其王屈列及其大臣可突于于阵……余叛奚皆散走山谷”等语中窥得消息。^㊼雅里不肯直接当契丹可汗，或许就与他本是奚人、而非契丹人有很大关系。同时，他又有作为祖先传说中人物的一面，即被辽人嫁接在辽宗室的世系之中，成为阿保机的七世祖。通过涅礼或曰雅里这个转圜，迭剌部构建出自己如何进入契丹主体历史的叙事。在这一叙事的背后所反映的，实际上是迭剌部至少在遥辇联盟时代之初即以附属于契丹部落联盟中奚人乙室活部的形式参与契丹族的政治军事活动，随后在历任迭剌部夷离堇的阿保机先人世代经营下，迭剌部逐渐并吞乙室活部，而迭剌部内的最高统治权也从益古、撒里本兄弟家族转移至阿保机家族之手的那段历史。

《辽史·百官志一》云，辽王朝的权力结构，“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为什么崇乙室可借以抗奚王？这是否意味着，写下这段话的人还记得乙室部出于奚人，故认为辽室推尊乙室是为了以奚制奚？

关于遥辇可汗部落以及归属契丹的迭剌部在入辽之前的住牧地点，似也可以根据史料大略推知。前者应在土河流域，后者则可能位于土河之东的今教来河流域。

土河（即土纥真河）的名称有很长久的历史。至于其今名老哈河，则源于蒙古语对该河的汉名“辽河”的译音Lyiooha Mören（mören译言河；它又从蒙古语进入满语，作Lyiooha Bira，满语bira译言河）。据现在所知，该名至晚在明后期已然存在，返译为汉语又作老花母林。^㊽足证当日汉人是将土河视为西辽河上游干流的。以土河当辽河西支上游干流的历史，或许还能向前追溯到辽代。重熙七年（1038）十月甲子朔，兴宗“渡辽河。丙寅，驻跸白马淀”。^㊾白马淀即广平淀，与木叶山俱在永州。自渡辽之后的第二日即达白马淀，可见两地相隔不远。兴宗亦尝“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菩萨堂系辽太宗迁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至木叶山，奉为家神，建庙于兹，故名。^㊿在木叶山附近所渡、所祭之辽河，只能是接纳西拉木伦河东来支流之后的土河干流。如前所述，自两河的西段汇流点以东，土河干流应经由今西辽河之北的北老河古道东—东北行。

这条河在辽代还有过一个独特的专名，叫北也里没里（没里当即mören）。《契丹国志》说，契丹之地有二水，“曰北乜里没里，复名陶猥思没里者……华言所谓土河是也。曰袅罗个没里……华言所谓潢河是也”。⁽⁵¹⁾陶猥思应即托纥臣（toγshin）之名的音变（略去收尾辅音-n）；北乜里没里为北也里没里之讹。⁽⁵²⁾而位于它以东的今教来河（元代名为遥剌水），则被《辽史》称为“东遥里”水。⁽⁵³⁾撇除冠于专名之前的北、东等方位词，两水皆以遥里名。不仅如此，也里、遥里与遥辇、耶律亦系同名异译。⁽⁵⁴⁾也里没里之得名，盖因遥辇部驻牧于其水之滨的缘故。它移牧于兹的确切时间已不考，大致应当是与唐代前期大贺氏占据潢水流域同时或其稍后。土河的上段，那时可能已经驻扎着唐初受契丹挤压，被迫从西拉木伦河迁徙而来的奚人可汗部落。遥辇所统部的位置，很可能在土河下游、今西辽河以北的河段。所以该水后来又被定位为东遥里河之北。

东与北的方位界定，实乃出于两种不同的主位叙事。在以遥辇为本位的叙事中，今教来河称为东遥里水（即东也里水），正因为它在也里没里之东。东遥里水后来成为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迭剌部驻牧地，东遥里之水名由是又被借用为其水滨游牧部落之名。此即迭剌部名之来源。陈述很早就已提出，迭剌之迭音同逸、轶，迭剌即耶律。⁽⁵⁵⁾他的见解是对的。前文为提述方便，一直把加入乙室活部的辽宗室所在游牧集团称为迭剌部。但在实际上，他们获得这个部名，应在其迁牧今教来河以后。又因为遥辇本身即是耶律异译，所以后来将二者连同比遥辇氏崛起更早的大贺氏，合称三耶律。而在叙事立场转换为以耶律部为本位后，原以也里水命名之土河，因位于东遥里水之北而称北也里没里，东遥里水之名称中包含的方位冠词“东”字则被削去。⁽⁵⁶⁾

如果对上述几个地名间相关性的阐释可以成立，那么我们还能进一步就迭剌部何时迁至教来河流域的问题做一点推测。

“东遥里”水滨，本来也属于奚人的势力范围。据前引《辽史·营卫志下》，其部落酋帅先是“东遥里十帐部主哲里”，后来被原本服属于他的“奚王府六部五帐分”之先祖时瑟取而代之。这部分奚人之被契丹征服，是在遥辇鲜质可汗时，但鲜质仍在奚王麾下保留了一部分原由他统领的人众。这个鲜质，当与《新唐书·北狄·契丹传》里的习尔之是同一个人。此人于咸通（860—873）中曾“再遣使入朝”。由此可知，迭剌部之移牧教来河，是在860年代前后。与此相联系，奚人的牙帐是否有一个先从潢水流域迁往教来河，继而又南移至土河上游的过程，根据现有资料，还无法详悉。

契丹人的活动地域，今日看来大半属于沙化严重的科尔沁沙地。但至少是在辽前期，在这片平坦的固定沙地上，植被覆盖还相当好，是以草本植物为主的草甸，还生长有榆、柳等乔木。这里总体上呈草原景观或疏林草原景观，此外还有较大面积的生长蒲苇的沼泽，以及诸多湖泊，有些湖泊的面积还很大。这里出现流动沙丘和沙漠化，是10世纪后半叶或10世纪末沙漠化突变的结果。⁽⁵⁷⁾今人读辽史，切不可把科尔沁沙地的现代景观，当作就是契丹帝国崛起时的自然环境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