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23日，黄钢、魏巍、姚远方等创办的《时代的报告》（季刊）正式出刊，为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会刊。黄钢时任公安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因此刊物隶属公安部，由解放军印刷厂印刷，穆青、梁斌、康濯、杜宣、安岗、曾克等人曾列名主编，但不参与具体编务，一些部队作家参与编辑工作。

《时代的报告》代表着1980年代初一股守成的文学思潮。当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时，编辑部仍坚持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在创刊词中“首先是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霸权主义者的扩张侵略与颠覆阴谋，剖析当前国际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根源，着力介绍国际间隐蔽战线上反间谍反颠覆的斗争”；在许多刊物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该刊仍然坚持“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在许多刊物提倡写真实和干预生活时，该刊坚持“光明要歌颂，黑暗要暴露，落后要批评，但应以歌颂为主”；在许多刊物强调文学的人民性时，该刊“坚决反对把文学中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更不打算以那种口头上着意宣称的人民性去片面地取代文学的党性”。^①

在这一办刊思想指导下，《时代的报告》几次成为争议焦点，与多数文学报刊尖锐对立，并最终转变为专发报告文学的“专业性”文学刊物。梳理相关的争论与各文学报刊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新时期之初新旧文学规范的调整及其复杂性：在本质化与写真实、政治化与专业化、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十七年”与“新时期”的尖锐博弈中，建立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旧”文学规范逐渐消解，与新时期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文学思维结构则逐渐形成。

一.   关于“写本质”与“写真实”的论争

1980年1月23日，全国剧协、作协、影协在京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会期长达22天，会议旨在通过自由讨论，解决文艺创作中某些带有根本性、倾向性的重要问题。周扬、夏衍等人在会上反复强调坚决贯彻“三不主义”，倡导平等自由的讨论。会议充分肯定了三年来文艺所取得的成绩，批评了某些低估和抹煞成绩的观点，并重点对《在社会的档案里》（下文简称《档案》）《假如我是真的》《女贼》《飞天》等反映封建特权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作品展开讨论，多数与会者肯定作品敢于触及社会矛盾，并指出作品存在的不足，呼吁作家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并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②

然而，座谈会上被批评的观点，很快出现在《时代的报告》上，该刊并不看好近三年文艺的成绩，尤其不满1979年弥漫于各文学刊物的伤痕文学潮流，因此激烈批判《档案》《飞天》等作品，并试图扭转文学创作的方向。主编黄钢曾明确阐述自己的批评观：“我们的刊物不是一般地评论文艺，是从国际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角度来评论某些作品的原则性问题的。”^③在筹办《时代的报告》时，他曾邀请孟犁野写作关于《档案》的评论，孟交稿后，黄钢没有采用，他想要的“是思想评论，而不是一般的‘文艺评论’”。^④《时代的报告》的评论文章，高度重视作品的政治倾向性，而较少关注作品的复杂性和艺术性。譬如指责《档案》“宣传叛国无罪”，“主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是“有损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的垃圾”^⑤；指责《飞天》在反对封建特权时“竟然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也加以怀疑了”^⑥，并进一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刊发作品的《电影创作》《十月》等刊物。

这种在过去曾反复出现的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与新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伤痕文学成为主导性创作潮流，是特定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产物，是各种不满情绪长期积聚的结果，是作家们真实思想情绪的反映，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档案》初刊于民间刊物《沃土》，《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转载后，作品尖锐的反封建主题引起读者广泛共鸣，该期刊物严重脱销，编辑部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持肯定态度，大多给予最热烈的颂扬。《时代的报告》则反其道而行之，刊文批判《档案》，编辑部收到观点不同的来信15封，其中有3封是尖锐批判刊物的。漠雁在《解放日报》刊文批判《骗子》《飞天》《档案》，编辑部也收到许多来信，“其中当然有热情支持的，但主要是争辩反驳的，也有攻击谩骂的”^⑦。漠雁批评《档案》的文章在《文艺报》刊出后，编辑部收到来稿106篇，赞成的只有3篇，持反对意见的达99篇。^⑧刊发《飞天》的《十月》编辑部也收到读者来信34件，其中肯定和赞扬小说的11件，关心小说主人公命运并为作品辩护的17件，基本上肯定并对作品提出意见的5件。^⑨多数读者的心理可谓一目了然。而作家、评论家因不满过去文学的反现实主义倾向，也多主张写真实讲真话。早在1979年10月与12月《文艺报》连续两次召开的文学作品如何更好地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问题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也对上述作品基本持肯定态度。

《时代的报告》杂志对《档案》《飞天》等作品进行的批判，侧重政治分析与评判，而对主导性的社会心理关注不够，并试图扭转这种社会心理，这容易导致文艺远离人民生活，不利于反映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不利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因此《人民日报》《文艺报》《安徽文学》《长安》《芒种》等纷纷刊文商榷。相关争论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

第一，关于封建特权、官僚主义与青少年犯罪问题。《时代的报告》激烈批评《档案》等作品，意在限制文学表现这类问题，引导文学关注积极向上的力量。而支持者则认为作品“在反封建、特别是猛烈地冲击封建特权上，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中世纪的腐朽现象表示强烈的义愤，是完全正当的”^⑩，认为作品“决不是指向我们整个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是指向党和军队，而是指向我们社会上的封建主义余毒，指向我们具体制度中那些使封建特权得以滋生、利用的环节”。^⑪多数讨论者主张把社会制度与封建遗毒区别开来，不赞成把封建残余影响夸大为主要矛盾，并期待通过文艺创作揭露封建特权和干部特殊化现象，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清除阻力。

对上述作品表示不满的，并非仅仅是《时代的报告》同人，当时也有不少人在肯定创作自由的前提下，反对从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出发批评封建遗毒。夏衍在新时期力主文艺反封建、推动民主法制建设，但他不赞成把问题极端化，他曾以千疮百孔的大船为喻，认为“向四化进军”不能开得太快，需要注意方向、方法，也需要注意分寸和时机。当时青少年犯罪是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权与法的关系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夏衍期待文艺能够帮助青年加强法制观念，帮助犯罪者改邪归正。^⑫周扬也认为群众欢迎的不一定就都是对的，“骗子最后是受到了惩罚，但在精神上仿佛还是他胜利了，人们的同情还在他一方面。作者的本意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但依靠骗子、罪犯来反对，岂不是越反越乱吗”？^⑬艺军认为用堕落、犯罪、虚无主义反对社会不公平，容易成为破坏性因素。由于当时的文学是与复杂的历史问题、当下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思潮纠缠在一起的，上述观点并未能得到广泛认可，夏衍曾说自己对作品的意见是少数派，在一次十七个人参加的讨论会上，竟然有十五人反对他，支持者只有两人！

第二，关于“写本质”与“写光明”问题。《时代的报告》坚持1950—1970年代“写本质”的文学规范，主张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光明本质，而阴暗面是非本质的、非主流的，不宜过多书写。1979年多数文学刊物都在与反对写伤痕的言论作斗争，支持写真实和干预生活。《文艺报》也想借此把文艺创作搞活，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因此连续刊文批评《时代的报告》所倡导的“本质即光明”论，认为其实质是回避矛盾，不利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⑭《人民日报》也刊发《文艺报》编辑陈丹晨的文章，批评把“写本质”理解为“写光明”。^⑮《时代的报告》则针锋相对，不点名批评《文艺报》“津津乐道于黑暗”，“这种‘黑暗本质论’见之于负责宣传文艺政策的刊物”^⑯。多数文学报刊都参与了关于“写本质”的大讨论，许多文章或点名或不点名批评《时代的报告》。也正是经过这场大讨论，写光明与写黑暗、写本质与写真实、写本质与写现象等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逐渐被消解，文艺界关注的重心逐渐从抽象的、普遍的社会本质向具体的、感性的生活现象转移，“写本质”的文学规范逐渐失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文学批评界也逐渐放弃了“本质”“光明”与“黑暗”等使用了几十年的概念。

这场讨论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在讨论中，多数论者是强调社会责任感的，认为不能只盯着黑暗，也要寻找光明，帮助读者获得信心和力量。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夏衍说自己坚持不写受虐待的经历，这“对我们的社会，对中华民族，对党，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历经坎坷的吴祖光也说“涉及这类题材是揭疮疤，我不愿揭这个疮疤”，他不反对青年作者写伤痕，但建议他们写高贵的情操和光明的东西。^⑰杜高号召青年作家向两位老剧作家学习，学会透过伤痕看到火光。^⑱尽管这种观点曾被《文艺报》编辑李基凯视为是对“写真实”的改头换面的禁锢^⑲，但还是有广泛代表性的。周扬希望辩证理解干预生活和现实主义，“不要把文艺创作引到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方向去”，写积极的力量也可以是干预生活和现实主义。艺军在肯定《档案》时，重点指出其真善美失衡问题，并期待在修改中达到统一。^⑳童庆炳批评《时代的报告》的光明本质论，也明确提出“文学创作要找到真实和崇高的交切点”。^㉑而这个时期的多数文学报刊，也期待把群众从创伤性情绪中疏导出来，强调干预生活不是文学的唯一职能，并倡导作家深入变革的生活中寻找积极力量，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建设有利于四化的时代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伤痕文学因此而逐渐退潮，在退潮中出现许多带着伤痕而寻找理想、积极推进四化建设的作品。

第三，关于写真实与社会效果的关系。《时代的报告》认为《档案》等作品社会效果不好，是破坏性的“矛头”和“毒针”，对党群军民关系产生不良影响，某些犯罪细节会诱使青少年犯罪，助长社会恶习传播；而过多宣泄痛苦绝望的情绪，也不利于增强社会的认同感与凝聚力。这种观点不乏合理性，在当时的情势中却引发激烈争鸣。《文汇报》《钟山》《雨花》等许多报刊围绕“社会效果”展开大讨论，多数人认为这些作品是清除封建遗毒的“手术刀”和“消毒针”，只有揭露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完善社会制度，推动民主与法制建设。

这个争论并非单纯的理论之争，而是牵扯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时代的报告》从“社会效果”出发反对过分强调“写真实”，意在重新设定文学的边界，缓和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自然也有其合理之处，而反对者则更期待以文学推动社会的变革，因此指责对方是新的禁区和棍子。各地纷纷出现以社会效果为由限制写真实，压制《省委第一书记》《高楼在他们手中》《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等批判性作品，以致作家们顾虑重重，或回避矛盾，或搁笔观望，此时《文艺报》开始质疑“社会效果”论了：“一个时期以来，原来是从要求作家加强社会责任感而提出的应当注意社会效果的正确主张，竟也被有些同志利用来作为粗暴干涉的理由。”^㉒韦君宜强调干预生活之作都有大批读者来信支持，其社会效果是好的，不能把犯罪归咎于文艺，因为多数少年犯都是不读书的文盲，过分强调社会效果，只能使作家“感到难以下笔”。^㉓《文艺报》还煞费苦心，借助读者来信为《档案》等作品的社会效果辩护，把刊物的立场转变为民意。^㉔沙叶新则认为1980年的话剧与现实生活距离远了，干预生活的味道淡了，并把这归咎于剧本创作座谈会。^㉕经过广泛讨论，文艺界逐渐认识到社会效果的多样性，创作动机与社会效果关系的复杂性，社会效果不应由领导来定而应当由群众来检验，逐渐摆脱了单从政治角度评判作品的社会效果的思路。

二.   关于文艺批评的两种倾向

新时期之初，思想界和文艺界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摆脱粗暴批评、不敢批评两种倾向，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使文学批评正常化。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也意在消除文艺界对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批评的恐惧，探索以平等自由讨论来解决文艺问题的方法。许多文学刊物先后以“批评”代替“批判”，用“评论”代替“批评”，也是想淡化粗暴批评的不良影响。《时代的报告》逆流而动，坚持进行政治化的文学批判，让人感觉似曾相识恍如隔世，因此被许多报刊指责其与剧本创作座谈会唱反调，严重违反“三不主义”，有违艺术民主，不利于文艺政策调整和文艺的复苏，并由此引发如何开展文艺批评的讨论。

1981年《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文学报》等报刊批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而《时代的报告》隆重推出的批判增刊，是所有文章中火力最猛、调门最高的。当时多数论者认为《苦恋》的主要人物是爱国的，但却没有起到爱国教育的效果，作者想要表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却产生分离知识分子与祖国关系的负面影响；而白桦的相关发言也不乏情绪化，如简单把人民性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不加分析地使用“当权者”“封建特权”等概念。因此多数报刊都认为作品应该批评，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展开批评。

为避免重蹈把文学批评搞成政治运动的旧辙，《人民日报》《文艺报》《新观察》《文汇报》等拒绝转载军报文章，想把讨论限制在专业层面。《人民日报》倡导健全的文学批评，主张对有错误倾向的作品和言论进行“恰当”的批评，但要吸取历史教训，不要颠倒支流与主流的关系，并指出：“如果某一报刊发表了批评文章，其他报刊觉得有必要转载，自然未尝不可，但也不必竞相转载。用政治运动或变相政治运动的办法处理文艺问题，处理精神世界问题，往往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政治与文艺的界限，后患无穷。”^㉖《文艺报》再次借助读者来信表明刊物的态度：编辑部收到来信来稿共12件，认同军报批评的只有2件，10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批评“采用了不够慎重的方法，社会效果适得其反”，“即使作品有原则性错误，也只能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分析，不能无限上纲”。^㉗

1981年8月召开的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提出反对思想战线涣散软弱、试图扭转不敢批评的风气。上述指责军报评论文章而不对《苦恋》表态的倾向受到严厉批评，“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㉘《文艺报》奉命写出了科学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㉙这篇文章对《苦恋》的整体评价与《解放军报》基本相同，不过更讲究批评方式，更重视以理服人。相关争议更多地从报刊转向幕后，转移到有重要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上：张光年、周扬等人认为《时代的报告》的粗暴批评引发了社会紧张情绪；林默涵、魏巍等人指责这是作协领导不敢批评造成的，《时代的报告》只是代替《文艺报》做了它本应做的工作，如果都能对错误思潮发言，而不是黄钢独唱，他的嗓门就不会显得那么大了。^㉚《文艺报》因支持伤痕文学、沙叶新等问题，频繁地被王任重、林默涵、刘白羽、魏巍、贺敬之、臧克家、姚雪垠、陈沂等人批评右派掌权、旗帜不鲜明、对“二为”方针不及时表态，没有积极提倡文艺与时代相结合。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后，《人民日报》号召掌握文艺批评的武器，讲究批评方法和分寸，提高批评质量，并自我批评对有错误倾向的作品和言论“没有理直气壮地、有说服力地进行批评”^㉛。《文艺报》副主编唐达成也自我批评“对文艺界某些错误思潮及有错误倾向的作品，要么瞻前顾后，不敢批评，要么零敲碎打，缺乏通盘的安排、系统的研究”。^㉜

许多报刊“不敢”展开批评，是因为文学批评面临着传播学的困境：

首先，由于历史原因，知识分子心有余悸，对批评有种不正常的敏感心理，很难区分正常的批评与棍子的界限，乃至产生谁批评谁就是打棍子、谁被批评就同情谁的社会心理，导致文艺界不敢展开批评。由于文学批评长期与政治、思想问题紧密纠缠，对某个作品或创作倾向的批评，常常被视为文艺乃至政治、经济政策调整的信号。这种习惯性思维方式很难一时扭转，“对一部作品的正常批评，也往往会引起超出文艺之外的种种揣测，文艺批评几乎成了某种政治风向的测探器”^㉝。《人民日报》《文艺报》主张文艺批评应以鼓励为主，很少对作品展开政治性的批评，也是因为珍惜文艺界刚刚恢复的生机，担心大轰大嗡的批评会产生不良影响。事实上，《时代的报告》的批判文章，也确实被不少省市视为文艺政策要“收”的信号，干扰了文艺创作并波及政治和经济领域。

其次，各种小道消息、港台与海外舆论，也不利于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作家们对政治非常敏感，习惯于从各种小道消息判断政治形势，使小道消息具有巨大的传播能量。譬如《假如我是真的》的三个作者已被审查，《女贼》是李準替儿子写的，想让儿子到北影编辑室去工作，黄钢因批判作品涨了工资，住在宫殿样的房子里等等，这类消息经常会干扰实事求是的批评。《新观察》刊文想廓清白桦受了纪律处分的传言，缓解知识分子的紧张情绪，^㉞后来也被视为软弱妥协。《时代的报告》接着要批判刘心武和张洁的传言，也使主编黄钢非常不安，想让《文艺报》帮助刊物辟谣。而港台和海外媒体则纷纷猜测中国大陆的春天就要过去，台湾迅速将《档案》《假如我是真的》《苦恋》等拍成电影，并送往美国放映，把白桦列为重点宣传对象，将其部分作品结集为《白桦的苦恋世界》出版。香港的报刊指责黄钢、陈沂是两位“左王”，说黄钢家受到北大学生袭击，玻璃窗被击破。而上述这类行为和言论，又经常会加剧批评家的敌情观念，产生粗暴批评。《时代的报告》与漠雁等人过火的批评文章，也明显与这种被加剧了的敌情观念有关。

为消除文艺界对文学批评的敏感，平息小道消息与国内外种种疑虑，文艺界领导反复强调文艺政策不变，坚决贯彻“三不主义”，在文艺界不搞围攻和运动，允许批评更允许反批评。《文艺报》与各地方刊物也反复倡导同志式的、入情入理、恰如其分、令人信服的批评，主张区别作品与作者，要平心静气地讨论作品，而不是气势汹汹地谴责作者。^㉟把文艺评论和政治鉴定区别开来，不要动辄联系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单凭一篇作品或片言只语下政治结论。^㊱文学批评涉及政治问题要“顾及作品的全局和作家的整个创作历史”^㊲。评价作品不能根据港台或海外的态度。^㊳许多人指出《时代的报告》集体署名文章，不利于平等自由的讨论，容易引发社会紧张情绪，《人民日报》明确提出评论文章以个人署名为宜，要文责自负。

上述种种努力都有助于文艺批评的正常化。当白桦发表自我批评文章后，相关部门就果断宣布结束批评，并鼓励白桦继续写作，成功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了各方面的矛盾，并有意把政治问题与文学问题、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区别开来，为文艺批评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围绕上述问题，《文艺研究》《上海文学》《作品》《奔流》等还对文艺批评的标准展开大讨论，有的反思“政治标准第一”的负面影响，有的主张以真善美为标准，有的主张美学和历史的标准，有的主张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标准，总的来说，专业性、审美性的标准逐渐被突出强调，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也就随之而逐渐弱化了。

三.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议

《苦恋》中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引起多数知识分子共鸣。《时代的报告》对此深有不满，在批判增刊中特意敬告读者：“我们决心和广大工农兵及其干部和爱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一起。”^㊴“ 爱国的”这三字的前缀再次掀起波澜。知识分子曾被与“小资产阶级”“反动”“反革命”等词相联系，他们内心极度敏感，看到“爱国的”限定词自然会产生惶恐不安的条件反射，担心再次把自己排除在“爱国的”之外，起而抗议也是情理中事。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爱国的知识分子”的提法是否违背了知识分子政策。多数讨论者不满知识分子长期不如工农兵的历史，强调二者是平等的，认为知识分子加上“爱国的”限定词才配和“广大工农兵及其干部”相提并论，这是歧视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制造裂痕，爱国的和不爱国的划分，是分裂知识分子队伍。^㊵当时国家正在致力为科学、为知识分子平反，想方设法恢复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反复强调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十一届六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坚决扫除“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㊶。

面对各文学报刊的质疑，《时代的报告》坚持自己的提法没有错，认为确实存在不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是文艺界少数、个别人，就是连起码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没有，在那里创作或演出宣传卖国主义的东西。二是科技界的少数、个别人，在三中全会以后，党对他们落实了政策的情况下，竟然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不感兴趣，心甘情愿地跑到异国它乡吃起洋饭来了。”^㊷文艺界的少数人显然是指白桦、叶文福、刘宾雁等力主干预生活的作家，而科技界的少数人，显然是指《苦恋》以及现实生活中选择出国的科技人员。

如此评价知识分子显然背离了时代潮流，《北京科技报》对此反应最激烈，该报前不久曾开展“如何发挥中青年科技人员积极性”征文活动，收到几千封来稿，营造出浓厚的尊重科学与专业人才的氛围。该报连续13期刊发读者讨论26篇，激烈批评“爱国的知识分子”的提法，并在讨论总结中批评《时代的报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开倒车，制造不安定因素，“已远远超出了文艺评价的范围，而是在直接对党的方针、政策挑战了”，并高度肯定“科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四化建设中带头的东西”，同时还准备开辟“科学技术与振兴中华”专栏，把尊重科学与“中华崛起”联系起来，在更大范围内展开讨论。^㊸多数讨论者都强调科学知识和技术管理的重要性，甚至主张科学能救国，“知识代表了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知识就是力量”^㊹。

知识分子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思想改造，也是争议焦点。《时代的报告》从文艺创作中的某些不良现象出发，认为部分作家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解决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立场问题：在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时，有的知识分子动摇了，“拜倒在资产阶级伪科学、伪自由的脚下，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唱赞美诗”，因此“文艺工作者仍面临着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的首要问题”，“头等重要的任务”和“根本问题”是“把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方面来，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㊺面对许多刊物的质疑，《时代的报告》坚持认为“固执地反对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是十分不应该的，^㊻并指责《文艺报》等刊物倡导的是“思想改造取消论”“思想改造自发论”。

对全体知识分子提出改造思想立场的要求，是很难得到广泛认同的。有些人认为“这与党中央一再明确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策精神，和有关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的意见，是相违背的。这种提法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情况”。^㊼《文艺报》还结合历史教训与时代需求，深入讨论思想改造的内容和途径等重要问题。为了巩固和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多数文章都强调知识分子已经不存在改造阶级立场的问题，主张明确区分两种思想改造：一是调整主客观关系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改造，二是专门要求一部分人改造根本立场的思想改造，并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㊽

为证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时代的报告》发出“十七年”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声音：工业、农村、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明显少了，有些作品虽写工农兵，但其情调却离开工农兵甚远。“一些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作者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着重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发泄，或甚至美化他们的缺点。”^㊾而急切告别旧文学规范的批评家们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是逝去年代的余音。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确实存在《时代的报告》所说的问题，由于不再强调思想改造，作家和普通读者的思想情感交流减少，后来还出现严重的贵族化和圈子化倾向。在文学规范调整过程中，尽管还有人强调工农兵文学传统，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日趋弱化。随着知识分子主体性逐渐确立，他们在文学中的话语权已明显增强，开始努力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文人趣味也逐渐复苏，尽管当时脑体倒挂问题还很严重，知识分子调整工资、住房分配、干部提拔等问题尚未很好解决。

四.   关于“本刊说明”的争议

《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开设“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专栏，推出李何林、江丰、温超藩等人的文章，并配发“本刊说明”：“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中，《讲话》也曾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歪曲或篡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用极左的办法把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文艺演变成为林、江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则又把《讲话》作为框框来突破，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仅仅几百字的说明再次引发争端，《文艺报》《安徽文学》《清明》《福建文学》《鸭绿江》《上海文学》等刊纷纷发表质疑文章。双方的分歧集中在如下方面：

其一，关于历史阶段划分问题。批评者们强烈质疑“十六年”的提法，认为这与刚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历史阶段划分不一致，把“文革”十年和此后的六年混为一谈，“无异抹煞了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意义”^㊿，把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捏合成一个系列、一个历史阶段，……确也反映出近年来文艺界中以及文艺界以外的部分颇具权威的同志的立场和观点”⁽⁵¹⁾，这种分期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法则，“违逆了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感情”⁽⁵²⁾。而黄钢及其支持者林默涵、魏巍等人对历史有自己的思考，“十六年”的提法亦非偶然失误：《档案》是批评过去的，《时代的报告》却认为矛头指向今天，在分析悲剧成因时说：“你说的那个时期的社会，和这个时期的社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社会制度没有变，人们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标准也没有变，由那个时期的社会负责和由这个时期的社会负责是一码事。”⁽⁵³⁾由于历史变革刚起步，有些人对历史转折不敏感，还不能准确区分两个历史时期的界限，这在历史转折时期较为常见，《边疆文艺丛刊》1982年第3辑《民族文学评论》刊发《像太阳花一样热烈追求光明》，也因混淆两个时期、未能突出新时期的历史意义而被《云南日报》《边疆文艺》《文学报》批评。

其二，关于文学史的评价问题。安徽大学李焕仁在座谈“十六年”问题时指出：周扬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北京大学的《当代文学概观》、二十二所大学的《当代文学史》等，都是按照十七年、“文革”、新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来评述当代文学史的。参加《当代文学史》编写的二十二所大学的教学人员，参加历次讨论的五十所大专院校的几百名当代文学教师，都认可这种三段论的叙述。⁽⁵⁴⁾可见“新时期”的概念在当时已逐渐被认可，多数研究者已形成新时期文学比十七年文学好，更比“文革”十年的文学好的基本判断。

而《时代的报告》对此并不完全认同。矛盾集中在如何评价近六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批评者指责《时代的报告》否定近年来的巨大成绩，看不到其主流是健康的，过分强调自由化现象而忽视了它只是支流、局部和个别的。⁽⁵⁵⁾《 时代的报告》曾多次辩解：“谁要是批评了《档案》这样一部作品，就等于否定了近三年出现的一批优秀之作，进而又否定了近三年来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⁵⁶⁾，后来又重新刊登“本刊说明”请全国读者鉴定是非，反对《文艺报》把“有些人”突破《讲话》扩大为“整个文艺界”，并引申出否定新时期文学巨大成绩的结论。⁽⁵⁷⁾这种辩解得不到认可，是因为编辑部有着扭转文坛走向的意图，而多数反对者则担心思想解放的成果被否定，担心刚刚恢复生机的文学受影响。

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也是双方分歧的焦点，这个分歧还关联着是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还是恢复“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争论。《时代的报告》坚持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有的论者批评“本刊说明”回避十七年文艺也受到左的干扰，回避作家们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一致。《时代的报告》则坚持十七年文学中正确路线是主流，不赞成夸大左的偏差，并认为老账谁也谈不清楚，清算老账不利于文艺界团结，不谈十七年是顾全大局增强团结，不但不是罪过，而且是十分明智之举。⁽⁵⁸⁾这自会引起许多有过创伤的作家的不满，也不利于推进知识分子平反工作和改革开放。

其三，关于继承与发展《讲话》的问题。“本刊说明”更重视“坚持”，认为《讲话》“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指路明灯”，“必须是在其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发展，而决不是对其基本原则的否定和背离”。这里的“基本原则”，是指“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等。《时代的报告》创刊号就提出：“正当文艺界有些同志热衷于提出文艺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时候，《在社会的档案里》……这一类作品踊跃问世，恰像是一些不请自来的教员，它们是尽义务地特来参加‘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了”⁽⁵⁹⁾，后来又批评《文艺报》“只是一味强调修改”，“如此修改下去，难道还能坚持《讲话》的基本原则吗”？！⁽⁶⁰⁾编辑部及其支持者，并不完全认同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此反复强调“不要把为人民服务与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把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对立起来，似乎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错了”。⁽⁶¹⁾而《文艺报》等则更看重“发展”，批评《时代的报告》“只字不提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原理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的主流，把两个不同时期中分别为全局和局部、主导和非主导的问题不加区分地并列起来”⁽⁶²⁾，“不愿意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晩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⁶³⁾。夸大了后一种歪曲篡改，而忽视了前一种歪曲仍在干扰文学创作，无视文艺界为扭转前一种歪曲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⁶⁴⁾他们认为吸取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等提法的历史教训，提出新的“二为”方针，强调文艺的特殊性、强调文艺政策要适应文艺规律等，这都是根据《讲话》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因此当时的文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程度是1949年之后少有的。

论争双方对文学发展方向也有着不同理解。《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7期刊发四封读者来信，批评“曾几何时，阴风四起，大有扫掉《讲话》之势”，“就来自右的干扰而言，则莫过于粉碎‘四人帮’后的近几年”，“当前更应严重注意的问题，是右的倾向在抬头，并且有蔓延发展之势”，并把《文艺报》视为右的代表，指责《文艺报》不积极提倡学习《讲话》，反而对《时代的报告》大兴问罪之师，是想干扰文艺界学习《讲话》，“借维护三中全会之名，行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⁶⁵⁾。而《文艺报》等刊物则认为自由化现象与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有关，只有继续肃清左的影响才能得到克服，因此把《时代的报告》视为左的流毒，因为该刊始终不愿提三中全会纠正左的错误的伟大历史意义。《人民日报》曾三次报道相关论争并支持《文艺报》，8月25日第三次报道摘录驳斥《文艺报》论点的文字不到六百字，而驳《时代的报告》的文字则有两千多字。用大半篇幅详细介绍《文艺报》关林的文章，⁽⁶⁶⁾几乎全录《文艺报》编者按。对《时代的报告》余一卒的一万多字的文章，只用二百字列出标题，未摘录论点和论据，对其他四篇来论来信则一笔带过。李何林曾对《人民日报》的突出偏向表示不满，并要求把学术研究与当前的文艺口号区别开来。⁽⁶⁷⁾

五.   刊物改组与文学报刊格局

短短两年内，《时代的报告》连续几次与众多文学刊物对峙，并从1983年第1期起改组为以发表报告文学为主的专业性文学月刊，新任主编田流承认刊物曾出现“原则性错误”，决定不再刊发与文艺政策相关的文章。⁽⁶⁸⁾《 时代的报告》同人认为此事是《文艺报》寻衅滋事，“是要动员舆论，组织围攻，把《时代的报告》打成极左刊物，并把它置之于死地”。⁽⁶⁹⁾李何林也认为：“《时代的报告》编辑部终于改组了。我只是作为旁观者打抱不平……《文艺报》是报《时代的报告》去年批《苦恋》的仇。”⁽⁷⁰⁾

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经常会看到这种从人事纠葛出发的论断，这种简单化的研究方法，会让人放弃进一步深究的努力。历史研究者敏于人事而疏于大势，是很难揭示出历史的客观性与复杂性的。正如当时论者指出的，双方之间是原则是非的争论，而不是无事生非。⁽⁷¹⁾《 时代的报告》的命运浮沉，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势使然：首先，当时国家正致力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的报告》依然采用“阶级”话语展开批评，因此难免会被视为“似曾相识”，是“过去时代的回声”，“阻碍历史变革”。其次，《时代的报告》无视新时期文学的成绩，有的文章还把文学创作中的某些问题归咎于文艺政策调整，并质疑新的“二为”方针。⁽⁷²⁾而如何看待成绩关涉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否定成绩夸大错误不利于推动新时期文学发展。而更为关键的是，编辑部的观点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存在矛盾：譬如把知识分子出国视为不爱国等，引起海外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种种猜测，都不利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与文化合作；继续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不利于激发商品经济的活力，刊物最终被改组实乃情理中事。

在上述论争中，不同文学报刊的表现值得深入分析。1980年代初期，过去铁板一块的文艺报刊格局有所松动，随着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的调整，多数文学报刊在“原则”与“开放”、“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平衡点，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而在1980年代初期，有的报刊表现出较强的守成特征，如《时代的报告》《解放军报》《文学报》《红旗》《解放军文艺》等，经常积极批判有问题的文学思潮和作品，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黄钢、魏巍、臧克家、艾青、姚雪垠、陈沂、欧阳山、柯岩、贺敬之、草明、刘白羽、马烽、刘金、栾保俊、杜宣、菡子、李何林、杨柄、曾克等有过革命经历的作家，还是一个力量较大的群体，他们经常会选择合适时机在文学报刊上回顾革命文学传统、批评艺术革新思潮，并能得到某些有过革命经历的中老年读者的支持，从而深刻影响着1980年代文学的发展。

基于过去十年的生活体验，多数文艺界领导、编辑、作家、读者、批评家都有着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渴盼。《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与许多地方文学刊物，经常相互支持、共同推动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文艺报》需要考虑各方面关系和矛盾，批判锋芒有时不如地方刊物。有的地方刊物因省委主要领导思想开放，在思想解放方面明显走在全国前列，如《安徽文学》《清明》《福建文学》《作品》《雨花》《鸭绿江》《芒种》《飞天》《芳草》等。细读史料不难发现，在批评《时代的报告》过程中，某些地方刊物发现问题更早，批评更为尖锐，随后才被《文艺报》转载，反映地方刊物的呼声乃是其职责所在。在《文艺报》与《时代的报告》《电影文学》发生分歧时，上述刊物也曾多次主动刊文支持《文艺报》，而当地方刊物因突破禁区而陷入困境时，《文艺报》也经常主动给它们减轻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改组《时代的报告》的文件要求“军队干部要撤出，黄钢不再担任主编和编辑”，这也事出有因。在上述争论中，刘白羽、魏巍、陈沂、漠雁等军队作家，《时代的报告》《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都给人思想解放相对缓慢的印象。《解放军报》率先刊发批评《苦恋》的文章，就是刘白羽、姚远方（时任《解放军报》副总编，参与主编《时代的报告》）组织写作的。由于军队比地方更强调纪律性，军队文艺工作者受《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影响更深等诸多原因，军队作家比文联作协系统的作家思想解放相对滞后：如文联作协的人观看电影《太阳与人》时，支持的意见占上风，而在京参加军队政工会议的文艺干部观看后，否定的意见占上风。

1980年代初《档案》《飞天》《假如我是真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炮兵司令的儿子》《将军，好好洗一洗》《将军与士兵》等引起争议的作品，都把官僚特权与军队干部相联系，确实给部队工作造成某些不利影响，剧本座谈会因此提出“如何看待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的问题，试图对此进行引导。⁽⁷³⁾而批评上述作品的文章，也多率先出现于《解放军报》《时代的报告》《解放军文艺》等刊。⁽⁷⁴⁾为维护军队的声誉而展开文学批评，也是这些报刊责任与使命，但批评上述作品破坏军民、官兵关系，难免会出现反现实主义的教条倾向。

为推进部队作家解放思想，文艺界做了不少工作：如《文艺报》有意刊发《解放军报》记者卢弘的文章，异常尖锐地批评漠雁的观点。⁽⁷⁵⁾陈沂批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⁷⁶⁾，《人民日报》转载陈文后，收到读者来信89封，其中赞同的24封，反对的51封。《人民日报》编者按明确指出持这种意见的人是少数，并希望多数人出来反驳。

为化解文艺界内部的分歧，中国作协则致力于文学评奖，旨在改革文艺管理方式，从过去以批评为主的负面警戒转变为以表扬为主的正面引导，以淡化文学批评所造成的紧张情绪，营造宽松祥和的文学氛围。白桦正在被刘白羽等人批评，张光年则力主将全国诗歌奖授予其《春潮在望》；刘白羽等人批评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致使该诗未能获奖，评委会坚持把诗歌奖授予叶文福的《祖国呵，我要燃烧》。这种文学评奖颇见苦心：既平衡了左与右的冲突，实现了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又扭转了因言废人、因人废言的传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并避免了因批评个别作品而扰乱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的步伐。而此后的新时期文学，也正是在这样反复的协商对话中，不断地调整着与历史和当下的关系并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