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come to visit ACADEMIC MONTHLY,Today is

 June 27,2025

Citation: Zai LIANG and Nan WANG. Studies on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J]. Academic Monthly, 2021, 53(8): 123-134. shu

Studies on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China’s economic rise had a transformative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China reveals a clear spatial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China. Through an important review of main trend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t topic issues, such as U.S-Mexico border crisis, the challenge of the US ethnic population change to the US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nts’ diffusion to new immigrant destination areas, etc.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a bright futu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Chinese scholar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 a rare opportunity. Within the next ten to twenty years, Chinese scholar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ve the potential to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llection of data, analytical methodolog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olicy-making.
  • 中国有着较长的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中国向海外移民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中国向海外移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进程涉及留学生、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国有企业的建筑工人以及或大或小的移民企业家等不同类别的移民。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开始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寻找机会,从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到小企业家,再到来华留学生,中国接收的各类国际移民数量不断增长。2018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人工作许可33.6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超过95万人。目前学术界已有共识,中国正在成为重要的国际移民输入国。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截至2021年1月底,中国已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这表明中国以“发展与和平”为核心牵引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积极参与,并且可能以目前尚未完全显现的方式推动着国际移民体系变革发展。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国际移民体系中的地位有些特殊,因为中国同时扮演了国际移民输出国和接收国的双重角色。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反全球化势力的抬头,西方国家倾向于实施较为严格的移民政策,且移民政策比以往更具政治化色彩。比如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出台了一系列对移民极不友好的政策。因此,现在探讨中国的国际移民问题是非常及时的。由于篇幅限制,我们首先将视野集中在媒体、公众和研究者普遍关注的三个重要的国际移民问题,包括美国—墨西哥边境危机、种族人口变化对未来美国种族关系的影响、以及移民在非传统目的地(流入地)或国家的空间扩散。然后,我们将重点讨论其中与中国联系最为紧密的问题。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思考可能出现的国际移民情景。同时,我们也关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对国际移民理论和方法可能带来的贡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美国社会学建立的初始阶段,那个时期开创性的国际移民研究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892年,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诞生于芝加哥大学。这一时期,来自东欧和南欧国家的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仅芝加哥市就有约70%的人口是移民或移民后代。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开展了众多有关移民的重大研究,从而催生了美国重要的移民同化理论。快进到21世纪,由于1965年后以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移民为主的移民浪潮兴起,移民研究经历了某种复兴。到2010年,移民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3%。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源来推动国际移民领域研究,并培训了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直到今天,这一领域依然生机勃勃。仅美国社会学会国际移民分会的成员人数就达到600名以上,是美国社会学会成员最多的分会之一。随后,该领域迅速发展,学术成果颇丰。在本文中,我们有选择性地将文献回顾的重点放在以下问题:美国—墨西哥边境危机、人口转变和美国的少数族裔问题,以及新兴移民迁入地在全球的扩展。

    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曾许诺如果其当选,将会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长城”用于阻挡来自墨西哥的移民。这反映出他对移民特别是墨西哥移民的强烈敌对态度。特朗普曾用极端的语言形容墨西哥移民是对美国社会构成重大威胁的“罪犯”和“强奸犯”。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后不久,全球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了移民“大篷车”,即移民正通过步行、乘坐公共汽车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前往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不经意间阅读报纸的读者可能会忽略移民“大篷车”背后的复杂故事。

    首先,这些移民大多数并非墨西哥人,而是来自中美洲国家,特别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也被称为中美洲“北三角”地区(NTCA),位于墨西哥南部边界的下方。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中美洲移民是经济移民,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家庭成员过上更好的生活。一般而言,以经济驱动的迁移往往始于最有机会在迁入国找到工作的个人。但这些中美洲移民的特征之一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带着孩子迁移的。事实上,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一旦到达边境,就想向美国当局寻求庇护。尽管“中美洲北三角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但经济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移民大军的出现。除了大多数移民所具有的经济动机外,这些移民离开的是多年来深受美国政治和军事干预的国家。以洪都拉斯为例,在冷战时期,左翼游击队桑地诺(Sandinistas)取代了尼加拉瓜政府,成立了一个被视为苏联“马前卒”的新政府。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资助了一个驻扎在洪都拉斯的军事集团(Contras),目的是推翻桑地诺解放阵线在尼加拉瓜的统治。这引发了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两国组织间的战斗,美国一度派军队前往洪都拉斯进行干预。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这些国家,敢死队、暗杀和谋杀已成为常态。所有这些事件导致了持续的国内暴乱和动荡不安,毫无疑问,也极大地削弱了本国的国民经济。美国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暴力、犯罪和不稳定局势的高发,威胁了这些国家普通民众的生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些移民和家庭决定前往美国碰碰运气。

    美国—墨西哥边境危机,看似是移民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先前干涉别国内政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墨西哥边境移民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关系斗争下的长期后果。2021年3月2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版头条的照片十分醒目和令人难忘:来自洪都拉斯的34岁父亲Francisco抱着9个月大的女儿刚刚跨入美国得州边境收容点,他们准备申请庇护。任何一位只想找份工作赚更多钱的经济移民,绝不会把不到一岁的女儿带在身边。

    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一个悬而未决的种族现实问题在美国备受关注。让少数族裔兴奋,但让白人焦虑的是,随着美国少数族裔人口不断增加,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是否将走向一个白人不再占多数的社会。《纽约时报》专栏作家Sam Roberts曾写道,在一代人的时间跨度中,少数族裔可能会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2015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了更精确的人口预测数据。根据这份报告,预计到2044年,美国白人人口比例将达到50%,但到2060年会降到44%。尽管美国人口普查局定期都会进行人口预测,但是这一轮人口预测所带来的信息对美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预测结果的影响被主流媒体不断放大,并且触及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无疑在主流社会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焦虑,因为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可能会对不同群体的权利和地位产生影响,尤其是对掌控社会政治经济脉络的美国白人。

    这一观点逐渐成为一些政治精英的共识,而特朗普显然充分利用了这一预测结果。许多人都明白,造成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原因还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移民不断增加。因此,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的一部分主张来自他的反移民和反穆斯林少数群体的观点。事实上,特朗普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用行政命令禁止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入境。在竞选期间,他经常发表“墨西哥罪犯、低级人群、强奸犯”等言论,特朗普的这些反移民言论尤其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群体中引起了共鸣,他们觉得自己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精心策划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总统选举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竞选目标是多争取低教育程度的白人选票,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他赢得了2016年的选举。

    虽然“少数族裔占多数”的论断是一个有效的隐喻,警示了美国受教育程度低的白人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状况,但事实是,它对未来的描述过于简单或可能引起误导。Richard Alba教授在2020年出版了题为《人口大错觉:多数、少数以及美国主流社会的扩展》(The Great Demographic Illusion: Majority, Minority, and the Expanding American Mainstream)一书,对这一简单的论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反驳。第一,美国人口普查局对白人的定义仅指非拉丁裔白人,并排除了所有异族通婚出生的子女。这一定义忽略了美国通婚的上升趋势,异族通婚从1967年的3%上升到了2015年的17%,研究异族通婚中婚配主体的身份尤为重要。事实上,40%的异族通婚发生在拉丁裔和白人之间,15%的异族通婚发生在亚裔美国人和非拉丁裔白人之间。第二,这些异族通婚的家庭在社会经济方面表现良好。在拉丁裔/亚裔和白人通婚的人群中,有很大比例居住在白人居多的社区里,这些异族通婚家庭的收入情况也与白人类似。第三,研究表明,来自异族通婚家庭的成年人(同样是白人和拉丁裔/亚裔之间)大多数也自我认同为白人。 Alba的结论是,异族通婚家庭和异族通婚家庭的子女正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移民学者,他也提醒我们这种少数族群的融合和同化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

    的确,美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歧视性的移民政策。从1882年的《排华法案》到1922年的《移民法案》,都旨在禁止华人移民、减少东欧和南欧国家移民。同样需要认识到的是,来自东欧和南欧国家的移民群体最初虽然受到了抵制和歧视,但这些移民已经成功地融入了美国社会。当初抵制东欧和南欧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移民的宗教信仰要么是犹太教,要么是天主教,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新教格格不入。但今天,无论是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还是拥有这些宗教信仰的人,都被视为主流宗教和社会的一部分。

    这一分析的社会学含义是,种族是一个可以变化的概念,对于来自通婚家庭的人来说,种族认同尤其如此。把异族通婚家庭的孩子简单地归为少数族裔显然是不准确的。基于同化理论以及今后几十年异族通婚进一步上升的趋势,Alba提供了一个更细致入微的人口结构模型,与那些简单的人口预测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他对未来美国人口变化的分析将会被证明更接近现实。

    历史上,迁入美国的移民往往在几个主要城市定居。这种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移民网络的作用,即吸引新移民到早期移民定居的地方。由于充足的就业机会和较大的环境接纳能力,使得大城市成为移民的主要迁入地。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标志着移民定居模式的重大转变,大量移民迁居到新的目的地城市,如亚特兰大、拉斯维加斯和丹佛,也有大量移民搬到非大都市地区。Massey和Capoferro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美国社区调查的数据,对美国移民迁入地的地域多元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例如,在1990年,有35%的新移民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3%。同样,1990年有13.4%的新移民居住在纽约,但到2000年下降到5.9%。在所有移民群体中,跌幅最大的可能是墨西哥移民,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比例从1990年的63%下降到2005年的33%。

    这种居住模式的戏剧性转变刺激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Massey和Capoferro对定居模式的多样化提出了四种解释。第一个因素是受1986年IRCA的“合法化计划(Legalization)”的影响,该计划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饱和,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第二个因素是随后的“187号提案”的通过,使得加利福尼亚州不那么受移民欢迎了;第三个因素是“选择性边境防御强化”,这个政策使得移民转移到其他较容易进入美国的地方;最后一个因素是由于生产结构调整而导致的劳动力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化。生产结构的调整通常意味着劳动力的去工会化、分包劳动,以及将工厂迁至非大都市地区以逃避工会。这种重组的结果是,工作对本地工人的吸引力降低,移民成为更可靠和更灵活的劳动力。最近的几项研究提供了与这种看法相符的证据。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有研究指出,在大都市,地方政府营造了一种他们不欢迎移民的气氛,这导致移民向非传统迁入地转移。迄今为止,该研究领域日趋广泛,包括新迁入地的居民隔离、劳动力市场收益、子代教育成果、种族和族裔关系、医疗保健的利用等。

    虽然关于新兴移民迁入地的研究大多是在美国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但近年来,其他许多国家也被视为兴起的新移民国家。地理学家Winders坚定地认为,新移民迁入地的研究主题必须扩大到全球背景下。部分原因是,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新的移民迁入地或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有几个主要的新移民目的地,如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其实这些国家传统上是移民输出国,对于意大利这样传统的主要移民输出国,其移民人数从2000年的140万增加到2010年的460万,占总人口的7.6%。同样,西班牙移民人数约占西班牙人口的12.4%。同时,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新兴的移民目的地。

    中国有着悠久的向东南亚和北美移民的历史。和意大利、西班牙一样,中国目前正在加入新的移民目的地国家行列。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投资活动推动了中国向新兴移民目的地的转变。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超过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Winders认为仅仅在美国社会背景下建立关键概念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对研究的分析和理论洞察力,因为这些研究不一定能与更广泛的地区和现实经验相联系。将新的移民目的地扩展到美国之外的国家,为国际移民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我们将在本文后半部分详细阐述。

    以上三个研究领域当然不是国际移民研究前沿的全部。例如,对于第二代移民的研究是美国和欧洲一些有着悠久移民历史的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的课题。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移民流入地,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关于第一代移民的。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三个领域,是因为它们都与今天的中国息息相关,也许这三个议题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中国与朝鲜、俄罗斯、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越南、老挝等14个国家接壤,因此,美国—墨西哥的边境危机与中国存在着潜在联系。理想情况下,这些边境国家,特别是那些已经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可以有效推动国际贸易往来,促进边境人员有序流动,以及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但是,如美国—墨西哥边境的情况所示,边境是发生移民或难民危机的潜在地点,2015年以来的叙利亚难民危机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叙利亚内战导致数百万的难民无家可归,不得不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迄今为止,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承担了最大的责任,在欧盟的一些财政支持下,接收了300多万难民。但是,中东难民危机仍给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领导下,德国接受了大量难民,这也在德国国内引起了强烈抗议,并推动了右翼政党的崛起。

    关于人口的多数群体(白人)将在未来占比少于50%的问题,发生在世界上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每年有将近100万移民获得美国绿卡。我们必须在更广泛的视野内考虑这一问题。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广泛的结论是:美国从全球人才的不断涌入和所需年轻劳动力的持续供应中受益匪浅。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同时,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红利逐步消退,接受国际移民尤其是合理引进外籍劳动力,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方案。几个世纪以来,美国有着使数千万外国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光荣历史。但这一次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因为今天的大多数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他们有着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Alba的分析让美国的主流社会至少对21世纪中期的美国仍抱有乐观态度。尽管中国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但其规模远不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即使包括了出生于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但居住在中国大陆的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地区只有约143.07万移民迁入,仅占中国总人口的0.1%,与中国14亿人口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即使与人口总量仅有6000万的意大利相比,该国也有近500万移民,远高于中国。同时,移民往往定居在一个国家的某些特定地区,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聚居移民最多的城市是广州、义乌、上海和北京。因此,在这个阶段可能需要制定更多的区域性基层管理政策。

    到目前为止,第三个研究领域可能与中国国际移民研究最为相关。国际移民学者完全有理由期待中国学者对国际移民展开研究,因为中国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国之一。在本文的下一节中,我们将简要回顾中国的国际移民研究,并强调在中国“一带一路”背景下可能的研究重点和方向。

    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的数据,除中国香港及澳门地区迁入的移民,中国大陆地区2019年共有境外迁入国际移民72.04万人,与2015年相比增加了3.7万人,增幅达5.4%,在华外籍人士数量不断增加。据汇丰银行统计显示,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受外籍人士青睐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为世界主要国际移民来源国的中国,也逐步成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国。同时,中国已成为第四大(2016)、第五大(根据2017年不完全数据统计)侨汇汇出国,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国际移民目的地特征日益明显。2018年,中国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标志着具有现代化管理水平的中国国际移民治理体系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中国治理人口迁移进入新时代。

    2013年中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该倡议将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人口迁移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根据世界移民史发展的经验,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与更广泛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变革息息相关,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都会带来巨大的移民潮。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合作互动将带来日趋频繁的国际人口迁徙运动。就中国而言,这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面貌、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国软实力,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和生活,但也对中国国际移民管理和服务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同时,我们也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深刻地改变国际迁移格局。

    与此前国际移民的特征不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移民至少具有以下新的特点:第一,国际移民涉及到的国家众多,目前,已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达到170余个,该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可能迎来史上最大的国际移民高峰和留学高峰;第二,与以往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不同,这次国际移民迁移的主要方向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第三,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空间技术、信息技术以及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使得国际移民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经济活动路径贯穿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移民的空间特征更具多样性和随机性;第四,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移民问题也将会是长期的,其对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影响也会是长远的。鉴于以上特点,对国际移民学者来讲,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国际移民问题,为丰富全球化和国际移民理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也为国际移民研究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我们对近年来中国国际移民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简单梳理,尤其是关于“在华非洲人”的研究,近年来迅速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热点话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是一个传统的非移民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尚未完全形成领先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而传统的以迁入地、迁出地强弱对比为前提的西方移民理论难以生动诠释中国的国际移民群体特征,中国的国际移民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根据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可以将国内的国际移民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方面:

    在社会学领域,国内学者侧重于研究移民现象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等内容。从推拉理论的逻辑来看,地区间、国别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在就业机会、工资待遇、教育体制、福利保障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的优势,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原因;而落后国家常常因为经济滞后、政治不稳、宗教冲突等原因导致本国居民形成移民倾向。移民输入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产生劳动力需求缺口,这会对来自落后地区的外国劳工形成吸引力,促使其迁移。除了经济因素,开放的移民政策、资源环境状况、空间距离和移民网络等都是影响移民决策的重要因素。以在华非洲裔移民为例,许涛对非洲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了研究,提出在广州的非洲人通过强化和重构其在广州的社会关系,构筑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其内核是以情感为支撑的亲属关系,外部则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但其研究没有涉及非洲裔外国人来华的迁移机制。而梁玉成基于累积因果理论分析了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的迁移行为,认为以移民社会网络为核心的移民社会资本会使得后续的移民行为自我加强和自我演化,并且会随时因应外部环境的需要而改善其逻辑建构,维持且不断增加其有效性。周大鸣等人则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导购中介商是在穗非洲人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在中非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中扮演着牵线搭桥的重要角色。与在粤非洲裔移民不同,由于身处东北亚的地缘优势,使得吉林长春成为日韩国际移民的重要聚居地,这一部分国际移民群体以企业的外籍技术人员和高校留学生为主,并呈现出单位性、集中性和地域性的特征,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网络构建受到当地的文化背景、生活场域和工作场域的显著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网络建构特征。总体来看,基于社会学理论开展的国际移民研究大多是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展开。

    基于人口学的视角,则重点关注国际人口迁移中的人口流动规模、结构和趋势特征等。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公布的数据,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人口迁移的变化趋势,尽管目前中国迁入的国际移民规模相对较小,但已逐渐迈进高速发展阶段,国际移民接收国的地位逐渐显现。随着来华国际移民数量的持续增长,韩国成为中国国际移民的最大来源国,其次是巴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美国等国。陈红艳和喻忠磊利用国际移民规模存量与比重、集中化指数以及有效迁移率等指标测算也发现,中国国际移民的来源国和目的国均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征,其来源国主要集中于亚洲、南美和北美的部分国家。同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中国的男性移民数量远高于女性,男女性别比率与发达国家移民相比,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但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这一趋势已发生转变,除港澳台地区的移民,在华外籍人员中,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多出4.16万人,这种移民人口性别结构的转变及其因素探讨,将会成为现阶段国际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空间地理学的角度看,主要关注国际移民的空间分布特征。李志刚等学者使用“跨国社会空间”的概念,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广州小北路非洲族裔经济区的形成机制。他们观察到非洲族裔在广州采购货物,然后回本国销售,但其经济活动仅限于个人种族社区中,这表明小北路的非洲族裔经济区是一种特殊的移植性社区。牛冬、张振江认为分布在不同城市的非洲人有不同的特点。在京非洲人多为留学生、外交官员和旅行者,在沪非洲人多为跨国公司员工、金融从业人员,与此不同的是,在广州、佛山和义乌的非洲人多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人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新的聚集地。从区域层面来看,李志刚等学者对广州非洲人的社区和族裔经济区的研究发现,广州的非洲人多是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或漂泊者,人口构成异质多元,流动性强。尽管在粤非洲人存在较强的流动性,但总体规模呈稳定上升的特征。

    同时,随着来华国际移民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国际移民在华管理、社会融入和健康福利等微观层面的问题。在中国的一些大都市地区随着外国人大量的移入,正在形成一些外国人高度集中的社区,在多种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共同交织的社区内,政治与经济、文化与族际关系的互动尤为敏感,王亮以广州小北非洲人社区为例,探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大都市涉外社区的治理模式、中非友好背景下非洲人管理对策等,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示范性。尤其是广州市政府依托“第三方社会组织的介入与服务”模式,对中国其他城市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外国人管理与服务模式提供了参考。金卉和范晓光从社会融入、资源分布和社会经济地位三方面探讨影响在华外国人健康的核心要素,认为在华就学的经历有助于提高国际移民自评健康和主观健康获得,而在母国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提高自评健康,并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人主观健康获得显著偏高。当然,在国际移民日益融入中国社区的同时,也对当地中国人的生活、就业和福利等方面带来了较大影响。在一项针对广州本地居民与非洲裔移民的研究中发现,由于非洲裔移民以经商为主,不同类型的本地居民对他们经济方面的印象并无明显差异,容易让他们产生负面印象的往往是身边非洲裔数量不断增多而带来的威胁感。岳经纶和尤泽锋利用2018年中国福利态度调查数据,以族群竞争假设和群际接触假设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公众对在华国际移民福利资格获得的态度,也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总体来看,在华国际移民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逐渐向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未来十到二十年应该是中国国际移民研究的兴盛期。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国国际移民的学者应该有潜力做出更出色的研究工作,这其中包括理论、实证和方法三个方面的贡献。从理论上讲,国际移民的许多理论亟待更新,以往传统的国际移民理论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其产生的理论背景与当下中国社会现状不完全吻合。同时,单一理论很难准确地解释中国国际移民复杂的现实状况。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国际移民研究要更多地体现国家层面的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Skocpol及其同事提出了“重新引入国家”(bring state back in)的思想,提倡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在国际移民领域,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在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清晰的体现。鉴于国际移民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国家作为这一过程的参与者不足为奇。事实上,世界体系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旨在解释包括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在内的国家等级体系中各国的发展状况。最近,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国际移民政策,重点是关注迁入国。(51)(52)(53)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关于国家在西方传统研究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重点放在移民接收国(通常是最发达的国家),二是它是在世界格局被划分为发达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中国)以及所有非洲国家时被制定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正在形成,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任何新的理论思考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探索“一带一路”国家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国际移民潜在影响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们对国际移民的理论探讨也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首先,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未有过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帮助世界上许多地区,特别是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修建交通基础设施(铁路和公路)、通信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风力发电站和核能发电站)。中国承担了包括手机信号塔、互联网和5G网络在内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建设的金融基础设施(如数字银行)为大大小小的经济交易提供了诸多便利。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是刺激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其他国家经济达到更高水平的必要条件。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这些措施也有可能刺激潜在的国际移民流动。(54)

    其次,在早期的移民理论模型中,学者们通常认为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或多或少是单向的。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情况要复杂得多。从华为的高技能工程师或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到移民企业家或低技能工人,中国的繁荣发展显然对许多潜在的国际移民具有吸引力。与此同时,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以及国有企业参与的基础设施改造项目,都意味着中国移民和劳动技术工人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间流动。据报道,仅在非洲就有100多万中国移民。(55)(56)这些移民涵盖了不同背景的人,从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有企业或大型私营企业的经理或工程师,到移民的小企业家(来自福建和浙江)和技能型的中国建筑工人。(57)(58)(59)2020年初,我们访问了中国沿海省份福建的一个村庄。福建有向东南亚国家输送移民的悠久历史传统。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福建是在美中国移民的主要来源省份。(60)因此,在福建的许多村庄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带有美国文化的标记。但是,我们此行看到的村庄却大不相同,这些村庄中的大多数国际移民都去了以非洲大陆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复杂的移民模式−中国移民到非洲,非洲移民到中国是在两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无法用任何单一的理论进行解释。显然,传统的移民理论模型更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

    第三,相对而言,美国的国际移民主要是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移民。这往往意味着移民的权力关系被弱化,或者来源国和流入国的权力关系不平等。换句话说,对于目前在发达国家的移民而言,移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行为,来源国能影响移民政策的空间较小。而中国的国际移民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强调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更多的是平等的关系。它们中很多国家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也特别希望与其保持友好关系,并且希望得到这些国家对中国倡导的国际方案和战略目标的支持。因此,国际移民与当地中国人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所界定的本地人与外来者的关系。实际上,二者之间增加了一层国际关系。当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的移民输入国,有责任按照国际标准和公约平等对待本国境内的国际移民。以2020年4月发生在中国的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为例。4月1日,一名尼日利亚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不配合医院医护人员抽血检查,在试图强行离开隔离病房时,被护士阻拦,遂将护士推倒在地进行殴打并咬伤其脸部。随后,这名尼日利亚移民被警方拘留。(61)这一事件在广州的尼日利亚移民社区和当地中国人社区迅速发酵,民众关系一度变得十分紧张。最终,这一事件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引发了国际媒体关注和一系列的国际讨论。4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专门在记者会上就此事件作出回应。4月14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奥尼亚马与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周平剑在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就该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澄清和说明。(62)显然,中国国际移民问题已经成为两国的重大国际事务。类似事件在美国这个最大的移民国家其实并不多见。

    本节重点介绍一些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并讨论数据需求和可能的方法创新。首先,我们提倡在国际移民研究中比较视角的重要性。(63)(64)这样的研究设计可以采取两个地点为一组的形式。社会学家Nancy Foner对纽约和伦敦的牙买加移民进行了研究。(65)另一种选择是,比较研究可以在两个地点考察类似的问题。Richard Alba和Nancy Foner研究了美国和欧洲的第二代移民问题。(66)Portes在1999年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强烈主张比较观点,他认为比较方法有三个优点:比较方法允许研究人员测试在一种情况下发展出的理论思想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否有意义,在中国成为新移民目的地之际,这一点恰恰适用于中国;比较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丰富国际移民理论类型的机会;同时,比较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可应用于更广泛背景的概念。例如,最近的许多研究都是针对广州的跨国商人的。(67)(68)我们知道,广州的非洲人中有两个主要的宗教团体,一个是穆斯林团体,另一个是基督教团体。穆斯林群体主要集中在小北社区,基督教群体主要集中在广元西社区附近。我们可以研究这两个群体的不同特征,包括定居模式、商业活动、宗教活动,以及它们如何对尼日利亚本土社区产生相同或不同的影响。鉴于尼日利亚向欧洲、美国输送了大量移民,近年来也有许多尼日利亚商人来到中国,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研究,分析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与在美国的尼日利亚人,或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与在欧洲的尼日利亚人。在中国的背景下,我们也可以将广州、义乌等地区与其他国际移民数量较少地区的跨国企业家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中国有志于成为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国家之一。(69)2019年,中国有近50万名来华留学生,接收留学生总数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根据其他国家(如美国)接收留学生的经验,来华留学生有潜力在多个方面为中国做出贡献。留学生的研究通常被定义为对全球人才的竞争。但对于在中国的留学生来说,重要性就不止于此了。当然,一些高技能的留学生可以为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有更为特殊的定位,他们是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纽带和中介。他们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在中国和原籍国之间进行跨国流动。此外,由于留学生通常在中国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是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的最佳人选,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最后,来华留学生也可以为自己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有利于实现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诚然,中国在国际移民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为了完善中国的国际移民研究体系,建立国际移民数据收集与统计系统至关重要。(70)但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事实上,这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71)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依赖各种数据源。首先是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开始收集国际移民的数据。这次人口普查收集了关于国际移民的人口学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教育和职业,以及来中国的原因等。但不可否认,对于那些没有合法手续或签证逾期停留的国际移民来说,普查数据无疑低估了他们的存在。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刚刚完成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其中包含了更多关于国际移民的信息。除了2010年人口普查的问题,本次人口普查还新增了住房条件和就业与失业等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国际移民在中国的处境。同时,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为中国国际移民的具体研究项目提供基准数据。另外,除了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一些移民输出国的人口普查数据也可能包含国际移民信息。

    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和中国移民管理局的成立,我将有希望获得更多与国际移民相关的可比较数据。我们还需要有关国际移民的年度行政数据,该数据包括游客、短期访客、留学生和获得永久身份的国际移民。理想情况下,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年鉴出版,其中包含针对每个移民来源国的具体信息。世界上其他拥有悠久移民历史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移民统计年鉴可供研究人员查阅。这些最基本的移民年鉴的积累是高质量移民研究的必要条件。在美国,自“9·11”事件以来,数据收集工作已从移民管理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转移到了国土安全部(DHS)。国土安全部编制的《移民统计年鉴》非常全面,包含了每个国家不同类型的游客和移民的信息。该年鉴还包含难民和庇护申请者,在美国边境逮捕、驱逐出境以及绿卡持有者和入籍者的信息。对于获得绿卡和入籍的移民,还包括婚姻状况、教育和职业在内的额外信息。(72)去掉个人身份标识后,研究者实际上可以申请获得个人层次的数据,以便分析获得绿卡和入籍时将信息相关联等等。

    尽管人口普查提供的移民资料或官方数据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所提供的数据类型往往有限,不足以研究国际移民的社会过程。因此,移民学者应该做好准备,对移民目的地或移民输出国的移民人口进行调查。研究人员已经积累了进行此类调查的丰富经验。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墨西哥移民项目,该项目自1982年以来在墨西哥的移民输出社区进行调查。(73)同样的,还有一项由法国学者领导的针对在欧洲的非洲裔移民调查。(74)

    近年来,使用社交媒体和官方数据来研究移民问题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Villarreal和Tamborini在研究移民的社会融入时,利用纵向调查和美国国税局的报税数据,更精确地测量了收入状况。(75)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IMB)的成立,中国正在收集大量的移民和短期游客信息。研究人员应该更好地利用IMB等政府机构提供的潜在有价值的数据源。Palmer等人创造性地利用手机数据来研究选定个体的移动轨迹。(76)Rene Flores利用推特数据研究了反移民合法化如何影响公众对移民的情绪。(77)Zaghni等根据Facebook数据研究了某个地点(如美国任何州)的移民人口存量。(78)研究者可以使用类似的方法对中国特定城市或省份的国际移民存量进行估计。中国正处于技术发展的前沿,完全具备充分的优势来利用、更新和发展这些新技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任何新方法的研究也必须符合保护个人隐私和机密性的国际规范。

    我们认为目前正是研究中国国际移民问题的最佳时机,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会迎来源源不断的国际移民。在20世纪,许多移民去往美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人类学家Gordon Mathews认为,对于移民来说,21世纪的广州就如同20世纪的纽约一样。中国应该不断欢迎那些有志来中国实现他们中国梦的国际移民。(79)我们应该利用我们在国际移民和数据资源方面积累的知识经验,与其他国家的学者们一道,为更好地研究中国乃至世界的国际移民问题做出贡献。

Article Metrics

Article views: 1693 Times PDF downloads: 23 Times Cited by: 0 Times

Metrics
  • PDF Downloads(23)
  • Abstract views(1693)
  • HTML views(239)
  • Latest
  • Most Read
  • Most Cited
        通讯作者: 陈斌, bchen63@163.com
        • 1. 

          沈阳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阳 110142

        1. 本站搜索
        2. 百度学术搜索
        3. 万方数据库搜索
        4. CNKI搜索

        Studies on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bstract: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China’s economic rise had a transformative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China reveals a clear spatial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China. Through an important review of main trend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t topic issues, such as U.S-Mexico border crisis, the challenge of the US ethnic population change to the US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nts’ diffusion to new immigrant destination areas, etc.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a bright futu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Chinese scholar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 a rare opportunity. Within the next ten to twenty years, Chinese scholar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ve the potential to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llection of data, analytical methodolog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olicy-making.

          HTML

        目录

        /

        DownLoad:  Full-Size Img  PowerPoint
        Re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