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食人”言说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它由近代欧美旅行到明治日本，由明治日本再旅行到近代中国，由此形成近代中国的“食人”言说，也即本文将着重讨论的三部翻译小说：1904年9月，署杜痕（马克·吐温）著、冷血译的“世界奇谈之第一怪异小说”《食人会》，刊登于上海《新新小说》第1号上，其后该译作编入月月小说社（上海·群学社）结集出版的《世界奇谈》之中。1907年4月，署日本羽化仙子著、河北觉生译的冒险小说《食人国》出版，在日本和中国同时销售。1928年10月，署法国查理路易·腓立普著、鲁迅译的《食人人种的话》刊登于上海《大众文艺》第2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对此一潮流，近代欧美的“食人”言说是源发性的，明治日本的“食人”言说是诱发性的，近代中国的“食人”言说是后诱发性的，与进化论密不可分。本文聚焦于近代中国进化论思想的传播脉络，以《食人会》《食人国》和《食人人种的话》为典型个案，来揭示近代中国“食人”言说丰富的话语资源和内涵。

一.   近代中国进化论思想的传播脉络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各地此起彼伏的农民运动与民变，动摇了天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崩溃，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鸦片战争给清政府以重创，给人民以严重灾难；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举国皆惊，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人猛然醒悟；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径取帝京，各国在华竞相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民族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真理。救国的“取经”之道有二：一是直接翻译欧美的先进文化，如以严复为代表的英法留学生；二是取道日本，通过日本学习欧美，如清末留日学生以及赴日的游历者和政治避难者。

作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严复为甲午战败所震惊。他奋笔疾书，振臂高呼。在1895—1903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并翻译了《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八部论著，一时间石破天惊。“弱肉强食”“保国保种”的思想迅速传播全国。他认为，欲富国强民，必须“拓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进化论思想逐渐为知识界所接受，全国风气为之一变。它产生了难以评估的深远历史影响。鲁迅曾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①1907年，居日的鲁迅在《人之历史》中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学说的发展历史；同年，又在《人之历史》中，用“进化之语，几成常言”一语，说明进化论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思潮。胡适也曾说，当时《天演论》被选作学校课本，进化论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②

进化论的输入，虽然存在欧美与日本两个渠道，但日本渠道受到了欧美渠道译介的深刻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留日学生杨荫杭（1878—1945）的《物竞论》，为日本学者加藤弘之（1836—1916）所著《强者的权利竞争》一书的汉译本。加藤弘之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国法学者，他提倡进化论，并以此批判“鲁索”（即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试图从进化论的立场来寻找强国的根据。《物竞论》是一部东洋化的进化论著作，加藤弘之根据西洋学者提供的概念和理论框架，阐述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他聚焦于“权利”与“竞争”，摈斥了“天赋人权”和基督教的“平等博爱”，而把争取“强者权利”的道路作为唯一的选择。在该著第十章《国与国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中，加藤认为，《万国公法》并不是基督教平等博爱和人类世界道德进步的产物，而是“由强权之竞争而出，盖亦两强相峙，不得已而互认为权利”，即少数欧洲国家“权力之平均”的产物。欧洲把弱国屏于万国公法之外，“而压制之，践踏之，不遗余力。然此实大背于基督教博爱之旨，与天赋人权之旨，并各国平等之旨。但所谓当然之天则，亦无可如何者，是可叹也”。^③他的进化论思想，对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物竞论》的翻译就是这种影响的最初体现。其汉译者杨荫杭是江苏无锡人，留日学生，1900年和杨廷栋、雷奋等人共同创办了译书汇编社，从事翻译活动。《物竞论》原载《译书汇编》1901年第4、第5、第8期，随后出版三种单行本，在短暂的三年时间内，该译作一版再版，可见其受到欢迎的程度。同时，中国在翻译日本论著时，不免受到原初西方思想的影响，如杨荫杭翻译日本论著《强者之权利之竞争》时，就受到严译《天演论》的影响，从文中“天演”“物竞”等关键性词语的使用就可领略。杨译本开篇即云：“天壤间所以有人类者，由于吾人之祖若宗居于天演界中，日与他物相竞争，争焉而独胜，遂翘然出于动物之上，而名之曰人。”^④这里的“天演”一词显然出自《天演论》。杨氏还自言，底本原来名字不简洁，“后改曰《强权论》，或谓不如《物竞论》之雅，卒改今名”。^⑤尽管杨荫杭译介进化论受到严复的深刻影响，但他所翻译的《物竞论》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有很大差别，即这是“日本化”的进化论，“强者权利”非常突出。

此书出版后，引起持续的讨论，此处择其要者，简略述之：1902年，方泽山的《物竞论驳义》（未完）刊登于《普通学报》第3期；1908年，同安苏易的《赫胥黎天演论物竞之说辩》刊登于上海《大同报》第10卷第21期；民国初期，希会的《物竞论》（未完）作为“社论”刊登于《九澧民报》1913年第12期。这些讨论，不管是申论，还是驳论，都是物竞论引发的争鸣。

学者李冬木认为：“如果说《天演论》还是用自然界的‘物竞’和‘天择’来对现实世界进行一种‘文学性’的暗示的话，那么，《物竞论》就以‘天则’或‘公法’的形式赤裸裸地告诉人们，人类社会本身正是这样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强者权利=权力’的世界。这或许是最能注释当时中国现实的说法。”^⑥这种“生存竞争”的思想在思想界、文学界都产生很大影响，乃至产生相关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中国的“食人”言说受到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食人”言说的巨大影响，如汉译本代表性作品《食人会》《食人国》和《食人人种的话》都与日译本存在密切关系。换言之，近代中国“食人”言说具有丰富的中日话语资源。

二.   近代中国“食人”言说的中日资源

近代中国“食人”言说激发于日本，当时日本产生一股“食人”言说思潮。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国家意识、种族意识、竞争意识，试图率先“脱亚入欧”，以便成为亚洲近代化的龙头。当此之时，他们遭到当头一棒，即日本曾有“食人人种”。美国动物学家者摩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被日本文部省聘请为东京大学教授，他除了出版被视为日本早期进化论重要文献的讲义《动物进化论》和《进化新论》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即大森贝冢的发现，“大森贝冢的发现与摩尔斯的研究报告在当时引起轰动，其中最具冲击力的恐怕是他基于出土人骨所作的一个推论，即日本从前曾居住着‘食人人种’”。^⑦这一推论，是亚洲率先步入近代化的日本所难以接受的。熟悉汉籍的日本学者心有不甘，他们敏锐地发现，在汉籍中有不少“食人”的记载。神田孝平（1830—1898）反应迅速，其论文《支那人食人肉之说》于1881年（明治十四年）公开发表。他把“人吃人”的包袱丢给中国，认为野蛮人吃人并不奇怪，但“夙称文明之国，以仁义道德高高自我标榜”的“支那”，自古君臣子民食人肉之记载不绝于史，就难以理解。他在文中指出：“支那人食人肉者实多，然食之源由非一，有因饥而食者，有因怒而食者，有因嗜味而食者，有为医病而食者。”^⑳此论一出，日本学术界关于“食人”言说的讨论热情高涨，研究成果迭出，桑原骘藏的《支那人之食人肉风习》（1919）与《支那人当中的食人肉之风习》（1924）两文很有代表性。桑原认为，神田关于“支那人食人肉之说”的论述并不充分，还需做“历史的究明”。桑原的研究，援引例证达二百多个，是神田孝平例证的8倍，超过既往所有例证的总和；同时，首次大量引用西方文献中同时代记载，以与“支那”文献记载相呼应。^㉑此后，支那人的“食人”言说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处于主导地位。

关于近代日本的“食人”言说，已有学者研究，如李冬木的论文《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该文的考证材料甚详。李冬木把日本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有关“吃人”或“人肉”言说的出版物进行了统计，1882—1926年间的书籍，统计62点；1879—1926年间的杂志，统计35点；1875—1926年间的《读卖新闻》，统计51点；1881—1926年间的《朝日新闻》，统计113点。总计261点，其中，明治时期125点，大正时期136点。这种言说频率表明，近代日本的“食人”言说是持续性的讨论。“食人”言说本是一个学术问题，却变成一个社会热门话题，从明治时代到大正时代一直持续，似乎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或者乐此不疲的“嗜好”，其中新闻媒体和文学作品的传播功不可没。

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留日学生与政治避难者，如杨荫杭、陈景韩、鲁迅等人很容易受其浸染。陈景韩的译作《食人会》、杨荫杭的译作《食人国》和鲁迅的译作《食人人种的话》就见其一斑。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的“食人”言说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近代日本的“食人”言说密切关联，甚至说，是近代日本的“食人”言说引发了近代中国的“食人”言说。颇有意思的是，“食人”言说本来是学术层面，却扩展至历史层面甚至现实层面，日本学术界戏剧性地完成了一个大翻转，由被动变为主动，并主导了话语权。其实质是文明与野蛮的争辩，是“弱肉强食”的进化论的体现。这种翻转表现出强烈的中日文明之争。在日本学者看来，“支那人”存在严重的“食人”现象，“支那”文明算不得现代文明，只有明治日本文明才称得上现代文明，也只有日本能够率先“脱亚入欧”，只有日本才能带领东亚进入现代文明。

同样是中国传统的“食人”话语资源，中国作家及学者的言说与日本作家学者的言说大不相同，前者蕴含着“古今之争”，后者表现出的是“内外之争”。鲁迅等中国作家学者“古今之争”的结果是用野史抗衡正史，用“野史观”去颠覆“正史观”，从而试图用现代文明去颠覆“吃人”的儒家伦理。这是鲁迅等人注重“食人”资源的关键。“食人”言说的中国传统资源相当丰富，正史、野史、笔记、说部中均有不少记载，后三者尤甚。喜欢阅读这类材料者，能看到不少关于中国古代“人吃人”的材料，如鲁迅、易白沙等人。鲁迅不喜欢看正史而喜欢看野史，野史笔记中这类信息更加丰富。他青少年时代阅读许多“人吃人”的材料，对他日后产生深远影响。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用大量的材料论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鲁迅《狂人日记》所批判的礼教“吃人”思想，主要源于鲁迅青少年时代所阅读的大量野史笔记中的“人吃人”的相关材料。在《鲁迅的国学与西学》篇中，周作人说，鲁迅“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这些材料归结起来是‘礼教吃人’，成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⑧在《鲁迅的文学修养》中，周作人说，对于“二十四孝”“三纲”等儒家思想，“历代稍有理性的文人大抵都表示过反对，可是只单独的说一遍，没有什么力量，鲁迅多看野史笔记，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有如六朝末武人朱粲以人为军粮，南宋初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吃人肉干当干粮，一九〇六年徐锡麟暗杀恩铭，被杀后心肝为卫兵所吃，把这些结合起来，得到一句结论曰礼教吃人。这个思想在他胸中存在了多少年，至一九二二年才成熟了，以《狂人日记》的形式出现于《新青年》上，不但是新文学的开始，也是反礼教运动的第一阵”。^㉒在《鲁迅读古书》中，周作人说，鲁迅“从古书里发见了旧中国的病根，养成他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发动伟大的思想革命，这影响是很大的”。^㉓他还说，鲁迅看《玉芝堂谈荟》《鸡肋编》《南烬纪闻》《蜀碧》《明季稗史汇编》《扬州十日记》等，感慨万分：“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㉔鲁迅自己也曾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食人”文献对鲁迅的影响有多深，对他创作《狂人日记》的影响有多大。另一位易白沙十分聪慧，从小就研读“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获得大量知识。在西学的影响下，其思想不断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易白沙就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即“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他对“弱肉强食”的历代专制统治者十分痛恨，不断揭露和批判他们的丑恶行径和罪行，遂有《帝王春秋》之作。其意为：“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以示救民之道。”书中选录不少帝王“食人”材料，如《墨子·鲁问篇》记载：“楚之南，有啖人之国，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乌浒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生首子食之，云宜弟。”帝王不仅食子，还食百姓，他批判道：“食人者，乃未开化民族所有之事。帝王则用于刑典，故为大镬以煮人，为瓮以醢之，以其味遍赐臣下，使分一杯羹。”^⑩不仅帝王“食人”，群臣也分食，也就是整个统治者“食人”。这是继鲁迅的《狂人日记》后的又一次狂呼，又一次觉醒。如此，我们既要认识到近代日本“食人”言说对近代中国“食人”言说的影响，又要看到中国古代“食人”文献的巨大作用，不能顾此失彼，随意夸大。

三.   近代中国“食人”言说的新文献

作为世界性话题，“食人”言说不仅激活了中日固有的相关资源，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新资源。近代中国“食人”言说的新文献，总体来看并不多，就笔者搜查所知，约百余种（则）。概而言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猎奇类，二是故事类，三是反思与研究类。关于猎奇类，时人直言不讳，就是因为好奇而猎奇，美其名曰获得许多杂知识。《直隶白话报》1905年第2期的“谈丛”类有“日日新室杂录”，时人崇岳开宗明义地声称，我们中国人很有好奇的癖性，无事可做时，大家相聚闲谈，所谈的不是《聊斋志异》里的鬼狐，就是《封神传》里的神仙。他认为，这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有意趣，有味道，大家一起说说谈谈这些实实在在怪怪妙妙的事迹，能够得到“许多杂知识”^⑪。其中所录的《食人国》，就是出于这种目的。猎奇类文献除了《食人国》外，主要还有《大陆报》上作为“杂俎”的《记食人国》（1903年第3期）、《新新小说》上作为“世界奇谈第一”的《食人国》（1904第1期）、《庄谐杂志》上作为“附刊”的《中国之人肉宴》（1909年第1期）、《医学世界》上作为“杏林拾遗”的《食人国》（顾鸣盛撰，1913年第24期）、上海《大同报》作为“国外纪闻”的《土番食人肉之骇闻》（1914年第1期）、《眉语》上作为“译林拾遗”的《食人国》（1915年第3期）、《国闻周报》上刊登的《食人岛上的水手王》（海客撰，1929年第50期）等。前三者篇幅不大，内容大同小异。兹录《记食人国》以略见一斑：“南洋坡奈奥岛中之土人，其野蛮虽不似澳大利亚土人之甚，然有一种食人之俗，不独杀仇敌，或杀罪人而食之，且亲友中若有罹重病者，亦朵颐垂涎，食指跃跃，辄思击毙，以供杯羹。顾此岛非北极野蛮之地，不知何以养成此种风俗，好事者不可不研究之也。”^⑫其特点是具有纪实性，可以观风俗，审文明，以广见闻。

故事类的“食人”言说，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是“吃唐僧肉”，不过不是凡人吃，而是妖怪吃。然而，妖怪也是人所变，其实还是“人吃人”。“吃唐僧肉”是佛界的言说，是寓言，非人世间的言说。人世间“吃人肉”的言说，影响较大的是《水浒传》中母夜叉孙二娘夫妻所开的卖人肉的酒店。近代类似的文献主要有《新民丛报》上作为《虞初今语》的《人肉楼》（1902年第5期）、旧金山《中西日报》上“杂录”栏目中的冒险小说《食人国探险记》（未署作者，1909年9月17—19日）、《小铎》杂志上作为《寰球妙闻》的《想吃人肉之老妪：未转轮回，已成兽类》（1917年第77期）与《惯吃人肉之产婆：这人身不是那人参》（1917年第188期）、《末世牧声》上的《吃人肉者的回答》（1926年第3期）、《时兆月报》上的《一个吃人肉者的回答》（1926年第11期）、山西《国语报》上的短篇小说《人肉店》（1926年第146—152期）等。这些故事内容不一。《人肉楼》是一篇寓言小说，叙述入主“须陀”数百年的“扪焦人”大吃“须陀”人肉的故事，具有强烈的反清排满的革命思想，其故事性也比较强。《人肉店》是孙二娘卖人肉包子的重新演义。《吃人肉者的回答》讲述了一个吃人肉者反驳传教士的一个精彩片段。《食人国探险记》描述了“予等”乘坐新造之艇，“出布哇”，奔赴撒曼群岛探险，一路乘客染热病、与土人接触的冒险历程，富有时代气息。旧故事之新编增加了关于“食人”与“吃人肉”的故事情节，尚乏深刻的意义；而像《食人国探险记》这样的新题材故事则别开生面。故事类的“食人”言说比猎奇类的“食人”言说不管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强得多。

关于反思与研究类，反思是指文献的题旨具有一定的理性思考，研究类是指学术层面的探讨。前者主要文献有署冷血译、杜痕著的怪异小说《食人会》（《新新小说》1904年9月第1号）、署日本羽化仙子著、河北觉生译的冒险小说《食人国》（1907年4月河北粹文书社印行）、《新青年》月刊上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5月）、署法国查理路易·腓立普著、鲁迅译的《食人人种的话》（《大众文艺》1928年第2期）、《小说月报》上汪静之的短篇小说《人肉》（1928年第4期）、《新青年》上发表的吴虞的《吃人与礼教》（1919年第6期）与《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1917年第2期）、《民心周报》上作为“随感录”的《吃人肉者之道德》（荆生撰，1921年第9期）、《国闻周报》上心侠所撰的《纪非洲土人之人肉宴》（1928年第7期）等。后者主要文献有的《帝王春秋》（《建设》1919年第卷第5期至1920年第3卷第1期）、《醒狮》上作为“南国特刊”的《东西文化及其吃人肉》（田汉撰，1925年第51期、第52期）、汪企张撰写的《吃人肉的研究和考据》（《医药评论》1929年第5期）、《东方杂志》上微知所撰的《有尾人种与食人人种的发见》（1929年第5期）等。反思与研究类的“食人”言说，可谓近代中国“食人”言说的深化。这种深化体现在代表性作品《狂人日记》对“吃人”的儒家伦理文化的激烈批判。

近代中国“食人”言说的新文献突出“猎奇”，追求“食人”的故事性，这与明治日本的“食人”言说相比，存在天壤之别。日本的“食人”言说充满浓厚的进化论“优胜劣汰”的民族“竞争意识”，而中国的“食人”言说反映了国人处于麻木状态，体现出的是“消遣意识”。这种对比使人痛心疾首，由此也可以发现近代中日文明程度之高下。直到1918年鲁迅所著的《狂人日记》的问世，1929年鲁迅所译《食人人种的话》的发表，这类反思性的近代中国的“食人”言说才彻底改变了此前比较麻木的状态，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意义。

四.   《食人会》和《食人国》与“弱肉强食”的进化论

近代世界，弱肉强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在亚洲率先觉悟，其竞争意识尤其强烈，加藤弘之在其论著《物竞论》中，特别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他明确指出：“夫世界人类，虽出于一源，然种与种之间，初不因此相爱，而反若相憎，若野蛮之民，则视外人为仇敌，初不以平等相待，故野蛮之部落而不从事于争斗者，未之有也。”^⑬文明与野蛮是明治日本格外关注的一个话题，马克·吐温的《食人会》翻译到日本，日本本土的小说《食人国》诞生，以及这种小说作品都译介到晚清中国，不是偶然的，是与“弱肉强食”的进化论思想密不可分的。

《食人会》讲述了“我”在火车上从一位前国会议员口中所听到的一个可怕的“食人”故事：被风雪困在列车上的一群人，已经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饥饿难耐，遂通过选举推出被食者。马克·吐温把立法议员冠冕堂皇的议事程序形容为野蛮人弱肉强食的恐怖行为，是对议会权力的大力批判。汉译本大体遵循原著，不过删除严重，如关于环境的描写，关于推选被食者的具体过程，关于乘客在火车中绝望的漫长等待过程等；也有汉译者随意地改写内容。^⑭译者陈景韩对该小说作了两种解读，其一，近于马克·吐温的原意。陈氏在卷末的《批解》中批判了议事会，认为“凡为议事会，皆欲使人为其难者，而己为其易者”；还批判了所谓的文明人，认为“至最紧急时，无论如何文明，如何道德，如何高尚，而皆难靠”。其二，是基于进化论思想的解读。他认识到，“食人之事，虽不多见，然世界物竞，无一非食，食人名誉，食人财产，食人事业，食人心思才力者，无时蔑有”。^⑮陈景韩做出这样的解读，更多的是近代中国进化论思潮影响的结果，他只有朦胧的进化论观念，还缺乏鲜明的进化论思想，更缺乏强烈的竞争意识。

《食人国》的汉译者觉生是化名，真实姓名待考，可能是当时的留日学生。其译本无序无跋，他的认识水平大体与陈景韩不差上下。应该说，此时开始走向文坛和报界陈景韩和作为留日学生的觉生，他们的认识水平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进化论思想接受的一般情状，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竞争意识的大体状况。然而，与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就不在同一个层次。近代日本的竞争意识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涩江保的《食人国》已略显一斑。

《食人国》是晚清一部罕见的翻译冒险小说。该小说讲述日本三位志士，到太平洋诸食人岛国探险，通过“以蛮治蛮”和“恩威并用”的方式，征服并教化食人部落之蛮人抛弃食人恶俗的故事。汉译本凡十八回，回目依次为：蛮境、三杰、奇遇、怪媪、奇惨、媒祸、激战、死生、幻术、再降、协议、决议、神札、进行、惨剧、恪化、恋爱、凶耗。全书两万余字。严格来说，这部小说并非十分精彩，冒险经历比较简单，对描述的太平洋诸岛国以及生番食人的情状也很简略。作者涩江保（1857—1930），本名成善，小字三吉，通称道陆，笔名有“羽化生”“羽化仙人”“羽化仙子”“乾坤独步”“涩江易轩”等。他出身于江户的书香门第，其父是日本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涩江抽斋。涩江保以历史著作闻名，不以小说见长。通常状况是扬长避短，这种避长就短的做法是按捺不住自己强烈的竞争意识的反映。他在《序》中声称，“今世界列强方视我如肥肉，争欲割而食之。吾同胞已俨然陷入无形之地狱，刀山火树，隐列于前”^⑯，而同胞终日梦梦，如睡狮不知所惕惧，于是写冒险小说《食人国》以觉世。

《食人国》反映了作者的两种观念，一是文明与野蛮之争，即三位日本志士组织团体“征服”食人蛮族。小说描述道，蕃人“嗜食人肉，已于世界有食人种族之称。此种土人，该不治生业，昼夜横行阔步，以杀人为快”。而《南洋群岛人情风土说》一文谓太平洋中各岛如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之生番，其“风化”为喜游惰，贪昼眠，悠悠度日，不思进化。在政治上，“未受荷国管辖之前，乃酋长之制度，今属荷国政治之下，议事堂亦有之，但巫来由人不能预其事”。^㉕小说描述的并非空穴来风。正因为食人蛮族太野蛮，所以需要教化，因而日本的“征服”和教化就具有“合法性”。作者借助人物武田侠之助的口说：“世界列强，每以非理之暴力制弱小国，是背天理也。吾人当出全力膺惩之。”非暴力的“征服”使日本的行为又具有“合理性”。面对食人生番，作者以救世主自命。他在《小引》中说：“然二十世纪之今日，谓食人种族，固所在多有，年积月累，危害滋甚，欲不酸鼻得乎？”“兹我有志之士，相与组织团结，冒危险，赌生命，深入此鬼蜮，以感化凶恶，救生灵于现世之地狱，其壮烈不信可嘉乎？”文明与野蛮、文明人与野蛮人，这种先进与落后的二元模式，是近代的经典模式，是进化论广泛传播的现实基础，也是明治日本的优越感。

二是文明国之间的竞争。这种观念尽管不是故事主体的观念，却更加重要。近代日本把竞争对手拟为欧美，无视中国。通过延伸性阅读可以使这种竞争意识显现得更加清楚。据《南洋群岛人情风土说》一文可知，当时“太平洋中各岛隶于荷兰属者，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西伯里，其最著名者也。国初以来，闽粤之民流寓其间，积岁累年，生子育孙，漫衍及今，增进一百八十余万丁口”。这则记载距《食人国》原著出版的1904年仅隔六年时间，而《食人国》对华人华侨没有任何提示，这种无视是很有意味的。涩江保把自己的志向寄托于小说中的三位青年志士，他们常常一起讨论，并获悉：“顷日美国有名探险家苦克博士，用自动桥计划南极探险一事，已迭登美国各新闻纸。”^⑰他们认为：“但使欧美赤髯奴，擅此大名，岂非吾人之耻哉！无能无为，非男子之本色。吾人亦当崛起，做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以与彼赤髯奴相抗。”^㉖这体现了明治时代的日本精神，即奋发向上的创造精神和脱亚入欧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赶超欧美的竞争意识。

《食人国》的汉译者“觉生”，原名不详，可能是当时的留日生，也可能是旅日者，他没有撰写“序言”或“跋语”以透露其翻译旨趣，但我们从笔名“觉生”可以猜测，他基本认同原作者的观点及原作的旨趣，并试图以此来启蒙晚清国民。

五.   《食人人种的话》与“弱肉强食”进化论思想的批判

晚清时期，“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弱肉强食”进化论的引入，令人振聋发聩，而到五四时期及以后，庸俗“进化论”开始遭到质疑，并引起反思。鲁迅便是反思庸俗进化论的代表性人物。

进化论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前尤其突出，此后尽管不再强烈，但依然存在。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思想也对鲁迅产生深刻影响，两种影响交织在一起，共同铸造了鲁迅独特的思想轨迹。1928年，翻译《食人人种的话》时，鲁迅早已对“进化论”进行过反思，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批判了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继续关注他五四时期就特别重视的“弱小民族”，继续倡导人道主义思想。《食人人种的话》就是鲁迅反对“弱肉强食”、提倡人道主义的一篇重要译作。

《食人人种的话》的原著者名不见经传，没有《食人会》的原著者马克·吐温那样的文名，也没有《食人国》的原著者涩江保那样的史名，这篇作品也比较生僻，但鲁迅十分热衷，因为这篇作品与鲁迅关注“弱小民族”的宗旨十分吻合。

其原著者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 Philippe，1874—1909），是法国一个木鞋匠的儿子，受了一点教育，当了一个小官，作了一点文学。他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自己住房墙上写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一句话：“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他又加这样的说明：“这话其实是不确的，虽然知道不确，却是大可作为安慰的话。”由此我们可以管窥腓立普作为弱小者的性行和思想，尤其是他的苦恼和自寻安慰之道。鲁迅认为，《食人人种的话》是腓立普后期圆熟之作，他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⑱加特力教即天主教，鲁迅并不在意，在意的是人道主义思想。

该译作讲述了中非一个好战的黑人部落谟泰拉司“食人”的故事。谟泰拉司的勇士们在一次对邻近部落征战中扑了个空，仅仅抓了一母一女两个俘虏。返回后，他们被骂为败北者，既遭到老人的蔑视，也遭到妇女的蔑视。无奈之下，勇士们辩解说：“我们虽然只捉了两个俘虏来，但这是为了将两个都吃掉的。”大家中意于“母”而不中意于“女”，因为二十多岁的“母”肉多质佳，七岁的“女”皮包骨头而无肉。于是，部落举办了一场宴会，每人一份，分吃了人肉。然而，那个女孩哭个不止，给她一份，却不吃，哭得大家厌烦，直到妇女发恻隐之心，大家都后悔不该吃掉其母，最后酋长收她为义女。这个故事是颇有意味的，转折点在于女孩不停的啼哭，要大家还她的母亲，这一举动使那些吃过其母之肉的妇女发生微妙的心理变化，即我死后自己的孩子会不会这样一直哭自己。于是，故事的主导情绪便急转直下，由恶而善，表现出戏剧性的变化。

小说是这样描述那个受难者的：“俘虏来的女人是个出色的女人。她二十岁。她胖胖的。她的肉色，是带紫的黑色，腰的周围尤其肥。她为大家所中意了。”在“大家”看来，这个女俘虏的肉可谓上品。对“人肉”及人肉宴的描述，《医学世界》所载的《食人国》中有相似记述，在澳洲东岸的法领南洋群岛中，有食人国。一新归之教士讲，“该地之人，自来以人为食。人为所捦，杀之，割小块，色以木叶，掘地成坎，铺石烧之。上覆泥土，两三句钟后，香气上腾，知已熟，取出，去其土。肉中有白脂溢出，作牛乳色，乃争啖之，谓味之甘美，无可与敌者。平日概贪同种人之肉，若能弋得白人，则雀跃弥甚。必吹大号，击大鼓，如逢大典，聚族而后烹，以其味亢美也。”^⑲《 食人人种的话》所描绘的“食人”宴会与这里描绘的“食人”盛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纪实与虚构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食人”言说，这一言说的近代时段，是其背后世界性的“弱肉强食”进化论思潮和与之相对的对“弱肉强食”的批判思潮，以及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

鲁迅一直关注“人吃人”的现象，青少年时代就喜欢阅读野史笔记，中国古代“吃人”的现象给他深刻印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其批判封建礼教吃人的《狂人日记》横空出世。新文化运动退潮后，他依然关注“人肉的筵宴”。因此，1928年，他翻译《食人人种的话》并非偶然，并非心血来潮。他关注这“筵宴”，在译作中，他强调“这筵宴，是凄凉的筵宴”，“罪过的筵宴”，“我们永远不要忘却，人肉的筵宴是悲哀的”。此前的1925年，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就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吃人毒素展开猛烈批判，他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是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厉批判，是对庸俗进化论的深刻反思。

结 语

近代小说领域“食人”言说源于西洋，远在美国和法国的小说作品，都漂洋过海，汇于日本。《食人会》是美国小说，创作于1868年，1903年6月由日本翻译家抱一庵主人日译后刊登于日本的《新小说》杂志六月号上。《食人人种的话》是法国小说，日本堀口大学翻译成日文。这两篇小说促进了日本的“食人”言说，也促进了日本羽化仙史即涩江保的冒险小说《食人国探险》的诞生。这三小说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食人会》由冷血即陈景韩汉译，陈氏曾政治避难，逃亡日本，其诸多翻译小说均以日译本为底本，《食人会》亦然。《食人人种的话》由鲁迅根据日译本所译，鲁迅曾留学日本，与日本的渊源颇深。《食人国探险》的汉译本为《食人国》，由清末河北籍的留日学生“觉生”所译。这三篇译作促进了近代中国的“食人”言说。这是近代小说“食人”言说旅行的主要脉络。从范围上来说，近代“食人”言说是世界性的，这种世界性的“食人”言说是与进化论在西洋的兴起，及其在全球的传播密不可分的。换言之，近代“食人”言说源于进化论，源于西洋，并呈现出由西洋到东洋，由东洋到中国的旅行向度。这种言说体现了明治日本的强势话语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反衬出晚清中国的弱势话语和微弱的竞争意识。值得称道的是，鲁迅的“食人”言说体现了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烈批判意识和对“弱小民族”给予极大同情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是明治日本的作家和学者所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