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解放》周刊发表并出版，中共的党政军系统，利用联合抗战合法化的有利条件，在左翼人士的配合下，全力展开舆论宣传，尽可能快速广泛地将《论持久战》传达给各地各界民众，使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在内的全国军民全面了解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态度和方针，认清形势，树立必胜的信念（另文详论）。随着局势的变化，社会各方表面上变为响应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持久战主张，实际上呼应《论持久战》仍是持久战舆论的稳定内核。包括作为重要补充的经济论述，主要也以《论持久战》为依据或参照。

一.   持久战思想的两种取向

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但是如何进行持久战，国共两党的主张明显不同。战事蔓延后，虽然朝野各方早就普遍认识到中日之战是持久战，可是持久到底要多久，估计严重不足。许多持久战的论述认为日本撑不过一年半，就会引起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国际干预。然而，抗战进行了一年多，中国仍然节节败退，而日本不仅军事上似乎越来越强，经济和国内社会情况也完全没有崩盘的迹象，于是不少人开始怀疑中日两国究竟哪一方经受不住持久战。

在此背景下，抗战各方有针对性地展开新一轮持久战的讨论和宣传。反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基本主张，一是坚定信念，全力以赴，二是无条件服从政府和领袖。二者相辅相成。

九一八之后就提出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实行焦土抗战的李宗仁，为《反侵略》杂志撰文《反侵略与持久战》，针对一般恐日病和悲观论者因为军事上的顿挫信心动摇，怀疑抗战的情绪，强调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战得到各国人民的种种援助，只有抗战才能争得国家民族的自由平等，提高国际地位，奠定复兴中国的基础。近代国际战争，尤其是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后者力求速战速决，前者却利于长期战、持久战。中国同样宜于消耗战持久战，虽然丧失了许多土地和资财，但我们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又是为民族解放而战，“即使延长十年八年，甚至数十年也可支持下去”。李宗仁沿用了日本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的观点，不过将持久战的时间大幅度延长，认为不必与军力强盛的敌人在战场上争夺一时的胜负，要利用地势，据随坚守，以运动战游击战尽量消耗敌人的实力，待其消耗殆尽，可全力反攻，一举扫荡。^①

李宗仁是军人，有军事指挥的实战经验，所提到的用运动战游击战来消耗敌人，在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作战实践以及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持久战宣传中并不常见，更多的情况是一味强调抵抗到底的精神。尤其是全面抗战初期，希望很快引起国际干预，因而集中精锐兵力到沪宁一带，实施专守防御的阵地战，军事上毫无胜算，所谓持久战，不过是坚守到底，争取国际转机的代名词。而支撑战斗到最后一人之必死决心的精神支柱，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和意志决胜法。

云南日报社社长陈玉科的《持久战的精神基础−国民心理》一文称，“中国抗战是民族解放战争，战争的目的是在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的本质是革命战争。”所应用的是持久战略，要争取主动，全面攻击。蒋委员长在11月1日的告国民书中说：“革命战争是凭借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与坚忍不拔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是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千万不可忽略国民的心理在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在表面上，是交战国双方武力的结算，其实归根究底说，战争完全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理决斗。”要想始终在抗战中立于主动地位，必须依赖决定战争胜负的精神因素，具有更坚强的意志者，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所以每个中国人应发挥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如果心理崩溃，则必败无疑。因此，要强化抗战意念。^②

如何保持坚定意志，主要就是强化对领袖的信仰。广西各界抗敌后援会主编的《克敌周刊》刊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代表袁石之的《持久战应有之认识》，高度肯定中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宣言服从国民政府，确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形成全民族的救亡阵线，是伟大的转变和中国民族史上空前的伟绩，同时批评许多人的抗战情绪跟着国际形势的弛张而消长，或因一时的胜败而兴奋消沉，没有根本认清既定国策，对抗战的前途没有必胜的信念。对于党和领袖的信仰不坚定，如何能够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他认为，明治日本以及土耳其、法、意等国的复兴，主要是由于其旺盛的民族性，以及认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精神。而中国具备其他条件，只要全体国民认识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民族的生命重于个人的生命，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拥护政府，信赖领袖，使领袖能够按部就班地执行抗战建国的计划，不久的将来就能看见一个新兴的中国。

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中国政府即根据敌我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决定采取长期消耗战的战略。现在日本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已告失败，证明长期抗战的决策已收奇效。如今日本加紧压迫，战局更加紧张，如何应对，应如蒋委员长所说，国际形势不能完全信赖，可靠的只有自身。而自己的物质力量不足，只有加强精神方面的训练和准备。所以今后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大家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大家在一个统帅命令之下，去发挥全部的力量”。只要人人抱必死之心，抵御外侮，就必定成功。

全国人民精神团结，可以弥补器械的不足，充分发挥战斗力，用全民族的力量来对抗暴日的侵略。所以个人要尽全力贡献给国家。抗战以来，最高领袖屡次劝谕国民，共同负担救亡责任，前方将士也英勇作战，惟后方尤其是城市的知识阶级，必须消除个人主义，放弃物质享受，以身作则，领导民众，支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③

有人根据蒋介石所说持久抗战决胜的中心，不在南京，不在大都市，而寄于全国的乡村与广大的民心，认为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主要兵源和民心所在，发动农民，加强农民的抗战决心，尤为重要。而动员农民的有效途径，就是改善乡村政治，祛除腐化，建立威信，推进乡村政务。应按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行地方自治，选举乡村长，改变以前由县长委派者多为土豪劣绅或无知之徒的情况。具体而言，要切实施行选举罢免权，由人民自由选举及罢免；选出之人，要集中进行教育，明了政治趋势；定期召开乡民大会，引发人民发表意见的兴趣。全国可以效法广西的基层组织，积极有计划地改善乡村政治。^④

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片面强调服从领袖和空洞提倡精神制胜的主张不同，中共的持久战突出动员和武装民众的重要性，强调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的战略方针。而且这样的主张不仅体现于中共发起的宣传之中，也反映到社会各方的持久战舆论里面。《教育杂志》第28卷第1号刊登的《战时补充教材·怎样进行持久战》分析了抗战的形势，针对假借与污蔑游击战的错误言行得出结论：一、欲争取抗战的胜利，只有正规战，但目前敌人深入中国，游击战成为配合正规军作战的主要辅助战术。二、正规军派出的支队和战区的武装民众，都应负起组织和发展游击战的责任，其中心条件，是信任和依靠群众。三、凡假借游击战名义企图逃避战争或扰乱自己后方的，都应禁止。游击战的真正作用，只有在持久战中才能发扬光大，并完成配合主力作战的伟大任务。

怎样才能进行持久战，文章主要引述周恩来在这一主题的文章中所说的具体办法：一、巩固前线。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各部队各战区统一规划部署，相互配合，改变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实行大范围运动战。万一敌人突破某些支点，必须抛弃过去全线后撤的办法，正面坚持纵深抵抗，将突击兵力转移到敌人侧后寻求新的战机，避免全线溃退，敌跟踪追击，将我各个击破。

二、建设新军备。在最短期内，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决心建立几十个装备新式武器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师，其编制必须适合对日作战和新的技术条件，干部必须以有抗战经验的军官为骨干，并迅速培养训练大批青年军政干部。官兵教育必须着重于实战经验的联系、技术条件的提高和政治训练的加紧。政治上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经济公开，严格纪律，达到指挥、武装、纪律、待遇、补给和作战计划的全面统一。

三、建立军事工业。集中各种专门人才和资金，建立统一而分布合理的国防工业，有计划地集中生产重要且急需的军火及军工器械。

四、发展敌占区的广大游击战。日军兵力有限，只能占领交通要道和大城市，后方空虚，应派遣得力部队到敌占区侧后为游击战骨干，动员组织武装民众，首先自立，一直发展到能够脱离自己的乡村城镇的武装队伍，进行广大的游击战，袭扰敌人，配合主力作战，使敌不易在占领区建立汉奸组织和部队，难以统治。

五、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其工作中心是动员新兵上前线。政府应组成各级征兵委员会，统一机构，组织指导征兵运动。各民众团体以此为中心，有组织有计划地到乡村中去，召集群众大会，优待救济军属，成立各乡村群众选举的动员委员会及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以各种形式造成上前线杀敌的热潮。

六、巩固后方。在重要城市构筑和加强要塞及支点，巩固全国的交通运输，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肃清汉奸敌探托匪，造成统一强固的后方。

七、加强国防机构。改造军政机构，将重复、庞大、分散变为集中划一，有适当的科学的集权与分工，以适合抗战需要。

八、运用国际有利条件。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反对幻想出兵式的外援，但要运用有利条件。以全国统一的对外宣传，向世界提供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的材料，各党派团体联名通电，派人到海外争取和扩大各国援助。^⑤

周恩来的八条办法，主要就是针对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专守防御、忽视运动战游击战的不恰当战略，以及没有广泛动员民众的单纯军事路线。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中共可以服从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的指挥，但是并不简单地认为只要服从蒋介石，就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而是更加强调动员和武装民众，发挥民众抗战救国的主动精神，造成人民战争的决定性作用。

《抗战》（三日刊）发表了编者的抗战理论介绍《怎样争取持久战的胜利》，主要介绍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的小册子，该书作者是正在前线作战的军事专家，他由抗战实际经验所得到的意见，值得郑重推荐。彭德怀指出的最重要一点是“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动性”，中国只有持久（战）才能生长力量。人们常常听到，中国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有些人看到敌人目前武力占优，我国力量较弱，觉得越拼越消耗，是否能拼得过敌人。有些人利用这种心理动摇国人持久战的决心，甚至嘴上主战，同时倡言“弱国牺牲论”，认为不战亡，战亦亡。对这种汉奸理论应迎头痛击，中国持久战不但不会耗完力量，还会生长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持久抗战中实现中国力量的增长，引起敌我力量的变化，关键就在民众动员和全民抗战。通过持久抗战，在宽大的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高度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向来被人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将会很快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国内的摩擦亦必随之而减弱，全国人民会将各尽所能，坚决拥护领导抗战的政府，争取民族的解放。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是在自卫的解放斗争中，生长与团结自己的力量。侵略者在持久战中只能逐渐削弱，加深本国的矛盾。彭德怀从经济、军事、国际各方面说明，我们只有而且能够从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的现势，既不要被恐日及弱国牺牲论者所散布的民族失败主义所迷惑，也不要被急性病者的悲观失望所沮丧。

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游击战的发展极大地危害敌人，成为我主力军作战的有力助手。游击战可以迷惑、疲困、阻扰、分散敌人，配合主力，敌人深入一步，即被群众武装重围一层，不断受到袭扰围困，消耗疲惫，造成主力消灭敌人的条件和机会。

只要有群众，就能发展游击战，我们有充分的条件在敌后和侧翼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那里是敌人的薄弱之处。只要认识到发展游击战的重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给以相当的推动与帮助，便可号召起广大群众加入游击战，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

民众动员与全民抗战有着重要关系，中华民族能否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完全在于能否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斗争。三个月来，全国民众拥护政府，拥护前线将士，可惜在传统政策下，除少数区域外，民众没有取得参加抗战的自由，也没有采取适当的政策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以致蕴藏在群众中的极丰富的战斗力量，依然没有大大发挥出来，使抗战始终停止在单纯军事防御的阶段，并未掀起全面和全民族的抗战。

惧怕民众力量抬头是毫无道理的，只有压迫者才惧怕被压迫者的反抗，今天中国的压迫者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被压迫者，政府在领导全国反抗侵略，除了汉奸以外，人人拥护抗日政府，没有人会反对。抗日过程中，贫苦人民要求相当改善其生活，使自己得有余力献给国家，这是合理的，对于抗日战争有利，不致减少政府的收入，对于富有者也不过在合理负担的原则下，少得一点租息，却在整个民族抗战胜利之下保持了自己的身家，不致为日寇所侵占。真正害怕中国民众力量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应该是中国政府和发财人。阻碍与压迫民众参战的运动，只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使民族的生命遭受危害。动员和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只会提高政府的威信与增强抗日的力量，使持久的抗战具有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的全民族抗战，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该刊的编者看来，彭德怀不是消极地批评上述严重的现象，而是希望能够及时纠正，使痛苦的回忆变成宝贵的教训，今天的教训变成将来的胜利。时机愈加紧迫，已经暴露的弱点不能再存在了，建立正确的方针，不能再迟缓了。今天全国同胞的责任，是拥护、推动与帮助政府和领袖，从困难中去争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⑥也就是说，对于政府和领袖，不仅要拥护，更要推动与帮助，推动他们实行全民抗战，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民众与政府及领袖的关系，不再是支配与服从，而是相互砥砺促进。

同样主张持久战，国民党是专守防御的持久战，其动员民众意在贡献所有的人力物力给政府，共产党则军事上主张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中共领导的军队则以敌后游击战为主），政治上要求动员和武装民众，造成人民战争，实行真正的全民抗战全面抗战。国共两种不同的持久战主张，在《论持久战》问世后的持久战舆论中进一步得到展现。

二.   从《论持久战》到“最高领袖”

《论持久战》问世后，中共展开有组织有系统的宣传，不仅得到左翼人士的呼应，也引起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应，进一步向全国军民传递了《论持久战》集中体现的中国共产党对日抗战的战略思想。

《译报周刊》的《战争知识辞典》解释持久战，主要就是依据《论持久战》的文字。^⑦《 青年大众》的“书报介绍”发表了署名“蓓蒂”的《〈论持久战〉读后》，所据底本系1938年9月4日由译报馆出版。读后感从《论持久战》提出的问题说起，即大多数中国人对“最后胜利”“抗战到底”耳熟能详，“但是首先要知道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能够胜利还是不能够胜利？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持久战是什么？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每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大多数人至今还不能解决，“因此‘最后胜利’的信念还是‘迷’样的盘旋在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脑海中。朋友！你要打破这‘最后胜利’的‘迷’吗？你要增加‘最后胜利’的信念吗？那末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是最能满足你这一个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在介绍了《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后，作者声称：《论持久战》是毛泽东7月1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的演讲稿，“当时几乎全世界各报都有转载的。由此，可知这一篇全世界所注意的作品，它是已经成为现代历史上的一部伟大的论著了；也可以说是完成了我们祖国抗战一年来的第一部文献。总之，本书是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应读的一本巨著，也是增加抗战信念和理解抗战意义的一部读物，更是清算一切‘亡国论’‘唯武器论’的一篇总账”。

作者认为，《论持久战》的最大特点，是把握住“最后胜利”的中心主题−持久战，用实际经验来论述和检讨一年来抗战的结果，几乎没有一字一句是空谈，尤其是写作的技巧方面能达到简短、通俗、实践三个要点。“因此，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抗战文献’里的新的伟大之收获！”^⑧

创办于浙江金华的《浙江军训》，在第2期刊登署名“耀康”的《谈持久战的三阶段》，依据《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结合全面抗战以来的局势变化，讲述为什么要持久战以及持久战三阶段的基本态势。持久战是由敌强我弱、敌小我大以及敌退步寡助我进步多助等因素所决定，必然是长期的消耗战。持久战的三阶段是由抗日战争的规律决定战争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从七七事变到放弃武汉，在中国的坚持抵抗下，敌强我弱的形势有量的变化，但敌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中国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如主要大城市、交通线、工商业、土地与人口、国家与人民部分财产资源损失，妥协倾向酝酿等，同时也有颇大进步，如政治上国内各党派大团结，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国民参政会等民意机关设立，民众组训普遍发展，政治民主化有所进步，经济上法币政策稳固，入超减少，外汇增加，民族工业抬头，西南西北经济基础奠定，军事上革命战略的灵活运用，游击战的创造，全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和政治认识进步，这种进步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日方虽然占领了重要大城市和资源，但伤亡数十万兵员和付出一百亿以上的支出，消耗大量武器弹药，士气颓靡，国内人心不满，国际舆论责备，感到精疲力竭。国际方面，德意助敌，欧洲大战酝酿于我不利，而英美法苏同盟可能成立，援华增长和对日制裁，和平阵线巩固则于我有利。

放弃武汉后，日军还能继续进攻，到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还有一个过渡期，所以还不是第一阶段的完结和第二阶段的开始。但出现了许多新形势，体现了持久战第二阶段的基本特点。在此阶段，中国将一方面更困难，一方面更进步，困难在于失地扩大，财政经济穷困，主要国际交通线被割断，国际援助减少，汪精卫叛国，全国性的伪政权可能成立，妥协空气悲观情绪增长，进步在于游击战扩大，民众运动发展，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实施，以及南岳会议后“政治重于军事，后方重于前方，民众重于军队，精神重于物质”等口号的提出，并以三分之一兵力打入游击区，组训民众，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以三分之一兵力与敌相持，以三分之一兵力调到后方整顿，作为第三阶段总反攻的准备。

准备反攻的第二阶段，是三阶段中主要的中间阶段，也是最困难艰苦的时期，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停止敌之进攻，达到敌我相持局面，并掩护我准备反攻。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也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抗战到底，就必须完成这个阶段。该阶段到的早迟，取决于第二阶段反攻准备的努力程度，要进一步加强国内的统一和团结以及国际宣传和外交，争取有利于我的国际形势，建立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

三个阶段的发展，是依据敌我现有条件对比和未来可能的变化对整个战争过程做出的估计，要想变成现实，有待于众人一致的努力。现在日军想进攻宜昌、长沙、樊城、襄阳、梧州、西安，威胁重庆，虽然有此能力，但占领武汉、广州、南昌后，兵力不足与分散的弱点更加暴露，要想打通粤汉线和西兰公路，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对内镇压人民，在正面和占领地区对付日益扩大的广泛战争，国际国内矛盾日渐加深，成为致命伤。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不因主要大城市的丧失而动摇信念，同心协力帮助政府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和西兰公路，扩大敌后游击战，进一步加深敌人兵力不足与分散的弱点，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并完成第二阶段准备反攻的任务。这是用实践贯彻三阶段理论的迫切任务。^⑨

自1939年起，国共摩擦加剧，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采取各种防共限共措施，原来两党合作抗日的宽松局面大为恶化，谈论持久战者不便公开呼应《论持久战》，转而较多称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持久战言论。只是《论持久战》已经深入人心，即使表面有意回避，实际影响依然时时处处显现出来。

1939年1月21日，张君劢在中华大学发表演讲《持久战之信心》，他开头并未断然认定主和就是妥协汉奸，只是鉴于战争依然继续，中国站在交叉路口，主张审视敌我情形，明确采取何种方针。抗战打了18个月，出乎意料之外，起初有人预料中日之战不过数日或数月，因为日本长期准备，中国却年年内战，消耗实力。战事至今，中国的力量还没有打完，但究竟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就此结束，要看敌国和国际情势。

早在南京沦陷武汉失守之时，日本就要媾和。原因不在精疲力尽，而是想多保存实力，一则应付四面八方的强国，不能将实力用完，以便对付俄英美法，二则经济枯竭，财政有限，三则人力补充要留出后备，四则国际纠纷日益增多，容易引起冲突。不过，国联的对日谴责只是空言，国联里的各国援助很少，倒是国联以外的俄国、德国给与武器等方面的不少帮助。

日本的弱点暴露和英美法态度渐有利于我，国家又还有力量，只要继续抵抗下去，就有可能利用敌人的弱点变成我们的胜利，关键是今后的一年能否支持下去，要用最大决心打退敌人，不能只是消极应战。敌人占我土地虽多，不足以致胜。首先要认真推行兵役法，中国人力充足，武器及训练不佳，战斗力不强，一个师上前线，最多只能支持一二月。应加强后方训练，提高战斗力。其次要加强军火制造和购置。为此，必须增加生产。

全国上下只有培植自信心，才能利用外界帮助。“只要吾们继续努力一年以上，中华民国之自由独立，已稳如泰山了。”^⑩

八一三两周年纪念之际，先后在上海、武汉、广东参加抗战的何家槐撰文《纪念八一三要加强团结坚持持久战》，认为中国自八一三以来，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都有飞跃进步，敌人速战速决与速和速结的迷梦都无法实现。来华作战已达30余师团，伤亡百万，公债总额近200亿，却越陷越深。我们则军事上有平型关、台儿庄、南浔线、鄂北、中条山、五台山等大胜；政治上全国大团结，各级民意机关建立，国民政府和蒋总裁的威信提高，民众运动蓬勃兴起；经济上西北西南两大工业基地奠定，法币巩固，外汇稳定，农村合作事业推行；文化思想上最大的空前成功，就是全国人民、各党派一致竭诚拥护和信奉三民主义，在蒋总裁的领导和全国先觉的号召下，三民主义已成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和四亿五千万人民奋斗的共同目标。

比较敌我情况，可以说胜利在握，国际形势进一步加强信心决心。目前由于英日谈判和少数汉奸败类造谣，部分人认识不清，怀疑动摇。日本和德、意用“反共防俄”做侵略烟幕，事实上却轰炸英舰，焚毁教堂，杀伤殴辱外侨，狙击英大使，封锁天津租界和珠江长江，使得英美法苏愿意援助中国，孤立日本。张伯伦的妥协政策为一时苟安牺牲弱小，养虎遗患，等于自掘坟墓。

在此背景下，汪伪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加紧活动，散布和平空气，分裂国内团结，蒋介石在驳斥敌相近卫文麿荒谬声明的训词中，清楚指出：“在我们全国一致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若再谈共同防共，完全是无的放矢，我们可以说，他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日寇的反共，实际就是要以华制华。

此外，还有一批本来信心不坚的人动摇、观望、灰心，幻想英日谈判可以重建太平洋秩序，阻止日寇侵略，回复七七以前的情形，甚至希望英日能够成立变相的慕尼黑协定，划分英日在华势力范围，各自相安无事，太太平平地过顺民日子。完全依赖外援或完全不相信国际援助的力量，甚至根本否认和平阵线的存在和发展，想走德意路线，都是危害抗战建国，足以亡国灭种的危险倾向。我们必须加强团结，抗战到底，只要不中途妥协投降，不任意分裂摩擦，友邦决不会也决不可能使我们变成捷克第二。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绝不会牺牲在一纸协定之下。可是如果自己内部不加强团结，不加紧动员民众武装民众，深入敌后工作，领导和发展游击战，大胆提拔青年干部，健全行政机构，厉行节约，努力生产，实施精神总动员，一味依赖外援，不谋自力更生，或昧于国际环境，不知如何争取外援，那么变相的慕尼黑协定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蒋总裁明白昭示：“我们是一个革命的国家，无论遇任何艰苦，都要有独立奋斗的决心，而决不稍存依赖和观望的心理。”我们自始就决定要以自力支撑独立奋斗到底，有友邦援助当然希望得到，没有也要坚持奋斗到底。我们应该遵照这个贤明的指示，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决不让任何人代为决定。在八一三二周年纪念的今天，回顾以往的英勇战绩，痛念牺牲的战士和水深火热的同胞，环视风云日险危机日深的宇内，尤其应该立定百折不挠的决心和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加倍努力，达成第二期抗战的神圣任务。^⑪

抗战坚持了两年，粉碎了一切悲观论、失败论、怀疑论，减少了对敌人的恐惧，增强了民族自信，奠定了持久抗战的决心。不过，一般人又滋生出“拖下去”的念头，误以为持久战只是拖。为此，方直以对话的形式专文讨论《论持久战与“拖下去”》，强调持久战决不只是无原则、无条件地拖延时间，否则拖不垮敌人，反而可能把自己拖下水。持久战固然要以时间换空间，拖得越久，对敌越不利，但是持久战的时间一方面必定是长期性，另一方面又必定要尽可能缩短，持久战需要长时间是不得已，争取尽可能短却是必要的。持久战论者一方面不赞成粗蛮的、孤注一掷的和敌人硬碰一下就算了的“英雄主义”急性病，同时也反对所谓“百年战争”无限期拖下去的理论。

持久战的长期性和尽可能短并不矛盾，长期性由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必须用持久战消耗敌人的国力，发展自己的国力，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但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不能无谓地牺牲消耗，单纯的拖也会亡国。因为敌人可以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生长其力量，也就不怕拖了。中日战争的长短，完全看全民动员和国人积极努力的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并不能完全支配时间。所以持久战也要争取时间，不争取就得不到时间。过去两年的时间，是由上海、华北、南京、徐州、武汉等大规模战斗以及无数中小战役，数百万将士、全民支持、政府和统帅将领的努力争取得来。如果不抵抗，敌人可以不战亡我。如果政略战略不正确，指挥不力，斗志不坚，人民不支持，也不能坚持两年，且越打越强。两年抗战，以空间换时间，放弃大城市和交通线，争取了相当时间，消耗了敌人相当的力量，培养了自己相当的新生力量，所以才有今日的局面，从退守的第一阶段进到转入相持局面的第二阶段的过渡时间。

即使如此，今后的时间也不是从容自如，不能产生错觉，使抗战松懈。现在不少人过早低估敌人的力量，以为敌人已经无力进攻，我们不必过于紧张，只要拖长时间就是了。这是非常有害的。今天的时间比前两年还要紧张。蒋委员长训示：“越临胜利的关头，我们将越艰苦”，所以“要一天做三天的事”。今天我们仍要用争取时间来消耗敌人，培养自己的力量，达到真正的相持局面。抗战第二阶段是造成的相持局面，但相持不是偏安，而是要造成敌我力量渐趋平等，使敌人无力像过去一样进攻。相持是在犬牙交错的战争中消灭敌人，发展自己，今后不能再用空间争取时间，而要在争空间的同时争时间，不能让敌人更深入，要采取不断的小反攻、全国广大的游击战去牵制、疲乏、打击敌人，要使全面全民战争进一步展开，并着重敌后。这一阶段的战争比之前更艰苦，战争规模更广大深入，战争方式将各具独立作战性质，战斗也越发残酷激烈，自己的新生力量需要更加努力。如果松懈一分，敌人就会继续深入，一处松懈，可以牵动全局。所以今日一面要争取当前的胜利，一面也要每天进步与准备，否则相持也将相持不下去，大反攻将成为不可能。不仅军事如此，政治、经济、民运、文化各领域无不如此。

目前许多方面的松懈现象，正是危机的体现，应特别指出并加以纠正。敌人正盼望我们松懈下来，并时刻造成令人产生错觉的假象。如着重在占领区扫荡，对其他区域则采取比较和缓的跳跃式进攻，或在某一时间单用政治阴谋，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使我逐渐失去战斗力，同时利用占领区开发的人力物力，以战养战，达到完全以华制华的目的，弥补先天不足，然后再利用国际和中国的弱点，大举歼灭我们的抵抗力，亡我国家。有鉴于此，“今日谁人松懈抗战，对抗战怠工，谁就帮助了敌人，谁就是民族的罪人”。^⑫

三.   国共表里

尽管反共令持久战的舆论有所顾忌，《论持久战》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名词术语的解释，虽然不无党派之见掺杂其间，征引一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基本内容仍是取自《论持久战》或受其影响。如“心水”解释《速决战与持久战》，就说：“这两个名词都是指军事上的战略而言。论其性质，绝不相同。前者是拥有高度机械化部队或雄厚兵力的国家，在敌人劣势之下，倾其全力，于短时期内结束战争，征服的方法。”持久战“乃是一种弱小国家去对付强大的敌人的方法，其目的在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持久战的运用，需要具备下列条件：一、有广大的土地。二、物力人力丰富，但未经充分开发和利用。三、军事尚待组织或机械化。这样才能一节节抵抗而撤退主力，以土地消耗敌人实力，延长时间，争取军队质量的改进，开发战时资源，逐渐达到与敌人相等的程度，然后大举反攻，争取胜利。^⑬

另一种对持久战的解释，首先以蒋委员长所说为据：“‘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进而称：“这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不过接下来具体解释为什么要打持久战，却是依据《论持久战》的内容，因为敌人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则是半殖民地国家，战争初期敌优我劣，但是日本国家小，财力兵力不足，经不起长期消耗；其战争性质是退步的，不仅激发中国人民团结抗战，也与本国人民及其殖民统治下的人民对立，将会激起士兵和民众的反战运动，以致爆发社会革命。日本侵华也排挤了列强的在华利益，引起普遍反对，社会主义苏联和全世界劳工阶层以及一般爱好和平的先进人士更是援华制日，使日本陷入孤立。

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经得起长期战争；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而且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进步基础上进行，我们有进步的人民、政党和军队，在长期抗战的过程中，必然会发展出更进步的伟大力量。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不可分离，得到国际援助和各国人民的支持，加上主观努力，客观的有利条件还会加倍发展。

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三个不同阶段，即战略防御（敌进攻）、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敌退却）。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一面，忽视了我们在抗战过程中将发展起来的优点，得出抗战必亡的结论。速胜论则夸大自己的力量，忽视了敌人是准备多年的帝国主义者，我们是半殖民地国家，得出速战速决的结论。二者对于抗战都是有害的。我们唯有把握住持久战的正确方针，发动全民族的力量，力求进步，动员广大人民参战，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⑭

还有人根据抗战两年的形势，提出持久战的发展问题。《论持久战》既分析了中国必胜的原因，也警告人们中国也有战败的可能。抗战两年多的事实，证明中国尽量向有利条件发展，日本军阀的企图被全民族的坚强抗战所粉碎，过去中国必胜的可能性，现今将成为现实性，剩下的就是最后胜利的时间问题。虽然不能确切，但可以预估。战胜日本的条件主要是自身力量增长、国际援助程度和日本国内的革命形势，其中最主要起决定作用的是自身力量的生长。

抗战以来，中国政治上渐趋民主化，各项兴革证明中国在进步；经济上开发西南，建筑交通网；军事上更是一日千里，湘北会战胜利，是全国力量生长的总表现。国际上，苏联友好，英国虽然在远东有对日妥协的可能，但实力在苏美之后。日本则陷入孤立。

日本国内革命势力的增长是无疑的，不过在法西斯的严密统治下，外部无从得知。湘北会战使得日本内部矛盾尖锐化，日本国内经济捉襟见肘。武汉弃守以来，先后取得山西反扫荡、湖北随枣、湘北会战胜利，日本只能保持一些据点，无力控制广大区域。基于上述，中国至多再作一年的准备，再加些反攻的时间，两年后将是庆祝胜利之日。^⑮

1939年，一份以《持久战》为名的杂志问世，由侯佩璜题写刊名，作者有马葵、林防风、易于史、张佐华、刘文阶、柳湜、童振华等。创刊同人鉴于韶关的精神食粮缺乏，决定创办此刊，因为都是兼差，不能全力以赴，且时间仓促，较为潦草。^⑯该刊在韶关编辑，在邵阳印刷，创刊时每期35000字，第2期起增至5万字。^⑰

1939年6月10日出版的《持久战》第2号刊登刘文阶的《怎样支持持久战》，作者没有引述《论持久战》，而是称引“我们贤明领袖”的话：“唯有拼全民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坚信只要我们坚决支持持久抗战，就会导致敌人总崩溃，取得最后胜利。不过，作者进而提出支持持久战的基本条件，却隐约显露出《论持久战》的影响。这些条件包括：

政治上，依照政治重于军事的原则，切实改善政治以配合军事，努力使机构人事合理化，明朗化，以达到抗战中建国的目的。具体应做到：1.强化统一阵线，各党派精诚团结。2.切实施行抗战救国纲领。3.建立三民主义的民族国家。4.调整政治机构适应于战时。5.党政军民密切联系打成一片。6.发动全民参加抗战，打击汉奸政权。7.组训知识青年为动员民众的基干。8.转化封建势力成为抗战势力。

经济上，抗战建国需要切实建立国防经济，实施民生主义，解决人民生活，改善战时商业，平定市价，计划统制，必需品可由国营。另要完成：1.鼓励华侨及资本家投资开发资源。2.建立军需工业及举办内地轻重工业。3.迅速征工，建筑西北西南铁路公路网。4.广设国家集体农场，以利人民耕种。5.推行合作社制度，实行集体消费。6.改善农民生活并改良其生产方式。7.举办各种手工艺以济民困。8.开采内地各种矿产。9.厉行春冬耕，增加粮食生产。10.组织难民，垦殖荒地。

军事上，必须基于领袖所定天才战略，配合政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机动灵活地歼灭敌人，争取主动，达到以逸待劳的目的。同时步步为营，处处设防，时时联络，刻刻通报，并完成：1.军队现代化机械化。2.改良军风纪，增强纪律性，以求军民合作。3.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使之认识军人的责任，誓死卫国。4.使将士皆知明耻教战之义，舍生忘死，勇敢抗战。5.妥善推行兵役，使人民踊跃参加，以增兵源而优兵种。6.民主地发动民众，组织游击队，扰乱敌后。7.对敌军做政治工作，策反伪军。8.设立大规模兵工厂，制造现代兵器。9.尽力扩充空军，增购飞机，争取制空权。10.统一指挥，统一编配，主动进攻，机动袭击。

外交上，设法开拓外交环境，推进外交路线，加强国际联系，并做到：1.促进集体安全，孤立敌人。2.利用国联予敌人精神打击。3.基于和平不可分原则建立外围战线。4.联络同情我国的各国人士进行反日。5.唤起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策动朝鲜、台湾民族革命。6.与和平各国共同互立反侵略公约。7.把握时机，争取外交主动和国际援助。8.尽量鼓动英法，督促其政府助我。9.间接推动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激励美人反日。10.加强中苏关系，密切联络，争取更大援助。^⑱

有人专文讨论《持久战与争取主动》，指“争取主动是持久战的最高原则”。持久的目的在于消耗敌人，必须主动，不仅要威胁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的交通，还要袭击敌人，歼灭敌人。从积极抵抗，到各路突击，再到全线反攻，是胜利的必经过程。只有最后决战时才应一举克服所有的大小城市，现在则应包围封锁，强迫敌军被动防守，切断其联络，消耗其人力物力，奠定未来大胜利的基础。自1939年4月以来，分路突击的新战略成效显著，日军疲于奔命，伤亡惨重，各战场的敌我伤亡比明显改变。为了促进胜利的到来，前后方所有同胞要动员所有力量，在总裁的最高领导下，保持艰苦得来的攻势，争取各战场的主动，展开广大的游击战，加紧歼灭敌人，完成持久战的任务。^⑲

徐均良着重探讨《持久战中游击队与兵役》，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止一种，而兵员物质能否源源不断地补充接济，具有重要作用。抗日军兴，战区延伸十余省，第一期伤亡我多于敌，第二期敌多于我，野战部队始终保持初期作战的精神和素质，应归功于兵役及其主持者的努力。而战区民众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在总裁精诚感召下奋勇杀敌，发动广大游击战，使敌军疲于奔命，不能攫取游击区内的壮丁资源，伪政权无法树立，并因战事延长而战意消失，则要归功于游击。

　　夫游击与兵役，两者异名而同质，游击队因战事而发动，兵役亦因战事而紧张，在敌人后方牵制敌人行动，分散敌人力量，破坏其交通，断绝其接济，使敌人步步生荆棘之感，于以争取最后胜利，非发动游击不为功。在游击地带吸收广大民众，不让敌人在我地区有一物之补充，一兵之利用，于以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之企图，非推行兵役不见效。故在游击战区，非发动游击不足以疲惫敌人，非加紧兵役不足以吸收群众，非游击不足以协助兵役之推行，非兵役不足以增强游击队之活动，两者性质虽不同，而为长期抗战中之主角则一。

日本为世界六强之一，海军足以睥睨英美，争霸太平洋，陆空军足以媲美苏联，称雄东亚。但九一八事变以来，深陷泥淖，“游击与兵役，在我则为胜利之左券，在敌则为致败之泉源”。日本常备兵为17个师团，战时扩至46个师团，兵源日见困难。游击战的实质，是以劣势兵力对抗优势敌人的一种不正规战争，亦即被侵略者对侵略者的一种消极报复手段。日军在游击区烧杀抢掠，民众仇恨，起而自卫，配合游击，使敌处处受困。日军在国内难以补充，在中国进展不易，“如继续一年两年，则崩溃可断言也”。只是日本既不能速战速决，又不能速和速决，势必困兽犹斗，对游击队先是扫荡，继而收买，对占领区民众变屠杀为利诱，用各种方法变相征集兵员劳工。必须重视持久战中游击队和兵役在敌我双方的重要性，深入敌后活动，充分发挥效能，争取大成功。^⑳

相持阶段对于双方的意志都是极大考验，需要鼓舞。不过为了鼓舞人心，有时不免释放出过度乐观的情绪。有人根据敌军的重要军事文件记载，证明日本已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正在走向灭亡。据说在1939年4月18日华中派遣军经理会议上，经理部长讲话称：事变第三年度临时军费总额为46亿元，事变以来累计总额已达220亿之庞大数目，今后对于长期战的国家财政前途与国际借款以及资源的确保，困难将愈渐增加。因对华战争长期化，需要驻屯大量兵力，并不断“戡定”“讨伐”，军需将愈形增大。日本国内生产虽略有增加，万难满足供应。战前多年积累的军需品已消耗殆尽，大量输入资金又无希望，国内物质缺乏，政府想尽办法统制消费，压缩民需，亦不能充实军需的无限消耗，加上国防必需的重要物质大都仰给于国外，今明年真正是帝国的经济危机。

敌方的不打自招，说明财政负担和军费无限增加，足以制敌死命而有余。敌近来对华妄想以战养战、经济开发，不过是国力发挥饱和希图垂死挣扎。现在战争由军事的点线面发展至广大立体空间，政治经济思想外交随军事展开争斗，“全民战争”“精神总动员”，即表现空间扩大的特质。时间上一般误以为现代战争可速战速决，日军直到武汉会战后，才完全放弃。实则因空间扩大到全国全民，前后方不分，军民一体，即便击破对方野战军，占领主要都会及交通线，终不能屈服其广大民众，此乃因战争空间扩大而发生的时间持久性。日本错判形势，不可自拔。我国则始终坚持持久、消耗，符合现代战争的必然趋势，于战争理论上占有必胜因素。概言之：

　　所谓“持久战”，即暗示需要国力充足，资源广大是也。敌阀进攻两年，已耗尽其所有国力，今后当能喘息许久？敌阀自己亦感觉最后崩溃之危机将临，并指明其时期在今（1939）明（1940）两年。吾人读此铁证，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更当努力反攻，以期早日实现也。^㉑

有人比较持久战与闪电战，指为近代战争史上的两大奇迹，中国以次殖民地的地位与东亚强敌作持久消耗战，三年殆为其序幕，百年或其终结。日本以战争力量促成中国的复兴，战争使中国进步，由封建社会进入现代国家阶段。战前我们是弱大的民族，战后将成为强大的国家。

自古以来战术的演变，依次将由点到线、带、面、体，立体战可以缩短时间到闪电战，持久战则可以决定世界上许多被压迫民族的前途。领袖谓我们的持久战是一种“磁铁战”，发挥磁铁作用，使敌人陷于不能战又不能和的状态，拖死敌人，是中国持久战的成功。^㉒

同样看似乐观的情绪还体现在认为日本已经束手无策的看法上。战争爆发到1940年，日本接连更换了五届内阁，虽然原因各异，根本是因为不能解决中国事件。在战事中频繁更换内阁，是日本国内政局不稳的表现，而无人愿意出任，则是政治基础动摇的征兆。“其中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持久抗战的战略把倭寇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粉碎了。”日本数十年来处心积虑要不战而胜地灭亡中国，就是战也要速战速决，可是战到30个月，仍然无法解决。因为根本战略失败，所以一切内政外交的政略无不连带失败，内阁只能接二连三地倒台。英美对日态度强硬，也是由于中国的持久抗战。

日本军阀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梦想破灭，与政党、元老以及民众的矛盾突出，为了避免玉石俱焚，政党政治再度抬头。虽然不能改变其侵华野心，却是军事快要瓦解的征兆。“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不一定是要由我们全面反攻把倭寇个个杀净或赶出去，而是要由倭的政治变局，从东京内阁倒台一直倒到他在华的全部军队。”一般认为，日本军阀内阁只有更法西斯化，才能维持，绝不能采纳政党的意见。但战前日本军阀未形成德意那样的统治能力，侵华战争失败，更得不到国内人民的拥护。只有加速军阀崩溃，才是政党和人民的唯一出路。“因此倭国的米内内阁，也许就是他的军阀的最后一个内阁吧？”^㉓

四.   持久战与经济力

《论持久战》集中于军事和政治的战略层面，经济领域涉及不多。而坚持持久抗战，经济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中共和左翼人士的《论持久战》宣传中，经济问题就受到特别的重视，以《论持久战》的思想为指导，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引起的中国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应当采取何种对策来支撑持久战，实现民主建国。在各方对《论持久战》的反响中，经济同样成为论述的重点。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中日双方对于战争形势的认识出现新的变化。在日本方面，由板垣征四郎、池田成彬倡导，提出所谓“长期建设”的口号，显示日方“打到川滇”的战略企图至少暂时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暂停继续深入的作战方针，从速战速决转而着重巩固沦陷区的统治，制造傀儡政权，企图将中日战争变成中国的“内战”。经济上则以占领地域的广大农业区无限的生产力为对象，进行大陆经济开发。有人据以判断，日本军阀放弃了彻底征服中国的企图，转为巩固和开发占领区，以便准备组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北征或南征，其主要对象不是中国，而是英美法苏的远东领土。

“长期建设”以经济开发为主，政治措施为辅。日本在列强中重工业基础最薄弱，资源缺乏，侵略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夺取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人力，改造其经济结构，使泥足变为强劲。早在平津和上海陷落不久，日本就筹备设立了总资本额5亿圆的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并整理复业了龙烟铁矿。假如“长期建设”政策顺利完成，日本东亚盟主的地位即真正确立。

日本之所以要实行“长期建设”政策，是因为其战争费用主要靠发行公债，而1937—1940年的预算高达130亿圆，势必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本来日本根本无力筹措建设资金，但军部强行将二者合并，迫使财阀把消化公债和供给建设资金同时解决，并以确立远东新秩序为由，拒绝用半开门或廉价拍卖的方法，诱致外国资本家参加“大陆建设”，以便独霸东亚，不让欧美列强插足。其办法是用通货膨胀的手段，动员日本的经济力量，以法西斯的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为模式，先完成“开发大陆”的第一步，随着生产力扩大和物质供应充分，造成相对的通货膨胀收缩。

照此办法，在中国占领区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军事掠夺，用统制手段攫取资源和财富，建设的成效将微乎其微。这样日本的国力将会加速消耗。如果三数年内未能实际扩大生产力，就和军费的效用相同。为此，日本很可能诱惑中国议和，同时稳定傀儡政权，若和平目的达到，战争费用减少，“长期建设”政策就可能成功，日本将确立在远东的霸业。这样，日本可能并不以完全占领中国为目的，而是始终处于战争状态，甚至提出“百年战争”。

针对上述政策，中国的战略就是必须持久抗战下去。只有持久战，才能使日本动员集中一切经济力量到战争中来，使这个空虚的“巨人”耗尽力量，并使其建设中途转为中国所有。而持久抗战中发展游击战，对于阻止日阀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㉔也就是说，持久战中的经济战，首先是破坏敌方的经济计划，使其战略目标失效。

另一方面，持久抗战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尽管持久战总体上是以弱敌强，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撑，也难以为继。当人们意识到持久战的时间相当延长，战争状态短期内不会结束时，在外贸困难甚至断绝，交通瘫痪，工农业生产萎缩之下，如何保障生活物质的供应，成为重大问题。翼云的《经济持久战的若干问题》，着重探讨增进农业、复兴手工业和建立轻工业，使经济实现自给自足，不依赖国外省外，也能经济上支撑持久战。^㉕

熊良专门讨论了《手工业在持久战中之地位》，产业革命后虽然手工业萎缩，但在尚未完全工业化的中国，尤其是抗战时期，手工业却有重要作用。中国的首脑提出“长期抗战”“持久战”“歼灭战”“消耗战”的口号，是针对日本的经济状况提出的方针，由此决定了经济在抗战中的重大意义。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大工业建设极其困难，洋货又价格高涨，原料也难以出口，发展手工业，可以利用各地出产的原料，生产者各安其业，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同时各地自产自销，减少运输困难，稳定物价，消除社会不安，降低敌人破坏的影响。所以手工业是持久战的柱石之一，作为普遍发展民众经济的利器，或许可以将工业生产精神带到农村，替中华民族预备大工业化的路引。^㉖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发展与持久战的成败有着紧密关系。由千家驹主讲的“中国战时经济讲座”，第三讲是《大都市的沦陷并没有改变我持久战的经济条件》。在他看来，抗战以来日军占领大都市，仅仅是点或线，而非广大的面，况且点与线时时受到游击战的威胁。据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参政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沦陷的苏、浙、皖、闽、赣、鄂、湘、冀、鲁、豫、晋等11省区，共有941个县，其中行政主权完整，县境完好的583个县，占62%。县境部分被敌军占领，而县长仍在县城办公的35个县；县境被占，县长依然在乡村行使职权的245个县，占26%。另有23个县的县长移驻邻县，但并未失掉行使职权的能力，其命令仍能到达本县。只有55个县完全被占领，仅占6%。由此可见，广大的土地和民众，仍在我行政权力控制下。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敌后到处游击战的情况下，大城市离开乡村不仅失去本来意义，而且经济上决难持久，敌人的统治也难以稳固。如此，敌占区的扩大反而会加重其经济困难。

假如敌人在占领区建立稳固统治，就能进行榨取，支持长期作战。目前敌人在占领区的经济政策是建设重于破坏，开发重于封锁，一方面没收攫取占领区的一些工厂变为己有，另一方面对许多重要工业加以统制或开发。同时设法建立华北华中货币权（华北设联合准备银行，华中设华兴商业银行），以进行沦陷区的经济开发。目的是在占领区实行经济掠夺，弥补对华用兵的经济损失，继续长期侵略战争。因此，不能消极等待敌国经济自然崩溃，必须努力发展敌后游击战，粉碎敌人的企图。要抵制敌占区的产品和输入品，不把本国物资卖给敌人或运往敌占区。只要每个人实行国民公约第10、11、12条，不买敌人的货物，不用日伪的钞票，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其经济侵略就无所施其技。若再进一步破坏敌占区的交通、工厂，不但可以挫败其经济榨取阴谋，还会造成敌人兵力财力的极大负担。

通商大埠和沿江沿海的沦陷，固然增加了我国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在财政金融、资源供给和对外贸易上。抗战前中国财政主要靠关税、盐税和统税，几乎占租税总收入的90%以上。战争爆发，通商大埠失陷，政府财政蒙受很大损失。金融中心落入敌手，被用来作为破坏法币的根据地。矿产丰富各省沦陷，重工业难以建立。棉、米产区也落入敌手，或接近战区，造成农业空前大破坏。工业则大都被敌人控制或遭受破坏。内外贸易格局基本改变。

不过，正如蒋委员长所说：“我国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之浅狭及交通地带，而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西南西北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战争使得我国的金融财政、农工矿业、内外贸易等遭受极大打击，但却为西南西北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只有内地经济开发建设，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道路，不再如以前发展农工商都是为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战火摧毁了中国旧的经济体系，独立自主的新国民经济体系却在抗战中自力更生了，这个新体系完全脱离了殖民地色彩，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经济发展的光明前途，已经在抗战中露出曙光来了。^㉗

随着战事的延长，持久战的经济基础问题日显重要。“紫衡”提出《持久战的五件法宝》，即认为现代战争不是兵力对兵力，而是经济对经济，谁的经济力能够支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抗战15个月，敌人消耗巨大，但不如一般人所期待的经济崩溃即在目前，因为敌人谋我已久，累积数十年财力，且随时向海外掠夺原料，以及在占领区搜刮资源，经济一时不会崩溃。不要天天期待敌人崩溃，而要赶紧设法改善我们的经济，当务之急，就是增加生产，开发富源。最有希望的是西南各省，西北稍次，但经营得法，也不失为原料生产地。

军事上应用的重要资源有粮食、煤、钢铁、煤油、棉花等5项，即持久战的五件法宝。其中有的我所固有，而出产不足，有的完全仰给海外，如煤油。若敌人封锁海口，来源即断绝。要持久抗战，必须立即在西北西南各省增加农产，开发宝藏，把五件法宝同时举起，早把敌人打下海去。粮食的重要性远过于其他材料，是全军的命脉。抗战以来，四川丰收，洋米不能进口，内地粮食畅销，未发生粮荒。但随着战区扩大，耕地面积减少，应未雨绸缪，迅速开垦西北西南各省荒地，改良耕地，增加产量。西南西北9省有耕地3亿亩，稍加改良，即可大幅提高产量以支持长期战争。煤矿最富的各省，已被日本占领，应迅速加强西南西北各省的开采，包括人工开采。钢铁生产大省同样沦陷，须转向西南西北，由政府统制开采、生产和使用，才能勉强解决。西北西南的石油蕴藏，迄无精确调查，政府应速派专家分别探查，着手开采，以防国际交通线断绝时发生严重影响。棉花用途广泛，民用之外，还能军用（炸药、药棉），为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须。日本战前即在冀东搜集棉花，现在我国主要种棉区又大部沦陷，必须在新疆、陕西、四川、云贵等地发展种棉，总共每年可得500万担，大概够用。

总之，如果能将长期抗战的五件法宝的供给问题解决，“遑论敌酋倡言战争十年，我们就是对他们打上二十年三十年的大仗，那末最后胜利，仍旧是属于我们的。”^㉘

欧战时，英法采取持久战略，西线战事沉寂，东面则封锁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并运用外交断德接济。因为持久战必以经济战为基础，使德国经济崩溃，英法则不战而胜。中国的抗日战略，大体与英法相合，不同在于，要打破敌人封锁，以长期自给待敌经济衰竭。日本资源贫乏，在国际孤立状态中，只能从中国沦陷区榨取。我国只要巩固壁垒，就可以不可胜待人之可胜。所以中国的经济战重在自守而攻势为辅。日本知速战速决无望，组织汪伪政权，以华制华，战事肯定延长，与欧洲战争化合为一，欧战解决之时，即为中日战争解决之日，欧战既成慢性症，则中日战争至少当以数年计。中国要准备数年抵抗，人力外，物力为首要，兵力外，财力尤应注重。

中国内地的经济基础，关系抗战前途至巨。农业方面，虽然四分之一的耕地沦陷，二分之一以上的农田供需失衡，沦陷区的农民达一亿三千万，耕牛损失八百余万头，好在1938年后方各省丰收，产量较战前增长8%。棉产区多在战区，后方较少，西南各省平时棉布自给不到七成，战时缺口应为770余万匹，棉纺能力差距更大。应在西北增加粮产，西南推广种棉。为了储粮防灾以及促进农业生产，政府设立农本局负责，局长何廉称，至1939年10月底，已设合作金库170所，另有50所正在筹备中，农业金库92所，大量贷款放款。中国农民等国家银行及各省地方银行也开展农业金融业务。

工业方面，战前共有工厂约万家，沦陷及被毁至少十分之九，内迁厂矿不过341家。而西北西南工厂素少，合计内迁者不到两千家，整个西南工厂不及上海的十分之一。国防工业虽然已有基础，民生工业尚待努力。蕴藏富源未开发者尚多，政府发行建设公债杯水车薪，希望企业家快来后方投资。

贸易方面，抗战两年（截至1939年6月）进出口总额较战前略有减少，尤其是第一年的进口减少幅度较大，但第二年即回升。进口增加商品中，90%以上为民用衣食所需，出口则原料加工品多于原料品。

交通方面，过去中国皆以便利通商考量，偏重沿海一带。到1938年底，原有一万公里铁路仅存三千余公里。公路十一万公里，大半沦陷。水上交通轮船损失惨重，航空线亦大幅缩短。西南西北各地正在赶修新的铁路公路或改善旧路，尤以西南公路成绩显著，改善4741公里，新辟2081公里。铁路则计划虽多，除滇缅路外，实际进展不够。政府重视内地水陆联运的国际国内商贸及商旅作用，巩固和扩张各航线。航空则中国、欧亚航空公司共辟国内航线万余公里，国际航线则开通中欧、中苏、中缅、中越等线。为适应西南西北情势，成立驮运管理所，利用人力兽力运输货物。

金融方面，战前全国共有银行164家，分行1627家，其中总行设于江浙的达90家，上海就有48家，分行亦近五分之二集中于华东，投资多在公债地产。1935年十余家主要银行放款给政府机关的最多占40%以上，放给商业者20%，工业12%，农业10%。战时银行内迁，携带资金约六七亿元，总行移设重庆，中中交农四行于1939年9月并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特派蒋委员长任主席，统筹全国金融，中枢日见健全。各省地方银行经去年3月金融会议后，机构亦有改进，商业银行及地方银行相率增设办事处，业务向农业及水利、实业方面扩张，并增强抗战有关与生活必需的各项事业。法币虽然发行量大增，信用仍然稳固。^㉙

关于持久战的经济论述，不仅作为持久战思想的重要补充，也为持久战能够坚持到底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五.   并非尾声

1940年以后，由于国共摩擦加剧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持久战的相持阶段变得异常艰苦，令人窒息，仿佛完全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所有报刊上关于持久战的谈论大幅度减少甚至几乎绝迹。欧洲战场上，纳粹德国的闪电战也相继陷入与英国、苏联的持久战对决。虽然《论持久战》已经预见到相持阶段的艰难困苦，可是当相持阶段真正到来时，人们品尝到生理极限式难耐的滋味，反而欲说还休了。

直到抗战胜利两年后，有人从决战与持久战的联系及分别角度，再次论及持久战问题。作者认为，古来兵学家虽然对决战与持久战问题多所讨论，但缺乏明确概念，以致引起军事思想的混乱。其原因有二：一、武力战中，大作战与小战斗常混同不清。二、根本上无法解决何者为决战，何者为持久战，由此交互议论而产生混乱。

无论大作战或小战斗，如以决定胜败为决战，则所有战斗均可谓之决战，也可以说并无持久战。但是胜利必须适合战斗的目的，达成战斗的结果。如抗战中我放弃阵地退却，以争取时间，达持久目的，反而使敌人受我策略的牵制，并非敌人胜利。战斗目的不适当，以为任何战斗皆有决战意义，很可能屡屡小胜反而导致最终大败，一蹶不振。所以，决战与持久战的意义，有必要从大局加以考究。

所谓决战，是基于作战构想以武力击败敌人而达到用兵目标的作战。所谓持久战，是基于作战构想，自信在武力战尚未完成优势之前，为取得时间的余裕所行的作战。依据上述，现代战争于结果和作战构想，大体有两种倾向，一是始终以决战解决战局，二是持久战以争取时间，形成优势后再行决战。主观上，决战与持久战是基于双方的作战构想而由目的上所区别，客观上则甲乙双方最初皆企图决战，而会战的结果，若一方被打败而投降，则双方均为完全的决战；若双方皆疲乏，为更求兵力优势，而入于作战交绥状态时，即由企图决战转为持久战。若一方企图决战，另一方企图持久战，避免决战，则客观上已是持久战。用语如不注意，则发生混乱。

抗战时敌之作战构想为决战，我为持久战，客观上成为持久，达成我之目的。主观上欲持久战，客观上被敌强迫决战，实为失败的持久战。战史专家从结果立论，视为决战，但在兵学研究上，应以企图和目的确定为决战或持久战，以免混乱。一战时德国企图速决，细分则陆军任决战，海军任持久战。再就陆军言，主力在法国战场任决战，一部在东方战场任持久战。协约国方面，法俄企图决战，英国欲持久战。法比英三国兵力不过较俄军稍优，事实上东西两线皆为持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总体上轴心国企图决战，同盟国为持久战，具体而言则因时因地而异。淞沪会战，我几乎集中了全部精华，若敌集中陆海空军决战，结果不堪设想。徐州会战亦然。武汉会战后，敌实际处置已是持久战。决战应以歼灭敌军主力为目的，以绝对优势迫使敌人再无持久战之余地。因此，将来作战，应为绝对性的决战，尤以原子弹的使用，可以迅速摧毁敌之一切武力。

由此得出结论，战争虽包括经济战、政治战、思想战等，只是间接破坏敌人的武力战。根据现代科学进步，可促进将来战争的决战性，应审慎考虑持久战的思想。换言之，基于决战力量不断增强，被敌强迫决战的危险增加，很难进行持久战。所以必须具有攻击力，即决战力。^㉚

此说单从学理上看似乎可以成立，可是历史进程的答案却截然相反。二战后的局部战争表明，武器的突飞猛进的确使得战争越来越难以持久，可是弱势一方仍不断想方设法创造出用持久战打败强敌的奇迹。即以该文作者所举国共内战而论，作者认定当时共产党自诩为欲以持久战取胜，则不合持久战定义。因其目前和将来均无力决战，即使延长时间，也根本没有完成武力优势的希望，即无最后举行决战的可能，乃无目的的持久，愈宣传持久，愈表示其对于现状的恐惧。即使其由被围根据地逃脱，分散潜伏，也是放弃战场，不成作战对象，变成单纯警察保安问题。可是中共开始以弱敌强，仍然实行红军时期以来一以贯之的持久战战略，只是运动战更加娴熟，人民战争更加广泛，因而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很快发生变化，短短三年，就转入战略反攻并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完整实现了持久战的整个过程，事实上成为持久战的经典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