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过往研究多从中英交涉的角度研究乌石山案，遮蔽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博弈，而要理解双方抗争的逻辑，必须跳出乌石山案，从英国在华独特的传教政治入手。英国政府重通商轻传教，担心传教冲突影响政治商业利益，于1869 年转向限教政策，特别是1870年和1872 年威妥玛通知的出台标志着该政策的成型。而英国政策的福州实践与传教士的福建传教形成巨大的张力，贯穿乌石山案前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的搬离之争正是这种传教政治的一种反映。所以传教士的抗争并非仅在乌石山案中的得失，更多是想借此案向英国外交官长期秉持的限教政策发起冲击，促使英国政府改变对华传教政策；而外交官则欲将传教纳入既定的限教政策轨道，为维护声誉和权威也不得不起而应对传教士的挑战，致使传教士和外交官冲突激化。双方的矛盾既是乌石山案的起因，也影响交涉的走向，同时也是英国在华传教政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