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Economic History to Cultural History: A Review on Issues of Traditional Jiangnan Studies

Abstract

Keywords:
• traditional era,
• Jiangnan studies,
• political history,
• regional society

一. 问题意识的引发

江南史研究的问题意识，较早较集中的体现，是20世纪50年代学界兴起的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江南”作为一个地区或地域概念，逐渐跃入了中国重要学者的视野^①，也主要是用来验证或者反证这个观点。

在江南这个讨论地域内，可资利用的传世文献资料中，支撑上述问题的资料基础相当丰满，研究关注的时段主要在明清时期。^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开始时期，以明代嘉靖朝前后，也就是16世纪为一个转折点，而且首先是在江南及沿海地区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江南，在嘉靖以后，社会经济有迅速的成长。^③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潮开始消歇后，所呈现的新研究趋向或模式中，研究的重点仍与城乡经济生活史与农业生产、手工业史、商业史研究相关，甚至包括制度环境的论述，而且还提出了“江南道路”，产生了国际比较的新成果^④，区域性意识得到进一步强调。这当中，江南城市与市镇史研究也成为了核心议题，像中国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展开了关于江南市镇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代表性的，主要有傅衣凌、傅宗文、刘石吉、王家范、陈学文、樊树志、吴金成、蒋兆成、陈忠平、包伟民、王卫平等人的相关成果。^⑤

在海外，森正夫等人从历史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视野，对江南市镇作了一些个案考察。^⑥川胜守则从社会史的新视野，进一步拓展了市镇研究的领域。^⑦吴金成有关江南社会的长篇论文，着重强调了江南城市社会的多样化。^⑧

李伯重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要摆脱旧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以开创史学新局面。他从Proto-Industrialization出发，结合西方理论，提出了“早期工业化”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中过分注重生产关系研究、忽略生产力研究的状况，企望有所改变，提倡研究工业赖以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⑨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关系着宏大叙事，但以江南为检验重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仍是以西方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的。^⑩

“早期工业化”的研究范式，可以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在新时期的某一种发展。其背后还是可见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意识的影子。

把江南区域研究与全球性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谓是一种新方向，海内外不少学者开始在全球化视野的观照下，讨论江南史的问题。^⑪在厌倦了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的情境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进入了江南研究同行的视野^⑫，“全球化”或“全球视野”很快成了研究者的热门话题，晚明以来的江南仿佛可以代表中国成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同样的情况，也可在《大分流》出版后的中国学界看到。^⑬当然此书引起的论争，似乎更多一些。

王家范指出，《大分流》的论辩，主要集中在对17－18世纪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高出明清江南的“证伪”方面；其实，在中国史方面，许多与旧的社会理论不相协调的实例很多，只是没有像《大分流》那样，强烈地把这些实例与社会理论的质疑联系起来；与彭慕兰想象的不一样，晚清到民国的经济虽然无法与同期西欧相比，但也并非如《大分流》所断言，深陷“斯密动力”峡谷不得动弹；经济“长期停滞论”不仅不适用于明清之前，更不适用于近现代。^⑭

就中国内部而论，跨地域的比较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较大关注，尤其是16世纪以来苏州、徽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问题。^⑮而华北，华中（主要是江南）与华南的区域性分析与比照，其实已经开始了。就佛教信仰的传统来说，江南地区“文化大一统”的意味更为明显，这与华南、西南的民间仪式系统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假如华南珠江三角洲的士大夫创造出一个勾连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礼仪标识”是“宗族”的话^⑯，江南从整体史的关怀来说，又是何种形态呢？

比较而言，由于江南地域的“国家化”很早，王朝统治的政治基础较好，因而呈现出与华北、华南不同的特色。滨岛敦俊基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与华北（主要是县域社会的个案分析）的探讨，从士绅社会、地域宗族形态的比较出发，认为判定某一区域中社会阶层、社会主导不同特质的一个重要指示是乡绅，指出华南是宗族性的乡绅社会、江南是非宗族性的乡绅社会、华北是非宗族性的庶民社会。^⑰在这样的比照与具体分析下，江南地区并不真正存在对社会有很强操控力的“社会集团”“社会组织”而垄断州县行政的“宗族社会”^⑱，尽管江南不乏久盛不衰的望族群体与望族文化。^⑲而黄宗智研究的长江三角洲和华北两区域中，也承认，“士绅社会”更适合描写长三角。^⑳

当然，江南研究主要是一种区域研究。明清时期的江南，在国家与社会的运作中处于中枢地位，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史的体现。^㉑虽然这样的江南中心观还是有局限的，但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形成的认识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全国性历史叙述的主体内容，而江南之外不断兴起的区域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也需要在江南研究中注意到这些变化趋势，拥有全国市场中心地位的江南，更需要同世界贸易体系的运作联系起来思考。^㉒这种从区域社会史研究扩展至东亚乃至全球史的研究，确实有建立一个空间内部的关联到建立不同空间之间的关联的企望与努力。而这种可能的研究趋向转变，实际是将江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转换为比地域研究大得多的区域或超大地域连锁的总合研究，并推展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真正把江南放在一个符合全球历史的背景中进行考量。^㉓

二. 江南研究的主体与核心空间

至于江南是否一定就是与中原比较或者华南以及其地域比较的概念性产物，其实并不重要，但应该注意的，是最早的认识或研究，是出于一种中原中心观来看待与讨论江南，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江南的地位在抬升，开始出现江南的自我意识与核心叙事。最终，江南在中国的地域社会中具有了超越其他地方的核心性。

自我叙事与他者叙事有很大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江南”，自身就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无论从地理范围还是行政区划而言，都要远大于后来自我认同或者可称被提炼的“江南”。由此衍生出有关江南地域范围界定的各种问题和讨论，且由不同研究者的论题所需而设定，并无统一的认识。

如果回溯至历史时期，特别是自唐宋以降，江南因其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力与国家赋税负担中所占的较大份额，地位越益提高。江南地区中的许多城镇，在生活形态、生产方式、文化追求等方面，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也在加强。清人靳辅高度概括地指出，江南“在汉唐以前，不过一泽国耳。自钱镠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为财赋之薮”。^㉔

至明代开国，定都南京，太湖边上的苏州、松江与常州三府属于直隶地区；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将嘉兴、湖州二府从“江南行省”的范围划割至浙江。^㉕在明代人的意象中，苏州、松江、常州都是“三吴”地区。^㉖与今天讲的“苏南”大致吻合。而范围更广的说法，曾有“吴中”一词。据嘉靖年间人们的看法，“吴中”包括了环太湖周边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十分明确。^㉗

明代已经将苏、松、常、嘉、湖五府作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㉘后来有人建议，在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并置督抚专治，称作“江南腹心”。^㉙作为国家财赋重地的“江南”，在归有光（1507—1571）看来，指的就是南直隶的苏、松、常与浙西的杭、嘉、湖六府地区。^㉚清代学者进一步指出，苏、松、常、镇四府“合于浙西则未有异者”，有很强的统一性。^㉛可以认为，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与镇江七府就是所谓的“江南”。^㉜

众所周知，清前期曾经使用的政区名称“江南”，在行政上主要指的是今天江苏、安徽两省地区。苏、松、常三个府不过是正式的“江南省”的一部分。而且，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三个府往往并称。

至民国时期，像南京、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城市都属“江南”的范围，是长江下游的一个核心地域，与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相对。所以“江南”就成了“一个多重性格的流域”，即从经济上看，“江南是一个都市线”；从人文的观点上看，“江南是物质文明最高度的区域”；从政治上看，“江南是现在政治机构的中枢”。^㉝

从惯习的角度讲，“江南”仍不过是太湖平原地区而已。梁方仲在研究近代田赋时，就已明确地指出：“东南田赋之重”一语，在明人集子或奏疏中常可见到；“东南”有时或称“江南”，亦称“两浙”，其实只是指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而言。^㉞

1949年之后，学界论及江南的成果日多。王家范认为，在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已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整体，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且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刘石吉则指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地区。洪焕椿与罗崙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江南定义，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清时期即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地区。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所论一般仅涉苏、松、杭、嘉、湖五府，但统计市镇分布的表格，则广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太平、宁国、池州、徽州诸地，涵盖了今天江、浙、沪、皖四省市。范金民对江南丝绸、商业史的研究，则较明确，即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东濒大海，太湖镶嵌其中，基本上就是一个长江三角洲，包括今天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陈学文明确表示其研究讨论的是“狭义的江南地区”或“太湖流域”，范围当以苏、松、常、杭、嘉、湖六府为最合理。此后蒋兆武、包伟民等人所设的江南地域，均未超出上述地区。周振鹤、李伯重又分别对“江南”的历史沿革、“江南”的地域界定，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在李伯重看来，对江南地域范围作界定，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西，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后来他在计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用的江南，则回到了地理学中的江南概念，即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地区，范围大致涵盖了宋代浙西路的平江府（苏州）、常州、秀州（嘉兴府）、湖州与江阴军。而在海外学者如森正夫、滨岛敦俊、黄宗智、北田英人、川胜守、海津正伦等的江南研究中，设定的江南范围基本就是太湖平原。^㉟因此可以说，江南概念基本以太湖流域平原为主。宋家泰就指出，江南地区从狭义的层面来看，包括苏南镇江以东的苏、锡、常，上海市，浙西杭、嘉、湖地区和杭州市及其所属余杭县。据1987年时的统计，这个地区共有县城镇25个、县（市）属镇243个，乡镇832个；地域分布均衡，城镇网络极其密集。^㊱

21世纪的最初几年，这个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涉及到了许多学科领域，包括地理学、文学、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等。从不同的学科维度，论析不同的江南空间。在不同的“江南”外延下，其共同的内涵都是太湖平原。^㊲“ 江南”概念的形成，除了经济层面的考量，还有一种发达文化的内涵，是近代以来地方文化心理的体现。^㊳

江南的归属感、认同性，江南意识自觉与情感文化的突出^㊴，江南作为“环境与经济、社会要素综合的概念”之外仍不应忽视“制度框架视野”^㊵，以及江南边界的模糊性等问题，进一步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朱小田强调指出，江南文化并不等同于太湖文化，水乡特征并非唯一的地域印象；在江南内部，不同类型的地区存在着不同样式的文化符号，像山地、岛滩、渔盐场等环境要素，也是江南社会的文化符号。他从“类型”确认的角度，提出了江南研究的“东海类型”。^㊶

虽然，如王家范所言，“江南”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的地方差异日益拉开,各自塑造出不同的个性特点,这就决定了它很难作为一个“共相”的大概念被长期广泛使用^㊷，但以太湖平原为主的核心“江南”，仍是相对稳定的研究主体。

明清以来江南市镇出现的城市化发展趋势，是建立于商业贸易和商品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属于原生型城市化的自然演进，不过自近代以来，以工商业为龙头的城市化模式与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联系，城乡差距逐渐加大，并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㊸来自外国的马路、电车、电灯、洋房及背后的政治、经济新力量、新形式，较早地出现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㊹这一地区的城市近代化进程，代表着中国城市近代化和社会近代化的方向，为近代城市体系与城市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模式，也为近代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教训。^㊺

无论是大江南、小江南的概念讨论，还是细化至府、县、镇、村等空间层面的研究，以及家族历史、产业发展、赋役制度、水利事业、民间信仰、灾荒史、事件史的论述，王朝更替及其历史记忆的重塑等，无不成为江南研究者们热衷的议题。江南地区包含着中国社会总体变革的早期因子，特别是明清两朝因赋役之困而在江南地区表现出更多的调整或抗议之态。^㊻总体上，从早期的具有“革命史”背景的土地所有制研究，至晚近的16—17世纪的秩序等问题的研究，都把江南视为时代变化的地区缩影。^㊼

三. 理论关怀与方法

江南研究已成了国际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其原因，主要是宋代以来江南就成了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几乎所有从事中西比较的学者都承认，至少在15世纪以前，江南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研究江南，并把江南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下，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和全面地认识、回答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秘密和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㊽

但从空间范围的角度来看，江南不过是个蕞尔之区，其核心的太湖流域平原，依茅山、天目山而东，北面是长江，南面是杭州湾，东边是大海。在明清以来人们的一些意象中，这里已等同于“江南”的概念。^㊾在不少文献记述中，这个江南的基本特质都与水有关，水乡泽国的共同特性，被涵括成了人们对于江南的基本认知，在这个小区域内，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建构，似乎都是共同无差别的。

实际上，江南各个生活区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别，最简单的表达，就是所谓“山居者以树艺为务，泽居者以捕鱼为生”。^㊿以地方特产而言，湖州、嘉兴地区以蚕桑业的发达为代表；松江部分地区与太仓一带的高亢土地，适合植棉，乡民的生计主要在纺织。从社会分工来说，一般是“男服耕桑，女尚蚕织”。⁽⁵¹⁾明末清初在吴江县有长期生活经历的唐甄，还作过区划性的概括，指出了江南的蚕桑区：“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其无桑之方，人以为不宜桑也。”他还说，乡村百姓因为有了蚕桑业的高收益，虽然“赋重困穷”，但是“未至于空虚”，生活仍好过。⁽⁵²⁾毋庸讳言，这些描述，都是差异。

对这些生活差异与地区分布的研究，以往多聚焦于社会经济史领域。⁽⁵³⁾最近二十年来，江南研究中除原有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继续深化外，新的研究点与问题意识不断涌出，有的向物的方向延伸，如生态环境史与卫生史⁽⁵⁴⁾，文士治生史⁽⁵⁵⁾，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⁵⁶⁾，有的向文化心理方向延伸，如心态、精神文化史⁽⁵⁷⁾，等等，现在还有各种新概念和议题的提出，如江南儒学，江南文化学等。

早期的江南研究比较偏重理论，辅以大量的文献论证，讨论为学界与社会所普遍关心的大问题，后来更多的田野经验为江南研究所重视，呈现出很多新的面貌。市镇考察、乡村研究、民间信仰的探讨等，已有广泛而深入的成果。像费孝通有关吴江开弦弓村的社会人类学分析、滨岛敦俊有关江南农村民间信仰的源流与变化研究、森正夫等学者对长江三角洲市镇的历史地理考察与个案解剖等，都有力地表达出在新时代田野工作是促进历史研究的有效方法，进一步深化了江南研究的再检讨。⁽⁵⁸⁾

但不管怎样，如傅衣凌的研究所开启的那样，通过江南研究，可以更好地考察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以及“多元结构论”等架构起来的社会历史网络体系。这样的理论性开拓，使得江南研究从起步开始，就始终与社会史、经济史、区域史的关怀密切关联，无分彼此，且开放融通。⁽⁵⁹⁾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包括思想文化史）的交互观察，也已得到更多的关注。⁽⁶⁰⁾江南区域范围内丰富而生动的细节性研究，确实需要融入至中国社会史的整体脉络中去。这是从区域出发来研究中国整体史的重要路径，从而更好地勾画出区域社会的内在结构、历史过程及其反映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⁶¹⁾

在具体研究中，选择或确定一个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不再囿于以往流行的省、府、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而是倾向于采用施坚雅所说的“大经济区域”。经济大区与行政区划最显著的差异是，其空间层次结构是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⁶²⁾这样的思考置于江南，也是极其自然的。况且，江南还具有很多典型性。事实上，施坚雅的市场区域、层级或区系研究⁽⁶³⁾，对江南研究而言，有着很大的影响与启发意义。

日本的明清史学界有比较集中的江南史与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群体。他们研究的重点，当然会有比较中国江南社会与日本地域社会特质的意图。在1981年，日本岐阜县中津川市举行的中国史研讨会上，森正夫的基调报告中提出了“地域社会论”的研究方法与理念，从而激发了更多的学者以江南为中心展开全方面的研究，“地域社会论”成为核心议题。⁽⁶⁴⁾虽然着眼于地域，地方，或地区，但“国家论”时刻在场。“国家论”成了很大的议题，而从地方出发可以更好地观察王朝与地域社会的关系。⁽⁶⁵⁾这是很多学者的学术旨趣，以为共同研究的出发点。

1993年山本进在作学术回顾时，曾批评“地域社会论”缺乏国家论的视野。次年山田贤撰文表示，这样的批评或许是将“国家”和“权力”想象成了立于“地方”之外，对“地方”加以支配的构造。实际上，明清研究中“地域社会论”的视角在对各个历史事象的具体讨论中变得充实起来，更获得了新的拓展。“地域社会论”作为一种研究倾向的总称，并没有确定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固定的问题领域，其共通的思想底色是将“地方”从预先设定的空间范围中解放出来，关注人与人联结而成的关系网络。当然，强调关注“地方”，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于国家层面的秩序统合的关注。国家并非全然外在于“地方”，而往往与“权力”一起随着地方社会不断再生。所谓“地方”，正是“权力”不断生成的源泉，如同相交叠的同心圆，被统合于更广泛的秩序网络，最终便会归于国家秩序的大圆。⁽⁶⁶⁾地域社会中比较重要的宗族问题，一直很受关注。井上彻考察的明中期以降苏州府的宗族，与官方保持长久的联系，这是其宗族组织的根基。⁽⁶⁷⁾中谷刚则考察了明末至民国时期崇明县施氏宗族的活动，指出在易遭受水土流失的地区，祖墓的营建与修缮是宗族统合得以确认的重要契机，揭示了面对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不同事务，宗族集结的动机、方法与手段是具有多样性的。⁽⁶⁸⁾这些讨论都在积极推进江南研究的新论域，并引导出新的问题意识。

四. 文化史的新热点

至于江南文化能体现怎样的地域情怀，呈现怎样的地域人文综合，以及表达怎样的精神风貌、文化氛围以更明显地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更好地融入新时代的发展等问题，也需要予以深入分析与讨论。

特定的地域社会与文化，脱离不了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的约束。在江南，即使同一个府域内，人文环境还是存在着不少差异。以地形较为平坦、极具水乡环境特质的嘉兴府而言，下属的嘉兴县土地较为坦衍，“饶水稻禾蚕组绣工作之技，衣食海内”；而秀水县却是竞尚侈丽，“列肆多江淮巨贾”；在嘉善县，则多为膏腴之壤，“平铺如席，无高山大泽，赋税户口最为繁盛”，该县四境风习又稍有不同：东近华亭，妇女勤杼柚，士夫好夸诈；南近平湖、海盐，百姓“带星鬻鹾，轻命玩法”；而西乡之风习又分为两类，“近嘉兴者健，近秀水者驯”；北面毗接苏州府境，“其民不浮，讼益鲜，然知礼近于固，不知礼者近于靡”；至于府境东南部的平湖县，“工作无他技巧，枱多于桑，布浮于帛，士大夫家勤女工犹什之七”；西部的桐乡县，介于湖州、嘉兴二府之间，“土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蚕织，易致富贵”。⁽⁶⁹⁾

在这样的环境制约下，平原的人生与社会文化就自有其独特的地方。嘉善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陈龙正就嘉兴府内的情况，作过一番详细比较和讨论，重点在嘉兴与秀水、嘉善两县。他说：“民情土俗，万有不齐，立法更制，随方便宜，随时润泽，可矣……嘉兴壤高苦旱，秀水壤低苦潦，独吾邑南高北下，旱则南乡困，潦者北乡悲。一邑之中，尚有参差如是，而况郡省与天下，动辄曰通行，通行可乎哉？”⁽⁷⁰⁾

不同的民情土俗，孕育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形态自然不会一致。在陈龙正看来，江南的一个县中差异如此，何况一个府、一个省甚至全国，所以制度、措施上讲“通行”，是不切实际的。崇祯年间的嘉善知县李陈玉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该县在嘉兴府七个县域中，“赋独重、役独繁”⁽⁷¹⁾，百姓的生活压力极大。

在“湖山之美甲东南”的杭州地区，既有所谓川泽沃衍，也有陆海之饶。在官绅们看来，是“民生其间，耕腴而汲甘”。⁽⁷²⁾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有一定的谋生依赖，方能较好地适应城市生活的压力。

明代中后期的浙江临海人王士性曾说：“身不有技则口不餬，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⁷³⁾

这类人群，依靠一定的技术，也能达到生活上的小康，甚至发家致富。姚旅特别指出，古有“四民”，后有“六民”，“今有二十四民”，除士、农、工、商及兵、僧外，还有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弈师、蛆侩、驾长、异人、篦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民，“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穑，除二三小技，其余世人奉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悬钟鼓，比乐公侯，诗书让其气候，词赋揖其下风，猗与盛哉!”⁽⁷⁴⁾职业分化及其生活表现，更是十分细致。

很多人为了谋生，需要依靠精湛的生产技术，由此也使地方上的整体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闻名全国。张瀚曾说江南地区的奢化生活，是有精工细作的产业所支持，而能享受奇艺绝品的，当然不可能是普通百姓，毕竟那些“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⁷⁵⁾

直到盛清时代，长江下游地区最重要的都会，如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已各擅其胜，各具特质。按刘大观的评论，“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⁷⁶⁾ 这样的论说，并不是全面的，但确实勾勒出了杭州、苏州等城市在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中的角色与地位。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比较明晰地体现于不同时代人们对于“世风”“风俗”“民情”“世态”等的归纳评述之中。

如昆山县，文化的兴盛与地方的人文培育有相当的联系。晚明地方官府就曾有昆山“风土清嘉”“民以务孝养、勤本业为事”“好学而知礼，尚孝而先信”“仕者重名俭、薄荣利”以及“家知读书、人知尚礼”等这类正面的表述。⁽⁷⁷⁾当地人、弘治十八年状元顾鼎臣于早期的生命历程中，也切近地感受到了这种人文传统，如他所言的“吾昆士风，素号近厚。前辈作之，后贤翼而传之，有相好，无相害”。⁽⁷⁸⁾但是在晚明，整个社会如嘉善人袁仁所论的那样，有“举世蚩蚩，颓风靡靡，江湖下趋，势不可返”之态。⁽⁷⁹⁾到其子袁黄所处的万历年间，当地社会与世风是所谓“赋重而民疲，事繁而俗靡”。⁽⁸⁰⁾袁仁时代就存在的那种社会困境与风习，即“江南之租赋太重，何以轻之？北方之荒土甚多，何以辟之？奸幸满朝，何以祛之？贿赂公行，何以清之？造作不息，醮祭日繁，何以止之？贤人在野，何以进之？四夷未靖，边费日增，何以省之？”⁽⁸¹⁾仍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俗靡”的问题，有越来越盛的倾向，于生活文化的表现尤为明显。松江士人范濂承认：“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⁸²⁾至于官场之中，就像后来的人所论，迎来送往，更是竞尚豪华，“大率寻欢选胜，酒食嬉游”，饮宴馈赠之风浓厚。⁽⁸³⁾如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已然是“华屋康衢，熙来攘往”，一派乐土气象，时人称为“与城市同风”。⁽⁸⁴⁾

而世家大族比较强调的耕读传统与教育文风，在精英士大夫家庭中仍得到很好的维续，当然大多有家族经济力量与文化资本的支持。像松江人何良俊强调的那样，一般的家族不是让子弟依赖家世与财富地位而随俗放荡，而是比较重视子孙的培育与教诲，不仅要求“知孝悌忠信”，而且强化“读书”观念，“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这样的“知教”且“知学”的家族文化要求相关。⁽⁸⁵⁾万历四十四年（1616）状元、嘉善人钱士升远宦京城，仍不忘教育在家乡的长子钱栻：“汝在家，只宜杜门读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⁸⁶⁾这也与魏大中教育其幼子魏学洙所论一般：“只是读书，并无别事”。年青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读书：“读书才明义理。义理明，然后可以处患难。义理明，然后可以处饥冻。义理明，然后可以事父兄师友。义明理，才文理通。文理通，然后可以训书糊口。”⁽⁸⁷⁾读书的目的在科举。科举在明清士人的视野中，仍然是个人乃至家族于政治攀升方面最重要的途径，并可望达到较高的社会目标。⁽⁸⁸⁾而科举事业与文化教育，在江南又是最昌盛的。⁽⁸⁹⁾

对江南地区社会风貌与生活文化的概括，最经典的，莫过于王士性以“浙西”为例的论说。他认为，浙江全省十一个府，可分为三个区域：浙西的杭、嘉、湖为平原水乡，“为泽国之民”。其他地区就是所谓的浙东，可以一分为二。一是金、衢、严、处，所谓“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二是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这三大区域中的民众各自为俗，生活文化与风俗表现差异较大：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这些都是环境差异及其营造的不同民生与风俗；而社会关系因而也有不同，主要体现在缙绅与庶众之间：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⁹⁰⁾

可以发现，传统研究都将江南作为一个共同体，对其内部的文化生活、民俗惯习、衣食住行、声色娱乐、休闲空间等，作了全面的考察。与其他地方相比，江南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特别是江南社会上层的造园理念与无处不在的园林营建活动，吸引了江南内外无数人的目光，也深蕴此类文化活动的经济意义。

江南这类自然与人文之间的文化实践活动，在全国具有引领意义，尤其是苏州的风俗文化，深为时人所仿效。王士性就说，苏州地区的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像虎丘空间已成了人们消闲与享乐的公共园林，也建构了日常生活与文化活动的独特地景，极大地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它与苏州阊门外的七里山塘一起，共同建构起独特的人文风貌，且被不断叠加与浓墨书写。另外，遍布江南城镇乡村的园林，充斥了日常生活的经济性、消费性、公共性、娱乐性与空间性等元素，并形成江南文化的重要品牌。

从晚明以来，江南地方社会生活中，学诗、学画、学书本以苏州地区为最盛，松江府地区一直深受此风影响，产生了很多高才美质之辈，努力追踪先贤，且尽力于雅集雅事，使当地文化昌盛起来。也因为松江、苏州等地文化的鼎盛，画艺群体的卓越，而使江南成为整个中国最重要的画艺创作与品鉴空间。自明末以降，从松江为重心（以董其昌为代表），到清初转换至太仓、常熟两地，塑造了所谓的娄东画派和虞山画派，并以之为主导，产生出清初“六大家”，被后世尊为画坛的正统。

至于当下所论的“江南文化”究竟成型于何时，如何演进，学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热烈讨论，大致集中于从早期的“吴越文化”至晚近的“上海文化”的历史演化与建构的进程。而传统的江南文化辐射的地域范围，从宋室南渡以来，逐渐浓缩至太湖平原为中心，仅就江南城市文化而言，又基本以苏、杭为代表。当然，江南文化的发展，是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是相联动的。

五. 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

仅以明清时期而论，帝王们对于“江南”是比较警觉的，除了大量汲取东南地方赋税资源外，对于江南的民情与政治动态一直十分关心。朱元璋在位初期，就已经认识到元代以来江南地主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声望对王朝统治可能带来的不安，他下令将他们迁向新都南京，或者更远的地方。据《明实录》所载，洪武三十年四月在户部上报“富民籍名”前，朱元璋曾对户部尚书郁新、吏部侍郎张迪等人言：“稽诸户籍，列名以闻。朕将选用焉。”户部讨论后的举措是：“云南、两广、四川不取，今稽籍得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田赢七顷者，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朱元璋表示对于这一庞大的有力阶层，要“藏于印绶监，以次召至，量才用之”。另一方面，他也很注意地方上对王朝统治的忠心与忠诚，着力褒扬。

早在洪武四年，刑部在搜查狱中囚犯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私人书信，并向朱元璋汇报。朱元璋在这些书信中发现了一封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人王升写的家信。这封信是王升写给前一年十一月刚刚去平凉府崇信县任知县的儿子王轸的。信的内容大致是王升告诉儿子王轸在外要好好做官，不必担心家中事务。王家在乡下已完成国家要求的里长之役，但新佥派的徭役，主要是弓兵，在新市镇又要开始了，花费自然少不了。王升知道儿子要为国家效忠，告诫儿子为官要廉洁，除了强调“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外，学业仍不可荒废，还要认真读些传统经典，熟读洪武初期新定的律法，平时生活要有节制，不要过度饮酒。他还要儿子得空时买一二枚附子（乌头或附片，有补火助阳等功效）、一二斤四川产的辣椒寄回，而且叮嘱儿子一定要先交税。这封信让朱元璋十分震动。他觉得这是向全国宣扬遵纪守法、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好教材，是推行其“礼治社会”的理想素材，于是马上派人带着谕旨到湖州王升家中进行赏赐旌扬，以表彰他对儿子教导有方。后来明宣宗在编写《五伦书》时，将此事记了下来。到英宗时，此书才刊行全国，目的是宣扬忠、孝、悌、忍、善，包括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伦道德根本，采集经传子史中的嘉言善行，以期产生弘扬教化的良好效果。

在清代，作为康熙的密探，曹寅（1658—1712）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官员，在江南担任江宁织造与两淮巡盐御史时，根据康熙的要求，非常注意地方民情与官场动态。类似的人物就是曹寅的妻兄李煦（1655—1729），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出任苏州织造后，常向康熙密报江南地方的各类情况。在康熙五十年的一份密报中，他言及地方官府正处征钱粮时节，“因各州县有好管闲事衿监把持衙门”，使各府属解交藩库不到四五万两；甚至“捏词控告”，使各州县官都不敢严比，以致国家应征的漕米丁银被迟误。

从康熙三十二年到六十一年，李煦在织造局任上，给康熙呈过大量的奏折，统计下来，是整个康熙朝回缴官员朱批奏折中数量最多的。根据这些奏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熙朝政治的许多实际面貌，以及康熙是如何精心管理国家、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掌控、维护中央皇权的。康熙说过：“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沉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

至于探听地方官场动静，言辞就比较隐晦，康熙依然要求保密。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李煦上《扬州冬雪折》，表面上是与民生有关的晴雨折，实际上是要讲地方稳定情况的：“窃扬州地方，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已得冬雪，明年春熟，可以期望。至于扬州、苏州近日米价，上号的仍一两之内，次号的仍九钱之内。人情安贴，地方无事。理合奏闻。”后面讲的“人情安贴，地方无事”，才是这个奏折的重点。

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政治与社会，更是很多学者关心的课题。鼎革之际江南士人思想的发展，清王朝统治者如何处理“江南”这一特殊区域的策略或技巧，在文化上怎样将其自身统治合法化，地方社会的因应与复杂表现，尤其是在1647年江南的抗清遭受大清洗之后的情态，都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而清代太平天国战争后国家权力下移、地方自治的论说，其实仍然是有很大局限的。国家权力的垂直控制系统，依然很牢固。在传统社会中，自治这个词，以及哪怕是带有这个味儿的事物，恐怕都不能见容于理性的官僚制形式。就像萧公权指出的，地方自治对于乡村控制的体制来说，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概念，在乡村里出现的任何地方首创精神或村社活动，要是能被官方认可，那也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其加强乡村控制，或者就是政府认为无需对之进行干涉罢了。

当然地方上存在的安全系统（譬如治安方面有里甲、保甲、巡检制度，社会保障方面有覆盖城乡地区的民间强大的慈善组织与善举活动等），为王朝统治在江南的稳固，提供了重要基础。精神生活和信仰，虽然与经济活动一样会有超越政治控制框架的表现，而且官方儒学经典、祭典和民间地方祭祀系统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但在帝制时代，最终还是要受到政治的约束，国家权力是影响民间社会最大的变量。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士人与官府对于政治统治与地方安全，其实是比较敏感的。而且往往也能从“国家”的视角，提出加强地方管控与州县治理的必要性。像明代弘治元年（1488），湖州府地方根据乡民的要求，提出增置孝丰县的设想。这些乡民，来自湖州府西部孝丰、天目、鱼池、灵奕、金石、广苕、浮玉、太平、移风九个乡的“粮耆里老”。他们认为，由于僻居深山，离安吉县城窎远，“道路阻险，不通舟楫”，以致“人民经年不至城市，有老死山林不见官府者”。这对国家需要的催科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大事，所以常会出现他们所说的民间“动辄不服追唤，以致钱粮累年拖欠，甚至年荒乘机抢掠乡村”的情况。他们申说的理由既很清楚，也极重要，得到湖州知府王珣的认同。王珣为此向中央呈请设县，强调孝丰等一十六乡九十五里地方政治控制与生活安全的大问题，要解决山区“贼民”的祸害，以及便于官府对于地方的“催征”，迫切需要设一个新县孝丰。最终新县得以设立，官方认为可以达成朝廷与地方企望的“山野小民得近官府，日染月化，自然顺服，钱粮易办，地方无虞”的良愿。安吉后来在正德二年（1507）升县为州，新建的孝丰县就隶于安吉州。

明清时期对地方百姓生活有着明显影响印记的行政区划分设，在江南地区显得较多。主要目的，并非只是一个县域的幅员太过广阔（地方）、人口数量较大（齿众）或者赋税沉重（赋繁），而是要更有效更合理地统治地方社会，对江南的民众与土地资源有更好的管理。而且，在政区边界的管理和治安防范方面，地方官府做了许多努力，经常让府州县的佐杂官分防到这些政区边界的市镇中去。

例如，嘉善县的县丞与主簿，分别驻防于县境北面的西塘镇和东南毗接松江府境的枫泾镇，以加强对县域边区的控制与管理。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由于经济上的繁荣，政治地位也显得日渐重要。到乾隆五年，吴江县丞就移驻于此，“遂称巨镇”。甪直镇，在乾隆二十七年以“人庶地冲，庞杂难理，巡检征员不足以资弹压”为由，将县丞分防驻于镇上，兼辖昆山、新阳附近村庄。 这个县丞还是元和、昆山、新阳三县联合分防的。

再如枫泾镇，处江苏、浙江两省的分界处，镇区与镇郊乡村都被两个初级政区兼摄，在嘉兴府嘉善县东北境的属于奉贤乡，设有嘉善主簿管理；在松江府娄县西南境的，属枫泾乡，由松江的巡检管辖。这样的佐杂分防事例，在江南地区不胜枚举。

明末清初大儒、昆山人顾炎武很注意地方社会与民众在政治权力起源和政治权力运行中的地位，在其论著中构想了地方制度的框架，设想建立自足的地方自治组织，强调指出“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总之，宋代以来的江南，是帝国的经济命脉与文教中心，始终与国家政权紧密相连，不仅体现在官僚机构、行政建制以及财经统制的机制里，而且也体现在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庞大士绅的活动中。

六. 结 语

江南区域研究，只是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小板块，但在中国区域史的研究中最为突出，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封建晚期和社会转型的专题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江南研究的贡献，一方面在于是总体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可以通过地方史的构建来展示大历史的背景与发展脉络。而且不同地域与江南的互动与交流，也是提升江南影响力、促进江南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虽然，从总体上看，如王家范所概括的，过往的江南研究曾有三个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多数止步于1840年前，延伸至晚清不多，更少“入侵”到民国时期；二是多数偏好于狭小的太湖流域，江南成了只有“中心”而无层级、边缘推衍演变的“琼岛”，研究的整体意义较弱；三是主要以开发方志、笔记（附以少数文集）见长，以全“江南”、大时段的综合居多，各种专题分解不全（集中于城镇、经贸），较小单位（一县、一乡、一村）的个案考察与区域内比较研究也相对薄弱，成了制约明清江南研究的瓶颈。但是近二三十年来，这类状况已有较大改变，呈现了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从经济史领域向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广泛拓展，既放大了江南研究的视野，也加深了江南史研究中的专业化倾向。而在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中，以往过多重视物质技术等经济社会的“硬件”，对社会关系、制度、文化等社会生活中的“软件”已引起更多的关注，以增进对国家这个维度或作用的深入分析与理解。

实际上，当下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思考与实践，又引发新一轮的江南史研究热潮，重点就在“文化”，直接是因现实政治等因素的促动而来。无论怎样，江南历史地位与江南区域研究的核心意义，仍在政治。像明末江南城镇广泛兴起的“市民运动”，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内部分裂”，在一定程度内已含有一种“启蒙运动”的意义；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力的无锡东林学风（特别是务实与经世），与苏南望族文化的成长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相得益彰；明末政治动乱与战争危机情势下的江南士人风尚，在保存经世之心外，多崇尚谈兵论剑的活动，终使习武风尚发展成为当时独特的社会文化。

邹逸麟在江南研究三十年回顾中，强调除了社会经济与文化上所具的代表性外，江南的“政治”意义也很重要。他概括性地指出，从春秋战国以来，“江南”地区不仅存在欲争霸中原的政治势力，而且到南北对峙时期，江南成了中原之外另一个政治中心地区，到高度集权的明清时期，江南已是中央王朝时存戒备又不得不依靠的地区。当前，在江南政治史领域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进展，呈现出如何在区域史研究中体现国家历史，以及国家如何反映于地方史脉络中的问题与思考，特别是在晚近以来江南政治历史的复杂进程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尤宜值得重视。

众所周知，传统时代江南地区存在的强大的士大夫群体，可以抗衡国家，也可以深入民间社会，但其背后一直是帝制国家与王权在左右，到了清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虽依旧存在，可是他们的政治活动却受到更多的限制。江南社会的形态，最终不会超脱帝制农商社会的基本框架。要之，就一般而言的国家政治与地方治理等方面，不少研究已作了新的探讨或扩展，对江南史研究而言是一种新的气象与格局，是值得注意与勠力进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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