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缘起：记忆转向中的“负遗产”兴起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文化遗产成为记忆载体，记录下人类对普遍价值的共同追求。文化遗产不仅有代表昔日光辉的建筑物群、自然遗迹、历史景观，也有承载着战争、灾难、屠杀、刑罚、恐怖事件等否定记忆的“负遗产”。“负遗产”是在当下普遍道德观念中被认为与“罪行”或“伐罪”相关联、具有负面历史评价的场域或遗产群，例如位于波兰境内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遗留建筑“圆顶屋”、西非塞内加尔的奴隶贸易转运站戈雷岛等。这些建筑物被保留下来作为“负遗产”记忆，记录了人类对其同类进行的残酷迫害、奴役、虐杀与隔离等不光彩的历史，这是对极端意识形态剥夺人类尊严带来悲惨后果、防止人类再度堕落的沉重警示，也是教育下一代继承争取民族自由解放和斗争精神的场所。

位于日本长崎的“军舰岛”从战前极盛时期人口麇集、强迫矿工劳役的岛屿变成今天作为废墟呈现的“无人岛”，即是一处历史“负遗产”的典型。“军舰岛”本名“端岛”^①，是位于长崎港西南方的半人工岛屿，后来成为煤炭资源开采地而兴盛一时，因其外形酷似日本军舰“土佐号”，故被称作“军舰岛”。先后历经了初期采矿期（1810年—1889年）、纳屋制度期（1890年—1914年）、产业报国期（1914年—1945年）、复兴及现代化期（1945年—1964年）、煤矿衰退关闭期（1964年—1974年）、废墟热潮和产业遗产期（1974年—）。自正式开采以来，“军舰岛”附近累计挖掘出了1570万吨煤。虽然这些煤炭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资源匮乏的日本率先转型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每一块煤上都沾满亚洲劳工的血与泪，记载了日本近代侵略扩张的恶行罪证。“据日本外务省战后公布资料显示，二战期间，曾有近4万人被强征至日本，其中3700多人在三菱公司旗下的各工厂煤矿强制劳动，造成722人死亡。”^②国际劳工组织于1999年将日本的强制动员判定为违反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公约《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③，对其历史上的罪恶有明确的指认，是违反劳动公约的行为。然而这段本该被永远铭记的历史，却被“肇事者”日本政府刻意遗忘，并凭借高超的历史包装策略，将“军舰岛”以日本明治工业遗址身份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通过记忆（景观记忆、遗产记忆、情感记忆）转向，试图遗忘并掩盖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邻国侵略与剥削的罪行，从而完成形象重塑与记忆抛光。纵观历史捭阖，当代日本与亚洲邻国的现实矛盾也往往以其侵略历史为背景，因未能较好地清算近现代史留下的“负遗产”所致，成为国族延续、多重变形的公共记忆。

在“负遗产”研究领域，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荻野昌弘教授曾指出，当代社会“遗产化现象”正急遽发展。他将“负遗产”的再现比作“光化”过程，提到“光化”的作用在于“杀毒”，并进一步指出“日本产业化带来的荣光和威容都呈现出肯定的一面，残酷的劳动环境和环境损害等否定的一面将会消失”。^④研究“军舰岛”作为产业遗产表象的日本甲南女子大学木村至圣副教授，强调“负遗产”有两层涵义，即“负的遗留物”和“负的保留”^⑤。前者是因为过去的人们遗留下来的，现在仍持续受到否定的影响，所以现在的人们被要求清算解决的状况；后者则是因为过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灾难的道德教训价值。“作为近代化基础的神话故事”^⑥和道德教训，对“负遗产”的反思具有一定的肯定性价值，也拥有多种表象形态可供选择。

二.   军舰岛：“负遗产”记忆的多重变形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政府为响应彼时发动战争而兴起的“产业报国联盟”运动、解决煤矿工人人数不足等问题的背景下，蕴藏丰富煤炭资源的“军舰岛”被日本工业巨头三菱合资会社购买，并强征中国、朝鲜劳工，“于1917年9月21日面向朝鲜招工。1917年首次进入端岛煤矿的朝鲜人有150名，1918年剧增到334名，1935年至少有350名以上的朝鲜人在端岛当劳工”。^⑦岛上人口因此急遽增长，全盛时期甚至人口密度远超当时东京都的九倍。同时在此弹丸之地还建造了日本第一个大型混凝土建筑公寓，除了办公楼和住宅外，有学校、商店、警察局、电影院、游泳池，甚至有日本神龛等各种设施，成为一个微型的“巨体量社区”。在由盛及衰的历史演变中，“军舰岛”这一属地发生了记忆的多重变形，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从人口麇集的岛屿到“鬼城废墟”的景观记忆

“军舰岛”的煤矿位于垂直深入近一千米的海底，劳工们每天在45 ℃以上的高温矿井里劳役12小时以上，作业时极易发生瓦斯爆炸、踩踏滑坡等事故，同时还被高度监控以防出逃，他们因此将坑道入口称作“地狱之门”。恶劣拥挤的生存环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以及日本监工的殴打凌虐，致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据日本劳务管理年志·劳务管理资料编纂会提供的《三菱端岛劳动状况》（1907年3月至8月）显示，为了让更多劳工来此工作，劳工召集者欺骗他们称煤矿是乐园，每招到1人可获得3日元的回扣。而劳工来到“军舰岛”后深陷窘境、毫无自由，每天吃的食物是榨豆油剩下的残渣，食不果腹，劳工个个瘦骨嶙峋：

　　端岛是个监狱岛，它被高高的混凝土悬崖围绕，看得见的只有大海。我们朝鲜人被安置在2层和4层的建筑里，7—8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虽然建筑的外观是用砂浆或钢筋制成的，但里面却凌乱不堪。我们穿上像米糠袋子一样的衣服，从第二天就开始劳动。佩戴日本刀的人和其他一些人下达了很多命令，让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乘电梯进入垂直的坑道，直达挖掘场后，只能趴在地上挖洞，那是个狭窄的地方，既炎热又痛苦，同时又存在坠落的危险，我觉得没法活着回去了。饭是豆渣80%、糙米20%的饭，外加上整片烤的沙丁鱼。我每天拉肚子，身体很快就虚弱了。但是只要停工休息，检查的就会带去管理事务所，然后就是一顿打。

　　从唯一一条路走到堤坝上，眺望故乡的方向，有好几次我都动过自杀的念头。

　　　　　　　　　　　　　　　　　　　　　　　　　　　　　−据幸存者朝鲜人徐廷友（音）回忆^⑧

上世纪70年代，随着能源产业革命兴起，煤炭被其他新型能源替代，煤矿业日渐衰落，三菱公司于1974年正式关闭了“军舰岛”。由于长期暴露于台风、海水的侵蚀中，“军舰岛”上的居民区和采矿设施出现严重破损。诡异空洞的街道窗棂、错综复杂的断壁残垣，被摄影家们捕捉刻画为“孤独、空旷、神秘”的废墟空间。废墟探索爱好者网站、废墟题材写真出版物都把“军舰岛”作为主推，并贴上恐怖、惊悚、推理、暴力的艺术化标签，将“军舰岛”形塑为一种独质、具有神秘感的视觉体验，成为“废墟美学”^⑨的能指，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前来“朝圣”。

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煤炭工业曾让昭和时代的日本人经济生活富裕繁荣，就像一个封锁了昭和全盛时期记忆的“时间胶囊”在当代复活，“军舰岛”成为了唤醒日本人“往昔记忆美学”和“浪漫主义乡愁”的集体性象征场所。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渲染，“军舰岛”偶尔会以“历史的灿烂、光荣的残骸”等浪漫主义视角被介绍，同时也引发影视和游戏创作者的兴致，诸多视觉场景原型源自此地。如日本电影《Erinyes》中的“隅岛”、《死魂曲2》中的“夜见岛”、《浅见光彦系列》第40篇中的“弃灵岛”等都是从“军舰岛”形象启获灵感。再如1999年日本动画《全职猎人》、2003年以杀戮游戏为主题的日本电影《大逃杀2：镇魂歌》、2011年讲述人类与食人巨人斗争的日本漫画改编电影《进击的巨人》、2013年泰国恐怖电影《端岛计划》、2014年日本探案电视剧《金田一少年事件簿R》中，为了全面呈现恐惧、暴力、血腥的主题，均择选具有死寂般神秘气质的“军舰岛”作为人物命运厮杀的取景地。2012年美国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⑩中，废墟岛“死城（Dead City）”也是以“军舰岛”为原型。但考虑安全因素，并未在“军舰岛”真实取景，而是采用在伦敦郊外的摄影棚使用“军舰岛”的照相搭景拍摄而成。可见在当代“军舰岛”已成为“鬼城废墟”的新标签，从而抛光记忆，隐去过去斑驳可怖的剥削亚洲劳工的黑暗历史。

二   从“黑色旅行”洗白转型为工业文化的遗产记忆

1996年，英国学者马尔科姆·费尔列和约翰·莱侬率先提出了“黑色旅游（Dark Tourism）”^⑪的概念，即对历史上发生过悲剧、死亡、人权抗争等事件的纪念地，进行旅游开发的文化政策研究。在日本，这一类旅行被称为「ダークツーリズム」，它是指在灾害、战争等与死亡、痛苦相结合的地方旅行的行为。这种对“负遗产”的体验型观光，让历史景象与“游客目光”相接，缅怀、悼念经历过悲伤的人，以唤起悲悯、愤怒、恐惧等情感，成为一场“人类悲伤记忆的旅行”。

2009年4月，长时间被人们遗忘的“军舰岛”登岛禁令解除，各家旅游公司开始运营“军舰岛”的登岛项目，供全世界游客参观游览，成为废墟资源化、观光产业化“黑色旅游”的新模型。但在“产业遗产化”^⑫过程中，其“否定的一面”往往会被褪除改写，“积极的一面”被美化伪饰，继而“黑色旅游”的本质被篡改。例如在“军舰岛”的官方叙事中，把其对“日本近代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前景化，强征劳工的“负遗产”记忆则成为“影子”部分，被赋予从属位置。过去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谁遭受了怎样的苦役和损害，有什么样的对立和抵抗都被遗忘了，“黑色旅游”变成了只是大肆宣扬过去繁华场景的伪饰品。

同时，在新一轮世界文化工业遗产热潮中，“军舰岛”作为文化遗址的“物”−被重点保存下来，并登记作为日本明治工业的文化表象被展示。本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强制动员”历史的活证物、亚洲劳工血汗史的史鉴地，“军舰岛”在日本却被认为是带来本国富裕滋润的遗产福地，虽然其后期由于煤矿荒废给日本人带来了哀愁和遗憾，但这种反差构成的“情感皲裂”，已被“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新的生命力抚平弥合。2013年日本政府对外宣布：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明治时代的工业革命遗产·九州、山口及相关地区”，把“军舰岛”与8个县（涉及长崎、福冈、山口、岩手、静冈、佐贺、熊本、鹿儿岛）的23处工业遗址（主要包括煤矿、造船厂、钢铁厂等）合并申遗“打包”，并释义该遗产群是通过国家和民间资本的整合，为日本近代化和工业开发提供基础；其次，该遗产群具有多种近代工业群聚集分布的特征；再次，九州、山口一带是西方以外最初的重工业近代产业地区，也是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地区，是融合西方先进技术和日本传统技术，创造出新工业技术的地区，故将其作为“非西方国家第一次成功引进西方工业化的典范”树立。同时日本政府还找到一条应景的申遗理由，即在日本“3·11大地震”后，申请该项目可以对日本灾后重建援助做出巨大贡献，为保护遗址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对此，韩国学者姜东镇、南智贤鲜明指出，“九州、山口地区近代工业遗产群”的相当一部分是太平洋战争的工具，也是朝鲜人被强制征用的现场，从这一点来看，它失去了遗产应具有的“普世价值”^⑬。同时“军舰岛”内部的相关设施大部分被损坏，缺少“独立的完整性”，也由于强制征用的历史事实，“军舰岛”未能获得“国际的信任”。因此“军舰岛”并不具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韩国学者朴修镜、赵宽衍也批评道：“日本对‘军舰岛’的宣传，只是强调其对日本经济的成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当时岛上住着的日本人是多么辛勤地劳动，过着多么富饶、滋润的生活。”^⑭韩国学者李慧真更是直言其“丧失了历史的均衡感”^⑮。同样，发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童增律师也提出：“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侵犯了二战受害国的权益，有违伦理、人权，有违《联合国宪章》。‘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肯定‘不是展现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舞台’，相反，不计其数的中韩两国平民奴工在矿山中被囚禁，只能证明其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黑暗舞台’。”^⑯

笔者曾于2018年10月调研考察“军舰岛”，由于“军舰岛”部分地区建筑有风化土石掉落的险虑，依照当地政府规定，登岛必须通过提前申请，参加由日本游船公司安排的团队集体导览，同时此举也为防止游客擅自闯入“军舰岛”参观，保障了岛上“安全”。作为亚洲劳工“记忆之场”的遗产变形体，在“军舰岛”上的文字介绍和现场解说中很难找到受害劳工的资料，也缺乏关于岛上过去历史和强制动员史实等指南板，只是在设置障碍处贴有“禁止出入”的说明性文字。有日本游客在评价“军舰岛”旅游体验时这样写道：“我们可以亲眼目睹昭和的发展，回想起曾经的荣华”；“这里简直是天堂”。岛上真正向普通游客公开的游览区是“军舰岛”上极小的部分，导览点只有三处，即第一参观场：矿场遗迹，主要涉及员工住宅以及竖井、煤矿传输带等矿场遗迹；第二参观场：红砖事务所，过去曾是岛上的综合事务所，即最高管理机构，有会议室和劳工使用的公共浴场；第三参观场：第30号栋公寓，建于1916年，号称是“日本最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由于煤矿业带来的富足，当时岛上的生活是走在日本经济最前端，中小学校、电影院、医院等应有尽有，但只满足于日本人使用。而中国、朝鲜劳工的生活场所则位于“军舰岛”的首尾两端，是离风浪最近的地方，其困厄的生活环境在韩国电影《军舰岛》和各类相关题材纪录片里均有体现，而现今导游的解说词里却并没有相关描述，只谈岛上工业遗产“光荣的过去”，有意遮蔽强征他国劳工的真实历史。

这种产业遗产的“现场表演”中，导游一般会做出是“原居民”“本地人”的身份表明，用自己的身体和表演呈现对“家乡”的乡土化解说，以证明游客体验的“真实性”。在申请登岛后，笔者还遭遇到两套不同话语系统的“导游路径”，即日本本国人跟随一位日本导游，其他国家游客跟随另一位日本导游（可用英文/中文介绍）。两位导游行走的路线亦不相同，并保持队伍一定的隔离性，让日本以外其他国家游客远离当年劳工劳作与拥挤恶劣的住宿环境，以防“看后引发不适”。这些蝇营狗苟的小动作，亦是部分日本人对历史刻意遮蔽与篡改的现实据证。

三   作为亚洲“抗日电影”新标识的情感记忆

作为战后持续的“抗日”表达行动力，韩国的影视文化对此多有承载。2010年韩国KBS电视台、2014年韩国EBS电视台都曾播放过“军舰岛”相关节目，但是没有引发大众关注，直到2015年韩国MBC电视台“无限挑战”节目播出《军舰岛》特辑，旨在向韩国民众科普“军舰岛”历史，并披露日本政府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将包括军舰岛在内的“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成功的事实，这才引发韩国民众的普遍关注。2017年韩国导演柳承莞把这段历史拍成了电影《军舰岛》，揭露“世界文化遗产”闪亮头衔背后隐埋的罪恶历史。同时电影团队还联合数千名韩国网民，共同募资两亿韩元，由韩国诚信女子大学徐坰德教授团队制作了短视频《军舰岛真正的名字是地狱岛》，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数日。

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rean Film Council）统计结果显示，电影《军舰岛》在韩国放映的首日观影人次就达到97万，屏幕数占韩国院线所有屏幕数近86%，打破了韩国电影的首日观影纪录。该片作为一部标准体现国家意志的韩国二战电影，所承载的历史价值远大于影像本身，在筹划初期阶段该片就引起韩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影片主要讲述了二战期间被日本政府强征的亚洲劳工在“军舰岛”恶劣环境下被迫从事苦力劳役进而反抗逃离的故事。除了以劳工为主角外，片中还增加了慰安妇的影像角色作为同被压迫的朝鲜人形象。同时电影中也复原了在矿坑下工作的危险场景，当3号矿道发生爆炸后，日本老板决定将在此区域工作的朝鲜人连同矿坑一起整体爆破，为掩饰罪行而丧尽天良地掩埋历史。电影在结尾高潮处设计了一场虚拟的“集体大逃亡”，表现被奴役的劳工和慰安妇们反抗压迫的抗争精神。伴随电影配乐大师莫里康内的《The Ecstasy of Gold》响起，生动描绘出一幅劳工出逃抗争、壮观惨烈的人间炼狱图景。片中朝鲜人虽然伤亡惨重，但依然选择团结起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并将日本的旭日旗割划两半，成为片中战火结束的象征。旭日旗是日本军国主义标的，对于战争中的日本军人来说，旭日旗增强了战场上的凝聚力，并强化牺牲的合理性，赋予其侵略、杀戮、掠夺、殖民的正当性。但从受害国立场来看，旭日旗是各种负面邪恶形象的混杂，是中朝劳工血泪历史的见证物。影片最后定格在逃离出来的幸存者坐船行驶在回釜山的海面上。黎明到来阳光逐渐洒向海面，意味着生命重生。画面里远景则是突发的1945年8月9日，长崎被美军原子弹空袭而形成的巨大蘑菇云。电影把脱离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终结浓缩在一个镜头中，象征着日本在二战中的彻底失败，也是对日本企图美化过去、歪曲历史的郑重警告。

同时，电影《军舰岛》对朝鲜民族自身的反思深化了影片立意。片中反派不仅有日本人，还虚构了一个经典反派人物−作为精神领袖的朝鲜人尹学哲，其披上朝鲜总统候选人的爱国虚假道袍，背地里却和日本人狼狈为奸，敛财压榨同胞，将朝鲜劳工的工资秘密转移到自己账户中。影片开头有几个朝鲜劳工相约逃离“军舰岛”未遂而死的片段，是为后续“尹学哲通风报信导致没有朝鲜劳工能成功逃离军舰岛”埋下的伏笔。电影不仅对日本强征劳工的残暴历史做出批判，也就“韩奸”为了利益可以出卖甚至迫害同胞的鲜例，对本民族发生的内讧自伤做出反思。

在上映之前，《军舰岛》曾在网络上发布预告片，引起各国网民的广泛争论。尽管影片尚未在日本上映，却引发了日本舆论的高度关注。当时的日本内阁高官菅义伟曾公开表示：“这不是一部反映史实的电影。包括（日本在战争中的）强征劳工在内，日韩之间的财产请求权问题已经得到完全、最终的解决。”^⑰日本极右倾向媒体也纷纷贬低《军舰岛》，支持日本“网络右翼”的批判主张。2017年2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引用曾经在军舰岛上居住过的岛民的话来妄称“从来没有地狱岛一说”，“与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一样”。甚至主张“韩国人捏造出军舰岛，就是为了反对日本将端岛申请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更是妄加指责，称这部战争电影“宣传语夸张”，“将影响日韩关系，其他日本史迹也可能受到影响”。电影《军舰岛》于2019年7月26日再次登上《产经新闻》网站头条，被日方指控该电影黑化了日本人，“军舰岛”强征劳工等内容纯属虚构、荒唐无稽，会破坏日韩民众感情。^⑱日本右翼网民更是积极引用这些主张，通过互联网社区平台散播“端岛拥有当时最好的居住环境”“军舰岛曾是备受欢迎的务工场所”等毫无历史依据的虚无言论。不仅相关网络平台上充满了对韩国的辱骂，还有人发表言论称“对韩国人，除了战争别无他法”。就此，日本右翼网民的种种“妄言”被韩国人认为是“第二次侵略”，长崎在日朝鲜人协会出版了一本《军舰岛传闻详解−端岛强制运行下的朝鲜人与中国人》，成为韩国人就“军舰岛”问题对日“宣战”的武器。在韩国网络社区www.Gasengi.com以及YouTube《军舰岛》相关报道留言栏中，到处可见韩国网民谴责日本的内容，如“学习了扭曲的近代史才会如此”，“这样做是怕别人知道日本丑恶残忍的真面目吧”^⑲，“日本人把令人羞愧的行为看作是失礼的行为，但愿日本不要对这种羞耻的行为视而不见，而是通过道歉和赔偿抚慰受害者的伤痛，做一个这样的国家吧”，^⑳等等。

随着近年来日韩两国围绕“慰安妇协议”、独岛等历史矛盾争论激化到极点，从电影这种“情感记忆”角度来看，这也并非日韩两国首次围绕历史问题产生矛盾。2014年上映、创下韩国电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的《鸣梁海战》讲述了壬辰倭乱中，抗倭英雄李舜臣率领12艘战船击退前来进犯的300多艘日本舰船，以少胜多，提振士气，史称“鸣梁大捷”。2015年韩国电影《暗杀》讲述了日本帝国殖民期间，由韩国独立军军人、狙击手、炸弹专家组成团队，为铲除亲日派开展的暗杀行动故事。2016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密探》则改编自20世纪20年代朝鲜日治时期“黄钰警局爆炸事件”，以“朝鲜义烈团”发起的暗杀行动展开叙事。这些在韩国上映的历史题材影片都曾成为日本右翼网民的攻击对象，而韩国网民也会予以正面回击。除历史题材影片外，日本网民还对观看日本电影、动画等作品的韩国人进行大肆嘲弄。日本动画《你的名字》在韩国大受欢迎后，日本网络社区平台上出现了很多反讽留言，例如“韩国人一边在历史问题上无理取闹，一边却还在追捧日本电影”，反复难休。

《军舰岛》之所以被日本政府及媒体右翼分子称为“捏造历史”的电影，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方面对于真实客观历史的态度。围绕“军舰岛”的历史记忆，一方面将对自身有利的“明治日本工业革命遗址”大肆宣传利用，另一方面则对亚洲劳工血泪史的部分避而不谈，这样的做法恰恰暴露出日本人扭曲的历史观。诚然，借助“世界文化遗产”标识可以改善并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但遗产群应该是完整时间的全部历史体现。刻意修改和掩盖侵略历史，难以获得周边邻国的谅解与尊重。电影《军舰岛》结尾处提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劝告日本要说明强制征用及各个设施的历史事实，对于这个劝告，截止到2017年12月，日本政府都是置若罔闻。”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罪恶就此被刻意隐瞒，“军舰岛”以公共记忆身份开启了新的“历史书写”。

三.   日韩历史“负遗产”的三种记忆策略

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后，出于对双边利害关系的考量，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对殖民统治的不当性和受害性相互缄口不言。日本希望作为正常国家再次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韩国需要来自日本的经济、技术援助。但自90年代开始，部分韩国民间团体开始积极要求日本政府对过去的殖民统治进行道歉和赔偿，日韩两国政府的蜜月关系也迎来了新变数。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侵略与统治是造成如今日韩关系紧张的根由，而韩国对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作出的激烈反应，不仅源于遭受日本侵略惨痛记忆的固有敏感性，更是对日本“将过去的侵占加以正当化”国家行径的严重声讨。面对历史的“负遗产”，出现了三种记忆策略，即伦理个别性、受害者意识以及“记忆的抛光”。

一   伦理个别性

博物馆，作为历史“记忆之场”的实物体现，是不同国族价值观的承载体。关于“军舰岛”就有体现日韩对抗立场的两个纪念馆，一个是在长崎原爆馆附近的纪念冈正治长崎和平资料馆（岡まさはる記念長崎平和資料館，下称“和平资料馆”），另一个是位于野母崎综合运动公园入口的军舰岛资料馆。其中和平资料馆是为了纪念终身致力于揭示日本战争罪行的和平活动家冈正治先生而建立的，他为保护在二战和太平洋战争中遇害的中国人、朝鲜人、东南亚人的权利而奔走一生。长崎的普通市民们为了纪念他，于1995年自发筹集资金建立了和平资料馆，其中采集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的照片、受害者证言等史实，建立起一个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网络，将其从差别对待和人权蹂躏中解放出来，呼吁日本国民正视战争加害责任。和平资料馆中还保存了“朝鲜人被强制征用”的个体口述史，以朝鲜人徐廷友为例，他的口述内容包括了其从出生到被强制征用到“军舰岛”，再到经历了长崎原子弹爆炸，以及此后在日本受到的差别对待。这些来自底层声音复原的口述资料正面反驳了日本政府对强占朝鲜半岛时期的自我洗白，唤起了韩国民众与社会的关注，也激励着他们积极开展战争补偿等实践运动。

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平资料馆拒绝了有利害关系的政府或来自企业团体的资助，主要依靠认同该纪念馆宗旨的会员自愿援助以及观光客的捐赠基金来维持运营。^㉑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逐渐走上右倾化道路，新的国家认同机制开始被启动，和平资料馆的发展空间正在逐渐萎缩。关于强制动员外国劳工的资料大部分都控制在日本政府或企业手中，权力者为了掌控现状，拒绝对外提供历史资料。而韩国政府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的外交摩擦，也没有积极地去获取相关历史材料。当国家行为暂时“缺位”时，个体的力量就彰显了出来。和平资料馆详细介绍了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背景和占领期间发生的暴行（包括“强制劳工”“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部队”等板块）以及战后发生的补偿问题，呈现在大东亚共荣圈、皇民化教育和思想统治等宏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脉络下，对“军舰岛”的背景铺叙−它是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地方，在这里被强制征用并饱受奴役的劳工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个生动直接传达当时经历痛苦和挫折的证人。和平资料馆收集的资料成为把握强制征用劳工实际情况的重要资料，主事者们认为日本殖民统治是纯粹的制度和思想、战争和防御对人类造成的痛苦和屈辱。只有尊重史实，才能唤起日本人对殖民统治的反省和对受害者的补偿，开创新的和平时代。由此可见，和平资料馆对历史的反思和认知与日本现有的公共记忆明确地划清了界线。

与和平资料馆不同，军舰岛资料馆并没有通过发行宣传册和图书等积极方式进行宣传，而是作为“军舰岛”申遗的后方力量，其主事者是“NPO军舰岛世界遗产会”理事长、在军舰岛资料馆设立中发挥中枢作用的坂本道德。他曾在“军舰岛”生活过8年，在纪念馆中他写道：“我想，是什么让一个人走到今天。只是在这里生活了8年而已，这里终究还是留有自己生活痕迹的地方，别无他处。所以，我想留下的故乡，不管什么时候，最终都还是在脚下。”^㉒作为一个表现出对故乡理想场所努力捍卫的卫道者，坂本道德以个体的乡愁情愫声张出“军舰岛”是他存在的根源，并充分肯定其遗产价值。他认为“军舰岛”是大日本帝国遗留下来的近代化政策，以极致的形态保存至今，直到21世纪其煤矿居住区也几乎是保留了完好的形态。针对日韩之间的论争，他在推特上留言：“因别的国家有怨，就不让承认其（军舰岛的）价值，是内政干涉。”坂本道德以歪曲的历史观，旗帜鲜明表达出“军舰岛”因有外国势力（主要指韩国）的不当干涉，成为被“歪曲历史”的场所，以“伪历史”记忆留存，实乃谬毒深远。

军舰岛资料馆由“工作/煤矿内”“生活/娱乐”“历史/废矿”“过去/现在”为主题的四个展厅和一个DVD厅组成，但并没有完整展示从1935年至1947年间所有拍摄的照片，劳工的记忆被故意隐瞒。在DVD中，长约11分钟的视频只是在讲述当时日本人过得多么富裕与滋润，而对“军舰岛”在太平洋战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三菱公司强制征用朝鲜、中国劳工，并从中获得怎样的经济利益只字不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殖民统治的集体记忆、国家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在匮乏公共批评、省察与讨论情况下，在“遗产工业化”美名之下，被重构再现的“军舰岛”记忆叙述呈现出去政治性、工具化的危险，阻拦了正确清算过去与展望新的未来的协议性构成。

虽然和平资料馆主事者们的努力至今仍处于日本社会的边缘，但通过与日本国内外各种团体的联合，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个人记忆”有助于把握那些被集体记忆、官方历史隐瞒、缩小或歪曲的真相。和平资料馆收集和展示的个人记忆是一种造成日本文化记忆、官方历史出现裂痕的“对抗式记忆”。正如当代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的“殖民地人民能否言说”^㉓的命题。她强调，来自受到歧视和压迫的边缘集团“底层”声音，会因为抑制性的社会构造被压制，作为从属而存在，并被无视也无法被听到。因此，有必要通过相关策略与其搭上话，由此向人们讲述他们的故事。至于如何才能完整地复原声音并传递给世人，斯皮瓦克认为要托付于一种伦理性−即“伦理个别性”，它是指在个人和个人的相遇中，超越所有的制度框架，以责任和义务为基础的伦理性，其意义在于倾听和尊重那些在社会结构中不得不做出牺牲的存在。在历史书写中，当国家政治被外交力绑架时，民间的力量成为站在前端的立场对抗者，与溯流历史的歪曲者进行不懈的“现代记忆斗争”。和平资料馆就是将这种“伦理个别性”实践于底层的机构，并站在记忆斗争的前台，致力于积极宣传日本发动战争和殖民统治的不当和危害。而与此相对，军舰岛资料馆则极力隐瞒相关信息，展示内容仅局限于日本国内围绕殖民统治的特定视角和价值，“在战争历史真相面前，个体选择性记忆和遗忘的目的就是要剥离与罪恶的关系，实现历史记忆的‘无辜化’与‘清白化’”。^㉔这些选择与操作，成为当代日本国内历史记忆右倾化的投射和反映。

二   被害者意识

虽然“军舰岛”在申遗审查期间，中韩等国曾明确提出过反对意见，然而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经过九年实地审核，在彻底知晓“军舰岛”历史之后，仍将“军舰岛”上遗留的工业设施以“非西方国家首次成功的工业革命”遗址的名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世界文化遗产”这份名称加持，迅速提升了“军舰岛”在日本国内外旅游的人气。根据长崎县统计，仅2016年全年就有约26万游客前往军舰岛参观，其参观游客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由于匮乏相关历史知识及出于盈利等目的，部分旅游机构和媒体将其宣传、形塑为旅游胜地与出行首选，有意无意掩饰其背后的罪恶，成功“洗白”历史，转型成为新的工业遗产旅行基地。世界遗产委员会本要求日本必须“讲述完整的历史”作为条件将“军舰岛”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日本政府当时为了成功申遗也承诺今后将会对“军舰岛”的真实历史进行详细介绍，并设立纪念被害者的信息中心，采取一定措施在遗产介绍中提到“牺牲”，让世人了解这段历史。然而令人遗憾且愤怒的是，当“军舰岛”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用生命和血汗为日本铸就战争机器的劳工们的遭遇却被“选择性失忆”。这样的做法看似耍了机灵，但实则凸显了日本政府的刻意掩瞒与言而无信。

时间上的先后混淆的话，逻辑上的先后就会被重构。复制（已有的记忆）代替了实际的存在，这是所有媒体都有的共同现象。它将潜在的东西“现在化”，变成现在的东西。就如让·博德里亚尔所说，那是“已经实在”。如此看来，“现在化”的“军舰岛”对日本和韩国来说，都已经是实在的“现实”了。那是曾经断裂的过去在“现在”的存在，是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片段在“现在”的复活。因“历史的现在”而不断重现记忆在日韩两国之间的时差，再次清晰地呼唤出这两种记忆的对抗和交叉。例如战后日本对亚洲的认识，主要是以“内在向心力”^㉕和“外在排他性”将亚洲其他国家边缘化，这也导致了亚洲各国丧失考察“彼此依赖关系”^㉖的结果。日本和韩国相互以“他者”身份存在于同一段历史记忆的民族主义话语中，但也都缺乏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冲绳等亚洲区域战争/殖民历史记忆的共同认识。在围绕“军舰岛”展开的争论中，日本对列入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的“军舰岛”记忆，偏重展示帝国主义全盛期及战后的经济繁荣，建构了战后经济快速崛起、政治身份受限的民族主义集体记忆。而在韩国，人们对“军舰岛”的审视则倾向于战前被强征的强烈“受害牺牲意识”，把对“军舰岛”的记忆停留在“以朝鲜儿女的身份出生，以祖国的名义活着，又以祖国的名义死去，连尸体也因祖国的名义被鄙视，被抛弃的长崎原爆遇难朝鲜人的灵魂”^㉗中，以过去的被殖民记忆强化当代韩国的民族主义。由此可见，日本和韩国以各自存在的历史空白，将“历史争论”转向“记忆争论”，“记忆争论”同时又启动了日韩两国的“受害者与加害者意识”，成为两国民族主义得以正当化和巩固化的机制。

过去，韩国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被迫做出了无辜牺牲，如果说基于这种集体记忆而产生的“被害者意识”^㉘是促使韩国“民族主义”正当化运作的话，那么全世界唯一经受原子弹轰炸的日本人的广岛、长崎集体记忆（可称之为“原爆民族主义”）与战后和平主义运动相联系，也成为了强化日本内在坚固的“受害者意识”的民族主义运作机制。因此日本纪念为国家牺牲的战死者而主张参拜仪式等行为和韩国通过永远铭记过去殖民地经验的历史、哀悼那些无辜牺牲者的意识和行为都在各自领域内将“受害者意识”传承化。而且，这不仅没有拉近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距离，还切断了和解的契机，如同历史中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日韩两国的民族主义通过强调各自“受害者记忆”的固有性和唯一性，形成了加强并巩固对方民族主义的“敌对共犯关系”，形成了一种对抗的悖论。

三   记忆的抛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中心官网于2019年12月2日发布了《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入选世遗履行情况报告》。报告中再次遗漏了劳工被强征等历史事实，内容与2017年首次提交的报告^㉙大同小异，这一次虽然使用了“forced”的表述，但依旧在“forced labor”（强征劳工）/“forced to work”（强制劳动）等文件话语表达上玩修辞游戏，淡化其强制性含义。日本的工业遗产申报如不能有效控制申报价值的论述方向，则易于引致歪曲历史、误导后人的恶劣后果。正如日本埼玉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大东文化大学教授田中宽曾指出：“这些日本侵略造成的负遗产，应当由谁来偿付？当然要由日本政府负责，首先是应该反省历史，承认战争责任。其次是针对个案进行具体的赔偿。但是如今还在进行的诉讼案，包括劳工、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已经旷日持久，没有满意的审判。对于这样的结果，不光让中国人感到气愤，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会感到羞耻。”^㉚

中日韩对近现代史的不同认识，正在演变为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的“战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其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国家的遗产，而是全世界可以共同享有的、有价值的遗产，只有立足于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并凝结历史、成为对人类普遍价值追求做出贡献的历史遗产才有资格升为世界遗产，而并非仅以本国史为中心的自我“解释”。在日本2015年以“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报项目中，有三菱重工业长崎造船厂、“军舰岛”端岛炭坑、福冈三井三池煤矿、八幡制铁所等，其造船、生产、冶炼的煤炭、钢铁均主要供应给政府军需。因此这些与军工相关的产业，并非纯文化遗产，而是与日本近代侵略史紧密相连，使得日本工业产业发展从一开始就被烙上了对外扩张的军事色彩，包蕴了太多复杂的负面因素。而日本依旧以本国史为中心的历史解释和申遗动向，将战争末期日本的“苦难”和战败后日本人的“苦难”记忆象征化，其触发的申遗竞争，现在已演变成新一轮世界历史的“记忆争论”或“战争”。

自1952年起，日本陆续建立了广岛和平公园、长崎和平公园，内设有原子弹爆炸死亡者慰灵碑、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和平纪念资料馆）等，将“原子弹”这一“负遗产”巧妙地与“反战、和平以及受害史观”重叠在一起，形成国际反核武器运动的象征性作用。与此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记录战争当时体验、包括对空袭造成损失的运动。虽然其宗旨是“战争不仅给军人，也给普通人和儿童留下痛苦的回忆”，但最终成为后代日本人作为“受害者”继承战争体验的契机。高桥哲哉曾提到：1945年以后的“战后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只不过是掩盖日本本性的一层“镀金”^㉛，即如同在一种金属的表面敷以薄薄的一层其他金属，加上外面光的粉饰，唯有进行抛光，才能正式面对自身。“所谓‘本性’，是指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战败为止这一时期内形成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本质，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化了的日本的国民意识，其核心要素是‘殖民主义’。”^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其“本性”在日本社会一直根深蒂固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历史认知上的落差与不断增进的国家“记忆抛光”技术，是日本难以赢得国际社会谅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与对劳工的赔偿态度上，曾同属二战轴心国的德国与日本的行为判若云泥。2000年，德国政府和德国企业界共同设立了“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旨在专门向曾服役的纳粹劳工提供赔偿。直至2007年，该基金会共计向二战期间纳粹当局强征的近98个国家和地区的166.5万劳工支付近59亿美元赔偿金。其中最大的获赔群体是波兰和乌克兰的非犹太人，他们曾于二战期间被迫在纳粹德国的军工厂、矿山、企业和农场中无偿从事苦役。同时该基金会的余额将用于设立相关资料中心和资助多个人道主义或医疗项目。虽然这些“象征性赔偿”无法弥补劳工曾经遭受的苦难，但使受害者历经的苦难被遗忘几十年之后，于当代得到了公开承认。可以说，德国人对二战罪恶历史的清醒认知和深刻反省，让披上“历史遮羞布”的日本相形见绌，日本在面对同样的亚洲劳工索赔时，不仅不予公开承认，反而通过“国家无答责”“个人无权索赔”“诉讼时效已过”等借口，不断驳回中国、韩国劳工和劳工后人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上诉请求，对事实无确认的一味拖延与矢口否认。“战后的日本，举国上下从文部省到日常民众，惯习使用‘曲释’手段进行历史的‘自我辩解’（Self-justification），对二战战败及罪行呈现失语、边缘与模糊化的倾向。”^㉝今天的大众媒体对创造后代记忆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只有铭记过去、认清责任，才能通往未来的和解之路。

结 语

荻野昌弘曾以卢浮宫美术馆、广岛原子弹爆炸圆顶馆提倡“文化遗产的社会学”^㉞，提出对于战争、原子弹等公害记忆的一种“负历史”^㉟文化遗产的保存。对于“军舰岛”而言，不仅需要正视不能忽视的“负历史”，要进行历史的“复返”，详细调查文档记录，对被强征的劳工及其后代家属最大程度的尊重与人道主义关怀，强化特殊遗产背后的教育及警示意义，以史为鉴，提醒后人不再重演相似的悲剧。德国纳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过去不幸和痛苦的历史不会使个人或集体陷入无力或被动，反而有可能走向人类存在的依赖性、伦理责任感以及新的共同体。“军舰岛”上被强制动员的亚洲劳工的痛苦也具有这种新的可能性，为了将这种可能性具体化，需要超越强者的意识形态和霸权观念，通过多层次的记忆共建，朝着建立真正的共同意识的方向发展。历史清算，是今日和平的发展基石。“直面日本的负面遗产,不仅是日本,也是东亚知识分子的共同课题。”^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