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1922年始周作人就已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主掌“现代中文部”（Department of Modern Chinese），开设了一些和新文学相关的课程，并由此开启了新文学作为一种“知识”进入大学课堂的先河，但是直到1930年代中后期，新文学进入大学的学院化之路仍走得颇为艰难。主要表现在新文学课程经常遭到压缩甚至停开，新文学家进入学院体制后的研究转向，以及一直持续的对作为一种“知识”的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争论。

有学者曾对北大、清华等国立大学在1930年代的新文学教育的复杂情形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指出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整体趋向专业化和学术化，学术研究和文化运动，学术和文学之间的分野日渐明显，这虽然造成了新文学相关课程在当时的大学课堂颇为尴尬的生存处境，但也为新文学的学术化以及作为一种学科建构的新文学研究激发了新的动力。^①那么除了国立大学，1930年代的基督教大学的新文学教育又是怎样一番情形？燕京大学既是最先开设新文学课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最早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的基督教大学。较之其他的基督教大学，它的“中国化”之路似乎走得尤其顺畅。在1930年代高等教育界整体学术化的大趋势下，它将如何在学院体制中处理新文学教育的问题？本文拟以主政1930年代燕大国文系的一个重要人物郭绍虞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些问题。郭绍虞有着五四新文学的出身背景，同时又是一位从事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研究的学者，此外他还是一个编纂了大学国文教材、对国文教育颇有研究的教育家，1930年代他长期担纲燕大国文系主任一职，对国文系文学教育的整体导向有着重要影响。他的身上集中了新文学家、古典文学学者、国文教育家和国文系主政者等多重身份意识。通过其相互交缠的文学、学术、教育实践，可以充分看到他是如何在学院化体制下、在多重身份意识的碰撞中去思考和规划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的。同时在1930年代新文学学院化遭遇普遍困境的背景中，我们也能看到郭绍虞的这种思路提供了怎样的借鉴意义。

一.   “学术化”转向中的1930年代燕大国文系

1930年代以降，一方面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大学师资力量日渐充盈，担任教授的资格和标准也随之提高，学术的专业化发展具备了基本要件；另一方面，由胡适开启的“整理国故”运动，经顾颉刚、钱玄同、罗根泽等“古史辨派”的发展，在学界渐成气候，1930年代整个学术界的研究风气都趋向“考据化”的态势。^②除此之外，当时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巩固政权，限制学生的政治活动，也极力从外部政策上推动大学学术化的研究空气。1929年7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提出大学应“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③为宗旨，强调了大学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的功能。这些内外部因素都造就了1930—1940年代整个高等教育界愈加学术化和专业化的转向。

这种风向也同样影响到了基督教大学。1925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系统管制西人在华设立的学校，这也是当时“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重要举措。1926年燕京大学率先向当时的北京政府申请注册，成为最早立案的基督教大学。1929年燕大再次按照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新标准申请立案并获批。这些举措都是燕大从建校之初就确立下的“中国化”目标的一再体现。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几乎所有在华基督教大学都先后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立案，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教育部管辖下的大学。虽然立案后的基督教大学的行政主权仍掌握在教会手中，但它们毕竟和国立大学处在了同等的评价体系里，这也就意味着国立大学的学术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基督教大学。

和其他基督教大学不同的是，燕大的学术化倾向不仅有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有来自哈佛燕京学社的压力。成立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依托霍尔基金托管理事会，联合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借以推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高层次研究，其中燕大主要承担关于中国学的研究生教育。这样，燕大一方面可以借助哈燕社充裕的资金为学校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其文史哲学科在很多方面也受制于哈燕社重视传统学术研究的导向。

事实上，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燕大国文系的课程设置就逐渐向学术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倾斜，到1920年代末，对学术专门型人才的培养明确成为国文系的培养目标。查看1929—1930年燕京大学国文系的课程布告，有一则特别声明颇引人瞩目：“本学系以研究高深国学，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研究之门类如下：甲 纯粹文学 乙 文字语言 丙 学术思想”^④。具体到本年度课程，较之1927—1928年度增加了“文学概论”（徐祖正）、“周秦诸子”（马鑑）、“形义学”（郭绍虞）、“经学史”（马裕藻）、“笔记分类研究”（马鑑）、“陶集研究”（郭绍虞）、“语录文研究”（黄子通）、“说文研究”（容庚）、“甲骨钟鼎之文字研究”（容庚）^⑤等，师资上增加了马裕藻、钱玄同、许之衡等教师。这三位原都在北大国文系任教，其中马、钱皆为章门弟子，专擅训诂、音韵等小学研究，他们在燕大开设“经学史”“音韵学”等课程，也说明了国文系希望加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意图。发展到1935—1936年，国文系的课程设置出现了再度的分门别类，在原来基础上将所有课程分为四类：普通课程、学术思想、语言文字学和文学，“普通课程”相当于通识必修类课程，针对的是学生基本写作能力的训练。撇开“学术思想”和“语言文字学”等专门研究类课程不谈，“文学”类课程也呈现出愈加细化和专门化的态势，出现了针对不同文体的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类研究。^⑥

与愈加详尽的古典文学课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益缩减的新文学类课程。1930—1931年度，周作人和杨振声两位曾经开设过新文学课程的教师虽然还列在教师名录中，但已不再开课。随后杨振声离开燕大，1932年秋季学期开始，周作人也已经完全脱离燕大，转回北大继续任教，新文学类课程只剩下谢婉莹担任的“当代文学”和“新文学习作”两门。1936—1937年的课程设置，基本延续了上年思路，唯一一门和新文学相关的课程“现代文艺思潮”，主要“讲述现代学者对于文艺之理论”，但“教员未定”^⑦，且本年度不开设。到1937—1938年度，课表上出现了“现代文学近之七年文学”一课，授课者为上年度到国文系担任助教的陈梦家，但同样本年度此课显示“暂停”，并且随着陈梦家此后南下赴西南联大任教再也未见此课的复开。^⑧此外，同一年度的“新文艺习作”一课，同样也标注本年度不开设。^⑨

和课程变化相伴而生的是1930年代燕大国文系师资队伍的变化，即不仅从事古代文学、古典文献、文字学研究的教师数量在增加，而且一些曾经是新文学出身的作家在进入学院体制后，也转向了古典文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比如沈尹默、俞平伯、郭绍虞等。以创制白话新诗闻名的沈尹默和俞平伯自1920年代中后期进入燕大国文系，都不约而同地开设出了如“诗名著选”“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苏诗研究”“陶诗研究”“中国文学史”“小说”^⑩等古典文学类的课程。当然这也并非燕大国文系独有的现象，包括北大、清华以及基督教大学中的齐鲁大学，都存在这样的例子。追究新文学家们学术转向的个中原委，当然有大学学科发展日渐精密、专业化程度日益强化、身处其中必须先要“学术立足”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正处在动态发展中、充满了“当下性”的新文学，是否具有作为一种“知识”在日渐成熟的大学体制中进行传播和再生产的价值，在当时的文科教授群体中可能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新文学是否可以教，又应该如何教，对于那些来自新文学阵营但选择研究转向的学者们来说，则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微妙的难题。如何能够入乎其中又超乎其上，对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提出客观、合理又切实的建议，郭绍虞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

二.   作为新文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和国文教育家的郭绍虞

1914年，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属的尚公小学任教的郭绍虞，结识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的沈雁冰，并结为挚友。又因为经常向北大的《新潮》杂志投稿，遂被顾颉刚吸收入新潮社，并推荐到《晨报副刊》为其写稿。1919年秋，郭绍虞来到北京，在北大哲学系旁听课程，并结识了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许地山等人，尤其和郑振铎相交甚笃。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郭绍虞位列第5号会员，可算是文研会元老级的会员。1922年1月，文学研究会丛书《雪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录了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叶绍钧、郑振铎等八人创作的新诗，郭绍虞的十六首新诗《期待》《淘汰》《坠落》等亦在其列。这十六首诗歌都趋近于一种短诗体的格局，三言两语，几笔勾画之间表现出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场景和片段的感悟或哲思，这是郭绍虞对于当时正处在草创阶段的白话新诗形式探索的一个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郭绍虞在此期也表现出对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兴趣。^⑪1921年秋，经由胡适推荐，郭绍虞到福建协和大学文史学系任教，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文字学”等。^⑫1927年秋，郭绍虞转到燕京大学任教，开设的仍旧是“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⑬等古典文学类的课程。从最初的福建协和大学、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再到燕京大学，郭绍虞作为大学教师的研究兴趣始终在古典文学和文字学，这是否意味着进入学院化体制后的郭绍虞已经和新文学领域渐行渐远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1938年12月，时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应燕大新文艺研究会的邀请做了题为《我也谈谈新文艺的功罪》的演讲。他认为“不能很乐观地以为文学革命已经成功”，“在此青黄不接之时，文言文的训练就可以说有相当的需要”，“注重文言文的训练，即是注重语言文学的另一种使用方法”^⑭。在郭绍虞看来，新文艺虽然已经具备了“文艺”的价值，但在实际应用方面却相当不足，究其原因，不仅因为思想的问题，还由于它缺乏一种“文体”，“新文艺的功乃在创立一种新文体，新作风，使有艺术的价值，使有文学史的地位”^⑮。不论是文言文所代表的“国粹”还是西方语法语汇带来的“欧化”，郭绍虞认为都能对新文艺创造一种新的“文体”大有作用。演讲结尾他借用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国粹欧化之争是无用的；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的是认两面不可。”^⑯

可以说，这篇演讲稿已经展现了郭绍虞对于新文艺发展现状的高度关注和集中思考，不仅分析了目下新文艺出现的问题及原因−文艺性多于应用性、新文体的缺乏，也为这些问题开出了药方−兼容本土语言和欧化语言的双重优点。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的这份药方显然有他做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演讲中他屡屡以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经验教训，来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指出任何一种文学变革都应该文艺性和应用性兼具。

时隔四个月后，郭绍虞在燕大国文系创办的《文学年报》上发表了《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⑰一文，论文系统阐释了他对“文白”关系以及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路径的看法，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演讲中的核心思想。对之前提到的欧化问题，他援引了当时正在倡导“语录体”的林语堂的观点，他对林氏否定欧化语法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他认为“新文艺可以欧化，不应过度欧化”，适当引入西洋语法可以让新文艺显示出一种“创格”，这也是新文艺的价值所在，但是如果过度使用，则会让新文艺愈加远离“适用”的目标。对于如何让新文艺实现这一目标，郭绍虞提出在语言上“有一部分可以采用欧化的白话，有一部分必须仍用土式的白话，而所谓土式的白话中，也正不妨用一些文言的字面”，也就是一定程度上借鉴古典文学的语言资源。在分析中，郭绍虞充分吸收了他对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研究的心得，比如借鉴了之前他对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语言文字的音乐性的特点，并认为重视文字的音乐性，就可以防止过度欧化的倾向。

作为亲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郭绍虞对新文学以及作为新文学载体的白话文的态度显然是支持的，认为它代表了文学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但作为个中之人，他对新文学尚嫌稚嫩的现状也了然于心：“正应看出新文艺的病源所在而加以修正；修正，才是今日的进步，才可进入另一阶段。”同时作为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的专业研究者，他亦能参照自己的学术研究，为新文艺发展中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不妨取循环的方式，走上似乎陈旧的途径，以吸收文言文所以适于应用的优点。”诚如他在论文开篇阐明的：“我不很愿意纯用感情无条件地排斥旧文学；不仅如此，对于一些摭拾陈、胡、二周在民国八、九年间所发表的言论奉为正则以轻诋旧文学者，有时反觉其随声附和浅薄得无谓。在文学革命初期的言论，不妨有矫枉过正之处；迨至文学革命有相当的成功，则不应犹袭陈言，故步自封。”^⑱他通过对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的深入研究，反思“五四”新文艺中的“文白之争”和“欧化”等问题，进而意识到这些旧文学和旧文字可以为新文艺提供有益的资源，态度不偏不倚，语出恳切诚挚，反映出一个学院化建制中的新文学者深沉的关切和怀抱。

郭绍虞对新文学的这种关切不仅体现在论文著说中，还体现在他投身燕大国文教材的编纂工作中。19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郭绍虞主编的两本大学国文教本《近代文编》和《学文示例》先后出版，这两本教材也是国文系为全校开设的“大一国文”课提供的教材。之所以投身于此，是“大一国文”课在当时各所大学皆成问题，“有文学上的问题，如文言白话之争是；有教育上的问题，如大学中学国文教学法之区别是”^⑲。此时的郭绍虞凸显了他作为国文教育家的身份意识，他希望通过国文教材的编撰，从国文教育的角度为文白之争提供一种解决的思路。

《近代文编》的“编例”中称，“本编内容既以现代生活为归，故于技巧训练之外，兼重思想训练。且所谓技巧训练云者，亦只注重运用语言文字之技能，与《学文示例》之兼重文学欣赏者不同”，这说明两本教材对学生的“思想”和“技巧”训练的不同侧重。同时他又强调“此两者也只是同一进程中的两阶段，自有连续关系”^⑳，这即说明语言文字的“技巧”训练正是为了达到对学生文学思维和趣味的培养，这也是郭绍虞编纂这两本教材的用心所在。

具体到所选篇目，《近代文编》按照不同文体收录了从清同光至1930年代的诸多文章，风格以叙、议为主，文白兼及。以“日记”这类文体为例，收入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谭献的《复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梁启超的《从军日记》和鲁迅的《马上日记》等篇目，“日记”开头文言文的简短说明既勾勒了这一文体自古以来“或谨严或谈谲”“庄谐互陈”“德性才学于是观之”的特点，又突出了它在近代的新变，“厥体益放”，“沦为报纸之通讯”^㉑的趋势。所选例文从李慈铭、谭献直到梁启超、鲁迅，呈现出从晚清较为通行的浅近文言到尚在探索中的现代白话文的发展轨迹，到鲁迅处又能体会到文言和欧化白话相杂糅的某种妙处。《学文示例》中所选篇目同样注意“文白互收”“韵散兼采”^㉒。以“评改例”为例，其中的“摘谬”部分选择了清初叶燮对汪琬文章进行批评的《汪文摘谬》片段、《中学生杂志》的“文章病院”栏目所收病文修改两篇，以及宋代曾慥辑的《乐府雅词》中的三首词，文体涉及古体诗文和白话文章，摘谬处从篇章逻辑到遣词造句均细致入微，堪为学习作文的典范。

这两本教材的编纂反映了郭绍虞一以贯之的如何处理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的问题意识。在他看来，白话文和文言文各具“文艺”和“应用”的特质，在当时社会各有地位，因此大学国文教材中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都不可偏废，要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同时，郭绍虞对于文言文篇目的选取也是颇费思量，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陈觉玄就曾针对1942年10月教育部颁定的《大学国文选目》过于“复古”的倾向，提出郭的教材虽然没有全用语体文，但部分参用了“和语体文接近的近代文”，充分肯定了郭的教材是“较为合宜的”^㉓。不选择偏于古雅的先秦两汉文章，而选择清以来的晚近文章，郭绍虞此法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打通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壁垒，更有利于两种语体间的融合。

其实早在1935年，郭绍虞在回应当时知识界热议的“大众语”问题时，就提出“未尝不可改造土货，善于运用本土原有的语言”^㉔。几年后，郭绍虞进一步提出“于文言取其音节，于白话取其气势，而音节也正所以为气势之助”^㉕等文白互补的具体方案。而且郭绍虞能看到国文教学中的文白互补的关系，并非新文艺发展的唯一选择，“将来的白话文可以使之偏于欧化，也可以使之纯粹应用口头之活语言，同时，也可以如我们所说，参用文言文的长处，使之既不欧化，也不纯与口语相合”。^㉖可见，文白互补的语言观并不影响他对新文艺发展的多元趋向和可能的期待，倒可以成为他对新文艺进行语言锤炼的多种途径之一。

尽管处在学院中的郭绍虞是以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研究作为职业追求，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新文艺和新文学的现状及发展方向的关注，相反学术研究的背景恰好为他反思新文学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思路。同时作为国文教育家，他投身国文教材的编纂，提出文白互补的解决思路，直接目的似乎是为了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但放诸广远来看，则体现了一位心系新文学的国文教育家的关怀，即通过对学生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的训练，达到语言能力和写作水平的培养，为日后白话文创作的成熟提供必要的基础。

三.   “驱郑风波”背后的两种新文学学院化思路

1930年代初，刚接任系主任的郭绍虞先后邀请朱自清、郑振铎到校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比较史”等和新文学相关的课程，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即希望在30年代国文系日渐学院化的体制中为新文学课程的发展留存一些空间。^㉗

彼时朱自清尚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系主任一职，在燕大兼课时间并不多，倒是郑振铎从1931年夏开始在燕大担任国文系教授，直到1935年1月被迫离职，个中原因颇耐人寻味。查1932—1935年燕大国文系的课程布告，我们发现郑振铎这三年所担任的课程包括“文学批评”“文学比较史”“明代小说”“元明杂剧”等，^㉘年课程量平均多达9门之多。^㉙除了开课，他还参与了国文系的学生团体国文学会的活动，包括担任国文学会自编刊物《文学年报》的“研究股顾问”，拟定杂志的研究计划^㉚等。可见，他在刚来燕大时还是非常投入地参与国文系的工作。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年之后的“驱郑风波”呢？

有学者在分析这一事件时，认为郑的被迫离开反映了坚持“五四”立场的文化人和30年代初燕京大学学院化体制之间的矛盾，并指出他和时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之间产生不合，是因为郑认为郭作为一个“五四”起家的人在大学课堂上不应该表现出“复古”倾向。^㉛郑振铎所说的“复古”倾向，指的是郭绍虞在教学中要求学生“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㉜，这也确实是郭任系主任时期对学生提出的一个要求。^㉝从表面上看，这种让学生背诵和拟作诗词的做法确实和创造新文艺的诉求格格不入，但这也并非郭绍虞一人的要求。1930年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开设“陶诗”“诗选”等课程时，同样要求学生一一背诵。^㉞朱自清曾表示，因为学生对这些诗都不太熟悉，故而“当先将本文弄清楚，再弄批评”^㉟，显然朱自清是希望在熟读背诵文本的基础上再进行学术研究。那么对于郭绍虞而言，这种背诵拟作法有何深意呢？

1940年代初，郭绍虞在讨论国文教学方法时曾表示，“熟读精诵的方法，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玄之又玄，使人无可以入手之处，故实行为难”；同时又说，“古人为文，归趣一致，所以可以模拟，同时也需要熟读精诵。现在则语体文兴，面目迥异，无用取则往古”^㊱。可见，郭绍虞对这种“熟读精诵”的态度绝非冬烘眼光，而是秉持着一种客观辩证的立场，认为它有它适应的对象，即文言文而非白话文，白话文学自有它的一套学习方法和模式。之所以要通过诵读拟作学习文言文，在他看来，正是为了提高学生基本的写作能力，因为它可以帮助矫正现行白话文之弊：“我们之顾及文言，正与迷恋骸骨者不同，不以文言为美文，而以文言为时下的应用文。……我们更相信为要矫正白话文之过度欧化，不使成为洋八股，不使与民众生隔阂，则熟习一些中土旧有之语言文字的惯例，也不能谓为无意义的训练。”^㊲也就是说，这种训练的最终目标仍是为了白话文体和新文学能够达致一种最佳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郭绍虞的这番良苦用心不可谓不深，历来重视新文学教育的郑振铎对他如此行事的不解也在情理之中。

同时，作为系主任，郭绍虞的这种重视学生基本写作能力的意识，也影响了燕大国文系1930年代整体的发展导向。1938年3月30日，《燕京新闻校友特刊》出版，其中对“国文系”的介绍中有云：“国文学系的研究对象乃是‘国学’和‘文学’两大范围，‘国学’偏重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和学术思想源流演变之类的探讨研究；‘文学’偏重观察人生、批评社会，创造文艺，分析作家之类的训练修养。二者虽然像是判然两途，但同样需要广博的学识，与沉潜的思考。”^㊳从其对“文学”“观察人生、批评社会”等功能的强调，可以推断这显然是站在五四新文学立场上的文学创作。

事实上，早在1928年杨振声主政清华大学国文系时，就提出中国文学系的目的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㊴，在杨振声、朱自清等的推动下，当时清华校园新文学创作之风日甚，甚至有国文系学生以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创作来代替毕业论文的情况。^㊵1930年代初，胡适开始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主任。1931年12月30日，他在为北大国文系学生的演讲中提出，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多半偏于考据，“对于新文学殊少研究”。他认为，“文学有三方面：一是历史的，二是创造的，三是鉴赏的。历史的研究固甚重要，但创造方面更是要紧，而鉴赏与批评也是不可偏废的”^㊶。当年北大国文系就增设了“新文艺试作”这门课，“拟请新文艺作家负责指导，凡从事于试作者，庶能引起练习之兴趣，并得有所就正”^㊷，可见“创造”新文学也是胡适1930年代改革北大国文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但是鼓励学生只是一种导向，真正落实到课堂教学让学生进行新文学的创作，毕竟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杨振声在提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目标时，就认为要创造新文学，就需要学习外国新文学的“表现艺术”，“结构技能的精巧，批评艺术的理论，最少也应当研究研究，与我们自己的东西比较一下。研究比较后，我们可以舍长取短，增进我们创造自己的文学的工具”^㊸。因此在当时清华国文系除了“中国新文学研究”“高级作文”等课，还开设了“西洋文学概要”“西洋文学专集研究”“当代比较小说”等课。杨振声显然意识到目前的新文学尚处在较为稚嫩的阶段，必须借助西方文学的批评方法和创作技巧加以提升。

尽管杨振声、胡适一再呼吁在大学国文系为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留下应有的位置，但终究阻挡不了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学院化的体制要求。新文学究竟有没有资格和价值进入到学院化的体制中，也成为胡适等人为之关切的核心问题。1937年7月4日，《独立评论》杂志刊出了沈从文致胡适的通信《关于看不懂（二）》。沈从文针对一篇署名为“絮如”的中学国文教员的文章《看不懂的新文学》提出，造成这位中学教员对新文学产生隔膜的重要原因，乃是教育出他们的大学国文系对新文学“实在太疏忽了”，“至于一个学校肯把‘现代中国文学’正式列入课程表，作为中国文学系同学必修课程的，那真可说是稀有的现象”，故而他提出大学课程中，“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员的朋友必修课”^㊹。胡适的答复则是:“对于从文先生大学校应该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提议，我当然同情。……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㊺。胡适的回复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对于尚不太成熟的新文学在大学学科建制中学术含量不足的顾虑。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再来看1938年燕大国文系提出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造这两大目标，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力图在当时愈加学院化的体制中为新文学拓展发展空间的意义。

1938年9月，时任燕大国文系主任的陆侃如因参与进步活动被列入日军黑名单，为避难离开燕大，郭绍虞重担系主任之职。在出席国文学会的迎新会上，郭绍虞发表讲话称，国文系“以前之改进多为消极方面，此后将注重积极”，并提出“因国文系课程范围甚广，故分为创作、研究、应用三方面，同学当依其旨趣，而斟酌选课”^㊻。相比较此前国文系提出的“国学”和“文学”两大领域之分，郭绍虞这里所说的“创作”“研究”和“应用”显然更具现实针对性。一个月之后，郭绍虞再次具体阐明了国文系的“新计划”，“云将自二年级起，依该系学生将来发展之志愿，定其所应习之课程。如志在研究国学，则指示其学术探讨之途径；如志在充中学教师或欲养成翩翩书记之才者，皆将分别加以指导”，郭绍虞称此种做法，“一方面可拓展毕业生之出路，同时国文系性质与任务之特点亦易显著”，这显然是对他此前所提的国文系学生要重视“研究”和“应用”两种旨趣的解释。之后郭又称，对于一年级的国文课，可以一小时教授国学常识，即国故概要之类的内容，其余的四小时可作为学生写作练习之用，并“与新课本内每周规定之教材，又取得若干之联络，使课内讲授，课外参考，均与训练写作能力发生关系”。^㊼

郭绍虞在此处没有重申此前倡导的“创作”之途，转而谈一年级的国文课，并将“作文”能力的提升和“国故”研究并列为国文系的目标，看似令人费解，但如果联系到他这一时期正着手大一国文教材的改革事宜，这种改变就非常合乎逻辑了。如前所述，郭绍虞之所以投身大一国文教材的建设，实源于他对新文学发展现状的焦虑。而在当时颇具实用功能的文言文恰好可以给新文学提供可资借鉴的语言资源，学生通过对文言文的学习和训练，可以提高他们语言运用的能力和写作水平，同时也可以为新文学提供一种更加成熟和完善的语言形态。1938—1939年，郭绍虞在国文系又发起了“文章病院”的活动，他和几位助教搜集了国文系大一大二所有的关于习作类的试卷，“将原作与改正之处，用蓝红两种墨水，分别记录在卡片上面，登录之后再加分类，分类之后再加整理”^㊽，并编制成了《作文摘谬实例》一书供国文系的同学学习，这些都足以看出他希望通过实际的写作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写作水平。

无独有偶，曾力主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杨振声1940年代任教于西南联大国文系，同样担负起了主持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读本》的编撰工作。在编撰序言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大一国文的目的，不应单是帮助学生读古书，更重要的是养成他们中每个人都有善用文字的能力”，要“使学生以确切的语言接受知识，更以确切的语言表现出来”，并称这种“确切”正是“科学文字的标准与美的文学的基础”。从入选的作品中，杨振声看到了“修辞立识的门径”和“创造中国文学的新途”^㊾。杨振声认为使用“确切”的语言文字是创造新文艺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大一国文课恰好可以为学生提供反复操练进而掌握这种确切的语言文字的机会。

所以，郭绍虞强调对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正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新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和“学科”在进入学院化体制中，时机似乎尚不成熟。新文艺运动以及由此生发的白话文学并没有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尚不足以适用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唯有通过基本的写作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能力，进而让青年学生参与到白话文学的创制中，逐渐形成一种足够成熟的白话文创作的范式，才有可能让白话文和以其为载体的新文艺具备一种作为“知识”和“学科”的标准。

余 论

细想起来，郭绍虞这种“曲线救国”的思路倒是和胡适在新文艺运动之初倡导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胡适针对当时知识界有无标准的国语、如何做“国语的文学”的讨论，提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作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㊿。不论是胡适强调用创作实践推动标准国语的形成，还是郭绍虞主张提升学生使用文白语体进行写作的能力，他们都非常重视新文学建设的一项基本工作，即一种成熟的语言工具的塑成，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一点，新文学才能逐步获得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经得起研究的“知识”。

由此可见，虽然同为“五四”起家的新文学家，郑振铎在学院化体制中走的是一条不遗余力地为新文学吁请奔走之路。作为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郑振铎把大学校园当作了未来新文学力量的培育场，他任教燕大、清华期间，对青年学子们从事新文学创作的鼓励和提携有目共睹。⁽⁵¹⁾相较而言，郭绍虞对于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态度则显得分外谨慎，他清醒地看到了新文学发展中的问题，并努力采取一种夯实基础的方式为新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保障，这种方式看似缓进，但实则为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做了最为根本的工作。特别是在1930年代高等教育机构整体走向学院化的背景下，新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价值尚未得到普遍认可，新文学是否可以教以及应该如何教的问题，仍是众说纷纭，与其大张旗鼓地为它在学院化体制中张目，不如认清局面，脚踏实地地正视并解决新文学存在的问题，以一种蓄势待发的方式，去开拓新文学学院化的未来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绍虞的思路和实践具有了一种重要的参照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