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康熙丁卯二十六年（1687），安徽宿松县振英祠重建落成，邑中名士朱书撰写碑记以志其事，记文有曰：

　　振英祠者，唐中丞睢阳张公之祠也。宿松祠公自石氏始。石氏宋理宗时渡淮，得公像，祀之棠梨宫。其孙元帅松颜公良值红巾乱，慕公捍御江淮之烈，鸠乡民保障一方，卒赖以安，因归功公之神也，分祀县学左以为福主，名其庙曰振英祠。或曰神司禄籍，故造士及入觐祭焉。或曰司行，故祖道者軷，二者兼举，数百年不敢废。明季流燹祠毁，移公像老子宫，典礼缺失。松颜十世孙云亭先生颂功，师表南国，倡明道义，尝顾废址，慨念之，以为公勋不可没，祖宗之志不可忘，敬告邑大夫荐绅人士更新之，佥曰“善”。于是……既成，命书志之。^①

碑记的撰者朱书，字“字绿”，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生于潜山县之敢山冲，幼承家学，年少渐有文名。康熙十三年，朱书自潜山归居家乡宿松杜溪，授徒于严恭山下，前后凡五年^②，其间石颂功主讲宿松禹江书院，朱书“从之游，每截竹为筒，纳诗文其中以就质”。^③康熙二十二年，石颂功主纂《宿松县志》，邀请朱书参与校阅。康熙二十五年冬，朱书以选贡进入京师太学，石颂功所著《采山阁》《越苍园》诸集，又为朱书“传之辇下，诸公交口揄扬”^④。石、朱二人师生谊厚，石颂功命朱书为振英祠作记，可谓得人。

按照碑记的描述，石氏先人于南宋理宗时代迁入宿松，曾获唐代忠臣张巡神像，并将之安放在一个叫做“棠梨宫”的神庙当中进行祭祀。以后，石氏三世孙石良于元末乱世之中聚民自卫，保障淮西宿松一隅。石良追慕睢阳遗烈，于宿松县学之左创建振英祠祭祀张巡，是为宿松地方祠祭张巡之始。有明一代，宿松地方的张巡崇拜被赋予更丰富的文化意义，官员造士入觐，择吉远行，均与祭焉。

又据后来道光《宿松县志》的记载，石颂功重建振英祠，不但为张巡新塑了文像，还为张巡部将雷万春、南霁云塑造了神像，又因唐代县令闾邱有惠政于民、李白曾侨寓宿松，“并设主祀之”。不仅如此，石氏家族的始迁祖“宋都统辖”石兴宗，与三世祖“明武节将军”石良，也因对宿松有捍御之功，被一道附祀于振英祠中。^⑤从此，石兴宗、石良既接受石氏后人的祭拜，也得享宿松官方之祭祀。从元末至清初，从棠梨宫到振英祠，宿松地方的张巡崇拜，似乎始终与石氏一族有着深刻的渊源。

张巡作为一个来自北方的神灵，自唐代即已进入到国家祀典。此后历经宋元明三朝的多次加封，张巡的信仰崇拜逐渐在南方地区流播开来。^⑥不过，本文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对宋代以后宿松与安庆地区的张巡崇拜展开专论，而是希望结合不同时代宿松的地方历史情境与石氏家族人物史事，考察石氏关于祖先与张巡崇拜故事的文本书写，探究其对于石氏家族历史建构的文化意义。

关于明代中叶以后的历史发展与社会转型，论者甚多。相对而言，明初甚至元末以来的许多地方历史则往往扑朔迷离，难以把握。刘志伟的研究显示，“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明代中叶的士大夫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他特别指出，类似的士大夫记忆“在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背景下，必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需结合后来的社会变迁来讨论”^⑦。

从宋末石兴宗渡淮始迁创建棠梨宫，到元末石良聚民自保创建振英祠，再到清代康熙石颂功倡明道义重建振英祠，宿松石氏家族人物与张巡崇拜故事的虚实原委，需要我们置身于具体的地方历史与家族发展的脉络之中，才能进一步理解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

二.   元末明初石良之史迹

康熙三十一年（1692），远在京师的朱书又应石颂功之请，为其新修《石氏宗谱》作序。朱书翻阅《石氏宗谱》，得知宿松与太湖、黄梅、潜山、桐城等地的石姓，均由江西乐平菱田迁来，明初以后，宿松石氏远迁亳州、平山、东昌、弘农、山海各支，则都是“宋忠节都总辖”，“明武节元帅”的后裔。^⑧

序文中的“宋忠节都总辖”，即是宿松石氏的始迁祖石兴宗，此处暂且不表。“明武节元帅”，则是宿松石氏的三世祖石良。石良的生平事迹，早在明代天顺六年（1462）的《直隶安庆郡志》便有收录，该书卷10《人物》“保障乡闾”条下曾列载元末安庆地方招集义兵，保障乡邦的代表人物5人，其中石良位列第一：

　　石良，宿松人，陈氏都尉使。辛卯年搜集义兵置立土城，保障乡邑。辛丑年率领军马归附圣朝，命守宿松，授英武卫管军正千户。后调洪塘湖。^⑨

嘉靖三十三年《安庆府志》卷26《武胄传》又记载：

　　石良，宿松人。良，果毅人也，故谋略沉断。元末盗起，剽掠无虚日，良乃集乡民筑城设寨，严警以捍御之，得弗扰。国朝大业既定，良籍其土与户，诣行在献之，得留军中。累以功擢武德将军，英武卫管军正千户。高皇帝劳之以敕云。^⑩

同书卷16《艺文志上》又收录有《封石良敕》一道，其文有曰：

　　制曰：安邦拓境，在蓄将才；叙爵赏功，用坤朝典。石良天资果勇，智略老成。盖自宿松仗义之初，能遏众寇，使一方无警，民庶咸安。当是时也，群雄并起，汝未尝轻于服从。及予大业已定，汝乃籍其民人、率其士伍以归于我，可谓知天运而识时务者矣。由是，通道于蕲春，引兵于黄冈，直抵阳罗，夹攻湖广，西征之役，汝有助焉。至于同安、舒城之捷报，卫国之心，尤为可纪。宜升卫校，用酬乃勋；尚勉后图，以期远业，可封武德将军、英武卫管军正千户。宜令石良。准此。^⑪

综合以上三则史料，特别是石良做过“陈氏都尉使”，以及《封石良敕》中“当是时也，群雄并起，汝未尝轻于服从。及予大业已定，汝乃籍其民人、率其士伍以归于我，可谓知天运而识时务者矣”一句文字的描述来看，石良在元末乱世之初曾集兵自保，一度做过陈友谅的都尉使，后来等到朱元璋大业已定之时，方才归附明军，做出了重大的人生抉择。

元末至正辛丑（1361），石良率部归附朱元璋，从此为新主驱策向前。《石氏宗谱》内收录有洪武十九年（1386）十一月初二日《兵部供袭职文状》一篇，内中详述石良一生戎马生涯之细情，兹摘引其归附明军之后至被授为武节将军之部分文字，以与上引三则史料相互印证：

　　供状人石良，年七十五岁，系安庆府宿松县人。自辛丑年九月内大军攻取九江，十月内亲赉原掌印信、授到文凭并本部下各头目印信文凭，前赴九江归附交纳就，蒙委令守宿松。壬寅年正月，蒙总兵官徐丞相调拨，领兵开通蕲黄道路，直抵阳罗，夹攻湖广。三月回军。六月二十九日，有伪官姚平章、史副枢、赵副枢、贾佥院等将，引兵马到来攻打本管城寨。七月初四日战敌杀退，仍守地方。十一月初十日，蒙差汤宣使赉赏柳黄缎子一定，金顶帽一个，朝靴一双，钦蒙除授统兵元帅，降印一颗，于十一月十三日到任。癸卯年二月内，有左平章许副枢咬牙、李元帅等引军马前来侵犯桐城等处，掳掠人民。蒙安庆守御官起本部军马，一同杀退，跟赶至北峡关南，将地面收回；军马就彼攻破李元帅鹞儿尖寨，当月二十日回营。十月内，蒙调将引本部军马攻取湖广，敬奉令旨，着侄男石铎同本部下头目张民万户，管领军马，与同毕院判在营听征教毕。石良赴京住坐参侍。甲辰年三月内，蒙安庆守御官何参政调拨本部军马，仍令侄男石铎、男石镜跟同，克取舒城、庐州，接应安丰。五月十五，良受令旨英武卫管军正千户。良赍原统兵元帅铜印一颗，前赴大都督府交纳，六月初三日到任。丙午年，参随冯都督克复湖州旧馆，征进苏州，回京参侍。洪武二年二月内，钦授武德将军流官诰命一道，管军正千户。至洪武四年正月内，调凤阳洪塘湖千户所正千户，二月初四创设衙门到任，管军屯种。洪武十一年，升授武节将军世袭诰命一道，管军正千户。^⑫

上引供状文字系年系月系日，历数石良自元末至正辛丑十一年至洪武十一年间的主要事迹，与明实录所载同一时期明军征讨史实若合符节，当无石氏后人伪造之可能，文字确凿，殆无可疑。根据供状记载，石良于至正辛丑年十一年十月归附朱元璋，并奉令守宿松，十一月初十日除授统兵元帅，洪武二年授武德将军，洪武十一年升授武节将军。

三.   石氏始迁祖石兴宗事迹考

石良率领子侄部曲随明军东征西讨，石氏子孙复为明朝征戍四方，宿松石氏由此成为明代安庆地区著名的军户大族，对家族世系与历史的整理也远较一般的家族为早。明代天顺丁丑元年（1457），石良之孙石淳编修族谱，并撰文自叙家世。

按照石淳的自叙，宿松石氏的始迁祖“万一公”石兴宗是江西饶州府乐平县菱田人，为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的后代，于宋末渡淮迁至太湖县棠梨畈，“悦其山水之胜，拓址筑室”。石兴宗“尝与黄氏讼至东平，祷于其神，有感，潜舁神像而还。捐棠梨之址，立祠祀之”^⑬，这就是后来的太湖县棠梨景祐宫。以后，石兴宗又自宿松棠梨畈迁至宿松荆桥，最终成为宿松石氏之始迁祖。

关于石兴宗，康熙二十四年（1685）《宿松县志》卷25《人物一·忠节列传》有如下记载：

　　石兴宗，字克承，有文武才器，淳祐间仗策渡淮，奉张睢阳像至太湖棠梨坂，舍宅建宫祀之，徙宿松荆桥。时张安抚寨于司空山拒敌，闻宗英勇且贤，表为都总辖，共持俸节移。宋亡，隐居不仕。^⑭

上引文字前一句所述石兴宗宋末迁徙宿松事迹，系袭引自石淳所撰之自叙无疑。后一句文字中的“张安抚”，指的即是张德兴。宋末端宗景炎二年（1277），张德兴与淮西人刘源等起兵倡义，司空山义兵长、太湖人傅高举兵应之。同年四月，义兵与元军战于樊口，杀元湖北宣慰使郑鼎。九月，元昂吉儿引兵袭破司空寨，张德兴与傅高均被杀身亡。^⑮石兴宗既被张德兴表为“都总辖”，与张氏“共持俸节移”，亦当为宋末淮西义兵之主要人物。显然，康熙《宿松县志》中的石兴宗宋末抗元事迹，即为县志主纂石颂功所新添。

石兴宗的生平事迹，在《石氏宗谱》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万一公，天资英毅，闳博多通。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公年二十有八。是年春，自乐平菱田渡淮至太湖，悦棠梨畈，买山居焉。先是端平丙申冬十一月，蒙古兵入舒州；淳祐六年冬十二月，更掠舒。淮南张德兴为安抚使，驻扎司空山。晋熙人傅高素善公，推为都总辖。整饬士马，号令严明，捍御数郡，群盗不敢入，民赖以安。端宗景炎二年丁丑夏四月，克复黄州、寿昌军，时年五十有六；与德兴议论不合，遂解兵去，隐居宿松山。阅二十四年以令终。公尝舍宅建棠梨宫，祀唐忠臣张中丞巡。及卒，睢阳降神授九重塍为公窀穸。葬后，公神亦灵，乡人祈祷辄应。祀邑忠义孝弟祠，祔祀治东睢阳振英祠，祠在灵泉观左，春秋二仲及上计，邑侯致祭，公与配。每三年大比宾兴，多士并与祭焉。^⑯

上引宗谱文字对宋末端平丙申（1236）、淳祐六年（1246）、景炎二年战事的记载，与康熙二十二年《安庆府志》卷14《兵氛》如出一辙^⑰，因而也可以断定出自康熙《石氏宗谱》的主纂石颂功之手。据传文的记载，石兴宗于宋末淳祐十年（1250）由饶州乐平菱田渡淮至太湖县棠梨畈，时年二十八岁。惟自端平丙申三年起，蒙古兵锋多次侵扰太湖所在之舒州，石兴宗舍承平静谧之饶州，入兵燹迭起之舒州，其事颇不可解。此外，由饶州至舒州，系由南趋北，不言渡江，而言渡淮，其事亦属可疑。

太湖县创建棠梨宫以祀张巡一事，亦可见于康熙二十二年《安庆府志》卷18《杂记》的记载，府志原文有曰：

　　宋宣和间，太湖县有石、黄二人客东平，以疑讼致狱，祷于神，得释，匿像以归。祠主追之，启箧变为箑，至邑西十里棠梨树下，忽雷雨大作，二人因避寝焉。梦神告曰：“此可以居我矣。”遂止，立其祠，然终莫知为何神。一日，降笔歌曰：“我乃唐之张巡，与许远兮同时，在东岳兮押按，都统使兮阴司。”始知为睢阳也。^⑱

按照府志的记载，北宋末年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太湖县有石姓与黄姓二人客于东平，以疑讼入狱，祷神得释，归而立祠以祀，当时并不知为何神。其后扶乩降笔，方知神为张巡。泰山绵亘于今日泰安、济南、淄博之间，由此似可推断，石、黄二人所客之地“东平”，或即为当时紧邻泰山之东平府，亦即之前的郓州。^⑲

如此一来，府志当中太湖县棠梨宫为北宋末年宣和年间太湖石氏与黄氏所建的记载，与石淳谱序所述石兴宗于南宋末年渡淮，创建棠梨宫的事迹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抵牾。于是宗谱在石兴宗的传文之下，又附记文字说，“棠梨宫为两县福主”，府志中的“宋宣和间”，其实“系淳祐间事，误记前徽宗年号”，之所以是在太湖县创建棠梨宫，则是因为石兴宗“先居太湖棠梨畈”。府志之所以要记载黄石二人建造棠梨宫一事，则是因为“黄姓尝争山，后公迁宿松，而黄姓犹居山麓，故搀入志中，窃分建祠之德，而不知明神不可诬也。”这样，石兴宗“当年舍宅侑神”，“异日神择地报公”^⑳，也就得到了圆满的解释。

然而，康熙《安庆府志》中所述棠梨宫创于“宋宣和间”，却并非“误记”。从地方志书的记载来看，太湖棠梨宫至迟在明代天顺六年《直隶安庆郡志》之中已有多处收录，该书卷8《寺观》有载：

　　棠梨宫，在治西一十五里。唐忠臣张巡，谥让国东平忠靖王嘉应显灵景祐真君。宋宣和间，邑有黄、石二姓者，于东平舁像以归，卜祠于此，额曰棠梨山景祐宫，道士卢守真创。^㉑

同卷《祠宇》又载：

　　棠梨庙，即景祐真石宫，在治太平乡棠梨村。唐忠臣张巡血食于此，土人每岁孟秋二十五日生辰祀之。^㉒

同书卷11《文词》又收录有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庐州路无为州学正蔡克明所撰《棠梨山景祐宫碑记》一篇，碑记开篇有云：

　　今棠梨之祠，考之理乘，在昔宋宣和间，邑有黄、石二姓者，以疑事致狱于东平，祷于神，得释，舁像以归，卜祠于县之西十里。

蔡克明既言“考之理乘”，得知景祐宫创建于北宋宣和年间，可见在元末以前，地方史乘已有对景祐宫的相关记载，碑记所言，殆有实据。又据前文天顺元年（1457）石淳谱序所述宿松石氏始迁祖万一公，“尝与黄氏讼至东平，祷于其神，有感，潜舁神像而还。捐棠梨之址，立祠祀之，即今景祐之祠是也”，两相比照，碑记与谱序中的棠梨宫故事，除了时间上的不一样，其故事人物（石、黄二姓）与故事情节（致狱东平、祷神得释，舁像而归）如出一辙。

又据碑文的记载，景祐宫自创建以后，“庙貌森然，尽揽山溪之胜。凡水旱疾疫，祷则必应”。至元代，景祐宫更纳入官方祀典，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方神祠。大德（1297—1307）以后，又不断有道教高士提举宫事，景祐宫声名更著，张巡由此成为太湖、宿松“两县福主”。至正辛巳元年（1341）^㉓，景祐宫重加修葺，乙酉五年（1345），景祐宫最终成为甲乙之祠，祠庙主持可以在师徒之间代代相传。^㉔

宋元以后，景祐宫所祀之张巡既逐渐成为太湖、宿松两县之福主，元末至正景祐宫碑记文字又被勒之于石，广为人知，则明代天顺元年石淳在撰写谱序之前，极有可能已经瞻仰景祐宫，并阅读过这篇碑记文字。更重要的是，碑记中创立棠梨宫的恰有一石姓人物，这样，石淳借用碑记文字，将“北宋宣和”改为“南宋淳祐”，最终创造出一个南宋淳祐年间从饶州乐平迁入太湖棠梨山，创建景祐宫，以后又迁徙至宿松荆桥的始迁祖故事。

始迁祖“万一公”石兴宗既然来自饶州乐平，宿松石氏编修族谱自然也就要求证于乐平菱田之石氏。据石淳谱序记载，早在元末至正辛卯十一年（1351），石良就曾派遣族人“正言、启明等回菱田扫墓，参考族谱”，临别之际，“宗侄辉山，典史英三杰翁赠别以诗”。次年，“红巾扰攘，干戈蜂起。石氏历代谱牒，迭遭兵燹，幸得存者十之一耳。”以后，石淳之父石锜“尝欲复修，惜不得菱田世系之详，有志未就。”

正统戊辰十三年（1448）秋八月，石锜临终之际，又特别嘱咐石淳以编修宗谱为要：

　　人之死生，昼夜之常理。吾今保全而归，得免毁伤，无愧于心，所恨者族谱未修耳。尝叹吾先考松颜府君，生逢元末，以武功起家。自前辛丑率兵归顺太祖高皇帝，授以统兵元帅，参侍大军，东征西讨，未尝妄杀，荷国厚恩，钦锡诰命，世受爵禄，传之无穷，可谓荣显。每见与吾考同时武功起者，子孙身家不能保，或至覆绝。今吾宗族繁盛，子孙众多，簪缨相继，良由先世积累善行，致斯庆泽流于后。特恐将来五服亲尽，未免亲疏攸分，忘失本源，而罔知世系。汝淳颇读书，必知尊祖敬宗，今以复修族谱之事付之，汝能成吾志，亦可谓善继述，为孝顺之子孙，吾瞑目无遗憾。余无所嘱。^㉕

据族谱记载，石锜为石良第三子，字仲和，号乐盘，生于明洪武三年（1370）九月二十九日辰时，卒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八月二十一日亥时。族谱记载明代前期宿松曾有李昭道、沈景行等人以贤良、人才二科选用^㉖，而石锜“不赴”，“为政于家，化暨枌榆”，“厚重宽洪，敦行孝友。治家肃，驭众和。尝为万石长，以德化人，人咸感服，虽顽梗亦率教无违”，从而成为明代前期宿松地方齐家化乡的代表人物。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明代初年，朱元璋锄灭豪强，元末以武功起家者，多不能保全身家，石锜生长于以武功起家的军户豪族，一生横跨明代洪武至正统六朝，对此自然有着切身的体会。石锜临终之际，恨族谱之未修，固有敬宗收族之志，也反映了其对石氏家族长远发展的忧惕之心。

石淳接受石锜的遗嘱，“昼夜皇皇，不安寝食，常恐怠而不修，修而不慎，有负先灵而愧厥祖”，于是“具书菱田宗族，求附石氏宗谱世系之详”。景泰甲戌（1454）之冬，“菱田宗人兰偶持谱图而至，备详参考，本宗渡淮支派绳绳不紊，若合符节”，石淳乃“沂流寻源，循末求本，仍仿欧苏之法，因时损益”，最终编修完成了宿松石氏的第一部族谱。

四.   从景祐宫到振英祠

清代康熙年间，石良十世孙石颂功主纂县志、主修宗谱，相关事迹前文各节已略有铺陈，本节再专论石颂功的相关文化创制活动，特别是重建振英祠的努力，以见其背后清初宿松地方历史之相关情状。

关于石颂功的生平，道光《宿松县志》与《石氏宗谱》各有记载，其中当然又以后者记录更为详细^㉗：

　　公讳颂功，字九叙，号云亭。生三龄就傅受业，八岁通五经。太君中翁岁荐，未仕捐馆，公奋志父书，早游郡庠，寻食饩，历试冠军，诸艺与三吴名宿并传。其《采山阁》《越苍园》诸集，又为门人朱太史传之辇下，诸公交口揄扬。蜀阆朱公曾以二子来学，次斯裕成进士，任中翰，犹追仰之不置。奉靳大中丞檄，延义学塾师，每课不下百余人，游其门者多成名儒。两修邑志，续修家谱，又辑《小孤名山志》。^㉘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石颂功早年刻苦攻读，文名擅于地方，深受康熙初年宿松知县朱维高的敬重。石颂功两修县志，续修宗谱，属意地方公私文献，又主讲禹江书院，作育地方人才，实为清代康熙前期宿松地方士林之代表。

康熙十一年（1672），宿松知县朱维高在清廷修纂大清一统志的背景之下奉令修纂县志^㉙，聘任的主纂者为拔贡生黄鈛与郡廪生石颂功。朱氏在公务之暇，与黄、石二人就县志的编纂“互相研订，依长安、中州式，汇为邑志”^㉚，最终仿照《陕西通志》与《河南通志》的体例，编撰出36卷的《宿松县志》。据后来道光《宿松县志》的记载，朱维高，号嵩岑，四川阆中人，康熙七年由武昌推官改知宿松县事，在任期间“清慎廉明，禁科派，革漕弊，编保甲，审丁户”，“值军兴，节省供亿繁费，一切不假手胥吏，时有‘民肥吏瘦’之谣”。此外，朱维高“加意学校，撰邑志序论，文章之事亦彬彬焉”^㉛。

从更长的区域历史情境来看，明末清初的宿松地方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崇祯八年，张献忠攻桐城，“屠潜山、太湖、宿松”，之后十年间，安庆府诸县成为农民军与明军反复绞杀之战场。顺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部檄讨马士英，不久病死于九江，其子左梦庚复率军“连陷建德、东流、安庆城”，同年六月，清军阿济格率兵“由楚至安庆，属邑悉平”。顺治三年冬，扬州水贼赵正倨“据宿松洿池为乱”。顺治六年，“潜山土寇余公亮反”，宿松“陈汉山诸乱民据寨相应，大掠”。^㉜总体上讲，明末清初的宿松县与安庆府，一直是农民军与明军，以及清军和各种反清势力反复交战之地，兵燹不止，兵民溃散。^㉝

明清易代，战火无情，战争对于宿松地方士人的冲击也是巨大的。石颂功的父亲石思琳，为明末宿松地方名士，“敦行博学，尤邃于《易》，学者宗之”，最初也因战乱，渡江避祸于池州建德。顺治二年，左良玉部兵溃，安庆守臣张亮竟邀其乱兵入城守卫，石思琳适逢“过皖”，急入府谏云：“戍兵之守，自古以客军为非便，兵守不若民守”，“张公悟，遽下令撤出，而将不用命”。四月七日，安庆城溃，石思琳“按剑骂贼”，最后死于乱军之中。^㉞又如朱书的父亲朱光陛，“值明季乱，流贼屠掠大江以北，岁大祲疫，诸事农者略以筋力延朝夕”，“既读书，不能作苦，滨于死数矣”。清军平定江南之后，“邑人数奉闽粤命”，宿松地方仍旧动荡不安，朱光陛“乃跳身授徒太湖、潜山山中”，“以丙戌岁出，间归，不恒居，凡出二十八年始归，归则世业荡然矣”^㉟。

明亡清兴，革除前朝陋习、平均里甲赋役、擒拿地方盗贼、重建地方官学、恢复国家祀典，是清代顺治至康熙前期地方社会重建王朝秩序的基本措施，也是此一时期宿松县地方重建的基本主题。^㊱如何因势利导，在新的王朝统治之下重建家族的地方权威，则是许多像宿松石氏这样的前朝故族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石颂功主纂县志，主修宗谱，重建振英祠，即可视为其努力重振石氏家族的具体表现。

康熙乙丑二十四年，亦即石颂功重建振英祠前两年，宿松知县朱卷就曾倡议重建了当地著名的祠庙−惠民祠。据事后朱卷记文所载，惠民祠位于宿松县城北部城隍庙之左，系由明代宿松绅民自发创建，祭祀的是成化年间的南直隶巡抚彭韶，但最初只是一种民间祭祀行为，祠庙“隙址甚宽，构不盈丈”，规模极为有限。后来经宿松知县施溥的呈请，彭韶的祭祀成为官方行为，并最终进入了官方的祀典。以后，南直隶巡抚朱瑄和宿松知县邢旭、谢镔、孙衍、施溥等4人，也均因有惠政于宿松之民，分别被“并祀”和“祔祀”于惠民祠中。明末，惠民祠毁于兵燹。清代康熙八年，宿松知县朱维高在新朝建立之后第一次重修惠民祠，并恢复了原有的祭祀礼仪，明代知县熊廷栋的遗像，也“从民请而附祀之”。

康熙二十四年，朱卷在清廷纂修会典的时代背景之下重建惠民祠，进一步为惠民祠中的前代名臣统一设立了木主神位，“敷坐设主，主者祔者，以次序位，无敢遗，亦无敢滥”。这样，之前那些“祀典所未及”的先代名宦，只要是“政声卓卓”，“皆可祔之以永其前”。^㊲

清代初年国家致力于礼教秩序的恢复，各地祠庙的重建，实为当时之普遍现象。试以清初宿松地方祠庙恢复为例：东岳庙，“在治东三里，国朝顺治甲午（十一年，引者注）孙继文捐修”。城隍庙，“在治北，元至正甲辰知县戴昌建，国朝顺治十二年知县孙继文给赀，命民何逵、周正等重修”。天妃庙，“在治东南百二十里，国朝康熙初知县王民皞相故址重建”。关帝庙，“在治北，明弘治己未知县施溥建，国朝康熙乙卯（十四年）知县胡永昌同把总赵思龙捐塑圣像，并修殿宇廊庑。”公侯庙，“在治东，祀汉令张公何丹。国朝康熙乙卯知县胡永昌重建”。大节祠，“在北郭，旧建，祀历代名贤、忠孝。国朝康熙丙午（五年）知县王民皞重修后殿。壬戌（二十一年）知县朱卷捐俸重修”^㊳。

以上六座祠庙的重建，时间上起顺治十一年（1654），下迄康熙二十一年（1682），均为石颂功亲历之事实。康熙二十四年，朱卷重建惠民祠，所撰《重建惠民祠记》一文，更收录于石颂功主纂之县志。^㊴这样，我们或许不难理解石颂功为何要于康熙二十六年重建振英祠，并将先祖石兴宗、石良二人神主附祀其中了。套用朱卷记文中的文字，或许也可以说，“祀典所未及”的石氏祖先，从此亦“皆可祔之以永其前”矣。

不过，本文开篇所引朱书《振英祠碑记》中所讲明初石良创建振英祠之事迹，却一直不见于明代方志文献的记载。现存最早的安庆地方志书，为明代天顺六年的《直隶安庆郡志》，该志卷8《寺观祠宇》记载安庆府所属各县寺观祠宇甚为详备，其中宿松县共有城隍庙、东岳庙、关王庙、五显庙、忠节侯庙、河西庙、圣母夫人庙等6座祠宇^㊵，未见振英祠之记载。正德十六年《安庆府志》记载宿松庙、祠各有6座，其中惠民祠被首次载入，但亦不见振英祠之名目。^㊶嘉靖三十年《安庆府志》卷5《地里志》载宿松庙宇7座、寺观34座，同书卷11《礼制志》载宿松祠宇6座，惠民祠位列其中，但也不见振英祠之记载。^㊷

有趣的是，康熙《宿松县志》卷6《祀典》中却有另一座“景祐庙”的记载：

　　景祐庙，明时知县以入觐前二日蠲吉致□□免觐宜工□□□□日告祭，庶几无□□也。^㊸

道光《宿松县志》卷5《舆地志五》则记载说：

　　景祐庙，在治东四十里，祀唐张公巡，并祀许远、宋岳武穆，岁久倾圮。明弘治间，知县施溥给赀，命民人张辅、尹禄等重建，塑像致祭。明制：知县三年一朝，每入觐，先期择吉，告祭出行，谓之“耀装”。^㊹

综合以上两条史料，大致可以知道这座景祐庙在明代弘治之前即已创立，而且还与当地的张、尹二姓关系紧密。宿松知县在进京入觐之前二日，还要前往景祐庙告祭祈福，涓吉起行。由此看来，景祐庙应该算得上是宿松地方比较重要的一座神祠。从地理位置上看，宿松居太湖之西，宿松景祐庙在县治以东四十里，而太湖棠梨山景祐宫又在县治以西十里，则宿松景祐庙可以看作是张巡崇拜在明代安庆流播之一实例。反过来思考，石良为元末宿松地方一代豪杰，又为明朝的建立立下殊勋，如果真的在明代初年即已在宿松县城县学之左的显要位置创建振英祠祭祀张巡，则振英祠似乎不至于在明代安庆府的方志文献记载当中了无痕迹。

无论如何，地处县治以东四十里的景祐庙，与后来石颂功重建于宿松县学之左的振英祠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渊源。有明一代，宿松知县入觐之前，告祭的也是僻处乡间的景祐庙，而不是位于县治之中的振英祠。如此，朱书记文所谓振英祠明初创建、明季祠毁，“典礼缺失”，终究可能只是一团迷雾，疑窦重重。“或曰神司禄籍，故造士及入觐祭焉。或曰司行，故祖道者軷，二者兼举，数百年不敢废”，也可能只是移花接木之说。如果真是这样，则石颂功重建神祠，不用“景祐”之名，而冠以“振英”之谓，盖另有深意欤？

五.   结 语

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庐州路无为州学正蔡克明“考之理乘”，在其所撰《棠梨山景祐宫碑记》中讲述了一个北宋末年宣和年间，太湖县有黄、石二姓者致狱东平、祷神得释，以后又舁像以归、卜祠祀神的故事。如果蔡氏所言不诬，则碑记中的石姓当为北宋末年以前之太湖土著无疑，断与后来南宋末年迁来之宿松石氏无关。反过来讲，如果宿松石氏始迁祖石兴宗就是碑记中的石姓人物，那么宿松石氏亦当为地方土著，而绝非南宋末年迁入之客族。

明朝建立以后，着力打击地方豪强，在乡村中培养新兴的士大夫势力。生于洪武三年（1370）的石锜，虽然曾担任过万石长（粮长），却婉拒服官，致力于乡里之教化，从而成为宿松石氏由元末豪族向士大夫之家转变的过渡性人物。明代天顺元年（1457），石淳编修族谱，借用太湖景祐宫碑记文字，将“北宋宣和”改为“南宋淳祐”，最终创造出一个南宋淳祐年间从饶州乐平菱田迁入太湖棠梨山，创建景祐宫，以后又迁徙至宿松荆桥的始迁祖故事。然而，无论元末至正石良遣人“回菱田扫墓，参考族谱”，临别之际，“宗侄辉山，典史英三杰翁赠别以诗”；还是明代景泰甲戌之冬，菱田宗人“持谱图而至，备详参考，本宗渡淮支派绳绳不紊，若合符节”，类似的寻祖与联宗的故事，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各地时有发生，总能勾起今天的研究者们脑海当中相近的图景。明代宿松石氏寻根问祖的故事，或许恰可说明两宋之交以来饱经战乱的江淮地区，地方家族在明代以前并没有编修族谱的传统，先代世系也往往晦暗不明，难以追溯，等到明清时代创修族谱的时候，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宗族制度更加成熟的江西饶州、江南徽州等地。

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石颂功在宿松知县朱卷的支持之下重建振英祠，是其在清朝建立之初颁布新典、恢复礼教秩序的背景之下，重建石氏家族地方权威的重要一环。石颂功主纂县志、主修族谱，揄扬先祖事迹，进一步将始迁祖石兴宗建构成为宋末淮西抗元的义兵首领，又在知县朱卷重建惠民祠的触动之下，建构出石良于明初在宿松县学之左创建振英祠的故事。然而，无论是石兴宗宋末淮西抗元，还是石良明初创建振英祠，都不见于明代历修安庆府志之记载。明代宿松县境内祭祀张巡的最重要的一座神祠，恰恰是位于县治以东四十里的景祐庙。明代宿松知县进京入觐之前，涓吉起行，告祭的也是这座远离县治的景祐庙，而不是位于城中的振英祠。

可惜的是，景祐庙自明代弘治年间知县施溥给赀重建之后，似乎就再也没有得到官方的重修。清代康熙以后，振英祠最终取代景祐庙，成为宿松知县入觐告祭的新祠，并一再得到石氏家族的修缮。^㊺物换星移，朝代更替，神灵的崇祀，神祠的兴衰，祖先故事的创造与演变，其实都是特定的人与人群在具体的国家制度、地方历史和社会机制中的文化实践。从景祐宫到振英祠，石氏祖先与张巡崇拜故事的创造与演变，反映的正是明代天顺与清代康熙两个时期宿松石氏家族文化精英编修宗谱、拟定世系、建构家族权威的文化创造，以及两个不同时代江淮地方由乱而治的社会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