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k and Copper Money: Evolution and Operation on the Rules of Stolen Property Valuation in Tang Dynasty

Abstract

Keywords:
• Tang Dynasty,
• a string of copper coins,
• silk,
• stolen property valuation

计赃是唐代法司定罪量刑的重要问题之一。《唐律疏议》规立“计赃为罪”和“以绢计赃”两项基本原则，涉及平赃、征赃、累赃和物价等重要命题。前辈学者已在上述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唐代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政策，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以钱计赃”事例，对此学界尚未进行深入探究。本文试图通过查明唐代计赃的书写模式、法理依据和适用场域，以及“以钱计赃”与“以绢计赃”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全面认知唐代赃估规则的厘革嬗变与实际运行。

一. 唐代计赃的双重模式

“以绢平赃”是唐代计量赃物与确定赃值的基本原则。《唐律疏议》规定：“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疏议》曰：“赃谓罪人所取之赃，皆平其价直，准犯处当时上绢之价”^②。可见，《唐律》对于受财枉法、窃盗等所谓“赃罪”的处罚，都是根据赃物多少来定，而赃物又都统一以尺、匹等布帛单位作为衡量标准。^③与之相适应，行为时间、行为地点及绢帛等次是法司评估赃值的三项具体标准。其一，平赃时间。《唐令》规定：每月分上、中、下三旬记录物价，法司依犯旬上绢平赃：“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绢之价。”据开元《关市令》：“每月旬别三等估”^④。大中六年（852）七月，宣宗敕“犯赃人平赃，据律以当时物价上旬估。请取所犯之处，其月内上旬时估平之”^⑤。可见，晚唐“以绢计赃”原则仍为法司所恪守，但此时“上旬估”的提法，已与《唐律》“当时物价”的规定有所差异。其二，平赃地点。平赃一般以犯罪行为发生地绢价为准，如行为地与案发地不一致，则须依律“悬平”。唐代有“三贾均市”之制，商品精为上贾，次为中贾，麄为下贾。“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⑥。其三，平赃等次。《唐律疏议》规定了上绢估价的基本原则，即按照犯处当旬上绢估价。然而，《唐六典》记载却与《唐律疏议》有所不同：“凡计赃者，以绢平之。（原注）准律，以当处中绢估平之”^⑦。由此，晚至开元末年，《唐律疏议》“上绢平赃”的规定已被修订。至大中六年（852）十月中书门下奏请外州府平赃定估等，如所取得绢已费使及不记得州土色目，或者不出绢处，以当处“中估绢价平之”^⑧。

《永徽律疏》规定的“以绢计赃”原则是汉末魏晋以来流通领域官钱不行，谷帛复出现象在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反映。伴随“开元通宝”信用确立与长期流通，钱绢兼行格局逐步确立，铜钱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因此，大量以钱贯数额记录赃值的案例屡见史乘，遂在“赃罪”领域形成“以钱计赃”与“以绢计赃”并驾齐驱的二重书写模式。由于唐代实行“钱帛兼行”二元货币流通制度，各地绢价相差悬殊，遂使量刑轻重失衡。开元十六年（728）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定天下赃估，各地皆以匹绢折钱五百五十文计赃，此举在统一天下赃估的同时，首次对以钱计赃问题予以关注：

　　“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敕：“依。其应征赃入公私，依常式。”^⑨

开元十六年（728）的计赃制度已与《唐律》存在根本差异，此次改革删繁就简、统一赃估的努力，也是盛唐之际商品流通加速，区域经济差异逐步缩小的外在表现。在“征赃”领域，敕令则强调继续执行《唐律疏议》“以赃入罪”^⑩制度。李林甫统一赃估的努力对唐代计赃规则产生重要影响，此于上元二年（761）正月二十八日《赃数约绢估敕》中仍可获得证明：

　　先准格例，毎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匹。自今已后，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庶叶从宽，俾在不易。（刑部尚书卢正己奏）^⑪

肃宗上元元年（760），乾元重轮与乾元重宝分别按照1：30和1：10的比值行用，“碾硙鬻受，得为实钱，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⑫，故敕中专门强调赃估应以实钱计算。两税改革以后，杂物结赃估断更为繁杂。大和九年（835）十月，大理丞周太玄以监利物与两税物好恶有殊，一例科决，虑忧有屈为由，请依据涉案绢帛性质，分别确定计赃标准，获得朝廷认同：

　　今请盗换两税绸绫绢等物，请依元盗换匹数结罪科断，更不估定。如盗换监利物，杂麻布焦葛匹段丝绵纸，及诸色进贡物，不是两税匹段等，请准法式，估定数依上绢结赃科断。敕旨依奏。^⑬

由于诸州府绢价逐旬移改，贵贱不恒；刑狱推按，临时估定；或因校吏舞弊，估值失当。大中六年（852）十月，应中书门下奏请，将计赃标准调整为匹绢折钱九百文：

　　兼以诸州府绢价，除果、阆州绢外，别无贵于宋、亳州上估绢者，则外州府不计有土绢及无土绢处，并请一例取宋、亳州土绢估，每匹九百文结计。^⑭

可见，唐代平估之法多有变化，赃估比价始终处于不断调整之中，^⑮《 唐律》“以绢计赃”原则的适用与钱绢比价直接相关，由此，钱贯数额必然成为法司赃估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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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条目）	量刑幅度	量刑厘革
强盗（281）	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仗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疋，绞。伤人者，斩。	1. 建中四年（783）二月，京兆府奏，准建中三年三月敕节文，当府界内，捉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及窃盗赃满三疋以上者，并准敕集众决杀；不满疋者，量事科决，补充所由。犯盗人虽有官及属军等，一切并依此例处分。2. 大和四年（830）十二月诏：（京城）杀人及强盗，罪迹分明，不计赃之多少，闻奏讫牒报本司，便付京兆府决杀。3. 会昌元年（841）十二月敕：自今以后，窃盗计赃至钱一贯已上，处极法。抵犯者便准法处分，不得以收禁为名。
窃盗（282）	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
监主受财枉法（138）	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绞。	1. 天宝元年（742）二月丙申，枉法赃十五疋当绞，今加至二十疋。2. 清泰二年（935）五月，中书门下奏：请今后犯枉法赃十五疋准律绞，不枉法赃准三十疋加役流。受所监临，五十疋流二千里。今请依《统类》，不枉法赃过三十疋，受所监临赃过五十疋，从之。
受财不枉法（138）	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
受所监临财物（140）	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八疋徒一年，八疋加一等；五十疋流二千里。
坐赃致罪（389）	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十疋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那么，唐代以钱计赃原则主要适用于哪些场域？司法实践中钱贯与刑等如何对应？钱贯是否对绢帛计赃本位制度构成实质颠覆？为解除上述困惑，有必要对唐代众多以钱计赃案例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查明铸币在唐代赃估领域的地位与功能。

二. 以钱计赃的适用场域

开元、天宝之际是唐代“以钱计赃”原则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此当与开元十六年（728）统一赃估改革直接关联。此次改革在维护绢帛本位的同时，一定程度促进了钱贯计赃原则的确立与适用。就目力所及，唐代80%以上的“以钱计赃”案件发生于开元至开成年间，其中又以玄宗、德宗、宪宗、穆宗诸朝为夥。唐代赃罪量刑之实际状况，与《唐律疏议》确立的以绢计赃、据匹量刑原则存在一定差异。就适用场域而言，“以钱计赃”原则适用于贿赂、差役、营造、军费、钱粮、坐赃等公务事务领域，主要包括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犯罪，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贪污犯罪；就涉案罪名言之，“以钱计赃”原则遍及受所监临、坐赃、监临主守自盗、私役所监临、差课赋役违法、有事以财行求、事后受财、受人财为请求等罪，应以《唐律》“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⑯，即依律比照“六赃”论断。受议请、官当等特权因素限制，赃官实际多以罚俸、贬黜、配流等处置；就赃钱案例遴选标准而言，本文关于“以钱计赃”原则适用的讨论，尽量拣择明确记载赃钱数额者，以便厘清计赃、定罪、量刑以及钱帛比值等重要问题。

一 贿赂

此处贿赂是对《唐律》中行贿（有事以财行求）与受贿（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坐赃、事后受财、受人财为请求、出使受财等）犯罪的统称。铜钱一直是唐代请托、交通、贿赂的重要媒介，早在高宗朝“以钱计赃”已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应用。龙朔三年（663），李义府鬻官并遣子李津向长孙延“索谢钱七十万”^⑰。《唐律疏议·职制》规定：“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⑱。本案赃额巨大，高宗诏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侍御史、详刑对推其事，时人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⑲。李义府因赃贿等数罪并罚，长流嶲州。安史乱中，御史大夫张倚没于贼廷，伪授侍中。克复之后，子赞善大夫张奭纳贿于驸马都尉张清以求免罪。乾元元年（758）二月，“奭状首清受钱二千贯，许奏免父倚罪”^⑳。《唐律疏议·职制》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准枉法论。与财者，坐赃论减三等”^㉑。张清并非本案主审，收受贿赂，当依“受人财为请求”条，坐赃加二等论罪，张奭欲利用张清驸马都尉这一特定身份影响裁判结果，开脱其父罪责，其行为构成行贿，当据“有事以财行求”^㉒论。最终，张清开脱罪责，肃宗敕“清母决四十，放赃钱”。

中晚唐以后，现钱贿赂的案例大量见诸史籍，且涉案金额呈暴增趋势。受中枢权力格局变动影响，宦官收受贿赂进而干预政事的现象值得特别关注。《旧唐书·宦官传》曰：“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㉓。元和五年（810）十一月庚子，金吾卫大将军伊慎以钱三千万赂右神策军中尉第五从直，求为河中节度。“从直恐事泄，奏之。上怒，入其赃一千五百万，仍黜为右卫将军，通密近坐死者三人”^㉔。元和六年（811）十月，“内官刘希光受将军孙璹赂二十万贯以求方镇”，^㉕后事败，刘希光赐死。元和十五年（820）三月，御史台按验太子宾客留司东都孟简赂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钱帛等共计七千余贯匹”^㉖，贬吉州员外司马。当然，诸司官吏因贿赂卷入官司者也不乏其例，影响较大者如大和二年（828）十二月发生的南曹伪官案中，“南曹令史李賨等六人及卖凿空伪官人许棱等，共取受钱都一万六千七百四十贯文。又据李賨等款称，去年三月已后，商量敛钱三千贯文”^㉗，李賨等受贿、行贿赃值皆以钱贯计算。该案敕下御史台推问，李賨、马羽卿、杨虞卿等决罚有差。

二 差役

唐代私役增赋是地方长吏、节镇部将、场院官员剥割聚敛的重要方式，也是“以钱计赃”原则适用的常见领域。贞观十六年（642）十一月，广州都督党仁弘“没降獠为奴婢，又擅赋夷人”^㉘。法司定谳之后，本案罪名、赃值与量刑记作“枉法取财及受所监临赃百余万，当死”^㉙。党仁弘所涉罪状之中，“擅赋夷人”一项当据《唐律疏议·职制》“役使所监临”条规定，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及借奴婢、牛马驼骡驴、车船、碾硙 、邸店之类，各计庸、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㉚《唐律》规定，“受所监临财物”行为，罪止流二千里；而“监主受财枉法”行为赃满十五匹断绞。党仁弘因涉贪污、受贿等数罪，适用“二罪从重”原则，“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法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㉛，以“受财枉法”论死。太宗感念其功，“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㉜。

与“私役所监临”类似的行为是“差科赋役违法”。基于监临关系和职务权限，此罪时常呈现数罪并发形态。《唐律疏议·户婚》“差课赋役违法”条规定：“若非法而擅赋敛，及以法赋敛而擅加益，赃重入官者，计所擅坐赃论；入私者，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㉝。开元以后，滥征税赋且以钱贯计赃者逐渐增多。开元二十九年（741），魏州刺史卢晖通过增加赋敛、减截官钱等方式，“入己之赃，六百余贯”，又役使人工殆三十万，减死，长流富州。^㉞元和四年（809），监察御史元稹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擅籍没涂山甫等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所，奴婢二十七人，税外征草四十一万五千束，钱七千贯，米五千石”^㉟。宪宗敕田宅、奴婢归还本主，其已货卖，亦赎令还，税外所征配并予禁断。太和年间，御史台奏湖州刺史庾威自立条制，“应田地奴婢，下及竹树鹅鸭等，并估计出税，差军人一千一百五十人散入乡村捡责，剩征税钱四千九百余贯”^㊱，贬吉州长史。长庆四年（824），刺史杨归厚告论前寿州刺史唐庆违赦敕“科配百姓税钱及破用官库钱物等事，庆犯正入己赃钱四千七百余贯”^㊲，唐庆除名，长流崖州。

三 营造

营造宅邸、佛寺、桥梁、衙署等大型工程耗资巨大，利润丰厚，往往成为唐代贪赃案件的高发区域，也是“以钱计赃”原则适用的重要案件类型。景龙元年（707）九月，银青光禄大夫、西明寺主惠范乘督造东都圣善佛寺及造长乐坡大像，涉案“奸赃四十万”，^㊳遭到侍御史魏传弓劾奏。中宗削黜慧范官爵，放归于家。宝历二年（826）四月，前京兆府尹崔元略为桥道使，“造东渭桥时，被本典郑位、判官郑复虚长物价，抬估给用，不还人工价直，率敛工匠破用，计赃二万一千七百九贯”^㊴。敬宗因崔元略不能检下，有涉慢官，罚一月俸料。

在各类工程营造的赃污案件中，两宗侵吞皇陵经费的案例值得特别关注。据《旧唐书·令狐楚传》记载：

　　其年六月，山陵毕，会有告楚亲吏赃污事发，出为宣歙观察使。楚充奉山陵时，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翰林阴阳官等同隐官钱，不给工徒价钱，移为羡余十五万贯上献。怨诉盈路，正牧等下狱伏罪，皆诛，楚再贬衡州刺史。^㊵

此案山陵乃宪宗景陵，位于京兆府奉先县界。^㊶据《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820）七月丁卯，山陵使令狐楚因“纵吏于翚刻下，不给工徒价钱，积留钱十五万贯，为羡余以献”，^㊷贬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歙池观察使，再贬衡州刺史。同年八月，御史台推勘景陵土石工作专知官、京兆府户曹参军韦正牧“减刻工匠价钱，厨料充私用，计赃八千七百余贯，又于陵所私造石器等”，诏付京兆府决痛杖一顿处死。景陵皇堂石作专知官、奉先县令于翚“虚竖物价及破米面共计赃钱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六贯石，数内八千余贯石入已，余充赂遗并官典破用”^㊸，诏付京兆府决重杖处死。

另一宗贪污山陵经费的案件涉及光陵营造事宜。《旧唐书·敬宗纪》：宝历元年（825）六月丙戌，“将作监张武均出为洋州刺史，坐赃犯也”。^㊹《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五《卿监部·贪冒》对此作详细记载：

　　张武均，穆宗时为将作监。长庆四年十二月，百姓董太和于有（右）银台截耳，称供光陵材木，武均不给价直。出为洋州刺史，称疾不谢，为宪司所纠，再黜循州司马。明年闰七月，御史书奏武均前任将作监，日鬻优劳，赃近九千贯，合当司收管。从之。^㊺

光陵乃穆宗山陵，位于同州奉先县北十五里尧山。^㊻将作监张武均拒不支付光陵材木价款，导致董太和自刑称冤，为宪司弹劾，涉赃近九千贯。长庆年间围绕景陵、光陵营造发生的侵吞经费事件，涉案金额虽非累钜，因事涉皇室葬事用度，故而从重量刑。

四 钱粮

“以钱计赃”原则大量适用于唐代贪污、侵吞、截留、盗用官府物资的经济案件之中，大致包含以下三种类型：其一，隐盗官钱。贞元十二年（796），信州刺史姚骥检举员外司马卢南史“取厅吏纸笔钱计赃六十余贯”，^㊼德宗据刑部员外郎裴澥所奏，遣使按问。元和七年（812），前江西观察使李少和擅取公钱，转移私费，“除已填纳赃数外，尚欠三千七百余贯”^㊽，因身死放免。长庆元年（821），山剑三川榷盐使张宗本“坐盗用东川院及诸监院耗剩钱共一万五百余贯”，^㊾减死，决杖八十，配流雷州。其二，侵吞差价。元和十二年（817），郑州刺史崔祝于当州“顾召行营车，除充作给付，又擅出州仓粟麦贵货之，以利入己”，^㊿坐赃计三万余贯，为御史台所奏，锢身配流康州。宝历二年（826），盐铁河阴院官罗立言“坐和籴米价不实，计入己赃一万九千三百余贯”，⁽⁵¹⁾制削兼侍御史。其三，妄支钱帛。宝历二年（826）三月，御史台推勘蓝田令刘伉“在任日将诸色钱隐没破用，凡九十余万”⁽⁵²⁾，以宰相刘晏孙，减死，除名配流雷州。大和八年（834）十二月癸巳，三司使就御史台推户部钱物事，查得“宇文鼎妄支和籴官秦季元钱八万余贯，姚康、卢允中与巡官李孚、杨洵美并典吏等，分取秦季元绢凡六千九百四十匹”⁽⁵³⁾。华州刺史宇文鼎贬循州刺史，左司员外郎判户部姚康贬韶州始兴县尉，户部员外郎卢允中贬高州良德县尉，杨洵美、李孚各杖一百，流于岭外。与其他类型比较，隐没钱粮案件涉案标的更为宽泛，涉及赋税收纳、日常用度、羡余赃罚等各类经费，案例类型较为复杂，实为官典犯赃诸形态之总汇。

五 军费

唐代官府军资颁赐，由绢钱、粮草、杂费等项构成。唐代内外兴兵，军费耗用累钜，加之虚名、挂籍、冒功等现象的存在，使得唐代中后期的军费问题更趋复杂，⁽⁵⁴⁾“以钱计赃”在官吏盗用、隐没军费领域的适用日益频繁。其中，宪宗至文宗时期发生的五宗侵吞军费事件，为查明这一时期以钱计赃原则的适用提供了重要证据。第一，于皋謩、董溪案。元和六年（811）五月，行营运粮使于皋謩、董溪盗用官钱，皋謩“坐犯诸色赃计钱四千二百贯，并前粮料使董溪犯诸色赃计四千三百贯。又于正额供军市籴钱物数内抽充羡余，公廨诸色给用计钱四万一千三百贯”⁽⁵⁵⁾。于皋謩、董溪等犯赃内容难以查明，而据《册府元龟》所记“于正额供军市籴钱物数内，抽充羡余公廨诸色给用”一节可知，涉案赃钱显然源自侵吞军需钱粮与办公经费所得。皋謩、董溪除名配流，赐死于道，判官崔元受、韦岵、薛巽、王湘等“从坐，皆逐岭表”⁽⁵⁶⁾。第二，元翛案。元和六年（811）六月丁丑，御史台奏推问前行营粮料使判官元翛及典吏等，“计赃一千万，宜并付京兆府，各决重杖一顿处死”⁽⁵⁷⁾。依据元翛行营粮料使判官身份判断，一千万贯赃款当系干没军费所得。第三，田缙案。元和十二年（817）夏州节度田缙、判官邢翥、卢仲通、部将赵荣隐没军费事，为查明军资项目与赃钱数额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据《册府元龟》记载：

　　田缙为夏州节度，性贪虐，多隐没军赐。羌浑种落苦其渔扰，遂引西蕃为寇。御史中丞崔植奏：“摄诣台按劾，得缙前在夏州，遣将于度支，请将士军粮及脚价共计三万四千三百余贯文。不支给将士，留于上都私第，及杂事馈送本道。”赃状明白，坐贬房州司马，并本判官邢翥、卢仲通皆坐贬，部将赵荣流涪州。⁽⁵⁸⁾

后李听代田缙为夏绥银节度使，“劾缙盗没军粮四万斛，强取羌人羊马，故吐蕃得乘隙。贬衡王傅”⁽⁵⁹⁾。显然，《册府元龟》所记三万四千三百余贯文赃款，当为度支拨付的军粮价款与雇脚费用之和。第四，浑鐬案。大和四年（830）九月丁酉，“前丰州刺史、天德军使浑鐬坐赃七千贯”⁽⁶⁰⁾，以勋臣浑瑊子，贬袁州司马。两《唐书》、《册府元龟》皆言浑鐬坐赃，却未知其详，究其署理所职，坐赃侵没者当为军费。第五，王晏平案。《资治通鉴》记“灵武节度使王晏平自盗赃七千余缗”，⁽⁶¹⁾于开成三年（838）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户。至于七千余缗赃值，当由王晏平隐没妄报的“官马四百一十五匹并旗旛器械六千一十七事”⁽⁶²⁾折价所得。

六 坐赃

“坐赃”是适用“以钱计赃”原则较为常见的领域，这里首先应明确区分“律文之坐赃”与 “裁判之坐赃”。《唐律·杂律》规定：“坐赃者，谓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而罪由此赃，故名‘坐赃致罪’”⁽⁶³⁾，此即 “律文之坐赃”，刑止徒三年。理解“律文之坐赃”的核心要素，在于事主“非监临主司”身份的判定。另一方面，史籍文献所见大量以钱计赃的“坐赃”案例，实质为赃贿案件之概称，事主身份及量刑上限均与律义扞格，此即“裁判之坐赃”。此类案件遍及史乘，举不胜举，其赃值一项，往往表述为“计钱累万”“坐赃巨万”“赃累巨万”等，而明确记载“坐赃”赃值者不在少数。如景龙年间，左台侍御史姚绍之坐赃，“宪司推之，获赃五十余贯，当死”⁽⁶⁴⁾。因韦庶人妹干预，黜岭南琼山尉。永泰二年（766）九月丙子，“宜州刺史李佚坐赃二十四万贯，集众杖死，籍没其家”⁽⁶⁵⁾。贞元十七年（801），衢州刺史郑式瞻“坐赃二千贯，笞四十，流崖州，诏未至而死”⁽⁶⁶⁾。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盐铁福建院官权长孺坐赃一万三百余贯，诏付京兆府杖杀之”⁽⁶⁷⁾，愍其母年老，诏杖八十，长流康州。上述案例事主均不具备《唐律》规定的“非监临主司”身份，裁判流配、死刑的客观事实也与“坐赃”的量刑上限迥然有别。究其实质，上述“坐赃”案例应当分别纳入贿赂、差役、营造、钱粮、军费等领域，唯囿于资料记载限制，无法逐一查明具体案情，权且归入“裁判之坐赃”类目。

三. 钱绢计赃关系之臆测

“布帛为本，钱刀是末。”⁽⁶⁸⁾唐代立法与司法领域确立与运行的赃估制度，正是“钱帛兼行”格局之下绢帛本位财政理念的直接反映。作为《唐律疏议》确定的基本原则，“以绢平赃”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长期行用。为适应司法裁判实际需要，睿宗、玄宗、宪宗和武宗等朝曾多次发布诏敕，对该原则进行适度调整。如景云三年（712）四月辛丑制：“官典主司枉法受赃一匹已上，先决杖一百”⁽⁶⁹⁾。开元二十年（732）二月敕：“其有官吏犯赃推问未了者，仍准取寔状定名讫，然后准降处分，计赃一匹及与百姓灼然有仇者，并不许令却上”⁽⁷⁰⁾。天宝元年（742）二月丙申诏：“枉法赃十五匹当绞，今加至二十匹”⁽⁷¹⁾。元和八年（813）诏：两京、关内等地“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杖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匹者，论如故”⁽⁷²⁾。会昌元年（841）正月，据盐铁使柳公绰所奏，规定“度支、盐铁、户部等司官吏及行纲脚家等，如隐使官钱，计赃至三十匹，并处极法”⁽⁷³⁾。即使在“以钱计赃”案例大量涌现的中晚唐时期，刑部和中书门下奏请平赃时，仍多次援引《唐律疏议·名例》的规定，⁽⁷⁴⁾绢帛疋段作为基本计赃单位的法律地位仍无法撼动。据史料记载，“以绢计赃”原则曾明确适用于开元十年（722）武强令裴景仙坐赃案（五千匹）、⁽⁷⁵⁾天宝十四载（755）澧阳长史吉温坐赃案（七千匹）、⁽⁷⁶⁾大和八年（834）前吉州刺史杜师仁坐赃案（三万匹）、⁽⁷⁷⁾大和九年（835）濮州录事参军崔元武受赇及增私马估案（一百二十匹）⁽⁷⁸⁾等，并可在吐鲁番所获《唐初西州处分支女赃罪牒断片》⁽⁷⁹⁾《开元盗物计赃科罪牒断片》⁽⁸⁰⁾等出土文献中得到印证。

另一方面，以开元天宝为界，唐代以钱计赃的事例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中唐以后，随着商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铜钱在官府赋役课征、公务支纳、物资交易等领域所占比重日益增加，而两税法的推行导致货币紧缩和“钱重物轻”问题日趋激化，进一步刺激铜钱升值。中唐以后，钱荒问题促使官钱信用更趋坚挺，铜钱成为财富保值的重要方式，官僚、节镇、豪富阶层竞相囤积私钱，⁽⁸¹⁾现钱逐渐取得与绢帛分庭抗礼的优越地位，甚至在大和、会昌年间，一度成为计赃的直接依据。大和七年（833）五月二十五日敕规定以现钱百贯作为地方长吏涉赃基准，分别设定举主处分标准：“如犯赃一百贯以下者，举主量削阶秩，一百贯以上者，移守僻远小郡，观察使望委中书门下听奏进止”⁽⁸²⁾。此时，官典犯赃的计算赃值径以钱贯为准。

以绢计赃固然是律条规定的基本原则，却可能因估算折价标准不同，产生巨大差异，正如会昌元年（841）十二月都省所奏：“今自两河南北，建于牧守，所在为政宽猛不同。或以百钱以下毙踣，至数十千不死，轻重既违法律。”相比之下，以钱贯表达的赃值却因铜钱价值的相对恒定而更易于法司量刑参考，“以钱计赃”逐步成为司法实践中经常适用的裁判规则。会昌元年（841）十二月敕旨直接以钱贯为据，确立窃盗“赃满千钱论死”制度，彻底颠覆唐代窃盗罪止加役流的传统：“自今已后，窃盗计赃至钱一贯以上，处极法”⁽⁸³⁾。会昌四年（844）七月，据京兆府奏请，武宗令府县官吏犯赃直接以钱贯计赃量刑，捕贼赏格也以钱数计算。钱贯被确定为直接计赃依据，传统以绢计赃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京兆府奏：“擒盗贼并闲行斗殴人等，被奸恶所由，与府县人吏同情欺罔，因缘卜射，求取恣为，不顾典刑，隐藏愆犯。臣见今推鞫，须立条科。应府县所由，辄因事取钱及恐吓平人，遣重囚典引坊市人户推问得实，赃至十贯已上者，从今后伏请集众决杀。十贯以下者，即量情科断。如捕贼所由，捉搦贼赃至五十贯，请赏三十贯。如赃至一百贯以上，取本赃一半以上充赏。庶赏罚必行，奸欺止息。”从之。⁽⁸⁴⁾

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大中四年（850）四月，“请依建中三年三月十四日敕，每有盗贼赃满绢三匹已上，决杀；如赃数不充，量情科处”⁽⁸⁵⁾。至此，会昌元年（841）“千钱断死”新制宣告废止，建中年间贼盗犯罪以绢计赃原则复行于世。参考大中六年（852）每匹九百文结计的计赃标准，则宣宗朝贼盗论死的赃钱标准，约合二千七百文左右。总之，受铜钱地位上升与法司统一赃估两个基本因素影响，自开元十六年（728）李林甫奏定天下赃估始，以“钱贯计赃”即对“以绢计赃”原则构成强烈影响，司法实践之中，以绢帛匹段作为基本计赃单位的司法传统开始动摇。

大量案例表明，以钱贯计算的涉案赃值似乎与相应刑罚直接对应。那么，唐代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钱贯计赃”是否对“绢帛计赃”原则构成替代抑或颠覆？答案却是否定的。长期以来，按照绢帛匹段估赃的法律事实，与唐代“钱帛兼行”及“钱重物轻”两个经济现象直接照应。汉魏晋以降，钱帛兼行的历史传统与唐代经济水平⁽⁸⁶⁾的客观现实相互交织，促使绢帛、谷物、杂货等长期滞留于流通领域，“钱帛兼行”甚至取得基本流通政策的法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受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影响，唐代赋税长期实行实物征纳制度，谷物、布帛、杂货等由此直接进入流通与支付领域，在资产核算、支付等方面长期存在钱货并用、贯匹连称的现象，并逐步形成“平行本位制”的二元货币制度。与此同时，唐代“钱帛兼行”又是催生“钱重物轻”现象的动因之一。傅筑夫指出：“客观经济规律决定了两种货币不可能处于同等地位，不可能作同等使用，于是钱重物轻的问题便跟着发生”⁽⁸⁷⁾。自开元二十年（732）开始，官府曾采取提高钱绢比价、强调钱绢并用、限制铜钱外流、限制私贮铜钱、增加铸币投放、严禁销钱铸器、改革纳税方式等措施积极应对“钱重物轻”问题。⁽⁸⁸⁾中唐以后，为解决“钱重物轻”这一沉疴痼疾，官府在稳定绢帛本币地位领域持续发力，遂使“钱帛兼行”原则得以长期存续。唐代法司机关制定和实施的赃估规则，必然受到当时货币制度的直接影响。“钱帛兼行”与“钱重物轻”二者相互作用，绢帛作为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的基本职能反而愈加稳固，并在法司赃估程序中担纲重要角色。

唐五代之际，钱贯始终无法彻底突破既有窠臼，成为取代绢帛的基本计赃依据。此于不同时期的钱绢之间的折算计赃事例即可证明。张《龙筋凤髓判》中已有绢、钱并行的特殊计赃方式：“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书，皆纳贿钱。被御史弹，付法。计赃十五匹，断绞。不伏”⁽⁸⁹⁾。判文明言王隆收纳贿钱，仍须折算为绢帛匹段量刑。可见，当时司法实践即使收纳、贪没现钱、金银、杂物等，均应依律折算为相应匹段。如前所述，唐代“以钱计赃”案例的重心主要集中于事主身份、涉案标的、赃钱数额和量刑结论，极少涉及钱贯与绢帛的换算问题，以致造成法司可以直接依据钱贯数额定罪量刑之幻象。

五代承继唐代律法之余绪，《五代会要·定赃估》记载后唐长兴四年（933）六月十四日至后周广顺三年（953）二月诏敕六则，涉及“枉法赃”“不枉法赃”“窃盗赃”“强盗赃”等，完全遵循“以绢计赃”这一基本原则，唐五代之际绢帛在计赃领域的支配地位，亦可由此证明。不仅如此，《册府元龟》卷七百七《令长部·贪黩》著录的两宗“以钱计赃，估绢量刑”实例，为查明赃估领域绢帛与钱贯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九月，县人韦知进讼许州临颍令张延辉取赃赂，“法司估计钱三十三贯，以绢平之，得绢二十二匹，准法决重杖一顿处死，主簿高延诲罚两月俸”。长兴四年（933）七月，镇州奏鼓城令杨镣与主簿徐延同情，“出卖官曲一十二硕，计钱三十八千，估绢三十四匹二丈，其钱入己破使”⁽⁹⁰⁾。刑部郎中康澄断县令杨镣据罪并绞，关连典吏，笞杖徒流有差。张延辉、杨镣二案均明确记载了涉案赃钱与绢帛之间的比价关系，并首先考虑以钱贯计算涉案赃值。张延辉案计钱三十三贯，平赃得绢二十二匹，参酌开元十六年（728）与大中六年（852）统一天下诸州赃估标准之旧例，则长兴元年（930）绢帛平赃的估价约为每匹折一千五百文。与之同理，杨镣案计钱三十八千，估绢三十四匹二丈，则长兴四年（933）绢帛平赃的估价当为每匹折一千一百一十一文。两案相隔三年，钱绢比值竟有四百文差价，而北宋哲宗元符年间“以绢计赃者，千三百为一匹”的记载，则与长兴年间钱绢比值最为接近。张延辉、杨镣两案均采取“计钱定赃，准律折绢”的量刑原则，法司计赃仍然延续了绢帛本位的传统，此与晚唐、五代之际律典秉承以绢计赃标准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与此同时，钱贯逐步取得与绢帛类似的法律地位，成为法司量刑的重要参考，此恰为唐代钱绢二元货币格局在司法领域的现实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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