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批评标准的建构是一个学术难题。现代中国文化观念、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形态多元共生，中外相兼、雅俗相杂、新旧相争，现代文学呈现出复杂和多面的状态，而批评标准构建的科学性则是建立在学术的统一性上，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挑战着学术的统一性，常常一个看似例外的文学现象就使得学术的统一性支离破碎，使得批评标准成为了一种悖论。困难还在于，百年来，中国文学已经建立了约定俗成的批评标准和评析思路，在此之外，再建立什么批评标准，常常被认为是不符合规范。这是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至今未能构建的根本原因。然而，没有科学的批评标准，就没有科学的结论。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批评的兴盛就难以实现。正因为如此，本文提出“性质”“入口”和“路径”的思维方式，确认“性质”，找准“入口”，再沿“路径”前行。“性质”是指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独特性，不了解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独特性就找不准“入口”；“入口”是指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批评标准构建的“方向”，跑错了“方向”，余下全错；“路径”是指从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入口”进入后前行的“道路”，进入“道路”，就能达到目的地。

一.   “通俗性”：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基本性质

百年中国通俗文学延绵不断，向前发展。朱自清曾有这样的描述：“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又其次是旧戏，还有文明戏。他们说古文是死了。旧戏陈腐、简单、幼稚、嘈杂，不真切，武场更只是杂耍，不是戏。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不严肃。文明戏更是不顾一切的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白话总算打倒了古文，虽然还有些肃清的工作；话剧打倒了文明戏，可是旧戏还直挺挺的站着，新歌剧还在难产之中。鸳鸯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但是又有所谓‘新鸳鸯蝴蝶派’。”^①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不断地要被打倒，可是它一直“直挺挺的站着”，并以它的实绩显示了存在和辉煌。特别是当下中国的创作界，说现当代通俗文学创作占每年创作总量的半壁江山，还是个保守的说法。说现当代通俗文学的读者占现有的文学读者群的一半，也仍只是个保守的统计。

与创作实绩相比较，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批评明显滞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是现当代通俗文学创作者的趣味低俗和读者欣赏水平低下，还是一些批评家的批评视角出现了问题？我认为指责作家和读者是没有道理的，应该反思的是批评家们，根本问题是这些批评家的文化观念及其所建立的文学批评标准带来的误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批评标准问题，二是文学的性质判断问题。

自新文学在“五四”时期登上文坛，新文学的批评标准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流的价值判断。新文学的批评标准由“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建构而成。“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②；“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所以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③周作人的这两段话可以看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新文学批评”的内涵，它的关键词是：人道主义、人生、模仿、独创、外国。新文学批评标准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作品为对象逐步确立的；这些新文学作家、批评家们更以一百多年来的实践活动为新文学的批评标准确立了规范。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虽然也是写人生，要求模仿和独创，但是，从创作目的上来说，通俗文学“为本”的不是“人道主义”；从艺术上说，通俗文学“模仿”的不是“外国”。事实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两篇文章都将通俗文学排斥在文学之外，认为它们是“非人的文学”。鲁迅和新文学作家们也一直将通俗文学作为批判的对象。所以说，用新文学的批评标准批评通俗文学，就会产生误判，价值判断都不准，作品真伪优劣的甄别就更别谈了。举个当下通俗文学作家作品批评的例子。刘慈欣的《三体》获得了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国内的批评界对小说展开了批评。很多批评文章谈《三体》的三个问题：一是追溯小说的影响源；二是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三是将小说中的社会伤痕和精英文学的“伤痕文学”进行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小说独创性不够，人物性格不鲜明，社会分析不深刻。^④这样的批评文章分析不出刘慈欣《三体》的特点和魅力所在，原因是用新文学的批评标准批评通俗文学作品，自然说不到点子上。

对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进行科学批评的另一个影响要素是其性质判断。“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登上文坛以后，就将通俗文学视作为批评对象。他们提倡“人的文学”，将通俗文学视为“非人的文学”，代表言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20世纪30年代以后，“左联”作家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又将通俗文学视作为“封建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代表言论是沈雁冰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众多评论者将通俗文学视作不严肃、不正经的文学，甚至是“黄色小说”或者“黑色小说”。这种观念至今犹存。既然是不正经、不严肃的文学，通俗文学所有的表现理所当然被看作为毫无价值。举个例子，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之后，通俗文学作家写了大量的国难小说和抗战小说，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但是新文学作家对此评价并不高，认为这些作品只是“在悲难的事件中打打趣而已”，并且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写这些国难小说和抗战小说，因为那是“健儿”的事情，不属于通俗文学那个阶级的事。^⑤连写国难小说和抗战小说的资格都没有，写出来的作品当然就不值得一看了。而在1950年代的图书整顿行动中，通俗文学干脆就被作为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而整肃下架了。

对通俗文学进行科学的批评，需要建立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形象反映，形象反映的深刻性、生动性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终极标准。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一定是人性刻画深刻、情节表现生动的作品。文学创作的终极标准同样要求着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制定出科学客观的批评标准。任何一类文学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文学脱离意识形态而完全独立存在根本不可能。现当代中国通俗文学批评标准的制定需要宣导社会的正能量。但是“条条大道通罗马”，不同的“道”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路径有不同的风景。就像下棋一样，虽然围棋、象棋都是棋，但它们有不同的套路和规矩。所以科学的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标准，要契合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的性质。

通俗文学的性质在其基本性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也在流动。这些流动主要基于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有着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和民间传奇密切相关，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而个人创作则往往被视作为精英文学，例如《红楼梦》；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是与中国新文学（或精英文学）相对的概念，与媒体和市民的阅读有着很大关系。中国当代通俗文学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也有着不同。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文化视野扩展于世界流行文化与流行阅读，而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和对新文化的借鉴；市民阶层也绝不仅仅是手工业者、小商人或者粗识字的体力劳动者等职业识别，而是拓展到整个城乡的金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职业和文化素养越来越没有关系；具有操纵性的大众传媒统领着阅读市场，具有强大的力量，其结果是雅俗鸿沟越来越被抹平。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也就是一种阅读文本和阅读行为的选择。强调通俗文学性质的流动并不是说通俗文学性质难以确定，而是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征。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有其相对稳定的性质。

何谓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依托于大众媒体和市场运作、主要呈现为世俗化阅读的类型化的文学。”^⑥根据这样的概念制定的评估标准，就是“通俗性”的性质。

二.   传统·文化·市场：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价值评估的“入口”

明确了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性质，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也就自然呈现。

一是传统的标准。朱自清曾这样论述鸳鸯蝴蝶派小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⑦他认为文学的“标准”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不自觉的，一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是我们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我们应用这些标准衡量种种事物种种人，但是对这些标准本身并不怀疑，并不衡量，只照样接受下来，作为生活的方便。自觉的是我们修正了的传统的种种标准，以及采用的外来的种种标准。”^⑧为了分别这两种文学形态，他称不自觉的文学形态为“标准”，称自觉的文学形态为“尺度”。他认为鸳鸯蝴蝶派这些通俗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是不自觉的文学形态，应是中国文学的“标准”，而“五四”时期登上中国文坛的新文学是自觉的文学形态，是中国文学的“新尺度”：“然而‘人情物理’变了质，成为‘打倒礼教’，就是‘反封建’，也就是‘个人主义’这个标准，‘通俗’和‘自然’也让步给那‘欧化’的新尺度。”^⑨朱自清的这些论述给我们制定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以很大的启发。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在新时期的延续。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具有传统性，中国传统文学的美学特点在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中得以保持。1924年，鲁迅作名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演讲，将清代小说分成拟古、讽刺、人情、侠义四派，并对这四派的代表作家作品及其表现特征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在演讲结束时，鲁迅说：“上边所讲的四派小说，到现在还很流行。”^⑩鲁迅所说的那些流行的小说就是现代通俗小说，不过换了名称，曰神魔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这些小说在当代中国还在流行，只不过又换了个名称：玄幻小说、都市小说、奇情小说和大陆新武侠。而贯穿于不同阶段小说之中的一条线索，就是朱自清所说的“不自觉”的文学形态：传统性。这样的传统性有种种表现形态和很多变化，但是，其中最核心的要素始终不变：类型化与程式化。

二是文化的标准。通俗文学不单纯地宣扬人道主义，虽然人道主义也在其列；不随意识形态起舞，虽然意识形态的色彩在所难免。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的文学表现。大众文化元素构成了通俗文学的所有要素，自然也就成为通俗文学价值评估的标准。

首先是公共道德。公共道德是大众文化的基础，也是通俗文学价值评判的是非标准。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体系构成了做人的道德规范，也是中国通俗文学中的“好人”或“坏人”、复杂人性中的“好的”或“坏的”的评判标准。例如《甄嬛传》中传达出来的励志、奋斗是正能量的表现，腹黑、谋杀是负能量的表现。面对复杂的文学人性，通俗文学绝不会用人性淋漓尽致的表现作为唯一的标准，也不可能以某一个人的意见作为评判标准，因为公众会以是非不分指责你，公众社会有一条公认的做人的底线，这一底线是公共社会最大的道德公约数，不可挑战。

其次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通俗文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场域。为了获得最大的活力，公共媒介自然会被充分地利用。报刊、网络以及各种大众艺术、娱乐形式自然成为通俗文学的寄生地。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公共空间的运作自然出现，经典文本在各大媒介和大众艺术中流动，成为通俗文学的表现常态。活力产生了，价值扩大了，利益获取了，泡沫也产生了。

再次是公共文本。与精英文本预设空间不同，通俗文学文本要求读者顺其思路，在生活的呈现中获取共鸣，让读者在解码中获取并生产意义。正如费斯克所说：“它是个充满裂隙的文本，刺激‘生产者式’的观众写入自己的意义，从中建构自己的文化。”^⑪传奇的生活、戏剧的情节、夸大的煽情、平白的语言等等，虽然粗糙，充满着“裂隙”，但却刺激着受众。这些是通俗文学的文本色泽，将其抹去，通俗文学将黯然失色。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应该看到它们存在的必然性，并引导读者理解和辨别。

再其次是公共评价。通俗文学文本创作有着狂欢色彩，通俗文学的评价同样是众声喧哗。特别是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其评价更是充满着情绪化与粗鄙化色彩。大众文化允许大众话语的存在，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并不将这些公共评价一笔抹杀，而是从中分析出通俗文学文本创作的路径和作家创作的动力。大众文化是一种边界相对清晰的文化形态，它以稳定的内核为中心不断流动，其稳定的成分构成中国通俗文学的基本要素，其流动的成分则构成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新鲜活力。

三是市场的标准。中国传统的“说话”本来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市场行情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商业行为的成功或失败，也决定了“说话”能否完成和流传。文学创作的商业行为在清末民初之际得到了强化，并制度化。报刊、出版社、网络的出现，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更为便利的大众传播平台，却也使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中介。文学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有两条平行的创造和传播路径，一条是精神路径，一条是市场路径。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创造，需要传播正能量，无论是精英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以此建立评价标准都没有疑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中的市场路径。首先要看到两个“客观存在”：一是看到市场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否有好的效益是所有作家关心的问题和创作的动力；二是要看到通俗文学职业作家的身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客观存在。文学创作的中介和市场的要求使得绝大多数以写作为职业的通俗文学作家对市场具有极大的依赖性，而不像大多数精英文学作家那样，因为有着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稳定的职业，仅仅将文学创作视为个人的精神诉求。其次是如何评价通俗文学的市场性。当文学创作唯钱而作时，文学市场就会出现大量的垃圾，甚至是有害的负能量作品。这在通俗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市场对文学创作有没有积极意义呢？不但有，而且很强烈！市场就是一双看不见的有力的手，直接决定了通俗文学经典能否出现和通俗文学创作潮流的起伏。市场是通俗文学的活力所在。一部作品流行，跟风者众多，市场产生泡沫。读者审美疲劳了，产生泡沫的文学潮流很快被读者所抛弃。新的风格的作品继而应运而生，再度流行，于是又引发新一轮阅读高潮。通俗文学阅读市场就是这样此起彼伏地向前滚动。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经典确立下来。所以，通俗文学市场也是清除创作泡沫的净化器，是通俗文学创作更新的动力源，它在其所构建的文学生态中进行优胜劣汰，以此保证着文学创作的活力。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要建立市场的评估标准。它不能改变（也无法改变）通俗文学的市场路径，却需要（也能够）引导读者认知什么是通俗文学的优秀作品，什么是通俗文学的泡沫或负能量，它需要（也能够）引导作家创造通俗文学的新的优秀作品甚至经典，并对通俗文学阅读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依据传统的文化标准和美学标准，从大众文化的视角，分析其在市场中翻新流动，这就是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批评标准。它的标志是三个：传统，而非国外移植；大众，而非精英意识；市场，而非理念启蒙。标准就是“入口”，只有从这样的“入口”进去，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

三.   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和问题反思

有了相适应的批评标准，对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价值和问题，就可以进行恰当的分析和反思。

中国民族文学观念和美学形式在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中得以留存，并在其发展中取得新生。虽然“五四”新文学可以作为新的传统显示出价值，但是，没有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就会出现巨大的断裂。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使得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得以传承。从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一直到当下中国的网络文学，民族大义、国家观念、修身自好、惩恶扶弱、公平正义、侠义心肠、因果报应等中国传统的是非观念是文学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正邪、善恶、好坏的判断标准。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使得中国传统的美学形式得以传承。章回体、演义体、类型化、程式化，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继续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学的表情。无论是文化观念还是美学形式，在新的阶段，中国通俗文学都有新的发展，但是不管接受了哪些新的元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通俗文学的根都扎在中国传统中，并且保持着中国传统的基本模样。各国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学观念和美学形式。欧美文学有着基督教文化观念、背景，有着人道主义的传统，它们有着哥特小说、西部小说等特有的美学表现形式；印度文学有着梵语文学以及后来的印地语文学，它们都有着十分浓厚的宗教意味；日本文学有着皇国观念、物哀美学和情趣性、感受性的表达方式……这些都是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根。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中国也有自己文学的根，通俗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传承民族传统的最突出的文学类型。传统文化也需要时代的纯化。优秀的通俗文学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人性进行了纯化，这对于新文学过于强调个性、自我、欲望是一种纠偏，对于中国当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战略发展亦不无益处。同样，坚持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要素，对通俗文学的“向下”坠落也是一种修正。

通俗文学培育了现当代中国市民文学，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阅读主潮。这里讲的市民文学不是老舍、张天翼等人用新文学观念写的市民小说，而是现代通俗文学作家用同时代的市民的观念写的文学，是指19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进入市场化阶段后的文学。19世纪后半叶，上海、天津为代表的现代都市不断扩展，现代市民阶层迅速形成。到了当代中国，市民阶层更为庞大。平民化、民间化的性质，使得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成为都市市民生活的表现者，为都市市民意愿代言。现代都市是通俗文学的生存空间，市民阶层是通俗文学的生命线。新文学作家对市民文学的评价从来不高，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市民也列为批判的对象，多以教育者自居。由于新文学作家对市民阶层不屑一顾，甚至是激烈批判，故而与市民阶层处于较隔膜的状态。新文学作品在此时的市民阶层中几乎没有市场，而通俗文学则在都市市民中如鱼得水，一家独大。192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实际上是在新文学与市民文学两个层面发展。新文学承担着社会和人性的启蒙责任，并逐步向革命文学过渡，市民文学则降低了清末民初时期的启蒙意识，逐步走向市场，成为市场的文学。虽然在美学内涵上互相吸收，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各自发展。这样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呢？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说过这样两段话：“‘新文学’尽管发展，旧式白话的小说，张恨水，张春帆，何海鸣……以及‘连环图画’小说的作家，还能够完全笼罩住一般社会和下等人的读者。这几乎是表现‘新文学’发展的前途已经接近绝境了”^⑫；“社会上的所谓文艺读物之中，新式小说究竟占什么地位呢？它实在亦只有新式智识阶级才来读他。固然，这种新式智识阶级的读者社会比以前是扩大了，而且还会有更加扩大些的可能。然而，比较旧式白话小说的读者起来，那就差得多了。一般社会不能够容纳这种新式小说，并不一定是因为它的内容——他们连读都没有读过，根本就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他们实在认为它是外国文的书籍”。^⑬话虽说得过分些，却反映了一个事实：“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虽然发展着，但它只是知识阶层的读物，“一般社会和下等人的读者”则“完全”被“旧式白话小说”笼罩住，而将新文学视作“外国文的书籍”。当代中国，精英文学作家虽然不像现代新文学作家那样对市民阶层完全隔膜，却也很少介入通俗文学创作。如果从中国文学阅读状态的角度思考，新文学或者精英文学可以称为现当代中国文学阅读的先导，市民文学或者通俗文学则应是现当代中国文学阅读的主体。文学阅读的主体变革及其阅读兴趣对阅读发生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文学阅读主体进入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行才算是有了实质性的价值和意义。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只有市民阶层对私人领域的事务加以关注，一种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才算形成。^⑭通俗文学作家作品使他们开始接受文学的思想启蒙和适应文学的新的阅读方式，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得以社会性、大众性呈现。

通俗文学保留了中国小说世俗化的特点，有着相当丰富的政情、社情、民情、世情、语情等多方面的史料，却也存在着庸俗的流弊。世俗化是中国小说的特点之一。鲁迅将那些世俗化表现得特殊的明代人情小说称之为“世情书”，并作出这样的评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在论清末谴责小说时，他又说：“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⑮浓厚的世俗风味是中国小说的特点。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延续着清末谴责小说的文学传统，保持着这样的风味。现当代通俗文学是中国政情、社情的文学记录者。晚清的宪政改革、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直到当下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官场反腐，通俗小说都有详尽的描述，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后来的中国人民的抗战生活，这些新文学作品描写不多的中国社会的政情、社情，通俗文学都有完整的描述。通俗文学作家是中国现当代民情、世情的表现者。报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时刻关注着民意的反应和变化，生活的环境使得通俗文学作家对世俗风情相当熟悉，晚清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中国人对文明生活的惊奇和对世风日下的感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20世纪40年代反饥饿反内战，一直到当下中国人出国、购房、炒股以及婚恋生活、职场生态等等，通俗文学均在对生活的描摹中有所呈现。

通俗文学追求阅读的最大化，故其语言表达尽量满足读者的要求，俚语、俗语、吴语、网络语言等等，均在现当代通俗文学创作中留下了痕迹。新文学或精英文学作品也写世俗民情，但主要是在世俗民情中写人物，在他们的作品中，世俗民情是人物形象塑造和人物性格展现的生活场域。通俗文学则将世俗民情写成故事情节，人物的活动是世俗民情的一个部分，通俗文学常常将一些世俗民情作为一种生活知识贯穿于创作之中，通俗文学自然就成为了“世情书”。既然是“世情书”，通俗文学就不仅仅具有文学的价值，还有着丰富的世俗民情的价值。不过，由于通俗文学着力于表现世俗民情，记录和倾诉多于思考和评判，如果表现的世俗民情格调低下，其作品情节就容易流于庸俗，例如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流行的狭邪小说、黑幕小说，还有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流行，一直到当下网络小说所热衷创作的宫闱小说、后宫小说、盗墓小说等等，其中相当多作品的世俗民情描述格调低下，特别是这些格调低下的世俗民情描写又被裹挟在所谓的专门知识描述和传授之中，自然给读者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通俗文学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好看的故事，显现了文学消遣愉悦的一面。几乎每一部优秀的通俗小说都有一则情节精彩（或者离奇）的好看的故事，它可以让读者看得废寝忘食，可以让读者看得神情缥缈，可以让读者看得玄思邈想，可以使读者读起来手不释卷。神奇妙想、层层环扣、曲折多变，编故事是通俗小说作家的长项。小说创作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直是20世纪以来创作界争论的话题，有人说是为了“新民”，有人说是为了“改造社会”，有人说就是“抒发性灵”。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理论和发生的背景。不过有一点应该明了，文学创作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文学阅读首先就是要寻求精神上的愉悦。想在小说中表述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说创作小说就是“自言自语”和“自说自话”的小众行为，都可以，但要想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得到市场的承认，小说中的故事必须好看。文学作品应该具有娱乐消遣愉悦性的追求，这样的观念并不是什么错误，而是小说的本质属性。通俗文学作家深深明白“好看”是市场所规定的创作原则，并自觉地贯彻这一特质。中国现当代新文学或精英文学有着强烈的启蒙意识，更多展现的是文学的理想性和严肃性；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有着很强的市场意识，更多展现的是文学的消遣性和愉悦性。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在追求表现文学消遣性愉悦性上很多积极的实践很值得总结，特别是那些既有思想性、生活性，也有消遣愉悦功能的作品应该得到肯定，它们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留下了很多亮色。不过，也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创作中流行着一种游戏主义的创作态度，制造出很多偏离了严正的思想性和健康的生活性的无良、无聊的文学作品，它们充塞于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就以当下流行的那些网络小说来说，无良、无聊之作所占比例就相当大。这些数量巨大的流于俗套、游戏浅薄之作总是打着消遣愉悦的旗号，给通俗文学带来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

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在生产与消费中展现的市场竞争，刺激并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产业系统的运作行为，却也带来唯钱主义、商业至上的弊病。通俗文学经典作品的产生往往都与市场的运作相伴而行。例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等等，都可以看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名作家、名作品运作的经典案例。在文学市场中，市场运作是文化产业系统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工程中，编辑是编剧，作家是演员，作品是道具，导演则是资本。现代文化产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什么思想理念之争，而是市场份额的争夺。竞争的结果是各文化产业获取各自的市场份额，最直接的效应是给文学市场带来了繁荣。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1920年代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生产。竞争让它们在1920年后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手中夺到不少市场份额，也成为了19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发展与繁荣强有力的推动者。新文学或精英文学也有不少市场运作行为，但是不像通俗文学表现得如此丰富多彩、淋漓尽致。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及接受中不仅仅包含文化的观念、创作的观念，还有市场的观念，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作品的文字写作以及传播，还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在此方面展示了特别的魅力。然而，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这种行为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大于对社会效益的追求，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唯市场化、唯金钱化，成为通俗文学被人诟病之处。其实，忽视社会效益的运作行为，伤害的不仅仅是社会，也有生产者自身。因为不注重社会效益之作，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批评，必将行之不远，这样的案例在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例如现代通俗文学创作中的黑幕小说、当代通俗文学创作中的女尊小说生命周期就很短，昙花一现，作家和作品均受到社会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批评。

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具有自我的“风景线”，它的魅力只有从通俗性“入口”进入，沿着通俗文学的“路径”前行，才能够欣赏到。它的问题也只能在这条路径上才能够准确地发现，从而行之有效地做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