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举考试对于士子群体购阅书籍、储备知识等行为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自康熙朝以降，清代官方多次以皇帝的名义向各地颁行“御纂”“御批”“御定”“钦定”等名目的各类书籍，并试图向科举制度渗透，以达到垂范士子、“道一风同”的目的。然而，清代乡会试衡文取士的实践却展现出重视首场乃至重视首场首艺的显著倾向，楷法的优劣也成为左右乡会试以外各项考试结果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科举考试的实践对官方的知识规划起到了“损之又损”、极度简化的作用。也因此，士子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往往偏重坊本制艺、试帖乃至闱墨、程文等文本，并多注意楷法的训练，从而与官方的期待渐行渐远。清代“历史知识”易涉忌讳的时代背景，外加考试实践对于史学的长期忽略，使得清代士子群体的“历史知识”尤其是关于本朝史事的知识极度匮乏，成为清代士子知识缺环的典型例证，也与晚清以来史学日益跃居“有用之学”乃至科举改制提高历史知识在考试中的比重与地位的趋向明显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