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形象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书写对象，不同时代的青年形象呈现出迥异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与当时青年所处的社会阶层与文化状态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20世纪50—70年代，《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金光大道》中的高大全、《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季友良、《欧阳海之歌》中的欧阳海等青年是近乎完美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他们拥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具有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把抛却一己之利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和价值。此时，青春叙事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塑造青年革命英雄形象和劳动模范形象来规范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大众，为人们提供一个个学习和效仿榜样，利用形象的示范作用和精神感召力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并力求将这种精神的呼唤转化成全民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力，按照预定轨迹，推进社会体制的架构”^①。

新时期以来，青年形象突破“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高大全”的英雄理想模式而逐渐回归到具有复杂性、多面性的平凡人性层面上来。新时期的青年书写以知青和农村进城青年为两类主体。其中，知青书写多以50、60后作家的亲身经历为特点，以命运悲剧与苦难承载的方式延续了“十七年”青年书写的理想主义格调。《北方的河》中那个曾在新疆阿勒泰插队的北京学生，立志报考地理科学的研究生，为此探索了一条条北方的河。面对人生的意外和困难，他以理想主义的激情和饱含深情的执着，终在黄河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之父”。《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李晓燕、王志刚和梁珊珊为战胜“满盖荒原”全部英勇牺牲，他们用热血和青春书写了悲壮人生，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则是农村进城青年的代表，他们不安于永居农村生活的现状，向往个体自由与现代文明，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渴望通过个人努力，在实现自我理想抱负的同时得到社会认可，从而成为一个在精神与物质上同时获得“翻身”的“新”人。再如《浮躁》中的金狗，为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他经历了务农、参军、复员、进城当记者最后又回到农村跑运河的人生浮沉。虽然他的人生在转了一圈之后回到了原点，但是他敢于打破传统的勇气彰显了新一代青年更高级的自我人生需求。高加林、孙少平、金狗等这些青年身上的干劲和激情正是新时期激进、乐观社会情绪的投射。这两个阶段的青年形象尽管阶层、身份、地位不同，其命运遭际也差异较大，但理想主义的光芒却一以贯之。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扩大，青年身上曾闪耀过的理想主义退场，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股厚重的失败情绪。他们在新时代拥有一个新身份−失败青年。70后、80后青年作家是“失败青年”书写的主力军，如马小淘《毛坯夫妻》和甫跃辉《巨象》（2011年），甫跃辉《动物园》（2012年），徐则臣《六耳猕猴》、文珍《录音笔记》《到Y星去》（2013年），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马小淘《章某某》、蔡东《我想要的一天》、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文珍《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2014年），石一枫《地球之眼》（2015年）等。也有50后作家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2013年）、60后作家蒋一谈《林荫大道》（2013年）等。这些作家笔下的“失败青年”基本上是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从事教书、录音员、编剧、作家、销售员、图书资料员等白领工作的青年人士，可见当下社会的青年主体的阶层已经发生变化，失败群体已经从常见的进城务工人员扩大到都市白领，青年群体的精神症候已经从理想主义走向认同失败。写“失败者”的故事不仅是作家对目前社会现状的概括和体悟，同时也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和热情追捧。在完全由读者投票选举产生的《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以上列举的作品就有5部获奖。^②评论界对“失败青年”书写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杨庆祥《80后，怎么办？》一书以个人强烈的“失败”实感出发，概括了一代80后青年在世界资本和权贵阶层压迫下个人奋斗的无望感，由此提出“80后，怎么办”的问题，试图重新唤起80后参与历史和社会的热情，“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③。项静于2015年提出了“失败者之歌”^④的说法，李云雷于2016年也说到了“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的话语^⑤。奏响“失败者之歌”的确抓住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痛点−时代青年个人奋斗的无效性，彰显了时代的纷纭变化对个体青年生存态度、人生命运的巨大影响。新世纪文学中较为突出的“失败青年”形象可分为两类：“个人奋斗型”青年和“不思进取型”青年。

一.   城市“新穷人”的个人奋斗梦魇

“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要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⑥，“失败青年”书写就接续了文学史“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模式，正面塑造了一系列个人奋斗者形象，展现了时代变革下从高加林等面临的“进城困难”到当代失败青年“留城困难”的窘境变化。这些个人奋斗者大都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渴望趁年富力强之时走出一条新路，在以资本计算成功的当下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人生的价值，然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以悲剧收尾。《巨象》中从乡下来到上海的李生因为无房无钱而被城市女友抛弃，体验到绝望感的他更在“城里人—外地人—更弱小的外地人”这一生物链上损害了小彦这样一位更无辜的农村女性，人性慢慢枯竭。《六耳猕猴》里每日西装革履干着销售工作的青年冯年，居住在北京西郊的出租屋，生活拮据，每天晚上失眠，梦见自己成了一只受人摆布和折磨的六耳猕猴。他在城市耗费了多年青春时光，临近三十岁看到留城机会的无望之后，终于听取家人的安排回乡结婚生子。《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通过接受教育的方式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毕业之际千方百计想找一份有保障的工作以立足城市，勤劳上进的他上下求索之后却仍然不得不面对失败的命运。马小淘《章某某》笔下的章某某从三线小城来到广播学院，怀揣“春晚主持人”的梦想努力向上。发愤图强的信条在她毕业后破灭，她也成为先前自己最看不起的商人妇，最终沦为精神病者。《林荫大道》里从小镇来的夏慧，拥有历史博士的高学历，毕业之际迫于现实困境和对北京户口的执念，无奈应聘了中学老师。面对母亲做保姆的雇主一家有价值三千万的别墅，而自己却只能蜗居于一居室内生活的现状，夏慧深感自卑和讽刺。物质生活的悬殊，让“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破产，激起了她内心的不平衡感，造成了心灵的异化。小说借夏慧的心灵变异和自我的迷失，展现了知识分子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可悲的第一人称》中的小娄是个文艺青年，在校期间发过文章、写过小说，因为买不起城市的房子，生存艰难，文学梦又无法实现，于是选择逃避到拉丁的原始丛林中，企图用大自然来抚慰受伤的心灵。他承租了一块地，种上了药材。这个商机，唤醒了他成功的希望。在丰收之际，药材却因为一场大雪而腐烂，失败再次降临到小娄身上。《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的也是一个相信“个人奋斗”神话的外来女性陈金芳，到北京以资本时代“冒险家”的精神打拼，却黯然离场的故事。这些人物是“乡下人进城”模式下，新世纪中国青年在城市打拼悲惨命运的缩影和写照。对他们来说城市意味着更好的生活，但“近乎自虐的个人奋斗精神”换来的却是三种结果：或回乡，或死亡，或继续挣扎。^⑦从满怀希望到最终绝望的心理反差，加剧了他们人生命运的悲剧感。

同时，这些“个人奋斗型”青年代表着消费者社会中“新穷人”这一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历史中的“穷人”，主要是指衣食住行上的难以为继，而如今随着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过渡，“穷人”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指出：“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⑧也就是说，“新穷人”并非绝对贫困，而是不能达到社会要求消费水准的相对贫困，所以是“有缺陷的消费者”。冯年、涂自强、小娄等这些外来打拼者都是消费能力低下的人群，他们的努力程度和实际收入根本不成正比，更何况他们想要留城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压力−买房。可以说，“新穷人”被排除在城市正常生活之外，“由于物质上的贫乏而难以在他们生活的大都市享有正常的消费活动，这种‘有缺陷的消费能力’带来了青年的自卑、痛苦及其独特应对方式”^⑨。“梦魇”便成了个人奋斗下“新穷人”精神焦虑、心灵痛楚的体现。《六耳猕猴》中在城市努力打拼的冯年，有一个十分怪异的行为，晚上常常重复做一个噩梦。他总是梦见自己成了一只名叫冯年的六耳猕猴，被人牵着去表演，“脖子上缠着一根银白色链子，链子往毛里勒、往皮里勒、往肉里勒，他觉得自己的喉管被越勒越细，几乎要窒息”^⑩。在《西游记》中，六耳猕猴是翻版的孙悟空，两个不仅在外貌上难以分辨，本领也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六耳猕猴其实是孙悟空的“心魔”，它是孙悟空人格阴影的投射对象，而孙悟空则是人格面具。“如果一个人意识自我仍处于良好的状态，阴影就一直潜藏于无意识中，但只要人突然面临人生困境，发生精神危机，阴影就会利用这一机会对自我发威”^⑪，六耳猕猴打唐僧、出言不逊、回花果山等恶行其实就是孙悟空内心想做而未能实现的。对于冯年来说，六耳猕猴就是他徘徊在城乡之间，处于崩溃边缘的精神困境的隐喻，是他内心的另一种声音：一方面，他希望能在城市做出一番事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30岁的他不得不承认理想过于遥远；另一方面，生存的危机让他产生返乡的想法，然而返乡又心存不甘。梦中叫冯年的六耳猕猴所体会到的窒息感，其实就是冯年在现实生活中几经努力仍不能成功的挫败感、绝望感的体现。《巨象》中三次描写到李生梦见巨象的梦境：“巨象们加快步子，猛然撞上腐朽的茅屋，茅草受惊的鸟儿一样飞起，椽子和大梁嘎吱嘎吱响，李生眼瞅着巨象的脚掌黑夜似的压下，憋得紧紧的喉咙终于发出了声音，那是极其短促的一声：啊−”^⑫“巨象”象征着在城市打拼近十年的李生与城市之间始终跨不过去的隔阂，他被城市本地人的女友抛弃，即意味着他融于城市的梦想破灭。《可悲的第一人称》中在原始丛林的小娄夜晚经常做梦，一会儿梦见自己成了作家，应接不暇地开始签售；一会儿梦见自己咸鱼翻身，在承租地种植的药材大丰收，卖了一百万；一会儿梦见自己抱着一个死去的婴儿，从医院的走廊出来，身后总是响彻着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一会儿又梦见自己和女友如胶似漆的场面。这些梦境，恰好说明被城市伤害的小娄逃到原始丛林后，内心并未得到大自然的净化，他无法割舍城市生活，无法了断个人情欲，也未放弃对成功的渴望。如果药材没有被毁，小娄会揣着鼓鼓的钱包，再次踏上前往城市的道路。

“个人奋斗型”青年的精神焦虑会引发自我的怀疑，主体性建构的失败就会导致身份认同的危机。布鲁姆曾指出，“身份确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⑬。“个人奋斗型”青年为了避免“城乡双重断裂”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需要采取措施重新确立自我。陈金芳和章海妍具有十分相似的经历，她们都改变了自己原本的名字。陈金芳改为“陈予倩”，章海妍则经历了多次改名“章艺囡”“章熹琬”“章晅姝”“章澜黛”“章毓娜”等，多到让人记不住该叫什么，只好称为“章某某”。名字不仅是一个人的符号，对自身的发展有着潜在的影响，同时还具有社会意义。一个名字往往包含一个故事，苏童指出“人的名字，其实也是沉重的”^⑭。他的短篇小说《她的名字》围绕段福妹三次改名展开，段福妹、段嫣、段菲菲、段瑞漪这四个名字，勾连起这个女人不幸的一生。福妹不满于“福妹”这个名字的土气，她每次改名，都是源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渴望修改现在的命运。她相信换一个名字能够变换不一样的人生，然而等到因病死亡的那一刻，她才悔悟到是自己的改名葬送了自己的人生。陈金芳、章某某的改名行为有着和福妹一样的心理，她们将重新塑造自我的美梦，寄托在改变名字这一虚无的形式上。实际上，改名字的行为恰恰暴露了她们在遭遇现实打击之后，内心自我身份认同的潜在危机。在陈金芳还叫陈金芳的时候，她带着乡下人的土味和俗气，从农村来到北京读书。明明长得寒碜，家里贫穷，却爱慕虚荣，总将自己打扮得不伦不类。“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⑮，因而她是全班排斥和嘲笑的对象。当她以“陈予倩”的身份再次出现，摇身一变，可谓“内外兼修”。她不仅浓妆艳抹、名牌加身、豪车相送，而且在优雅高端的音乐会上、名气不小的画家个人展览上常出现她的身影，俨然一位跻身上流社会的成功女性，这不得不让人想起菲茨杰拉德笔下成为暴发户之后的盖茨比。然而，盖茨比虽然永远无法被贵族资产阶级认可，但在物质上的成功是真。陈金芳看似光鲜亮丽，其实并没有强硬的资本支撑。她靠非法集资的方式成了投机分子，这是她的经济来源，这样的资本运作方式注定是脆弱的。至于她重塑自我以融入城市的行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更加不堪一击。章某某从三线小镇意气风发而来，然而“那不断上岗、下课的新名字像章某某零落的信心一样，越来越短命”。^⑯不再相信“个人奋斗”的章某某，在折腾了一圈之后，终于在嫁给一个有钱人的结婚请帖上，改回了最初的名字−章海妍。名字的回归，是她一次次试图靠“个人奋斗”实现身份认同却最终失败的象征，是她最初秉持的价值观的破产，同时又是她对自我尊严最后一丝的保留。她利用婚姻这仅有的可以换取留城生活的筹码，保障了最基本的自我身份想象的权利。陈金芳、章某某们寻求身份认同的结果都归于失败，那卑微的“我只想活得有点儿人样”的梦也没能成为现实。

二.   “向下的青春”去往何处

2007年，《中国新闻周刊》第28期发表了一篇以“向下的青春”为标题的报道，勾勒出当代青年群体无处寄托青春和梦想，精神和朝气在颓然向下的生存状态。《人民日报》2013年5月14日发表《莫让青春染暮气》，文章追问80后“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变得暮气沉沉”^⑱，指出其陷入未老先衰、丧失活力的窘境。“青春向下”、未老先衰的姿态已经成为当前不少青年的精神状态。“失败青年”书写对“不思进取型”青年的塑造，体现了近年来作家对时代青年人生态度变化的捕捉和思考。《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拥有城市外来者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和还不错的家庭背景，在苦练多年、梦寐以求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理想失落之后，一蹶不振，甘于做一个失败者和浪荡者，在游戏人生的态度中消磨时光、缺失斗志。《章某某》中的“我”同样是一个吃饭睡觉打豆豆的女生，家族资本使得“我”不需要像章某某那样为生存绞尽脑汁，可以随波逐流，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我想要的一天》中的高羽和麦思这一对从老家留州来到深圳工作生活多年的夫妻，早已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和热情，他们追求的是“平稳、混沌、微妙的镂空，不是春风和火花”。他们正处于努力接纳自己平凡的节点上，麦思在资料室当闲人，“习惯性地对所有事情不抱希望”，高羽工作无所事事，沉迷足球游戏带来的荣耀和刺激。为了维持表面清净安稳且体面的人生，麦思不惜以谎言欺骗老家父母，谎称自己仍在研究所工作并当上了副所长。这种谎言不仅有效安慰了父母对她事业的殷殷期盼，还让她避免了老家人的冷嘲热讽。《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中的宋笑是北京城里一名普通的实习律师。在人人都不惜代价往上爬的都市环境中，他不慕名利、无欲无求的性格特点，使自己成为公司领导和同事长久欺压的弱者，也因无法晋升以获取更高的“资本”而被妻子谴责为不求上进者。对都市生活感到困惑和无奈的他，决定在一个暴雨天去死。《毛坯夫妻》中的温小暖是这群青年中最能体现“不思进取”精神气质的人物形象。她早已失去了社会竞争力，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宅在家里，成了社会的冗余者。因为生活拮据，她和丈夫住在北京五环以外的毛坯房里。她的衣柜里也没有一件体面的衣服，但这却并未让她产生心理的焦虑，反而安安稳稳并自得其乐地做着一个失败者。

对于“不思进取型”青年来说，既然已经不愿再继续奋斗，那么精神上的危机主要是精神空虚，并带有虚无主义的特点。《我想要的一天》中的麦思自愿提出从社会发展研究所调到资料室，在幽寂无声中虚度时光，蹉跎青春。然而这种维持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精神空虚。麦思在工作之余，常常为自己的家里添置一些好看的餐具，一些新鲜美好的物件，也会因为一个新买的杯子而对喝水这件日常的行为生发崭新的兴趣，这样“日子又能过下去了，吃喝拉撒又有点意思了”^㉑。这些在她眼里对生活“软弱的改良”，其实正是她内心空虚的表现。无所追求的人生，极力被压抑的热情，也需要一些释放的出口，否则生活对她而言又将何以为继？《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在一次关键的艺考环节被评委认为再怎么苦练也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奏家之后，原本万众瞩目的“我”遭受到人生的沉重打击，“我”便陷入漫无边际的失败主义情绪中。不仅对小提琴产生生理厌恶，还从此成了一个生活的放荡者，“年纪轻轻便开始学习着用混吃等死的心态应对生活”^㉓。辞职、离婚、啃老、放纵，所有的不良恶习“我”一一尝试过，那因理想的失落而导致的抑郁和精神空虚，只有在插科打诨或自我放逐中，才能得到暂时的缓解。温小暖逃离社会，窝在毛坯房中，所有生活的重心集中在“只逛不买”的淘宝上，尝试各种餐点实验的厨房里。她能懒则懒，拒绝社交，带着衰朽的气息。丈夫雷烈担心她从此成为一个废人，让她报班学习。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她终于跨出了家门，结果竟报了烘焙班。面对同学富商太太的豪华别墅，她无动于衷，这反而让富商太太有意的炫耀成了出丑的笑料，因为金钱对她来说并无诱惑力。她的无欲无求，正是“失败青年”面对“个人奋斗”的无望，做出自我妥协后精神空虚的表现。这类“不思进取型”青年与“个人奋斗型”青年相比，他们对现实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知道“没有什么的人生都是人生。和人生比起来，梦想太文艺了”^㉔的社会真相，他们的精神空虚，其实是他们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社会自身挫败感、无力感的体现。他们的自我放弃，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他们在认清在这个时代努力并不能改变什么的事实之后，对此做出的无奈、消极的抗争。因此，他们“仿佛幽闭于黑魆魆的山洞，从一个绝境走向另一个绝境，始终没觅到通往光明之门的道路”^㉕。

从“个人奋斗”到“不思进取”，这些青年经历了太多失败，这些失败似乎印证了这样一个逻辑：当下的社会已经阻断了大部分想要留城的青年，或者想要追寻梦想的青年的奋斗之路。这也是作家们通过作品想要表达的重心所在，意图将个人的悲伤指向社会的悲伤。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通过对英法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发展国家收入和财富的数据统计，认为贫富分化在21世纪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发生了，也可能继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将导致不平等的程度达到前所未见的水平，并催生一个全新的不平等结构”^㉖。他进一步提出，在21世纪，资本主义将退回到“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这就意味着是出身，而不是知识和技能，才决定了经济上的成功。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以及在就业、教育等各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已经日益突出，权贵阶层也积累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那么，对这些毫无背景却想要靠“个人奋斗”改变人生命运的青年来说，在资本逻辑当道的社会，获得成功的可能性的确很小。社会固然难辞其咎，但需要注意的是当作者把造成这些青年失败的原因过多投注到社会秩序上时，也应该注意到失败青年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是否存在心理认知上的偏差。无论是“个人奋斗型”青年还是“不思进取型”青年，他们都相信或曾相信“个人奋斗”的神话。这种“通过努力奋斗就能获得成功”的逻辑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90年代以来“常态的个人与社会的认知模式，以及与之相互配套的由城市化进程限定的个人怀抱理想的方式”，但这种逻辑只有在“新自由主义预设的一整套‘国家’‘市场’‘城市’和‘发展’的关系中方能通行无阻的理解”^㉗，“个人奋斗”这一时代意识形态显然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因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孙少安两兄弟“个人奋斗”的成功道路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对改革的乐观想象，其奋斗的经验也完全不能借鉴。如今的“失败青年”也应该从这一片面的逻辑经验中跳脱出来，正确定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思考“成功”的定义，应该说正是重新理解人生的真义。

三.   逃离或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失败青年”书写中，“不思进取型”青年和“个人奋斗型”青年形象有时会在同一作品内并置，从而形成微妙的对照关系，最常见是运用“不思进取”的视角，来讲述“个人奋斗”的失败，起到了意味深长的叙事效果，拓展了作品的精神情感空间，也使得青年失败感的体验更加深沉。《章某某》《世间已无陈金芳》以及《我想要的一天》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叙述视角上，前两部和后一部分别采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都是内在视角的叙述，这必然会影响到叙述感觉和体悟色彩，从而密切了“不思进取”青年和“个人奋斗”青年的情感关系。《章某某》《世间已无陈金芳》两个叙述者“我”和《我想要的一天》中的麦思分别是章某某、陈金芳以及春莉人生轨迹变化的见证者，自然会因她们的命运变化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情感的反应。小说《章某某》的开头，是毕业十年的同学聚会，大家对章某某家庭分裂、成为精神病患者议论纷纷，“我”由此回忆了章某某的大学生活和毕业后起伏人生：她为当春晚主持人不懈努力，遇到困境多次改名以求好运的可笑行径，初恋被抛弃的悲惨遭遇，毕业后在工作、情感上的种种不顺等等。“我”对她的情感也由最初稍带鄙夷的色彩，到最后变成同情、怜悯，对那些八卦者也不乏讽刺和谴责，起到了批判者的作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和陈金芳之间的感情甚为微妙，“我”对陈金芳曾带有城里人对乡下人的鄙夷和轻视，最多也不过演奏者和听众的关系。但 “我”在演奏家的梦想破灭之后，再次见到因想要买钢琴而被打的陈金芳，两人却深情相拥。由此“我”这样回忆了和陈金芳的关系，“她不是我的初恋，却又恍若初恋，她没跟我说过几句完整的话，却又是我绝无仅有的倾诉对象”^㉘。两人这种既疏离又朦胧的感情在多年后仍有所延续。“我”对陈金芳突然开了公司、变富的原因一无所知，也不参与到她的经济活动中，只是“我”也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她引荐她生意所需的“有用的人”，甚至在她请求下打破了一贯以来坚持的“只做帮闲，不当掮客”的准则。但作为旁观者的“我”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面对现在的她，我已经无法想起十来年前站在我窗外听琴的那个女孩了。当年的她仍然在我的记忆里存在，但现在的她却获得了某种决绝的能力，把自己生命中的两个阶段完全割裂了−那类似于动物界的‘变态发育’，人们都知道蝴蝶是毛毛虫破茧而出的结果，但有谁看到花蝴蝶时，第一反应是毛毛虫带来的恶心呢？在我的潜意识中，‘过去的她’和‘如今的她’已经变成了毫无瓜葛的两个人。”^㉙这一段心声，展现了陈金芳在“我”心目中形象的前后变化之大，由弱者形象转变为钻法律空子、不择手段圈钱的投机分子。正如张莉所言：“‘我’是这篇小说中最有意义的存在，他是闲人，但也是清醒的人，这个隔岸旁观者注视着漩涡里挣扎的陈金芳，他尽可能不成为那个落水的人，但他早已无法把她从水中救起了。”^㉚而陈金芳对“我”虽然不无利用的成分，但她为“我”买毛衣，给“我”两次温暖拥抱，甚至不惜重金，请来国外名贵乐团给“我”当陪练等行为，也可以看出她对“我”的情深义重。《我想要的一天》中，随着和春莉的接触，麦思一心求稳的人生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起先，麦思完全无法理解春莉为了想要写作而辞去公职的举动，认为她“只是急于找到一个外壳，一个臆造的自由澄明之境，好不去面对真实的世界”^㉛。因此，麦思打从心底觉得春莉的写作是无望之举。但麦思最后还是被春莉这种从庸常生活中挣脱出来的勇气震撼到了，看到了安稳生活背后精神空虚的危机。三部作品里，两类青年形象之间微妙的情愫变化，正是作品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也是以“不思进取”讲述“个人奋斗”的方式带来的叙事魅力。更值得指出的是，《章某某》和《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身份都是城里人，和章某某、陈金芳这些来自底层的青年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小说以“我”的“不思进取”，映衬章某某、陈金芳的“个人奋斗”，这样的反差恰恰显示了当下阶层的固化和奋斗的艰难，进一步突出了“个人奋斗”的悲剧性。

无论是“个人奋斗”型青年还是“不思进取”型青年，或多或少都存在从现实生活中“逃离”的倾向或者举动，“逃离”的目的都是为了躲避失败者的命运，但“逃离”的结果大都是不成功的。在“个人奋斗型”青年中，《可悲的第一人称》中的小娄，从城市逃到拉丁原始丛林，割断了一切社会联系，田园的自然风光和开垦荒地的劳动暂时缓解了失意者的焦虑。他这次回归自然的“逃离”，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和评价体系−只有权力和财富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这番从时代主潮中脱身、放弃‘紧跟’，或许会被定义为‘失败者’，但恰恰可能开启寻找自我‘本真性’的契机”^㉜。然而，这个契机却最终破产，因为他投身于种植药材的商机，这个商机将他再次推入现存社会秩序和单一评价标准的桎梏中。“我来拉丁，是奔着药材来的。我在这里有梦想，有目标”^㉝，但事与愿违，药材因为暴雪而尽数腐烂，那在北京奋斗的所有20万积蓄也付诸流水。无论是偌大的北京还是偏远的原始丛林，此时的小娄无处可逃。《林荫大道》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夏慧深夜站在别墅内，“她在想，此时此刻，如果苏明把她推下露台，她一点也不生气”^㉞。夏慧这种想要以死亡逃离现实生活的意识，是面对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固化的无能为力。传统教育下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的精神，被物欲所放逐后，只能面临无从坚守的绝境。但是，夏慧在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之后，凭着知识分子的理智和信念，还是回到属于自己的，努力而平凡的人生轨迹上来。《我想要的一天》中的春莉辞去小镇公职，开始自由写作的举动也是一次“逃离”，是为躲避庸常生活，寻找那可能存在的理想之光的主动“逃离”。只是这样理想化的“逃离”，是以背负着众多人的偏见和诸多未知的厄运为代价。从小娄的无处可逃，到夏慧的逃离—回归，再到春莉那希望渺茫的逃离，他们的“逃离”是对沉重生活精神出口的寻找，对自我本真的追求，指向的是对自我的发现和重塑。但是当这个出口怎么也无法找到时，有的青年便会放弃寻找，而甘愿成为“不思进取者”，并以“逃离”的姿态封闭自我。另一方面，这种“逃离”也是对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和评价体系−只有权力和财富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标准的消极对抗。《我想要的一天》麦思和高羽无所事事、虚度光阴的人生态度，就是对充满激烈竞争的现实社会的“逃离”，害怕一腔热血过后，仍一无所获的落差和无法承受的生活变数。但两人的“逃离”并没带给他们心灵上的安全感，一心维护的安稳生活，处处危机四起。可见这种“逃离”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是脆弱而虚幻的。《毛坯夫妻》里温小暖是在一个资本社会反资本的另类存在，她将“宅”作为“逃离”的方式，并被作者赋予某种神圣的光辉，使得“她的灵魂轻盈而自由”^㉟。她的“逃离”既是面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之举，也表明她“拒绝进入到资本社会的功利结构之中，她的‘宅’可能并没有实际的反叛，但客观上构成了对流行的个人奋斗、拼搏进取的道德的冲击”^㊱。

新时代青年想要突破现实困境实现命运的转折是如此艰难，借助逃离的方式，到别处去寻找希望却又如此渺茫，那么这些青年实现自我救赎的方式真的就不存在吗？在绝望颓丧的青年形象之外，我们是否还能看到带给我们生机和希望的青年形象？孙慧芬的《寻找张展》中出生于都市工薪家庭的“90后”青年张展，为我们提供了当下观察青年形象的另一个角度。张展的成长过程一直被物质、利益、权力、暴行、冷漠等负面影响包围，缺少来自父母、亲戚、学校老师等的精神关爱和理解。在这样藏污纳垢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位叛逆的“问题青年”，但他却在一片污泥之中实现了自我的救赎，成了一名特教学校的教师，建构起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这一切的转折点就在乡村，在父亲老家一个叫“大槐树”的地方。在这里他找到了血脉的传承和精神的相通，开启了自我反思和救赎之门。正如《人民文学》卷首语所言，“在满地蝼蚁般的无力青年形象过剩的情形下，在密密麻麻零余者书写已成为一种‘纯文学’恶俗之时”，“在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已经缺失太久、遍寻无望之时，终于找到张展，这也许会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㊲。而石一枫《地球之眼》中的安小南也超越了一般“失败青年”形象。安小南的失败固然有底层的无奈，但更多的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他本可以凭自己理科高材生的身份和能力在北京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偏偏因为执拗于社会上人人并不看重的道德问题而丢失了不少高薪工作。面对他同学也是老板洗黑钱的行径，他坚守了内心的道德操守，将之公之于众。随着他对社会道德问题的了解越深入，也就越明白以一己之力抗衡社会普遍的“准则”的力量之渺小。但纵使社会的道德发展与他背离，他仍以一腔孤勇在黑暗中点起内心的光亮继续前行。安小南的确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底层失败者，但他更是一个坚守正义道德的战斗者，因此他的失败具有社会道义上的批判力量。

“失败青年”的书写至今已经引起不少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对其存在的问题大家各执己见。项静在《“80后”的失败者之歌》中指出“失败者之歌”写作的最大缺陷，是“从开端到达目的的路径过于清晰，基本不脱离一个简单的社会学解释，因果关系耽于清晰，逻辑结构和人物安排其实都在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里，所有重要结局的原因几乎都不敢放得稍微远一点”^㊳。曾于里在《超越失败者叙事−从石一枫的两个中篇说起》提出，“日常经验的同质化问题”是作家在创作中忽略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使得一种叙事套路化，其更致命的是削弱了文学的主体性、独异性、个人化−这些关乎的是文学更本体的美学趣味和思想趣味”^㊴，这也是导致“失败青年”书写总体上给人感觉千篇一律的原因。此外，“失败青年”的书写，基本为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所谓现实主义的深入，正是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努力地表现出历史、时代、社会在人的心灵中的巨大阴影”^㊵，但是部分“失败青年”的书写往往注重外部事件的描绘，较少深入人物心灵的复杂世界。正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涂自强正努力准备考研的时候，他的父亲却突然去世，为此他不得不放弃考研。按照作者的安排，考研对涂自强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转折，对他的未来有着非同凡响的影响。然而作者并未挖掘这个如此关键的事件在他内心掀起的灵魂风暴，而是简单一笔带过。也许，正是缺少对底层青年精神世界的深切感知，才会造成作家对人物的描写停留于表面。

在这样一个贫富差距拉大、不平等问题突出的时代，当下青年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自身所处的位置来面对当下，也就是“作为一个青年失败者，究竟是要怎么和这个时代相处”？^㊶这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应该说，“失败青年”书写及时捕捉到了当代生活的症状，但叙事的套路化与模式化，使得对于这一关键性时代问题的反思依然停留在人物、生活、事件的表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世纪以来的青年形象书写提供了较为直接的现实映像，而无力深入到时代的内核。而这也为未来的青年形象书写提出了更高的期许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