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已经译成多种文字的《回到马克思》^②，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语境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构序^㊴中批判话语的历史进程，作为“回到事情本身”的努力，它的理论缺憾之一是没有完整地再现作为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理论形象。而实际上，恩格斯所指认的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变革，现实目的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最终的人类解放。如果马克思有自己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这一定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过去，我们确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都是依据1848年公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然而依我新的研究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确证，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和系统的科学认识和批判。我的新结论为：相对于哲学方法论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探索中实现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当然，这并非全景式地复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境^㊵的整体，而是勇于面对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当代思想挑战的论争性和专题性的研究。

简单说，在MEGA2的文献基础上，不需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两桩学术悬案和两个学术前沿：一是混乱不堪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辨识问题；二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来，发生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绵延不尽的学术争论；三是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第一层级物相^③化（一般物相化）透视中的场境存在论与“关系意识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中第二层级物相化（经济物相化）透视中经济拜物教迷雾的学术研究前沿^④；四是关于国内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研究不在场的追问。这一研究进程中的额外哲学赠礼，也是我的社会场境—思想构境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意识观和认识论的历史链接。

第一个主要学术争论场境：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我们一般都会理所当然地谈论马克思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资本主义概念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否定对象，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自明性”观念，似乎早就无需论证。可是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史学大家布罗代尔却突然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Capitalisme）这一词语。^⑥依他的说法，最早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使用此词的人为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会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逻辑构式^⑦中的釜底抽薪。

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当我在一份文献中看到布罗代尔的这个说法时，自然是万分惊诧的。记得，我真的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查阅了大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的著作，当我注意到直至《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只是使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者社会”一类词句时，那种吃惊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通常，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共产党宣言》时，会不经思索地就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然而，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还根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事实上，是我们超文本地替马克思目的论式地事先建构了这一概念。这意味着，布罗代尔的断言内嵌着一定的合理性。并且，我迅速从原文中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前期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上述“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者社会”三个汉译词，在原文中只是同一个“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或法文“société civile”）在中文语境中的不同翻译而已。而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再仔细复归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中去时，看起来熟知的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重新理解和复构的东西越来越多，许多现成在手的结论都越发变得可疑起来，我们原来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批判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越来越陌生。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理论返熵现象。于是，胡塞尔的“回到事情本身”的法则不得不再次出场。并且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词语使用的真假辨识，而是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合法性的重大问题。

事实上，如果细查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我们会遭遇过去中文语境中没有出现的复杂词语构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 civile”（法文，市民社会）、“kapitalismus”（资本主义）—“capitalisme”（法文，资本主义）和“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和词组的不同话语构序实践。之所以在这里标识出法文，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早期学术研究和写作中，除去自己的德文母语，他比较多地使用了法文来阅读文本和部分论著的写作。实际上，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他是否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伪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不同历史文本中，上述不同词语也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简单语义，有的是，马克思在这一具体的思想构境进程中不断变异的操作性话语构序实践。我意识到，在方法论构境层中，传统那种以某位思想家特定文本中的词语所指来凝固能指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作为文本阐释者的我们，永远只能面对思想家在不同文本语境中运演异质性话语构序实践。同质性地锁定一个词语的所指，而看不到语言活用的话语能指在移动中的不同构境，将导致阐释本身的非法性。这是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所提出的文本学研究非同质性原则构境层中获得的新认识。在这一新的认知构式背景下，布罗代尔的“挑战”及其相关的词语缺席和在场的回应都会落入反讽式的可悲境地。这当然包括我自己先前在这一问题研究上呈现的方法。

回到我们这里具体的讨论情境，可以肯定的史实为，马克思并不是最早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思想家，从可见文献中看，在他之前，里沙尔（J. B. Richard）在1842年出版的《法语新辞典》已经收入法文“Capitalisme”一词，并释义为“资本化的系统”（système de capitalisation）。^⑧在1848—1856年期间，马克思还在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法国的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已经在1848年出版的《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家们：是否总有穷人？》（Malthus et les économistes,ou,y arura-t-iltoujours des pauvres？）中使用了法文“Capitalisme”一词。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的概念都没有系统地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过系统的科学认识。

1844年以前，马克思在不同批判构式中异轨式地使用了源于黑格尔他性镜像^⑨中“市民社会”的概念，依我的仔细辨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概念在欧洲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文本语境的政治经济思想史话语构序实践中，导致了复调式的话语构序，我将这些各异的市民社会话语分别命名为市民社会I-III，即同一个“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概念的历史性构境转换中，有一个从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到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I（斯密−黑格尔），再到被批判性超越的自在市民社会III（黑格尔）的历史过程。青年马克思早期的市民社会话语构序实践，显然游移于这些不同话语之间，这给后人的理解造成了巨大的复构困难。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完成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从市民社会话语向批判性的资产阶级社会话语的转换，并独立地生成了对应社会结构赋型^⑩基础的市民社会话语IV。在1848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第一次认识到资本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构式负熵^⑪中的支配性地位。但是，在第一次公开宣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都还在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而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思想实验和写作中，马克思才开始启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这样真正自主性思想构境^⑫中的表述。这说明，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新发现，第一次生成了对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社会关系赋型的科学认识。一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马克思才最终确定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筑模^⑬来表征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性目标，通过社会定在从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换，最终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进而完成了他在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发现。我自己觉得，没有系统地说明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理论发现，也是后来布罗代尔等资产阶级学者有机可趁的关键性原因。显然，落入非历史话语分析的布罗代尔所说的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概念，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错误断言，因为在《资本论》及手稿和后期文献中，马克思分别在德文和法文中多次使用过名词概念上的“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是话语构序实践分析的关键，重要的是，马克思原创性地发现了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筑模和经济构式负熵质的根本路径。这是后来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资本主义全部理论思考的逻辑缘起和坚实理论基石。

第二个衍生的学术争论场境：在面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方法论构境中，无论是法国的阿尔都塞、日本的广松涉，还是我的老师南京大学的孙伯鍨^⑭，面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以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构式来赋型人本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于20世纪60—70年代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马克思从非科学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历史构境。虽然在具体的理论塑形^⑮中，他们三人的观点各有差异，但总体的理论赋型质性还是接近的。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承袭了孙先生的思想传统，既肯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建立在对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彻底证伪之上的，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在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科学的异化概念的重新使用。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一正确的马克思思想史研究方向。

近期相关的思想激活缘起为：哈维^⑯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指认的当代资本主义第17个矛盾−“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⑲，如果立足于马克思晚年的科学异化概念，能不能这样表述，我心里并没有底。这个思考中的痛点，也就成了我这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的历史考察中附带关注的问题。然而，这一次的研究结果却令我吃惊：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普遍异化的判断，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中，是完全可以确立的。因为在马克思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漫长理论探索中，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先后构成了不同时期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里话语构序趋动和逻辑构式的基本构件：1843年底前后，马克思从赫斯处获得了经济异化范畴，进而在1844年写下的《巴黎笔记》的《穆勒笔记》中，生成他性的交往关系/共同社会本质异化观点和自己原创性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马克思的批判话语实践表层的他性镜像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劳动辩证法构境的启发下，他才创立了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然而，在1845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诞生之际，马克思彻底否定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同时在生产话语构序实践中暂时放弃了异化构式，一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再一次在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上重启科学的异化概念，以说明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颠倒后发生的交换价值异化、货币权力异化、资本关系异化和劳动异化现象。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再一次重建了作为历史现象学核心构序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它除去流通领域中的货币—资本关系异化外，重点揭示了生产领域中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关系异化、劳动能力本身的自我异化、简单协作和劳动分工中的社会结合力的异化、机器与科学技术的隐性异化，以及资本主义分配领域中剩余价值的多重异化。最后，虽然马克思在作为《资本论》初稿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保留了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但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正式写作中，马克思还是用比较通俗的经济拜物教话语替代了有思辨意味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实验和理论构序的转换过程。

在这一方面，需要特别指认的新观点为：我重新说明了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的话语构序基础，并非为表层话语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构式，而是作为理论赋型原型中更深层级他性镜像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劳动外化以及对象性定在所造成的自我异化，以及扬弃异化复归主体的否定辩证法；同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重启科学的异化概念之后，马克思同样是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批判构式中完成自己的事物化关系颠倒批判，最终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重新确立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只是在后来的经济学阐释话语和《资本论》写作中，用经济拜物教话语对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进行了刻意遮蔽。这样，就第一次解决了马克思的事物化理论、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和经济拜物教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是对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创立的历史现象学之经济物相化批判构境的进一步说明。也是在这个特定的构境中，我突然体会到，如果说列宁讲，不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不读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能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黑格尔的辩证法构式可能会是马克思终身的精神他者^⑳。

需要专门说明的是，这里我使用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表述，显然不同于上述马克思对一个词语在不同文本语境中的话语构序实践，理论构式是指思想家面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某种方法论功能赋型。后面我们会看到，理论构式直接对应了不同现实社会关系的构式负熵质。

第三个重要的争辩域，出现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非物相化透视中的方法论构序本质的理解。从我自己的学习和思考进程来看，它最早缘起于孙伯鍨教授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内省。在我们的研究生课程研讨（1980年）中，他第一次让我们注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个“物”会是最难理解的，因为它并不是基于现成物相的可直观的对象实体，而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发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场域。并且，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对象性的现成知识概念体系，而是功能性的行动指南，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会是看不见的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㉑这是之后我在社会关系场境论和思想构境论研究方向上努力的原初起点。后来，在日本哲学大师广松涉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中，他直接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本体论（“关系第一性”）本质；而另一位西方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话语中，对象性的“什么”中的人消解为“怎样”在世之中的此在，现成在手的形下实在归基为有目的的爱多斯（Eidos）关涉性的存在上手之环顾建构起来的场境意蕴世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塑形—构序—怎样生产的关系赋型和社会构式之上的。

这里很深的一个构境辨识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和意识构境思想中，其逻辑构式的主体是基于客体向度的观察，而这种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性意识构境在切换到批判性的主体向度时，也可以转换为一种批判话语，比如，马克思在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发现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话语构序实践，事物化经济关系颠倒伪场境和物化错认后生成的拜物教意识形态伪境，以及上述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批判话语中复杂的自反性关系场境和观念伪境。这种复杂构境在广松涉那里被切分为两个不同的逻辑构序点：一是马克思通过反对对象性的“实体主义”向“关系主义”转换，二是从人本主义的异化论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物象化”批判。^㉒

与广松涉不同，我会将马克思物相化批判构境更精细地区分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第一层级拒斥实体主义一般物相误认，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中第二层级透视经济物相化伪境两个层面。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场境关系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赋型的第一层级非物相化透视，主要是从周围世界中现成性的感性直观对象复归于使之获得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质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它相当于海德格尔从存在者回到存在的“存在论差异”；同时也会关注社会关系赋型人与物的特定场境存在的关系性负熵质性，它相当于海德格尔那里此在去在世，且依上手的用在性关涉链接和“环顾”而成的世界。在青年海德格尔的《那托普报告》中，他是深得马克思哲学要义的。^㉓我注意到，芬伯格极其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㊶

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现象学的第二层级的非物相化透视，针对了以一般财富（金钱）为目的的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的社会关系赋型中产生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颠倒所生成的事物化—物化现象，分别表现为价值关系颠倒式地物相化为流通领域的直观实在（商品、货币），资本关系物相化为生产过程的物（原料、机器和厂房等），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反向物相化为人格化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伪主体。这是更难加以辨识的客观经济关系再物相化的过程。而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在世”的关涉（马克思的“实践”），就已经注定是超拔出本有大地的存在性的沉沦，这也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中的“改变世界”，注定是实现有目的的爱多斯（Eidos）且“for us”的用在性赋型，而他在1936年写下秘密文献（《哲学论稿−自本有而来》等文本）中提出的“弃绝存在”本身，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浪漫主义构境。海德格尔显然没有进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二层级非物相化批判话语。当科西克^㉔在《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话语与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嫁接起来时，他显然并没有真正理解和区分上述的复杂逻辑边界和不同思想构境质性。^㉕

我已经指认过，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场境存在论包含如下一些重要的方法论质点：人面向物质存在和自身存在形式改变的生产劳动活动，依古希腊的哲学构式，即人依据先在的意图（eidos，爱多斯−相^㉖）创制（poeisis）对象的过程。首先，最初发生的对象性物相化环节，是让自然物失去和获得可见外部形相的塑形/失形（Shaping/disfigure），人的周围世界的对象物和个人主体都是这种内嵌着主体目的（telos）活动的对象化结果。有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的那个木桌，失形表现为木匠将木料从森林中砍伐下来并初步加工为木料，而塑形则为木匠将自己头脑中的“桌子蓝图”（爱多斯之相），具体制作为有外形的桌面、支撑桌腿的变形器具。在认识论层面，这种生产创制中外相给予会是直观经验感觉—统觉塑形的对应感性表象。然而，在农耕劳作和工业劳动之间，人的劳动塑形会从简单的自然存在失形转换到人对物质存在形式的形相重塑。其次，主体性的爱多斯也给予被创制对象一种不可见的内在有序性或功能之相（内相），这是人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定在的组织化的生产构序^㉗/袪序（ordering/disorder），由此消除自然物质存在中的熵化，社会生活的本质是超出生命负熵的特定的社会历史负熵。有如那张工匠制作的木桌的不可直观的“可放置东西”内在功能用在性，这种有序性的物相用在在后来的工业生产、科技活动和经济构序中会变得极其复杂和难以辨识。在认识论层面，事物从生产劳作中获得的“内相”，相对于非直观的知性理解和话语实践。再次，人通过特定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主体际关系的历史结合赋型/脱型^㉘（formating/deformating），给予生活中事物和人的生活特定的第二层级的社会关系负熵质。人与被塑形—构序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中的系统化构式/解构（configurating/deconstruction），必定生成规制一定历史条件下个人与群体生存的第三层级的社会构式负熵质，它也成为一定历史时期中的社会历史先验^㉙构架，其上会有历史性的先天综合观念构架（传统农耕文明中的自然经验构架，与工业—商品交换关系场境中生成先天综合理性构架的现实基础是完全异质的）。

以上两个方面的关系性场境负熵创制，是人的有目的的意图（eiods）之共相在关系场境中的实现。这是木桌成为日常生活场境中的普通用具、还是包金后独尊的皇位背后的关系性场境用在性。在认识论层面，它体现为话语实践背后意义场的凸现。在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活动中功能性地建构和解构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定在结构性总体筑模^㉚/消模（modeling/dismode），它显现为历史性的不同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的规制，以及生成作为社会生活负熵总体（一般社会历史负熵、关系场境负熵与社会构式负熵）的社会关系场境^㉛ /散场（gestalt/ degestalt）存在。这是历史性的人类社会实践逻各斯（logos）总体的历史性场境存在。这种关系性的场境存在，如果桌子转换为海德格尔所指认的教室“意蕴世界”中的讲台时，只有身处这一教与学上手功能环顾世界中的人才会看到场境关系中的“讲台”；如果再体现在马克思讨论的那个成为商品的木桌时，桌子还是那张桌子，然而它却头足倒置地成为经济拜物教中的神秘之物。在认识论层面，这种社会场境存在则是精神构境总体凸现的基础。

马克思的关系意识论则主要是指，人的全部意识都是社会定在决定的，意识的本质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对外部世界能动关系赋型生成的精神关系负熵的复杂场境突现−构境/破境^㊷（Situating/desiuating）论。从理论逻辑上说，它自然也包括在非物相化透视中石化感觉经验和概念背后的历史性的认知和思之活动塑形—构序作用，以及精神关系场境赋型经验和观念的逻各斯构式，并且，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观念总体筑模成为对个人主体的“先天观念综合”构架。这当然是从康德认识论革命开始，一直到现象学还原所走过的道路。由此，二元主体与客观关系中的现成性的直观对象，才被指认出先天综合构式的经验塑形和知性赋型作用，在“怎样呈现”出来的事情本身被本质直观化，海德格尔的上手性制作—解蔽打开—真理遮蔽的存在意蕴论深化了胡塞尔现象学意识论，但他们共同缺失的，是这一切主观意识的本质，是依存于一定实践功能度^㊹之上的社会历史先验构架：在第一层级非物相化透视中，依存于人改变外部世界的历史性复杂实践构序活动和关系赋型场境。当然，相对于第二层级非物相化透视，关系意识论将破境商品—市场经济熵增和经济物相化（事物化—物化—异化）颠倒后的经济拜物教。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没有进入这种经济关系场境的颠倒伪境之中。

依我的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性意识构境，缘起于他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巴黎笔记》中对古典经济学的非直观社会唯物主义的接触，不同于对象性实在的农耕生产惯性实践^㉞的自然生命负熵进程中构序产品，工业劳动对象化所塑形和构序的“社会财富”和非直观的经济关系赋型，是马克思走向关系场境存在论的构境前提，斯密透视无序市场运动背后的被动自发构序（“看不见的手”），黑格尔重新回到观念自主构序（“理性的狡计”），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关系场境思想，最早出现于1845年春天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那里，他第一次确立哲学上“从主体出发”的逻辑构序点，直接证伪了哲学唯物主义的物相化和唯心主义观念能动性赋型，奠定了人历史性地改变外部世界的物质活动−创造性的客观实践构序为新世界观的起点。这是马克思科学物相化批判话语的第一次出场。不同于可直观的对象，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总是当下发生和消失的有意向（爱多斯，eidos）的客观关系赋型场境，这恰恰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过程的社会历史负熵本质。由此，马克思进入否定一切追逐对象性基础（抽象的物质或观念）旧本体论的活动场境存在论。也是在此基础上，他才会将资产阶级社会中通过市场交换关系中介了的人的本质，直接设定为“现实性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他首次从学理逻辑上进入经济学的客体向度场境，在现代资产阶级工业机器化大生产的客观工序和复杂经济关系中，体验到了全新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和关系意识论的客观前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在摆脱了人本主义价值悬设构式后，创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第一个伟大发现”的真正开端。其中，他们第一次从社会历史客体向度中指认了，作为客观物质实践构序活动“基始层级”的直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是整个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性构序（生产力）基础，这奠定了观察社会历史定在和社会历史负熵发展的非物相化场境存在论的前提。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从非物相化的“怎样生产”的构序点入手，凸显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关系的历史赋型方式转换是全部社会历史的关系性负熵本质，这种场境存在的核心是科学的生产方式筑模。作为社会历史先验筑模的生产方式不是可见的物性结构，而是在当下发生和消失的生产活动场境中的先验性的功能关系构式。它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难理解的“物”的核心构境。也是在这种场境存在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才确定了在否定第一层级物相化（一般物相化）图景之上的“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意识”的关系意识论。一切人的主观意识都不是对直观对象性实在的映照，而是人们历史性地改变外部世界的能动构序和赋型关系的主观反映。相对于个体认知活动的先天观念综合构架的现实基础，正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突现的社会历史先验构架，但这并不否认理论思想构境论的本质是积极的精神关系负熵创造。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特别说明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构序和幻象关系赋型的伪境本质。

在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伦敦笔记》特别是“工艺学笔记”之后，他在自己中晚期研究经济学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作为自己独特经济学视域的方法论入口。同时，马克思在工艺学研究的基础上，再一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关注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依存于自然生命负熵进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新型社会历史负熵质的重大差异，在农耕劳动与工业劳动塑形、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构序—无序、人对人直接依赖的宗法性的凝固关系赋型—政治—神学构式负熵与资本流动性的事物的依赖关系赋型—经济构式负熵，以及不同生产方式筑模的历史交替，完整说明了社会历史的动态场境存在本质。也是在此之后，马克思才开始认真关注作为劳动生产前提的失形、祛序和脱型问题，以及社会生产方式转换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解构、脱型、消模和生活失形与祛序等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中，揭示了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特定经济返熵和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的“抽象成为统治”的伪关系场境存在，以及这种客观发生的伪场境存在的物化误认后的整个经济拜物教和第二层级物相化（经济目的—爱多斯的物相化）意识形态幻境。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经济关系场境存在论，它所面对的特定经济关系事物化和异化，都是客观发生的现实社会构式负熵中的颠倒场境存在，由此，科学的批判认识论成为透视这一经济物相化迷雾的思想武器。在我看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是马克思对“第一个伟大发现”的进一步深化。

第四个重要的学术场境，是我近期一直在呼吁的哲学认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论问题曾经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论争焦点。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夏甄陶教授以认识论为主要研究方向，带领了一批博士研究认识论基本理论问题；武汉大学的陶德麟教授带领团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认识论研究中心，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中心，里边包括了哲学认识论、技术哲学、脑科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然而，近些年认识论研究却在国内哲学研究中被严重边缘化了。我以为，认识论研究的缺席，可能是我们自己在哲学研究的一些重大的方法论转换上停滞不前，停留于抽象的空洞宏大叙事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弥补这个认识论的空场问题，就没有办法真正改变我们的学术研究在一些方面发生“内卷化”的基本状态，也没有办法进入当代哲学和科学进展过程中最前沿的部分，就更不要说面对当下的数字化存在了。因为，数字化存在根基上也内嵌着深刻的认识论问题。例如，人们今天在对脸书、抖音、微信等数字化媒体的使用过程中，数字景观的先验构架被存在论化，认知主体在场转换为远程登录的电子屏幕在场，时间与空间被夷平为电子即时时空，人们的现实关系存在场境畸变为数字化景观拟境，然后变成了外部的力量支配和奴役我们。这也是我下决心在这里重新梳理马克思的认识论观念的缘起。

马克思并没有关于认识论的专门论著，但是，以关系场境为对象的非物相化构境认识论的思考却贯穿着他全部的思想进程。首先，依我的观点，马克思自主性的哲学认识论思想的前提，是从上述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中工业生产活动基础之上非实体性的“社会财富”和复杂经济市场熵增与自组织（自发）关系生成的全新社会先验筑模，使马克思的认知对象从旧哲学的实体对象，转换到人对自然的能动活动与关系、人与人的主体际活动与关系场境存在上来。这突出表现为，人们历史性地改变外部世界的客观物质实践对传统本体论和一般物相化认知话语的消解，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意识论中，彻底打破了传统认识论的二元认知构架，生成了“我们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全新关系认识论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在面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机制上，也经历了从农耕文明中旧哲学的对象性和物相化反映论，到工业现代性文化复杂构境论的转换，这包括了从对象性无序经验映照到关系性感知塑形、从经验抽象和先天观念统摄到历史性实践构序和赋型、从物相统一世界观和理念体系到社会历史先验的场境逻辑构式，以及历史性的完整精神负熵和思想构境的转换。我以为，这种社会历史先验架构论正是康德先验观念综合构架的现实基础：第一，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一定的生产劳动塑形和构序之上“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建构起来的社会先验构架对全部认知构架的决定机制。第二，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多重客观抽象生成的社会先验构架：一是资产阶级社会机器化生产中工艺技能的客观抽象所铸就的先验客观工序构架，二是技术操作中客观抽象生成的科技先验构架，三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市场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颠倒地事物化为商品—货币—资本三位一体的经济物相化先验构架。

再次，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理论构式主要是批判认识论和历史认识论。具体说，这包括了以现象学为构序中轴的早期批判认识论，它的理论构式基础是他性镜像中黑格尔透视古典经济学“第二自然”物性的“精神现象学”，加之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构式。这种早期批判认识论的萌芽，最早出现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货币异化论中，之后在《巴黎笔记》时期的《穆勒笔记》中的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中生成批判性的人学现象学。这种早期批判认识论的成熟形态，是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非物相化否定辩证法重构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而现实经济学前提则是斯密透视物相化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劳动。马克思自主性的历史认识论缘起于《评李斯特》一文，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逻辑里得以确立，这一历史认识论的系统赋型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实，《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主体性实践出发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开端，都是对非历史的感性直观对象的证伪，这很深地链接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那种理念—爱多斯“消失的对象”观。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是描述客观发生的社会定在和复杂社会关系场境的历史过程，那么，历史认识论则是聚焦于怎样认识这一社会先验构架和特定实践功能度的历史转换运动过程的方法论。从此时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认识论思想进程中出现一个批判认识论缺席的时期，直到《伦敦笔记》之后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才在工艺学—历史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同样是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相同证伪物相的批判构境中，基于历史认识论重构了以异化概念为构序中轴的拒斥第二层级经济物相化图景的科学批判认识论的构式，这一自主性科学构式的成熟形态出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它的主要理论赋型是历史认识论与批判认识论统一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而它的内里物相化批判构序逻辑质点有二：一是从经济财富的假性构序物相深入到不可见的价值关系（经济质）；二是进一步透视劳动交换关系的事物化关系颠倒和重新物化之误认的货币—资本拜物教话语批判，这对应于马克思第二层级的经济物相化证伪。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认识论革命。

与《回到马克思》相比，我目前的构境论文本学研究更加密切地依据MEGA2提供的第一手原文文献，也利用了一部分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此外，可能会有下列解读方法、基本文献和观念构序等方面的差异：一是虽然研究主线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的历史线索，但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始终是关注的焦点，同时，研究更深入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全程，因为这是马克思最终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结论的科学通道。二是在研究马克思的原始文本的内容上，增加了一些过去在单纯哲学视线下不太关注的文本，比如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之后，在关于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研究思想实验中写下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绝对知识章”》《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伦敦笔记》中的“李嘉图笔记”和“工艺学笔记”，以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致查苏里奇的信》等。三是我对马克思不同历史时期写下的文本和思想的质性判断和看法，发生了一些较大的改变，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误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赋型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中黑格尔现象学—否定辩证法的主导地位，马克思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深化和经济拜物教的策略性在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贯穿性隐性影响等，这些新观点比《回到马克思》中的相近讨论都大大深化了。^㊱

一个人的思想构境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现在的研究以全新的方式颠覆了许多自己原有的理论赋型和观点。我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学问，是不可能真正做完的。一个人用绝对的、永恒的、普适的结论终结真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一代思者都有自己基于当下生活的理解刻度，经典文本一次次被重新打开，历史性的思想构境的凸现总会是常新的。最后我还想说，希望后来者会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辜负历史。并且，我的耳边已经响起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引述的那句真言：“抬你出去的人们的脚已经到了门口。” ^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