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l Mirror of Nationalism and the Fate of Old-style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

Keywords:
• “National Poetry Forum”,
• nationalism,
• old-style Literature

小 引

《民族诗坛》是抗战期间影响很大，却被后来研究界长期（有选择地）遗忘的文学期刊。该刊是笔者关注的诸多议题之一，盖因笔者很早注意到卢冀野的文学贡献，视野所及，自然不能不留心《民族诗坛》。《民族诗坛》的创刊与抗战烽火密切相连。在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这个短暂而关键的时期，武汉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坛中心。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下设第三厅；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应运而生；5月，卢前任主编的《民族诗坛》于汉口创刊（该刊与《抗战文艺》同时创办）。1938年9月《民族诗坛》迁往重庆，于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终刊，前后共出版了5卷29辑。杂志常设的栏目是诗录、词录、曲录及作为附骥而存在的“新体诗录”。这是一份民国时期重要的旧体文学为主的刊物。^①

历史地看，在当时的文学期刊中，《民族诗坛》杂志的地位非常显著。与抗战时期其他有全国影响的文学杂志相比，《民族诗坛》实属其中的佼佼者。如此断言，证据有四。首先，该杂志的作者群体庞大，吸引和涵盖了包括新旧作家学人、政学军三界、官方和民间，以及政治观念立场各异者的作者，其广泛度和包容度非常突出。其次，从1938年5月创刊到1945年12月停刊，前后历时近八年，几乎贯穿于抗战全过程，这在当时的期刊中属于“长寿”的。第三，从文坛学界、政界军界到普通读者，杂志影响很广。第四，从装帧、纸张使用到出版发行渠道，都颇占优势。但是，如此重要的杂志，在1949年以后的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中消失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此杂志才在学者视野中重新浮出。尤其近年来，该杂志渐为民国旧体文学研究、期刊研究的学者所关注^②。

而笔者前些年始对该杂志感兴趣，并不主要是少有人研究的缘故。笔者以为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在于：这个曾经翘楚的杂志，为什么会被后来的研究界长期忽略？在史料梳理呈现之后，继续追问为什么没有人写，这才是史料发现的关键，这才是研究的开始。正是基于此思路，笔者认为有继续追问的必要。我们知道，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极拥挤，似乎已经精耕细作到了挖地三尺的程度，哪怕只出版一期、甚至连胎死腹中未能出版的期刊史料都不会被放过。比如近代小报都曾被很多学者关注，还一度成了热点。可是，在如此拥挤的研究界，这个曾经辉煌的《民族诗坛》却被忽略了半个多世纪，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更耐人寻味的，被忽略这么久的杂志，为什么在近几年又被关注？从销声匿迹到再度浮现，《民族诗坛》的研究命运的沉浮落差，不可谓不大。由此，值得更进一步追问，其研究命运沉浮背后的支配力量是什么？《民族诗坛》杂志与半个多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的演变及旧体文学的命运，共同构成了怎样的复杂关系？

这就要从《民族诗坛》杂志本身的文化取向谈起。如前所述，该杂志作者群体的构成复杂、人数庞大，囊括了530位不同社会职业、政治派系、宗教信仰、文化取向的撰稿人。在文学面貌上，《民族诗坛》也呈现出新旧杂糅融合的特点，新文学家（新文化人）与旧文学家（旧文化人）互动、唱和的现象非常普遍和突出。由此可见，这个杂志的作者群体比较驳杂，文化倾向耐人寻味。言及《民族诗坛》的特点和文化姿态，即关涉到一个问题：如此多样复杂的作者群的创作，是如何统合于此一个杂志的？

笔者以为，民族主义乃是《民族诗坛》最强大的黏合剂。《民族诗坛》创刊号上的《中国民族诗坛组织章程草案》明确规定：“本坛坛员以韵体文字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之情绪为宗旨。”^③主编卢前曾疾呼：“只要为国家为民族而歌唱，无论是新的，旧的，我们都需要的”^④。这一时期文艺界普遍认为“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该集中于抗战有益的这一个焦点”^⑤。《民族诗坛》正是服务于抗战救亡时局最典型的期刊之一，新旧诗词作品、论文在该杂志上可以说俯拾即是。也正是在救亡的巨大压力和推助下，晚清就已孕育和张扬的民族主义，至此开始到达顶峰。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一个影响甚广的观点：“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⑥基于此，安德森还提出尖锐的质询：“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只有短暂历史（不超过两个世纪）的，缩小了的想象竟然能够激发起如此巨大的牺牲”？^⑦对于这一质询，安东尼·吉登斯的论述，很有启发性。吉登斯认为民族主义是“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这些符号可以使一个特定人群的成员认同他们共同属于一个相同的共同体”。^⑧而这里的“某些符号”包括一系列的象征、神话、信仰、语言，它们构成了作为符号象征体系的民族主义，并被共同体成员所分享，维系着他们的民族认同。^⑨厄内斯特·盖尔纳的表述或许更简洁一些：“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它们同属一个民族。”^⑩所以，文化的认同，乃是民族主义凝聚的最重要的因素。

与族裔血缘为要素的族裔民族主义相比，文化民族主义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凝聚力和长久性。也正是因为文化认同的必要性，民族主义离不开文化的熏陶、滋养和培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需要经受民族的文化浸染−本民族历史的重新发现，通过语言学、词典学等学说复活本土语言，培养民族文学有其戏剧和诗歌的旨趣；复兴本土美术和工艺及音乐，包括地方舞蹈和民间歌谣”^⑪；“这说明了文化和文学复兴何以时常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而孕生”。^⑫所以，民族主义高涨，传统文化复兴往往是必然的结果。安东尼·史密斯曾经论及民族的“神圣属性”形式，包括“依恋于一片神圣的领土，即依恋被圣贤们、英雄们和哲人们神圣化，也被祖先的陵墓和纪念碑所神圣化的先辈祖土”，“崇拜‘光荣的牺牲者’，膜拜他们为民族及其命运的自我英勇献身精神”^⑬。而这系列“神圣属性”形式可以极大地激发和凝聚民族主义意识。《民族诗坛》杂志创刊号上的《缘起》，就列举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性人物如孔子、杜甫、陈子昂、岳飞、文天祥等。杂志还推出了民族诗人小传系列。尤其是，在时代与经历的激发下，杜甫漂泊西南的人生遭际、诗歌的现实关怀及其儒者人格，引起因抗战内迁而流离奔波的文人的强烈共鸣。所以，我们看到《民族诗坛》中很多诗人都有追摹杜甫的倾向。不少作者，或以诗明志，如潘伯鹰者，因读杜诗而悲从中来：“为吟杜甫诗，慨慷泪沾臆”^⑭；或步韵杜诗，如李证刚《秋思八首》云：“最怜寇盗相侵剧，谁为征夫急夜砧。”^⑮抗战时期，他们不惮烦琐地翻阅杜甫、文天祥等人的年谱、诗作，不仅是为参透历史发展的轨迹，回应和思考危急存亡的现实，也是为探寻为民族主义所灼烧的灵魂的安顿之所。如杨叔明在《读文文山年谱》中感叹：“满眼苍生望苏息，遗民何足预安危！”“痛哭西台事已非，书生救国愿终违。”^⑯这些作品为我们留下了抗战世变中的文人心史，也证明了文化复古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

所以，在民族主义这一基点上，《民族诗坛》杂志将文坛、政界、军界等复杂的众多作者集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民族诗坛》通过民族主义文化倾向使杂志自身和作者群体与国民党的文学思想连接在一起，进而纳入国民党文学制度之中。当然，这也保证了该杂志能够在抗战期间那样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一直支撑下去。

《民族诗坛》创刊伊始就与国民党的文学思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国民党的文学路径和思想从一开始就与其建党的文化根基密不可分。国民党的英文名称意译是“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⑰从英文再翻译回中文，即中国民族主义政党，这样看来，国民党的文化根基和姿态就非常显豁了。有些学者已意识到这一点：“顾名思义，国民党原即是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政党。控制国家政权之后，国民党更极力动员各类意识形态机器，透过教育、宣传等手段，以推动其民族打造之事业”^⑱，“国民党本身即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⑲这些认识实为的论。由此，国民党文学思想的底色和来源就甚为清晰了。孙中山的思想中就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深刻规约着国民党的文学思想，也影响着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学制度。从兴中会的誓词，到同盟会的盟书，再到三民主义的提出，民族主义一直贯穿始终。关于三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潘公展曾明确阐释和指认：“我们确切地承认三民主义是一贯的，是连环性的”；“但这个一贯的连环却统有一个起点，那便是民族主义”；“三民主义的革命，在一方面，固然待最后的民生主义的实现，而后可认为完全成功，在另一方面，却必先从最初的民族主义入手，而才是切于实际”。^⑳

民族主义有文化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不同路向，而就早期国民党的文化思想言，大致应该归为族群/族裔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特别强调血缘、宗教、风俗习惯的标尺，强调文化的同质化。对于东西方民族主义的不同，曾有学者作过分析：“西方的民族主义形式是在共同法和共有领土范围内的公民理性联合，而东方的各种民族主义形式则是建立在对共同文化和族群本原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后者导向认为民族是一有机的、无缝的和超越个体成员的整体，并将个体成员从其出生开始就打上去不掉的民族烙印。……在西方，强大并有信心的资产阶级能够建立拥有市民精神的大众公民民族；而在东方，缺少这样的资产阶级，有的则是帝国的专制者和半封建地主的统治，这既给民族的有机观念，也给无节制的、权威的和常常是神秘的民族主义形式提供了丰饶的生长土壤。”^㉑

这一特点至少在国民党早期的民族主义观念中有明显体现。孙中山曾宣称：“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体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㉒这一思路，其实刊发在《民族诗坛》上的易君左《杜甫今论》已明显复录：“国家的出路就是个人的出路，个人离开国家没有出路。”^㉓有学者曾指出这种思路潜隐的问题：“民族主义、救国主义思想却以集体性的价值有限否定了个人自由的天赋人权。”^㉔事实上，这一内质随着国民党执掌政权，有了化理论为实践的条件后，变得更加突出、明确，从而得以在具体的文艺制度操作层面开始推行。比如，中国国民党曾于1929年6月召开全国宣传会议，通过了《确立本党之文艺政策案》。该案决议：“（1）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治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文艺作品）。（2）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如斫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㉕因为，国民党的文学思想有着明确的文化根基和现实任务：“三民主义既然植其基础于民族主义之上，而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就不啻时时刻刻地以新鲜的血液灌溉着民族主义的根苗，其有助于国民革命的推进”；“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在中国的确可以唤醒民族意识而为逐步完成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打下很深固的基础”。^㉖

还应该看到，随着国民党完成了形式统一之后，其所持的民族主义从最初的族裔民族主义，开始逐渐向以文化认同、传统复兴为主的文化民族主义位移。文化民族主义必然伴随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追溯、认同、推崇。所以，民族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往往成为孪生兄弟。如此，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何以国民党一贯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固有道德的继承。国民党的话语阐释者，也循此思路，将三民主义与儒家学说进行调适。比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说：“天下之达道三，民族也，民权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诚也。诚也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㉗另有国民党的理论家甚至提出：“三民主义原是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世界进步的思想融合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民族形式。”^㉘国民党这种民族主义文化与文学观念，必然在政治背景较浓的《民族诗坛》杂志中有所体现。比如，陈立夫在《民族诗坛》发表的《民族与诗歌−〈中兴鼓吹〉序》和《诗即诚》，与戴季陶的阐释理路一致，反复推崇“诚”的意义。他将“诚”阐释为真、爱、力三种力量：“诗者，真情之流露，仁爱之元音，内力之表征，其可不以诚为归乎？”^㉙卢冀野《中兴鼓吹》正是为“民族与诗歌”的提倡作了注脚。比如其中《满江红·宝山之役》：“斗大孤城，竟一日化为碧血。今又见田横忠义，张巡节烈。六百士当千万敌，出生入死吴淞缺。听子青奋臂一声呼，君休怯？”^㉚即是例证。

现代以来，民族主义本身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如果在强大的外部压力面前，尤其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某些特质中时，民族主义也可能会成为国家主义的孕育器和发动机，隐含着一体化倾向的可能。事实上，这一点亦在《民族诗坛》的某些文章中有所体现。比如易君左的《杜甫今论》长文甚至提出“国家至上主义”才是杜甫的最高信仰。易君左所谓“国家至上主义”是指：“个人一切活动应隶属于国家。万人之心应一致捧献国家”；“所以个人应牺牲一切以谋国家的利益”^㉛。他认为杜甫是忠君爱国的典范，并以古代的君臣关系比附现代公职人员与国家的关系。易君左另一篇《建立“民国诗学”刍议》还明确提出建立诗学体系，认为这新诗学应从三方面来做：“一曰诗人实际工作化。二曰诗人道义风范化。三曰诗人学术事业化”^㉜，以达“应国家民族之用”的目的。易君左自己在《民族诗坛》上曾发表《鲁南大捷歌》一诗，讴歌台儿庄大捷，其中有句：“空前胜利未曾有，一战而显黄魂黄！三湘民气素激昂，鼓舞热血如沸汤。大街小巷放鞭炮，墙头号外贴万张。昨日复开祝捷会，更贺总裁蒋与汪。”^㉝这诗大致可以视作易君左“应国家民族之用”诗歌观的一种体现。除了“更贺总裁蒋与汪”这样如此明显的颂歌体，也有的诗更显沉郁一些，但仍更深地隐含着民族情怀，比如《与老农谈国事》诗云：“晚向老农谈国事，保川前卫在荆襄。”^㉞易君左将诗歌和个人的价值隶属于国家和政党的利益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倾向与国民党的文学、文化倾向倡导正相合拍，从而隐含着某种令人警惕和深思的因子。事实上，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体验、个体的价值。

前文详论了《民族诗坛》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而如果更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二者关系密切的原因，亦在于《民族诗坛》作为旧体文学杂志而与民族主义发生的纠葛。换言之，不只是杂志本身，而且是占据杂志绝大部分版面的旧体文学与民族主义的隐秘互动。这就引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现代中国，旧体文学与民族主义表达存在着怎样的共生？

其实，纵观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演变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旧体文学在日渐式微的过程中，其轨迹并不完全呈平稳下降的趋势，而是在总体下降中偶尔会出现小幅度的勃兴和上升，于是旧体文学演变形成了一条整体趋向下落但偶有波峰凸显的曲线。而在大小不一的多次波动中，有两个波峰最为突出：一次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一次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1940年前后。

辛亥革命前后的那次波峰的出现，与南社诗人群体的推波助澜有莫大的关系。近代文学史上影响甚大的旧体文学群落南社，虽然一直被称为文化团体，实则对社会政治更为热衷。这当然也是南社在当时影响甚巨的原因。钱基博有句评价称引甚广，他说南社“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㉟，此言意在指出南社的矛盾之处。然而细究之，钱氏这句话其实不无可商榷处：“衡政好言革命”的热情，与文学观念的复古并不矛盾，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转折，更遑论相反。甚至，历史事实表明，大致来说，衡政好言革命者，往往文学观念上多为复古人！当然，这里所谓的“革命”更多是从社会政治层面的革命而言的。南社不仅添了一个例证，且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典型，走得更远。

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1905年秋柳亚子在吴江同里自治学社创办《复报》，第二年5月8日，《复报》第68期改在上海出版，由此开启了此后追慕几、复风流的南社文人群体十数年间的潮起潮落。南社对复社、几社那种复兴古学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和选择，直接渗透和影响了他们的文学理路，或者说他们复兴古学的理念和文学观念实践本来就无法分开，实为一体两面。我们知道，南社的骨干和核心多来自此前《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而辛亥革命后，南社社员高燮、高旭、姚光、蔡守、叶楚伧、姚鵷雏、胡朴安、李叔同、柳亚子等又发起组织国学商兑会。甚至高燮要为“发明孔学之真”而“狂呼哀号”^㊱。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南社诗宗唐音、词尚五代，这种审美趣味，较之输入西学“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梁启超诸子的境界，其实已经明显大踏步后撤了。^㊲

及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南社成员对白话文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甚至断言“若白话诗，则断断不能通”^㊳。这种决然的判断，其实源自他们的文化观念。他们之排斥新文学实在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早在1917年4月23日，柳亚子致杨杏佛的公开信中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鏊弧者耶？又彼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㊴此后柳亚子在长信《再质野鹤》中又说：“文学革命与诋諆西江，其道绝异。文学非限于诗，西江又只为诗派之一。窥野鹤之意，似以为诋諆西江即倡文学革命，则坐井观天，夏虫语寒，直夫子自道耳。以仆所知，诗界革命之说，十余年前倡于梁启超。其人反覆无耻，为不足齿之伧。……去岁以来，始有美国留学生胡适，倡言文学革命，谓当以白话易文言，殆欲举二千年来优美高尚之文学而尽废之，其愿力不可谓不宏，然所创白话诗，以仆视之，殊俳优无当于用。”^㊵柳亚子要和文学革命者划清界限的用意非常坚决、鲜明。直到1919年10月，姚光还在致书叶楚伧、邵力子时反对《民国日报》对“新文体”的赞成态度。在《与叶楚伧、邵力子书》中他说：“弟意提倡新学说可也，提倡新文体不可也；白话体偶一为之可也，欲尽以代我国固有之文言不可也。”^㊶

而新文学运动阵营一方，也毫不掩饰对南社的旧体文学和复古文化理路的摒弃态度。胡适表现尤其明确。1916年6月下旬，杨杏佛、任鸿隽等在美国绮色佳（Ithaca）与胡适讨论文学改良问题时，胡适收到杨杏佛的白话诗《寄胡明复》，胡适以南社为参照，就明确认为此诗“胜南社所刻之名士诗多多矣”。^㊷同年的7月22日，胡适作白话诗反驳梅光迪的《答梅觐庄》中又以南社为靶子：“诸君莫笑白话诗，胜似南社一百集”^㊸。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曾断言，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不仅是针对南社创作倾向提出来的主张,而且论证这些主张的材料十之八九也出自《南社丛刻》^㊹。在这里，笔者想补充指出的是，胡适等新文学家的看法，恰恰更反证了南社对旧体文学的钟爱和固执。上述所有的证据显示，南社的复古文学理念和旧体文学实践，确乎构成了新文学革命的对立物之一。

虽然后来南社解体，但是其主要成员并没有因南社的解体而真的风流云散。随后即有所谓新南社的出现。从南社到新南社，虽人员有所变化，但主导者未变，依然是柳亚子、叶楚伧等人。在文学观念上，新南社比起南社发生了变化。1923年底《南社丛刻》22集出版后，延续十数年、社员千余人的南社寿终正寝。1924年5月《新南社》第1期出版，开始全用白话文写作。尽管如此，“然而由于新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叶楚伧等人对南社成败做不到理性的反思，因此导致南社解体的政治一元论继续贯彻于新南社的‘大政方针’之中，组织方式上也承袭了南社的同学、同乡、家人的网络特点，终致新南社一无所成，既不能持守旧文学，又赶不上新文学的步调，充其量只是一个聚集国民党官员、社会贤达的短期文化俱乐部。”^㊺

及至抗战军兴，《民族诗坛》创刊，不期然地成为南社旧人和新南社成员的文学“还魂”之重要凭借。于是有了旧体文学创作在民国文学史上的另一次波峰。这次波峰之出现，与因时局催迫而文化选择整体复古的思潮大有关系。表现在文学史上，旧体文学的短暂复兴，应该说《民族诗坛》功不可没。而在这里笔者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民族诗坛》的幕后支持者、主编及主要撰稿者多为南社旧人和新南社成员。实际上，《民族诗坛》杂志正式创刊之前，1937年10月前后，作为南社社员和国民政府元老的于右任即在南京主导发起了一个名为“民族诗坛”的文人团体。待到《民族诗坛》创刊，首期杂志即发表了《中国民族诗坛组织章程草案》。该草案第二条明确宣称：“本坛坛员以韵体文字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之情绪为宗旨。”可见，《民族诗坛》同仁的主要构成，与此前的南社和新南社关系密切，实一脉相承。笔者2016年在美访学期间，曾撰文《文学与历史的纠缠》论及该杂志，笔者的研究生夏菁当时在资料搜集、数据统计等方面贡献甚多。她对《民族诗坛》同仁的构成进行过详细统计。将《民族诗坛》撰稿人名录与南社、新南社社员名录比对后，我们发现有30位南社、新南社成员不仅在《民族诗坛》发表作品，而且构成了《民族诗坛》同仁的核心力量，比如杂志重要支撑者的于右任，杂志的主编卢前等。由此我们认为，抗战期间的《民族诗坛》是南社旧人和新南社成员的另一重要文学阵地。在《民族诗坛》上，他们的旧体文学观念和实践又一次借助该杂志而复苏、“中兴”了。

换言之，从南社到新南社，再到《民族诗坛》同仁，有一个“南社身影”隐现其间。这个身影一直存在的原因，除了人事、人际关系因素，更深层的还在于这一群体的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也就是说，从南社的聚合勃兴、新南社的调适重聚，到《民族诗坛》杂志的创刊运行，使得三者前后相续的黏合剂还是民族主义。只不过，南社时期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反清排满，而至此时则是抗日复国。

梳理了旧体文学和《民族诗坛》的南社因素之后，那么接下来还要回到刚才的问题：衡政好言革命者，为什么常常文学上会倾向于笃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的革命往往要借助民族主义来进行，因为民族主义可为前者提供类似凝固剂的功用。同时，民族主义常常要借助文学来阐扬和发动。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从政治革命到文学观念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换器和连接点，即民族主义。这就要说到近代以降旧体文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了。事实上，近代中国，文学主潮发生突变之后，旧体文学、文化复古、民族主义更表现出千丝万缕的共生互渗关系，甚至说它们本就是相伴依存的三个侧面。

笔者认为，一种文体，并不仅仅是形式的单一存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这种意味可以视为文体的精神，也就是说文体选择与文体精神的关系是互渗互生的合一。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整体上发生了质的转型，新文学和旧体文学各有不同侧重的文体精神在焉。旧体文学或显或隐地蕴着复古、传统、民族神圣等内质。这种文体精神，在特殊的时代会被激活，获得更多关注。民族主义之发扬，常常要靠传统的凝聚为前提，那么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的文学，往往被赋予凝聚和倡扬的期待，于是旧体文学就不得不被寄予厚望。应该说，旧体文学也确乎不负厚望。基于具有极为强大的接受惯性的中国文学传统，旧体诗词鼓动、激发情感的作用就被大大地发挥和展示出来了。比如“丑寇何猖狂，神鹰速展舒。三巴即令成焦土，百战终能复版图！”^㊻像这样风格的诗歌，成为当时旧体诗词创作的主流。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整个社会思潮向着传统回顾、旧体文学（也包括民间文学等形式）开始重新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如《民族诗坛》主编卢前的《中兴鼓吹》，不仅在当时旧体文学作家学者中广受好评，就连新文学家郭沫若也大加推崇，他说：“卢冀野先生的《中兴鼓吹》集里面的好些抗战词，我们读了，同样发生钦佩而受鼓励。”^㊼比如卢前的《百字令·闻白健生将军入京》这样写道：“暴风雨里，忽飞将军降，共参帷幄。并辔联镳皆卫霍，试看长城新筑。一心一德，一同一致，胜负吾能卜。膻腥扫尽，朝来兴我民族。”^㊽很明显地，“卫霍”“长城”的神圣意味相当直接。“膻腥扫尽”的民族情绪则十分鲜明，复古的倾向也相当显豁。而在这一趋势和氛围中，《民族诗坛》杂志产生广泛影响，也就势所必然。换句话说，旧体文学作为一种载体和组成部分，其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文化复古运动相共生。

结 语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民族诗坛》杂志的研究命运，之所以有如此“浮—沉—浮”的巨大落差，盖源于其民族主义的文化杂色。该杂志研究历程的沉浮，恰恰表征着民族主义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起落轨迹。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民族诗坛》聚合了新旧文坛中人以及亲国民政府的左右人士。文化观念、政治立场颇不相同的作者，在民族话语的规约下，在《民族诗坛》实现了较为广泛的汇合。事实上，“五四”落潮之后，民族与阶级已然成为历史叙事的两个重要话语，而且是往往以对冲、矛盾和此消彼长的方式存在。而随着抗战军兴，民族话语更具有天然合法性，而阶级话语则暂时隐匿。或者说，国族与阶级这一对话语，在抗战期间暂时被策略性地调和、扭结。抗战结束，尤其是1949年以后，阶级则又重新作为政治文化及历史叙事的话语表述，而以民族主义为思想底色的国族话语则相对隐匿。与其相表里的文化复古思潮，此间三十多年的特殊历史阶段，自然亦不被允许。然而，世势变迁，90年代以降，尤其是进入21世纪，民族主义、文化复古重新浮现（当然，必须指出，与上个世纪40年代相比，此次文化复古思潮兴起的背景和原因不同，二者不可并论），《民族诗坛》被学界重新关注则势所必然。

总之，《民族诗坛》的兴衰及其研究历程的沉浮，不能简单地从文学观念变迁来看待。我们有必要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来思考：民族主义的沉浮及文化复古的起落，其背后恰恰是文化语境变化的推助，而文化语境的变迁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又在于政治语境的支配。质言之，《民族诗坛》杂志的文化倾向及该杂志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的合谋，推助了杂志的显赫一时，也造成了杂志在后来研究历史中的命运。故此，大半个世纪以来《民族诗坛》杂志与旧体文学的命运及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的演变，共同构成了复杂而颇具历史意味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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