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Logic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Journe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bstract

Keywords:
•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new features,
• new logic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并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①。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历程来看，十九大提出了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判断，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提出了“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转向高质量发展”，到“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再到“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彰显了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对新发展理念的升级和优化，意味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始进入加速推进阶段。因此，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阶段性新特征，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逻辑。

一. 思想逻辑：开拓思想解放的新境界

意识形态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体系，通过观念体系重塑推动国家意识形态的变革，发展出适应 高质量发展新变化的制度结构，激励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结构转变（工业化与城市化），形成长期结构性发展。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观念体系的重塑是通过思想解放来实现的，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思想解放，破除了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建立了全新的思想认知体系、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形成了改革共识和新的发展观。以新的思想认知体系、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推动了经济发展实践的新跨越，形成了认识的客观性、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坚定性，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形成。意识形态是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形成并起着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先进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就会论证它的合理性，形成精神生产力，通过调控人们的社会实践行为推动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变革的表现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冲破旧习惯的束缚，把主观世界的思维意识与变化了的客观实践结合起来，认识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途径。邓小平把解放思想表述为“解放思想，就是理论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②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③，可见解放思想是改变思维方式和优化思维方式的过程，可以从认识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先导。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和新的发展观，开拓解放思想的新境界，用新思想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实践，在不断解放思想中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

一是把解放思想推向更高层次。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解放思想要解决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把解放思想的着力点转到了推动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上，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经济从增长逻辑转型为发展逻辑。“解放思想首先要跳出规模速度型发展思维定势，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思维。”^④把质量效益放在突出的地位，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实践创新，从长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层次上推进解放思想。

二是把解放思想推进更深程度。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要求，需要更深程度的思想来引领，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解放思想要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新态势、应对高质量发展的新挑战、认识高质量发展的新矛盾，完成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破解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难题。

三是把解放思想推向更广领域。技术进步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调整是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解放思想要增强创新意识、协调意识、开放意识、生态意识和共享意识，要解决事关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长期性问题，构建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解放思想长效机制。把解放思想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相结合，把解放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把解放思想与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构建相结合，把解放思想与新发展共识和新改革共识的形成相结合，开拓思想解放的新境界。

二. 生产力逻辑：发挥质量型生产力的作用

从世界经济增长史来看，生产力是决定国家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关键，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了工作效率，生产力是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围绕生产力发展形成以“意识形态、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为逻辑框架的多重转型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规律。“生产力提高是高效的技术程序的结果：劳动组织、企业和国家组织、实验科学的发现与发明带来的更简单更高效的生产程序，机器的安装与使用、机械能的应用……这些因素造成的整体效能的进步叫生产力”^⑤。生产力是推动转型发展实现的主体力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的直接驱动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力的进步为核心才能真正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他层面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注重的是生产力的质量，而不是过去那种生产力数量。生产力作用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⑥这表明生产力是有质量的。生产力数量是指生产力的发展规模，用人们改造自然获取的物质资料数量来衡量。生产力质量是指生产力的整体效能，是生产力主要因素组合质量。高质量的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实体要素、关键要素、整体效能相互协调的状态。

目前中国生产力已经进入高质量阶段，生产力发展将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整体效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要提高生产力的质量，发挥质量型生产力的作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高生产力的整体效能。提高生产力要素的质量、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质量和生产力的物化成果质量，提高生产力要素协作质量。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知识生产力、高端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在生产力质量提升中的作用，重点是实现技术、制度和结构之间的匹配度，提高生产力的整体效能。二是提高生产要素的协作质量。“生产力组合效率是指按照最佳组合进行要素投入并达到最优的产出。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要素组合和有效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生产力质量提升。”^⑦生产力要素的协作质量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质量，通过生产力要素的组合，提高生产力的综合水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提高生产要素的协作质量一方面要加强产业部门生产力要素的协作，主要是产业间和产业内上下游之间产业的接续，提高产业链的韧性，提高产业发展的厚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生产力要素的协作，实现区域间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正如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⑧。同时加强国际生产力要素的协作，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获得先进技术、人才，提高生产力要素的配置效率。三是发挥数字生产力的作用。数字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标志，是当今时代先进的生产力，也是质量型的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就是通过数字化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数字生产要素、生产条件通过新组合融入生产体系中去所产生的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知识、技术、人力资本、信息、数据、平台、系统是数字经济的生产力要素，这些要素有效结合就形成了数字生产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生产要素和创新生产力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要发挥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创造性劳动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数字生产力是人类应用数字技术于国民经济活动的生产能力，数字生产力为数字经济提供生产要素和发展动能。”^⑨数字生产力是知识创造者通过智能化工具和数据要素而构建的一种新型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各行业，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从而创造社会财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以质量型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时，要充分发挥数字生产力的作用，培育起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三. 动力机制逻辑：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提升机制

从世界经济增长的趋势来看，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的增长已经从数量型增长转向效率型增长，技术水平与知识革新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理论上来讲，经济增长模式分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和质量型经济增长模式，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数量型增长模式以扩大要素投入，以规模经济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过技术进步，以提高效率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在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促进数量型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但是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由资本与劳动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一旦达到极限，经济增长就无法持续。只有技术进步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产生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机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动力是要素驱动，通过扩大要素投入规模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通过提高资本、劳动和技术三大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来实现产出的增长，并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其目标是实现从落后向富裕状态的转变。高质量发展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的方式来实现的，通过创新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其目标是实现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提升机制，这就需要进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是可转换的，经济增长阶段不同，经济增长依赖的禀赋条件不同，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经济增长动力受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建立起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效率提升的动力机制：

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种办法。一方面是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增加每单位劳动力操作的机器、设备。另一方面是改善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提高管理水平。当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提供较多的使用价值总量，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时间的产出会增长。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突出劳动生产率的核心地位，通过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目标导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战略和路径。

二是提高资本生产率。资本生产率是一定时期内单位资本创造的产出，资本生产率衡量了单位资本的产出能力，单位资本产出越高，资本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越高。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生产率变动的趋势是，在工业化阶段资本生产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完成工业化之后资本生产率趋于稳定。目前中国正处在加速完成工业化阶段，资本生产率有下降趋势。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需要通过技术进步阻止资本生产率下降的趋势，通过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资本生产率提升。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判断经济增长质量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要推动技术创新。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促进和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提升使用全球创新成果的能力。另一方面要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水平。引导资源和生产要素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效率支撑。

四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社会资源多种生产途径中进行分配能获得的效率。宏观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整个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来实现。微观资源配置效率通过企业的管理和技术进步来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着手，通过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提高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来实现。

五是提高体制机制效率。主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制约要素创造价值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与竞争力。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要素高效配置，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完善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实现从增长激励向创新激励的转变。推动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创新，健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和落实机制。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开放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以高水平开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 增长逻辑：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体系

经济增长体系是由经济增长的条件、过程、结果等方面构成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实现系统。包括经济增长的条件体系、过程体系、结果体系和支持体系。从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史来看，决定经济增长体系的因素主要是意识形态、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当意识形态、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发生时，经济增长就需要重塑。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体系遵循的是增长逻辑，以数量增长为导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遵循的是发展逻辑，以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导向。

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体系是对传统数量型经济增长体系的扬弃与超越，是从增长逻辑向发展逻辑的转变，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发展逻辑出发重塑经济增长体系：

一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体系。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增长依赖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以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使得一定要素投入获得更多产出，经济发展的质量就会越高。一方面通过引入技术进步来进一步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突破收益递减的制约，通过效率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把信息和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融入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的各个方面，推动形成一系列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深化，从而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型的经济增长。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就需要以创新要素为核心，重塑经济增长条件体系，使高质量发展建立在高端增长要素的条件基础上。

二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增长过程体系重塑，主要是形成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和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从长期发展的视角来看，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供给方面，在供给方面要推动供给曲线右移，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使供给体系适应需求升级的需要，不断提供新的技术供给、产品供给，使供给和需求相匹配，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充分问题。同时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数量型转向质量型，经济结构变迁的方向是从单一转向多元，再从多元转向高级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重塑经济增长过程体系还要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把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与人才链相结合，实现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促进产业结构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以解决高质量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

三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体系。从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以民生为本位，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发展成果的分享性，“明确发展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⑩，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提高经济发展的包容性，让更多的人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另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国民经济竞争力既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它的提高包括通过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通过增强传统产业市场竞争力、新兴产业的创新与升级能力，提高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提高产业竞争力。通过制定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提升宏观调控能力、综合治理能力，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提高政府竞争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通过把数字化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水平，提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来提高信息化力。

四是经济增长的支持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人才和政策支持。一方面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优化基础设施的管理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另一方面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同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和要求，在发挥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数量型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区域政策、技术创新政策、人力资本政策等质量型政策的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五. 制度逻辑：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

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如诺斯所指出的：“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者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⑪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释放制度效应，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需求，加大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进入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是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制度安排还没有建立起来，高质量发展缺乏激励导向机制和约束机制。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完善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制度安排包括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和制度的实施机制。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包括：

1. 正式制度安排。正式制度安排是指有意识地创造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定成文的制度规则。正式制度安排具有制度刚性，以明确的形式确定，由行为人所在的组织进行监督和实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正式制度安排包括：一是完善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制度。从指标体系、统计体系、政绩体系和政策体系等方面完善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制度，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激励导向机制，从增长激励转型创新激励，从数量激励转向质量激励，从规模激励转向效率激励，建立起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激励结构。二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做好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结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实现要素自由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在法治框架下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通过政府行为营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的行政效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三是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产权制度。完善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置制度和产权交易制度，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进一步完善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各类产权、有效降低维权成本，激发产权主体的积极性。四是完善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制度，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以制度创新引领企业创新，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

2. 非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是自发形成并被人们自觉接受的不成文行为规范，包括价值观、伦理道德、习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要是靠人们内在的自觉来维持。非正式制度安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用范围大大超过正式制度安排。高质量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一是树立质量型的发展观。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树立数量增长与质量增长相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相协调的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多方面的协同来看待经济发展。二是树立高质量发展的伦理观。改变传统发展观中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树立起高质量既要考虑经济发展，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既要发展科学技术，又要防止技术的负面影响。通过这种新型的伦理规范去调节人类经济活动，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自然观。自然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建立新型的自然观，从人与自然统一的立场去认识自然，重新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改变过去依靠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

3.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实施机制。制度的实施机制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高质量发展制度实施机制的构建要完善高质量发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形成系统完备和运行有效的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促进制度集成，聚焦基础性和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制度供给，加强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的联动、衔接和配套，提升制度的综合效能。

六. 市场逻辑：推动高质量大市场的创造和开发

从世界长期经济发展史的历史经验来看，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所推动的工业化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大市场的开发则是工业革命爆发，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是大市场的开发。从理论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开发大市场的商业先于工业而产生。开发大市场的商业活动引发并推动生产活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⑫从历史上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因为英国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全球最大的贸易网络。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美国，是因为政府帮助商人开发了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国际市场秩序。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崛起同样是因为国内大市场的开发，只不过与英国和美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大市场的开放是通过商人、金融资本家和企业家开发的，中国则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提升来开发的。^⑬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崛起的原理在于“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是由国家能力实现的”^⑭。

从现代化的历史和一般规律来看，现代化是依赖产业革命和工商业的力量而实现的。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时，仍然要依靠工商业的力量推动高质量大市场的创造和开发，开发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全球大市场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只要创造和开放了新的大市场，供给侧就会自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推进高质量的供给。为此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推动大市场开发我们必须做到：一是推进国内大市场的创造和开发。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市场潜力也是美国的4倍多，国内市场大于北美和欧洲的总和，对世界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供求大于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存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在手机市场、高铁网络得到了验证。所以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中，要着力开发国内大市场，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扩大内需为基点，推动经济结构升级。政府要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维护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帮助企业、企业家创造和开发新的国内大市场。二是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对外开放，转变到主导全球化的高质量、高层次对外开放，为国内企业和企业家创造更高质量更大空间的国际市场。特别是要着力推动“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两次世界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济衰退阶段，世界经济面临着打造新的增长极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任务。从历史逻辑来看，“一带一路”承担着打造世界新经济增长极的任务，只有实现沿线国家的共享共建，走共同现代化的道路，打通欧亚大陆，实现欧亚经济一体化，在为世界经济打造新增长极的同时，为中国开辟广阔的国际市场。“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东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共同现代化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可以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新的国际市场空间。三是实施工业化的延伸战略。工业化的本质是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不仅需要规模化市场，而且能开发出规模化大市场。中国经典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又遇到了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工业化的挑战，要防止各种“去工业化”思潮的误导，积极实施工业化延伸战略，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把信息化、数字化和工业化相结合，通过工业化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数字经济的范围经济效应，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提升开发国内大市场、形成国际市场新秩序，在过去数量型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再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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