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的重要思想实验性文本。但迄今为止，这些文献资料的文本内容及其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仍未得到深入探究，以致它尚处于未被真正打开的状态。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机器问题为中心，通过对MEGA2文献的文本解读，深入探究马克思从《巴黎笔记》《巴黎手稿》到《布鲁塞尔笔记》在机器和工业生产问题上的思想逻辑嬗变，进而揭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围绕机器问题的研究对其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话语的重要理论支撑作用。

一. 《巴黎笔记》和《巴黎手稿》 ∶ 人本主义哲学话语下的机器与工业生产

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遭遇到散见于经济学著作中的关于机器与工业生产问题的不同论述，并最终试图跳出经济学而用哲学人本学话语予以批判。首先，马克思在萨伊、斯卡尔培克和斯密的著作中看到的是机器对劳动分工的从属关系，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人的劳动能力构成物质生产的重要力量源泉。他从斯卡尔培克那里摘录到：“生产（la production）是对人的道德能力与身体能力和自然生产力（les forces productives de la nature）的同时使用……劳动（travail）构成了自然生产力之后的第二生产原则（le second principe de production）。”^①二是劳动分工是劳动生产力的重要来源，机器是劳动分工的产物。他从斯密那里摘录到：“劳动生产力（facultés productives du travail）的最大增进……似乎都是分工（la division du travail）的结果”^②，因为“分工不仅有利于机器的发现（die Entdeckung der Maschinen）−由直接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发现，而且使机器劳动（der Maschinenarbeit）成为一种特殊的劳动部门”^③。三是机器是从属于劳动的辅助手段。他从萨伊那里摘录到：“工具（les outils）和机器（les machines）只不过是利用自然力的辅助手段（le concours）。”^④总之，马克思在斯卡尔培克、斯密、萨伊等人那里看到的是劳动分工在物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机器还完全从属于劳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物质技术基础。

但在随后摘录李嘉图、穆勒、比雷等人的著作时，马克思看到的则是劳动与机器关系的颠倒与对立，机器对劳动的排斥使工人沦为劳动机器。他通过李嘉图看到：“工人阶级（Arbeiterklasse）的价值仅限于必要的生产费用，工人阶级只是为纯收入即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而存在。他们自己仍然是而且必定仍然是劳动机器（Arbeitsmaschinen）……这种劳动机器数量的大小，在纯产品相同的前提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⑤；“国民经济学同工人的关系仅仅在于，工人是［产生］这些私人利益（Privatvortheile）的机器（die Maschine）”^⑥。马克思第一次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遭遇到现实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及其社会经济效应：从斯密的“机器劳动”到李嘉图的“劳动机器”，客观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变革。这种生产方式变革，不仅在实践上带来劳动与机器关系乃至整个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而且在理论上对斯密以来的劳动价值论本身带来挑战。但此时，马克思既不了解机器大工业的客观机制和历史意义，也不理解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和内在张力，因而只是紧紧抓住机器对劳动的贬低及由此导致的谋生劳动状态，进而激发出哲学人本学批判话语。例如，马克思批判道：“国民经济学关心的完全不是国家利益，不是人，而仅仅是纯收入、利润、地租……人的生活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外，非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中。”^⑦ 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建构异化劳动理论的经济学原初语境和理论激活点。例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笔记本I中指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die Entfremdung in dem Wesen der Arbeit）……劳动用机器（Maschinen）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Maschine）。”^⑧总之，在哲学人本学话语下，马克思是从完全否定的意义来看待机器，并将机器概念作为一种隐喻来开展异化劳动批判。

不过，马克思也开始认识到机器和工业的现实历史意义。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基于私有财产的现实历史看到，工业和地产的历史运动蕴含着自我灭亡的必然性，即“工业（die Industrie）必然以垄断（Monopol）的形式和竞争（Concurrenz）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信任人，同样，地产（das Grundeigenthum）必然以这两种方式的任何一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以这两种方式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Untergang）”^⑨。在笔记本III中，马克思从人本主义视域肯定“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定在（das gewordne gegenständliche Dasein der Industrie），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die menschlichen Wesenskräfte）的书”^⑩，并借助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把工业看作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类解放的否定之否定力量，即“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praktischer）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die menschliche Emancipation）作准备”^⑪。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那条隐性客观现实逻辑的理论质点。但在总体上，此时马克思对机器和工业问题的肯定仍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哲学色彩。譬如，马克思从人本学角度将劳动和工业生产同质性地理解为“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die Form sinnlicher, fremder, nützlicher Gegenstände）呈现出来的“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die vergegenständlichten Wesenskräfte des Menschen）^⑫，并把工业生产的有用性看作“外在的有用性”（äussern Nützlichkeitsbeziehung）^⑬。这表明，他尚未正确辨识劳动和工业生产的历史性差别，尚未深刻把握物质生产的有用性所指涉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意义。因此，机器大工业对人类解放的现实历史意义问题仍尚待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深入探究机器和工业生产问题的内在动机。

二. 《加斯帕兰笔记》：关于机器、人类解放和物质生产话语的思想提纲

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在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集中考察了“机器问题”（Maschinenfrage）^⑭，这主要体现在笔记本5中对奥·德·加斯帕兰（Auguste de Gasparin）、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和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摘录^⑮。MEGA2编者指出：“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致力于研究生产过程中的机器应用问题。”^⑯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马克思没有延续此前的哲学人本学批判话语，而是再次陷入失语状态。笔者认为，这不只是因为他再次进入全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是在更深层面上折射出他原有的哲学人本学逻辑正在不自觉地消解，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在不断增强。

马克思开篇便提纲挈领地摘录了加斯帕兰的《论机器》（1835年巴黎版第2版）中的四段文字。他并没有完全遵循原书页码顺序，而是以交错和跳跃的形式进行摘录的，这也是他经常采用的研读方式。笔者认为，这种有选择的摘录已隐含了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思想逻辑：在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展现的客观现实逻辑中，探究机器和工业生产对人类自由解放的历史意义。

一是基于机器发明的人类自由解放与物质生产话语总体逻辑基底的生成。面对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加斯帕兰感叹道：“这是人类向自由刚迈出的又一步……这是建立在事实和幸福之上的自由。由此可见，人类正通过运用他的智力（intelligence）、安排自然力（des forces de la nature）来承担对人类来说非常痛苦却收获甚微的辛劳，以免除人所遭受的奴役。”^⑰对此，马克思概括道：“建立在事实（fait）和幸福（bonheur）之上的自由（liberté）就是人类通过发明机器（die Maschinerie）、运用自己的智力（intelligence）……使用自然力（forces de la nature）所获得的自由（die Freiheit）。”^⑱ 马克思不仅抓住了加斯帕兰所说的“智力”和“自然力”概念，而且着重强调了“机器”对人类自由解放的重要意义，即人的自由解放在其现实性上是建立于以机器为中介的物质生产之上的。^⑲这既是马克思开始从显性的客观现实逻辑出发，对《巴黎手稿》中的“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实践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观点的再次重申，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物质生产话语生成的总体逻辑基础。

二是基于科学努力的社会秩序变革与生产构序逻辑的萌芽。加斯帕兰深刻指出：“虽然哲学和宗教轮流宣告着自由和平等的伟大原则”，但至今仍流于空洞的口号，“人的自由必然且只能来自他的智力（intelligence），正是从人的科学努力（efforts scientifiques ）中必然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le nouvel ordre social）、伟大的解放（la grande émancipation），这是大众的焦虑可预见到但尚无法解释的”。^⑳加斯帕兰对哲学和宗教的深刻批判，并斩钉截铁地将人的自由解放归结于人的智力和科学努力（以机器生产为中介）所带来的社会秩序变革，无疑给马克思带来强烈震撼：在哲学和宗教领域探求人的自由解放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所始终坚持的理论路径，也是马克思此前经历和正在自觉摒弃的路径，加斯帕兰的批评无疑击中了要害。对现实工业生产的关注也构成了马克思决心同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的重要契机之一。基于此，马克思概括道：“（虽然）哲学和宗教轮流宣扬着自由（Freiheit）和平等（Gleichheit），但仍然无力流行起来了。正是从人的科学努力（efforts scientifiques）中必然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nouvel ordre social）、伟大的解放（la grande émancipation），这是大众的焦虑可预见到但尚无法解释的。”^㉑ 结合第一条可知，马克思对“科学努力”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理论层面，而是指向科学知识的实践层面即机器的工业应用。因此，如果说马克思在第一条中确立了物质生产对于人类自由解放的基始性地位，那么此处则进一步认识到人类自由解放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来自物质生产带来的社会秩序变革。换言之，物质生产是瓦解旧的社会秩序、创构新的社会秩序的决定性力量。这隐含了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的社会唯物主义意蕴，包含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构序逻辑^㉒的萌芽，即作为物质生产话语第三层级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萌芽。

三是基于工业机器的使用价值生产与物质生产话语第一层级的隐性建构。在第三条中，马克思将两句看似毫不相干且亦非同一出处的话写在一起：“最好的原则不总是屈从于必需品（nécessités）吗？什么是我所说的必需品呢？是简单的品味、幻想曲、咖啡、糖、最轻薄和最无用的纺织品吗？P. 6. 人类的解放（die Emancipation des Menschengeschlechts）正由工业机器（machines industrielles）的轰鸣声所宣告着。P. 8.”^㉓ 笔者认为，这种摘录方式折射出马克思的深层逻辑意向：一方面，前一句中的“必需品”强调的是物质生产的有用性维度，即使用价值生产，亦是此前马克思在人本学异化逻辑下所说的“外在的有用性”。后一句则是对前两条的再次重申。马克思有意将两者结合起来，恰恰表明他对工业机器带来人类解放的理解，进一步沉降到最初始性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层面，即工业机器对于人类解放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机器的工业应用极大促进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后者正是马克思在《形态》中指认的人类历史性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物质生产之有用性（使用价值）维度的肯定，既反映了他从原有的哲学人本学逻辑向客观现实逻辑的转变，也蕴含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生产话语第一层级的萌芽。另一方面，对照加斯帕兰的原文就会发现，马克思没有摘录这句话：“通过研习（l ’ étude）而变得高尚的人类，刚刚打碎了束缚他的锁链。人类获得了巨大而前所未知的力量的帮助。”^㉔这表明，马克思对加斯帕兰的这一乐观判断是存有疑虑的。而这很可能是由于马克思在李嘉图、比雷、舒尔茨等人那里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对广大无产阶级造成的普遍贫困和残酷压迫。换言之，马克思既承认工业机器的历史进步性，又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机器并不是追求人类解放的唯一现实力量，因为它不但没有实际带来普遍的人类解放，反而给大多数人戴上了更加沉重的锁链。

四是对机器决定论的隐性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方案的潜在主张。面对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弊害和大众对未来解放前景的忧虑，加斯帕兰延续了李嘉图的逻辑，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寄托于外在的补偿理论和机器大工业的持续发展，即“更广泛的教育（l ’ instruction plus étendue）和农村的吸引力（l ’ attrait des campagnes）将容纳那些使城市无产阶级（le prolétariat des villes）剧增的鲁莽的流民（émigrations）。机器—人将会取代人—机器（la machine-homme pourra y remplacer l ’ homme-machine），不必担心激烈的竞争。财产（la propriété）将很快由所有法国人共同分享……”^㉕ 这对于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他只摘录了“机器—人将会取代人—机器”，并评价道：“机器的绝对崇拜者（Unbedingter Huldiger der Maschinen）。”^㉖ 这既是他对加斯帕兰思想中隐含的机器（技术或生产力）决定论的指认与批判，也意味着马克思开始触及工业生产对社会阶级关系的重构。尽管马克思没有言明，但结合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可推知，这一批判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为马克思引出无产阶级革命方案埋下了伏笔：人类解放不能单纯依赖客体向度的工业发展，而必须引入主体向度的阶级斗争，这也构成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基于机器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实践^㉗的萌芽。总之，《加斯帕兰笔记》构成了马克思围绕机器问题酝酿物质生产话语的思想提纲，其中的许多理论质点在对拜比吉和尤尔的笔记摘录中获得进一步发展。

三. 《拜比吉和尤尔笔记》 ∶机器大工业语境中的物质生产话语建构

随后，马克思摘录了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和尤尔的《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由此，马克思第一次真正进入机器大工业现实之中，其中的客观工业生产场境极大促进了他的话语逻辑转换与全新物质生产话语建构。

第一，基于生产方式变革的话语逻辑转变：从劳动主体向物质生产。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基于哲学人本学话语，将劳动和工业生产同质性地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故而尚未正确把握劳动与工业生产的历史性差别，其背后的现实基础正是斯密的劳动分工和劳动主体逻辑。而在拜比吉和尤尔的著作中，马克思真正遭遇到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从劳动主体逻辑向物质生产逻辑的转变，与之相应的是哲学人本学话语与物质生产话语的此消彼长。^㉘例如，马克思在摘录拜比吉时开篇就注意到：“‘制作’（faire）与‘制造’（fabriquer）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前者是与小生产（kleine Production）有关，而后者则与大生产（ausgedehnte Production）有关。”^㉙ 两者的差别反映的正是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差别。随后，马克思在摘录铁矿石被加工为满足各种用途的产品时概述道：“在这个制造的时代（Epoche der Fabrikation），物质材料（die Materie）只需要非常微小的劳动量。那么，一方面是原材料（der Rohstoff），另一方面是劳动（die Arbeit）或制造（Façon）是以何种比例（Verhältnissen）参与工业产品的价值（des Werths der industriellen Producte）的创造的呢？”^㉚ 显然，此时马克思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但从“制作和制造的差别”到这里的“制造的时代”“制造”和“工业产品”等概念^㉛都潜在地向马克思展现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并非抽象的劳动对象化过程，而是劳动主体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对象而产生新对象的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劳动的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式微。

这一事实在尤尔那里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马克思摘录到：“当亚当·斯密写下他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工业的自动体系还几乎无人知晓，因此他将分工视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则是合理的……但在亚当·斯密时代作为有用说明的原则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了……实际上，使劳动适应于不同的个人能力，很少被纳入自动工厂（manufactures automatiques）的操作计划。”^㉜因此，“自动体系（système automatique）的原则就是以机械方法（l ’ art mécanique）代替手工劳动（la main d ’ oeuvre），以便根据每一过程的构成性原则（principes constituans）将其分解以代替工匠（artisans）的劳动分工（division du travail）”^㉝。通过尤尔，马克思明确看到，从劳动分工向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变革，真实触及了劳动沦为机器附庸的客观发生机制，即哲学抽象意义上的劳动对象化现实地表现为客观的物质生产过程，这为马克思真正摒弃人本学异化劳动逻辑，而转向基于机器大工业的物质生产话语提供了重要支援背景。

第二，基于机器大生产原则的生产构序与关系场境建构。通过对拜比吉和尤尔的摘录，马克思第一次真正遭遇到机器大工业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全新的生产有序性和关系场境。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基于物质生产的人与对象物的为我性关系。马克思在尤尔那里摘录到：“无需耗费很大劳力而对各种自然产品（Naturprodukte）进行不断改善，使它们转变成给人带来好处（Nutzen）和享受（Luxu）的对象（Gegenstände），这构成了我们的工厂制度（Manufactursystem）的基础”^㉞，并在拜比吉那里看到“每一种新机器更容易满足其他需要，并创造出新的消遣需要（besoins d ’ agrément），这种需要把持续的享受（Genuß）转化为首要的必要需求（Bedürfnisse erster Nothwendigkeit）”^㉟。可见，在物质生产中，人与对象的关系不再是纯粹抽象的劳动对象化关系，而是人借助劳动资料改变对象物固有的物相性存在形式和关系场境，并重新赋予对象物以新的对象性存在形式和关系场境。后者不仅在于人与新对象物的劳动对象化关系，更在于这种新的对象物含有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而且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是相互促进、不断更新的。换言之，人与新对象物的对象化关系同时包含着新对象物对人的为我性（有用性）关系。这种蕴含着为我性关系的对象化活动就是对象性活动，而这种对象性活动的历史性展开，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建构科学的实践概念与物质生产话语第一层级的原初语境。

二是基于机器生产原则的技术劳作构序。首先，拜比吉向马克思展现了基于分工的技术劳作构序：（1）拜比吉的机器定义是：“当每一特殊的操作（opération）被简化为使用一种简单工具（instrument simple），由一个发动机（moteur）驱动的所有工具的集合（réunion）就构成……一台机器（machine）。”^㊱这表明，机器本身就蕴含了基于分工的劳动与工具的重新构序。（2）拜比吉的分工倍数原理即分工提高生产力的原因在于，“我们为每一特殊过程准确地购买和使用它所需要的技能（Geschicklichkeit）和知识（Instruktion）的数量”^㊲，揭示了基于机器大生产的分工所标志的共同活动方式与生产力的内在关联。其次，尤尔向马克思展现了基于机器体系的技术劳动构序，即人与机器的共同活动协作关系。马克思摘录到：“在工艺学（technologie）上，英语中的工厂制度（factory système）这个术语^㊳是指，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coopération），这些工人熟练而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pouvoir central）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système de mécaniques）……这个术语的准确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organes mécaniques et intellectuels）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automate），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force motrice）的支配。”^㊴ 尤尔描述的工人完全从属于机器体系的场景，既向马克思揭示了他曾激烈批判的劳动沦为机器现象（异化劳动）的客观发生机制，也向他展现了机器大工业创造巨大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即基于机器体系建构的全新共同协作关系和活动方式。总之，拜比吉和尤尔所展现的机器大工业中的技术劳作构序，为马克思从共同活动方式角度建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概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三是基于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关系构序与阶级斗争策略。在对拜比吉和尤尔的摘录中，马克思特别关注到机器大工业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和阶级对抗关系。例如，拜比吉指出，工厂主为了追逐利润而盲目扩大生产和竞争所造成的必然恶果之一就是生产过剩。^㊵生产过剩不但“经常周期性发生”^㊶，而且并不总能自我恢复，因为“工业的生产过剩（Ueberproduktion）并不总是导致新的机械改良设备（perfectionnements mécaniques）的发明，或者新的生产方式（Fabrikationsweisen）的产生”^㊷。而与生产过剩相对应的是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并使之不断激化。因此，这里的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构序是从否定意义上而言的：物质生产创构的社会有序性（“社会负熵”）发生自我否定和自我失序，重新陷入一种无序性的熵增状态（“社会复熵”）。生产过剩和阶级斗争就是生产构序之内在矛盾的表征，并在这种矛盾运动中重新实现“社会逆熵”。^㊸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把握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内在矛盾、引出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提供了潜在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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