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人”有“文德之人”“饱学之人”“文章之士”等多重涵义，^①在“文章之士”意义上的文人，大多时候都是受人重视的群体，但名虽益彰，谤亦随之，汉代以来，对于文人的批评就从未停止，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对文人道德瑕疵的批评。汉末曹丕《与吴质书》中“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②的断语，经南北朝刘勰、颜之推、萧子显、姚察、杨愔等人的重述与发挥，最终简化为“文人无行”，成为文人无法摆脱的恶谥。^③

汉魏六朝是“文人无行”这一话语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关于这一话语的内涵及理论意义，学者已有充分讨论。^④不过，目前的研究，大多站在文人的立场，探讨“文人无行”话语对文人的影响，以及文人对此批评的反驳，少有学者深入探讨“文人无行”话语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

“文人无行”主要指文人的德行瑕疵，正如于迎春先生指出的，对“德行”的要求，本是对士人的普遍要求，文章写作本身与道德并无逻辑关联，也就是说只有当文人广泛参与政治、获得士人身份后，是否“无行”的问题才变得重要，^⑤这显示了文人的士人身份在“文人无行”话语中的关键意义。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既然“德行”是对士人的普遍要求，那么任何士人都有“无行”的可能，为何人们认为“无行”的特征在“文人”身上特别显著？这个问题涉及到文人在士人群体中的定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早期文人的政治地位和仕宦状况入手。

刘勰的《文心雕龙·程器》最早系统地总结了文人的各式瑕疵：

　　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以躁竞，孔璋憁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譸于怀愍，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⑥

《程器》篇的主题，是讨论文士在政治方面建立事功的重要性，其中谈论“文士之疵”，侧重于分析文人因道德瑕累在政治上受挫的种种表现。^⑦其中所述文人瑕累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求取名利心切而不顾节操，最终因攀附权贵获讥，如杜笃、班固、马融、王粲、陈琳、丁仪、路粹、潘岳、陆机等人的事例，本文中统称为“苟容取进”型瑕累。第二类是因自恃文才而轻视世俗，最后因刚愎傲慢而失败，如孔融、祢衡、傅玄、孙楚等人的事例，本文统称为“恃才傲物”型瑕累。

这两类文人的瑕累中，“苟容取进”是批评文人利用文才自结权贵，在仕途中获得优势，“恃才傲物”是批评文人自恃文才而目中无人。前者与文人进入士人群体的途径直接相关，后者则与“文才”成为精英评价标准的情况联系密切。由此可见，“文人无行”这一话题，虽然是对文人的贬低，但却是在文人仕宦、社会地位提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既然如此，那么文人又为何会遭受“无行”的批评？这些批评又遵循着怎样的逻辑和机制？下面，本文将分别从取士途径和精英评价标准的角度，探讨这些问题。

一.   取士观念的才德转换与文士的苟容取幸之累

东汉前中期文官的常规求宦之途，主要有察举、征辟、太学、门荫四条。^⑧其中又以察举和征辟最为重要。从任用方式上看，察举与征辟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才与察举或征辟者的关系。察举是地方向朝廷推荐人才，被举荐者主要由乡里层层向上推举，^⑨士人想要得到推荐，必须在乡里获得良好名声，能够直接为乡里宗族带来好处的孝悌德行最为重要。^⑩而征辟是三公及州郡长官为自己幕府或官府招募人才，被征辟者的政治才能直接关系到长官下属机构的运行效率，因此士人要想在征辟中获得优势，注重的就不是道德孝行，而是在幕府中处理具体政务的能力。

东汉地方长官或幕府的诸多政务之中，文书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东汉初光武帝平定河西后，特地向窦融招募写作章奏的人才，窦融推荐班彪后，光武立即“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⑪。汉章帝时，这种对文书之才的重视开始制度化，章帝在建初元年诏书中明确表示，应恢复前代“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⑫的取士方式；汉顺帝阳嘉元年令进一步明确将公文写作能力列为官员选任的最重要标准，宣布郡国举孝廉“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⑬。

文书工作的背后是一整套文书行政系统。除朝廷中央外，从宰相三公到州郡刺、守的各级长官，都需要有文才的掾属帮助自己处理公文、撰写政论文章，故此他们在征辟时常喜欢选用文章之士充实幕府。如崔骃上《东巡颂》后，窦宪直接将他由处士招辟为掾属，“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⑭，成为幕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这种重视文书之才的取士风气，在东汉催生出许多以公文写作名世的文人，如葛龚“善为文奏。或有请龚奏以干人者，龚为作之，其人写之，忘自载其名，因并写龚名以进之。故时人为之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⑮周树“刺史孟观有罪，俾树作章，陈事序要，得无罪也”^⑯等等，均以公文写作能力在政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赞赏周树“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并将他称为“文士之雄”^⑰。

皇帝、地方长官对文书人才的重视，导致能文之士在士人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赶上了此前因为儒学入仕者的比例，士人群体开始分为熟谙儒家经典的学者型官员“儒生”和擅长政务与文章写作的实干型官员“文吏”^⑱两个阵营。^⑲王充在《论衡》中详细分析了两者的区分，认为当时的仕宦环境是“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⑳文吏在征辟中相对儒生占有优势。

这种高文吏、贱儒生的情况，破坏了儒生原有的仕宦优势，因而遭到了儒生的反抗，儒生反抗文吏的首要武器，就是“德”。正如阎步克先生所说，西汉以来，选官制度的核心在于“以德取士”^㉑。要证明文吏缺乏仕宦资格，最好的策略莫过于指出他们的道德瑕疵。正如上文所说，取士过程中士人的德行，具体体现在乡里的舆论风评。然而，凭借文书之才得到长官赏识的士人中，有许多是因为无法得到乡里美名，才走上征辟道路的，如杜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㉒；赵壹“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㉓，最终仕为郡上计吏；吴质“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㉔等等。这些人在入仕途径中，没有经过乡里的道德考验，这也成为了儒生攻击的重点。按照王充所言，当时儒生指出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㉕认为文吏从小不习儒经，因而缺少道德修养，为官后则会毫无原则地迎合长官意志，逢迎谄媚，玷污品行。王充本人虽然认为文吏、儒生各有优劣，但还是认同儒生对文吏的批评，认为“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㉖由此可见，在王充所处的东汉中期，儒生对文吏批评的主要方面，在于文吏为谄媚上级而不顾道德节操，这正符合刘勰对于文人的批评中“苟容取幸”的面向。

其实，儒生以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为由，认为他们的品德修养必有瑕疵，这种推演逻辑上并不成立：未曾研习儒学经典的人，完全可以既忠且孝；相反，饱读诗书而道德堕落的儒生一样大有人在。^㉗儒生在这里将“遵守道德”偷换为“熟谙儒学”，正是为了将自己在儒学方面的长处，转化为道德方面的权力话语，再通过对文吏德行的攻击，获得仕宦竞争的优势。由于儒生拥有对“德”的解释权，因此他们对文吏的批评，客观上将“文人”与“品行有亏”捆绑在了一起，成为“文人无行”话题的滥觞。东汉末年汉灵帝兴办“鸿都门学”^㉘，“本颇以经学相引，后诏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相课试”。^㉙儒生看到自己的仕宦途径被文人抢占，立刻发起攻击，其重点还在道德上，如阳球上奏批评鸿都门生“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㉚，将鸿都门生描述成投主上所好，攀附权贵的势利小人，这与《论衡》中王充站在儒生角度批评文吏“苟容取幸”，背后的批评话语是相同的。

由此观之，东汉文人遭到“苟容取幸”的批评，其关键不在“苟容”，而在“取幸”，文人凭借写作公文、处理政务的能力，受到朝廷和显贵的青睐，成为官场的宠儿，挤占了传统儒士的仕宦空间。儒士则利用自己在经学方面的优势，将“饱读经典”引申为“严守道德”，再批评文士因经学不熟而道德堕落，最终达到压制文士的目的。文士之中固存在道德有缺者，但作为一个群体被冠以“苟容取幸”之名，却明显有失公允。文人所以身陷这样的道德指责，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以才取士”观念逐渐兴起之时，获得大量入仕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德取士”的观念依然是支配性的取士标准，而对“德”的解释权，却掌握在他们的仕宦对手儒生手里。

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汉末曹丕对文人的批评。曹丕《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㉛此语固然可理解为泛指文人品行问题，但从上下文来看，主要批评的还是文人的贪冒求进。在东汉至魏晋，“名节”常常与世俗功名对立，如班彪批评《史记》“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㉜，王充《论衡·程材》曰“材能之士，随世驱驰；节操之人，守隘屏窜”^㉝，西晋初李密《陈情表》批评自己“本图宦达，不矜名节”^㉞，潘岳《西征赋》自叹入仕后“寮位儡其隆替，名节漼以隳落”。^㉟均以“不顾名节”特指追逐权势。曹丕在下文中将徐幹之“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作为“鲜能以名节自立”的反例，更证明这里的“名节”主要说的就是谦退自守之节，^㊱如此则曹丕批评的“不护细行”之文士，主要指那些随世驱驰、躁进求名而不顾乡里道德之誉的文人。这些文人虽然在当时能够取得才名和地位，但在后世却难免会遭到道德方面的诟病，故不能以名节自立，此论可谓切中肯綮。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此段言论，并非对文人的全盘否定。在汉末人物品鉴的话语体系里，唯圣人能中正不偏，而常人之才则各有偏至，但只要才得其所，一样能发挥巨大作用。^㊲故此，“不护细行”虽在《尚书》原典中是贬义，^㊳但在东汉以后已有变化，如王符《潜夫论》云：“苟有大美可尚于世，则虽细行小瑕曷足以为累乎？”^㊴认为细行并不可掩大德；汉末荀攸等为曹操作《劝进笺》，甚至说曹操推辞九锡和魏国之封是“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㊵，公然劝说曹操放弃“细行”。因此，曹丕说文人“不护细行”，仅是说文人在品行上常常不够完美，并无特别的贬低之意，这与后世所谓的“文人无行”是有程度差距的。

二.   以文取士的流行与“恃才傲物”的批评

指责文人为求官而谄媚君上、不惜名节，是东汉以来“文人无行”批评的主要侧重点，但到了南朝以后，这一侧重点开始有所转变。《南齐书·谢超宗刘祥传》末“史臣曰”：

　　魏文帝云“文人不护细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无竞，身名之外，一概可蔑。既徇斯道，其弊弥流，声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贵身，翻成害己。故通人立训，为之而不恃也。^㊶

《梁书·文学传》末说：

　　魏文帝称古之文人，鲜能以名节自全。何哉？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易邈等夷，必兴矜露。大则凌慢侯王，小则慠蔑朋党；速忌离訧，启自此作。^㊷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

　　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㊸

以上几家对文人的批评，都不再涉及文人为求取官位而不惜名节的行为，而是将矛头对准了文人“恃才傲物”的习性。颜之推和姚察看来，文章本身吟咏情性的特质，会使文人在创作时自我意识过度扩张，导致他们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对他人的鄙视；萧子显则认为文人为了求取名声，常常刻意作出恃才傲物的姿态，以显示不同于流俗。与“苟容取进”相比，“恃才傲物”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并没有太大伤害，但却容易遭到他人的怨恨。故此以上三家，最终都将“恃才傲物”的弊端归结为“取忤人世”“速忌离訧”和“讽刺之祸”这样对文人自身的伤害。

从传世文献看，在《三国志注》所引《平原祢衡传》之前，几乎没有单纯以文学才能为依据轻视或冒渎其他士人的记载。^㊹也就是说“文人恃才傲物”的观念，要在东汉末年以后才开始逐步产生，而到了南朝，对文人批评的主要侧重点已经完全从“苟容取进”转到了“恃才傲物”，萧子显和姚察甚至将曹丕“文人不护细行”的断语也解释为对“恃才傲物”的批评，可见这种观点的流行非常迅速。那么，对文人的主要批评从“苟容取幸”转向“恃才傲物”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又反映了文人处境怎样的变化呢？

上文已述，东汉人之所以会用“苟容取进”的道德缺陷批评文人，是因当时虽然“以才取士”的观念已经开始兴起，但“以德取士”仍然是公共话语中的主流取士标准。然而到了汉末，“以才取士”和“以德取士”之间的主次关系，已经逐渐逆转。徐幹在《中论·智行》中明确主张才高于德，认为曾参、原宪虽然德行过人，但“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㊺在同一时期，曹操发布了著名的三《求贤令》，公开招募“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㊻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㊼者，这都表现出乱世之中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以才取士”标准的接受和认可。^㊽文章之才作为诸多才能的一种，在魏晋之后也受到了更多关注，^㊾到了南朝，随着尚文之风的流行，文才甚至开始取代经学，成为取士的主要标准，《梁书·江淹任昉传论》曰：“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㊿可以作为这种取士标准转变的总结。

当“以文取士”成为取士主流标准之后，“文人”在士人群体中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首先，按裴子野所说，刘宋中期以后“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⁵¹⁾，“以文求进”已经成为士人的普遍行为，自然很少有人会去特别批评文人“苟容取幸”。其次，既然士大夫普遍都能“吟咏情性”，那么在士大夫中能够特别被标举为“文人”的，就不再是普通能文之士，而是文才远高出一般士人的文学家，“才高”就取代了“能文”，成为“文人”的重要身份标志，在尚文的风气中，这也成了精英士人的身份标志。

随着这样的身份变动，文才之士逐渐产生了以文才为核心要素的群体自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文人群体认识到本群体与他群体间的区别，并开始以文才为标准，建构出“文才之士”与“无文之人”两个对立群体。《晋书·谢琰传》载谢琰“与从兄护军淡虽比居，不往来，宗中子弟惟与才令者数人相接”⁽⁵²⁾，即使是陈郡谢氏的同宗，也只有其中的“才令者”才得与谢琰交往，可知谢琰在交友时，对“才”的认同已经超过了宗族认同。《宋书·王球传》载：“（王）球公子简贵，素不交游……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球虽通家姻戚，未尝往来。颇好文义，唯与琅琊颜延之相善。”⁽⁵³⁾王球的两位姻亲殷景仁为陈郡殷氏，刘湛为南阳刘氏，在刘宋时都算是高门，且当时均身居高位。但刘湛“不为文章、不喜谈议”⁽⁵⁴⁾，殷景仁“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⁵⁵⁾，均在文章谈义方面修养不高，因此王球宁愿和自己没有姻亲关系、门第也较低的颜延之互相交往。像谢琰和王球摆脱门第造成的阶级划分，仅通过文才决定交往对象的做法，实质上是通过对无文之士的排除，建构了一个以文才为核心认同要素的精英群体。

第二，文人以文才为认同标准建构出“文才之士”的群体后，下一步就是突出本群体的特殊性与高贵性，对“无文之人”的贬低即为一重要手段。《世说新语·排调》载：

　　魏长齐（魏）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⁵⁶⁾

在这段记载中，虞存通过“约法三章”嘲弄魏不通文章谈义，从而突显了自己在清谈与文学方面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无文之士的嘲讽与排斥，很多时候会无视双方门第和政治地位的差别，形成一种“以下凌上”的态势。《晋书·殷仲堪传》载：“（殷仲堪）复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孝武）帝尝示仲堪诗，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⁵⁷⁾晋孝武帝以帝王之尊，也不免担心受到“不才”之讥。这种情况在南朝更为突出，如梁朝名相何敬容，出身高门庐江何氏，本人是齐武帝驸马，梁朝建国后又久处台阁，吏材出众，可谓一代人杰，然《梁书·何敬容传》载：“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时萧琛子巡者，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⁵⁸⁾《 梁书·江革传》亦载：“（江革）次子从简，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词》以刺（何）敬容，为当时所赏。”⁽⁵⁹⁾江从简以后辈嘲戏前辈高官，反而获得时论赞许，可见不顾门第官位，仅凭文才优势嘲笑其他士人的做法已成当时文人之间的风气。

文人通过嘲讽和排斥“无文之士”来建立群体认同，提升群体优越感，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文人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对立。《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平原祢衡传》言祢衡“恃才傲逸，臧否过差，见不如己者不与语，人皆以是憎之”⁽⁶⁰⁾，即是文士因排斥无才者而被憎的最早例子。南朝以后类似的情况更为常见，如梁代文士刘孝绰“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途间事，由此多忤于物”。⁽⁶¹⁾萧子显“颇负其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㧑而已，衣冠窃恨之”，死后梁武帝手诏“恃才傲物，宜谥曰骄”。⁽⁶²⁾刘、萧拒绝与无文之士交游，实际上就是通过“无友不如己者”的社交隔绝手法突显自己才能的出类拔萃，但与此同时，被排除出交游圈的“无文之士”，难免感到遭受侮辱，因而怨恨二人。这种情况的普遍化，也是南朝文人招致“恃才傲物”批评的重要原因。

不过，倚仗自己某方面的突出优势，鄙夷、排斥不如己者，这样的行为并不是文人的专利。实际上，刘孝绰、萧子显们的行为，与六朝高门士族嗤鄙寒门、寒人以突显自身门第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刘孝绰对公卿“不交一言”，正如琅琊王氏的王僧达对寒人出身的路琼之“了不与语”⁽⁶³⁾；萧子显对宾客“举扇一㧑”，正如琅琊王氏的王球举扇阻止寒人弘兴宗与自己同时列席。⁽⁶⁴⁾在世族社会中，高门士族通过婚姻、仕宦、交游上与其他阶级的区隔，造成“士庶之际，实自天隔”⁽⁶⁵⁾的态势，显示其崇高的身份，魏晋南朝的文才之士只不过重施故技而已。由此可见，当某种禀赋成为划分精英的主流标准时，拥有这种禀赋的人，自然而然会恃此嘲讽、排斥无此禀赋的“他者”，南朝文人“恃才傲物”行为的本质，不是由文章才能本身的特性决定，而是由社会中精英的评价标准决定的。正如华峤所说：“夫富贵者负势而骄人，才士负能而遗行，其大略然也。”⁽⁶⁶⁾

三.   “文人无行”批评背后的权力博弈

如同上文所述，从汉代到魏晋六朝，对文人的批评经历了从“苟容取幸”到“恃才傲物”的转变。决定批评侧重点的主要因素，是当时社会中的取士标准和精英评价标准，与文章写作才能本身的性质无关，这些瑕累也并非文人独有。因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为文人辩解说：“窃妻、嗜酒、扬己、凌物等玷品遗行，人之非将非相，不工文、不通文乃至不识字者备有之，岂‘无行’独文人乎哉！”⁽⁶⁷⁾事实上，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列举完“文人之疵”后说：

　　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⁶⁸⁾

既然文人的种种“无行”之疵，在其他文武将相身上也都存在，且严重程度犹有过之，那么为什么只有文人背上了“无行”的恶名呢？刘勰进一步揭示了其中原因：“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⁶⁹⁾刘勰认为，在众多士人中，唯有文人常常背上“无行”的恶名，是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没有权势的保障。

刘勰的这一观点洵为洞见，值得进一步申发，下面本文就从两个角度解释刘勰所说“文士以职卑多诮”的具体涵义：

首先，“文士”不是一个排他性的身份概念，常常会与其他身份并行，如曹植既是“文士”又是“公子”“王侯”；谢灵运既是“文士”，又是“高门”；陶渊明既是“文士”，又是“隐士”等等。在个人可能拥有的诸多身份之中，“文士”身份的政治地位较低，因此能文之人如果得到了更高的政治身份，世人便不再以“文士”待之。如曹丕自己文采斐然，但言“古今文士，鲜能以名节自立”时，显然并未将自己计算在内，这是因为他此时已经有了“魏太子”这样更重要的身份。中古诸正史在编写《文苑传》或《文学传》时，所收录的大多是能文而无其他功绩者，《梁书·文学传序》自言收录标准是：“（沈）约、（江）淹、（任）昉、（王）僧孺、（张）率，别以功迹论。”⁽⁷⁰⁾《 陈书·文学传序》言：“若名位文学晃著者，别以功迹论。”⁽⁷¹⁾《 北齐书·文苑传序》言：“或名位既重，自有列传；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后书：辄略而不载。”⁽⁷²⁾《 隋书·文学传序》亦云：“时之文人，见称当世，则……各有本传，论而叙之。其潘徽、万寿之徒，或学优而不切，或才高而无贵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没，今总之于此，为《文学传》云。”⁽⁷³⁾既然如此，则只有那些“才高而无贵仕”的人，才会以“文士”的身份将事迹流传后世，所谓“文士职卑”，实际上是因为职卑者更容易被归为“文士”。

其次，文士既然职卑，则必缺少势援，别人在批评他们的时候不必担心政治风险。正如上文所述，魏晋南朝文人“恃才傲物”的种种表现，从模式上看与高门士族蔑视寒门、庶族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历史上对“恃地（门第）傲物”的批评，远远不及对“恃才傲物”的批评。葛洪在《抱朴子·疾谬》中对此做过分析，他认为那些“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气力以求畏。其入众也，则亭立不坐，争处端上，作色谐声，逐人自安”⁽⁷⁴⁾的士人，之所以敢于做出矜夸无理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率多冠盖之后，势援之门”，因而“清论所不能复制，绳墨所不能复弹”。⁽⁷⁵⁾高门士族天生就能获得家族势力的支援，轻松登上高位，再反过来利用政治地位压制批评的声音。相比之下，文人所倚仗的只有文才，文才本身并不包含实际权力，只有通过权势人物的认可才能换取政治地位，因此当文人身份意识增强，开始鼓吹“才俗之隔”，并受到无文之人的怨恨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去压制这种怨恨，只能无条件接受“恃才傲物”的恶名。回过头看，那些在《文心雕龙·程器》中被列为“无行”的文人，确实并没有真正位高权重者，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观点。

相反，文才之士只要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就可以既摆出睥睨世俗的姿态，又能摆脱“恃才傲物”之讥，获得德行兼善的美名。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首先是梁代文士张缵。张缵曾创作《南征赋》闻名当时，被简文帝称为“绮思暧霞飞，清文焕飙转”⁽⁷⁶⁾，同时他也是恃才傲物的典型，曾在湘东王面前嘲笑皇子萧祗、萧恭才学不足，又与当时权臣朱异、何敬容不平，故《南史·张缵传》云其“负其才气，无所与让”⁽⁷⁷⁾。但是张缵是萧衍妻舅张弘籍的继嗣，本人又娶了萧衍的女儿富阳公主，属于梁朝外戚，因此他并没有因为恃才傲物导致祸患，反而一直官运亨通，最后做到了尚书仆射、长兼侍中的高官，最终只是因为卷入了萧绎、萧詧的叔侄之争而丧命。《梁书·张缵传》载张缵死后：“及元帝即位，追思之，尝为诗，其《序》曰：‘简宪（张缵）之为人也，不事王侯，负才任气，见余则申旦达夕，不能已已。怀夫人之德，何日忘之？’”⁽⁷⁸⁾萧绎非但没有认为张缵的恃才傲物是缺点，反而认为正是因为张缵平素有“不事王侯，负才任气”的性格，他对自己的赏识才特别真实和感人。

其次是梁陈间的文宗徐陵。《陈书·徐陵传》曾夸赞徐陵说：“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⁷⁹⁾《 陈书·徐陵传》多言徐陵推赏同僚、奖掖后进的事迹，将他树立为不以文才矜物的道德典型，但是在《陈书》以外的记载中，我们却也能看到徐陵恃才傲物的一面。如《南史·徐陵传》言：“初，后主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辞句。’后主衔之。”⁽⁸⁰⁾据此，则徐陵不但会“诋诃作者”，而且批评相当尖刻。又刘《隋唐嘉话》卷下载：“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为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⁸¹⁾可见即使面对北朝文坛的佼佼者，徐陵也会不遗余力地讽刺。以此观之，《陈书》中对徐陵“未尝诋诃作者”的评价显然并不是完全客观公正。但是，由于徐陵出身相门，在梁陈两朝累登优职，最终在太子少傅的尊位上得以善终，又曾多次推扬《陈书》作者姚思廉之父姚察的文才，使得姚思廉在编纂《陈书》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关于徐陵“恃才傲物”的相关记载，反而将他看作有才而自谦的代表。如果不是后来的《南史》《隋唐嘉话》收录的不同材料，也许“未尝诋诃作者”就会成为徐陵人品的定论，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还有“恃才傲物”的一面。

综上所论，文人在追求仕进、彰显身份时固然展现出各种缺点，但这些缺点也普遍体现在当时各类士人身上，与文章写作才能并无直接因果联系。众多士人中，唯有文人受到的道德谴责最多，并非由于文人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平偏低，而是由于文人群体的特殊社会、政治处境，使他们容易受到道德攻击。

文人群体兴起于东汉取士标准从“以德取士”转向“以才取士”的时代，他们虽然因为政务处理才能在征辟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但却因此遭到了掌握道德话语的儒生的攻击，他们在仕宦中的优势，也因此被塑造成“苟容取进”的道德瑕疵。到了南朝之后，“以文取士”逐渐成为主流取士标准，文人在取得群体认同的过程中，以文才为标准，排斥、嘲戏无文之士，最终又招致了无文之士的反噬，获得了“恃才傲物”的恶名。同时，文人虽能获得精英地位，但缺少政治实力的奥援，更容易遭受批评，这也使得“苟容取进”和“恃才傲物”最终汇聚成“文人无行”的话语，成为中国文人长久不能摆脱的恶谥。

“文人无行”话语的出现和流行，一方面证明了文人群体可以凭借其文章写作才华登上历史舞台，产生巨大影响力，获得世人关注；另一方面也证明仅凭文才并不足以获得足够的政治权力支持和舆论优势。而这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处境的缩影。自中古以降，我国士人虽鲜有不用心于文学者，但亦鲜有满足于自居文人者，刘挚谓“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⁸²⁾，顾炎武谓“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⁸³⁾，他们的观点都不是针对文章写作本身的弊端，而是有感于文人地位之低下，认为仅以文人身份不足以确保在当时和后世获得足够的名声。因此，“文人无行”这种话语，也成了对文人的刺激，使文人“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⁸⁴⁾。这样的心态，使士大夫文学变得极度发达，也使对出处穷通的讨论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