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程，文献学研究的实践，如果从1920年1月上海新诗社编印《新诗选》（第一编）算起，至今正好一百年。”^①以此为原点，经过上世纪30年代一次大的高潮，其后四十多年，现代文学文献学没有质的飞跃。正如樊骏后来检讨这段历史时指出，“史料工作的基础和传统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现象和多种形式的空白；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尚在形成中的学科，表现得尤为明显”；共和国建立之后，尽管出现了数种现代文学史著作，初步建立了现代文学史学科，现代文学文献学却“并没有相应的建树”^②。

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真正自觉需要等到“文革”结束之后。197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大型史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丛书卷帙浩繁，规模恢宏，分为甲乙丙三种，仅仅甲乙两种就有180卷，丙种则为大型工具书《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索引》《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丛书由国内七十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数百位研究者编选，最后由十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为“六五”国家计划重点项目。自现代文学发生至今，这大约仍是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工程。在此前后，一系列的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丛书问世，如薛绥之主编、1981—1986年陆续出版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主编、1985年出版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专门刊发史料类文章的刊物如《鲁迅研究资料》《新文学史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等创刊；各种类型的史料如回忆录得到大规模的挖掘与整理。由此在80年代形成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繁荣与自觉。1985年马良春撰文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1986年现代文学史料学第一部专著−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出版，1989年《新文学史料》分三期发表樊骏总结、检讨现代文学史料学成绩与不足的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同年，马良春任会长的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成立，并出版了会刊《中华文学史料》。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意识的觉醒。^③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与现代文学文献学有着怎样的关系？两版《鲁迅全集》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将对此作些探讨。

《鲁迅全集》对于现代文学文献学成果的吸收

朱金顺在《新文学资料引论》中按照中国传统朴学的治学理路，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分为搜集整理、考证、校勘、版本、目录等五个方面。搜集整理在全集的编纂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辑佚。编目、版本当专文讨论。这里重点就辑佚、校勘、考证三方面来看《鲁迅全集》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

鲁迅作品的辑佚工作在其生前即已由杨霁云开始，并得到鲁迅亲自指导，汇集而成《集外集》。在具体篇目上，鲁迅给予指点，告知线索；对于某些不合适的篇目，明确表示删除，例如译稿《地底旅行》，他人记录的讲演稿《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席上》《读书与革命》《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等。鲁迅还亲自校订，抱病作序，对佚文没有收入此前的作品集的原因予以说明：“有漏落的：是因为没有留存着底子，忘记了。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像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需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⑤《集外集》初版收入鲁迅1933年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未曾编入的诗文合集，共杂文27篇、新诗5首、旧体诗13题14首，另附录《〈奔流〉编校后记》（一至十一）。1958年版将《集外集》收入第七卷，初版绝大多数篇目照常收入，但仍有一些增删。初版中有5篇可作备考的别人的文章没有编入，鲁迅曾亲自抄出，准备补印入《集外集拾遗》中，1958年版则将它们重新编入《集外集》。这5篇备考分别是：《咬嚼之余》附录的《“无聊的通信”》（仲潜，伏园）、《关于〈咬文嚼字〉》（仲潜，伏园）、《〈咬文嚼字〉是“滥调”》（潜源，伏园），《咬嚼未始“乏味”》所附《咬嚼之乏味（潜源）》，《田园思想》所附《来信（白波）》。相比于初版，1958年版《集外集》增加了29首旧体诗、1首新诗，并补入了《“奔流”编校后记》的最后一篇。删去两篇：《“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已收入《三闲集》，初版时系重复编入；《Petofi Sandor的诗》因是译文，另编入《译丛补》中。由此，1958年版《集外集》共收杂文25篇，新诗6首，旧体诗43首，编校后记12篇。^⑥

继杨霁云之后，唐弢潜心辑佚鲁迅作品多年，成果显著，先后结集为《鲁迅全集补遗》（1946）、《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52）等出版。《鲁迅全集补遗》收入鲁迅1912—1934年的杂文、通信、译诗等作品35篇，另附录15篇，访问记1篇。《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散稿，收入杂文、译文、诗歌、通信等104篇，第二部分为《中国矿产志》，第三部分为《人生象斅》，第四部分为《小说备校》。1958年版《鲁迅全集》吸收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可靠、可信的佚文，将其纳入《集外集拾遗》中，但也甄别了其误收的“佚文”。例如《鲁迅全集补遗》即误收两篇伪佚文《百草书屋札记》《艺文杂话》。1989年丁景唐、丁言模撰文还原了史济行（即史天行）伪造佚文的行径：原来史济行假托鲁迅著作的“热心读者”，将这两篇伪作寄给了许广平。1945年唐弢向许广平借来抄录。由于战局紧张，资料匮乏，时间紧迫，又出于尽可能保全史料的考虑，唐弢未及甄别，将这两篇伪作留存在《鲁迅全集补遗》之中。^⑦后来周作人指出，记忆里鲁迅并未写过《百草书屋札记》，并推断这不是鲁迅的文字，因此唐弢在印行《鲁迅全集补遗》第5版时抽去了这篇文章。《艺文杂话》因为年代显得更早，作伪技术更为隐蔽，周作人也无法判断真伪，故仍然鱼目混珠多年。^⑧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也有类似问题，但1958年版《鲁迅全集》宁缺毋滥，对有疑点的佚文把关严格。据现有史料，这与冯雪峰及其领导下的人文社鲁编室对唐弢《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的评价有关。冯雪峰1952年3月12日致王士菁信中写道：

　　唐弢编的《补遗续编》粗粗翻了一遍，错误和不妥的地方，的确太多了。我同意你们所指出的三方面。但错误则自然还有很多未指出的。唐这人，从这个工作上看起来，思想和工作态度上的缺点可说很严重。不严肃。革命的阶级立场差。他自己都好像并不觉得。他大概太受了周作人的影响。对周作人的态度就是很不正确的。于是用这样粗率的工作态度编这些东西，也太对不起这个严肃的工作了。我想，为了帮助他，应把你们的意见和我这点意见直接告诉他，对他还应采取同志的态度。现在纸型已打好，没有办法大改动，但可以请唐弢自己再认真地全部看一遍，能够改的错误都先改正，不能改的可用校正表。编例上不妥处已不能改，要说明的也已不能加入，则可由唐自己在卷前或卷后附一篇说明，对读者交代一下，并且自我批评一下。……他搜集这些材料，对我们当然有帮助，但将来都须严格研究和校订过。^⑨

信件显示人文社鲁编室王士菁、林辰、孙用、杨霁云发现《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存在三方面问题，^⑩冯雪峰也表赞同，并且认为这本书应该还有很多未指出的错误，以后使用时需要“严格研究和校订”。

孙用所藏《鲁迅全集拾遗补编》上保留了写在浮签上的冯雪峰批语，共11处，公开了5处：

　　第201页《什么话（三）》浮签：“什么话（三）不是鲁迅自己的文章，编入似乎不妥，作为附录，较好些。”

　　第328页《开给徐世瑛的书单》浮签：“书单，不是正式的著作，作为附录，较好。不应编入正文。”

　　第440页《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茀》浮签：“题字赠书的，似乎别处还有。这类性质的文字，似乎可以不编入。”

　　第457页《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象》浮签：“此真象既载文艺新闻《新闻栏》，又系该报记者口气，何以认为鲁迅所写？编后记中应加说明。”

　　第459页《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上的谈话》浮签：“这篇谈话没有很确实的根据，且又未经鲁迅看过，编入，似乎不妥！”^⑪

根据冯雪峰的意见，1958年版第七卷《集外集拾遗》确实将《什么话（三）》《开给徐世瑛的书单》作为附录，《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上的谈话》没有编入。《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茀》因为确实是鲁迅文字，最后仍作为附录编入。《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象》不知为何最终也作为附录编入，似乎是误收，1981年版又将其删去。

1958年版《集外集拾遗》是包括《集外集》之后的所有佚文，实际改变了许广平所编《集外集拾遗》的面貌。1981年版则在第七卷恢复了《集外集拾遗》原貌，将《集外集拾遗》之后收集到的佚文编入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后者共收入鲁迅1903年至1936年各类文章112篇，附录44篇，共156篇。其中50篇为1958年以来陆续发现的佚文，是鲁迅研究者前赴后继、持续挖掘的累积成果。例如《寸铁》和《自言自语》是北京大学孙玉石、方锡德发现于《国民公报》^⑫，对于理解五四时期鲁迅的创作与思想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自言自语》，是第一次发现的鲁迅以“神飞”笔名写作的文章，解开了鲁迅研究者多年寻觅而不得的谜，同时把鲁迅散文诗的创作起始年份从1924年提前至1919年，整整提前了五年，被视为“鲁迅研究领域内的一件大事”^⑬。又如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协助中山大学中文系注释《而已集》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从馆藏1927年广州出版的《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上发现了尘封近半个世纪的鲁迅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⑭这篇杂文写作于4月10日，发表于5月5日，跨越“四一二”和“四一五”政变，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鲁迅革命与政治思想的文章。

校勘是全集编纂必不可少的程序，1938年版《鲁迅全集》因为时间仓促，校勘不精成为一大缺憾，以后各版则吸取教训，逐步完善。对1958年版、1981年版校勘工作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孙用。1938年版出版后，孙用就自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校勘，其成果形成为两本专著−《鲁迅全集正误表》《鲁迅全集校读记》。1958年版吸收了孙用大部分校勘成果。以《坟》为例，孙用在《鲁迅全集正误表》中校勘出了38处错误，1958年版照改了31处。如1938年版《人之历史》中有“夫德意志为学术渊丛，保罗生亦爱智之士”，孙用校出“丛”字当为“薮”；“为寇伟博识，据垒极坚”，“为”字当为“而”；“设有动物一隅于此，毕生能产四字”，“隅”字当为“偶”。^⑮1958年版都据以改正。^⑯但也有7处进行了重新校勘，得出了不同于孙用的结果：

　　《科学史教篇》中有“亚勒密提士”，孙用校“勒”字当为“革”，1958年版未改。

　　《科学史教篇》中有“盖无间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孙用校“教宗”当为“宗教”，1958年版未改。

　　《文化偏至论》中有“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孙用校“用”字当为“周”字，1958年版未改。

　　《摩罗诗力说》中有“吾今为桉其为作思惟”，孙用校“为作”当为“作为”，1958年版未改。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有“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拘‘拘挛’的‘逆子叛弟’”，孙用校“反拘”当为“反”，1958年版改为“反抗”。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中有“说话者，未详始于何时，但据故书，可以知道唐时则已有”，孙用校“则”当为“即”，1958年版未改。

　　《说胡须》中有“然而我没有这样闲情别致”，孙用校“样”字当为“样的”，1958年版未改。^⑰

1973年，人文社决定出版1938年版简体重排本，繁重的校勘任务又落到了孙用身上。当时他已71岁高龄，仍冒着酷暑，在上海亲戚卧室中将全集精校了两遍（书在上海排印），使1973年版的质量大大提高，但他高度近视的眼睛也因此受到严重损伤。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说自己视力的衰退：“我的眼睛更不行了，视力衰退，日甚一日，写的字自己看着就模糊，笔画则以意为之。”^⑱1981年版编纂时，孙用已近80岁，眼睛也已经发展到需要叠用两个放大镜才能看字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审读了《译文序跋集》二十多万字的校样，主持全集的校勘工作，仅《集外集·选本》一处，就发现1958年版掉落的19个字^⑲，即1958年版该文第五段“所以《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文选》却在的”^⑳，1981年版校正为：“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㉑

1981年版的校勘工作仅凭孙用一人也是无法完成的，各卷的注释者、责任编辑同样功不可没。仅举一例，如1958年版《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有一段引用张岱《景清刺》的文字中有这样两句：“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第六卷责任编辑朱正想到在那样惊险的场景下，景清跳跃起来询问朱棣不大通，经过仔细对校鲁迅手稿影印件，才发现这里不是“询”字而是“訽”字，是“诟”的异体字。跳起来骂朱棣，这就更合理了。^㉒

考证是编纂全集必经的步骤，其成果直接体现于注释，推动注释日臻精确。例如《二心集·序言》注释4介绍鲁迅的演讲时间、地点、题目等：

　　1930年鲁迅曾经在上海各大学作过多次演讲。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这年2月21日在艺术大学讲演，3月9日又在同校讲演一次；前一次讲题不详，后一次是《美术上的现实主义问题》，这两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3月13日在大夏大学讲演，3月19日在中国公学分院讲演，8月6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这三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讲题也都不详。^㉓

1981年版同篇注释4则为：

　　作者一九三〇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㉔

1981年版注释更正了前版“艺术大学”及第二次讲题的错误，考证出了三个此前“不详”的讲题。《绘画杂论》的依据是发表于1976年6月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第四七、四八期合刊上的刘汝醴《鲁迅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记录》。《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依据是曹白、江丰《鲁迅先生对于版画工作的年表》。《象牙塔与蜗牛庐》除去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的自述之外，研究者还发现一个旁证，即1930年3月1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登载署名敌天的文章《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当》，其中提到：“大概是十三日吧！我们校内（大夏）请了中国鼎鼎大名的文艺家鲁迅先生演讲……末了鲁迅先生最后来登台了！他的题目是《象牙塔与蜗牛庐》，新鲜得很！……”《美的认识》的依据则是1930年4月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署名甲辰生的文章《鲁迅卖狗皮膏药》，其中提及：“我们中国公学……今年开学了没有好久，社会科学院里便有几位巨头的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会。……昨天下午是他们第一次聘请名人演讲。……他的讲题是《美的认识》。”^㉕由此可见一个看似简单的史实的考证，常常需要学界几代人的努力，来之不易。

1981年版注释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鲁迅1919年7月4日致钱玄同信件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书名−《鱻苍载》，编辑王永昌百思不得其解，多方求教也无结果。他为此念念不忘，终于有所回响。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陈新在给他的信中提出了一个猜想：“今推当时他们两人（指鲁迅与钱玄同−引者注）信件往返，多调侃隐语，此名或亦隐语之流也。鄙意此《鱻苍载》者，《新青年》别名也……‘鲜’（按‘鱻’为‘鲜’的异体字）即‘新’，‘苍’即‘青’，‘载’即‘年’，是逐字代替。”王永昌读罢兴奋不已，豁然开朗，认为这个推断十分正确，所缺乏的只是佐证了。于是，他翻遍钱玄同所有书信，终于在1918年12月25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件中找到了证据^㉖，才有了如下的这条注释：

　　《鱻苍载》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尊贵的朋友所必需的鲜苍稔（此是用训诂代本字，学探龙先生的办法）里边的《易经起课先生号》，可不可以稍迟几天送而且献。”按《易经起课先生号》即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这里鲁迅所说的《鱻苍载》，和钱玄同提到的《鲜苍稔》，俱为《新青年》的代称。^㉗

《鲁迅全集》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推动

《鲁迅全集》不仅吸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也推动其前进。这种推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的培养；二是一大批作为《鲁迅全集》副产品的研究成果的出炉；三是学风的变化。

两版《鲁迅全集》都为现代文学文献学培养了一批中坚人才。1958年版的主持者冯雪峰自不待言，其四位编者−林辰、孙用、王士菁、杨霁云后来也都成为鲁迅研究界的元老级人物。林辰长于考证，以《鲁迅事迹考》《鲁迅述林》为其代表作；编纂1958年版之后，又参加1981年版核心定稿组工作，博闻强识，备受尊崇；80年代中期又与王永昌合作，历时十几载，完成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在鲁迅辑校古籍研究领域堪称首屈一指。孙用精通校勘，先后精校1938年版、1958年版、1973年版、1981年版四版《鲁迅全集》及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出版有《鲁迅全集校读记》《鲁迅全集正误表》《鲁迅译文集校读记》等著作，是鲁迅研究界公认的校勘权威。王士菁历任人文社鲁编室副主任、主任，是1958年版的具体负责人，参与1981年版部分工作，1983年接任鲁迅博物馆馆长，主持编纂《鲁迅大辞典》等工作；撰写中国大陆第一部《鲁迅传》，此后又著有《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译》《鲁迅创作道路初探》《鲁迅的爱和憎》，是鲁迅注释领域的专家。杨霁云早年即以辑佚鲁迅作品闻名，可惜新中国成立后不再著述。四人分别以考证、校勘、注释、辑佚著称，各占现代文学文献学一门。

1981年版的注释组涉及13省市26家高校及科研单位，集结了国内鲁迅研究界的大部力量。除去老一辈已经成名的大家如王瑶、川岛、李何林、蒋锡金、雷石榆、赵景深等，大部分还是中青年学者。他们经过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纂的洗礼，很多都快速成长为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中坚。例如南开大学的张菊香、张铁荣，天津师范学院的王锦泉、王国绶，中山大学的李伟江，延边大学的陈琼芝，河北大学的刘玉凯，上海师大（今华东师大）的汤逸中、王自立、陈子善，辽宁师院（后转入苏州大学）的徐斯年，山东师大的韩之友，福建师大的温祖荫，厦门大学的应锦襄、庄钟庆，复旦大学（后转入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王锡荣等。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学界瞩目，自不必笔者再一一列举，但《鲁迅全集》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注释者们共同的记忆。

编注《鲁迅全集》在很多学者那里有研究原点的意义。陈子善如是谈及1981年版《鲁迅全集》对他个人的影响：

　　那时也是“四人帮”倒台前夕，我们学校参与了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承担的任务是注释《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三集》和鲁迅的书信。^㉘……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地查找史料，采访前辈作家，和前辈学者在一起工作、交流等，走上史料研究的道路。那段时期的工作，包括后来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集中校稿、审稿，为写好一个注释下的许多苦工夫，都对我影响很大。就我个人的际遇来说，如果不是参加注释组，可能后来会一直在写作教研室工作。可以说，没有注释鲁迅，就没有陈子善，我至今很感念这个最初的学术训练。在注释鲁迅作品的过程中，我遇到的很多问题，以后在史料研究中也遇到了。因为之前大部分都已经碰到过，后来我就知道怎么处理了。……我一开始学着做学问，就是研究史料，然后就喜欢上做史料，假如没有这个熏陶，我可能会跟大家一样去搞理论。也正是这个经历，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前辈作家、学者，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他们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做学问的方式，包括待人接物等。^㉙

从这段访谈中可见，参加《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首先改变了注释者的个人命运。在当时环境下，陈子善政治背景简单，借调比较容易，而戴着好几顶“帽子”的朱正、包子衍、徐斯年等，借调本身就很复杂、曲折。^㉚但参加注释之后，他们的命运由此转变，甚至可以说，编纂《鲁迅全集》成为他们人生的拐点。如朱正此后从湖南出版局调至湖南人民出版社，鉴于朱正在鲁迅研究领域的成就，省出版局局长胡真找他谈话，决定建立一个“鲁迅研究编辑室”，让他负责，希望让湖南成为出版鲁迅研究书籍的一个中心。^㉛由此朱正迎来了他出版生涯的巅峰时期。又如包子衍，参加注释工作后，从济南三中调动至上海社科院，尽管他仍感到不如意，但较之过去，可谓天壤之别。改变最大的当数王锡荣，从上钢五厂的工人调动至上海鲁迅纪念馆，此后经过个人的不懈努力，成为鲁迅研究领域的名家。王锡荣对于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的经历充满感情：“那两年是我人生最辉煌的两年，最有意义的两年。”^㉜

个人际遇的改变还是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参加《鲁迅全集》编纂工作给予注释者方法论上的启蒙与训练，注释者此后的研究无不带有这段经历的深深印迹。陈子善自述：“《鲁迅全集》勾连人物众多，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鲁迅文章中提到的人物很多后来都成为我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起点，一个难得的机遇！”^㉝纵观其研究路径，参加编注《鲁迅全集》之后，陈子善先后研究过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台静农、黎烈文、叶灵凤、潘汉年、刘半农、邵洵美等，确实是“以鲁迅为圆心，一圈圈向外辐射”。

汤逸中也从研究方向和方法两个角度谈及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

　　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对我的学术影响很大，参加之后我才确立了研究方向。后来我就参加了《鲁迅大辞典》的工作，和薛绥之先生一起负责事件部分的注释。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学会树立严谨的态度，治学要有可靠的扎实的根据，观点要从材料中来。学问要严谨，不要引用不可靠的材料，尽量不能用孤证，要尽量多的材料，要辨别真伪，等等。^㉞

孙党伯则认为：

　　对于我以后学术方法的影响是比较注重考证，要尊重历史事实，需要有真凭实据才能下结论。以后我研究郭沫若，对其作品版本的改变就很注意，发现郭沫若经常改动自己的言论。^㉟

王锡荣谈道：

　　那时候学术历练之大，学术见识之广，是以后少见的。跟前辈聊，北京新书、出版信息的膨胀……从中还学习了编辑学、目录学、校勘学、出版的业务，等等。从北京回来以后，1981年我到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馆刊，就轻车熟路了。^㊱

他们的习得可以归结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方法，也就是目录、校勘、辑佚、考证、注释等专门学问。对于注释者而言，参加《鲁迅全集》的编纂相当于进行长达数年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全面、集中的训练，对于他们个人乃至整个学界影响深远。

《鲁迅全集》编纂的同步及其后，产生了一大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成果。这里尤其要提到1981年11月出版的《鲁迅研究百题》。该书是名副其实的《鲁迅全集》的“副产品”^㊲。1980年暮秋，《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已进入尾声，大部分注释者都完成了手头的工作，因为《全集》而聚集的队伍即将风流云散。为纪念这段共同战斗的岁月，也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尚在京的注释者们商议合作一本书，这就是《鲁迅研究百题》。全书号称百题，实际是96题98篇，将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过程中未及展开的过程与材料呈现出来；文笔上追求通俗易懂，背后却是扎实的考证作支撑，涉及的很多也是《鲁迅全集》生平思想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丰赡。例如第17问考证《阿Q正传》序言“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中“引车卖浆者流”是谁。1958年版只是笼统地注释说：这是“指白话文。”^㊳1975年在日本发现了鲁迅对日译本《阿Q正传》所作的校释85条，其中第4条校释为：“（此系林琴南氏攻击白话文时所写文章中的话）（“引车卖浆”，即拉车卖豆腐浆之谓，系指蔡元培氏之父。那时，蔡元培氏为北京大学校长，亦系主张白话者之一，故亦受到攻击之矢。）”^㊴但这只是鲁迅的“一面之词”，编辑王永昌与陈早春去访问蔡元培之子蔡无忌，仍然无法得到确证。由于时间紧迫，1981年版注释只能在沿用1958年版文字以外，又在后面照录鲁迅的原注。1980年春天，孙玉石等找到署名思孟的《息邪》，文中造谣蔡元培之父“以卖浆为业”，这才算找到铁证。当时第一卷早已付印，欲改不能，只有等到2005年版补齐。^㊵《 鲁迅研究百题》执笔者共47人，以类似的问答形式集中展示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的成果，可以说是注释者们前后数年研究成果的一次展演。

我们简单罗列部分成果：1980年4月，凝聚包子衍多年研究成果结晶的《〈鲁迅日记〉札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这位后来英年早逝的鲁迅日记研究专家的代表作。80年代他还编著《回忆冯雪峰》《冯雪峰年谱》，为冯雪峰研究开山铺路。1980年6月，马蹄疾著《读鲁迅书信札记》出版，结集了16篇阅读鲁迅书信的心得文章。1981年他又出版了《鲁迅讲演考》。1980年9月，陈漱渝著《鲁迅史实新探》出版，系择取作者多年成果中24篇文章结集。此前，作者还编著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1982年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出版，系将编注《鲁迅全集》过程中的书信考证成果结集，此后他转向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用十年之力编纂《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词典》。1982年陈子善与王自立合作，编就了他第一本书《郁达夫忆鲁迅》，然后一发不可收，陆续编《郁达夫研究资料》《郁达夫文集》《回忆郁达夫》《知堂集外文》《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等，开始实践其以后提出的“现代作家研究文献保障体系”。张菊香、张铁荣结束编注《鲁迅全集》工作之后，先后合作完成《周作人研究资料》《周作人年谱》《周作人集外文》，成为内地周作人研究的先行者。王锡荣此后则有专著《鲁迅生平疑案》《周作人生平疑案》问世，甚至直到最近出版的《日记的鲁迅》，仍可视为编注《鲁迅全集》工作之后的产物。

这些专著不仅呈现数量的井喷，质量上也创造出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个高峰，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湮灭它们的价值。例如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对鲁迅1904—1933年间书信中的疑难之点作了详尽的考释。在旁征博引各方面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印证，理清了关系，找到了答案，对理解鲁迅的这些信件的确大有裨益，是一项很见功力的成果”^㊶。其中《“木瓜之役”考》，通过“录引、编排、考释、说明”两类材料−当事人的回忆及报刊上的报道，从许寿裳等关于“木瓜之役”的回忆、关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木瓜之役”发生的原因、“木瓜之役”大事日志四个方面完整、系统地钩沉了“木瓜之役”的前因后果，较为完满地解决了“木瓜之役”这一考证问题，对于许寿裳、许炳坤、张宗祥、杨莘耜四人回忆文字的铺排考辨尤其精彩。

研究队伍的整齐建制与成果的持续生产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学风的转变，学界重新树立起重第一手材料、重考据的实证主义学风，重新接续中国古代朴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革”结束前，现代文学研究界呈现出重“论”而轻“史”，方法上“以论带史”的倾向，重考据的实证主义学风整体处于被忽视、被压抑的状态。应锦襄对此有过细致的描述：

　　建国之初开创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的王瑶先生原是十分重视文学全面形势的。搜集材料力求齐全。但这种治学方法在五十年代末竟未得传承。那时学者都以苏联文学史的写作方法为圭臬，以作家作品为主，以点带面而兼及文学语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因政治上的取舍，对史学性材料无法求真。报刊上连篇累牍，大抵都属史论。文学史著作，都是史料不全，立论偏颇。不但文学的时代形势模糊，就是作家作品，也不能实事求是地进入全面分析。^㊷

文中提到“五十年代末”这个时间点不是偶然的，应与当时发生的从《红楼梦研究》批判延烧至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有关。重考据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正是胡适一直倡导并在学术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占据统治地位，如今则被连带批判。任继愈奉命撰文写道：“胡适为了引诱青年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脱离革命，他曾竭力宣扬在他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指导之下的考据学。在这一科学研究部门中，他有意地把社会历史上的大问题化为小问题，把社会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化为枝节问题。在‘科学工作’的外衣掩蔽下，散布他的‘少谈主义’的反科学反革命的毒素。”并且指出，“这种片面专家‘研究’方法……不止在过去曾经‘谬种流传，误人不浅’，直到今天，它还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严重障碍”。^㊸尽管任文在后文仍表示要正确对待考据，要让考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原则指导下规规矩矩为科学研究服务”，但在当时历史语境中，重考据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注定被打入冷宫，“文革”中更是被指责为“烦琐”“客观主义”“逃避政治”。

对材料、考据的忽视向相反面发展，则变为随心所欲、断章取义式剪裁、编织材料，以此满足政治运动的需要。“文革”中，鲁迅作品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运动材料“宝库”。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者之一杜一白形象地写道：“他们要‘粉碎文艺黑线的反革命专政’，就狂呼《发扬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批倒批臭“四条汉子”》；要‘批林批孔’，就抛出《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等黑文；要‘批儒评法’，就鼓吹《学习鲁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批儒评法》；要‘评《水浒》，批投降派’，就高喊《鲁迅评〈水浒〉评得好》……”^㊹这种形同绑架、篡改鲁迅本意的文章尽管铺天盖地，学术意义却近于零，数量越多，离鲁迅越远。也因此，新时期才会出现“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呐喊。

学风的转变当然并非一蹴而就。“文革”中仍有学者甘于寂寞，甘坐冷板凳。李宗刚曾以《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合刊为例，敏锐地指出：“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从学术研究所显示出来的某些迹象来看，则意味着有些学者欲通过资料的发掘、订正和整理，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鲁迅。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新时期到来之际，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率先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镇，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鲁迅资料的整理汇编，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㊺而这一进程与1971年即发动的《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基本同步。

学风转变的标志是研究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自省。徐斯年曾反思自己在新时期初期的文章中对朴学的评价仍存有“文革”色彩，同为注释者的马蹄疾当时即尖锐地指出：“朴学绝不是烦琐哲学，指责它逃避政治也似是而非。这门学问了不起，应该重新评价，充分肯定它的价值。”^㊻也因此，重考据的林辰的意义凸显出来。姚锡佩回忆：“当时我们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思想上、文风上依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流毒，而先生重实据的治学态度，无疑是治疗我们浮夸学风的一剂良药。”在《鲁迅全集》编纂的过程中，老一代文献学者对于中青年学人的潜移默化，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孙玉石也指出：“他们的为人品格，广博知识，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对鲁迅、对读者的负责精神，耳濡目染，给了我以后的治学以深深的浸润。”^㊼这种学风转变完成的标志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及的1985年马良春的名文《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一种实事求是的扎实沉稳的学风从理论上得以确立。

《鲁迅全集》的编纂始终与现代文学文献学互动。编纂《鲁迅全集》既从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考证等各个方面全面吸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成果，又从培养人才、催生成果、转变学风等角度全力推动现代文学文献学进一步发展。在历史任一时期，《鲁迅全集》的编纂毫无疑问都是现代文学文献学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一互动将继续演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