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寻常的一件事情。平日里人们的口头述说，主要着眼于当下，是为传递信息或解决某些问题而进行的一种人际间的交流，因其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一旦叙述完成很快就会失去意义。还有一类口头述说，其着眼点不在于当下而在于过去，以对个体以往生命史的回顾或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讲述为主要内容，我们将这类口头述说称为口述史。与传统的历史叙事注重宏大主题和英雄人物不同，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借助芸芸众生的口头叙事，为我们研究历史事件及历史中的个体和群体提供了一种微观视角，自下而上地去认识和理解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

一.   由个体叙事迈向集体生活的表征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口述史最早为历史学家所采用。与依赖史料或“故纸堆”的传统史学研究相比，口述史则倾向于对人们所述说的“活生生”的历史开展研究。可以说，对口述史学方法的采用抑或承认，使得历史学研究跳出了文献档案典籍等客观实物所限定的藩篱，转向了对人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注。历史研究的这一转变或是一大进步，让历史研究的资料库陡然间横向扩展，尤其是其关注点从上层转向下层。通过口述史，历史学家可以收集大量的史料，区别只是在于，这些史料不是记载在书本上的，而是通过人们的叙事呈现出来的。

叙事主义者相信，人类经验基本上是故事经验。人类不仅依赖故事而生，而且是故事的组织者。而研究人的最佳方式是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记录有关经验的故事。^①口述史因其具备的故事性而为以研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为己任的社会学所采纳，但与历史学关注个人陈述中的史实不同，社会学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更加多维。具体说来，它至少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与历史学相似，社会学意义上的口述史也关注个体的生命史，并将生命史视为重要的研究素材。但仅仅只包含个体生命史的口述史，充其量只能作为回忆录，比如唐德刚所做的《张学良口述史》，作为一种历史学的研究史料被记载。与历史学不同的是，社会学很少会将某一个人的生命史作为研究主题，单个的生命史至多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或解释因素，从而为社会学者所关注的研究主题提供佐证材料。第二个方面是主题访谈。可以说，主题访谈的加入使得口述史研究有了某种社会学的意味。但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访谈不同的是，口述史中的访谈主题依然隶属于被访者个人生命史这一框架之中，主题一般与被访者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历史议题有关，这一历史议题在当下对被访者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②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与历史议题相关的主题其覆盖面往往不会仅局限于某一个体，其影响的往往是一个群体。如此，口述史中的主题访谈，为研究者深入开展某一项社会学议题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通常需要关注的是，访谈者提问的时点把控，问题的简洁清晰，同时尽量不打断或不干扰被访者的生命史叙事，以保证个人生命历程陈述的连贯性和完整性。第三个方面，对在社会学意义上从事口述史研究甚为重要，即要在个体的口述史中着眼于集体或社会建构的探讨。正因为有此抱负，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一群体，通过大规模的口述史料，提炼出其中的个体困窘并将其转化为公共议题。这既是社会学自涂尔干倡导社会学主义以来的研究旨趣所在，也是对米尔斯所强调的社会学想象力的直接回应与关照。

关于上述的第三个方面，需要多说一些的是，社会学中的口述史研究，虽然也是通过个体口述史的采集而实现，但自始至终，社会学都更为关注群体而非个体。因此，很难说一项只针对某一个人的口述史研究是一项典型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领域已经开展的一系列口述史研究中，我们看到有对土改时期农民群体的研究^③、对知青群体的研究^④、 对新中国工业建设者群体的研究^⑤、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家群体的研究^⑥，这些研究无一例外，都是聚焦于一个群体，并且常常会聚焦于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fate）。命运共同体系因巨大的个人无法抗拒的命运降临而形成的个体成员间的特殊集合。彼得·贝尔在研究香港地区SARS流行时，曾将命运共同体特征归结为七个方面：群体成员面临共同的危机或命运挑战；这一共同的命运持续一定的时间长度；由此群体成员相互间形成了守望相助的道德密度；在此期间个体不存在随意脱离共同体的可能性；群体有一定的可以借助的组织和物资资源；群体成员有一套由语言和认同组成的精神的汇聚轴线；以及各种仪式行为。^⑦由此可见，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强有力的聚合体，它将其中的个体成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共同的人生经历、共享的物质资源、一致的目标方向的引导下，个体成员形成对危机、命运甚至使命的共同认知，并由此生成出一套相似的符号和意义系统。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2019年开展的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访谈中，我们发现，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会反复提及参加三线建设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亲历者个人的认同十分清晰，即“好人好马上三线”，而从沿海城市奔赴“三线”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够睡好觉”……这些流行的话语体现了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共同认知和价值共识。正是通过对共同命运的集体担当，个体成员的生命历程因为与整个共同体的紧密相连，不但形成了彼此相似的生命轨迹，而且结成了彼此交织关联的社会结构，使得个人生命史的陈述也因此具有了集体记忆的性质。通过群体尤其是生命历程彼此有交集的命运共同体成员的一个个口述史，我们可以预见涂尔干意义上的某种突生性质的生成，而那些具有集体性、公共性、历史性的议题也逐一浮出水面，个体的口述史也因此可以成为理解历史与表征群体命运的经验素材。

二.   建构之维：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

如果说共同体的叙事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的着眼点，或者说共同体尤其是命运共同体是“提升个体经验的平台”^⑧，那么，口述史中叙述了什么，以及如何叙述，则是进行一项口述史研究时必须关注的两个问题。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口述史中到底叙述了什么？这是叙事之内核。作为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回忆与讲述，可以肯定的是，口述史的叙述体现了叙事者的个体记忆，但这种记忆并非是对个人的生命历程的一般性回忆。在我看来，社会学意义上的口述史叙述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两层内容：（1）在相当的程度上，它是基于访谈者的问题而呈现出的个体生命历程；（2）更进一步说，它是受当下的社会与历史以及共同体的共识（集体框架）所呈现出的集体记忆。

就叙述的第一层内容而言，正如前文所述，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更像是一种口述史叙述加主题访谈的综合性活动，而访谈者的提问在有意或无意间，会对被访者的口述史陈述产生了某种引导。在被访者进行生命历程的陈述过程中，访谈者会向被访者抛出一系列围绕一定的主题事先设计好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与被访者相关，同时也与访谈者的认知相关，起码在后者的理解中是亲历者重要的生命事件。被访者在了解了这些问题之后，会自然而然地挑选贴近主题的记忆内容，从而实现了与主题无关的记忆信息的第一次过滤。在这里，被访者是根据访谈者的问题来筛选记忆的。如此呈现出来的记忆与自然状态下叙说的记忆显然不尽相同，前者明显受到了访谈者的认知、对生命历程的理解以及学术与社会偏向的某种干预。因此，可以认为，口述史中的记忆呈现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生命史，它首先是基于（访谈者）问题的回忆，或者说是围绕某一主题铺陈而来的生命史。这一点不难理解，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其实体现了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共性问题，即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研究者在场所可能附加的影响。传统的方法论告诫研究者要客观并与参与者保持距离，以保证研究结果没有受到研究者的个人干预^⑨，但在口述史研究中，由于生命史叙事的特殊性与回应性，研究者总会以一定的方式参与其间，因此这一问题更应得到关注，下文我们会再具体谈及这一问题。

关于叙述的第二层内容，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否受到引导或干扰，个体的叙述模板都是基于自我生命历程的个体记忆。但个体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个体的经历、体悟与记忆自然与当下的社会与过往的历史休戚相关。因此，个体的记忆中总是包含着时代的烙印和对当下的理解。更进一步的是，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个体知晓其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在其生命历程中所获得的群体资格或多或少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⑩共同的经历、彼此关联的社会结构，甚至是无以抗拒又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共同交织成一张无形之网，将共同体中的个体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紧密性使得其间的个体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世界上都呈现出某种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为共同体成员复述或回忆历史提供了一套主观框架。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时的个体记忆就已经超越个体本身，而成为一种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从个体生命历程的叙事延展到集体记忆，这既是对社会学经典研究议题保持警觉性的自然反应，也是上文提及的在个体的口述史中着眼集体建构探讨的要求。集体记忆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创建，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哈布瓦赫肯定了个体对集体记忆的承载。他认为，一方面集体记忆是通过个体进行传达的，另一方面又只有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体才能进行记忆。^⑪在这里，作为涂尔干的弟子和学术传承者，哈布瓦赫更强调个体记忆受制于一种外在的、结构化的东西，正如涂尔干所言集体心态并不等于个人的心态，它有其固有的规律。^⑫具体说来，这一规律可以理解为，个体是在群体中按其共同的经历及由共同经历和社会环境所模塑的框架记忆的，因此也必将随着群体的转换而发生记忆的改变，一如哈布瓦赫所言：“当我们从一个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时，我们就会改变记忆，一同改变的还有我们的观点、原则和意见看法。”^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搭建了桥梁，帮助我们理解个体记忆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凝结为集体记忆。可以说，没有群体或共同体的概念，个体记忆就是散在的，而对共同体尤其是命运共同体开展口述史研究，则可以被视为点燃个体记忆的群体化过程。单单打开记忆的大门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通过这些记忆去认识和理解个体生命史的同时，去努力建构出群体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三.   口述史访谈：叙述中的能动与被动

在对口述史的叙述内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转向对第二个问题——如何叙述？即对口述史叙述过程的关注与分析。口述史研究的过程包括事前准备、访问过程、资料的记录和整理、再访，整个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参与，既然有人的参与，我们就不能忽视这期间人的作用和影响。以往的口述史研究大多只关注口述史内容本身，而对口述史研究的过程，特别是口述史访谈过程中人的在场的关注较少。下面，我们将从叙述的能动性与被动性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先谈叙述中的能动性的一面。首先，述说本身就是主体能动性的一种体现。长久以来，口述史因其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被视为正统史学的对立面而难以作为一种可信的研究资料而存在。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在英国社会史学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下层、少数族裔及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相信，一旦芸芸众生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材料来使用，历史就会被赋予新的维度^⑭，而口述史则为获取“底层和边缘的历史”提供了渠道和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改变了历史为权力单向掌控和书写的性质，赋予了不同的共同体书写自己历史的动机与权力。^⑮主体的能动性在“自我书写”的过程中得以凸显，这是体现能动性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其次，主体的能动性也体现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这里我们需要厘清几个概念：事实、记忆、叙述。事实，是唯一的真实，但百分之百还原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记忆，是对事实的一种加工处理，但无论是个体记忆中的错位还是遗忘，也无论是集体框架下的塑造还是建构，这一加工处理很多时候是无意的；叙述，则是在记忆基础上的一种面对询问者或聆听者的能动性发挥。被访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集体记忆框架、个人好恶，以及当下的社会环境和叙事时的具体情境，决定选择什么、回避什么、忘却什么，尽管其本人主观上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选择、回避或忘却，或认为这一切行为都理所应当。通过叙述，被访者实现了自我观点的表达，同时也作为集体意识的表征，传达了共同体尤其是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这一自主意向，大大增强了群体历史的鲜活性和生命力。

再谈叙述中的被动性的一面。显然，叙述的过程也体现出了叙事主体同时又是访问客体（被访者）的被动性。首先，叙事主体在叙述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受到访问主体的引导。做口述史访谈时至少会有两人在场：一位访谈者，一位被访者。在口述史访谈进行之初，访谈者一般会向被访者大致介绍访谈的目的，希望得到的信息，被访者则会根据自己所理解的访问者的相应要求进行述说。这里要强调的是，虽然被访者叙述的是个体的生命历程，但是由于访谈者的事先介入，被访者的述说实际上不仅是在访谈者的引导下进行的，而且访谈者的兴趣也从根本上预先裁剪了被访者的叙事，以致后者在述说过程中会有意或无意地去迎合或回应访谈者关注的问题，故而回避掉了其他未必不重要的个人经历。而访谈者在被访者述说过程中的提问，则更可能引导被访者围绕某一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叙述。换句话说，由于访谈者的介绍和提问，叙述出来的是通过双方互动（提问与建立在理解上的回应）筛选出的记忆。其次，他者在场对叙述的限制。一个人在回忆往事时，一人独处时的遐想可能是最为自由的，但是一旦要将记忆在他人面前述说出来，就会受到各方的限制。显然，面对社会、法律、道德甚至个人羞涩感的钳制，有些记忆是难以在别人（即使是亲近的人）面前说出口的。亲历者在叙述之时，这部分自然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删减。既然有些记忆在当下的场合（比如讲述者的身份、所在的场所）不能和盘托出，那么呈现出来的叙述的真实性就会打些折扣。而如果访谈对象同时涉及两个人以上（比如夫妻、父子或同事）在场，他们彼此间的情感和社会关联也会发生影响，不仅一方的情绪会感染另一方，一方的说辞会干扰另一方，一方的存在本身就制约或裁剪了另一方的叙事；尽管这类生命史的访谈也常常有它最为积极的功能：一方的回忆能够引发、补充或证实或证伪另一方的记忆。如此，叙述虽然是被访者的个人行为，但在这一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他人在场，这里的他人除了访谈者，其他被访者，其实也包括了当下的社会环境和当时的具体情境。再次，被访者的述说也受到群体结构性框架的制约。前文在提到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时已经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时段中所经历的相同遭遇和相似的命运，为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一套相似的符号和意义系统，这一结构性的框架为几十年后个体通过口述还原早年生活提供了相对一致的叙事基础，使得亲历者的口述成为带有共同体精神的集体记忆。^⑯

根据上述分析，述说中的能动性和被动性实际体现了记忆的三重属性，即检索性、被触发性和被建构性。记忆的检索性表现为个体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对记忆内容进行检索，这是个体主动选择的过程。记忆的被建构性则体现了结构性因素对个体的影响，从涂尔干到哈布瓦赫，社会学主义的秉持者们一直认为，个体间的结构性关系形成了原先的个体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而群体的突生性将记忆这一个体化的产物最终塑造为具有结构性特征的集体记忆。记忆的检索性是对记忆最一般和最直接的认知和理解，记忆的被建构性在记忆（集体记忆）研究领域也已受到广泛的讨论和接受。相比较而言，记忆的被触发性受到的关注则并不多。我们认为，在口述史的研究过程中，访谈者的出现开启或触动了被访者的记忆，而由此获得的口述史的叙述，也会因访谈者的研究兴趣而决定其具体的叙事路径甚至具体内容。因此，无论是从经验资料收集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对记忆研究的角度来看，在口述史研究中记忆的被触发性都应受到进一步的关注。

四.   讨论：记忆的被触发性与多维建构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群体及共同体的口述与集体记忆再现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中命运共同体的意义进行了诠释；我们也讨论了口头叙事的能动性与被动性，但对记忆的被触发性的关注却把我们带回到了一个最初始的问题——记忆如何被触发？有关个体生命历程的记忆常常是一段段被尘封的往事，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当下的社会与权力秩序、过往或当下的共同体共识以及生理性遗忘的作用下，一直经历着被检索、被遗忘、被重构的过程。很多时候，这一过程是悄然无声的，是无意识的，甚至大多数时候在永不重启的状态下归于寂灭。如果说，远古时代的人类常常为了文化与习俗的传承而借助于口头叙事和个人记忆，那么在正统史学独占历史叙事主流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普通个人的生命史只在家族或家庭的记忆中才有某种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记忆如何被触发？”是1950年代口述史诞生并赋予历史新的维度后，在现代性语境下的一种社会性发问。直到这一刻，个体的记忆才被系统性地触发、唤醒，他人甚至是讲述者自己，才能感受（或再次体悟）到人生的或普通、或隐忍、或豁达但多数并不辉煌的个人生命史；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说，这通过触发或燃点个体记忆的火花所欲实现的，还不仅是个体的命运影像，而是群体、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甚至社会的某个断面的展演，它能够以某种纵贯的方式展现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纹理。

前文已充分肯定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而这一主体性和能动性正是通过个体叙述表现出来的，口述史不仅改变了历史为权力单向掌控和书写的性质，而且从个体的视角实现了对宏大历史的补白。由此，通过口述史，我们相信不同的共同体都能够而且应该撰写自己的历史。^⑰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口述史所体现的这样一种主体能动性实际是在一定的触发下生成的。从访谈者与被访者接触开始，访谈者向被访者介绍访谈目的，强调某一段历史或某一历史事件，此时被访者的记忆自然就会定格在某一段，并主动在那段记忆库中搜寻与此相关的信息，这是记忆第一次被触发。比如，在开展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调研时，因为我们的访谈目的很明确，也在开始阶段就清晰地交代给了被访者，因此获得的口述史料主要都是围绕三线建设及被访者的个人经历展开的，而与三线建设无关的经历，因为我们未提及，被访者也鲜少提及。再比如，在开展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者的口述史研究时，我们的关注点在与商业经营有关的议题上，那么与此无关的经历被访者也几乎不会提到。另外，访谈中的提问常常会再次引起记忆的被触发，当被访者在回忆和陈述时，有些地方是被一笔带过的，但如果此时访谈者进行追问，被访者就会被动地引发追忆。访谈中有时会听到被访者说“如果你不提，我都想不起来了”，有时这段“不被记得”的记忆是被访者刻意略过的，有时则是由于访谈者的提问而被触发或被重新打捞起来的。

除了记忆的触发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访谈者左右的之外，在访问与叙述之间，因为访谈者的个人差异，记忆被触发的程度也往往不同，并因此最终可能获得完全不同的记忆事实。访谈者与被访者在一般情况下彼此是不认识的，而要一个人在陌生人面前讲述自己的生命史，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况且一个人的记忆中，也总存在一些不愿被提及的往事。因此，访谈者的访谈能力和技巧就显得特别重要，不但需要打消被访者的顾虑，很多时候也要有共述、共景、共情的能力。^⑱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应该具备良好的经验质感，要注意经验的完整性，多方搜集资料，善于运用各种工具来搜集尽可能完整的经验资料，包括调研时关注被访谈人的身体语言，要全神贯注地去感受访谈对象的各个侧面（包括外貌、衣着、神情、语言，也包括访谈进行中的环境）。^⑲同时，恰当的语言和肢体动作也可能帮助被访者打开心扉，尽可能详尽地叙述自己的生命历程。

如此看来，现实的口述史既是历史与社会宏观建构的结果，又是由访问者与亲历者的互动微观建构的结果。共同体成员口述史的最终呈现实际上体现了多个维度的影响，既包括叙说者本人的主观意愿、共同体的共识与共享话语系统，也包含了访谈者的引导干预，以及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因此，通过口述史的材料去分析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时，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多维因素的影响和建构。不过，虽然在这些被接纳为个体记忆的口述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共同的叙事基调，并归纳出带有共同体一致的精神特征的集体记忆，但需要提醒的是，在使用这些口述史材料并进行推演时，应该保持谨慎。正如科瑟所说，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⑳，这里的“立足现在”除了指向一般意义上的当下社会，也应该包括了口述史访谈现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应当重视口述史的访谈过程，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口述史的访谈过程带入分析的框架。

如果借助“星火燎原”做一个类比，那么口述史访谈是燃点记忆的起点，访谈过程中访问者与亲历者的互动是助燃的风力，在两者的作用下才能燃起命运共同体成员个体记忆的火苗，并最终得以呈现集体记忆的燎原之火。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没有访谈的触发性，个体记忆的火苗不能燃起，而访谈过程中的双方互动则决定了燎原的方向和范围，一个个燃起的个体记忆火苗在共同体的草原上蔓延，就最终突生成超越个体的集体记忆的燎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