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现有社会科学从发展过程来看，无不与现实中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涌现的实践难题紧密相关，“对任何的社会事件做因果关系的理解都是在实际中获得的”。^②而安全是人类社会从产生之初就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相伴相生。所以，对安全的研究从社会科学产生就给予了关注，当前安全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拓展，其中公共安全研究表现最为突出。要理解公共安全首先就要理解安全的基本要义，从规范意义上来看，安全最初集中于军事领域，主要是指在军事斗争中实现免于危险和没有恐惧的状态以及对这种状态的维护和保障的含义。^③此后随着对安全概念的深入研究，其内涵与不同类型的主体联系起来被赋予多个含义，诸如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其中，公共安全则主要集中于公共领域和法律规范层面，最初是作为一种刑事犯罪的罪名来呈现的，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④，其内涵主要强调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其后，随着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公共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极大的延展，社会稳定、风险冲突、应急管理等新兴范畴也被纳入其中，已经超越了单纯法律意义的解释。尤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出以后，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对拓展意义上的公共安全问题进行了积极回应，正在迅速成为公共管理学科中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议题，因此就有必要“梳理并划分公共管理学的主题领域或分支学科，提炼出重要的科学问题，并加强对这些分支学科及重要主题的研究。聚焦并推进这些主题领域的研究，必将大大夯实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基础”。^⑤相对于探讨公共安全相对比较宏大的主题，本文主要将焦点放在其重要分支之一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上来，因为后者相对来说更容易聚焦研究对象和把握实践规律。

要研究社会公共安全问题，首先要明确其基本含义。公共安全是指在公共领域内社会公众享有安全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国家运行具有良好治理秩序，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类型的伤害，使得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身心健康、民主权利和自我发展具有实质性的保障。从其涉及领域来看，既包括自然灾害领域，也包括政治社会领域，既包括工程技术范畴，也包括国家和社会治理范畴。而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作为公共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重点集中关注于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国家社会领域的冲突与治理领域。结合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社会公共安全是指以研究国家社会领域的冲突与治理为核心，维护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和化解社会矛盾，探讨执政党与各级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化解冲突的相关要素以及经验规律，促进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由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主要是研究社会领域的冲突和矛盾，而在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语境下，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主要围绕当代中国社会稳定问题而展开研究，其中最为典型的则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群体性社会矛盾^⑥，它能够比较综合地反映当前中国维护社会稳定和化解社会冲突的情形以及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通过对群体性社会矛盾的研究，“不仅仅可以透视国家感知、思考和应对社会冲突的基本模式，而且可以顺藤摸瓜，进一步考察造成这样一种模式的历史情势”。^⑦所以，围绕群体性社会矛盾的产生、演化、化解以及后果进行深入研究，就比较能够有效探究中国社会公共安全实践的逻辑，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发展方向（见图1）。因此从一定意义上，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主题可以转换为围绕着不同类型的群体性社会矛盾而展开研究，相比较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而言，中国群体性社会矛盾不仅数量比较多而且类型也比较丰富，正是基于此中国社会公共安全可能就在这一点能够实现理论的突破，也吸引了众多西方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分别形成了公民权利视角、抵抗政治视角、阶级形成视角等多个不同概念性研究框架。具体来讲，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稳定问题越来越突出，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化解各种社会冲突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重点关注内容。从最初的农民围绕乱摊派、乱收费以及乱提留到后来的城市围绕拆迁、征地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以至于现在频发的各种环境群体性事件，无不说明了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深入研究的紧迫性。面对各种以集体行动呈现出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也对此进行了有效的反应。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各级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社会公共安全所重点关注的群体性矛盾也逐步脱离原有的社会治安和刑事司法的范畴，开始演变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和社会概念，越来越多地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出于维护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国家治理层面上对于以实现社会矛盾化解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越来越重视，社会公共安全与维护社会稳定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国家也开始以立法形式对于社会公共安全进行明确界定。如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就将社会安全事件纳入处理应急突发事件当中。不仅社会公共安全实践已经在国家治理中逐步实现了常态化，而且社会公共安全也逐步在社会治理层面得以实践，也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诸如现已经普遍推行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它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因素进行分析，评估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对不同的社会风险进行等级管理，制定风险应策略和预案，采取措施防范、降低、消除社会风险，以期有效规避、预防、控制和应对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确保重大事项的顺利实施，进而避免和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⑧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将社会公共安全作为城乡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实践中，“只有当某一政体框架里的公民相信在此框架内可以通过组成联合或结社而获得各种利益时，感化才有自己的活动天地，这种活动天地就是‘公众’”。^⑨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社会公众对于自身的利益认知逐渐清晰化，并越来越倾向于进行自我的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加上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以往经济高速发展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涌现，例如由于经济增速下降所导致的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员增多和就业问题凸显等问题。不同地方政府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去产能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欠薪、裁员和改制等引发的劳资纠纷问题不断增多，以及不良贷款、地方债务和非法集资诱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层出不穷，仅2016年就连续发生多起非法集资导致资金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涉案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呈现出组织化程度高，网上网下联动突出，连锁反应快、向政治领域传导等新特点。当前推进的村改社区中也面临着不少治理困境，社区安全问题也日渐凸显。“中国社会仍然处于矛盾多发、频发阶段。从民众的感受来看，潜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目前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存在贫富以及干群之间。从民众的感受来看，潜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目前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存在贫富以及干群之间。因为劳动关系冲突，征地拆迁矛盾以及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多发频发。”^⑩社会公共安全领域面临各种难题，在为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图  1  社会公共安全关键词关系网络

其实，不仅从事政府管理的实务界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进行了关注，公共管理学界也对该问题进行了高度的关注。不仅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层面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给予高度关注，从全球治理层面来看，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与社会公共安全相关的难民流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国际热点问题无不是其关注对象，因此国际范畴内“安全研究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可以接纳多数理论生产能力和公共议程上排序靠前的议题”。^⑪在这种背景下，公共管理领域类相关研究文献量迅速增加，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主题的各种国内国际会议几乎每年都在举行，社会公共安全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领域。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公共管理“十三五”优先资助领域研究报告，就将包含社会公共安全在内的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作为一个单独而重要领域列入其中。^⑫社会公共安全研究领域增长不仅反映在科学研究层面，而且也反映在硕士博士等高级人才培养的层面，国内高校一大批硕士博士论文选题以社会公共安全为研究对象，国内一批高校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上分别设立了相应研究方向或者二级学科。目前，公共管理界已经对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形成了一定共识，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整体雏形已经初步呈现。

虽然国内关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研究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但是要形成代表性理论体系、明确研究对象、规范研究方法，并且已经形成了可以共享的价值、理念以及技术等此类内容有机集合体还需要较大的距离。如果根据这个标准来对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进行评判的话，就会发现我国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仍然还处于初级阶段，诸如缺少完整的学科核心概念、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大量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对策性建议，基础性本体性探讨内容不够，鲜明的学科特征还没有形成，与公共管理其他二级学科的对话能力还比较薄弱。而要建构明确社会公共安全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畴，首先就需要探究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理论源流，从本体论意义上搞清楚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本质所在，进而厘清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发展趋势。

要真正理解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学术基础，就需要在理论层面追寻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性存在，亦即学术发展的本体论意义，因为“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本体论（Ontologie），或者，它压根儿什么都不”。^⑬不同于其他一些学科，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具有实践问题驱动的典型特点，中国社会转型涌现出诸如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的社会公共安全案例，为学科发展提供丰富研究素材同时也促进其“野蛮式增长”^⑭，促使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趋势。正如同沃勒斯坦所说：“经济学问题也不是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于一切社会科学分析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⑮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现有的知识结构来看，主要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在这些相关学科中，它们基本上都是从学科出发来研究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具体而言，政治学侧重于从国家权力和政治结构的角度进行研究，社会学侧重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等角度进行研究、管理学侧重于组织变迁和技术策略角度进行研究，法学侧重于从法治规范和权利义务角度研究，心理学侧重从心理认知和心态变化角度进行研究。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中多个学科的介入，已经成为该领域研究有效推进的最大动力之一。

但是无论是哪个学科，“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验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⑯，即通过明确研究对象进行科学规范研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集中于不同的理论脉络当中。通过梳理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会发现其理论来源主要包括风险社会，社会运动、危机管理三大理论板块，这三大板块从不同层次上支撑了当前社会公共安全研究领域的主流文献和理论来源。风险社会理论出现是与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紧密相关，风险产生既与风险事件和行为的随机性有关，也与人类社会对风险影响的认识和把握中产生的不确定相关。风险最早是指中世纪殖民商业活动中所产生的结果不确定，后来进入了金融、保险等行业，成为经济学领域中各种商业投资决策进行概率计算的重要工具之一。与经济学研究侧重于商业分析不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侧重于从制度结构与社会文化层面^⑰来分析风险问题，贝克和吉登斯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贝克从近现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角度对风险进行了研究，认为现代化催生了各种新的社会风险，风险的逻辑代替了传统社会运行逻辑，并且重塑了政治和社会的分配方式，成为工业社会中现代自我政治化的动力之一，“风险社会产生了新的利益对立和新型的受威胁的共同体，它的政治实施能力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⑱，尤其对政府决策以及政策实施正在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同时现代化变迁中所产生的各种风险都可能演变成为社会冲突，“风险、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在所有的社会部门都变成了一种社会冲突和社会形成的源泉”^⑲，面对风险越来越多的局面，贝克主张以普遍化的开放政治来化解风险的挑战。与贝克从制度层面来关注个体风险不同，吉登斯更加注重现代化在个体化运行中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强调了风险社会中社会公众越来越个体化以及出现的更多不确定和焦虑感，“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已经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⑳正在减少，加上公众对专家和公认权威的信任降低，需要公民建构“积极信任”的公民身份，进而越来越有意识管理他们生活中感受到的各种风险。无论是贝克还是吉登斯，他们所探讨的风险是基于对原有西方社会制度建构反思基础之上，认为“风险与不确定方面的根本性社会变化是风险发生质变以及社会转型的结果”。^㉑所以他们共同关注于社会结构方面所形成的风险，不同于以往技术层面的客观风险，试图提出一套更为有效制度来应对现代化进步过程中所产的负面效应和新的风险。虽然中国一定程度上与风险社会理论描述的具有后现代场景的西方国家不同，但是中国所进行的急剧社会转型，不仅使传统的社会风险继续存在而且各种新兴的社会风险不断涌现。^㉒所以，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介绍引进以后，迅速成为研究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最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不同于风险社会理论具有浓厚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色彩，社会运动理论更多地体现了结构性理论的特点，充分反映了西方社会“在公民权利几乎变为普遍的时刻，生活领域的不平等取代了普遍要求的公民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权利的位置”^㉓的基本特点，它的理论传统分别来源于美国的集体行动理论和欧洲的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分别形成了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框架建构论与新社会运动理论等理论范式。^㉔资源动员论则主要强调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通过各种方式动员起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该运动认为社会运动“以维系这些活动的组织、网络、传统以及团结一致为基础”^㉕，这些资源具体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技术手段，合法性等等。政治过程论不仅注重分析社会运动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而且还要分析其内部的组织、动员与行动过程，包括国家政体、选举制度以及政党制度的政治机会结构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框架建构论则从文化和心理分析的角度，注重探讨意识形态、观念塑造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围绕着社会运动中价值观念框架的创造、发展和更新过程，“不同的社会群体、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其中围绕社会现实的建构和定义而展开斗争的一个场所”^㉖，从而研究了社会运动中认知框架的谋划、话语、连接、渲染、扩展、转变甚至竞争等过程（见表1）。新社会运动理论更多反映了西方社会中诸如反核、环境保护、和平运动、同性恋等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政治社会现实，它们在追求个人自主和自决的过程中强调对于社会和文化行动符号等内容的控制权，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组织形态表现为松散的、隐蔽的和易逝的状态，特别“强调个人的自我表达，以实现一个轻等级，重参与的社会”。^㉗总体说来，由于社会运动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加上其研究事实与社会公共研究对象有较高的契合度，这种理论来源也迅速成为国内学者喜欢借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一。随着学术界对于社会运动理论进一步推介以及相关翻译著作的出版，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社会运动的理论来分析的中国现实案例，因此社会运动理论也构成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与前两者分别侧重社会哲学和政治结构的理论研究，危机管理理论更加偏重于实践层次，更加关注社会公共安全的具体操作层面，尤其关注危机事件出现之后的事前，事后与事中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管理。其实，危机管理理论主要强调“通过寻找危机根源，本质及表现形式，并分析它们所造成的冲击，我们就能通过降低风险和缓冲管理来更好地进行危机管理”。^㉘最早将“危机”概念引入学术界的美国学者赫尔曼将危机界定为一种决策主体面对威胁的情境，强调危机管理本质上是决策的思路。此后艾利森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经典案例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危机决策三种模型：即理性行动体模型、组织行为模型、政府政治模型^㉙，希望能够为更好地解释和预测危机提供基础。在此基础上，西蒙根据“有限理性”原则提出了包括认知式决策、附属式决策、自我满足和激励式决策在内的三种危机决策类型。20世纪80年代以后，危机管理的研究更多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管理学，开始逐步关注整个危机全过程性的管理，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危机管理过程的理论模型，如芬克提出的征兆期、暴发期、延续期、痊愈期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奥古斯丁提出的危机防范、预备、确认、控制、解决、学习的危机管理六阶段论，Coombs等提出的包括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在内的危机生命周期模型^㉚，以及跨越跨政治边界、功能边界以及时间边界的跨界危机。^㉛“ 非典”事件发生以后，基于国家战略需要的推动和社会关注程度的提高，学术界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迅速增多。总体来说，目前中国的危机管理的研究重点关注危机管理的过程分析、政府危机管理的决策体制，中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个案分析、国外危机管理经验借鉴等方面。即使如此，如有的学者对应急管理领域评价的那样：“更多的是将国外理论搬来用于解释国内危机管理中的一些问题，急于推出各种不同的概念框架用于解释现实中的现象，对于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则缺乏检验。这些零散的概念解释框架缺乏必要的辨析，来分清相互认同之处和存在差异的观点。对于西方理论和模型中的概念进行操作化和测量时，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搭接不紧密。”^㉜从这个判断可以看出，仅仅依靠危机管理理论是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

综合以上不同理论来源，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有不少交叉和重合之处（见表2）。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们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核心概念的处理是比较模糊的。^㉝如果对照传统的学科划分标准，风险社会理论偏重于社会学层面、社会运动理论偏重于政治学层面、危机管理理论偏重于管理学层面，这样就必然会影响这各自的理论预设，“这些预设尽管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也没有被明确地表述出来，甚至连坚持这种预设的科学家本人都没有意思到，但是它从根本上制约着科学家们观察世界、提出问题和建构理论的方向与方式”。^㉞并且从总体上来说，这三种理论脉络的预设与中国的现实场景还存在着不少差异，例如社会运动理论的所有假设都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发育已经比较成熟的基础之上，而中国政治社会的传统历来体现为强国家强政府，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国家政权体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占有绝对地位，而社会领域虽然成长比较快，但相对还是比较薄弱。如果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必然会对解释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现实场景产生误导。因此无论以上哪种理论框架，都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所以要建构基于中国实践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体系，一方面需要在整合以上理论来源的基础上，结合“学科内部的差异往往大于学科之间的差异”^㉟的现实情况，同时需要结合中国的实践厘清一些基本概念体系，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建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有效拓展其分支研究领域夯实研究基础。

“在不同学科受训的人们在应付同样问题的方法上仍然存在明显不同，存在着丰富的变化和多样性。”^㊱针对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中正在蓬勃兴起的理论与实践现实，要调适其研究张力与增强实践适应性，就需要处理好问题驱动与本体基础、对象多元和模式单一、知识拓展与学科边界等三对基本关系，从而拓展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促进新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增长点的出现。

首先，要处理好问题驱动与本体基础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从发现既有问题出发的，如果没有与实践联系十分紧密的研究议题，任何的研究都无法有效提炼出可以系统化和知识化的理论类型。由于面对大量同类问题或者相近的问题，就会形成新学科发育成长的巨大空间。从这一点来说，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具有天然优势，无论是全球治理层面，还是国家治理层面，或是社会治理层面，它们都在创造出不同类型的社会公共安全案例。从最初的个别化、零碎化以及带有随机性质的研究议题出现，到相对普遍化和带有规模性问题的出现，已经形成一系列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域，而这些都是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15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来百人以上群体事件发生多达871起，而这些内容都为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且，与国外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议题相比较，中国的社会公共安全的实践案例更具有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如同一项针对中国群体性事件所做的调查所反映的那样：“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矛盾主要集中在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有近40%的受访者认为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有着比较严重的冲突。同时，认为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非常严重的受访者比例均在10%左右，远远高于其他群体矛盾认知水平。”^㊲以上这些情况在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以解决，但在中国却表现得比较明显，加上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新的研究情景，“新的传媒技术手段成为弱势群体的抗争武器，他们借用新媒体平台将自己的不满和抗议在公共舆论中传播”^㊳，诸如此类问题就会对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提出崭新的命题。由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是典型的问题驱动而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野蛮式成长”状态，在形成一定研究领域同时也会产生相应的缺陷，其内部的紧张关系随时都存在，如研究对象容易漂浮，研究群体过于庞杂、研究问题过于泛化、问题取向和学科取向容易出现疏离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重视学术的本体性基础，建立紧密的问题取向与学术取向纽带关系。因此，未来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还需要从本体论意义上构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理论和体系，缓解由于问题驱动和本体基础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㊴，“如果没有理论上的努力，如果最后没有发展出一个可以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实的理论，再多的资料和数据也无意义的”。^㊵所以，寻找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本体论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下属学科，社会公共安全本体论建构不仅面临着公共管理母学科的本体论问题，也面临着其自身本体论基础的问题。对于前者来说，学术界对此反思已经比较多，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认为“在试图使公共行政科学自然科学化的努力中，这些法则和假定的法则排除掉了规范价值，并与一种难以救治的个体心灵所导致的扭曲没有关联，且被假定为不受文化环境的影响”。^㊶其实，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都多多少少面临着缺少本体论基础和规范价值的短板，对于形成时间较短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更是如此，甚至有可能面临学科发展的身份危机问题。公共管理母学科成长中的遇到的短板问题，必然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包括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在内下属学科的发展。如何将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原有的理论来源进行重新提炼，夯实社会公共安全价值研究的短板，是塑造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本体论所面临的任务之一。

在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发展之初，问题驱动以为其成长提供了相应的研究领域与对象。而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需要提炼本学科的本体论基础，不仅仅是简单地满足对研究问题的罗列和整理，或对典型案例的搜集整理，而要进一步将问题驱动与问题基础的研究有机统一起来。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是在借鉴国外不同理论脉络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无论是风险性、脆弱性、不确定性这些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还是抗争、冲突、维稳等具有政治内涵的概念，都应该纳入社会公共安全统一的研究谱系当中，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实际，建构其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本体论基础。根据中国目前实际情况，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本体论既应该有理论面向，也应该具有实践面向。如同罗伯特·达尔在《公共行政学：三个问题》一文中所提出的关注规范价值、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环境的三者关系。所以从理论层次来看，社会公共安全研究需要重点关注政府治理（包含政党治理）、社会行动者（包括认知、行为和价值）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围绕研究主题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面向。从实践层次来看，社会公共安全研究重点需要关注社会冲突和社会稳定领域，既要关注城市社会公共安全，也要关注乡村的社会公共安全^㊷，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学术本体论基础以及相对连续的研究谱系。^㊸

其次，要处理好对象多元与模式单一的关系。由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通过问题驱动而逐步建构起来，所以就很容易形成“大量的公共事务和行政的研究都在当代问题中跳来跳去，无视过去的经验和研究，这导致了今天积累的成果大部分都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㊹从实践中可以看出，与社会公共安全相关的研究对象随着社会发展层出不穷，除了传统意义上以犯罪预防为主的社会治安研究对象之外以及各种传统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近几年以来还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各种新兴的社会风险点不断涌现，例如不同类型城市的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改变原有的城市社会公共安全运行逻辑，“农民工”社会群体在形成过程逐渐形成了较强的群体认同意识，而城乡户籍制度和福利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跨越空间的资源动员能力，“政治控制的弱化为集体行动开启了方便之门”。^㊺而城市中一些原有社会公共安全的预警机制以及治理形式正在面临失效的危险，尤其是在一些特大型城市治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㊻不仅如此，实务界和学术界在对有关社会公共安全话语的使用中，还存在着有一定的差异性。实务界侧重社会治安领域，主要立足于建立和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重点关注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态势和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学术界则更多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层面来关注范围较大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事件背后蕴含的公共管理的学术逻辑。不断涌现导致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对象的多样化以及相应话语的差异，对具体研究中使用何种研究模式就带来了一定困难。公共管理主要包括解释性（实证性）、诠释性（历史解释）以及批判性（辩证批判）三种研究反思，这三种主流的公共管理研究模式如何适当地应用到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当中，关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能否规范化发展。但问题在于“它的立场是经验性；它关注的是那些可以用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事实”^㊼，往往对其他的研究模式容易忽视，甚至是忽略不计的。这一点从目前研究中看得非常明显，如果社会公共安全的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基本上呈现出空白的状态，那么研究对象和研究模式之间就呈现相对隔离的状态，即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可以研究的议题非常多，但研究模式却呈现出单一化的状态，对象多样化与模式单一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就因此产生，长此以往非常不利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长远发展。

针对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在明确研究中国社会群体性矛盾的核心命题和基本范畴基础上，社会公共安全应该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冲突与治理实践来展开研究。之所以要明确基本研究范畴，因为“一旦提取到基本研究范畴，就意味着相关研究命题及其结论获得了理论合法性，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命题从此确立了典型问题与权威解答，成为所谓经典命题，即承载着经典原理的命题”。^㊽在明确学科范畴基础上，就有必要从学科本体意义出发，采用公共管理规范的研究模式来进行研究，实现对象多元和模式多元的匹配一致。其实，在公共管理的三种研究模式当中，除了第一种解释性研究模式目前应该比较广泛之外，另外两种研究模式基本上很少引起大家的关注，实际上它们的研究空间也是巨大的。对于批判性研究模式而言，它是希望“通过给予人们从单向度思维解放出来所需要的知识，允许他们展望使其更接近自主决定共同未来的替代选择”。^㊾也就是说它主要通过对变革的社会结构研究，包括产生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实践中来寻求研究对象的意义。最近中国社科院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就说明了这种研究模式的意义所在，如“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太公平甚至非常不公平的人占了51.2%；认为城乡居民之间的权利和待遇不太公平，或者是非常不公平的约占50.3%；因为工作和就业机会分配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占40.3%；认为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太公平或者非常不公平的占33.9%”。^㊿社会公众认知中的不公平感与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往往有着直接紧密联系，而它也正是公共管理批判性研究模式所擅长的。从严格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思想也属于批判性研究取向，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当中，社会冲突具有非常重要地位，并且其相关理论思想后被新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发展和提升，构成了公共管理批判性研究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说这种研究模式在未来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中大有可为。同样，公共管理的诠释性研究模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社会想象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这种思维方式是建立在组织成员、利益相关人和公民凭借关注他们的经验、价值观、对话与话语体系，凭借对他们语言和故事的阐释形成的各种观点”。⁽⁵¹⁾在中国传统古代社会当中，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对国家治理秩序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有的还影响到历代朝代的更迭和统治秩序的改变，形成“民众往往抗议地方官员而服从高层政治体系，聚焦经济和生存问题而非寻求新权利及其他政治变革”⁽⁵²⁾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对于当今的社会公共安全实践仍然发挥着影响，就很有必要从学术角度对于传统中国所蕴含的社会公共安全要素进行提炼总结⁽⁵³⁾，而这些正是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板块，但确实不能忽视的重要领域之一。⁽⁵⁴⁾同时为了追踪新兴的社会公共安全实践，其学术建构过程中也要及时关注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影响，以便为不同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提供有力的研究工具，丰富社会公共安全多种研究模式。具体来说，可视数据分析、时空轨迹分析、社交网络分析、智能图像、视频分析、情感与舆情分析等多种大数据技术工具都可以用来分析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提醒研究者进一步精准关注公众的社会公共安全需求，优化不同区域的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机制，并通过数据共享对大规模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时时追踪，帮助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实现从描述性分析到诊断性分析，预测性分析到规范性分析，更好地对其演化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同时，以公开、透明、共享、协作等为基本原则的大数据一旦广泛应用在各级政府的社会公共安全管理中，在优化现有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模式的同时，有利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以及动态社会稳定的实现。

最后，要处理好知识拓展与学科边界的关系。在实践问题驱动下成长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在成长之初会自觉不自觉地突破原有传统学科界限，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这样就很难有单纯一个学科的知识来解释社会公共安全领域中新问题和新现象。“当我们对学科边界以及随之产生的文化与自然、时间与空间、本土与全球、公共与私人，认识论的实在论和建构轮、方法论中的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之间的二元选择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时，我们就可以更为自由地关注我们所选择的主题，并探索研究那些过去在边界之外的问题。”⁽⁵⁵⁾而公共管理母学科的综合性特点也正好契合了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基本特征。虽然说，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建构需要相应的学科理论、明确研究对象、系统的理论体系以及完整的人才培养过程。但是作为正在迅速成长中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还是需要对其知识进行合理有效的拓展，因为“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研究总是设法扩大与解释信息相关的影响”。⁽⁵⁶⁾当然这里所说的知识拓展并不是将社会公共安全知识无限制地扩张，将所有相关内容任意地纳入到社会公共安全这个“大筐”当中，这样对学术发展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比如社会公共安全纳入跨国比较和全球治理的因素以后，就可能会更加深入对诸如恐怖主义、跨国移民、民族与宗教冲突等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过度地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的要素，那就可能无法与国际政治的安全研究等进行适当区分。因此在社会公共安全知识的拓展过程中，就需要处理把握好知识拓展与学科边界的关系，尤其是需要围绕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核心内容来展开，保持合理适度的学科边界，实现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自主性增长。相较于其他基础学科，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得比较多，而自主创造则相对比较少。一些惯用的理论概念也大多是海外学者创造出来，“依法抗争”概念即是典型表现⁽⁵⁷⁾，缺少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概念供给。虽然国内学术界也试图进行模仿并尝试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但成功的典范还不是太多。未来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在学科知识成长过程中，保持知识扩展与学科边界之间的平衡同样也显得必要。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如果要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就需要扎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并将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形成的组织、制度和价值纳入其中，以此来夯实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学科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共安全实践以整体性解释，而不是仅仅从国外理论知识推介中获得理论答案，因为“通过对西方知识系统的不断诠释或描述，也使得其间隐含的特定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具有了某种正当的品格”。⁽⁵⁸⁾例如在当今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结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性的力量，它承担着整合国家和治理社会的历史使命。而在目前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对于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公共安全关系的文献较少。其实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专门职能部门诸如政法委以及相关信访、公安、司法等政府部门，还是各级党的基础组织，都与社会公共安全有着紧密联系，并且事实上社会公共安全往往被纳入党领导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机制”⁽⁵⁹⁾构成当代中国维护社会稳定机制重要内容。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公共安全实践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而在当前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政法委组织是如何运转的，以及如何在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组织、协同甚至进行妥协⁽⁶⁰⁾，这些都对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类似问题在目前研究中大多呈现为一种“黑箱”状态，研究者遇到此类问题大多也是“瞎子摸象”，绕过这些问题或者避而不谈。实际上，类似的问题能够积极在知识拓展基础上夯实社会公共安全学术基础，从而缓解知识拓展与学科边界的紧张关系。所以，未来一方面要尽可能将中国实践中的社会公共安全议题纳入学术研究范畴，另外一方面则需要以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核心内容为主轴，将实践议题实现创造性理论转化，更好保持学术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从而为未来学术发展提供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