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本文关注的主题是美国学术的认同政治，将其视为一个“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台湾译为“论述形构”）。话语构成是福柯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关键概念之一。而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在我看来是思想史、概念史研究的有效方法。福柯有时用statement（含“陈述”“声明”“公告”之意）来指称discursive formation, 其要义是作为社会行为的话语与话语间的关联与不关联、连续与断裂，或人们通常所谓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内在与外在意义的关系，以及构成这些关系的规则、习俗、约定俗成和反其道而行之等等。^③ 这也许是福柯方法与通常的思想史、学术史的区别。福柯探寻的，是思想观念在形成话语，变为语言或影像的陈述、声明、公告的时候，与其他权力结构与机制的复杂关联，而不是传统的思想史以经典及其权威诠释为主线、清晰而连贯的历史叙述。

福柯的知识考古和谱系学所关注的关联，或许可以由右图的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三圆圈来说明（图1）。

图  1   

大历史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综合演变。思想史以及学术史处于大历史语境或背景中，但并非跟大历史构成同心圆。三者间具既有关联、又有断裂的多元多重关系，姑且称为历史叙述的多重折叠。我们可以从这多重叙述中，找寻大历史的关键时刻（conjuncture），从而把握思想史、学术史与之的相互关联，以探究问题所在。“关键时刻”是深受福柯影响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的核心概念。霍尔的美国学生与学术伙伴格罗斯伯格这样解说：“所谓关键时刻是对社会构成的一种描述，是社会矛盾激化、集结、凝聚的时刻, 是社会各种力量通过不同的实践（包括斗争和谈判妥协）来谋求暂时的力量均衡的时刻。关键时刻是比语境更大的概念。它可能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段，也可能很短暂, 危机的规模或大或小。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 必须在我们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加以坚持。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是：我们从哪一个关键时刻转向另一个关键时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语境中，把握新与旧、相似和差异、有机和随机元素间的平衡？”^④

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各自的关键时刻，都具有矛盾激化、集结、凝聚的特征，也即福柯关注的话语构成的断裂、关联的极为复杂、矛盾、多元和多重的关系。这其中蕴含的历史多元决定论的思路，出自福柯在法国高等师范读书时的老师阿尔都塞（阿氏的思路对福柯影响甚巨，虽然后者常常回避和否认师生的这段思想渊源）。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蕴含了霍尔“关键时刻”概念的社会矛盾的又有集合又有断裂的复杂关系，针锋相对的是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决定论。^⑤而我们通常流行的历史叙述方式，都深深地打上了黑格尔的二元对立、一元决定的历史主义烙印，包括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叙述。在本文的历史回顾（叙述）之前，先颇费唇舌地讨论本文叙述的思路，是希望提醒读者，本文所主张的叙述方法和思路，与流行的思想史叙述的思路不同。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讲述的学术动向的重要内容：我提到的从阿尔都塞、福柯、霍尔，到格罗斯伯格这一串名字，都是后学的核心人物。他们苦心孤诣要解构、颠覆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另辟历史叙述的蹊径。换言之，流行的思想史叙述是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叙述。而“后学”的叙述，则是反黑格尔决定论的叙述，或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叙述。我们其实可以按照这种叙述方式，来对后学本身的历史脉络做一番症候式阅读或叙述。由此，亦或可揭橥后学思路所蕴含的盲点和误区。

1. 20世纪上半叶

从大历史A的角度来看，对美国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关键时刻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本土虽然没有直接经历大战，但都深深卷入了战火之中，并因此而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制定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取代英国成为最重要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扩展、席卷亚非拉美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中国的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于美国来说，都比不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意义。这也是从思想史B和学术史C角度来看美国成为世界思想市场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的光谱上，英国与欧洲大陆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思潮为一端，在美国思想市场上得以蓬勃发展。而对20世纪的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美国却始终未能形成气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跟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被归结到极权主义的另一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冷战中，共产主义立即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敌人。三个历史圆圈在美国有显而易见的错位和断裂。大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思想史上，美国虽然成为世界思想的集结地，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思想的主流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边缘化，完全无法对称，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在思想以及学术领域的重大偏差。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政治上成为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主导，并以“自由世界”盟主的身份，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两军对垒。但在思想与学术上，美国缺少对左翼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关注。这一大历史与思想学术史的鸿沟，在20世纪上半叶尚未凸显。但在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在政治理论与社会思想方面的这一偏差，却在大历史的政治与军事两极对立局面中暴露其弊端。思想与学术未能起到应有的理性批判、中立与制衡的作用，反而随波逐流，往往成为政治权力的应声虫。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思想与学术，跟英国与欧洲大陆关系密切，尤其是一批从欧陆特别是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裔思想家。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极权主义形成两军对垒之势。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历史，有凯恩斯自由主义与弗里德曼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对垒与相互呼应。另一方面，黑奴制与种族主义这个具鲜明美国特色的议题，在20世纪美国大历史和思想史领域也日益受到关注。总之，从犹太思想家哈耶克、阿伦特，到美国黑人思想家道格拉斯、杜波依斯，以及后来对后殖民理论有巨大影响的法国黑人思想家弗朗茨·法农，或名传遐迩，或若隐若现。归结起来，反极权主义、反种族主义乃是美国20世纪思想的两大脉络。^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界对美国思想与学术的关注，更多集中于欧陆与美国思想的关联。托克维尔、韦伯、斯宾格勒、杜威，以及20世纪中后期的罗尔斯、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列奥·施特劳斯、卡尔·施密特、克里福特·吉尔兹、理查德·罗蒂等等在美国与欧洲穿行频繁的学人与学说，中文学界对他们往往如数家珍。^⑦ 但有关黑人奴隶制、种族主义、以及少数民族与族裔的社会平权、文化多元、多样化在美国思想界的争论与思考，在中国学界基本阙如。如此，对于美国认同政治的前世今生，难免一知半解。^⑧

在人文思想与学术C领域里，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状态。

人文领域的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艺术，跟政治、经济、军事的大历史关联比不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关注的更多是哲学思辨、虚构与非虚构叙事、宗教信仰、个人情感、审美表述等，也即康德所划分的纯粹理性（求真）、实践理性（求善）、判断力（审美）的真善美三大领域。距今一百年之前，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腾飞，工业化高速发展，迅速成为世界最大单一国家经济体（在一次大战前，世界最大经济体依然是包含许多殖民地的大英帝国）。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腐败、贫富差距极度扩大、拜金主义至上、社会伦理丧失的局面。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冠之以“镀金年代”。小说家菲茨杰拉德则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为这个暴发户年代的盛世浮华与奢靡画了一幅精准的肖像。抨击批判社会乱象的不仅仅是文学家艺术家（虽然他们在情感上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更为敏感），镀金时代也是美国思想界文化界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出现的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进步主义是一场社会运动，影响波及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尤其是在政治改革、社会平等、劳工待遇等方面，取得很多成果，有效制衡了镀金时代的弊端。进步主义也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杜威和詹姆斯倡导的美国独特的实用主义哲学来自这一时代。大批的文学家如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斯坦贝克等，用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讨伐政客权贵，抨击社会不公，为贫困弱势阶层鸣不平。

20世纪上半叶也是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盛行的时代。现代主义思潮泛指欧美思想文化界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社会空前绝后的大屠杀，原子弹的蘑菇云让人深刻领悟到人类自我毁灭的恐怖前景。现代主义反省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的纠结，这种反省主要是在哲学思辨、情感审美、历史追溯方面展开的。美国人文思想与学术界与欧洲大陆遥相呼应。尤其是1930年代后期，许多欧洲犹太裔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纷纷避难美国，让这个曾经的新大陆变为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新家园。现代主义深刻反思批判以17—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思想原则，看到工具理性、科学理性不仅无法对抗纳粹主义和种种极权专制主义、激进主义，而且往往成为作恶的附庸。无论是哈耶克、阿伦特还是阿多诺、本雅明，都以批判反思现代性的工具理性为己任。不过现代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十分复杂。尤其是在情感审美（文学艺术）领域里，现代主义往往跟前现代封建贵族时代“遗老遗少”的情怀相得益彰。如许多欧美现代主义文艺及其英美批评实践的“新批评”，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趋于保守。当然，持左翼和社会主义观念的文艺人士和知识分子在美国也有一席之地。写出正面评价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美国左翼记者约翰·里德，对社会主义思想与俄国革命有引人入胜描述的《到芬兰车站》的作者、美国文化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以及作家海明威、批评家肯尼思·伯克、苏珊·桑塔格等，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左翼关怀。不过这些左翼知识分子作家并未成为美国人文学术界的主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倒是美国大学英文系和文学系逐步接受了新批评，其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现代主义美学的偏爱，渐渐成为美国文学研究界的主导学术范式。^⑨

总之，美国20世纪上半叶思想史的主流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处于边缘。反极权主义、反种族主义乃是体现美国20世纪思想特殊性的两大脉络。反极权主义在冷战时期演变成反共产主义，在激烈批判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看来，反共成了美国的“国家宗教”。^⑩反种族主义则与60年代的民权运动密切结合，到了上世纪末，跟激进的认同政治融汇，成为今天美国“政治正确”话语体系的一个核心。人文领域里，以批判现代性为己任的现代主义思想文化思潮盛行，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复杂。许多作家、批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均具左翼和社会主义倾向。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学术界，特别是文学领域，持保守主义和右翼政治立场的新批评却占据着上风。20世纪下半叶到现在，美国人文领域的变化非常激烈，更加错综复杂。左翼文化理论的兴盛、认同政治与政治正确话语的流行，逐渐成为美国人文领域的主潮。

2. 20世纪下半叶

从大历史A的角度来看，对美国而言，20世纪下半叶有若干个关键时刻。首先是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美苏两大阵营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其二是196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以跨国公司、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科技革命为标志（亦有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说法）。其三，与全球化同时发生的，是震荡全球的激进主义社会运动、文化运动，即1960—1970年代跨越十余年的“全球文化革命”（跟中国1966—1976年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步，且有密切关联）。这个激进主义的全球运动对人类社会影响巨大，尤其是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毫不亚于全球化和信息高科技今天对我们的影响。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世界大历史称之为《极端的年代》和《断裂的年代》，而把《革命的年代》的冠名献给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双重革命论）。^⑪ 如今看来，霍氏的历史眼光深具远见卓识。因为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的世界，就是以极端主义和断裂、矛盾激化、集结、凝聚为主要特征。美国作为称霸世界的首强超级大国，在战后秩序重建—冷战和全球化—激进主义这几个关键时刻都走在最前列。

本文关注的思想史B和学术史C, 跟大历史A的纠缠、对立、错位、断裂和连续，在这五十多年中更为突出。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思想、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作用。政治、经济、军事大历史中的“自由世界秩序”，即自由市场经济与代议制民主政治的普世性秩序，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立场鲜明。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爆发，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领域的争斗。而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全球动荡，在美国是因反越战和黑人民权、反种族主义运动为导火索，但对于美国社会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1960年代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受到欧美“第一世界”知识界和大众的空前关注。印度支那（越南战争）、中东地区（巴以战争）等地区的战乱，直接牵动了欧美社会的神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完全分裂。中国的“文革”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在欧美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无不带上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深刻烙印。欧美激进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普遍的反战情绪、对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美国反种族主义与妇女权利的民权运动）等，迅速整合，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尤其突出：无论是美国反越战、反文化、嬉皮士运动，还是以1968年的“巴黎风暴”为代表席卷西欧国家的文化激进运动，都打着反抗、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旗帜。其最终结果并非颠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而是在文化与精神领域内开拓了富有反思意识、批判精神、多元与多样化的新思潮。

大历史A的经济全球化—信息高科技革命与激进社会与文化运动虽然同时发生，但却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轨道。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断裂，远远超过了自由世界秩序重建与冷战之间的矛盾与断裂。一方面，自由秩序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显然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革命提供了孵化平台，为战胜苏联体系的冷战目标服务，同时又强化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即前殖民地国家，在欧美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女权运动群体、社会贫困下层阶级、年轻学生群体等弱势、边缘群体这些广袤的社群和地域中，不满与反抗情绪正在酝酿并聚集力量。最后，边缘的力量骤然举义, 以碎片化、非中心、反中心、颠覆、反叛、解构的方式，席卷全球。但十分吊诡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政治与社会剧烈动荡的时刻，欧美社会却逐渐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以电脑和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生产的全球分工、跨国资本引领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开端。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领域，欧美主流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想理论为全球化和高科技革命提供了许多合法性解释。特别是在20世纪末，苏联东欧垮塌，美国自诩赢得了冷战，一片欢呼，庆祝“历史的终结”（日裔历史学者福山之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一体两面的思想范式，以“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为认识论基础，似乎为大历史中美国的使命作出了完美的诠释。^⑫宏观经济学和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主流，也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成就感，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批判权势的终极使命，皆弃之如敝屣，而沉湎于美式“学科建设”，热衷于提升自己学派山头利益的专业化、部落化的权力游戏。这也为美国社会科学后来基本放弃关怀当下、干预社会、批判现实、预测未来的核心目标，埋下了伏笔。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在《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一文中指出：“问题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所说的与事实不符。真正的问题是其他经济学家并不在意宏观经济学家不关心事实本身。比起坚定地维护错误，冷漠地容忍一个明显的错误对科学更具有腐蚀性。”^⑬ 美国著名媒体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发文指责欧美学院派的《经济学的终结》，忽视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热衷学派山头的自吹自擂。^⑭

但世界新秩序、冷战、全球化等大历史的宏大叙述或关键时刻所遮蔽、忽略、边缘化的极端的时刻、断裂的时刻，并未烟消云散。激进、极端的思想在人文思想与学术圈里，经过数十年的积淀、凝聚、播散，特别是在美国这个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思想堡垒的空隙、裂缝、犄角旮旯之中，成长壮大。

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的美国人文思想与学术界，所谓后学，闪亮登场。

本文一开始就提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新启蒙”的时代，同时也是后学在美国兴盛的时代。这个同时性（contemporaneity）和结构相似性（structural similarity）问题，值得认真思考。透过关键时刻的思考角度，或许有助于深入理解相应的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关联与断裂、矛盾的激化、集结与凝聚。首先，1960—70年代的“全球文化革命”激进主义思潮，是席卷和连接包括欧美、中国在内的全球性集结与凝聚。这一点是理解思想同时性、关联性的历史源头。其二，在同一时段，欧美走进了全球化和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中国却在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文革历史浩劫，遭遇着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的灾难。这是欧美与中国各自所在关键时刻的根本性断裂。激进思潮的同时性、关联性背后，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历史发展的轨迹。其三，在欧美，激进主义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从1980年代开始，由街头激烈的游行集会、政治和社会反叛抗议活动，回返校园，转入象牙塔的学术殿堂，开始新一波的思想文化反思与批判运动，即后学的发端。其反思批判的对象，也由现实政治（如法国戴高乐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发动的越南战争等）转向思想、文化的目标（启蒙理性、现代性以及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等）。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政治精英结成同盟，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帜下，正开始对两千年来的旧文化传统和20世纪新文化传统的批判与反思。其中的关联性、结构相似性十分明显。最后，在关联与结构相似的背后，欧美与中国知识界各自反思、批判的目标却是截然相反的。在欧美，是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在中国，则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五四以来的激进传统，尤其是“文革”的极左政治展开无情的批判。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基本轨迹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对美国的开放。由美国这个思想中介大量译介到中国的，是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阿伦特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此时此刻，在欧美已经蔚然成风的后学思想，虽有部分被介绍到中国，但并未成为中国思想反思的主要武器。其中的断裂与错位，耐人寻味。

到了本世纪初，欧美后学理论才大量进入中国人文学界。在这个后学的中国译介和引用过程中，美国的理论中介作用非常突出，尤其是美国原创的后殖民理论与美国半个原创的后现代理论，在中国受到热捧。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第三世界寓言”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各种版本的后殖民主义都十分流行。对此，依然需要从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三重关键时刻的角度进行分析。认同政治是美国后学理论的核心。这最具美国特色，跟美国近四十年来的关键时刻密切相关。由于美国后学理论近二十年来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有必要认真梳理、思考这个美国特色理论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其核心概念。这个梳理和思考不是一篇论文能够做到的，要有相当详尽、全面的分析解读。多年来，我就此话题写过不少文章，但未能从思想史即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角度做周密的思考。囿于篇幅，本文依然无法做到详尽和周密。但希望就美国后学的脉络、认同政治的核心概念、美国后学话语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质疑。

本文第一部分就20世纪美国思想文化的主要线索作了粗疏的勾勒，强调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霸权、反种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缺失等几大特征。1960—70年代，在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和关键时刻，是后学酝酿形成的阶段。到了1980—90年代，后学理论从欧洲大量旅行到美国，在美国的人文学科掀起了以左翼为标榜的激进思潮的热浪。美国对来自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做了大量修正、拓展、变异、转换，建构了美国式的后现代理论（故我称之为半个原创）。同时美国左翼人文知识界形成了认同政治的理念，并建构了美国特色的后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

我们可以从时间—空间的轴线和思想谱系的维度来勾勒后学的脉络。

从时间—空间轴线来看：

（1）20世纪初期，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索绪尔为标志，包括捷克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俄国形式主义、维特根斯坦语言学、符号学等等）形成气候，是为后学的滥觞；（2）1960—70年代，法国的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等，大大修正、转换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将之推衍、扩展到思维、文化、历史等整个现代思想体系的反思和批判，是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形成阶段；（3）1970—80年代法国、德国的左翼思潮（包括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开始大量进入美国人文思想界，欧美思想理论逐步合流，形成后现代主义理论，并由美国的思想市场与中介，传播全球；（4）1980—90年代，美国形成了美国特色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提炼出认同政治这个核心概念，并传播全球；（5）21世纪初至今，认同政治转化为政治正确话语，成为美国人文领域的主流，产生全球影响；（6）最近十多年来，认同政治从学术庙堂走进了全球的政治与社会江湖。话语或文化政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在民粹—民族主义—反（逆）全球化的新的历史关键时刻，激进左翼的认同政治、政治正确与极端右翼意识形态开始激烈冲突，撕裂美国社会，并卷入新一波席卷全球的激进思潮，引发全球震荡。这个时间—空间轴线的5—6两个阶段，也正是美国后学大举进入中国的时段，这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从思想谱系的维度来看：

借用福柯的概念“话语开创者”（founders of discursivity），^⑮ 在后学理论谱系中源头和原初的话语开创者是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的思想在欧洲始终受到推崇，但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却一直不被认可。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思想家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早在1940年代初移民美国，他们的思想在美国产生影响却要到1960—70年代的激进时代，随着欧洲的后结构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美国流行才受到重视。当然，在文学领域，詹姆逊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变为美国学术界受尊重的理论。但詹姆逊创建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是极具美国特色的理论。詹姆逊的代表作《政治无意识》（1981 年）把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解释学和原型批评、叙事学等等五花八门的理论批评、学术派别、思想观点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宏大的、后黑格尔主义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宏伟叙事。马克思在后学理论中被视为从物质生产的层面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他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被归结为乌托邦理想传统的一翼。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为后学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尼采被视为从精神层面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后神学（上帝死亡之后）时代的理性（阿波罗日神精神）与非理性（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的纠缠打斗，成为福柯和美国后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弗洛伊德被视为从人的自身的延续生产（性本能、力比多潜意识）层面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他的精神分析学成为后学另一个重要支柱。

詹姆逊的折中主义理论建构颇能说明后学的理论谱系。1960—70年代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跟詹姆逊的理论建构方式都很相似。在后学的主要话语开创者中，阿尔都塞融汇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之相近的是拉康，他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嫁接到精神分析学上，成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另一重要话语开创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逻辑出发，从康德、黑格尔、卢梭到20世纪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的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思想作为出发点，演绎出他的聚焦哲学、文学与语言学问题的解构主义理论。福柯早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毛主义等激进思想的影响（他的老师阿尔都塞对其影响非常深刻）。但福柯在形成自己庞大芜杂、充满矛盾又极富洞见与预言性的思想体系时，越来越倾向于尼采的生命与死亡、理性与非理性、权力意志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思路。德勒兹受到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启发，与瓜塔利合著的《千座高原》阐述了“块茎论”（rhizome），提供了一种认识论革命的新范式。“块茎”是德勒兹发明的“思想的意象”。块茎式思维呈现出开放性、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形态，枝蔓丛生，纵横交错，导向一种无限开放的光滑空间。总之，无论是阿尔都塞还是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和拉康，这些法国的后学话语开创者都展现了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矛盾混杂的折中主义特色。被后学重新发现的俄苏思想家巴赫金，虽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早于法国理论家，其语言杂多（разноречие,heterogloassia）的对话理论，从语言、话语结构角度，反思思维与事物的多元、多样性，批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这些多元多样化的特色，在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如波德里亚、布迪厄、利奥塔和美国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的理论中，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

在美国，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对女性主义、性别研究、LGBTQ理论研究影响至深。福柯对萨义德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以“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为例，此概念本是德勒兹在精神分析学框架下对人类主体质的流动性所做的分析，后来被后学推衍拓展到全球化时代的本土、全球空间的疆域移动和拓宽。我们循后学的发散和开放多元的思维逻辑，亦可以理解当代欧美人文学科的去疆域化。从文学这个基础学科开始，今天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人文学科开辟出许许多多的学科分叉或德勒兹式的“块茎”：文化研究—视觉研究—性别研究—女性研究—LGBTQ研究—非裔—美国研究—拉丁裔—美国研究—亚裔—美国研究—语系文学研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去疆域化的、块茎式的跨学科、多学科领域，今天还在不断出现，各种学术时髦，花样翻新。如近年来美国流行的后人类批评、生态批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批评，“后理论”（Post-Theory）批评，等等，看起来五花八门，日新月异，时髦走俏。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新理论、后理论、后新理论，仔细推敲一下，就可发现都不过是认同政治这个主旋律下的多重变奏。由于认同政治乃是后学的多元多样化、非中心、无规则的思维逻辑的产物，在眼花缭乱的新学派、新理论的各色包装与噱头中，我们非得要好好下一点功夫，才能辨别出其背后的认同政治的理论预设。

那么，认同政治究竟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回到后学的知识谱系学。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是后学的原始、基础性经典。这部由索绪尔学生整理的语言学的笔记，包含了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基本原理。其中成为后学基本理论预设的一项原理，是“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A linguistic system is a series of differences of sound combined with a series of differences of ideas, …）。^⑯语言所要表达的，不在于事物是什么，而在于事物被说成什么。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差异的原则，而非“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黑格尔主义原则，所谓事物的意义、本质、真理，不过是被差异所建构出来的东西。因此后学家们从“差异”出发，质疑、颠覆、解构一切关于真理（逻各斯Logos）与语言、本质与表述（再现，representation）的先后等级顺序。如果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关系，无非是符号差异的系列组合或差异的系统，那么真理、本质、理性、精神……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支柱、启蒙理性主义的基本逻辑、黑格尔主义的一元决定论、本质论等等，岂不都可以理解为符号差异话语建构和系列组合？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我们不也可以加上更多更复杂的噪音和差异，来挑战整个西方传统？德里达玩弄法文书写与发音差异，创造了解构主义的经典词汇“延异”（differance）。他以一个字母a和e之差（与索绪尔的单词“差异”difference，两词发音完全相同），不仅颠覆了形而上学传统的等级系列，也为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和后来的认同政治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倘若德里达始终陶醉在其聪明机智的文字游戏里，未尝不是欧洲1890—1910年代世纪末（fin de siècle）现代主义或先锋艺术的余音绕梁。但问题是，德里达的思想形成于1960—70激进年代的关键时刻。他的貌似荒诞搞怪的解构游戏，不仅仅是效仿他前辈现代派艺术家的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而更多是锋芒毕露的政治与社会干预行动。他和一大批法国激进学生（来自巴黎索邦大学、巴黎高师等等），受巴黎高师的老师阿尔都塞的影响，乃是60年代法国的“思想红卫兵”（实际上，他们对遥远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及其毛主义的旗帜，都心神向往）。阿尔都塞是法共的理论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毛主义的重要创建者。在激进运动高潮的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时期，阿尔都塞却拒绝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奋笔疾书。他倡导“理论的实践”，认为书斋里创建理论的实践，比起街头运动的实践来，才是更重要的革命实践。福柯在语言差异原则和意义建构原则中，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权力的作用。对福柯而言，权力更多是以尼采式非理性的、酒神的“权力意志”呈现的。在福柯看来，理性行为（理性选择？）往往是更深层的非理性权力意志的遮羞布。拉康关注更多的是镜像里的他者：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镜像里，婴儿主体错把想象中的他者与自我混为一体（所谓镜像阶段mirror stage）。而进入文明阶段的成年主体，在父权社会等级差异排序的象征即语言差异系统的调教下，才能完成自我与他者的区割。但这种区割并不能让主体真正地接近和拥有真实。在拉康看来，人类主体永远注定在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三角中辗转反侧，永远达不到真实的彼岸。拉康抽象的理论启发后人无穷的想象。阿尔都塞把这个“拉康铁三角”演绎成他著名的意识形态理论。^⑰ 1980年代迄今的学院派女性主义理论，把性别、女性的建构性提升到极为繁复、抽象、晦涩而迷宫式的拉康式“他者话语”：性别建构乃是想象、象征、真实“拉康铁三角”这个潜意识迷宫中永无止境的性别权力的纠缠打斗。^⑱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著名学者萨义德1978 年出版了《东方主义》。这部著作把文学艺术等人文学术研究从高雅的象牙塔内拉进了现实生活，走进传媒和大众关注的焦点事件之中。萨义德以一个美国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一个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将福柯知识与权力的艰深的法国理论与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冲突这个美国社会极受关注的焦点问题联系在一起。萨义德的学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左翼激进思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震撼了美国的传媒及公众，更震撼了美国的学术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被《东方主义》用来链接了欧洲殖民主义历史、当代中东政治冲突、美国少数民族族裔社会现况诸多焦点问题的巨大现实政治与历史文化的角斗场。而作为美国左翼文化理论及批评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詹姆逊与萨义德不同，一直保持了一个学院派学者的姿态。如果说萨义德是推动人文学术干预社会现实的旗手，詹姆逊更多展现的是激进理论依然可以成为精致的学术话语。然而他相对温和并过于宏大的马克思主义叙事，却招惹了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美国后殖民主义家的组合五花八门，有印度裔、阿拉伯裔、非裔、拉丁裔、女性主义、LQBTQ派，等等等等。他们都高举起福柯—拉康—萨义德的权力纠缠打斗、他者话语建构的大旗，并时常以詹姆逊为靶子，拉开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距离。这是美国这个大政治氛围的需要。美国的认同政治、政治正确，虽然与詹姆逊同属激进左翼，但依然容不下马克思主义堂皇进入社会主流。

此时此刻，认同政治浮上水面。

詹姆逊写于1984年的思想笔记《断代60年代》这样描述“他者政治”（the politics of otherness）:

　　60年代初始，萨特的范式……被戏剧化地重组为非常不同的政治斗争模式。弗朗茨·法农的有极大影响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书名的中文神翻译，取自《国际歌》中译−译注），描述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斗争。法农把萨特式的对象化（或客体化）凝视逆转（objectifying reversal of the Look）以末日预警的口吻，重新书写为奴隶对奴隶主的暴力反抗行动。此时此刻，在恐惧和焦虑中的世界，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的等级排序被强力扭转；被殖民者逆来顺受的意识取得了集体的认同和自我确认（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affirmation）；殖民者则仓皇逃窜。^⑲

美国后殖民理论家如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的语言特点，是含糊模糊、故弄玄虚、晦涩高深，并擅长指鹿为马。^⑳ 其他美国学派如性别研究、LGBTQ研究、各种语系文学研究、后人类批评、生态批评、世界主义批评等等，都有类似的故作艰深、玩弄术语的习惯。从他们自己的陈述中，较难把握作为其基本理论预设的认同政治的准确定义。相比而言，詹姆逊在这里可谓一针见血、抓住要害。认同政治，即他者政治，不再是萨特式存在主义异化论中的客体化凝视（及其逆转）。萨特的“逆转”太温和、太抽象和太学院派。认同政治就是被殖民者的集体认同。詹姆逊在上述文章的分析中，用了相当篇幅回顾从索绪尔到德里达、福柯、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谱系，为的是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书中的振聋发聩的“集体认同”“奴隶对奴隶主的暴力反抗”的呼唤，做一个历史铺垫。之后，詹姆逊笔锋一转，从他者政治立即转向“毛主义”的话题，把1960年代这个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各种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的关键时刻，用一根激进政治的红线串联起来。总之，按照詹姆逊的叙述，今天的认同政治就是1960年代激进政治的继承与拓展。激进政治在法国精神分析医生、同时也是革命实践家法农那里，是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不过反讽的是，在美国大学校园的人文系科里，从哈佛、哥伦比亚到杜克等大学，后殖民理论家们把法农的颠覆性革命理论重又逆转回精英、抽象、晦涩的学院派话语。

但这些学院派话语却早已不再停留在象牙塔内。近二十年来，认同政治逐渐向英美社会蔓延，形成政治正确话语，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因写了《虎妈战歌》而声名大噪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2018年2月出版了《政治部落：群体本能与国家命运》的新畅销书。蔡美儿是美国著名的国际贸易、族裔冲突和全球化问题专家。这部书同时也是她的重磅学术专著。蔡美儿对认同政治和政治正确撕裂美国，并对全球安全、人类福祉造成的重大威胁，做了犀利的剖析：

　　华盛顿外交决策者们对美国之外的部落政治视而不见，而美国政治精英们对群体认同也同样置若罔闻，这些群体认同与大部分美国百姓息息相关，而且正在撕裂美国。特朗普的震撼崛起充分揭橥，认同政治已经以极为危险和充满种族对立情绪的方式，攫取了美国的左右两翼。在今天的美国，每个群体都在感受着威胁：白人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男人和女人，自由派和保守派，等等等等。美国弥漫着集体的受迫害感和被歧视感。^㉑

“问题构成”（problematique）是阿尔都塞理论的核心方法论概念，跟关键时刻、话语构成等概念相辅相成，指的是某个问题的关联与断裂、矛盾与凝聚等相关性问题。无论是詹姆逊还是蔡美儿，他们的观察和分析都是认同政治这个问题构成的重要部分。我们如果仅仅拘泥于后殖民话语或各种认同政治旗帜下的理论自身的表述，则难以看清真相。在拉康式后殖民理论家或女性主义理论家看来，我们身陷想象、象征、现实的认识论三角陷阱，永远也无法了解真相。不能说这不是后学所蕴含的深刻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认识论的弊端。后学的差异论有将差异绝对化和本质化的倾向。从后结构主义的差异论到后殖民主义的认同政治，只是一步之遥。^㉒ 但后学的话语开创者们所开启的植根于具体历史经验之上的反思与批判的道路，即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道路，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美国的认同政治与政治正确话语从学术象牙塔走进世俗世界，跟今天的全球大历史趋势相互推波助澜，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就学术圈而论，一方面美国的人文学术的意识形态化愈演愈烈，社会科学却越来越醉心于数学化、专业化，远离社会职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错位和对立在日益加剧。后学理论产生的1960—70年的激进主义思潮，跟全球化、信息革命的历史轨迹背道而驰，也与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产生严重的错位和对立。另一方面，美国学术界的文化理论与批评的学院制度化与精英化趋势不断加强。学术明星化、商品化与专业主义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以及社会的一个基本状况。^㉓ 在奥巴马任总统的8年内，左翼人文学者在认同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话语与学术精英化商业化的极端矛盾的两者之间游走。认同政治和政治正确似乎到达了顶端。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的政治钟摆开始剧烈向右倾斜。右翼理念主导的美国政治权力核心，猛烈攻击左翼认同政治和政治正确，并推出其极右翼版本的政治正确。这种极度右翼化的潮流，对几乎在全世界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反（逆）全球化运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国家管控的贸易壁垒与产业脱钩）、各种威权主义政治推波助澜，在全球引发了难以预测的震荡。^㉔

本文讨论的重心是当代美国人文思想的动向，聚焦的问题是认同政治。囿于篇幅和话题的限制，不能深入展开对其广泛而深远的政治与社会影响的分析。当代美国的人文思想对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有紧密关联。近十几年来，西方后学通过美国这个中介大举进入中国。尤其是美国特色的后殖民理论与认同政治旗帜下的各种门派，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新的理论时髦与流行。后殖民理论漂亮花哨的多元、多样化的辞藻，对各种文化特殊论、文明本质论的倡导等等，在中国学术界被碎片化切割、转换和挪用。这种倾向，忽略了美国特色理论背后的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背景，遮蔽了美国后学的认同政治、政治正确话题产生的种种问题。认同政治显然是以文化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跟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互呼应。这类相对主义背后，蕴含着将种族、性别、文化等特殊性绝对化、本质化的倾向，与现代普遍论对立、对抗。因此，始终无法脱离后学所竭力解构的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一元决定论。今天在美国乃至全球兴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潮流，无论是激进左翼还是极端右翼，都是二元对立、一元决定论的体现。左翼右翼，各有其认同政治和（反）政治正确，二元对立，你死我活。归根结底，还是唯我独尊、一元决定的思维。二元对立、一元决定论，原本就是一体两面，乃是近两三百年来现代性思维的支配性范式。在思考美国认同政治的种种症候时，我们尤其应该深思的是中国人文学术的探索，如何透过美国认同政治的云山雾罩，关注中国、关注当下，找到自己亟需把握的理论与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