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质的理解与阐释。在这一问题上，可以直接利用的马克思文本依据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一是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和手稿，二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和通信。因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本身同时就是马克思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 并且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与青年黑格尔派有着密切的关联，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格外受到关注。其中，《手稿》笔记本III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构成了学界探讨青年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文本载体。

回顾《手稿》问世以来，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一片断的阐释也映射出有关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质以及黑格尔思想形象的不同理解。

在《手稿》最初被整理发表出来的过程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内容，就受到了高度重视。在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第一部分第3卷中，这一部分就被作为独立的一部分置于笔记本III的最后。这种编辑方式的依据是马克思自己在“序言”中所提到的，“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①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中，摘要发表的《手稿》笔记本III的主体部分被误认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但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已经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来对待了。梁赞诺夫为其添加的标题是“我们该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在苏联学者最初发现并整理发表《手稿》的过程中，这一片断从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来看待的。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马克思自己在笔记本III“序言”部分给出了说明，提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这也为后来的编者提供了直接的工作线索。二是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理解，以及在列宁指导下有关唯物辩证法研究和讨论的需要。要讨论唯物辩证法及其形成过程，就必然首先关注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相应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的叙事线索以及研究思路，也就成为当时苏联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此外，既然《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其中又包含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的批判与剖析，那么《手稿》最初被当作《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也就情有可原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出乎人们的意料。同样是面对《手稿》这一文献，西方学者却发现了一个不同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作者的“青年马克思”。这个“青年马克思”的核心立场和观点是人本主义的异化批判。相应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也就被阐释为一种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辩证方法。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阐发的历史辩证法，从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逻辑出发，在辩证法的理解上，形成了“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甚至是“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极端观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黑格尔关系问题的探讨，不仅与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质的理解相关，而且与人们看待黑格尔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密切关联。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东西方学界同时出现了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意蕴以及市民社会理解的发掘与阐释。在此过程中，对于青年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耶拿时期关于“伦理实在体系”的考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就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来说，受到了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的启发和影响−有趣的是，卢卡奇之所以写作《青年黑格尔》，本身又受到了《手稿》的影响；就西方学界来说，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阐释及其法哲学成为一个焦点话题。其中，里德尔在《在传统与革命之间−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中展开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围绕《手稿》笔记本III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方面需要在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理论演进和争论中加以清晰的阐明，另一方面，也必须结合马克思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或市民社会的考察，来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同时势必产生有关辩证法、唯物主义等基本概念范畴以及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微观细节的更为丰富的理解。令人兴奋的是，这样一种研究和探索，也可以得到《手稿》文本研究成果的佐证。

1982年，MEGA2第一部分第2卷出版。其中同时收入了按照逻辑顺序和按照写作顺序编排的《手稿》两种文本。较之MEGA1第一部分第3卷中的《手稿》，MEGA2所提供的逻辑顺序也有不同。其差异主要集中在笔记本III中。简单说来，就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被放到了［需要、生产和分工］［货币］或者说［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片断］的前面。在MEGA2所同时提供的按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中，共包括九个写作阶段。其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被拆分为三个写作阶段，中间插入了两个中断，分别是［私有财产和需要］以及［增补］的大部分内容。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这一部分的写作过程，我们尝试对照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提供的《手稿》原始档案，做一个简单的列表说明。^②

具体来说，［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片断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笔记本III的XI—XIII页，即“（6）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到“因为它的现实的存在是抽象……−”^③按照MEGA2编者的说明，这一部分属于笔记本III写作的第三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第三阶段按照马克思自己所做的标记来看，应当属于围绕“共产主义”讨论展开的七个要点。而第七个要点就是［私有财产和需要］。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推测：这一部分的写作在直接的意义上，是作为“共产主义”讨论的第六个要点展开的。

第二，笔记本III的XIII页“黑格尔有双重错误”^④开始，跳到XVII页。在XVII页［私有财产和需要］部分结束后空白的部分，马克思继续写作。在这部分的开头，马克思标有“（见第XIII页）”^⑤，接着，马克思在XVIII页的大部分地方继续对黑格尔的批判。结尾部分写道，“就是说，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结果。（下接第XXII页）”^⑥。根据MEGA2编者判定，这里的“（下接第XXII页）”是后来补写上去的。

第三，从XVIII页剩余部分开始，到XXI页结束，马克思写下的是［增补］中除最后两段的大部分内容。最后两段的内容以及［分工］的开头，写在XXXIV页上。而XXII—XXXIV页，则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第三部分内容，从“（见第XVIII页）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⑦开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的两段摘录为止。在这两段摘录之后，马克思划了一条长横线。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在《手稿》笔记本III的XXXIV和XXXV页之间还夹有四页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绝对知识章的摘录。这些摘录并未标号，也未采用笔记本III中通行的中间划线、两栏写作的方式，而是直接的整页摘抄。根据判断，这些摘录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最后部分的写作直接相关。

回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文本中去，这样一种写作过程上的阶段性，也折射出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问题意识和理论重心的转移。这就是：从最初作为讨论共产主义的第（6）要点，主要着力于批判施特劳斯和鲍威尔所拘泥于的理论“母亲”−黑格尔的辩证法，到在［私有财产和需要］的讨论中，确认黑格尔辩证法与国民经济学异化现实的同构性，进而在批判抽象统治的意义上，发现黑格尔思辨的逻辑学在异化的规定中所完成的积极环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同时也蕴含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态度转变，开启了阐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从生产方式出发批判概念的抽象性的新的理论视域。

根据MEGA2编者的考证，《手稿》笔记本III是在1844年8月初写下的。这时马克思所面临的直接背景有三：一是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爆发。二是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直接影响下，1844年6月和7月在《前进报》上发生的关于“人本主义学派”的讨论。所谓“人本主义学派”，是卢格对《德法年鉴》观点的称谓。而在这一时期，“人本主义学派”势必要对共产主义问题发表意见了。三是1844年8月初，马克思收到了自己《莱茵报》时期的同事格奥尔格·荣克寄来的书信，包括鲍威尔主编的三期《文学总汇报》，决心着手批判鲍威尔和柏林自由人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笔记本III，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的写作缘起了。面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所引发的有关“人本主义学派”和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在做了第一个补充后，专门做了第二个补充，围绕共产主义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从马克思自己的标记来看，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共包括七个要点。其中，批判黑格尔辩证法部分的第一阶段就是第六个要点。并且，其主题也是对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一方面，这可以与马克思在8月初收到荣克的来信后，应约批判鲍威尔相对应；另一方面，这一批判的确也同马克思恩格斯月底会面后决定共同撰写《神圣家族》这一事实，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后者的意义上，将笔记本III的内容视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倒也无可厚非。

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开头，马克思就写道：“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最后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也许是适当的。”^⑧所谓“现代批判运动”指的是以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认为他们“仍然受到逻辑学的束缚”，对如何看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本质的问题”，“完全缺乏认识”。^⑨相反，“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⑩。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克服，就是从人的本质这一肯定的东西出发，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并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⑪，也即是作为主体的人同绝对的、抽象的精神对立起来。黑格尔在思辨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中，“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⑫。这里，笔者尝试做两个评论。

其一，马克思所提到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并非后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到的“新唯物主义”，而是在人本主义的意义上，对当时法国流行的唯物主义思潮所作的一个间接评论。同时考虑到，马克思早期话语中，“真正的”一词也可以被翻译为“现实的”，那么，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唯物主义”意在强调，只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才彰显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反宗教维度和对人的关注。

其二，既然马克思在这里所理解的人，还带有类本质的含义，那么“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等表达，实际说的是人的异化状态展开的意思。相应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是对这种异化状态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正如马克思在简单梳理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结构和《哲学全书》的体系之后，评论指出：“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它的现实的存在是抽象”。^⑬

简单说来，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写作的第一阶段，马克思是在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一方面出于理论的需要，另一方面因为现实的机缘，开始在清算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意义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敏锐地指出：黑格尔以否定之否定为代表的思辨方法，不过是异化现实的抽象的、思维的表达。显然，马克思所持有的理论立场和方法，带有强烈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当然，在《手稿》整个的写作过程中，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都是显性的理论逻辑。然而，随着研究的推进，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第一阶段写作完成后，马克思转向了对共产主义讨论的第七个要点。后来的编者将其命名为［私有财产和需要］。之所以讨论需要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从人的感性需要的角度对异化及其积极的扬弃，即共产主义问题继续深入讨论；二是为了评论回应柏林“自由人”的成员埃·鲍威尔与蒲鲁东之间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在［私有财产和需要］这一部分写完后，马克思先是回到XIII页，以“黑格尔有双重错误”为开头，重新评论黑格尔，然后跳到XVII页继续撰写直到XVIII页的右栏中部，以“这就是说，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结果”结尾。然后，马克思又写下了三页多的内容。后来的编者将其视为［增补］的主体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增补］的内容与［私有财产和需要］部分高度相关。在这两个片段中，引发笔者关注的问题有三。

首先，在［私有财产和需要］的开头部分，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生产方式”这个术语。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⑭在说明“人的需要”的时候，马克思这里用到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对象的说法。在笔者看来，这是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对市民社会内在结构进行剖析的结果。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得益于对私有财产条件下人的异化状态的扬弃。在此过程中，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得动产战胜地产，使得“浪漫主义者流下了感伤的眼泪”，而且为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正如此前马克思提到的那样，“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只不过，“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⑮。

其次，正是在这样一种有关人的“需要”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获得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发现。这就是在国民经济学所描述的异化状态中，或者说在市民社会的条件下，货币表现为对人的一种抽象统治力量。“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己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⑯与这样一种理解相关，就在前一页［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第一部分写作的最后，马克思曾给出了这样的比喻：“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⑰

这种将货币作为唯一需要的国民经济学，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显然是一种异化的状态。同时，马克思还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也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⑱。在描述工人的生存条件和异化状态时，马克思甚至以文学的笔调写道：“爱尔兰人只知道有吃的需要，确切地说，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感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⑲在［增补］的写作中，马克思还评论了工业资本家的享受和需要问题。在评论国民经济学内部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争论“不过是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⑳。简言之，在国民经济学的事实中，劳动和资本是对立的统一，工人的粗陋的需要和资本家的精致的享受，也是异化的抽象需要的对立统一。

再者，结合马克思对人的需要背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对象的说明，以及马克思对异化状态下人的需要的抽象性及其在不同阶级中的呈现方式的差异的分析，笔者发现，虽然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以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后半部分的写作中，依然遵循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总体框架，但其中已经蕴含着对费尔巴哈的理论怀疑或者说溢出了。结合不到一年之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对实践即感性对象性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的理解，已经以某种潜在的、未加言明的方式蕴含在《手稿》特别是这一部分的写作中了。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出于逻辑的延续性，马克思继续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辩证法展开批判性的讨论。与这种对待费尔巴哈从宣扬到反思的隐性转变相契合，我们将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最后一个部分的讨论中，发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态度的一次重要调整：在批判其抽象异化前提的基础上，发现黑格尔的积极环节或积极方面。

从总体上来说，［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写作的总体基调，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或自然主义出发，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展开批判。就这一点而言，可以看出《手稿》与一年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观点和思路上的延续性。但是在这一部分写作的三个阶段之间，却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一方面，是论述主题和对象的转变。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在开始的第一阶段，马克思主要着眼于对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批判，强调他们仍然拘泥于黑格尔的逻辑，而只有费尔巴哈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马克思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另一方面，正是在对《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以及交替写下的［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的部分中，马克思开始明确意识到黑格尔辩证法所潜在具有的“伟大之处”。

正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有双重错误”时所提到的那样，“《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㉑。黑格尔辩证法中，以远远超过黑格尔的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的批判的要素，在马克思看来，是因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㉒。这也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㉓这里的劳动显然指的是国民经济学所描述的事实中的异化劳动。紧接着，马克思补充写道：“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㉔结合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批判中所获得的认知，我们可以就［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最后一阶段写作中，马克思视域中的黑格尔辩证法作如下判断。

其一，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仍然是一种思辨的神秘主义，或者说是一种以思维的形式所反映的异化的现实。就这一基本立场和出发点而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在总体上是费尔巴哈式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尝试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出发，驳斥黑格尔辩证法中思维的抽象性及其异化的本质规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特别关注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特别是它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在对“绝对知识”章的讨论中，马克思从黑格尔“克服意识的对象”出发，特别关注黑格尔如何以自我意识来代替人，以及如何从抽象思维转向直观或者向自然的过渡的问题。为了搞清楚后一个问题，马克思在这一部分讨论的最后，还专门摘录了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三部分精神哲学中的两段说明。

其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马克思从总体上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和原则，但是他也明确提出“应该考察−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㉕。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黑格尔在这里−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㉖。之所以如此，马克思在笔记本III的XXX页右栏一处红铅笔斜线标注的评论中给出了说明。黑格尔“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㉗。

与之相呼应的是，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已经意识到：在市民社会的运动或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中，随着工业动产对地产的胜利，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一种从“能动关系”“内在关系”“矛盾”上来理解的对立，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人、自我意识，在异化的规定中就成为同一的东西了。黑格尔不过是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以抽象的思维的方式叙述了抽象的异化现实罢了。

其三，基于上述判断，对比《手稿》写作之后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理论态度，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种推断：随着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进，马克思逐渐明确了自身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这就是通过阐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私有财产的运动，来揭露异化的现实或者说现实中外在的抽象力量奴役人的秘密。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是以思维的形式对异化现实的反映，那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也就是对“物质的生活关系总和”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同时，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写作过程中，有关需要问题以及国民经济学相关争论的分析，使得马克思也已经开始潜在地溢出了费尔巴哈的理论框架。特别是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背后所隐含的阶级差异和生产方式意蕴，促使马克思开始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运动”。尽管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仍然保留了对“人本（道）主义学派”的尊重，但是很快，马克思就要开始清算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了。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尝试给出一个拓展性的讨论作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讨论马克思黑格尔的关系，离不开对费尔巴哈的考察。这是因为，在1843年马克思的书信、著作和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无疑地表达了自己对费尔巴哈的推崇。后来，恩格斯晚年在回顾自己和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理论演进过程时，专门提到了费尔巴哈特别是他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影响。毋庸置疑，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青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特别是他的思辨辩证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就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却值得我们仔细斟酌。

一个可以从文本上直接提出的疑问就是：就费尔巴哈来说，1843年到1844年间，他是否明确承认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1845年初，费尔巴哈曾经提到自己的理论定位，他并不愿意接受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而更倾向于使用人本主义的说法。就《手稿》的文本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也更愿意用人本主义、自然主义来界定自身的理论观点。与之相契合的是，在那个时代“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更多具有这样两种含义。一是拜物教意义上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痛斥的一种观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这种“唯物论”又同“唯灵论”成对出现。二是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可以说，这一用法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能接触的思想中，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和用法，其中也蕴含着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维度。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并不存在一个唯物主义转变的历程呢？对此，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作为对唯心主义的超越和克服，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最初寻求的是从人出发的哲学建构。但是在批判异化现实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国民经济学异化事实与黑格尔思辨神秘主义的同构性。进而，马克思在解剖市民社会、阐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意义上，确立了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阐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即唯物史观。在这个意义上，青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变当然存在。青年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的人本主义阶段也客观存在。只不过，二者之间既不是截然分割，也不是简单统一，而是马克思在探寻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的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过程。费尔巴哈影响下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克服黑格尔的旧哲学，同时跨出费尔巴哈理论藩篱的微观探索过程。同时，马克思也形成了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超越。

在这个意义上，青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向，及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在哲学概念思辨的意义上所发生的转变，更是新的理论视域打开以及新的理论逻辑建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不仅仅是“转向”了唯物主义，更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它既是对旧哲学的彻底批判和超越，也是新的科学理论建构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