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国内外对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大学派的研究和内生理论的研究。

1. 关于现代化道路的三大学派的研究。现代化历程从西欧到美国，再到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形成以“结构学派”“过程学派”“实证学派”等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结构学派”代表性观点：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是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如何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帕森斯强调现代化就是整个社会结构分化为子系统，社会总体适应能力如何与之匹配。阿尔蒙德认为现代化是依据政治功能的需要，政治结构高度分疏化和专门化进而形成现代民主国家。“过程学派”代表性观点：本迪克斯认为现代化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类型。艾森斯塔德强调现代化意味着广大阶层日益参与社会中心领域的趋势。艾利克斯·英克尔斯强调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实证学派”代表性人物是研究后发国家的亨廷顿，他主要从实证角度剖析各个国家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和长期的过程，也探讨了后发国家的转型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三大学派”也为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智力支撑。从结构视角看，杨光斌基于政治结构，相对西方自由民主制阐释了中国民主集中制的优势^②；基于经济结构，温加斯特和钱颖一相对西方政治联邦主义阐释了中国市场联邦主义^③，姚洋相对西方利益集团政治阐释了中央政府发挥中性政府作用不与任何利益集团联盟^④；基于文化结构，潘维从中华秩序的“民本政治、社稷国家和国民经济”^⑤三位一体来追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从过程视角看，徐湘林相对苏联阵痛式剧变阐释了中国渐进式改革；张静提出“非同质性内聚”概念，认为“执政党的角色就变成了在不同的单位利益之间协调和平衡，游离在它们之间，而不是代表其中的一个利益集团”。^⑥从实证视角看，王露璐基于对中国农村调研，撰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一文，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地方性道德知识来探讨乡村伦理的现代化重建。^⑦无论从结构、从过程还是从实证的视角，学者们都深刻洞悉了现代化的某一面相。

2. 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内生理论研究。从中国看中国的视角，强调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和本土化概念，诸如徐勇阐释的“后发优势+理性小农”^⑧及与团队合作论述的“家户制”^⑨，周光辉及其团队对“国家韧性”^⑩和“教化”^⑪的充分论证，周雪光对“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张力化解的机制”^⑫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尝试运用本土化概念对现代化进行阐释。也有从中国看世界的视角，诸如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对于解释各个国家合作共赢、共同面对全球治理困境有重大意义。赵汀阳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天下人所共享”^⑬的天下体系思想，构想化解世界民族国家之间基于狭隘利益最大化而引发的纷争。学界对中国内生性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正如袁红英认为“现代性的构建不应受制于向外模仿的形式追赶，而更应深耕于向内挖掘的自觉转化”。^⑭张占斌和王学凯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从被动现代化走向主动现代化，从外源式现代化走向内生性现代化，从单一现代化走向全面高质量现代化。”^⑮宗彩娥和杜玉华从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普遍带有扩张性、排他性、虚伪性的特征，中国走的是一种内生演化、合作共赢、可持续增长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西方现代化走的是一种外向扩张型的发展道路，中国走的则是内生增长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⑯

3. 从内生理论到新内生理论的研究拓展。内生理论强调中国现代化转型与巩固必须依赖自身的国情党情民情，凭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夺取政权、解放社会和建设国家，不能靠照抄发达国家通过掠夺殖民地来获取现代化的发展，只能充分调动和整合资源，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从被奴役地位走向国强民富，并通过不断完善的现代化道路来积累中国经验，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随着中国全面深化对外开放，世界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仅从内生理论已经不能展现事实的全部，很有必要探究如何在融入全球中保持自主性。也正是与世界深度交融，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我们也要处理好与外部的关系，营造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基于此，本文强调要从内生理论走向新内生理论，辩证地看待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之间的关系，探究如何更好地以内生统合外生、把外生力量转化为增强内生力量的条件；如何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好，发挥好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后发优势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具备更强大的新内生发展能力。

首先，围绕一元还是多元、传统还是现代、线性前进还是曲折反复、精英建构还是历史演进的争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澄清对现代化的认识。其次，探寻中国政党主导的新内生性现代化道路新范式何以成立。结合内生理论，通过国别比较研究，界定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征。结合历史演进主义理论，通过历史考察，总结政党主导的新内生性现代化道路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困境。结合新内生理论，探寻政党主导、内外因结合、困境突围的路径。研究框架见图1。

图  1  本文的研究框架图

到底如何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困扰着国人。作为后发国家的我们也曾向西方学习，但无论是代表变革的封建旧官僚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自身都存在缺陷，结果导致难以领导中国走出被西方殖民统治的命运。自从作为主导性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党在增强自身领导能力的同时，在与外部世界碰撞吸纳的过程中开创了政党主导的新内生现代化道路新范式。下文基于国别比较探究中国现代化区别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后发国家的运行逻辑，在概念和理论的争锋中界定其特征。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浪潮大致经历了三波，第一波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先发国家，第二波是以德、意、日和俄为代表的不是很彻底的国家，第三波是广大亚非拉的后发国家，对各自的特征、国内外关系、领导性力量、资源整合度和社会参与度进行比较，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模式。因为它们所鼓吹和输送的模式往往是为了继续奴役而不是真正帮助后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援助都是附带诸多苛刻的条件，它们为了源源不竭地从后发国家攫取资源来加速国内发展、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不可能希望后发国家摆脱依附。“踢掉梯子理论”是发达国家剥削后发国家的真实写照。

1. 后发中国以人民至上区别于发达国家以资本至上逻辑。

当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巩固政权之后，其统治开始从积极进取走向防御维持，基于资本至上逻辑的发达国家之间为了抢占殖民地、开拓海外市场，陷入恶性竞争的零和博弈，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地区性冲突的制造者。发达国家内部也陷入结构性矛盾的困局中难以自拔，经济的巨大不平等挑战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愈演愈烈的利益政治加剧了这对矛盾，带来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裂变，所构建的强社会事实上却是碎片化社会，引发国内社会认同危机。诸如亨廷顿所著的《我是谁》就是对这一危机的深刻揭示，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来弥合社会鸿沟。要确保现代化道路不被异化，需超越资本至上逻辑，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和工具的现代化，根本上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源自人民，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带领底层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改变其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使之获得身份解放。通过群众路线，尊重群众主体性，站在维护他们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从而赢得民众高度认同和坚定拥戴，最后建立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年代，积极探寻何种发展和解决为谁发展的问题。现代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抽象的个人权利，更是个人的小康生活，通过解放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不仅仅是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也包括过程公平和结果正义，党勇于担当，确保社会弱者能够得到关爱，超越赤裸裸金钱关系，使社会充满温度，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至上逻辑。诸如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它被视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种务实和人民至上的现代化标准也被历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发扬光大，诸如习近平提出两个是否标准就是对其传承，即“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⑱，这意味着已经超越了人们对温饱生存的需要，还要确保实现人们对价值理想、个人尊严和权利保障等更高的诉求。诸如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等，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和接受不接受作为评判标准，以便真正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一现代化，是一种基于集体主义把国家规划与不断变迁的社会需求联动起来，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超越人与人之间基于资本而确立的利益秩序，强调基于对人民的情感而确立的关系秩序，以及在依法治国条件下有序推进的现代化。

2. 中国的新内生发展区别于其他后发国家的依附发展逻辑。

后发中国在外争主权完整、内求治权有效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模仿走向自主，不可能重走先发国家殖民掠夺的老路，只能靠挖掘内生动力，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道路。通过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成功克服了“晚发”“外生”的二难悖论，摆脱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取得快速自主的内生发展，又基于新内生理论吸纳外生力量并使之转化为新内生发展的动力。而其他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出现波折，很大程度上源自过于依附发达国家，以资源来换发展，主导性政治力量自主性不高，建立的多是亲西方的军人政权，再加上社会参与的理性化和制度化程度不高，照搬发达国家模式而使现代化道路遭遇挫折。诸如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虽然早期取得一定成就，但后来过于依赖单一的国内市场，导致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东亚国家或地区采取出口导向战略，有序推进对外开放，倒逼内部产业升级，成为少数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但在政治上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后发中国既摆脱了像拉美那样依附式发展，也不同于日韩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而是在使命型、整体型政党的领导下，把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结合起来，赢取现代化的成功转型。正如苏振兴和张勇所言：“处于边缘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总是在世界经济贸易中长期处于不利的落后地位，除非边缘区域国家能够摆脱对中心区域国家的依赖，否则它将永远处于被剥削地位。”^⑲

3. 中国以共产党主导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主导，也区别于其他后发国家的军事力量主导。

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由于没有形成主导性政治力量，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的迈向现代的道路都难以成功。最早的洋务派封建官僚从器物层来学习西方，开启近代工业，但难以走出封建官僚以此来巩固自己派系的私利化倾向。维新改良派依附皇权，开始从政体上模仿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却由于清王朝走向没落，导致无力从封建内部孕育新政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通过革命推翻清王朝，模仿美国的总统制，但也因为其软弱性，革命果实又被封建复辟势力所取代，使近代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帝国列强瓜分的混乱局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迅速在中国传播，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学习列宁主义纪律严明的政党建设，尽管资产阶级软弱、工人阶级薄弱、农民阶级难以摆脱小农意识，共产党还是担当起主导性阶级力量的重任，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把一盘散沙的社会高效组织起来，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开辟了中国新纪元。在国家建设、改革和治理时期，中国共产党依然发挥价值引领、共识凝聚、组织动员和党的领导等组织化制度化优势，善于学习，敢于直视不同历史时期的突出难题，不断调适政党的行为方式，取得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和社会治理绩效。而发达国家主导现代化的力量由资产阶级所掌握，早期的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以市场机制促进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使得社会财富也随之急剧增长，也通过宗教改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启蒙了个人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通过革命或改良的方式，从封建主义的母腹中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促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然而，中后期的资产阶级以经济资本交换政治席位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的先进性退缩为维护本阶级的资本统治，资本贪婪的本性使国内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也使国际社会充斥着为掠夺资本而进行的残暴殖民统治，被殖民统治的后发国家作为原材料源源不竭的提供者，而一直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支撑发达国家的繁荣，发达国家也通过掠夺后发国家来转移国内矛盾。当然，资产阶级主导靠资本利益最大化这种行为逻辑既带给发达国家繁荣，也是其陷入结构性困境的根源。诸如就发达国家内部而言，陷入严重的阶层固化和国家极化现象；就其外部而言，不仅后发国家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越来越日常化，发达国家之间危机冲突也持续不断，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教训依然难以改变每个国家最大化各自国家利益所带来的国际社会悲剧。其他后发国家之所以难以摆脱其依附地位，也往往由于其现代化转型由军事力量所主导等原因。无论是拉美、东南亚，还是北非、中东等地区都不例外。而且这些军事力量很多都代表亲美派，难以独立自主，所选择的上层精英路线，也难以走出派系斗争的漩涡，难以成为整体性政治力量来凝聚共识，更难以在价值层面形成全国统一的思想，赢取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而中国政党主导的优势在于能从思想意识和政治共识层面超越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竞争逻辑，也超越其他后发国家军事力量主导的权力斗争逻辑，而且党又能以执政的危机来自我警醒，以执政的韧性来不断完善政党的自身建设。这也是区别于苏联转型时期共产党的原因，苏共垮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共产党疏于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所谓的思想解放，正好中了西方图谋已久的和平演变圈套。

1. 单线的现代化还是复线的现代化。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基于经济理性和世俗化浪潮寻求可视化、可量化和可操作的“物的现代化”，诸如工业化、城市化等。相对于工业污染和城市化弊病，也要从工业主义和城市化浪潮走向精神、政治、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全面的现代化。正如罗荣渠认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追求各个领域全面的现代化。许耀桐也总结说：“目前中国共产党已先后形成了对于现代化的16个提法，即：机械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化、制度化、法律化、知识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⑳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也意味着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走向更为系统、更为整体和更为协同的治理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指出：“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的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㉑他也拓展了四个现代化理论，提出“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国防军队现代化等一系列重要表述”。^㉒只有全面的现代化才有助于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因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但同时又是具有威胁性的”^㉓，只有摆脱基于物的“人的异化”，处理好现代化多重目标的兼顾，才能更好地服务和满足人的需要，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获得基于人的自主性的全面解放。

2. 现代化的同一性还是多样性。我们在寻求现代化同一性的同时，也要基于各国差异化的国情走多样化现代化道路，像艾森斯塔特就运用多元现代性来主张现代性的非趋同性，他的观点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很具启发意义。而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来否定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更多代表的是一种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实践也证明福山所宣称的自由民主政体终结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强调“‘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㉔，要认清中国“必须抓住中国的特点”即“国大、物博、人多、任重”^㉕八字。邓小平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㉗习近平也多次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㉘不仅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国外很多著名学者也认为认识和解释中国得从中国自身出发，诸如费正清认为：“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㉙柯文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研究中国中心观，另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孔飞力也指出：“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美国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㉚

3. 现代化道路是勇往直前的还是充满历史叠加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主张勇往直前的线性史观，凸显竞争和不断超越传统，对人的理性能力充满乐观，以人定胜天的豪迈挑战自然和改造自然。然而这种现代化观点也遭到后现代化思潮的批判，反思理性，强调传统文化、习俗惯例等非理性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反思现代性的目的不是为了瓦解它，而是为了修正它，把开放、多元和自主等价值吸纳进来从而延伸了对现代性的理解。尤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的确如此，正如任平指出“在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新现代，顺序出场，而在中国却共时出场甚至倒序出场”^㉛，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习近平对中国现代化判断是“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我国发展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㉜，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充满反复和曲折。现代化道路在超越传统社会的同时又必然离不开受其历史文化基因的影响，有必要处理好传承与革新之间的关系，寻求有根基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㉝同时，他也强调，应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㉞

4. 现代化道路是精英建构的还是精英与民众博弈演进的。以现代化目标为指引和对现代化同一性的追求等观念带有明显的精英建构色彩。然而，现代化也开启了民智，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众的参与和对民意的回应这对关系构成审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越能基于民意需求和社会自主性的现代化道路也更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越能获得民众深度的心理认同，现代化转型也更能取得成功。回到中国语境下，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也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对各族人民平等权的解放，妥善处理好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赢取了民众广泛拥护，劳苦大众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发挥其对现代化道路的实质性影响作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注重自上而下的目标建构，也基于社会自主需求的自下而上对现代化道路的参与和认同，把党的领导和社会自主有机结合起来，完善“一核多元”的中国现代化。

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突出性难题（见表2），发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与其说中国现代化道路是规划的产物，不如说是遵循历史演进、基于社会自主性基础上的时代产物。

由于中国现代化是全新事业，难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曲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现代化道路所遭遇的困境，不断调适政党的运作方式，化危纾困。

1. 秩序困境：来自外部霸权和内部规模治理的挑战。

中国要确保现代化快速稳健发展，首当其冲要解决国家的统一和秩序保障问题，化解来自外部霸权和来自内部规模治理对秩序的挑战。

其一，外部霸权引发的秩序困境。新中国成立前，列强环伺，受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略，国家支离破碎，受美国扶持的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疯狂“围剿”，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道多助，赢得国共竞争的绝对优势。然而，美国依然干涉、企图划江而治、分裂中国，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了国家的主权独立，走出亡国灭种的国家主权危机，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当然，列强依然对新政权实施军事封锁、经济制裁和外交遏制，就连苏联也釜底抽薪地撤离专家，两边作战的新中国选择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兄弟情谊，也通过独立自主赢得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当然，也随着中国成为国内总产值世界第二的国家，老二的位子不好过，霸主美国又以中国威胁论或以中国崩溃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摩擦不断。尤其自十八大以来，中国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美国谋划的亚太战略和逆全球化选择，加剧了中美危机，中国周边的美国盟友也纷纷制造争端。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强调现代国家之间命运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他者的发展，为发展新型民族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有助于走出“强者必霸”的宿命，避免国际社会因丛林法则而导致的大国悲剧。

其二，内部规模治理引发的秩序困境。在革命年代，国外各种思想进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角逐，共产党通过学习建设列宁式组织严密的政党，把一盘散沙的战乱社会动员和组织起来。学习苏联发动城市工人暴动惨遭失败后，逐渐摆脱照搬苏联的革命道路，也从照搬共产国际左倾路线中走出来，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找到“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在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直面“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基本问题^㉟，为开启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向指引。中国领土疆域广阔、多民族关系复杂、不同身份差别的单位、法人和个体，如何实现巨型国家对转型社会的整合？如何打通地理区隔使民众找到共同的情感归宿和对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础？针对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这些难题，党一方面敢于直面各类复杂关系，诸如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式讲话中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㊱，诸如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历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都特别注重发挥党的高位推动作用，使其影响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通过国家政治共识的建构，来整合民族身份差异、不同身份属性的单位组织和个人的差别，通过奉行人民至上的哲学本位，赢取民众发自内心的深度认同。

2. 发展困境：粗放型经济发展伴生的发展危机。

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之后，面临进城赶考如何发展的拷问，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完整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战略思想，优先发展军工业、重工业，推进内地三线建设，已经看到了农、轻、重三者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在模仿中超越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当然，在这期间也犯过“左倾”冒进主义错误，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炼钢铁”时期提出“三年超英五年超美”不切实际的口号，“浮夸风”盛行，违背客观规律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留下深刻教训。也出现滞后于时代，导致发展陷入困局的现象。诸如延续革命时期“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割资本主义尾巴”“狠斗私字一闪念”，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政治秩序振荡和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也出现重工业与农业和轻工业的产业结构失调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分权松绑式渐进改革，极大调动广大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带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走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当然，正如亨廷顿强调，“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㊲，与发展相伴生的问题带来发展困境，诸如粗放型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积累诸多社会弊病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等等。自21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民生为本、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来推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也通过学习型政党构建，直面社会需求，促进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型，让改革开放的红利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把获得认同的全体人民的积极能动性发动起来，形成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观促进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建设成效，“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㊳当然，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更加全面的发展目标又会对现代化道路提出新的挑战。

3. 主体困境：主体异化和人口红利退潮带来的挑战。

现代化另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和把社会理性的作用发挥出来。人的主体性成长分三个阶段：首先，摆脱人对异己力量（诸如神、上帝）的依附；其次，摆脱对物（诸如商品、金钱）的依附；最后，也要摆脱狭隘的自我，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人是社会关系总和，只有在遵循社会理性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体主体性。即既要启蒙人的主体意志确保其有参与的意愿，又要基于物质确保其有参与的能力，但也要超越物质寻求社会理性确保其有序参与，避免参与爆炸或参与冷漠两种极端现象。如何基于民众的自主性又避免主体的自我异化，如何把社会的积极自主性发挥出来而使参与有序进行，构成风险社会的主体难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获得解放，大量低廉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构成中国现代化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急剧转型的社会面前，社会出现世俗化、原子化、空心化和碎片化等现象，以及与发展相伴生的社会弊病也加快了风险社会的到来。因为获得解放的人不是抽象同质化的人，而是有各种差异性的真实人，而且真实人的诉求也是千姿百态；在权利意识上也有不少个体常以狭隘个人利益等同于权利，以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必然导致公共治理陷入难以治理的困境。也有不少个体主体意识不足，对公共性事务的参与比较被动，导致社会资本不够发达、社会理性发育不健全，社会治理时不时还是会延续运动式动员的惯性。人口众多尽管带来人口红利，但也带来社会管理的巨大成本。而且伴随老龄社会的到来，养老的沉重负担和日益高涨的用工成本，影响现代化发展。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基于社会自主性，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以党建引领党群服务中心的平台建设带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把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大提升民众通过协商民主方式参与社会的意愿和可行能力。当然，对于起领导作用的共产党自身也需规约，自十八大以来，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也与全面从严治党相匹配，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权力监督。

正如习近平指出：“怎么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㊴历届共产党人通过薪火相传、开拓创新，摆脱后发国家的依附型发展模式，“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㊵正如习近平在庆祝建党100周年讲话中高度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㊶也有很多学者提炼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路径，诸如林尚立强调“以国家主导、集社会资源、基稳定秩序、借后发优势、藉持续发展、行跨越战略”。^㊷杨雪冬从“核心能动者、有效率的职业官僚队伍、可持续的财政、全面的合法性和市民社会”^㊸来总结中国所做的努力。张文龙和李建军从政党主体性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并不是被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所困扰和规制，而是通过自我革命精神和力量不断规定和发展自己的现代化和锻造政党品格”。^㊹下文基于新内生理论，从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内外关系、资源整合、民众参与制度化和党自身建设这四维探究其困境突围的路径，化解国外霸权、国内规模治理、粗放型发展和主体困境带来的挑战，证成政党主导内生性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又何以持久维系。

现代化道路要迫切解决时代之问，必须回到具体国别境遇中，而且每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也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道路不容忽视的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定性的客观条件，如何审时度势地准确研判和界定这些条件，是对主导性政治力量提出重大拷问。内外环境的变迁，既有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的客观性，也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对环境变迁所起的促进作用，构建学习型政党，与时俱进，不断调适，以便打破僵局，改善环境，变不利为有利，逐渐赢取时局的主导权。正如新内生理论所强调，中国的内生发展并不表示排斥外生力量，诸如为了改变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被迫闭关锁国的局面，主导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修错容错机制、以治理的韧性来寻求与环境变化的契合度、以渐进性改革所遵循的完善逻辑而不是完美逻辑来促进内外环境的改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看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从依附借鉴到自立探索，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㊺，从革命斗争逻辑调整为和平建设逻辑，从随时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备状态调整为打开国门放眼世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强调：“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㊻即使出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垮台的局面，邓小平准确把握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内蕴的和平和发展这两大主题，韬光养晦，借力发展，凸显后发优势。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大变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大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㊼，在国内倡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共同富裕、持久繁荣之路。在国际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利益纷争的国际困局，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危机。正是对内依靠本国人民自力更生，对外坚持深化开放，充分承认、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凝结的一切积极成果，构建融入性自主，以便有效回应国内外时局变化，更好推动现代化发展。

尤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领土主权空间、民族融合空间、城乡经济空间和社会治理空间等领域的整合度大大加强，正如徐勇也从空间维度探究如何实现“由一个分散、互不联系的地方性社会走向现代整体国家的过程”。^㊽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地大物博，资源丰富，通过海陆空全方位的立体交通建设，打造更加紧密联系的空间共同体，以便资源互补、相互支撑，形成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中国也是拥有14亿多人口、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巨型国家，为了破解规模治理的难题，避免粗放型发展带来的资源枯竭，最大限度的合理配置资源，以整体型政党通过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把全国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并通过国家再分配的方式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开发利用好丰富的人力资源，使高精尖人才越来越多涌现出来，以便对资源走上集约型开发利用。随着信息技术时代到来，正从中国制造的劳动力密集型发展模式向中国智造的知识创新型发展模式转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诸如太空技术、高铁技术、地铁技术等等，为国家领土主权的安全和国内秩序的整合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党和政府也积极以技术理性来撬动党和国家的体制改革，推动传统垂直的权力结构向兼具横向网络化的权力结构转化。诸如构建兼具扁平化和整体化的数字政府，既能做到一网统管，又能做到一网通办，把政府的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借助技术手段织密各种网格，通过社会网格化管理，寻求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再从对国外资源的开发和吸纳上，“中国领导人把目光投向国外，并集中在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身上，寻找利用外部资源，即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先进的管理经验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从而提升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水平，缩短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距离”。^㊾这一认识所代表的后发优势的观点，无论在学界、民间还是官方都获得广泛认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好好利用其政策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已成为全球化世界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国内外两大市场资源结合起来，“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坏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化外部挑战为内部发展机遇，使资源要素在全球得到最优配置，这是改革开放给我们积累的宝贵经验。

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失败常常表现为民众参与失序，尤其与市场化浪潮同频共振，更是加剧了社会转型危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也积极总结运动式治理的不足，避免人为贴标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所带来的危害，通过落实使命型政党的担当，凸显制度化权威，确保民众有参与的意愿和参与的能力。也客观审视世俗化社会带来的新变化，基于社会自主性，满足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同时也通过党的价值引领和制度规约，来克服主体异化的问题，引导民众有序参与，发展壮大社会组织，把民众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吸纳到制度化渠道中来。尤其自21世纪以来，通过两新组织党建把不断扩大的两新组织成员吸纳到党的队伍中来，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更好发挥他们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作用。也通过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这四大基本制度发挥好，“在巩固全过程民主的广泛性中夯实其制度之基，在彰显全过程民主的充分性中强化其制度之实，在践行全过程民主的健全性中凝聚其制度之力”⁽⁵¹⁾，从而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寻求政党、人民和国家三者内在的一致性。超越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范式，相对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竞争社会，中国更强调基于集体主义的协商社会，众人的事情众人协商解决，协商民主代表中国民主的发展方向，由传统单一的管控规则方式向多元化的协作共建共治方式转变，实现从相对一元到“一核多元”的转变，把社会多元主体的力量发挥好，寻求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和谐稳定，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矛盾冲突化解在基层，增强社会作为减压阀、缓冲剂和稳定器的作用。正如刘笑言所强调现代化道路的基层实践亟需做到权力落地，构建社会力量联通政府和百姓的闭合网络，让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协同共治的内生动力，满足民众需求。⁽⁵²⁾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高效领导，也源自敢于直面外部挑战和自身在成长中伴生的问题，历届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都对党的领导和执政如履薄冰，具有强烈的执政危机感。只有发自内心地意识到执政的艰难，警钟长鸣，才能克服长期执政带来的懒政庸政，积极探寻执政的一般规律。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针对基层党组织出现虚化、弱化和边缘化等问题，强调打铁还得自身硬，敢于反腐倡廉，刀刃向内，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新。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不断重申和强调：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对于党所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大危险”丝毫不敢懈怠。敢于直面和化解“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不仅强调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以严于法律的党章党规党纪来规约党权。不仅广泛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对党权的监督，而且特别注重加强自我监督，增强党的自我反思平衡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覆盖全国的新型政党的作用。实践证明，对党的自我规约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反而更有助于增强民众对党的认同度、改善党的形象和强化党的领导，更好地探寻现代化政党执政的一般性规律。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构建使命型政党，挽救民族危亡和谋求人民利益，特别注重从思想、政治、纪律和组织等方面建党，以毛泽东思想来确立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思想，也特别擅长以政治宣传来教育和解放社会，特别注重党员修养、纪律和作风建设，塑造党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也通过党委、党组、党支部和党员纵向严密的组织建设，党指挥军，支部建在连上，三人就可以建立党支部，从而织密党的组织网，壮大党的影响力，拓宽党的覆盖面，使党从弱小走向强大，赢取民心，得道多助，最终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也针对计划经济时期党过于强调宏观行政调控和对制度的忽视，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把党和国家权力的行使纳入到法治规约的渠道中来。也善于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做学习型政党，不断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爱国统一战线的人民范围，以人民内部矛盾来直面改革开放所积累的社会弊病。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发挥世界上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整体型政党所起的政治领导力、思想指引力和群众组织力之作用，发挥“政党中心主义”⁽⁵³⁾共识凝聚、价值引领和高位推动作用。“无论是国家政权的重建与官僚体系的建设、精英的吸收与转换，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建设，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高位推动，并以党的权威为保障”⁽⁵⁴⁾，以便处理好政党与国家、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既能通盘考虑、做好统筹规划，又能分权松绑，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协同参与到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治理中来。即“党从‘缔造国家’时期的党领导一切，到遵循‘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下的民主化、法制化，再到‘强起来’时期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话语转换，回应了新时代全面改革对政党现代化的需要”⁽⁵⁵⁾，发挥政党主导“一核多元”的作用，在“干中学”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和完善政党主导的新内生性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