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家庭和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是费孝通的重要学术关怀，也是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讨论最多的主题之一，书中提出的分别用来描述西方和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接力模式”和“反哺模式”对学界影响深远。晚年，费孝通还在谈话中明确了世代在传统中国家庭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因其学术思想深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故费孝通对代际关系的论述具有明显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强调权力维度与权力关系，由此自然淡化了对代际之间情感交流的关注。尽管如此，在对长老权力的论述中，依旧可以看出他对血缘和情感的关切。

费孝通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提出了四种权力形式，即从社会冲突里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里发生的同意权力，在社会继替中发生的长老权力和在社会巨变中发生的时势权力。作为四种不同的权力类型，它们可以同时并存；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权力的作用强度并不一致。各自的切入点、作用机制和主要特征见于表1。本文主要关注后两种权力。

长老权力/教化权力即“传统父权”，是指一种由社会继替（即社会成员新陈代谢，社会分工世代交替）和阅历积累而形成的家庭权威力量，是在传统中国长期存在的一种家庭权力类型，集中表现为父亲作为家庭中的核心成员，掌管家庭内部的大小事宜。^④长老权力主要展现于亲子关系，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费孝通认为，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一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人的行为由传统的礼管束着。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以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⑤不同的文化区域带有不一样的运行规律，这种规律先于个体而存在，非个体意志的结果，但具有强制性；其行使亦非统治关系，却带有教化目的。在稳定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教化的权力在不同的场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三人行，能教我解决当下问题者即掌握教化权力者。

代际关系至少可从情感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维度加以考察。长老权力的基础正在于基于血缘亲情和价值理性而形成的孝与敬。孝源于血脉，故与生俱来，但以宗法伦理为支撑；敬源自教化与“稀”，为社会化之果。尽管二者的生成逻辑存在差别，但它们之间相互渗透，遵循和体现的都是儒家伦理的“亲亲”“尊尊”原则，尊中有亲、亲中有尊。孝亦可来自知识、前喻和古稀；敬亦可生发于血缘、年长与伦理，难以完全割裂。

孝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生物性源于血缘关系。

　　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⑥

血缘是天生的、是无可撕裂的既存事实。世界上最不用也无法选择之事，就是代际关系和手足关系，由此构成人伦之基。父辈给予子代最宝贵的生命，将子代带入人世间并细心呵护，这自然而然地带来父辈的威权，父为体，无父便无子；子为“用”（传宗接代、情感慰藉、防危防老等），处于从属地位。先天的血脉进而衍生为父母对子女、先辈对后辈、长者对后生的绝对权威，基于血缘，子代对长辈尽孝是必须且无可选择的，故中国自古就有在父亲绝对权威之下的“愚孝”之说。这就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差序结构。

孝的社会性则是基于血缘的宗法文化规制。长老权力并非单纯依赖血缘关系。情感理性的孝，既是生物性的，融入血液之中、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也受制于父为子纲、父父子子、父慈子孝的文化规约，这就是社会性。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传统孝道存续不变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代际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变化甚大，由此带来孝道的本质特征和外在建构的变化。在现代社会，孝道的内涵及运作功能已然分化，两类特征迥异的孝道并存：一是依旧重视传统角色及地位之规范、强调子女压抑和服从长者等级关系的权威性孝道，二是强调以亲情为基础的代际平等的互惠性孝道^⑦，且以后一类孝道为主。亲代养小，子代反哺亲代，并以“赡养”来彰显孝道，实现反哺轮回。代际互助与互惠是维持代际关系长期稳定的前提。^⑧而代际互惠不仅仅指“你养我小，我养你老”，且包含父代对子代持续的价值（包括照顾孙辈）。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父慈子孝的前提，是父代继续赢得子代孝顺的基础；反过来，子代对父辈新的孝行，也维护着父代的威权和尊严。可见，孝的社会性中也蕴含着工具理性的意涵。

权威性的孝道与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年龄密切相关。年龄既是个体最基本的人口属性，也是识别社会群体归属的一个重要指征，是毕生发展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是最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范畴；它将个体生命、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联结在一起，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心理意义。^⑩

　　年龄成为确定统治者身份的重要条件，一方面是生物性的，世代继替作为一种生物学事实，决定了父子关系先天的不平等；……进一步，由于宗法制度凸显了“年龄”的因素，在封建政治制度中自然会强调“尊老”的观念，不仅在国家层面是如此，即使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如此。^⑪

在小农社会，年龄意味着辈分，也暗含着生命的长度、深度、厚度和高度。关于年龄的意义，将在下文详细阐述。

在以农立国、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家长是德与智的化身，不仅在家庭中享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对家庭资源具有完全的拥有权与支配权。子女由包括家长在内的直系亲属抚养长大，家长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教会其生存技能并在成年后为其安排从夫居的婚姻。当父母年迈时，家庭男性子女需要敬养父母，待父母去世后，男性子女还要履行丧祭之礼，并继承父母遗产。这套体系正是依托着代际间“相互性”的跨时空的资源交换与儒家“权威性”和“善事父母”的孝道文化而得以运转。^⑫在该时期，老年人的居住观念与安排都较为统一，具有高度的社会认同性。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形态转变动摇了传统孝道的基础，对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让原本安土重迁的农村人口摆脱了宗族社会的羁绊，快速融入工业文明。在小农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生产生活方式的嬗变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弱化了子代对亲代的道德义务，血缘亲情和宗族伦理不再是代际关系中的唯一主导要素。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变革，孝道文化的情感理性基础也随之动摇。置身于人口流动的浪潮中，传统社会“事亲”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且，许多被阻隔在数字技术门外的老年人，无法通过互联网与子女在情感上形成连接。随着时代的变迁，孝道文化的本质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Z世代”，独立思考、价值观多元、个性独特成为他们身上的鲜明标签。传统的权威型孝道文化已经不被年轻一代所认同，他们对于孝道的理解，开始转变为对平等互惠式情感纽带的认同。

长老权力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尊敬，这在《乡土中国》的描写中也很深入。传统社会的人伦是，除孝顺外，子代还须尊敬亲代。尊敬虽基于孝且受制于儒教规范，但不必是天生的，而是来源于彼此认识进而产生的相互认可，在内心深处对对方价值和身份的承认。就主体而言，尊敬是内心的一杆秤，谁值得怎样的礼遇或尊敬，在于他所认知的这个人的价值；对客体来说，良好的修为和较强的实力、不同凡响或与众不同的魅力等，是赢得他人尊敬的重要依据，受尊重的程度取决于自身在他人眼中的价值，故“敬”具有深刻的工具意涵。

粗略而言，孝源于血缘，但敬起于“礼”和“用”，前者关涉“敬”人，后者关乎被“敬”。“礼”是内化于心的素养，是一种秩序，敬人只需尊礼，“被敬”却与“有用”关联。“用”表现在相互勾连的知识、资源、资历等多个方面。小农社会子代对父辈的孝敬不仅仅源于内隐的血脉联系和宗法礼治，这种文化规制之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得以维持，是以工具理性兼具价值理性为支撑的。

　　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⑬

有知对无知的教化，本质上是对知识话语的掌控和对稀缺资源的占有，并通过知识的传递而对权力进行再生产，由此构成敬的主要凭依：

　　先天不平等的父子关系，由于亲代所具有的社会权力、相对广泛的经济与社会资源，以及在变动十分缓慢的远古社会所具有的知识和经验上的明显优势，使得蹒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子代天生处在劣势的地位。^⑭

在小农社会，家庭既是“生育合作社”，也是经济共同体和生存共同体。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家户为特征，男耕女织是家庭分工的主导模式。无论是耕是织，都是技术活。耕种必须不误农时，需掌握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这些都是长期生活经验积累的知识，是经验知识。父亲劳作技能娴熟，最了解时节变换和自然法则。织布缝衣等手工技艺也是如此−女红技艺最初也由母亲启蒙。萨拉·马戈曾言，“多则价廉，万物皆然，唯知识例外。知识越丰富，则价值就越昂贵”。^⑮通过“前喻”方式，晚辈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中，逐渐习得农耕技术或手工技艺，父辈知识的拥有和传播是家庭生存的重要保障，是以此而获得其他（如：家庭兴旺发达）的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子代对父辈会产生一种由衷的尊重与敬畏；反过来，父辈作为知识的拥有者和传道者而自然而然地获得权威性。

年龄不仅意味着辈分与经验知识，而且也是形成“尊敬”的资历。世间万物总“以稀为贵”。“稀”既体现在对知识的掌握和拥有上，也体现于更长的寿命（“古稀”）之中。在高生育率时代，家庭有多个晚辈，但因人口寿命较短，人口年龄结构形成一个底宽顶窄的金字塔。亲代居于塔顶，拥有知识和威权，是家中之宝；而众多的塔底之人仰视塔顶，对高居塔顶的高寿之人怀有崇敬和景仰之情。长寿之人不仅享受家人的敬重，而且也受到社会的尊敬，并被贴上了“德高望重”的正向道德标签。进一步讲，比同辈人活得更久本身，不仅承载着更多的阅历经验、知识智慧，而且也被视为一种成功的标志，是人生赢家和晚辈的楷模与行为榜样，构成了“尊”和“敬”的基础，成为长老权力的另一重要支柱。

　　那些神情矍铄的长者人数很少，但他们的文化阅历最深，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正是如此，他们成了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他们敏锐的目光、健壮的四肢，以及永不倦怠的勤勉，既延续了生命也维系了文化。要使这样一种文化生息不灭，就不能缺少年长的一辈，他们不仅能在饥荒的年代引导同族同舟共济，而且他们本身就提供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模式。^⑯

良好的修为、较强的实力、不同凡响且与众不同的魅力、长寿成功等，在血缘关系之外，成为长老权力赖以维持、长久不衰、被遵从和践行的客观基础。当然，这些是“被敬”的条件，与“敬人”是两个不同层面。“敬人”不仅来自“有用”，也出乎内化于心的“礼”，是自身的素养；如同“孝”一样，建构的都是一种秩序，故孝中存敬，敬中也有孝。只不过是，“敬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以“用”“礼”为前提的。

然而，虽然以“孝”为基的情感理性难以动摇和改变，但以“敬”为凭的工具理性却可能随知识内容和形态的更替而变化。特别是在数字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传播方式、掌控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不同知识体系下的话语体系及其与权力的勾连。知识就是权力，话语具有代表和生产权力的特性，可促进话语主体获得权力、改变现实关系维度中的身份。

米德通过区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来解释代际关系及其流变。^⑰如果说情感理性主要取决于血缘“情感”纽带和儒家文化的价值伦理，故难以撕裂；那么，工具理性则更偏于“理性”一端，强调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的传播方向，即谁向谁喻、喻什么、怎么喻。“喻”意味着知识的内涵及其传递主体与路径，后喻文化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兴起。在网络世界中，传统经验知识的贬值甚至失效，使得父辈逐渐丧失了对子辈的控制权，子女在网络世界中建构起了更为年轻化的生活空间与话语体系，从而动摇了长老权力的生发基础。

“时势权力”是在变化的社会，人们掌握并适应了变化而占有优势、进而给个体或群体带来的实际力量。与长老权力不同，时势权力在社会安定时期不易发生，但社会动荡或社会变革容易催生这种权力。

费孝通认为：

　　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 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变迁剧烈的社会，这种权力也在抬头了。^⑱

时势权力不带剥削性质，非社会分工所授权，亦非根据旧有传统所产生，是各自时代社会环境的时局所催生。比如，在电脑开始普及之时，运用第一代计算机知识和计算机技能的人，相较于其他人而言就有优势，于是成就了苹果的乔布斯、微软的盖茨、搜狐的张朝阳、脸书的扎克伯格等；在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之时，一些专家因掌握了相关领域的权威知识话语，帮助大家认清形势、找到摆脱困境与危机之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成为时势英雄。这些公共领域的案例进一步表明，“权力”与“知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小农社会，长老多通过血缘的人伦和知识的掌控来生产、维持和行使权力。权力制造知识，知识强化权力。福柯认为，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权力效应；权力、话语、知识循环共生、互相作用。话语规定社会秩序，对社会成员进行规训，并不断产生新的话语规范和知识体系，通过话语实践进一步形塑既有权力、形成新的权力，从而塑造个体的身份定位和自我认同。^⑲

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一切知识，都是在初始的社会化进程中，通过社会继替的方式由父辈传输、转移给子代，而这也是（非）正规化的文化和知识教化与复制过程。其间，家庭作为建构子代记忆的首重场域，成为长老知识与话语霸权形成和践行的主要场所，进行文化和知识再生产，从而将“知识”与“权力”这两个命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复制机制不断进行再生产或维持现有的权力格局。不同类别权力流变的根源，在于知识对权力的控制和规约、以及反过来权力对知识掌握与彻底实施的控制，二者互为因果。居于中心位置的知识统治方，借助标准化的知识确认自己的优势地位，利用知识区隔功能将竞争者驱逐到边缘领域。^⑳具体到代际关系，父辈不仅利用知识的优势、积累的经验与财富的掌控形成对子代的话语霸权，还阻止子代进入权力的中心圈，借助知识来巩固自身权力。这种独特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背景，构成了长老权力的基本范型及其教化的独特品性，由此实现对父权的稳固；而子代则难以突破父权区域，无法发展出自身的权力。可见，权力产生于交换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依赖^㉑；其合法性源于“主体间的共识”^㉒和主客体间的互构^㉓。

但是，权力具有流变性。任何一种权力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产生的，与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交织在一起，随社会场景而变化，由此构成一个重复、流动、不断建构与被建构的社会实践过程。同理，不同类别权力流变的根源，在于不同时代知识对权力的控制和规约、以及反过来权力对知识掌握与彻底实施的控制，二者互为因果。现代性的权力建立在人们对知识的认同而非仅仅是知识的教化上，而权力认同又建立在以资本为基础的专业分化的场域之上。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在不同专业场域建立起一套被广泛认同的“符号象征系统”，由此实现权力并达成其他目的，“符号资本是一种信誉，是一种赋予那些已经得到足够认同的人的权力”^㉔。一旦知识及其教化模式改变，知识与资本更为密切甚至合流，代际权力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当下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而这正是孕育或彰显时势权力的好时机。将时势权力的彰显置于网络时代的语境中分析可知，其背后正是网络数字知识的生产、流布及其传递模式的变化。

数字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媒介生态，带来了整个知识体系的变革。互联网在为知识传播提供强大媒介的同时，也在改变知识的内涵、特征和生成规律。比如，人类对知识与知识生产的空间进行重新定义，数字符号成为新时代的新知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技术，使得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开始在物理和社会空间之外产生“信息空间”，由此构成了新的知识形态，知识本身也得以重新定义。因这类空间及其知识与长者熟悉的形态截然不同，故他们对此多较陌生。

又如，与传统的经验知识相比，新知识具有生产低龄化、选择个性化、联结关系网络化、行为可量化等特征。比如，互联网下的知识生产过程，不强调社群成员最终达成共识，知识生产源于对问题与观点的非共识性，社群成员各抒己见，观点自由碰撞，不受权威观点的约束，可自由进退。换言之，互联网的知识标准呈现个性化特征，不追求观点的同一性，不要求形式的规整性，也不强调传播形式的规范性，而是更注重知识生产者和实践者的个体体验。显然，这些特征与传统经验知识特征大相径庭。

再如，知识生产与存储的网络化，使得数字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得以同步进行。互联网社群通过充分的信息交流和互动协作，构成节点网络进行知识生产；同时，知识以某种符号形态或载体（如：视频、音频、程序、文本、图像等）被存储于数据库，呈现多模态特征，派生出知识网络，具备较强的知识自生产与进化能力，且传播效率远高于单一的文本知识载体。^㉕因此，不同于传统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分离，在信息时代，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过程融合在一起，且得益于生产场景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知识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传播者。而这也与支撑长老权力的经验知识的生成规律和传播模式截然不同。

首先，网络时代的知识学习突破了传统单一的代际知识传递边界。^㉖学习人群超越传统以血亲为纽带的家庭模式，拓展延伸到组织、社区和社会，从家庭内部的长辈和晚辈逐步泛化为不同年龄段的代际人群。学习场景也与传统模式变化甚大，对某些人或特殊时期（如：2020年以来的新型冠状肺炎肆虐期间）而言，线上学习成为一种重要、甚至主要的模式。学习形式也更为灵活、富有弹性和多样性。

其次，数字媒介时代的知识传播，从侧重知识传递转变为强调知识的共享，打破了原有的等级结构和中心化特征。数字技术形成的网络空间改变了社会时空结构，建构了个体社会化的新场域，赋予知识传播新通道。生产并传递数字知识成为网络形态中的一种共享和参与者共同遵循的逻辑，主客对立与中心—边缘的线性传播关系被打破，传播者与受传者都成为节点式的存在，并置在网络空间中。^㉗传播主体和客体都是所有人对所有人，信息传递不设门槛、平等交互，每一环节既是传者又是受者，个体平等发声。^㉘

具体到代际关系，数字时代的亲子互动是“双向”的。借助于新知识和媒介互动，社会化模式开始由长辈—晚辈面对面的单向化与标准化传授，向虚拟化、双向性、个性化模式转变，社会化场域由传统单一的物质空间向物质和虚拟空间并存转换。亲子可跳脱物理空间，出场却不必在场，在场却又可疏离，从而不仅丰富了传播方式，提高了传播和接收效率，而且使得代际互动更为平等、自由与开放^㉙；更重要的是，子代可通过技术反哺，在父辈继续社会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数字技术生产的信息知识，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体系，成就的是一种新型权力。谁掌握信息就意味着拥有这种存在于符码或再现影像中的权力。拥有这类资源的主体，就拥有了利用资源去命名、定义、描述、传播与再生产的权力；反过来，这种权力又通过新的话语方式不断巩固其优势地位，维护自身利益。^㉚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信息依托政治、军事、工厂企业和意识形态机构等实体来形成权力；在数字社会，权力通过社会成员生产、占有、分配信息、掌握新知识话语体系而影响他人的观念、支配他人的行动。在其中，社会成员更易获得信息和知识，知识掌握和传播的主体从统治阶级推延到普通民众。同时，数字技术还能迅速、集中、指数化地释放知识，让主体之间的联系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广泛的空间中更加紧密，进而重新结构化传统社会权力。^㉛同时，数字技术也改变了以往垂直的权力结构，使其呈现出分散化和扁平化特征，个体可通过网络快速、便捷地掌握知识，从而改变“自上而下”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限，而可“自下而上”地主动获取信息。再加上网络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气质，尤其是个性张扬和群体狂欢对权威意识的解构^㉜，推动普通民众突破旧有的权威体制，增加自身的力量，不断解构和形塑新的权力形式。

然而，虽然主体可通过网络提升权力和改变社会结构，但权力主体的内部和权力主体之间并不平等。这是因为，主体在网络社会获取信息的机会与能力不同，故享有优质信息的个体在话语表达和改变权力结构的行动上也具有优势；相反，获取信息途径不畅、能力不强甚至缺乏习惯能力的主体，则难以获得并掌握数字权力，从而带来阶层差别和代际差异。^㉝整体而言，晚辈逐渐从“知识边缘人”变成“知识中心者”^㉞，父辈虽未必一定从“知识生产传播者”变为“知识边缘人”，但代际数字鸿沟既已生成。权力主体整体范围的扩充与个体身份“隐蔽”性之间的矛盾，权力空间“虚拟化”与价值追求的真实性矛盾，以及参与“权力能力”的提升与参与理性化降低等^㉟，都可能产生网络社会代际之间权力的不平等。

与上述变化相适应，代际之间传播的知识不再局限于具体经验与技能，传播的主体也由亲子间的言传身教转变为社会化与多渠道化。知识本身和传承模式的变化，无疑会带来一系列其他变化。长期因掌握血缘和教化等先赋权力，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经济与政治威权的长老们，在数字时代地位被撼动，时势权力和长老权力之间的势能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数字知识自其产生伊始，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参与到知识的生产、更新与流播过程之中，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和技术，规约着数字时代知识体系的发生、形成及发展路向，进而规约着代际关系的新动向。

具体来说，代际之间权力流变经由父权的削弱和子权的增强这两条路径来实现。

代际的数字鸿沟极大地挑战和冲击着传统社会的父权制度。1990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了信息富人、信息穷人、信息沟壑和数字鸿沟等概念，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的鸿沟。在信息时代，不同主体因经济社会状况之别，形成了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网络技术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进而造成信息技术落差。在任何社会，总有人拥有最先进的知识与技能，也有人因缺乏相关技术、能力与信息，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

首先，从技术制造与传播方式看，互联网的去中心化逐渐消解了父辈对子代的话语权与掌控力，并直接“祛魅”长老权力。新媒体的去中心化特征，为子代挑战亲代权威提供了可能。^㊱“去中心化”带来社会交往的平等化，弱化传统的别上下、区尊卑的教化模式；加之年轻人在知识、技能方面的优长，前喻文化丧失优势，进而削弱了父辈的绝对支配权。子代从长辈身上继承的只是有限的文化质料，全新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使他们必须通过向同代人学习或自我探索，才能获得适应当下生活的知识与经验。^㊳此外，社交媒体具有十分强大的情感动员能力，虚拟空间甚至兴起对抗父辈权力的青年互联网社区，并通过网络话语权的掌握、社交媒体的动员，集结起反抗父辈的网络力量，对长老权力“群起而攻之”。^㊴数字技术更丰富的媒介渠道、更利于隐藏和粉饰交流双方情绪的可编辑性、渗入用户生活的随身性等，都使得亲代难以洞察子代的观念与行为，教化能力与威权遭到进一步削弱。

其次，从长辈对技术的参与来看，这样的技术特征及其所引发的数字鸿沟，成为削弱父权的重要路径，这是权力之争的重要原因。代际隔阂甚至冲突是与年龄俱来的固有特性，在新技术和新媒介使用成为一项基本生存技能的情景下，使用门槛使得数字技术难以在长辈群体中同步普及，且数字素养落差激化了代际之间从观念、知识到器物等方面的差距，撕裂了掌握数字技术和网络使用的子代与不（太）会使用的父辈之间的关系。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理念沟、介入沟与信息沟。

一是理念沟。中老年人成长于“读报时代”“电视时代”，对新技术的认知多囿于早年社会化进程中获得的知识。数字技术的兴起、流播冲击着他们过往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观念，而生活惯性和习性依旧将他们定格于“电视人”“容器人”身份。他们可能对新技术缺乏兴趣，接受意愿不高，甚至拒绝或排斥，且害怕出错的心理恐惧亦会阻碍他们对新技术的获得和使用意愿，成为数字难民。二是介入沟。数字鸿沟也受制于长者的学习和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年龄越长，受教育水平越低，由此制约长者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或数字知识的获得。技术若是连续的（如：电视和电话），长辈尚易接受，技术若是突破性的，则他们更难接受。网络技术涉及的就是一种新型的话语体系和知识构架，而内容愈发丰富和操作更加便捷的电视媒介与（对非原住民而言）较为繁复且日新月异的数字网络形成鲜明对比，强化了长辈继续使用传统媒介的倾向^㊵，形成了两代人不同的社会空间。当然，不少年长者也曾是新技术的原住民，今天也具有一定的数字素养，甚或与子代同步。然而，行走于数字时代的父辈，如同行走在叠嶂重峦之中，必须翻越一道道的山丘甚至山峰。即便长辈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经济和心理成本来学习和使用数字媒介，但因学习能力随年岁的增长而减弱、知识的陈旧和脑力的退化等，学习过程令人沮丧和痛苦，由此减弱长者的学习意愿与行为，进而使得他们难以跟随数字技术发展的脚步，在日常和社会生活中举步维艰。实际上，从习得意愿到实际掌握之间也是一道鸿沟，即介入沟。三是使用沟与信息沟。被裹挟于数字时代的长者往往处于一种难以融入时代的尴尬处境中，部分人甚至被“抛弃”在互联网世界之外，多是新技术的被动接受者、陪伴者^㊶、局外人^㊸和落伍者。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的时代，技术越来越新、年龄越来越老，而新技术对长者而言总较陌生甚至难以接受，他们所能接受的新信息也比较有限。通过新技术与外界勾连的能力大大减弱，由此持续放大信息获取和参与信息世界深度与广度的代际差异^㊹，形成信息沟。

理念、介入和使用沟都激化了代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和代际话语权的流变。当互联网作为家庭成员重要的信息来源渠道并影响家庭日常生活时，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就决定了其信息获取的不均衡性。子代通过网络获取并创造多样化、兼具普适性和个性化信息，而亲代获取信息的路径及获取的信息量都较少，由此增强子代在亲子关系之间的主动地位。^㊺当信息与因“少少而老多”的家庭格局相关联时，子代往往成为家庭话语权的实际掌管者。^㊻

最后，综合技术特征与对技术的参与两个方面，数字技术直接带来对长老权力的“祛魅”。一是对父辈生活秘密的“祛魅”。共有的网络环境向子代展示出父辈世界的“秘密”，形成了对父辈生活与知识经验的“祛魅”，长辈身上神圣的权威性正在消退。二是对传统经验知识的“祛魅”。尽管代际之间的知识互动依然十分重要，亲代依旧传喻子代生存技能、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与基本是非观等，但子代不必要听从、接受、践行，而是可基于心性自由选择。相反，数字技术持续挑战家长制语境下父母为先的观念和父母对子女的绝对权威，由长老威权向技术霸权转移。基于数字能力，子代可借助网络，突破物理空间的制约，绕过家庭获取知识、传递信息，家庭不再是生命早期积累知识、习得社会性的唯一场域，甚至不是最主要场域；反过来，父辈若想要跟进时代步伐，就不得不接受子代的技术反哺。然而，子代对长辈的数字反哺并非易事，单调、单向且重复，年轻世代难免滋生厌烦心态和行为。同理，数字技术学习过程中的困境焦虑，也可能使长辈进一步失去自我效能感与价值感，由此持续弱化子代对长辈的孝与敬，消解过去那种自发的“父母总是知道得最多”态度认知，构成削夺父辈权力的要因。

赋权子代与削弱父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数字技术作为新型生产力，已经渗透到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鸿沟正在解构和重构既有的代际关系，代际权力重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流变。子代的“增权”“赋权”主要通过对数字技术的生产及其使用规则的定义和知识反哺这两条路径来实现。

首先，子代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是网络世界数字符号和意义的创造者、生产者、创新者、践行者与传播者，也是数字时代相关规则的制定者。一方面，网络的互动性、虚拟性、个性化等特征，吸引着求新、求变、求速的年轻人。年轻人是互联网的主人，网络世界就是他们的世界。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力量和社会力量，主要掌握在占据了信息高地的年轻人手中，而对新知识、尤其是数字知识的创新、生产与熟用，自然而然地成为合理“赋权”“增权”子代的凭依。“技术赋权”体现在数字技术为人们自由表达观点提供了平台，个体都拥有表达、展示和接受信息的权利，并通过媒体广泛地传播信息，增强人们“发言”的影响力和效力^㊼，由此推动话语传播的去中心化。在数字时代发展、成长甚至出生的一代，更有能力自主、自由地在网络空间表达思想和展示自我。同时，现代社会的权力主要不是由军事、冲突等产生的“横暴权力”，而是在人们理性认同下的承认^㊽，即费孝通所言的“同意权力”。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个体可借助各种手段不断自我赋能^㊾，子代尤其善于借助技术优势和App平台，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办法和新思路，从而赢得更大的社会“同意”或承认，提升话语权，增加自身的权力能量。尽管在这样的社会中，长老的社会经验仍多于子辈，但作为数字技术原住民的子代，拥有高超的信息获取能力和网络社会参与能力，故是信息高地规则的制定者、定义者、占有者和管理者，进而成为数字权威的掌控者，引领网络社会的发展走向。

其次，子代也是长辈数字技术的领路人，并通过对长老数字知识的反哺无形中削夺着长老权力。如前所述，代际之间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为削平鸿沟，长辈必须接受晚辈的逆向教化，即“技术后喻”“技术反哺”。新型的“有知对无知的教化”意味着，代际之间知识与话语的传递方向呈现出新的模式，顺向教化的“知识前喻”或“前喻文化”独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结束；父辈必须依赖子代方能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由此形成米德在《代沟》中所言的“后喻文化”。尽管在数字时代，父辈依旧向子代传授经验知识，但知识流向从过去那种主要由父辈到子代的单向传播模式演变为代际双向流动，形成“并喻文化”。而且，尽管自下而上的技术反哺对弥补代际数字鸿沟意义重大，但新器物的使用和新潮流的波涛，使得子女在知识传递中占绝对优势，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改变甚至决定长辈的行为取向。因此，即便在信息时代，前喻、并喻、后喻三种文化类型并存，但就数字技术而言，后喻文化占主导地位，再加上本文未重点关注的其他制度（如：经济体制、生育政策、文化观念）和结构要素（如：人口转变及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共同作用，子代的权力获得进一步提升。

总之，代际之间的使用沟和信息沟带来巨大的技术反哺需求，而试图削平鸿沟的技术后喻或技术反哺，已然成为当下新的文化传递方式。这意味着对几千年的前喻文化的一种颠覆，奠下了削弱父权的基础，成为削夺长老权力的手段。此情此景下，养的目的、孝的意义、尊的逻辑和敬的基础都在变化与动摇，子代对长辈的情感依附与价值依赖大大减弱；相反，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通过创造并拥有最新的知识与技能，成为时势英雄，营造或彰显出新的与长老权力相抗衡的时势权力。在两类权力的消长之中，长老尊严和威权旁落，在历史舞台中逐渐退隐；时势权力则越发彰显，与长老权力并行甚至更彰显。

简言之，快速更新迭代的数字技术和信息化浪潮冲击着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并通过知识与权力的勾连逻辑，冲击长老权力的存续基础，酿就时势权力的彰显环境，构成削权父代、赋权子代的话语资源和知识体系，重塑家庭伦理与代际关系。迄今，公领域和私领域权力获取的核心均在于知识的生产和资源的掌控，信息技术对长老权力的解构，亦缘起于此。互联网承载的信息技术，只是近年快速发展的现代性的一个新表征，此前，长老权力已然受到本文虽未谈及却与数字技术深度交织的结构与制度因素的持续挑战。因此，解构长老权力的核心力量，最重要的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信息权力话语削弱了赋权长老权力的孝、敬基础；彰显时势权力的核心力量，最重要的亦非数字技术本身，而在于附着于信息技术或以此为载体的现代社会知识和权力生产方式与传播模式的变化、以及通过技术透视出的现代性。长老权力是农业文明的符号，农业文明是长老权力的支撑。在小农社会，技术创新主要源自农业技术和手工艺者的经验，技艺、技能等知识也是经验式和完整性的；血缘、宗法伦理制度与儒家文化规制、知识型态与传递方式等共同形塑出“父亲”这一兼具文化符号和现实权威的形象；子代尊崇、依附、服从亲代，围绕父辈意志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此时的代际关系是连续的，知识多掌握在长者手中，基于血缘天伦与宗法人伦的孝道和基于教化与前喻的尊敬成就了长老权力。换言之，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以家庭为初元单位的社会结构、以集体宗法文化为制度前提的政治体制，支撑并合法化长老权力，使之具有稳定性。

这种格局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而逐渐瓦解，长老权力也随之消退。一方面，技术创新、知识生产范式和场域发生变化，传统知识贬值。在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新知识多来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验。家庭不再作为基本生产单位，子代多抛弃农民身份、抛弃农业劳动、抛弃农村生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经验知识和普适价值贬值。工业社会的知识是规范性和碎片化的，正如工业化特有的流水线生产，个体知识只是整体知识链条的一部分；尽管在前三次工业革命时期，依旧存在师傅带徒弟的经验知识传递、且徒弟对师傅尚存传统式的敬意，但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好孕育着削弱长老权力、增强时势权力的土壤，故第四次工业（数字）革命对代际权力关系带来更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家庭的经济功能与教化功能削弱，长辈掌控晚辈的根基动摇。城镇化进程带来个体生活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传统的文化规范与训诫已然削弱，不同世代面临有别的世界和人生经验，代际权力的更迭始终存在；同时，这一进程还缩短了原生家庭作为个体基本生活单位和社会化场域的时间，动摇了长辈对晚辈的单向控制；现代化推动的政治革命及其等级制度的嬗变，进一步动摇了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代际关系的政治基础。因此，信息时代以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创新、（再）生产与掌控范式，冲击长老权力赖以存续的根基，削弱并解构长老权力。代际关系依旧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之一，但数字技术打乱了其经验秩序、生活与理性逻辑，个体自由表达空间增大、代际关系向以个体行为自由和价值实现为目标的方向发展。代际分层虽依然与孝道和教化相关，但“数字反哺”“技术后喻”的诉求使得父辈难以像过去那样对子代施加压力与影响。技术反哺本身就是在行孝，但这种孝行也在侵蚀撑持长老权力的基础，提供增权子代的契机，形成了新时代的数字“英雄”，彰显出创造、塑造、改变数字知识的时势权力。在新发展格局中，子代难以、不愿或无需跟从父辈的生活经验、服从父辈的威权。世代继替与知识传承因外在范式的“倒置”而致内在关系的“失衡”：下对上的孝敬，是应该的；而上对下的养育，则是必须的。在当下社会和个人发展前景不确定性增强的环境中，“必须”的认识得以强化。应然与实然之别，同样透视出长辈权威的衰落与代际话语权力的下移，促成数字时代代际权力关系的消长。

家庭一直是认识社会的关键，代际权力关系的嬗变是社会变迁的镜像。从历史观之，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知识型态和传递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流变，都直指代际权力秩序，可能引发代际伦理新问题。当下，知识和技术生产范式与生产空间的转变，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和信息化浪潮的席卷，正在对现实世界产生全方位影响，与农业发明、金属工具使用、大机器生产等新技术发明一样，重新定义知识、定义生产与生活方式，引发了一场“指尖上的无声革命”。本文将代际关系置于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技术的情境中，借助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的理论叙事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勾连，尝试描画代际关系或一以贯之或不断更新流变的线索与逻辑，揭示代际权力关系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联性，反射当下代际关系嬗变中蕴含的宏大社会议题。

研究发现，小农社会基于情感理性的“孝”和工具兼情感理性的“敬”，构成长老权力的基础支撑；在数字技术快速更新迭代、信息浪潮全方位冲击个体与家庭生活的新时代，数字知识的崛起与自下而上的技术反哺，推动了与长老权力相抗衡的时势权力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生产范式、存在形式以及教养传递与话语掌控模式，时势权力向长老权力发起冲击，“祛魅”父辈，赋权子代，重塑代际关系，而这些也构成了数字时代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此消彼长的主要路径和逻辑机制。

本文主要讨论并强调了数字技术所引发的代际权力关系的张力，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数字时代可能比此前任何时代都蕴含着和合契洽代际关系新秩序的可能。首先，信息社会建构了更为平等的代际关系的基础。子代完整的社会认知仍需父辈随年龄积累的经验牵引，而父辈亦需跟进子代的网络话语；数字技术的拓展制衡父辈威权，突破先赋的长老权力长期守恒的格局，将权力在代际之间更加公平地配置，进而在主体和结构的张力间寻求一种平衡。⁽⁵¹⁾其次，“双向社会化”模式的形成。代际之间新旧知识的交流、互补及“后喻”行为的表达，有助于推进“双向社会化”。血脉无法割裂，孝的情感持续存在，但亲子之间恪守的孝道伦理不再局限于物质赡养、精神孝敬和情感慰藉，而是延伸了传统孝道的内涵及表达方式。它并非完全受制于血缘或儒教规范，而是一种自觉、理性的孝，并非盲目的顺从，而是新经验、新知识反哺式的孝。长辈曾通过技能和文化传授推动晚辈融入社会。今天，晚辈借助数字反哺，突破上下尊卑宗法伦理制度的桎梏，应允并鼓励亲代了解数字世界并融入其间。知识传递从自上而下转向上下双惠，在共同进步中修复和弥合转型社会可能的代际关系撕裂，构建起一种更民主、平等、协商、自由且具有工具—价值理性相融的代际权力新格局。最后，父辈资本禀赋的改善与代际互惠资源的良性循环。父辈的人力资本已然并将持续改善，社会变革与经济转型也赋予他们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资本禀赋提升了父代对新知识的接受意愿与学习能力、资源的获取能力以及在代际关系中的协商权力，亲子之间各自的资源优势，使得代际之间彼此依存，这同样给父权与时势权力的融合创造了条件，进而产生基于自觉意识的“同意权力”。换言之，数字网络不必一定成为代际关系的新障碍，而可能成为沟通代际关系的新渠道与新桥梁。当然，这种描画是否过于理想，还需要更多的现实证据。

最后，互联网技术是否对代际伦理与文化关系构成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或颠覆力量？或从更大范围讲，是婚姻家庭的各领域与互联网技术可能形成怎样的新关系？前一点提到，信息时代更可能形成契洽共生的代际关系，这就意味着，传统代际关系的情感和理性基础在数字时代仍然有着普适性的价值。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正经历方方面面的巨变，城镇化快速发展，经济型态与业态持续更新，知识型态与体系不断迭代，这些都是客观现实，必然会继续对代际关系或家庭带来洗礼。但是，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制度，具有很强的惰性，故技术引致的文化变迁也会缓慢与复杂。因此，即便数字技术对整个新知识生产模式与传播链条的影响具有即时性，代际权力流变依旧具有滞后性，将是一个漫长旅程。社会记忆研究者哈布瓦赫认为，新与旧之间的交替或变迁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旧的是慢慢消亡的，而新的是慢慢孕育长大的，其成长过程必然需要旧的庇护。历史上，农业革命之于文明社会的起源、工业革命之于近代社会的出现，也都是缓慢的，虽然今天之“慢”与昔时之“慢”不可同语。另一方面，婚姻家庭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今天也是可以选择的。当信息技术（或其他今天无法预料的新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后，代际关系是否被颠覆、家庭是否会随之消失？进而，网络本质上是技术，而技术如何可以作为文化的意涵存在并对旧文化进行反思？笔者的理论考量能否得到现实依据的支撑？如何在代际关系的细微变化中发掘常性、于稳态延续中明察秋毫般的变化端倪？这些问题，都是信息时代的家庭研究必须重点关注并深入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