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十五年，IS—LM模型在宏观经济学中大行其道。随着1970年代早期以理性预期为主要基础的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IS—LM模型的这种主导地位第一次受到挑战。到了1980年代早期，甚至连该模型的创始者约翰·希克斯也放弃了它^①，这更使它的主导地位显得岌岌可危。饶是如此，IS—LM模型还是在主流经济学教材中留下了一席之地。虽然说IS—LM模型自此不再是大多数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前沿研究的核心，但它仍然是初级乃至中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实际宏观经济管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大多数政府和商业宏观计量模型中，它仍然居于中心地位。^②本文意在阐述IS—LM模型的历史命运，包括它的兴起、衰落以及它带给我们的经济思想史遐思。

1930年代，经济学界对商业周期问题普遍感到困惑。虽然宏观经济问题早已有之，但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确实诞生于这个年代。“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名称就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k）在1933年首次提出来的。^③诸如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及约翰·希克斯都曾为宏观经济动态学作出过努力，他们希望把时间和预期这类概念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之中，并开始创立形式化模型。弗里希和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一个得主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还有其他一些计量经济学者，开始建立宏观经济的统计估计模型。^④这些概念的深层基础，至今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模型以及国民核算体系的热门讨论话题。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取得了主导地位，大家差不多已经忘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以下简称《通论》）根本就没有横扫1930年代中期的宏观经济学讨论。^⑤这本书在前人、尤其是剑桥学派对货币问题的思考基础上，提供了一套对宏观经济的系统阐述，但不得不说的是，经济动态学领域其他那些来之不易的理论成果，也正因为凯恩斯主义的流行而湮没无闻。凯恩斯接受的是马歇尔的方法，这不仅是他浸淫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分析，将之用于宏观经济领域，而且还接受了马歇尔的方法论，为了取得实际可行的分析，不惜作出极端的简化。

《通论》很快就被视为一场革命。凯恩斯使用了数学的语言来表达经济的要素，比如：消费函数、流动性偏好、总供给函数等等。但把这些概念连接起来而成为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并不是凯恩斯的数学，而是他优美的文风，虽然他的行文并不总是清晰明了。事实上，凯恩斯一直对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怀有敌意，对后者的敌意体现在1939年他与简·丁伯根的著名争论上^⑥，对数理经济学的敌意，则直接体现在《通论》的行文之中。在《通论》第二十一章“价格理论”中，他曾这样写道：“近来的‘数理’经济学只不过是些拼凑之物罢了，其不精确的程度，如同它们所依赖的初始假设条件一样。正是它们所依赖的初始假设条件，使它们的作者在一大堆自命不凡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记掉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关系。”^⑦凯恩斯对自己使用的这种普通论述方法颇多自许，他这样写道：“我们并不盲目地进行推导，而是在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知道这些文字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把一些必须保留的地方、限制性条件，以及以后我们必定要作的调整，都‘储存于我们的头脑之中’。然而，我们却不能把偏微分所简化掉的复杂关系‘储存于’几页代数的推导之中，而这几页代数的推导，又假设这些偏微分的导数全都等于零。”^⑧

凯恩斯在《通论》的前言中说，他这本书是写给同行经济学家的。但问题在于，对于储存在凯恩斯脑海中的那些内容，由于没有严格的数学表述，经济学家们又觉得晦涩难明。1937年，在牛津大学召开了一次计量经济学会的会议，这些同行经济学家们纠合在一起，试图弄清楚他的那本大作的含义。其中，罗伊·哈罗德、詹姆斯·米德和约翰·希克斯，都曾把《通论》翻译成数理体系。但除了希克斯的尝试（1937），其他的那些尝试均已消逝于思想史的深处。绕过凯恩斯那优美的文风和崎岖的表述，希克斯把凯恩斯的《通论》简化成一个核心的理论框架，即IS—LL模型，只消一套联立方程和一张图就了事了。当时，希克斯可没有想到，这个模型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它后来成了宏观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得以贯穿起来的理论框架。

IS—LM模型肇端于希克斯1937年的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凯恩斯先生和古典派：一个建议性的诠释》。^⑨在这篇文章中，希克斯以新古典的一般均衡为框架，别出心裁地解释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其成果就是一个包含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然而，作为对《通论》的一篇最领先、最深入的阐释，一方面由于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及战后卷入国际和国内政治事务，无暇他顾，另一方面因为以凯恩斯弟子为核心的剑桥经济学圈的忽视，这篇文章竟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处于被遗忘的地位。直到十余年后，阿尔文·汉森才在1949年好像突然发现了希克斯的这篇杰作，对之推崇备至，只更换了希克斯命名的SI—LL为IS—LM，其他几乎全部沿袭下来，把它表示为收入与利率决定的理论模型。^⑩之后，汉森在其名作《凯恩斯学说导读》一书中，再度详细地刻画了IS—LM模型，并认为希克斯的这套图示使凯恩斯的利率理论名垂当世。^⑪当然，如果只有汉森的一意推重，恐怕这个模型也未必有日后的煌煌之名。在这方面，萨缪尔森的普及功不可没。在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教材中，从第三版（1955）开始，即开始引入IS—LM一般均衡的观念，并以新古典综合模型誉满学界。^⑫我们先来看希克斯的这篇文章，然后在下文给出新古典综合模型以及对它的动态扩展。

图1就是希克斯文章中的原图。纵轴是利率，横轴是总名义收入。IS曲线向下倾斜，表示投资（利率的函数）与储蓄（收入的函数）相等的点的轨迹。LL曲线向上倾斜，表示货币存量（假设为固定）与满足流动性偏好的需求量相等的点的轨迹。希克斯看到了凯恩斯与凯恩斯所谓的“古典派”之间的根本差异。

图  1  1937年希克斯给出的 IS−LL模型

古典派认为，利率是时间的产物，即所谓的“时间偏好理论”。在资本市场上，借款者付出利息以换取生产时间，使新购买的资本品的未来产值超过其目前的成本，贷款者收取利息以延迟消费时间，使未来消费产生的效用虽然受时间偏好率的折现，但因其消费量增加而超过目前较低的消费效用。因此，在古典派的体系里，借款者必定是实际投资者与生产者，而贷款者必定是储蓄者，且在利率自由调整的假设下，投资的注入等于储蓄的外泄，从而使得萨伊定律得以维持。但凯恩斯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他认为投资与储蓄的作用是在决定商品市场实际产出与收入，不能同时又作为资本市场利率的决定因素。按照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收入是由有效需求决定，而有效需求又随投资需求变化，投资又因为利率高低而有别。现在，如果利率受储蓄影响，储蓄又由收入决定，那么，经济变量的决定从收入开始，又归于收入，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利率无法决定，收入亦无法决定。所以，凯恩斯才在《通论》中视古典派的利率理论为无稽之谈，而标榜利率的货币理论。^⑬

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为利率的决定提供了一个新颖的阐释。在凯恩斯的利率理论中，利率乃是风险的产物，这就是他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在资本市场中，借款者与贷款者其实都是财富分配者或者资产选择者，基本上都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对货币所代表的完全流动性有着先天的偏好，但也按照自己对利率的走势之预期，以及对流动性的偏好程度，而进行货币和债券之间的资产转换。当前的利率如果比较高，那么，看跌心理比较流行，民众为了赚取高利率并套取资本利得，也就不惜放弃手头原有的流动性，把财富从货币改换为债券保有，并预先准备利率上涨后的投机资金，抛售债券增补流动性，也就成为了借款者。就在借贷双方调整债券供求之时，市场利率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动，直到双方再无资产调整的意愿时为止。由于借贷双方所关心的无非是利率是否足以诱使其放弃或增添货币的流动性，而与实际层面的投资、消费或储蓄决策无关，因此，这种说法被称之为利率的货币理论。利率既由货币供求决定，凯恩斯自认为这就终结了古典派的循环论证问题，只需要解释清楚货币供求的决定就可以了。货币供给自然是政府货币政策所定，货币需求则为金融投机者对未来的利率预期而定，这就是“动物精神”的体现。

但是，希克斯在凯恩斯的这一思路中却瞧出了破绽。这个破绽来自货币需求中无法外生化的“交易与预防动机”。货币持有的一部分可能是为了买卖债券套利，但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应付日常交易与其他的不时之需，可问题在于，这些需要却与收入的高低密不可分。如果是这样，那么，利率的货币理论就一样无法避免循环论证问题，只不过，凯恩斯绕的圈子比古典派更大而已。

在这个问题的补救上，希克斯具有着非凡的才华，这一才华充分体现在了《凯恩斯与古典派》这篇文章中。希克斯给予了LL曲线特别的重视。他认为，只要LL曲线表现出水平的部分，并且IS—LL之间的交点出现这一部分上，那么，凯恩斯的体系就完全不同于古典派。在这种阶段上经济处于萧条之中，货币扩张就不能提高就业。相反，财政政策就会非常有效。希克斯以数学的语言，把收入与利率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表达为均衡体系中的联立关系，进而同时求解而毫无逻辑上的窒碍，不得不令人钦佩。这种一般均衡思想的运用，不但把一个看似逻辑上的矛盾转化成了数学上的必然，而且还借着商品与货币市场在方程组中的联立性，表明利率不能单靠新古典的实际层面或者凯恩斯的货币层面，这就为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打下了基础。希克斯自己对他的模型存在的局限性很了解。他预期到了一些批评，比如罗宾逊夫人轻蔑地称之为“杂种凯恩斯主义（bastard Keynesianism）”。^⑭但希克斯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机关日后会成为权威模型。除了前述汉森和萨缪尔森师徒的推广之功，还有一个人也有不小的贡献，他就是莫迪格利阿尼。在重新思考希克斯模型上，莫迪格利阿尼（1944）曾把古典派与凯恩斯主义的这些模型作过对比。^⑮现在，前者就是今天的新古典模型了，强调工资可以灵活调整，市场出清；后者就是凯恩斯主义模型，强调工资刚性，存在非自愿失业。其实，在希克斯与新古典综合派之间，正是莫迪格利阿尼的这篇文章才使希克斯的IS—LL模型转化成了其现代形式，并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令人称奇的是，学术界对此却很少提及。

莫迪格利阿尼（1944）认为，凯恩斯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指出了劳动供给有一种特殊的状况：“除非出现‘充分就业’，否则工资率就不是凯恩斯体系中的一个变量，而是一个已知数，它由‘历史’或‘经济政策’或者这两者共同决定。”^⑯

莫迪格利阿尼的模型共包括9个方程，其他8个方程是包含生产函数和劳动力需求的标准方程，生产函数是一个约束条件，由$ {y}={y}（{n}） $（其中n代表总就业量）来表示。劳动需求函数是通过实际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推导出来的，即$ {W}={y} {{'}}（{n}）{p} $，其中W是名义工资，p代表商品价格水平。但这个模型中最特别的是第9个方程，即劳动力供给方程：$ {L}^{s}=n（W） $。我们来看他1944年这篇论文中的下面两张图（图2）。

图  2  比较两种工资刚性的设定

图2的左边描述了莫迪格利阿尼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其中$ {{n}}_{1} $是供求的交点，$ \overline{{n}}-{{n}}_{1} $表示非自愿失业，$ \overline{{n}} $表示充分就业量。$ {W}_{0} $是初始名义工资水平，它具有刚性，除非超过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水平超过充分就业量，否则名义工资水平既不会提高，也不会下降。这样，在莫迪格利阿尼的框架里，名义工资刚性就是无法达到充分就业的唯一解释因素。同时，货币数量也扮演着重要因素，因为货币数量和实际工资率之间的失调就包含着用货币供给来调节就业量的可能性。正如他所说：“任何存在刚性工资的经济体系都具有一个普遍特征，那便是‘实际’变量的均衡值基本上由货币条件决定，而不是由‘实际’因素决定……货币条件足以决定货币收入的大小，并且在给定工资和固定技术水平的前提下，每一种货币收入水平都严格对应一种均衡就业水平。这一均衡水平很少与充分就业相一致，因为并不存在让两者完全相符合的经济机制。”^⑰

很显然，莫迪格利阿尼的模型受到了希克斯（1937）文章的启发，但根据著名经济学史家 Michel De Vroey的考证，他还受到了奥斯卡·兰格1938年的论文《利率和最优消费倾向》的影响。^⑱希克斯的模型强调流动性偏好，莫迪格利阿尼却认为流动性偏好无法用来解释非自愿失业，由此两者走上了不同的路向。兰格的文章构造了类似于希克斯的方程组，但他认为相对价格体系可能是由瓦尔拉斯或帕累托式的一般均衡方程组决定的，但兰格并未给出证明。

现在我们来看莫迪格利阿尼的模型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初始名义工资水平由历史决定的看法显得不够清晰；对于非自愿失业和非充分就业这两个概念也缺乏区分；他对工资刚性的定义事实上与凯恩斯主义的定义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他把工资刚性定义为“劳动力供给曲线中具有无限弹性的那一部分，此时就业量低于‘充分’就业量”。^⑲也许是因为这些不足，才使得他的模型对于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没有作出贡献。

最简单的IS—LM体系，只包括以下两个均衡方程，即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与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其中这里的L代表流动性偏好或货币需求，I代表投资需求，S代表储蓄，T代表外生的定额税，M是货币供给，P是物价水平，r是利率，y是收入。下标表示该变量的偏微分。

第（1）个均衡方程的左边是消费需求以外的商品需求，等号右边是供给消费以外的产出或收入，两者相等表示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这里，投资是利率的函数，只有知道了利率水平，才能确定总需求，因此这就要求助于第（2）个方程。货币供求相等表示人们对流动性的偏好正好是其所持有的流动性，资产的替代不再进行，货币利率确定。但是人们对流动性的偏好不等，决定于收入水平，这就又要借助于方程（1）。联立求解（1）和（2），可以得到收入与利率的均衡解。不难看出，在满足所给条件的情况下，IS曲线的斜率为负，LM曲线的斜率为正：

这两条曲线长得很像微观经济学中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但其实IS和LM曲线本身都是均衡条件，其斜率与供求规律并无干系。

IS—LM模型对政策效果的讨论乃是重点所在。这个模型可以把货币政策纳入进来，与财政政策一起考虑。我们对上述（1）、（2）两个均衡条件进行全微分，可以得到以下这个比较静态分析的矩阵形式：

这里G是政府购买。根据克莱默法则，我们可以求解出不同政策所带来的收入与利率的变化：

我们以政府购买为例，来看图3中的内容。假设由于商品市场上需求增加，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即$ {r}={r}_{0} $时，商品市场上的新均衡收入将以乘数$ {\;\mu }_{d} $倍增加，即从$ {y}_{0} $增加到$ {y}{{{'}}} $。一旦收入增加，由于$ {L}_{y} < 0 $，所以通过货币的交易和预防需求的增加，会产生超额货币需求，又由于$ {L}_{r} < 0 $，利率提高，会消除这一超额货币需求，还由于$ {I}_{r} < 0 $，所以会进而抑制投资意愿，使商品需求回降，并部分抵消之前的乘数效应，也即希克斯挤出效应，就是$ {\;\mu }_{h}\mathrm{小}\mathrm{于}{\mu }_{d} $的值。最终达致均衡点$ {E}^{G} $。一方面，这表明财政政策的扩张，可以提高利率，并增加收入；另一方面，IS—LM模型给出的净收入变化又存在挤出效应，真是全部满足了我们的希望，妙不可言。再以货币政策扩张为例来看。由于流动性增加而偏好未变，人们会在原利率水平上多买债券，利率下调。金融市场的变化将会激起投资的兴趣，于是商品需求增加，引发乘数效应，均衡收入也会有所增加，即图3中的$ {E}^{M}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有意愿把$ {y}_{0} $增加到$ {y}_{1} $，那么，无论采取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只要政策分寸拿捏得好，总是可以达成所愿。只不过，财政政策会提高利率，货币政策会降低利率，所以，新均衡收入在各项支出上的分配要根据政策来定。财政政策会挤出一部分民间投资，政府占用更多资源；货币政策会刺激民间投资，所增加的数额需要民间储蓄同等增加，因此消费的比重就会下降。

图  3  新古典综合派对IS−LM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

比较而言，似乎货币政策的副作用更小一些，但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有两种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可能情况。第一，利率与货币需求关系上的“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流动性偏好在利率极低的时候可能成为无限弹性，任何货币供给的增加都被滞留在手中持有的货币量中，却不去购买债券，因此无法进一步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第二是利率与投资关系上的“投资陷阱”，指的是投资意愿在经济非常不景气时可能成为完全无弹性的情况，任何利率的下降都只能减少生产成本但却无益于增加收益，因此对投资这种引致需求来说无法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通论》中凯恩斯似乎更为强调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的原因，因为在凯恩斯极为关注的大萧条状态中，似乎上述两个陷阱都是现实的情况。

新古典综合模型的这种比较静态结果，备受学界和政界的欢迎，但不是没有批评的声音。首先，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架构与凯恩斯对现实经济的理解全然不符，许多凯恩斯原教旨主义者认定，凯恩斯革命的精神就在于接受不完美的现实世界，否定均衡的理想世界，非均衡是常态，而均衡则是非常态。这就使得希克斯对凯恩斯作这样的诠释两面不落好，他的底子是新古典经济学，而他的意图确实是要对政府的干预政策提供理论机理。有趣的是，就在萨缪尔森准备在IS—LM模型上大展拳脚之时，希克斯却一力否定了当初自己一手创立的IS—LM模型。^⑳

其次，IS—LM模型内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两个均衡条件在时间这个维度上似乎很难兼容。因为前者中的投资和储蓄都是指流量概念，这个均衡条件定义在单位时间上，但后者中的货币供给和需求均属于存量概念，这个均衡条件定义在某一个时点上，两者之间的统合似乎不相协调。单位时间的均衡相对好理解，只要这一时期内总量相等，商品市场即可达成均衡，但时间点就有了问题，选择哪个时点至关重要。后来，希克斯在检讨自己的这个模型时，认为应该是整个时期内的每一个瞬间，否则商品市场必然会受到不时的干扰而不能保证均衡成立。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之处在于“单位时间”这个概念。一般来说，资产市场的交易虽然随时进行，但任何参与者都不会持续进行连续的调整，最多是离散的多次调整。因此，货币市场决定的均衡利率虽然在概念上随时可变，但实际上只是间歇地发生，那么，“单位时间”即可借由这些交易间隔，来做时点上的界定。而且，单位时间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商品市场上的流量均衡只是代表投资等于储蓄，若储蓄为正，那么，资产作为储蓄的工具就不可能一成不变，存量均衡自然也就被破坏了；若投资为正，资本品的积累也会影响到资产分配的均衡。用图3来说明，即IS和LM曲线的交点就不可能得到维持，因为即便IS曲线不改变，也必然迫使LM曲线平移。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慎重选择分析的时期，这个长度要足够容许收入与利率充分调整，同时又要短到可以忽略存量的小幅积累，通常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模型适于短期而不适于长期，就是要避免存量积累所带来的复杂性。

第三，新古典综合模型把物价水平视为既定，这个假设只适合萧条状态下的经济，但这种假设与一般的经济状况并不相符。如果物价不变，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都出现在了实际而非名义量上，这就给人一种政策可以包打天下的感觉。但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效果要按照总体经济结构而分配到产出和物价的变化上，这个问题无可置疑。而且，把价格水平内生，还有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把商品的供给也纳入模型中来，这就可以洗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需求管理这样的指摘。否则，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批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但它自己又变成了“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到了这里，IS—LM模型已然需要被新的模型所取代了。基本上来说，内生化和动态化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内在脉络。限于篇幅，我们留待将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IS—LM模型在多个方面得到了发展，开始考虑开放经济，并试图为它提供微观基础，即纳入消费函数、资产组合以及投资计划表等，同时，它也成为了计量经济模型的建模基础。詹姆斯·托宾努力把更为复杂、更为现实的金融市场引入IS—LM模型的框架。^㉑在教学上，一开始都是在研究生层面的经济学教材中才接受IS—LM模型作为他们的基础框架，后来逐渐走入到了本科生的教材里。萨缪尔森的教材从1968年的第七版开始，正式开始以IS—LM图形的形式介绍该模型，自此流布天下。^㉒

就在IS—LM模型如日中天之际，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及或多或少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系的学者认为，货币数量论要胜过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理论。卡尔·布伦纳最早使用“货币主义”来描述这一思想流派^㉓，其主要成员包括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艾伦·迈尔泽（Allan Meltzer）和他本人。弗里德曼试图在他和他的那些凯恩斯主义敌手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于是转向了IS—LM模型^㉔。但是正如迈克尔·波尔多和安娜·施瓦茨所认为的那样，由于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方法论差异，所以，IS—LM模型并不能成功地概括货币主义的特征，弗里德曼的尝试注定会失败。^㉕其他如布伦纳和迈尔泽认为，在IS—LM模型中引入更加复杂的资产结构，可以体现货币主义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观点，却又与弗里德曼想使用这个模型来作为一种与凯恩斯主义者进行沟通的中性工具相违背。^㉖有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如詹姆斯·托宾，就持有与布伦纳他们一样的观点，某种意义上，正如多恩布什所说，他们这是在阐发IS—LM模型，而不是在挑战它。^㉗

要说IS—LM模型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必定离不开它很适合于计量经济学建模这个原因。虽然凯恩斯自己对1930年代的新计量经济学方法深表怀疑，^㉘但宏观计量经济建模却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并驾齐驱，成了不可忽略的一支文献。早在克莱因1949年写出《凯恩斯的革命》一书时^㉙，他就已经很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那些重要的建模面向，尤其是其微观基础，比如消费函数、货币需求函数以及投资函数等。克莱因后来成为了美国和英国宏观计量经济建模的先驱者，他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早期的新古典模型简单地把理性预期加入到IS—LM框架。^㉚卢卡斯很快就认识到，无法适当地把预期加以模型化，乃是更大的问题中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他认为1970年代早期的宏观经济模型的失败，其根本原因乃是一个更为一般性的失败，即无法把构成经济体的个人的、理性的最优化行为人的行为予以模型化。^㉛卢卡斯尤其批判了这样一种做法，即假设总体计量经济模型的那些参数在面对经济政策行为变化时将会维持稳定性。卢卡斯认为，这些参数自身是更深一层的参数的函数，这些参数调节着行为人的口味和约束条件，而且这些行为人会通过以改变总体模型的参数的形式来使其行为适应于新的经济政策。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卢卡斯批判要求为宏观经济学提供微观基础，这当然不会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很快，就有了代表性行为人模型来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㉜，此处与我们的主题无关，不再涉入。到了1980年代，IS—LM模型已经不再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前沿了。在之后的二十年里，它渐渐从越来越偏向于应用的宏观经济学中消失。在今天，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在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时，已经不会再学到IS—LM模型。半个多世纪之后，IS—LM模型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但是，IS—LM模型还是延续了下来，它没有从本科生的教材中消失。虽然不再处于研究的前沿，但它作为本科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一种手段，作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理解渠道，它又无与伦比。不同的是，在1960年代，IS—LM模型本身就是理论关心的焦点，但在今天N.格里高利·曼昆的畅销教科书中，它已经变成主要用来讨论经济政策的工具。^㉝

凯恩斯的《通论》已经远去八十多年，“凯恩斯先生与古典派”这篇惊世之文仅比《通论》小一岁，也已经八十多岁。站在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并不是刻意追求做一番知识考古，我们更多的是要理解理论变迁背后的方法论意义。为什么在一个时代人们会偏爱一种理论，而在另外一个时代，人们却会厌倦某种理论？在笔者看来，理论的变迁犹如生物学中的进化−有变异，有选择，有放大。《通论》就是一种变异。在1930年代，除了凯恩斯，还有许多人在探讨经济周期问题，比如哈耶克、熊彼特、欧文·费雪等都是其例，他们每一个人都留下来了皇皇巨著，但迄今为止，仍然为经济学家所阅读的已经很少，大部分被历史遗忘了。这种遗忘是好是坏很难判断，也许是凯恩斯遮掩了那个时代对动态经济学的探讨，遮掩了对货币与资本结构关系的追寻，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革命就是一场变异。而希克斯和莫迪格利阿尼等人则选择了这种变异，到了汉森、萨缪尔森和克莱因以及詹姆斯·托宾手里，这种选择得到了放大。但是，理论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一样，从不会终止，新的变异还会出现，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模型，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学术口味。之前的模型或许不错，但作为研究的领域，它却很难再出新意，于是，只能是逐渐被人遗忘。记住，只是遗忘，无关对错！

白云苍狗。理论的变化，反映的是人类理解宏观经济行为的心智变迁，IS—LM模型就像一滴水，折射出的是这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