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学者们已据悬泉简指出，悬泉置与其西面的遮要置同样归效谷县管辖，效谷县为西汉敦煌郡所辖的六县之一，其西依次为敦煌、龙勒两县，其东为广至县。效谷县的县治，前人有十种说法之多，李并成经过分析，认为位置今天敦煌市东北方向17公里的墩墩湾故城，具体位置在敦煌市郭家堡乡墩湾村北面较高的红褐色土地段。^⑧这一故城今天在地表已看不到痕迹，^⑨请教李并成教授，亦没有获得更多的信息。还需要更多的调查甚至是挖掘才能确认。

尽管效谷县城所在地尚无定论，这并不妨碍对效谷县与悬泉置关系的认识。根据悬泉汉简，学者已指出：

　　悬泉置是敦煌郡设在官方驿路上的9个机构之一，其日常供给主要由地方负责。粮草、饲料主要靠附近县乡提供，除此之外，还要有运输。悬泉置位于效谷县，除了受郡府的监督管理之外，日常的管理主要由效谷县负责。^⑩

以上只是极为概括性的认识，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下面分类列举一些资料，做些具体的说明，以便获得更具现场感的认识。关于行政上的管理，特别是文书上传下达，与百姓生活之间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下文不做重点。但效谷百姓为悬泉置提供物资与劳力，实际都离不开效谷县官府的安排，这一点不能忘记。

悬泉置作为河西走廊上由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上的保障机构，承担文书传递与人员往来接待任务，该置的人员编制有37人，下设悬泉厨、悬泉厩、悬泉传舍、悬泉骑置与悬泉驿。后两个机构主要负责文书传递，前三个负责接待任务。^⑪笔者曾对西汉末年全国各地的传置接待任务量做过推测，认为悬泉置的接待任务属于第四等，并具体推算出了米、鸡、肉的数量，具体见下表：

以上只是对常态下悬泉置年度接待任务所耗费基本物资的推算。^⑫如果再加上同属效谷县管理的遮要置，这些物资就应翻倍。另外，悬泉置地处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经常会有大规模的使团或军队经过，也均需要传置提供物资供应。见于悬泉汉简的就有辛武贤带领的万人兵马过境，以及长罗侯常惠的使团等。关于前者，简Ⅱ0114④：340云：

　　效谷长禹、丞寿告遮要、县（悬）泉置，破羌将军将骑万人从东方来，会正月七日，今调米、肉，厨、乘假自致受作，毋令客到不办与，毋忽，如律令。（A）

　　　　　　　　　　　　　掾德成、尉史广德。（B）

这是一份文书的尾简，前面的简缺失。时间，学者推测或是神爵二年（前60）正月七日，或为甘露元年（前53）正月七日。^⑬另据效谷长禹和丞寿的任职时间，^⑭可知此事当发生在甘露元年（即五凤五年）。显然，对于仅有“官卒徒御卅七人”（甘露二年文书，ⅡT0216③：54）的小机构来说，这是一次十分繁重且艰巨的接待任务，远远超出接待平日官吏与使者过往的工作量与物资需求，为此要“调”的米与肉，不少应出自效谷县当地。将来悬泉简全部公布，对此次接待任务，恐怕能发现更多的资料。

关于接待常惠使团，悬泉汉简中保存了《过长罗侯费用簿》册书（简Ⅰ0112③：61—78），可见接待任务花费的一斑，不妨转录如下：

　　·县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县掾延年过（61）

　　\small${\fsfont\text{入羊五}} {\begin{array}{*{20}{l}} { \fsfont\text{其二皐（羔）}} \\[-3pt] {\fsfont\text{ 三\;\;\;大\;\;\;羊}} \\ \end{array}}{\fsfont\text{以过长罗侯军长吏具}}$（62）

　　入鞠（曲）三石受县（63）

　　出鞠三石以治酒六酿（64）

　　入鱼十枚受县（65）

　　入豉一石五斗受县（66）

　　今豉三斗（67）

　　${\fsfont\text{出鸡十只一枚以过长罗侯军长吏二人军候丞八人司马丞二人凡十二人}} {\begin{array}{*{20}{l}} {\fsfont\text{其九人再食}} \\[-3pt] {\fsfont\text{三\;人\;一\;食}} \\ \end{array}}$（68）

　　出牛肉百八十斤 以过长罗侯军长吏廿人遮候五十人凡七十二人 （69）

　　出鱼十枚以过长罗侯军长吏具 （70）

　　出粟四斗 以付都田佐宣以治庚（羹） （71）

　　出豉一石二斗 以和酱食施刑士 （72）

　　入酒二石 受县（73）

　　出酒十八石以过军吏廿遮候五人凡七十人（74）

　　·${\fsfont\text{凡酒廿}} {\begin{array}{*{20}{l}} {\fsfont\text{其二石受县十八}} \\[-3pt] {\fsfont\text{石\;置\;所自治\;酒 }} \end{array}}$（75）

　　凡出酒廿石（76）

　　出米廿八石八斗 以付亭长奉德、都田佐宣以食施刑士三百人（77）

　　·凡出米卅八石（78）^⑮

元康五年（前61）后改元为神爵元年，此册书实际是接待长罗侯使团中的军吏，并非款待常惠本人的花销。从图版上看，这18枚简之间的编绳已不存，恐怕只是出土时尚在一起，内容上相关，亦不能说是费用簿的全部，各简的先后排列次序也还有再调整的空间，兹不具论。负责接待的是“县掾延年”，大概是因常惠地位高，不是由悬泉置的官吏来承接，由级别更高的效谷县的掾来接待，掾延年又见简ⅠT309③：127背面尾部的签署。^⑯亭长奉德与都田佐宣都是临时来帮忙完成接待任务的。^⑰简文中“受县”便指上列的食物来自效谷县，分别有“麴三石”“鱼十枚”“豉一石五斗”“酒二石”。羊、鸡与牛肉均未见“入”的记录，不能排除亦是“受县”。该簿仅记录了使团中的一般军吏，并没有招待长罗侯常惠本人的记录，因此，实际接待的花费还要更多。其中不少是由效谷县提供的。

另有简ⅠT309③：134，是一册书的零简，云：

　　各有数，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

具体年代不详，一般官吏或西域诸国使者往来，未见提前通知的，这次恐怕也是因人员过千，需要特别准备，因而提前向沿途各机构发文书预告，以便安排物资与接待。此简出土于悬泉置，显然通知也提前传到这里。为此自然也少不了从效谷县调拨物资。又如悬泉出土的传文书中有：

　　甘露三年九月壬午朔甲辰，上郡太守信、丞欣谓过所：遣守属赵称逢迎吏骑士从军乌孙罢者敦煌郡，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十月，再食。ⅡT0115③：99^⑱

这批骑士回到敦煌，恐怕也要由沿途的诸置来接待。著名的《元康四年鸡出入簿》中不但详细记载了鸡的消费者，也按照月日逐笔记录了鸡的来历，其中简ⅠT0112③：129是册书的小结，云：

　　·\small${\fsfont\text{最凡鸡卌四只（双）}}{\begin{array}{*{20}{l}} {\fsfont\text{正月尽十二月丁卯所受县鸡廿八只（双）一枚}} \\[-3pt] {\fsfont\text{正月尽十二月丁卯置自置鸡十五只（双）一枚直钱千二百一十五，唯廷给} }\\ \end{array}}$

这一年消费的88枚（44双）鸡中，有57枚是效谷县提供的，另外的31枚名义上是悬泉置自行购买的，而钱亦是来自效谷县。可以说这一年的供应鸡的方式有两种，实际都脱离不了效谷县。还有一枚零简，也是要求效谷县提供各种接待所需的饮食，简ⅠT0309③：187：

　　六人乘传，当食酒肉。案厨毋见酒、牛、羊肉=脯、鸡、豩，唯廷调给

此简是上行册书中的一枚，也是一次规格颇高的接待任务，因悬泉厨物资不足，请求“唯廷调给”，即由效谷县来征调。遇到重大接待任务，被转嫁到效谷县的物资需求应该很常见，类似的还有ⅠT0112③：88和ⅡT0111①：100，前者是调肥牛肉、后者是夏衣。

除了上述，已刊的悬泉简中还能找到一些零星的简文，显示效谷县的百姓为悬泉置提供各类物资，从各种粮食、马、骆驼的饲料“茭”“稾”，乃至马匹等。如以下诸简：

　　入粟九石五斗四升 受县仓 ⅠT0112②：145

此简属于某种“入谷券”，“县仓”指的就是效谷县的仓，类似的削衣又见ⅠT0114②：37，云：□□$ {\text{受县仓}}{\begin{array}{*{20}{l}}{ {{\text{耿兴李赐成}}}} \\[-3pt]{{ \text{千秋}}} {\square} {{\text{禹四}}} \end{array}}$。还有简ⅠT0112①：15：“穈十三石　　　　广大里王定赋”，广大里属于效谷县，见简F13C②：15，^⑲可知这13石穈亦是效谷县居民送到悬泉置的。再如简ⅠT0114①：60“入铁干米廿四石元始元年正月己卯县泉置啬夫就受寿亲里龙并”，铁干米，悬泉简中数见，是比一般粟制成的米要好的米^⑳。寿亲里属于效谷，见简ⅠT0110①：118。另外，悬泉简中还有不少转运各种粮食的记录，其中由效谷县的居民完成的有不少，如以下数简：

　　效谷定汉里孙德成　　牛车一两载粟卌一石六斗六升大　　已入卅七石四斗五升　　少四石二斗一升大　　ⅤT1812②：139^㉑

效谷富昌里里尊　　牛车三两入穬麦小石 　　ⅡT0215②：374

　　入转粟小石卌二石　　毕　　建始四年正月壬寅县泉厩啬夫建受效谷高证里郑未央卩 丿（右齿） ⅡT0113②：33

　　入麦卌四石二斗　　始建国二年八月壬子县泉置啬夫丹受进熹里申习（左齿）ⅡT0114①：138

　　效谷阳玉里盖安车一两　粟小石卌一石六斗九升大　敦1058^㉒

建始四年为前29年，始建国二年为公元10年，这几枚简时间上前后相距近40年，可见这种转送不是偶然的任务。用车转送粟、麦，一车规定装四十二石。这些粮食应该来自效谷县的县仓，不会从其他县长途转运。简文中亦不乏敦煌县、广至县的百姓转送粮食到悬泉的记录，如ⅠT0109③：20、ⅠT0116②：61、ⅠT0116②：112、ⅠT0116②：127以及ⅠT0205②：17，那些则应是出自各自所属的县。这些县虽同属敦煌郡，但相互之间也颇有距离，由各自县民来转送各县要送到悬泉置的粮食，是最为经济的。这些担任转运多半是“就（僦）人”，收到转运的粮食后悬泉置还要写文书转告发送粮食的县，如简ⅡT0214②：63：“建始二年九月乙酉朔癸丑，县泉厩啬夫欣敢言之：廷遣就家万年里朱青、千秋里李毕已牛车各一两，载粟小石八十四石，谨受如牒。敢言之”。^㉓

供人员与马匹食用的粮食之外，悬泉与遮要置各饲养了四十匹传马/驿马，用来牵引传车、提供过往官吏换乘，以及被人骑乘传递紧急文书。偶尔也会有外国使者带着骆驼入塞，这些动物需要的粗饲料“茭”“稾”，还有“目宿”（苜蓿），^㉔也要由所在地的郡县提供。刍稾甚至是西汉《田律》中所规定的名田宅的百姓均要按田亩交纳的税收，上郡是“顷入二石”，其余郡县是“顷入刍三石”“稾皆二石”（简241）。如以下两简：

　　入十七石　稾鸿嘉四年二月己丑县泉置啬夫敞受效谷寿亲里棣……（右齿）ⅠT0110①：118

　　出目宿廿五石　阳朔三年十一月甲申效谷常利里马君付县泉厩啬夫定（右齿）ⅤT1611③：222^㉕

后一简有刻齿，当是原始记录，按说应由交纳一方的马君来持有，不应出土于悬泉，不知何故保存在了悬泉。悬泉置收到的“目宿”还会编制相应的簿书，目前见到这样的签牌：“三年十月以来吏民」入目宿券刺”（ⅠT0110①：80A）。而茭可能七月最盛，^㉖伐茭需要人手多，为此，会调动当地驻军来为悬泉与遮要两置伐茭。

　　阳朔元年七月丙午朔己酉，效谷守丞何敢言之：府调甲卒五百卌一人，为县两置伐茭给当」食者。遣丞将护，无接任小吏。毕。已移薄（簿）。·谨案甲卒伐茭三处。守长定、守尉封逐杀人贼马并（A）

　　　　　　功曹　　　　　　　　　　　　　　　　/掾赏、守令史常利。（B）ⅡT0112③：112

　　鸿嘉三年七月辛未朔己丑，敦煌长史充国行大守事、库守令守部千人喜兼行丞事，谓郡库、效谷：」今调牛车假效谷为遮要、县泉置运甲卒所伐茭如牒。书到，遣吏持县泉置前年所假牛车八两输郡库。ⅠT0110①：22

两简中出现的“甲卒”在西北汉简中出现不多，《史》《汉》中多次出现，泛指兵役、军队或兵甲士卒，且可与“丁男”并称。山东青岛黄岛土山屯147号汉墓出土的《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中亦有“见甲卒”，从数字推算，是当地每月更卒的总和。这里的“甲卒”当是集中驻扎的军队，故可一次调动五百余人，可能与骑士相对，属于重装步兵，同样是长年为卒，有可能也是按月承担的更卒，为敦煌郡所管辖，^㉗是否属于将屯兵，还需研究。如学者所言，两文件前后相距六年，但工作内容相同，应该不是偶然为之的临时差事，而是每年定期性的任务。^㉘另有一简，年代更早，亦涉及七月伐茭工作：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乙卯，敦煌太守千秋、长史奉憙、丞破胡谓效谷、广至，西都水官：前省卒助置茭，今省罢，各如牒。书到，自省卒徒茭，如律令。ⅡT0114③：521^㉙

看来七月为各置准备“茭”很早就成了年度固定化的安排，只是工作持续时间不长，临时抽调人员完成即可。此外，张俊民还在论文中列举了数枚涉及茭的简：

　　${\fsfont\text{出稾}}{\begin{array}{*{20}{l}} {\fsfont\text{十四石}} \\[-3pt] {\fsfont\text{直钱千六百五十}} \end{array}}{\fsfont\text{鸿嘉四年二月辛卯效谷寿亲里肖马付县泉啬夫敞} }$ 91DXC：92

　　${\fsfont\text{出茭}}{\begin{array}{*{20}{l}} {\fsfont\text{七十石}} \\[-3pt] {\fsfont\text{直钱千七百八十五}} \end{array}}{\fsfont\text{鸿嘉四年二月辛卯县泉啬夫敞付效谷大穰里鞠长（左齿）}}$ ⅠT0110①：83

　　${\fsfont\text{出}}{\begin{array}{*{20}{l}} {\fsfont\text{茭十四石半}} \\[-3pt] {\fsfont\text{直千四百七十}} \end{array}}{\fsfont\text{鸿嘉四年二月辛卯县泉置啬夫敞付效谷临乐里陈襃}}$ ⅡT0111①：218

　　${\fsfont\text{出}}{\begin{array}{*{20}{l}} {\fsfont\text{稾五十一石}}\\[-3pt] {\fsfont\text{直钱五千六百一十}} \end{array}}{\fsfont\text{丿鸿嘉四年二月辛卯县泉置啬夫敞付效谷益里邓谭（左齿） }}$ⅡT0112②：2

　　${\fsfont\text{出钱}}{\begin{array}{*{20}{l}} {\fsfont\text{千五百}}\\[-3pt]{ {\square}}{ {\fsfont\text{二百五十少百}} }\\ \end{array}} {\fsfont\text{鸿嘉四年二月辛卯县泉置啬夫敞付效谷广利里唐朝}}$ⅡT0212②：5

这些简记录了同一天的活动。“茭”或“稾”字的位置、大小与笔迹不同，或是在各里分别书写的，最终在悬泉交纳后由啬夫签署，最终可能汇总为一份册书，的确至少能见到一例同日的入茭记录，悬泉置啬夫下留空未签署（ⅡT0112②：16）。还有同日“敞”付“敦煌乐世里束并”的（ⅡT0111①：193），据张俊民介绍，还有涉及广至县的，如简ⅡT0113④：11等。^㉚上述诸简多有刻齿，为原始券刺。为何是书写的是“出……县泉置啬夫付”，而不是常见的“入……县泉受”，可能与这次是购买获得“茭”有关，“出”表示的是悬泉置支出钱来换取（购买）茭、稾等。

在上述人与动物食用的各类物品之外，悬泉置中用来骑乘的马匹，也有一些来自效谷县。马匹使用频繁，经常又得不到良好的照顾，死亡的情况很平常，为此，就不得不向效谷县乃至敦煌郡求助，征调百姓的“私财物马”来为官府服务。如下简：

　　建昭三年五月丙辰朔癸未，敦煌大守强、长史渊、丞敞谓敦煌、效谷、广至，今调私财物马、官马补骑马、传马如牒。书到，同月相付受，毋令缪。如律令ⅡT0216②：650

这是一封郡守发出的要求三县为悬泉等补充马匹的命令，甚至要求调用私财物马。的确，在悬泉所出御的“传马名籍”中能见到不少标明为“私财物马”的马名籍，张俊民曾列举过一些，可参看，可惜这些名籍上并没有具体注明来自哪个县。另，偶见个别传马名籍上注明“受县”，如简ⅡT0215①：16：

　　传马一匹，骍，牡，齿五岁，高六尺一寸，名曰新骍。四月甲辰受县，新 ^㉛

这匹名为“新骍”的传马，就应来自效谷县，大概原本是“官马”，就直接注籍成了“传马”。

除了为悬泉置提供物资，以及为运送上述物资而出动人力外，悬泉置中承担驭车的“御”也是由效谷县的百姓来担任，且是作为一种役来完成；不能承担的，则要出“御钱”每月三百。^㉜这种“御”役很可能就是当地百姓的更徭。

总而言之，效谷县百姓的生活，深深卷入悬泉置以及遮要置的维持与运作之中。换个角度看，效谷县的百姓，也可以透过参与两置的维持，不断接触到过往的官吏、使者，对汉王朝及其与西域诸国的关系，获得具体而微的感受。文书多半看不懂，但对官吏秩级高低与乘车规格高低之间的对应关系、秩级高下与居住的传舍等级、传食提供的种类之间的关系等等，却会有亲身经历，从马匹数量、车的装饰、颜色……都能体现出来，亦能见识到高官出行的威仪，御们对这些自然感受最真切，不然无法完成驾车接送工作。抽象的规定对他们而言则是亲眼所见与亲身经历，也会让他们切实感知等级差别的实际内涵。对于一些不安于现状的当地百姓，也会激活他们跻身其中并攀爬的意识，这些都会成为推动他们努力跻身汉王朝之中的动力。

作为编户齐民，效谷县的百姓要承担各种赋役，为悬泉与遮要两置提供物资与劳力，此外，他们也和敦煌郡，以及全国其他郡国的百姓一样，要承担兵役并在当地官府中担任属吏。目前发现的西北汉简，敦煌郡与效谷县的百姓担任戍卒的记录不多，^㉝反而能看到他们出任边塞屯戍军队中的小吏，这些小吏无疑已经进入官府功次管理的底层，理论上也获得了上升的可能。正是这些迈入西汉王朝官僚队伍的效谷县人，为曹全的祖先，以及其他有入仕欲望的效谷县民，以及敦煌乃至河西地区其他郡县的百姓，创造了希望，成为后来者继续奋力攀登官吏金字塔的榜样。

新县居民的成长，起步时间晚，且多任武职，仕途上晋升的前景并不宽广。武帝以后通经入仕逐渐扩张，借助制度上的倾斜，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控制了高位，元成之后，公卿几乎都为儒生出身者把持。敦煌郡武帝时方建立，^㉞当地子弟进入官场时就已在昭帝宣帝之后了，就面临越来越多儒生的竞争，只有转轨进入快车道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尽管边郡有自身的特殊性，事功的重要性一向不可低估。

关于西北汉简中戍卒与戍吏的籍贯，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整理。根据赵宠亮的梳理，加上最近新刊简牍中的资料，可以见到如下效谷县的百姓在边塞军队中任职：

　　玉门关啬夫效谷玉光里公乘张敞　　年卅七移　　Ⅱ98DYT2：10（玉门关汉简）

　　敦煌玉门士吏效谷寿贵里公乘虞相，秩百石，年卅五□　SB8（陕西省博藏敦煌汉简）

　　大煎都候长效谷常利里上造张阳年三十六 　（下为配发的武器，略）敦279

　　广汉隧候史效谷得玉里卫□ 　　　　敦1261（敦煌盐池湾墩T12a采集简）

　　效谷西乡高议里贾破虏隧长接　A

　　破虏隧贾接效谷西乡高议里贾接年 B　　敦1271（敦煌小月牙湖东墩采集简）

　　隧长效穀闲田常利里上牛康年三十五　　敦25（马圈湾汉简）

　　青堆隧长效谷宜禾里李广利 始元七年五月戊戌除　　敦1403（玉门关汉简，敦煌酥油土T22b出土）

　　安田隧长效谷唐山里公士郑月年卅五　　建武十一年十一月丁丑除　敦2178^㉟

上述诸简出土于不同地点，多数没有年代，个别有年代的，则从昭帝始元七年（前80）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前后110年。牛康简，“上”下当脱一“造”字。由“闲田”看，此简亦属王莽时期。牛康又见ⅡT0114③：401：入东绿纬书二封西域都户上公车司马　元始五年四月乙巳日中县泉啬夫凤受遮要御牛康　实时遣望行，^㊱此人当是先担任遮要置的“御”，后来入伍到军队当了隧长。此外，悬泉置的官吏中也有一些来自效谷当地，如：

　　廏佐效谷常利里公乘马奉熹年卅　　90DXC:133（1990年悬泉置采集简）

　　厩啬夫效谷临乐里公乘褚德年卌三　初元二年十月癸 ⅤT1610③：6

　　县泉厨佐效谷进熹里孙贺强于临乐里刑君妻王子贺，吏以县官□□人妻 ⅡT0113③：218^㊲

最后一枚当是一份司法文书的部分，厨佐孙贺大概是强奸了他人之妻王子贺。悬泉简中出现的与置及下属机构的官吏不少。张德芳统计悬泉简中出现的有名字可考的“悬泉啬夫”共45位，张俊民分别整理了悬泉置啬夫、厩啬夫、厩佐、厨啬夫、厨佐的资料。^㊳出现的官吏人名虽多，可惜甚少提及其籍贯。不过依汉代常例，包括居延汉简中的例证，这些县以下机构中的少吏，因其晋升、调任均由效谷县来掌管，自然多半也会安排本县人出任。^㊴

就目前能见到的汉简，效谷县人做到高位的，尚未得见。不过，敦煌郡其他县的居民在边郡屯戍部队中担任的官职还有更高的：

　　甲渠鄣候敦煌广至□□庆里张获秩六百石 EPT65:104，

　　橐他守候肩水城尉敦煌常安里公 　　73EJT6:124

张获任职的时间是在王莽地皇四年八月以后，到更始二年八月，中间曾一度不在岗，后改任守候，元始廿六年到建武四年。^㊵下面这位可惜姓名残缺。让这些边郡人在边郡中担任戍吏，恐怕是个朝廷的制度性安排。不仅敦煌郡如此，张掖郡居延和肩水两都尉府也是如此。他们多循武职晋升，据居延汉简10.28、562.19，当时的《北边挈令》规定北疆边塞的候长、候史等吏积劳二日当三日，同等时间内，边塞军吏积累的功劳要比内郡的军吏快，功次的位置会靠前，得到晋升的机会也多，长期积累，到东汉产生了“关西出将”的谚语，^㊶正是这一措施长期实施产生的结果，在时人心目中形成的印象。在西汉前期“允文允武”的格局下，亦无妨这些官员主持郡县民政工作，尽管他们有“文”与“武”的差别。

依时制，即便是隧长、候史一类最低级的边塞官吏，都需要达到“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的要求，并能完成各类文书，甚至还要有一定的资产基础，才可以担任戍吏。^㊷平时工作积累功劳，按照功劳多少，遇有官缺，则依照功劳多少，依次调任或晋升。二百石以上的官吏就是全国一盘棋由丞相府来调动，如尹湾汉简3号木牍反面第三栏与4号木牍第二栏所示：

　　建阳丞京兆尹奉明王丰，故戊校前曲候令史，以功迁

　　建陵侯家〔丞〕梁国蒙孟迁，故象林候长，以功迁^㊸

戊校前曲候令史是西域都护属下戊校尉的部下，驻扎在今新疆轮台一带，属王朝西陲；象林候长具体位置不详，但日南郡的象林县在今天越南岘港以南，处汉王朝的最南境。两人调到王朝东边的东海郡下的侯国任职，两地直线距离分别为3200多公里与2100多公里，换算成汉里，合七千多与五千多汉里。没有全国性机构来调配，是无从实现的。已经做到比六百石的甲渠鄣“候”的敦煌郡广至县人张获，更是要在全国安排，但边郡人任职边郡的概率高。边郡亦能了解到全国的官吏动态，当地保存的功劳资料并不限于本郡。^㊹

敦煌尽管远离长安、洛阳，却常有朝廷官吏出入，便利了当地人对朝廷风尚的认知。当时朝廷不定期会派遣丞相史到边塞巡视，每年春天敦煌郡太守都要到辖县去行县、凉州刺史亦要行部，^㊺出使西域的官员，都要途经并在悬泉、遮要两置停留住宿，招待食宿免不了和两置的官吏、承担服务的百姓们交涉：抄写传信、记录传食数量、换乘、住宿……还多半要由来自效谷县的“御”们驾着传车在驿路上奔波护送，狭小车厢里的交流自然少不了，尽管由于方言，言语沟通未必十分顺畅。朝廷发配罪犯到敦煌，甚至包括朝廷的高官，武帝以后时有所见^㊻。长安虽远，那里的风物与风尚，数千里外敦煌的百姓未必陌生。

这些人为后续效谷县的百姓进入官场，提供了先例与样板。即便止步于低级官吏的先驱，他们的摸索，也会为后来者少走弯路提供参考。

我们也需注意敦煌地区聚落分布与生产生活的特点。自武帝开始徙民实边以降，内地移民构成敦煌第一代居民的主体。^㊼汉简所见效谷县的“里”至少有45个之多，^㊽但与内地不同，这里降水稀少，河流与泉源都靠冰雪融水和山区降水补给，实际可供人居的区域比较有限，聚落只能坐落在沙漠绿洲上，^㊾耕地亦散落在聚落周围。农耕必须要围绕党河、疏勒河等河流修渠引水灌溉，不断维护灌渠。悬泉简中有关于百姓穿渠、治渠的具体记载，如简ⅡT0213③：4：

　　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水门，广六尺、袤十二里上广丈

另一简云：

　　续穿第一渠东端袤二里百步，上广丈三尺二寸至三丈二尺八寸， 深二尺七寸至八尺（V92DXT1312③：17）

亦有派遣当地驻军帮助百姓治渠的记载。^㊿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的《沙洲都督府图经》中就记载了当地颇多的渠、堰与斗门等水利设施⁽⁵¹⁾，很多地区至今依然可见古代沟渠与农田的遗迹，尽管当地现在已经沙漠化了。⁽⁵²⁾在当时的技术下，不必具体计算每条渠的土方，我们都不难想见开挖灌渠工作量大，非仰仗集体合作不可。加上一年春秋两次的社祭以及年底的腊祭等集体活动，居民之间往来亦比较频繁，各种信息的交流也会更为充分，尽管居民原本来自内地不同郡国。《汉书·地理志下》记述河西四郡风俗：“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⁸²⁾，是有道理的。

此外，传播儒学也是西汉武帝以后朝廷所用心的工作。《汉书·儒林传》：武帝时，公孙弘就和太常、博士等商议，提出选通一艺以上的小吏“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并得到武帝批准。建议中提到要为边郡配备通一艺的卒史一人，但当时儒学刚刚受到重视，符合要求的儒生恐怕没有那么多，执行起来未必能达到预想。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情况才逐渐好转。“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博士弟子员），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⁸³⁾。元帝时的规定，恐怕对于百姓投身于儒学，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毕竟徭役负担，对百姓而言是相当沉重的。敦煌地区的百姓应该也不会例外。后一规定的出台，亦见当年武帝的设想并未能得到充分落实。

如何能够学到儒经？元帝时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的安排，应该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五经百石卒史”，当即文献与出土简牍、石刻中常见的“郡文学”或“郡文学卒史”。两汉文献中的“文学”并非文章之学，指的乃是经学，王利器专门撰文做过分析。⁽⁵³⁾相较其他的郡国属吏，郡国文学尤其是文学卒史任职可不受籍贯限制。尹湾汉简的3号与4号木牍所见10名前任官为郡太守文学卒史的官员中，只有1人在本郡任职，其余都不在本郡，廖伯源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⁵⁴⁾至于其意义，还有未尽之处。正是因为郡文学卒史承担推广儒学的重任，且具备相应素养的人选有限，相对而言，关东地区儒学发达，人选更多。所以在文学卒史的任用上，才打破了本籍任用的惯例，调派其他郡的人员担任。这种安排到成帝末年依然沿用。师饶墓中随葬的3号与4号木牍记载了成帝末年东海郡38个县级长吏的现任官、籍贯与前任官，其中有3例前任官为文学卒史的值得关注：

　　曲阳尉汝南郡召陵夏圣？，故南海大守文学卒史，以功迁

　　武阳侯国丞汝南郡西华邑尹庆，故武都大守文学卒史，以功迁

　　郚乡侯家丞鲁国鲁曹勋，故桂阳大守文学卒史，以功迁⁽⁵⁵⁾

南海郡治所在番禺，即今广州市；武都郡治所在武都道，今甘肃西和县西南；桂阳郡治所在郴县，今湖南郴州市。这样三个偏僻的郡都有从汝南郡与鲁国委派的文学卒史，河西四郡也应该有同样的人员安排。这些文学卒史尽管人数不多，但应该是各地郡国贯彻儒学教育的支柱。敦煌地区，像曹氏这样的人家，能连续几代出现孝廉，除了自身的向往与努力，恐怕与朝廷的调配以及这些文学卒史们的工作分不开。

当然，从仅仅“能书会计治官民民颇知律令”到通一经，再到兼通众经，中间还是颇有距离的，需要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亦只有当地经学教育比较发达才有可能，或有条件与机会到内地名儒门下或洛阳太学问学。达到这种地步，不是一蹴可就的。西北边塞、悬泉置遗址中在《仓颉》《急就》之外亦发现了《论语》《孝经》《周易》等典籍的残简，⁽⁵⁶⁾显然这些机构中工作的吏卒有机会接触当时流行的典籍。此外，这里也出土了抄写了很多《仓颉篇》的习字简或削衣，⁽⁵⁷⁾可知有官吏勤学苦练，提高书写水平。在学习过程中，也会受到其中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为他们更进一步领会儒学思想打下基础。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墓出土的《仪礼》简，同墓出土简中有“河平□月亖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显示墓主人很可能是东汉武威官学的经师，是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播、发展中偶然留下的一个实物印记。王杖十简在武威两个东汉墓葬中的出土，⁽⁵⁸⁾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敬老与养老观念的流行，这与儒学观念之间形成呼应。悬泉置发掘现场第一区中采集到的汉简削衣中出现“酒泉文学弟”五字（ⅠT0116S：93），也证明经学教育已经开始传入这一地区。能够像张奂一样到三辅就学，也需要有财力支持，同时能够了解内地名儒的情况，具备相应的人际网络，这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具体到曹氏，甚至曹全本人，是否一定就是通过经明行修而进入仕途？碑文中对他少年时代的描述是“童龀好学，甄极瑟纬，无文不综。贤孝之性，根生于心，收养季祖母，供事继母”，与其他东汉儒生的碑文不同，并没有具体举出所擅长的经典名称，具体一些的则是对季祖母与继母的孝顺。或许是行为上更接近“孝廉”本身的含义。曹全也许并不专擅某家经典，但对经书一定也很熟悉。他担任过上计掾史，此工作面临皇帝的召见与各种提问，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差事。郡守挑选的当然是可靠且能干的下属，碑文称“历郡右职”并非妄言，此外，熟知当时洛阳盛行的儒学话语恐怕是必备的条件，这自然也离不开敦煌本地儒学的发展与滋养。⁽⁵⁹⁾完成上计工作后，曹全“仍辟凉州，常为治中、别驾，纪纲万里”，恐怕若没有上计中的优异表现，也不会有被凉州擢拔的机会。这些对为他后来被举孝廉创造了条件。

曹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除了四世孝廉并任官的曹氏，同属敦煌的广至盖氏、渊泉张氏也是在东汉开始步入二千石的行列。相较于内地郡国，东汉敦煌郡名族的数量少，且起步晚，但也终于赶上了全国的步伐。而西汉一朝，传世文献中还没有见到出身敦煌郡官员的身影。

据《后汉书·盖勋传》：

　　盖勋字元固，敦煌广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举孝廉，为汉阳长史。⁽⁸⁵⁾

李贤注引《续汉书》曰：“曾祖父进，汉阳太守。祖父彪，大司农。”谢承《书》曰：“父字思齐，官至安定属国都尉”。后来盖勋做到汉阳太守、征拜讨虏校尉、出为京兆尹等职，其子顺“官至永阳太守”。在往后，则人物寥落，以致姓族不显。经历类似的还有同属敦煌郡的渊泉县人张奂。据《后汉书·张奂传》：

　　张奂字然明，敦煌（酒）〔渊〕泉人也。父惇，为汉阳太守。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以疾去官，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⁸⁶⁾

张奂后来曾担任过使匈奴中郎将、武威太守、度辽将军、大司农、少府与太常，最后得罪了宦官出身的司隶校尉，被陷以党罪，禁锢归敦煌田里，在彼闭门养徒著述。其子张芝以草书扬名天下（6512138—2144），仕途上却也不显达，亦使其家门的影响未能延续。

当然，文化积淀的产儿不止是儒生与官员，同样也孕育了擅长属文的文士，如收入《后汉书》的敦煌人侯瑾：

　　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柴以读书。常以礼自牧，独处一房，如对严宾焉。州郡累召，公车有道征，并称疾不到。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西）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⁷⁷⁾

《晋书·张轨传》：“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曰”云云（86/2222），此说若不误，侯瑾则是东汉末年人。敦煌人口不多，耕地相对较多，加上官府不少工作，如转运粮食，也需要“就（僦）人”来完成，相当于彼时的官府购买服务，劳力不足，这些都导致靠佣作收入可观，因此侯瑾可以维持生计。还有同传的汉阳西县人赵壹，更是在上计洛阳时一鸣惊人，我们很清楚，东汉后期担任各郡上计吏的都不是当地的普通百姓。

一旦得举为孝廉，就会有二百名左右的同岁孝廉，⁽⁶⁰⁾这些人之间往往会产生密切的关系，甚至在后来的仕途中相互援引与提携。⁽⁶¹⁾若能升至郡县长吏，则会有不少故吏，再加上东汉以来官场上“请托”风气日益浓厚−这股风气西汉时期已波及敦煌，⁽⁶²⁾身在官场中人便有更多的人脉可以依托，更有条件为自己的子孙继续踏上仕途创造条件或提供机会。

不用说，碑文中从家世角度的描述，主要是一种自我夸示，显示其姓氏来历与祖先的功德。现实中个人在官场上的升降起伏，更多的要靠自己的努力与经营，父祖的暗中相助，也会发挥一定作用。宏观上看，政治局势甚至可以说更具决定性。河西大族的形成，实际与五凉政权相继在河西地区建立，大量需要从当地拔擢人才担任官吏分不开；⁽⁶³⁾江东大族的形成，亦与孙吴政权立国江南有直接关系，⁽⁶⁴⁾而不能仅仅从家族本身考虑。脱离了上述区域性王朝产生的局面，无法理解两地大族的兴起。

曹氏、盖氏与张氏之所以在三国以后的政权中几乎不见身影，⁽⁶⁵⁾应该与东汉末年各自家族人物的经历有直接关系。《曹全碑》末尾有“君高升，极鼎足”的祝福，但很快就因董卓之乱，朝廷失序，关中与洛阳陷入混乱，局势纷扰，难以把握。总之，曹全即便没有身死丧乱，应该也没能投身到哪个日后脱颖而出的集团中。盖勋之子做到了永阳太守，永阳郡乃初平四年（193）分汉阳上邽置，⁽⁶⁶⁾即今甘肃天水市，此地东有陇山阻隔，远离动乱中心，建安后期方为曹魏稳定控制，同时意味着其长吏亦难以跻身诸活跃的势力，也就断绝了继续在某个势力集团中上升的可能。张奂被禁锢乡里，死于光和四年（181），彼时第二次党锢之禁犹存，不能不影响其子孙的仕进。不过，张奂在敦煌闭门养徒，史称有“千人”之多，为后来当地士人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⁶⁷⁾

如果从家族一面考虑，这种以某家某氏来描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与流行，要远比具体某个家族的形成更为关键。这种观察方式，至少东汉前期便已形成，班固在《汉书》中就已经流露出来。如他在《张汤传》末指出：

　　初，安世长子千秋与霍光子禹俱为中郎将，将兵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谒大将军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光复问禹，禹不能记，曰：皆有文书。光由是贤千秋，以禹为不材，叹曰：霍氏世衰，张氏兴矣！及禹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

　　放子纯嗣侯，恭俭自修，明习汉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遗风。王莽时不失爵，建武中历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别乡为武始侯。

　　张汤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辄随陵，凡三徙，复还杜陵。

　　赞曰：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富平者也。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安世履道，满而不溢。贺之阴德，亦有助云。⁽⁷⁸⁾

关于杜氏，他指出：

　　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爵位尊显，继世立朝，相与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独绝。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自谓唐杜苗裔，岂其然乎？及钦浮沈当世，好谋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陈女戒，终如其言，庶几乎《关雎》之见微，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规也。业因势而抵陒，称朱博，毁师丹，爱憎之议可不畏哉！⁽⁷⁹⁾

其实，张氏与杜氏诸人得以不衰，主要在于不断得到时主的信任与重用，⁽⁶⁸⁾班固眼中则归结为祖先有德，来历不凡，以及有良子，潜台词是《易·坤》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观念。《后汉书·张纯传》中史家又有进一步的表述：“自昭帝封安世，至（张）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比”⁽⁸⁰⁾。观张纯、张奋父子，得以经王莽变乱而封国依旧，与张纯很早就投靠刘秀，特别是在刘秀钟情的儒家礼制建设上屡有贡献分不开，正如建武初，张纯“先来诣阙，故得复国”一样，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光武帝答曰“张纯宿卫十有余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⁸¹⁾，续封复国是对他为东汉做出的贡献的报答。史家仅仅基于世卿世禄的想法来述说，会让读者忽略那更为重要的另一面。这种观念随着古文经学的传播，在王朝疆域内流行，为各地儒生所掌握，并据以为述说自已家族过去的利器。这种表达的益处在于以祭出姓氏源头来显示自家功德，尽管系谱总是断裂，同姓先人与自己这一脉之间是否存在血缘联系，亦无人追究，后人看来则疑点多多，⁽⁶⁹⁾只要能掌握相关的谱系，就能确立某种“世家”的印象，奠定高人一等的姿态。⁽⁷⁰⁾这在当时以追踪三代，尤其是周代为尚的氛围中，是颇有诱惑力的。

再上溯，周代以来世家的观念一直在士人头脑中没有销声匿迹，西汉时亦然。只是有时一些现实让他们无法理解，如迹近无赖的刘邦崛起，并夺取了天下，就让司马迁连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⁸⁴⁾在他们一贯信从积善累功，德洽百姓，才能有天下的观念里，的确不可思议，以致后来一定要编造出汉家尧后的说法来加以解释。⁽⁷¹⁾这样的观念其实与东汉以降士人编织自己姓氏与家世来源时的想法和做法如出一辙。西汉宣帝以后世间产生过霍光为黄帝后世说与王莽为舜后说，⁽⁷²⁾特别是后一说法，随着王莽新朝的建立，必广为流行，这些无疑都会为士人们提供效法的榜样。曹操与曹魏的皇帝们在追述自己祖先上的反复变化，提供了这种建构的绝好样本。⁽⁷³⁾始祖来历可以前后变化，一定要抬出个显赫的先祖来证明自己，却是不变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正是当时流行的认识。

当然，某家某姓在王朝甚至数个王朝中地位不衰，实际仰仗的是每代都能有人获取高位，朱紫相继，成为“势族”。缺乏了这一根本保障，仅靠冢中枯骨，也只能博得一时的名声，无法长久维持家族地位。⁽⁷⁴⁾

历史中更为常见，便是敦煌效谷曹氏、盖氏与张氏这类“流星”家族，能保持几百年地位不坠，可谓凤毛麟角。站在朝廷角度看，曹氏等宛如漫入历史沙漠的断流河，水流虽断，弥漫在空气中的水汽犹在，条件适合，依然可以生成新的水流，断断续续，汇合成家族此落彼起的接力，奔涌向前。这也是跳出后见之明，重新将曹氏放入历史脉络中的意义之所在。

关于士族与家族史研究，自1950年代初创以来，至今成果累累。近来有多位学者做过反思。⁽⁷⁵⁾除了学者已注意到的问题，过去的家族史研究，在对象的选择上难逃倒放电影的做法，过分倚重父系系谱的构造，从某家某姓角度的梳理，忽略其实存状态中的横向的关系与纵向的断裂，包括他们如何选择子孙的婚姻对象、如何参与现实政治、面临抉择时如何去就取舍……亦是存在的问题，简言之，即忽略了家族成员在其生活时代的努力、作为与失败。这种做法遮蔽了历史进程中诸多面向与可能，以封闭而抽象的家族叙述取代丰富而多歧的历史实际。⁽⁷⁶⁾

惯常基于后世形成的氏族志之类构建起来的家族史叙事，关注的是历史中极少数赓续数百年不绝的家族，这些实属相当罕见的情形，更为常见的则是仅仅维持数代，甚至仅出现过一二位官吏的家族，笔者称之为“流星家族”，当然，更大多数的则是没有产生过官宦的普通庶民家庭。借助《曹全碑》提示的籍贯信息，利用两汉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对曹氏生活与发展的效谷县的历史做了部分重建，特别是当地居民与悬泉置、遮要置运行之间的关联，以及带给效谷居民的影响，并对当地人的仕进方式与当地儒学发展的途径进行了探索。这些帮助我们从那些看似不成功，却是更多见的“流星家族”角度，重新思考家族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