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关于政治学补课的说法，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不久，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照搬苏联的经验，把政治学看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并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过程中，将这类专业在大学中正式取消。^②1960年代初，中苏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分歧公开化，北大、复旦等高校先后建立政治学系，但是这个时候的政治学系的教学研究内容并非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③为了满足外事工作的需要，1964年前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把政治学系改建为国际政治系。三校分工明确，北大负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人大主攻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复旦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对外关系。然而，随着“文革”爆发，教学培养被迫中止，1970年后虽然开始招生，但是教学科研条件都难以得到保障。^④总体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经历坎坷，底子薄弱，补课势在必行。再者，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指出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仅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甚至要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视为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⑤为了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要恢复政治学的理论研究。

从早期的“补课”工作来看，大致上包括了如下一些基本方面。

（一）成立政治学会，搭建研究平台。为了推动政治学的研究，搭建政治学研究平台，一些省市陆续成立政治学会。早在1977年，湖北省就率先成立了政治学会。^⑥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除一些边远省市外，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并任命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名誉会长为钱端升教授和邓初民教授。会长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友渔教授”^⑦。1981年8月，山西省政治学会成立；同年10月和12月，上海市政治学会和黑龙江省政治学会相继成立。此后，其他的一些省市政治学会也陆续建立、蓬勃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生长最快的一类学术社会团体。

（二）院系重建与人才培养。改革开放不久，高等学校也很快恢复了政治学专业各类学生的招生和培育。1979年，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招收中外政治思想史硕士研究生。从1981年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⑧率先在国内设立政治学专业，其中，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于1981年招收了第一批政治学专业本科生。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从国际政治专业和国际共运专业选调15名本科生，组成“政治学班”。^⑨1982年3月到6月，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委托复旦国际政治系举办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来自22个省市60多名相关学科科研人员参加学习。^⑩开设课程包括：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中国政治思想史、法学基础、宪法与行政法。这为此后各高校政治学及相关专业的开设培养储备了一定的师资力量。这个政治学讲习班起到了“亮相、启蒙、播种”的作用。1985年底，国家教委在广州召开政治学教学研讨会，确定了加强发展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方针。随后，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均设立了政治学专业。1986年，武汉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率先设立行政管理本科专业^⑪，上海大学、苏州大学、河北大学等先后设立政治学专科和干部专修班。^⑫1985年到1993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先后获得了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博士点。^⑬各校政治学专业培养出一批本科生、硕士、博士和干部专修生。在此过程中，政治学院系渐成体系与规模，国家和地方社科院也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等相关机构。^⑭

（三）译介国外政治学著作。恢复与重建需要放开视野，广泛吸收。在恢复与重建的早期，学界译介了大量国外政治学的知识与研究成果，其内容涵盖了经典著作和最近的一些研究，区域上以欧美为主、苏东次之，兼顾其他国家和地区。教材和经典作品的译介以各类丛书为代表，包括“当代学术思想译丛”“政治学丛书”“二十世纪文库”“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和“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等。少数作品同时被多种丛书收录，比如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和阿尔蒙德、维巴的《公民文化》等。如表1所示。

除了专业书籍之外，学界还通过创办刊物或者在原有综合性刊物上开辟专门的栏目，译介国外政治学研究的成果。1978年创刊的《国外社会科学》专门为国外政治学的最新成果提供版面，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发展，苏联东欧的体制改革，英法等国的政党政治，美国政治学、行政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当代民主理论等，为国内学界了解国外政治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198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和中国政治学会联合主办了《政治学参考资料》（季刊），1984年第1期（总第14期）起更名为《国外政治学参考资料》，1985年起更名为《国外政治学》（双月刊），截至1990年初停刊，累计出刊50期。这是国内最早的专门介绍国外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杂志，涵盖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体制改革、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思潮、政治学说史、书刊评介、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等诸多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政治学人的视野。

（四）编撰出版政治学教材及知识读本。国内学者在学习借鉴国外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陆续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的教材、期刊和著作，为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添砖加瓦。以教材编写为例，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本政治学通用教材，该教材以阶级分析理论为主线^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般问题。此后，多本政治学通用类教材问世，包括皮纯协、王邦佐、孙关宏主编的《政治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丘晓主编的《政治学原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惠岩主编的《政治学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王松主编的《政治学基础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云光主编的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主编的《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⑯这些教材虽然各有特色，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来统领政治学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⑰一些行政学的教材也相继出版，比如夏书章编著的《行政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以及黄达强、刘怡昌主编的《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等。

除了编写通用类教材，一些政治学的专业著作和知识读本也相继问世。张友渔、钱端升、杜任之等老教授担任主编，组织广大中青年学者针对特定议题和区域国别编著了两套著作。第一套是“政治学知识丛书”，包括《国家元首》（许崇德著）、《会议规则》（吴大英、谢怀英著）、《历史上的家长制》（王玉波著）、《立法权与立法程序》（孙承谷著）、《行政管理》（周世逑著）、《文官制度》（龚祥瑞著）等。第二套是“外国政府体制丛书”，分别介绍世界各种类型国家的政府机构和人事制度，包括《日本政府体制与官员制度》（谭健著）、《法国政府机构与公务员制度》（吴国庆著）、《英国行政机构与人事制度》（袁兴昌著）、《南斯拉夫国家机构与干部制度》（刘成彬、许万明著）、《瑞士政府机构与公务员制度》（王建邦著）、《苏联政府机构与干部制度》（张沛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机构与官员制度》（灿智、晓绪著）、《奥地利国家机构与官员制度》（龚常、幽野著）、《澳大利亚政府机构与文官制度》（薛厉廉著）、《罗马尼亚政府机构与干部制度》（郭庆云编著）等^⑱。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学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愈发紧密，代表性作品包括：刘泽华等的《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1988年），姜琦、张明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1991年），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2年），周星的《民族政治学》（1993年）等，其中一些著作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开拓性。^⑲

相比之下，本土专业期刊的发展稍显迟缓。1981年11月，上海政治学会开始内部刊发《政治科学通讯》，每两月一期，由上海市几个高校轮流负责编辑、油印等工作，发给学会会员学习参考，共印12期，发表论文94篇，约23万字。1984年8月，上海市政治学会创办《政治学信息报》，每月一期。这是一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性报纸，共出26期，1987年1月停办。^⑳1982年6月，《政治与法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创办，原名《政治与法律丛刊》，为季刊，1984年1月出满7期后更名为现名，为双月刊。^㉑上述三份刊物只有《政治与法律》延续至今，但是自1980年代中后期，该刊主要发表法学类论文，政治学类作品越来越少。直到1985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创办《政治学研究》，该刊将理论和应用相结合，兼顾国外成果引介和国内问题的分析，这才真正把政治学专业期刊的名头做实。虽然经历了1990至1994年的停刊，但自1995年复刊至今，《政治学研究》都是全国唯一公开发行的政治学专业学术理论刊物，是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

另外，各高校学者编译出版了多种政治学百科全书、辞典等工具书，为专业学者的研究和政治学爱好者的学习提供便利。代表性作品包括丘晓等主编的《政治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皮纯协、徐理明、曹文光主编的《简明政治学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邓正来、宋新宁、王浦劬、张小劲等编译的《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㉒199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正式出版，围绕政治学基本范畴、概念、理论、制度和历史形成了集成性研究成果。“这部书集合了全国老中青三代政治学者，费时七八年之久，撰写了1000多词条，共约160万字。该书的出版，实为中国政治学界一大盛事。”^㉓

（五）参与国际学会活动，加强政治学的国际交流。^㉔1982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研究员应邀参加国际政治学会在东京召开的圆桌会议。这是新恢复建立的中国政治学会首次派学者出席国际政治学会的活动。1982年4月，国际政治学会主席门德斯·坎迪多和执委会成员阿尔道夫·比比奇来访，这是国际政治学会的主席首次来华访问。1984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正式成为国际政治学会的集体成员。1985年7月15日至20日，由赵宝煦教授带队，中国政治学者一行十人，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治学会首次作为国际政治学会的正式成员参加世界大会。赵宝煦、薛谋洪当选为国际政治学会理事，代表团团长赵宝煦还当选为国际政治学会本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本届大会上，中国学者同外国学者共同举行了一次题为“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建设中的变化”的专题报告会，会上，李道揆、尤春梅等宣读了论文。1988年8月在华盛顿召开第十四届国际政治学世界大会，中国代表胡奇安教授接替赵宝煦教授任该会执行局委员，并当选为副主席。^㉕1991年6月因抗议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治学会宣布退出国际政治学会。此外，一些学校和研究机构也与境外学术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关系。例如，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先后与美国密执安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香港大学等学校建立了系级学术交流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政治学系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等国的许多名校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和人员交流关系。

2002年12月，在“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20周年研讨会”上，时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的汝信总结了中国政治学20年发展取得的可喜成绩，认为中国政治学从白手起家到学科体系健全、人才队伍坚实、科研成果丰富，“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邓小平同志交代的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任务”。^㉖然而，我们刚刚完成了20世纪的课业，21世纪的挑战已迎面而来，“补课”仍旧在路上。大量海外留学生归国任教，本土意识与全球视角的碰撞必将产生长期的影响。伴随海外学人而来的是方法论的革命，数理逻辑和量化分析已然对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㉗

恢复与重建政治学，是邓小平同志基于改革开放的战略提出的重大举措，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来看，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对政治学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的现实课题。因此，我们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治学议题方面，既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对政治学提出的重大课题，也可以看到政治学研究是如何积极作用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和政治发展的。

我们注意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一系列制度建构和政策调整都需要政治学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支撑。因此，在这个时期，政治学的改革议题尤为集中。在这里，我们以1985年到1989年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为主体，结合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国外政治学》《国外社会科学》和《政治与法律》等期刊登载的政治学类的文章，归纳了若干重大的研究议题^㉘，从中窥见政治学议题如何反映改革开放之大潮。

第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围。“补课”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明确学科的范畴和体系，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研讨政治的含义和本质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思文革。文革时期最大的问题是“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政治概念的理解狭隘化”。^㉙对于政治的极端主张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他领域无法制衡政治权力的扩张，而对于政治的多元理解也无法抵抗“阶级斗争”的垄断地位。伴随着政治学学科的恢复与发展，尤其是对于政治学知识基础的确立，中国政治学界对于政治的认识也从阶级斗争转向系统分析，从计划生产转向社会价值的分配等方面。

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对有关政治学的对象、范围、方法、体系等进行了多次讨论。^㉚一则突破阶级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支配地位，丰富对于政治现实和政治学的理解。二则为了规范学科体系的建设，细化二级学科的设置，加强同国际学界的对话。正如胡乔木同志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提到：“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㉛阶级固然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国家、族群、政党、领袖、军队、利益集团等对象同样重要，而人类的冲突与合作、组织和制度的兴衰更是历久弥新的主题。一些交叉学科^㉜，诸如政治地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生物政治学，随之引入，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政治学人的视野。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尤其是要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破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探讨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一般理论，包括前提、条件、动力、运行机制^㉝和阶级属性。二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关系。^㉞推进民主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法制则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本手段。^㉟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总目标服务的，不能只追求形式而忽略内容^㊱，而是要注意社会主义民主自身发展过程中手段和目的的统一。^㊲三是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深入理解和践行民主集中制是维护党内民主的基本要求，需要平衡好“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避免“对上要民主、对下要集中”的错误举动。^㊳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搞得好，社会主义民主就发展得快一些；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损害，社会主义民主必然受挫。^㊴法制的恢复重在文本的修订和制定，包括1982年宪法的修订，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通过以及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制定，旨在约束政治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行政诉讼法的通过，给“民告官”提供了法理依据，为此后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政府职能转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随即被提了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其重要的内容，正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方面的需要，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以及政府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需要^㊵，核心还是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激发了农村的活力，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然而，“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㊶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城市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发展趋势^㊷，尤其以经济特区的设立、发展情况与国际比较为要。^㊸释放市场活力和简政放权并不等同于政府退场或缺位，事实上，政府反而要处理招商引资、经济转轨、市场监管、价格理顺等更为复杂多样的工作。为此，学界研究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诸如政府职能的涵义、划分和趋势，职能转变的目标和基本原则，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心和方式，西方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经验与政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宏观调控与行政监督的效能，条块理顺与权责匹配，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公平正义^㊹等。简言之，转轨时期的政府与市场呈现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微观上要放开放活，宏观上还能管住管好^㊺，这并非易事。

第四，“一国两制”的发展与实践。“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而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㊻所谓“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中，少数地区可以实行与大多数区域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并保有高度自治权。“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其在港澳地区的实践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权外交的重要组成和重大成就。政治学界对于“一国两制”的探讨主要围绕着“一国两制”的本质和构成^㊼；“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关系；“一国两制”的法律保障^㊽；两制地区主权与治权的关系^㊾；“一国两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异同^㊿；“一国两制”与其他模式的关系，比如“一国两制”与“德国模式”“多体制国家模式”“奥运会模式”以及“大中华邦联模式”等之间的差异⁽⁵¹⁾；另有学者专门回应关于“一国两制”的各种质疑，尤其在两岸关系方面。⁽⁵²⁾此外，主权和政治关系的变化也给当时的中国政治学界带来一些新的课题，比如香港立法机构的选举制度、权限和职能、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关系、行政机构的选举方式及其体制等等。⁽⁵³⁾“ 一国两制”不仅是伟大的战略构想，更是推动国家和平统一的政治实践，《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中双方的承诺就是对“一国两制”生命力最好的证明。关于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研讨延续至今，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发展和治理的经历也为我们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第五，政党与政权问题。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核心议题。尽管“以党代政”被认为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严格说来，文革时期，各级党组织同政府部门一样，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实际问题是党政关系失序，所以提出“党政分开”首要目的是恢复有序的党政关系。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恢复，到文革时期及历史上的老案、旧案的复查和清理，以及1983年到1987年的全面整党运动，都是为了修复党的各级组织，然后才是确立党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关于党政分开的探讨时间段比较集中⁽⁵⁴⁾，1986年和1989年，党的十三大召开的前后，对党政分开的理解包括“党政职能分开说”“党政分权说”和“党政分工说”，当然也有“党政合一”的主张。学界具体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如关于党政不分造成的问题；党政分开遵循的基本原则；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政分开试点情况和效果评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政党体制的比较；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民众对于党政分开的理解和态度等。以今天的视角回看，党和政府的关系始终在不断调适，旨在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现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共产党也难免犯错误，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走自己的路，不犯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⁵⁵⁾

第六，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改革贯穿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初期的焦点是“精简机构、明确责权，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为了破解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政治学界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⁵⁶⁾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边界，哪些领域政府应该介入，干预程度如何，持续多长时间，责任如何分担，并以法律或规章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保障其他主体可以积极有序地参与到经济社会活动中来。需要澄清的误区是机构改革不等于机构削减，而是针对改革进程中的诸多问题配置机构、优化职能，某些领域还要强化政府的作用。政治学界研究的具体问题涉及：机构改革的实质、目标、出发点、指导原则和分阶段的任务⁽⁵⁷⁾，建国以来机构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教训⁽⁵⁸⁾，各国机构改革的经验比较⁽⁵⁹⁾，行政改革的动力系统和运行机理⁽⁶⁰⁾，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政企分开，县级机构、特大城市⁽⁶¹⁾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实践与探索，简政放权与行政首长负责制，行业协会的建立与发展，非正式组织对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等。⁽⁶²⁾当然，机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新旧制度的转换存在一段较长的过渡期，邓小平同志从20世纪80年代初着眼，认为在20年的时间内，机构改革都会是党和国家的紧要工作。⁽⁶³⁾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政府机构改革仍旧是核心议题，始终在路上。

第七，政府决策与行政管理。在推进改革进程中，政府如何决策优化与干部制度改革、党政分开、机构改革等同样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提倡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旨在摆脱唯长官意志的非理性决策，以便更好地应对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同时，基于专家建议和广泛民意的决策也是对“实事求是”精神的回归。开展调查研究仅仅依靠领导人本身是不够的，需要建设专业的调研队伍和调查网络。学界在这方面研究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决策咨询与智库的作用，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关系，渐进决策的模型与实践，决策体制、程序和监督的法制化等。⁽⁶⁴⁾“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982年宪法明确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中央和省级顾问委员会的设立既可以让老同志发挥余热，也给予年轻干部施展的舞台。1983年10月，劳动人事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劳动人事学院，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开办行政管理干部学院。⁽⁶⁵⁾与此同时，有大量的研究介绍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公务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⁶⁶⁾，相关法规和职业伦理，《是，大臣》等作品也在《国外政治学》上翻译连载。学界还针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意义⁽⁶⁷⁾，干部选拔的原则和方法，干部的培训与交流，城市和乡村、国企与机关的干部制度改革的异同等开展了研究。上述努力对于推进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以及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八，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是以向下放权为逻辑起点的，旨在“扩大人民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⁶⁸⁾中央和地方关系包括诸多方面，重点是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和政治关系。⁽⁶⁹⁾经济方面的放权表现为实行财政分级包干，扩大地方财力；给予地方政府投资审批权、税收豁免决定权以及一定的外贸经营自主权。法律方面的放权包括地方立法体制的改革，给予省级人大和少数较大的市政府制定地方法规和规章的权力；颁布地方组织法，明确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权责关系；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政治方面的放权包括干部管理权从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给予省市领导任免下级干部的权力，为各地制定多元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改革行政区划，推行市领导县制度，一些县乡借力城市获得了发展，但也有一些县域因被地级市汲取资源受到压制，管辖权的配置和府际关系的处理也产生了不少争议。⁽⁷⁰⁾放权主导的20世纪80年代，地方主义的膨胀一度导致中央权威弱化，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才重新主导了央地关系并加强了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的影响。总的来说，央地关系的理论研究是稍落后于改革实践的，直到90年代中后期，学者的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诸如压力型体制、土地财政、城市经营、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行为联邦制、省直管县、地方政府共谋等。

第九，权力与腐败。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存在大量的制度漏洞，全社会的利益分配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些都为掌握资源和信息的当权者提供了寻租腐败的机会，加之政治和法律监督的不到位，很容易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积极稳妥地处理转型期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问题倒逼的结果⁽⁷¹⁾。无论是1981年开始的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还是1983年10月开启的全面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以及1988—1989年引发全社会讨论的惩治以权经商谋取暴利的“官倒”现象，都是为了从严治党，抵制不良风气对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冲击和腐化。邓小平同志一直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工作来抓，明确指出：“如果党员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他们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⁷²⁾政治学界对腐败问题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主要关注腐败现象的成因和类型，如何客观辩证看待社会的腐败现象，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经验、策略和政策，如何通过制度建设约束权力和腐败行为，责任政府的建设，其他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经验和研究的译介等⁽⁷³⁾。

第十，发展与稳定。1980年代末兴起的有关“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本质上是探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以怎样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新权威主义主张由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强人主导推行现代化。80年代末，世界上的几股潮流同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影响：一是苏东国家的体制改革，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倡导的“改革与新思维”⁽⁷⁴⁾；二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几乎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三是欧美各国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民营化和市场化助推政府再造⁽⁷⁵⁾；四是亨廷顿思想的影响，强调政治稳定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意义，甚至政治稳定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主要目标。⁽⁷⁶⁾结合各种潮流和中国的改革实践，政治学界对于新权威主义的态度是多元且鲜明的。一是坚决反对的⁽⁷⁷⁾，即中国刚刚从对权力的过度崇拜中走出来，为什么还要塑造新权威。这些人主张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应该同步推行，甚至政治改革要引领经济改革。二是谨慎乐观的，即在推进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强有力的权威是必要的，“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贸然推动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损害经济改革的成果。三是强调后发国家自身的特性，即英美的经验未必适用，在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并举的时代，集权和民主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方面⁽⁷⁸⁾。经验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不断地探索和调整，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摸着石头过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根据我们党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即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判断：一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新时代；二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基于新时代新矛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毫无疑问，政治学需要研究的课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譬如说，关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具体指标体系，关于达至这一宏大伟业的规划、路径和方略；关于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体制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关于党全面领导原则下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等等。这些方面的重大课题，都是政治学需要系统研究、认真回答的问题。

在所有这些新课题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重大、更具基础性的问题，即国家新形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而在当今时代，在全球化、信息化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国家形态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已经变化了的国家形态，是政治学40年之后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

政治学以国家为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是从原则出发，政治学所研究的“国家”本身也不是一个确定的对象。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国家”甚至不可同日而语，不同时期同一国家的“国家”，也完全不是同一个模样。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国家”，不仅与恩格斯所指出的“公共权力”以及霍布斯所比喻的“利维坦”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与我们自己四十年之前的“国家”也大相径庭。

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并据此提出了国家的经典概念。恩格斯指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力量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⁷⁹⁾

与恩格斯这个经典定义异曲同工的是，霍布斯把国家比喻为传说中的巨兽“利维坦”，霍布斯说：“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⁸⁰⁾

可以认为，当代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全有别于经典意义上的国家形态。与以往的国家形态不同的是，在当今社会，新国家形态具有两大基础性要素：一是“全组织”。其基本要义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实现了整体上的“组织化”，这种组织化涵盖了所有类型、所有层级、所有规模的“子组织”，所谓“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缝隙”“网格化”。从文化层面来看，这种全组织还具有内在的一种超强“磁力”，使得所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组织逻辑”行事，所有参与人在“组织逻辑”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进而使得组织更加强大有力。二是“强技术”。即是说，现代交通、通信、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在国家权力中得到了全方位的运用，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可以借助现代技术做到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

在新国家形态下，组织具有发展、运用、垄断技术的独特条件，技术为全组织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因而，组织+技术，使得当今的新国家形态如虎添翼，所向披靡。

新的国家形态已经开始凸显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新国家形态实现了从“全能型”到“确能型”的转变。过去有所谓全能型政府的倾向和努力，但是受限于主观的客观的种种原因，很多方面的公共事务还是力所不及的。但是在新国家形态下，已经达到了“确能型”的转变，就是说，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只要想做，无事不成。二是，“父爱主义”与“监护主义”的双重角色和功能。国家可以通过其庞大的组织系统和技术系统，从吃喝拉撒到言行举止，实行全方位的供给和规范。三是，“国家至上”的理论与实践得到完满统一。如通常讲“没有国哪有家”之类的命题，可能不符合逻辑，或者也违背政治公理，但是在新国家形态下，几近成为了现实。

如果说新时代政治学的议题设置，最为重要的当数上述的“新国家形态”。当下新国家形态的形成，已经或者正在颠覆经典的国家概念；已经或者正在颠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已经或者正在改变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职是之故，需要引起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