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根据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在2035年和2050年前后两个时间节点上，背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量上的逻辑要求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2035年）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或GDP总量较2020年按可比价格翻一番；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世纪中叶（2050年）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或GDP总量在2035年基础上按可比价格再翻一番。那么，在中国式现代化把超过当代发达国家总人口的14亿人（占现在全球18%）带入现代化，改变人类现代化版图的同时，会给自然环境资源带来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能源消耗的增长和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特性之一或者说重要趋势便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在人类与大自然的物质变换互动中，人们认识自然、运用自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不断提升。在制度和机制上，自然资源、环境等越来越成为约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人们对于自然的尊重和保护的意识自觉越来越鲜明。而中国式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历史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不同，坚持边发展边治理。发达国家历史上大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之后才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在长时期里甚至将发展与环境间的矛盾视为无解的难题之一。中国则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甚至并未根本摆脱贫困状态时便开始系统性地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国际社会第一次规定人类对全球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的共同原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为主题召开的国际性会议是在1972年6月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把环境问题首次列入国际议事日程，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人类环境宣言），达成了26项共同原则和7项共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针对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矛盾，促使各国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地球宪章），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政府参加会议并支持会议的主题。应当说，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于环境问题的国际关注是在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相当高水平之后的事情，而且是建立在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水平已经形成巨大差距的基础上，才开始采取行动。而中国则在经济发展水平仍处在低水平阶段，就开始系统性地关注环境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期间，环保指标就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被列入指标体系，使之成为约束经济发展的内在成本。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高度，进一步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③并且在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中，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党章》。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构成，以碳排放为例，降低碳排放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目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居世界首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降低碳排放也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中国政府多次向国际社会作出我们在碳排放方面的减排承诺。早在2009年就提出单位GDP的能耗和碳排放控制指标。2009年11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明确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当时还未明确碳达峰的时限）。到2015年，又进一步作出碳排放达峰的时限。2015年6月30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进一步承诺，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但未明确碳中和的时限）。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在2030年碳达峰的基础上，到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时间，并且中国承诺碳达峰目标时间节点上的碳排放水平也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历史上碳达峰时的碳排放量。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探寻环境和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现代化在当代世界发展意义上的积极贡献，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必然选择。正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承诺“双碳”目标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上将是全新的现代化方式，在2035年和2050年两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节点上，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和相应的碳排放量将逐步实现与经济增长脱钩，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不会给全球带来环境治理威胁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通的现代化。

一是碳排放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能源供给结构高度相关，无论是从总量还是结构上，都还难以脱钩。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现代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高度依赖于能源，并进而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影响碳排放量。具体而言，经济系统活动的总量、活动的类别以及能源生产技术影响碳排放量。经济活动总量越大，对能源需求量越大，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碳排放量也就往往越大。据测算，现阶段人类经济活动中，碳排放量与经济总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67（2011—2018年）。由于不同产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和类型存在差异，国民经济体的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据测算，进入21世纪后，碳排放量增长率与产业结构的相关系数更是高达0.71以上，其相关性还高于同期GDP总量增长与碳排放量的相关程度。能源生产技术体现在可提供的能源类别中，不同能源类别碳排放因子不同，化石能源在供给结构中的占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单位能源排放量。

二是部分国家开始出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趋势。虽然经济体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同人均GDP之间总体上呈现正相关，但已有部分国家开始出现脱钩趋势。能源是社会经济的必要投入要素，但碳不是，因而存在脱钩的可能。一方面，随着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全球能源中占比的不断提高，化石能源比例逐渐下降，带动产业发展低碳化，促进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低。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助推碳排放转移，加剧了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根据生产侧测算，部分国家较高的发展水平仅带来较低的碳排放，呈现脱钩趋势（如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但考虑到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交易排放量往往从亚洲流向北美和欧洲，西欧、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是碳排放的净进口国，而东欧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则是净出口国。

三是全球碳经济中城市是碳排放的主要生产者，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体，也是开展碳减排行动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主体。2020年，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及相关研究显示，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球GDP 80%，其能源消耗量约占全球能耗总量的67%—76%，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量的71%—76%。

一是碳排放的总量巨大，同时是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最大净出口国。中国现阶段碳排放仍处于“总量高、增量高”的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位。2019年，中国碳排放量达101.7亿吨，占全球总量的28%。随着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但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以此为节点开始加速上升，从2000年的33.5亿吨迅速增长至2011年的92.7亿吨，随着此后的经济增速放缓和节能减排力度加大，自2011年起中国碳排放量增速显著放缓，年均增速降至0.02%，但近几年又呈升高态势。同时，中国基于消费的碳排放量比基于生产的碳排放量低14%，是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最大净出口国。中国作为商品出口大国，其账户中的碳排放量最终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用或消费。碳税征收和碳排放量账户均是基于生产方，而不是基于消费侧，改变这一格局短期内也有很大困难。

二是从供给侧来看，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排放总量高、强度大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40多年来，煤炭长期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居基础性地位，占比曾高达80%，虽然逐渐有所下降，但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现阶段仍占60%左右。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结构是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所决定的，而煤炭行业作为碳排放的“大户”，煤炭作为能源使用，其碳排放总量高、强度大。在这种能源禀赋和结构下，要实现碳减排目标，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三是从终端需求看，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同时也是碳排放的主力。中国制造业的能源消费量远远大于农业、建筑业和生活部门，占全部行业能源消耗的50%以上。2018年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费量近26亿吨标准煤，占全部行业能源消费总量54.8%。从终端需求部门来看，8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电力、钢铁、非金属矿物制品这三个高碳排放部门，而且集中度仍在上升，伴随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发展，制造业本身的降低能耗和减少碳排放问题会越来越重要。

四是中国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与相应的碳排放之间差异显著，具有突出的不均衡性。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和不同收入人群的碳排放差异巨大。中国现阶段存在碳排放不平等现象，其特点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较低的地方碳排放水平反而相对较高。目前中国70%的城市处于“低排放、低发展阶段”，而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实现了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脱钩，经济欠发达的城市碳排放的不平等较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更为严重。总体上，中国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正相关，即收入水平总体越高，碳排放总量也越高。从家庭角度，低收入家庭的碳排放份额超过其经济份额，可能与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能源消耗结构不同有关。

上面所讨论的世界和中国碳经济的基本态势，构成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现实基础和重要的约束。现阶段至2035年是中国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蓄力期，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爬坡期，特别是对未来五年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开局起步期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第一步战略目标并为21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奠定发展阶段性基础的关键时期。因而，在确立低碳发展目标和经济体系的同时，需要统筹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增长速度及质量与“双碳”目标，2035年人均GDP水平要达到当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或GDP总量较2020年翻一番，年均经济增长率需要保持在4.8%。

统筹经济发展与“双碳”目标，中国必须应对以下挑战：

一是如何实现减排不减能源消耗、减排不减经济体量？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严峻挑战。在短期内，在技术水平和需求结构较为稳定的条件下，碳排放量的限制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紧缩性约束，碳减排的经济增长代价较大，国民经济将面临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权衡取舍。在中国当前技术和结构条件下，据测算，如果生产性排放量约束在90亿—98亿吨之间，则碳排放量的平均影子价格为428元/吨，即减少1吨二氧化碳排放使得GDP减少428元；如果碳排放量约束在80亿—90亿吨，则碳排放量的平均影子价格为4229元/吨，即减少1吨二氧化碳排放使得GDP减少4229元。随着碳约束的力度收紧，减排的经济成本也会迅速上升。

二是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与减排任务之间的矛盾。从产业结构演进状态来看，中国一些城市经济发展已经开始具有“后工业化”社会的特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已超过第二产业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产业动力，但实体经济仍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特别是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具有高质量的强大的制造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面对日趋复杂尖锐的国际国内矛盾叠加的冲击下，对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而言，制造业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仍是城市发展乃至国民经济的根基所在。近些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出现波动中下降的态势。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峰值达到32.45%，随后在波动中下降，2020年降至26.18%，2021年回升到27%以上。制造业过早过快下滑不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不利于稳健均衡增长，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历史高度和现代化历史发展阶段性客观要求也不相符。在今后工业化最终完成和中国式现代化深入进展的过程中，面向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随着制造业本身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深化，制造业的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会不断升级，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高质量的稳定的制造业发展。但同时，当前制造业又是中国能源消费最大，碳排放最多的部门。由此，制造业占GDP比重的稳定目标对减排任务提出了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相关研究团队模拟分析了在未来达到GDP增长目标的情景下，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的进程。结果表明，中国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相对比例与碳排放总量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在中国GDP达到预期目标的约束下，减排技术进步、减排目标实现与制造业占比稳定三者之间存在难以同时达成的“三元悖论”。因此，在减排过程中要求稳妥处理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占比，要系统性统筹，不可顾此失彼，更不能操之过急。

三是如何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公平目标的要求，减小而不是扩大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逐渐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因而减排过程中要注重“横向公平”，即不同经济体或地区和不同收入人群等的碳排放权或减排目标设置的公平性。减排需要支付经济代价，在技术、结构的约束情景下，若要在短期内实现碳减排，只能通过压缩碳排放部门的生产规模，放缓经济增长来实现。在长期中，技术进步、经济与能源结构优化则是碳减排的主要途径，这更需要长期大量的投入。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碳减排都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和城市，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其减排的成本也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减排次序的制定和减排责任的分摊以及减排成本的列支等，是减排政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难题。特别是由于环境问题是存在严重“外部性”的领域，其外部性如何内在化？在难以内在化进而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怎样的机制使市场尽可能充分发挥其在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作用怎样才能公平有效？这些都是重要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④中国现阶段GDP总量折算为美元（按汇率法）占世界比重为18%左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碳排放超过百亿吨，占全球28%左右（2019年），列世界第一位。如果不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假定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不变，那么，伴随着到2035年GDP总量较2020年按可比价格翻一番，到2050年翻两番，全球的能源和碳排放约束能力恐都难以支撑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提出了“双碳”目标，在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向世界作出承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情景预测，在中国“双碳”目标实现的条件下，在203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2035年后会迅速下降，2050年预计将比不做“双碳”目标承诺的政策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减少70%，即比按照2015年所做出的承诺，2020年9月所做出的承诺将进一步减少碳排放量70%，到2060年实现净零。根据IEA的预测，在中国2020年9月提出的“双碳”目标约束要求下，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10787 MtCO₂，占世界的比例为32.23%；在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降到1748 MtCO₂，占世界的比重将降至8.43%。^⑤

“十四五”规划设定了具有约束力的量化目标，提出到2025年能源强度（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3.5%，碳强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在此基础上推算，到2035年中国的能源强度预计将降到3.79兆焦/美元PPP，碳强度将降到216.22克二氧化碳/美元PPP；到2050年中国能源强度预计将降到1.90兆焦/美元PPP，碳强度降为108.11克二氧化碳/美元PPP。^⑥据《BP世界能源展望（2020年版）》预测，在净零排放情景下，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将在2030—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205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占世界份额将从2020年的26%降至22%。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性在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要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历史上先污染后治理的新路。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坚定的决心和积极的态度。据IEA《中国能源体系碳中和路线图》显示，中国达峰时的人均排放量约为7吨—8吨二氧化碳，低于其他国家达峰时的人均排放量（12吨左右），更远低于美国的人均20吨的排放量。而且，中国在达成“双碳”目标的达峰目标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碳达峰时的人均GDP水平。2006年欧盟碳达峰时，人均GDP为38822国际元（PPP，2017年价格）；2007年美国碳达峰时，人均GDP为55917国际元（PPP），而中国承诺到2030年碳达峰，届时中国人均GDP据预测为25270国际元，分别相当于欧盟碳达峰时（2006年）和美国的碳达峰时（2007年）的65.1%和45.2%，这表明中国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碳达峰时的条件下实现碳达峰目标，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价值理念，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图1）。据IEA相关研究表明，中国未来几十年里的减排行动和减排效果，是世界能否将全球变暖成功控制在1.5℃以内的重要条件。中国“双碳”政策目标的实现可以使全球平均温度到本世纪末降低近0.2℃，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图  1  中国和部分其他国家碳达峰时的人均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GDP

中国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低碳转型，重要的在于城市低碳转型，城市承载着60%以上的常住人口，碳排放占排放总量的70%以上。随着未来现代化的进程，还会有近3亿人进入城市，就基本路径而言，中国城市低碳绿色转型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协同推进。

一是以城市低碳发展为约束条件推动中国工业制造业产业链的升级。“十四五”期间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最后加速期，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是高质量发展，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推动制造业的创新发展、绿色发展、融合发展与协调发展，工业制造业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过程，应坚持以低碳绿色转型为未来发展方向，以减少排放为目的引发的技术革新、就业增长、产业壮大等驱动转型升级，从源头生产到回收进行全产业链绿色开发。

二是提高建筑与交通部门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建筑与交通部门是城市碳排放的主要部门，由于建筑与交通部门基础设施投入规模大、周期长、使用年限长，具有技术锁定效应，因此，需要提升建筑和交通领域的节能标准，应具有一定的超前系数，尽可能采用高能效的技术设备，应当加快制定与“双碳”目标相匹配的能源效率标准，提高能源效率准入要求，着力提升能源综合利用率，全面推行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和绿色交通系统。

三是以低碳电力体系为核心推动城市能源供给低碳转型。工业、建筑、交通等碳排放大户行业依靠自身深度脱碳的难度较大，其他行业的电气化加上电力行业的低碳清洁化，是目前世界各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举措。因而，由化石能源发电为中心的能源体系转向由清洁能源发电为中心的能源体系是建立低碳体系的重要环节。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逐渐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一是发展优先原则。现阶段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在“双碳”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要统筹协调各方面政策目标，但统筹协调要围绕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原则，无论是能源转型还是经济结构升级，都需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尽可能减少和避免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负向冲击。

二是顶层设计原则。绿色发展需要顶层设计，尤其需要一个更加清晰化、透明化的、起总领作用的总量指标体系，以便以此为基础分解出各类微观目标，明确各地各部门的可度量、可计算、可评估考核的任务、责任，需要科学制定时间表、路线图。需要立足当前中国国情，结合具体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体制环境提供的政策工具，综合运用碳税、碳市场与金融政策引导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既要坚定决心，又要有历史耐心。同时，需要防止和警惕个别企业、行业和地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可能产生的碳转移与碳泄漏，引发全社会减排成本上升，损害减排效率。

三是系统统筹原则。实现“双碳”目标要注重区际、代际和人际三个方面的统筹。首先是统筹不同地区之间的碳排放空间的分配，实现区域间有区别的减排责任，并切实安排好碳排放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和补偿。其次是统筹不同代际之间的碳排放时间分配，实现碳排放成本代际均等化合理化，环保是长期才可能见效的系统工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后代将比本代更富裕，而本代对于减排的投资实际上是减少本代的消费，将本代的财富转移到后代，本代对排放量的扩张进而引发环境治理赤字的增大，实际是增加后代的治理责任，因此需要关注代际之间的环境治理和碳排放责任的转移，防止加剧代际之间的不公平性，保障代际正义，注重碳减排代际之间的均等化。再次是统筹不同收入人群的减排能力和减排责任，确保不同人群之间减排责任、权利和利益的对称，避免穷人补贴富人，确保不同人群之间在减排问题上的公平性，并且不仅要关注机会（形式上）的公平，也要关注结果（事实上）的公平。

四是国际协调原则。碳排放具有负的外部性，是全球公共品。因此在碳减排和治理过程中，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失灵，需要在市场力量作用之上进行国际协调，否则，如果只有少数国家或局部地区采取减排行动，那么个别国家和地区的减排可能同时会促使其他国家或地区碳排放量的增加，即产生“碳泄漏”问题，致使全球碳排放效率受损。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提高减排体系的效率需要加强国际协调，一方面积极争取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等领域的支持和帮助，承担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推动碳减排国际合作；另一方面，推动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对全球减排做出应有的贡献。

实现“双碳”目标对体制和政策等提出了深刻的变革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机制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但其存在外部性等市场失灵，在碳排放绿色发展领域，市场经济体制的失灵更显突出，因此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应当更具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优势，为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创造更有效的体制条件。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⑧

完善低碳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碳市场配合碳税，促进双碳目标实现。碳市场和碳税是两种较为成熟的碳定价工具，前者强调市场在价格发现中的作用，后者突出政府对外部成本的行政控制。从适用对象来看，碳市场与碳税的适用对象各有特点，碳市场比较适合碳排放量较大的大型企业，碳税的相对灵活性则可以更好地覆盖碳排放量小的中小企业。从运作效果来看，碳市场的减排机制能够较为有效地控制碳排放总量，但交易价格存在波动性。而碳税的特点是可以通过调整税率限定碳价，但难以对减排效果进行精准的预测，减排总量具有不确定性。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是通过适当的机制引导中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在大规模碳减排技术尚未成熟时，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于经济决策中，包括宏观决策和企业微观行为，是控制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也是体制和政策完善的导向，碳市场结合碳税，协同减排，有助于达成“双碳”目标。

二是培育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低碳化，经济体系的低碳化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资金投入，这些资金的筹集可以通过财政资金来支持，但主要还是需要依靠金融渠道来筹集。一方面，金融政策可以在低碳方向强化已有的金融活动，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激励与约束政策的力度；另一方面，可以创新运用以“碳减排支持工具”为代表的“低碳”金融政策工具，引导支持低碳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为市场提供基础性方法、工具等。

三是完善社会政策，推进低碳发展的低碳转型，通过低保政策、转移支付等社会政策提升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公平性，尤其是要在政策上对受低碳转型影响较为严重的资源型地区、高碳行业和相关群体进行倾斜，推动其经济结构转型，尽可能避免出现低碳转型导致贫困化等社会问题发生及加剧，推动公平转型。

四是运用国际多边机制，积极倡议国际组织实施项目碳中和策略，增强国内产业的碳经济竞争力。碳排放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为发展权问题，为了合理有效应对碳排放权的争议和冲突，应当从国际贸易规则的层面考虑我们政策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就长期而言，需要在完善国内碳市场基础上，不断增强国内产业的碳生产力、竞争力，完善碳价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国家间碳定价联合协调机制，推动中国碳定价被国际社会认可。同时，要积极倡议国际组织实施项目碳中和策略，在国际关系协调层面，兼顾发展与减排间的均衡。

总之，需要在改革、发展、开放三者的统一中，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实现“双碳”。需要贯彻党的二十大强调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规划建设新能源体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⑨使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造福于全人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