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五四时期，“梁启超系”曾计划由政治转向文化努力，推动“另一场新文化运动”。^⑬不过，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在国内新文化运动最高涨的1919年，这一群体的领袖梁启超与几位核心人物却处于“缺席”状态。1918年冬至1920年春，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等人在定下“从思想界尽些微力”的计划后赴欧漫游，以私人资格襄助巴黎和谈并考察欧洲战后情形，留下张东荪、蓝公武等人主持国内的文化事业。

《解放与改造》正创办于梁启超等人“缺席”的1919年9月，故虽是“梁启超系”的共同意愿，却因梁氏去国，实际由张东荪一人操持。在五四之后，张东荪形成了独特的具有革命性的文化运动方案：面向下层，强调启发工农等劳动阶级，以社会主义为方针，在政治层面，明确主张“非破坏不能革新”，“不问他是合法是不合法”，倡导以“阶级竞争”为手段的“总解决”，具有推陈出新的革命倾向。^⑭为此，连革命党人朱执信都认可双方已“走到一条线上”。^⑮

同时，当时思想界的情况与梁启超等人赴欧之时，已有极大变化。其一是五四之后，思想界的关注点已越来越偏向社会，而非当初偏于文艺思想；^⑯其二是“主义时代”来临^⑰，思想之活跃、主义之众多，已远超1918年底；其三是思想界的主要分野从新旧之争转为“主义”之间的多元互竞。正是上述时代氛围与张东荪个人思想塑造了《解放与改造》的早期风格，即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在“解放”一切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现有政权均取革命立场。（详后。）

恰恰在此时，梁启超、蒋百里等人带着在欧游中形成的新方案归国。该方案不赞同当时“欧化”、“俄化”或“复古”的倾向，强调“决非先有预定的型范”，希望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化合中西文化、吸收社会主义精神，摸索、试验一种全新的理想制度；同时，为使未来的理想制度“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他主张中国文化应更多地参与到“再造新文明”的试验过程之中，在旧文化基础上温故知新，养成新的国民心理。^⑱此方案显然与《解放与改造》的理念不合，也与当时思想界的整体趋向格格不入。所以，梁启超他们归国之初便面临着需要调整自己一派文化运动方向的难题。为此，他们采取了颇具标志性的举措−整顿自家的机关刊物《解放与改造》。

梁启超一行在欧洲时，就曾计划归国后将大举加入文化运动，设想中有一月报为言论机关，“月出两期三期，尚未大定”“总之在必办之列”。稍后成立共学社时，一度又拟将新杂志置于共学社中，商讨“杂志出版须另筹编辑费”。按照计划，梁启超本决定亲自担任杂志主编，且留沪主持。^⑲他曾对自己女儿说：“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居北方不甚便，两月后决南下，在上海附近住。”同时还“欲在上海办一大学”。^⑳相比于北京、天津，上海离政治中心更远，可以较疏远于现有政治势力。而且，他们当初设定“杂志之论调，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要之应与世界潮流相应，不可专顾国内环境而已”。^㉑要旗帜鲜明地积极主张“打破军阀”，确实有“居北方不甚便”之疑虑。然而，从“打破军阀，改进社会”等用词看，相比于1918年底他们去国时的主张和舆论环境，不能算“落后”；但相对于1920年越来越转向社会主义的思想界而言，又不够“进步”。

“梁启超系”新办杂志一事并非完全按计划进行，而是选择将已有的《解放与改造》改头换面。整顿后的杂志于1920年9月第3卷开始，更名《改造》，改32开本为16开本，主编不再由张东荪担任，亦非梁启超自任，而是换由蒋百里实际负责。同时，因梁启超、蒋百里最终仍选择常住北方而非上海，故发行地也随之由上海变为北京。一份杂志，名称、封面、开本、体裁、主编、发行地均作改变，确实有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杂志前后几乎是两个迥异的作者群。

从以上两表对比可知，《解放与改造》时期的主要作者，除张东荪、张君劢曾较深参与民初政治或舆论界外，其他如沈雁冰、俞颂华、刘延陵、郭绍虞及周佛海等均出生于1890年之后，新文化运动中初入社会，为舆论界的新人，且大多由张东荪在《学灯》副刊的投稿作者中发掘。其中，俞颂华是杂志具体编辑事务的负责人。张东荪本就“性豪爽，而爱才尤切，对于青年之栽培不遗余力”^㉒，并有《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为平台，吸引了众多五四青年。张君劢投稿虽不少，但身处欧洲，故文章多是英、俄、德、法等国政治趋向的介绍与评议，如《英国之将来》《德国新共和宪法评》等，只有《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中两封致张东荪的长信，参与到社会改造方向的讨论中，但那时已是1920年7月，杂志正处于整顿之中，故整体言，他对杂志前期的实际运营和方针影响有限。

当时有人观察到，“五四运动发生，那手足灵活的张东荪，就极力联络学界，用重价报酬投稿人”，这一做法效果显著，“于是乎《学灯》就益发生色”。^㉓《学灯》如此，杂志亦然。对此，舒新城注意到，为了文化运动，梁启超一系“很想从所谓新进作家中延揽一批人，以为文化努力”；又说：“八年梁等致力于文化运动，很想吸收一批人才，造成一种新势力。”他在回忆中虽然泛论“梁等”，但就他自身而言，仍是张东荪的因素，是“因为一年来在上海投稿较多，且与《时事新报》的主笔张东荪先生常有通讯，在举目无亲的世界中只有打算投奔到他那里去”，张东荪也立刻“表示欢迎”。^㉔又如，茅盾在投稿《学灯》数次之后，张东荪便在报纸上约其“常常来馆，以便接谈，借请教益”。^㉕后来茅盾回忆时也说由于常在《学灯》投稿，“张东荪办《解放与改造》时就约我写文章”，且“认为发现了一个人材，就有意要拉我到《时事新报》工作”。双方一度十分亲近，张东荪离沪外出时甚至请其代理《时事新报》主笔。^㉖周佛海亦是如此。他在日本留学时，常常向《解放与改造》投稿，因投稿又常常与张东荪通信。他在1920年归国后便去《时事新报》社访张东荪，“谈得非常投机”，并因此加入当时梁启超一系组织的共学社，担任翻译克罗泡特金的《互助论》。^㉗可以说，《解放与改造》完全是由张东荪带领一批五四“新进作家”所创办。

整顿以后的《改造》则不同，主要撰稿人梁启超、蒋百里、蓝公武、张君劢均出生于1890年之前，在清末便已崭露头角，更是民初舆论界中坚力量，在五四时期，已属老一辈。《改造》作者群除吸收少数年轻人之外（亦不在核心），基本与民初的《大中华》杂志无异，而张东荪自己除在第三卷中有三篇文章参与社会主义讨论之外，再无其他投稿。

杂志前后作者群的变化，或有更换主编导致人脉关系变化的部分原因，但更根本的则是因为前后理念的转变。张君劢曾顾虑自己一方在内地“旗帜不鲜明，则招致新人才之举，无由着手”，并将此事与“任公宣布方针”及“杂志之论调”并举。^㉘可见新杂志其实承担着树立“旗帜”的职责，兹事体大。蒋百里到上海后一见张东荪便询问“吾辈宜取何种社会主义”，亦与“旗帜”有关，并且，询问本身就说明欧游诸人对张东荪所倡导的方针并不了然，或知晓却不以为然。^㉙

梁启超诸人对整顿《解放与改造》、发布杂志新宣言十分慎重，在上海、北京、天津同人中反复商讨，盖此宣言为他们事业正式“宣布方针”之意义。当时蒋百里特意请梁启超“另作一缘起文，以为开场锣鼓”。^㉚当时已返天津的梁启超在草拟宣言后，便寄送张东荪，嘱其会同上海同人商议。张氏增删、修改后又由梁启超寄送在北京的蒋百里，“属彼商定后径寄”张东荪，如此往复，足见审慎。在往来函件中，梁启超反复强调需“同人”公同认可，提示出他们加强群体意识的努力，欲打造一有主张的新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过程中，北京同人多主张不用宣言，其理由：“一恐有挂漏（例如家庭问题何以不说），二恐所确信者未必遂确”，但梁启超“觉得不用亦无不可，但旗帜鲜明之程度，则有间矣”。^㉛他们一方面顾虑自身对宣言中“所确信者”未必认同，另一方面或也考虑到一旦旗帜鲜明，则有些同人或有意见或会离去。然而，如果团体主张相对模糊，虽加入者可以多元，但旗帜终不鲜明。故他们最终仍以梁启超草拟，张东荪、蒋百里等同人修改的宣言版本发布。

整顿《解放与改造》，本具有一举扭转张东荪此前为该派文化事业所定方针的意味，即蒋百里所说“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㉜言下之意是此前《解放与改造》（甚至整个思想界）不够“深刻”。对于这一整顿方案，张东荪不无意见。事实上，对梁启超一行在欧游中所形成的理念，张东荪事先便已觉察，且有所保留。在梁启超他们归国之前，《欧游心影录》先已寄到一部分。《时事新报》虽在显要位置（原刊登“社论”之处）连载，但事先却有两点声明：其一为“游记前篇皆述感想，虽分节段，而实一气呵成，断章取义，必多误会”；其二为“任公个人感想，与本报宗旨毫不相涉，间有相出入处，读者当认各有自由也。”^㉝从中可以看到，张东荪其实已感觉到《欧游心影录》的前篇对中西制度、文化的态度可能引起读者误会，但仍希望在后续连载中其观点能有所转变；同时，如果梁启超在后篇中依然坚持其观点，他们只能采取“各有自由”的态度，甚至不惜在宗旨上与《欧游心影录》撇清干系。而当梁启超归国后转达“西方学者大多数讴歌东方文明”时，张东荪更公开批评，“奉劝国故诸公，现在不必高抬国故的价格，且等西人研究过了再定”。^㉞双方的理念分歧由此可见一斑。对于整顿《改造》，张东荪也曾对梁启超说：“杂志事总俟百里来后细商再定，盖改名称与改体裁，均有问题，非慎重出之不可。”^㉟不过，对梁启超、蒋百里来说，此次整顿事关重大，势在必行，结果是张东荪不得不听将令。相较于版式、作者群的变化，杂志整顿前后，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刊名上，这也象征着宗旨的变化，即没了“解放”，只有“改造”了。

“解放”和“改造”是五四时期的流行词，且常相伴出现。郑振铎在1919年观察到，“自去年欧战停止以后”，中国思想界“居然透出‘解放……’‘改造……’的声浪来”。^㊱1918年底方才开始“透出”的一组词汇，随着“‘提倡解放与改造’的人和鼓吹‘解放与改造’的杂志一天多似一天”，到1920年时便已成为“最足动人听闻的声浪”。^㊲此组词汇的流行，颇能说明思想界在此期间的变动。其实，1919年时胡适就已经观察到“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并批评“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挖苦的正是《解放与改造》杂志。从胡适的批评中，可以反观“现今的人”谈论“解放”与“改造”时，大致更倾向于“笼统解放”与“笼统改造”。^㊳如果将之置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余绪中，则又揭示出《解放与改造》那倾向“主义”的一面。

杂志取名《解放与改造》，实有深意，地位重要，关乎其文化运动方案的主旨，即以“解放”与“改造”为杂志的根本精神，故其征文标准亦是“与解放、改造无直接关系者不录”。^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解放”与“改造”两词的地位并非平等，相较于“改造”一词“解放”尤为重要。在五四时期，新文化人对中国是否要改造基本没有异议，“旧社会应当改造，在文化运动界，早已成了定论”。^㊵有疑问的只是“我们应该向哪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㊶而当时的现状则是“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对于“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㊷在《解放与改造》的刊名中，“改造”已是思想界的公约数，而“解放”则回答了“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关键问题，显示出《解放与改造》在众多期刊中的独特性，即其革命的一面。

《解放与改造》的宣言中起首便自问：“今天的世界是什么世界？现在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责任？”又自答道：“今天的世界虽不是以前的世界，然而以前世界的‘残余’（Residuum）尚在那里支配现在的世界。”正因为以前的旧世界尚在支配现在的世界，所以需要解放，“我们当首先从事于解放，就是使现在的自我完全从以前的自我解放了出来，同时使现在的世界也从以前的世界完全解放力量了出来”，而“本杂志的职务”就是对于“解放的详细说明”。之所以需要加上“改造”，则是为了申明“解放不是单纯的脱除，乃是‘替补’（Complement）”，“替补就是改造”。^㊸稍后周佛海也认为“改造是解放的目的，解放是改造的手续”，甚至于“解放都没有成功，不能就来说改造”。^㊹换言之，“解放”是前提，是破坏性的，“改造”则是后续的，建设性的，是为了平衡纯粹的破坏。

张东荪此前就曾解释过，“解放就是把羁绊解去了，把束缚放开了”。^㊺而杂志的作者朱匡僧稍后在回答“我们常常说解放，究竟要解放什么”时提到，“凡是束缚人类思想，阻碍人类精神发展的偶像”都需要解放，他据此反问：“近来我国鼓吹解放的人实在不少，但是要问大家对于这几种偶像，都能够打破了没有？”^㊻则“解放”无疑与“打破”有相近的含义，颇能看出“解放”中所蕴含的对抗性的破坏。

张东荪甚至认为“中国从今天以后没有建设，只有破坏”。他将从辛亥以来的革命历程比做“一座塔”“辛亥革命不过破坏了一个塔顶，从此以后逐层破坏，到了今天还剩了好几层在那里，尚没有破坏干净”，而当时“全国都是怨气，都布满了‘破坏’的呼声”。他进而指出，“在最近的未来，或者就有小破坏出现，然而大破坏还在后头咧”。^㊼张东荪不仅是判断将有“大破坏”出现，更是一种期盼，可见他对“破坏”的重视。罗家伦曾称《解放与改造》中“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关于促进人道的文章”，“与强权为敌，与军阀为敌，与官僚为敌，与财阀为敌，与旧社会为敌”。^㊽正因杂志中“解放”的对象包含着强权、军阀、官僚、财阀、旧社会等“以前世界的‘残余’”，才使它处处为敌，充满战斗精神。

尤为重要的是，相较于胡适所说一点一滴式的“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解放与改造》中的“解放”是整体性的。其宗旨便是“主张解放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同时介绍世界新潮，以为改造地步”。^㊾从杂志创刊后的内容风格看，也体现着对旧世界整体性破坏的一面。杂志第一期中有一描述“旧社会”的文章，认为旧社会之基础“一个是强权，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其“建设的基础不人道”“上面的建筑物不正义”，故“旧社会中无生路”。不过，他也意识到，“旧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伦理……一切组织偶然也有一点好的，但是他根本上基础上坏了”。^㊿正因是“根本上基础上坏了”，所以“解放”便需要从根本上基础上开始解放，是要“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是总改造不是特改造”。⁽⁵¹⁾因此，《解放与改造》被认为有“很彻底的主张”。⁽⁵²⁾这也是《解放与改造》受年轻读者欢迎之原因，盖在激进的时代，“言论非澈底不足动人”。⁽⁵³⁾

因此，将《解放与改造》更名《改造》，绝非仅仅是“以名称贵省便故”，亦非“其精神则犹前志”⁽⁵⁴⁾，实是对此前宗旨的巨大改变，基本退回到了思想界讲“改造”的公约数，“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而“改造”一旦没有了“解放”，其意义也就变得温和。当时有人曾提醒，改造“是替换，不是修饰”。⁽⁵⁵⁾之所以要如此提醒，便是因为离开“解放”的“改造”更接近于修饰。在整顿后的《改造》杂志第一期中，有人主张：“我对于现在的环境，不仅是要应付，或破坏而己，必在适当的范围内，要切实创造。”⁽⁵⁶⁾显露出要从破坏转向创造的趋向。该期中另有一篇破题性文章，甚至置于《宣言》之前，解释得更为清楚，文章说：“全志的精神−本期以及后此而续出至于永久的本志精神”，认为“改造是尝试探险别求新路，不是平行阔步重经熟程，也不是疾驰猛闯，却有审慎周详的研究”，并且“改造并非一改就对的，总得经过许多研究尝试，而且几经研究，然后改造出来的东西随着更有缺陷发见，此时又必再谋改造，实在人类的历史就是永续的改造，自然的运行也是永续的改造”。⁽⁵⁷⁾这是一种“摸石头过河”式的改造，强调研究、尝试，“并非一改就对”则表明其允许试错的存在。正因为是研究、尝试、试错，并非预先确定“正确”的改造方式，所以也就必须“审慎周详”，而不能“疾驰猛闯”，少了此前的战斗性。

有意思的是，在商讨杂志改革时，张东荪特意提醒梁启超等人，谓“第一期破坏事业吾辈须参加”。⁽⁵⁸⁾其言下之意，或是已经感觉到改革后杂志逐渐脱离“解放”（破坏）而专从事于“改造”（建设）的趋势，恐不足以担起参加“第一期破坏事业”之任。为此，他在提出“中国从今天以后没有建设，只有破坏”数月后，又公开直言：“我们认为从此以后不是建设开始而乃是破坏开始，大家还得多创造些破坏的动因，多埋伏些建设的种子。”⁽⁵⁹⁾

同属“梁启超系”的蓝公武其实在更早之前就表现出破坏性，他曾宣言“革新思潮，破坏一切之因袭权威”“确立民本主义之精神，绝灭一切特权”。⁽⁶⁰⁾“破坏一切”“绝灭一切”的用词即呈现出“破坏”和“总改造”的特征。巧合的是，大约在张东荪提醒同人参与“破坏事业”前后，蓝公武也颇为坚决地写下：“破坏即建设，惟破坏而后建设始能不劳而获，改造请自破坏始，破坏请自我侪内部之恶习始”，并表示“愿与改造运动之同志交勉焉”。此文虽发表于1921年下半年，但他自称“此为一年前之旧稿，当时实有为而发”。⁽⁶¹⁾“一年之前”大致即是梁启超、蒋百里整顿《解放与改造》前后，此所谓“有为而发”，或也是感觉到梁、蒋归国后，自己一系同人有从破坏转为建设的趋势，参与“破坏事业”不足。

张东荪、蓝公武的提醒除了表达出与整顿后的《改造》不一样的革新主张外，更隐伏着一种顾虑：删去“解放”后的《改造》缺少对“第一期破坏事业”的参与，可能将使梁启超系“另一种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思想界的位置边缘化，吸引力或将顿减，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其改造方案的命运。在一个“布满了‘破坏’的呼声”的时代，如果不参与“破坏事业”，恐怕不仅不足以引领潮流，连追随潮流都相当困难。然而，在梁启超看来，发起“废兵运动同志会”之类的便算是“破坏事业”⁽⁶²⁾，但实际上离早期“解放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的主旨已远，即使有“破坏”，指向的也已是“特改造”，不是“总改造”，也就从“笼统解放”“笼统改造”蜕变成了“一点一滴的解放”“一点一滴的改造”。

进而言之，删去“解放”只留“改造”的变更，造成了他们对中西文明的处置方式不同。无论是张东荪主导的《解放与改造》时期，抑或梁启超、蒋百里主导的《改造》时期，两者对西方文明虽均有不满，前期认为西方文明“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后期也认为“欧洲之旧文章，是否可供我作为蓝本，盖真疑问矣”，⁽⁶³⁾但前后对待西方文化之道却仍然迥异。前期主张“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⁶⁴⁾，故对当时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的学说都只字不提，盖他们看来，杜威只能算“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后期则改为“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⁶⁵⁾，只不过并非作为蓝本引荐，而是研究资料。

与之相似，《解放与改造》和《改造》两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虽均温和，但前期是存而不论的方式，主张不主动破坏、不整理、不复古。所以，在《解放与改造》的前两卷中，没有一篇文章讨论传统文化问题。后期则不同，宣言中即强调：“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⁶⁶⁾在之后的杂志中，连载《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梁启超）、《墨子讲义摘要》（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梁启超）、《清代思想之评判》（李悊荪）、《论中国文明的特色》（周宏业）等系列文章，不仅加入胡适等倡导的“整理国故”，且倡导“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甚至提出“以复古为解放”⁽⁶⁷⁾。

质言之，前后期的根本不同在于是否要在保留中西文明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此前就有人注意到，“‘解放’与‘改造’的意义是不同的，是两个物件，不是一物的两面”，而“‘解放’这两个字是在不要的程度之下适用”，“废除就是解放”，且“要斩钉截铁的废除他”。⁽⁶⁸⁾如果说“解放”是在“不要的程度之下适用”，那“改造”无疑是在“要”的前提下适用。两者的区别也正是《解放与改造》与《改造》主旨的区别，前者是以“不要”中西文明为前提提倡新思潮，而后者则是在“要”的前提下，希望化合中西文明以再造新文明。

然而，《解放与改造》为何在强调破坏的同时，对中西文化却均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方式，而不是攻击式的废除？这与张东荪对破坏的独特理解有关。相对于《新青年》同人的主动“破坏”，张东荪主张的“破坏”却“不是少数人故意做出来的，乃是大多数人的自然趋势”，所以是“自然破坏”，即只要“输〔入〕新文明，自然旧文明被挤而去”。⁽⁶⁹⁾故他在对待中西文明时，只保持不提倡不进攻的态度，而用全副心思“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以探讨、倡导社会主义为己任，高谈主义。

五四学生运动后，胡适曾表达自己对“新舆论界”的不满，他“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⁷⁰⁾胡适此文曾引起“问题与主义”之争。⁽⁷¹⁾后来他回忆时又说当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但“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他“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才“发愤要想谈政治”。⁽⁷²⁾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谈论“问题与主义”的半年前，才重提“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说当时“才得两年，关于政治的问题，还须俟诸十八年以后再谈”。⁽⁷³⁾之后半年间的政治并无明显恶化，一样的安福部和“分赃和会”，显著的变化则是高谈主义渐成潮流。就此而言，胡适真正针对的似乎是“主义”而非他原先就秉持的不谈政治倾向。然而，胡适“忍不住”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反对“主义”，而是“发愤要想谈政治”，又暗示出“谈具体的政治问题”与高谈主义本就具有相对待甚至相反对的一面。

胡适提出“问题与主义”尚在《解放与改造》创刊之前，不过，当时批评的对象中，就包括“梁启超系”的《时事新报》和《国民公报》，在这一时期创办的《解放与改造》不仅继承了《时事新报》和《国民公报》高谈主义的倾向，并有所发扬，因此胡适此后挖苦的对象才转为《解放与改造》，嘲讽“什么解放、改造”，只不过是“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⁷⁴⁾当时有人观察思想界的种种杂志既有“高谈主义的”，也有“研究问题的”，还有“讲哲学、文学的”⁽⁷⁵⁾，《解放与改造》无疑属于“高谈主义的”。

尚在筹办杂志期间，张东荪曾给欧游诸人去信，提议说：“世界大势已趋于稳健的社会主义，公等于此种情形请特别调查，并搜集书籍，以便归国之用，未识以为然否。”⁽⁷⁶⁾此种对世界大势的判断贯穿于《解放与改造》之中。他在杂志第一期中就宣称要“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即“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盖在他看来中国此后“没有建设则已，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⁷⁷⁾

就杂志内容而言，《解放与改造》几乎每一期均以广义的社会主义为主题，如第一期有《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之研究》《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第二期有《社会主义之批判》《列宁与脱洛斯基之人物及其主义之实现》，第三期又有《基尔特社会主义Guld Socialism》《奥斯的社会主义与庶民主义》《福利耶之社会主义》等等。因此，《解放与改造》曾被各广告直截了当地认定为是“研究社会主义的杂志”。⁽⁷⁸⁾相比之下，那时候“《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⁷⁹⁾更可见《解放与改造》的激进特色。

此种特色，本是杂志主办者有意为之。茅盾就记得张东荪和俞颂华“另办有《解放与改造》杂志，讲社会主义”，他们向其约稿的内容就指定为“写各国工运书籍的书评”，后来他确曾“为《解放与改造》社写过介绍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情况方面的书评”。而且，他在“这上面介绍的第一篇是张东荪给我的材料”，即《罗塞尔〈到自由的几条拟径〉》，“小题目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⁸⁰⁾

罗家伦在《解放与改造》创刊不久就观察到了杂志的这一倾向。他曾在《新潮》中介绍《解放与改造》，认为该刊有两个特长，即“注重社会主义”和“注重介绍一切新学说”，并认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解放的精神，所以在《解放与改造》里谈社会主义，是狠合宜的事”。同时他又不无批评地指出，杂志中“谈社会主义的文章，是狠多了”，但谈得“稍微散漫一点”，“这派未完，那派又起”。⁽⁸¹⁾一年后，《新人》杂志的朱朴也注意到《解放与改造》“介绍学说很肯尽力”，“今天写了一大堆共产主义，明天又写了一堆集产主义”。因为所介绍的社会主义种类繁多，故进而建议《解放与改造》“介绍主义不要太杂”，“在介绍一种主义的时候要先立一个标识，令人一望而知其是否好主义”。⁽⁸²⁾两种相似的观察与建议都从正反两面证明《解放与改造》高谈主义的风格，并且这一风格又与胡适后来所总结的“新舆论界”“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⁸³⁾的趋向相似。甚至可以说，此种“新舆论界”的形成，本与张东荪、蓝公武等人所主持的《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国民公报》等报刊言论不无关系。

进而言之，在胡适的论述中，“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本包含“高谈主义”与“不研究问题”两面。他在1919年底曾定义“新思潮”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不过，相对于“输入学理”，他显然更看重“研究问题”，故他特意指出：“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盖“输入学理”容易流为高谈主义，不无危险。⁽⁸⁴⁾

如果以这一视角观察《解放与改造》，可以发现该刊前两卷中不仅全无“整理国故”的内容，就是胡适所列之“研究问题”，也多未曾参与。虽偶有讨论女子解放、智识阶级解放等问题，也多是因“解放”而涉及。其实，胡适也注意到《解放与改造》主要致力于“输入学理”，介绍“种种西洋新学说”。大致可以说，《解放与改造》侧重于“输入学理”，整体上不谈具体的问题，更不论“具体的政治问题”。对于《解放与改造》不谈具体问题的倾向，罗家伦曾提出建议，希望其在介绍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能进一步“应用社会之〔主〕义来谈社会问题”。⁽⁸⁵⁾这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的新思虑，时人往往需要在“问题”与“主义”间做出选择或有所解释。

张东荪曾提出“总解决”以回应“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当时主张“今天应该少管小事，留着精神去专管大事”，“没有总解决便等于不解决，那零碎解决是绝对不中用的”。⁽⁸⁶⁾王光祈曾批评这一主张，认为：“主张总解决−根本改造−的人，每每忽视现在具体的问题，因为他的脑筋里，只希望实现他所理想的新社会，把眼前一切具体的问题，都置于不屑过问之列。”⁽⁸⁷⁾此虽是批评，却也呈现了张东荪及《解放与改造》的基本倾向。

张东荪并非全不在乎具体问题，而是“有许多问题在总解决未成以前自然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便不能都顾问了”。⁽⁸⁸⁾以制度为例，在他看来，中国当时尚没有到“选择制度的境地”，所以“用不着做具体的规画，但要提倡一种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先使中国人的精神革了命再说，不久到了第二步，自然就有讨论具体制度的必要了”。即第一步只需高谈主义，第二步才需要讨论具体的问题。⁽⁸⁹⁾换言之，“今天讲社会主义”，“乃是预备造成一个新世界”，“不是对于普遍的生活难做零碎的解决，也不是对于政治全体的腐败做零碎的解决，乃是做总解决的预备”。⁽⁹⁰⁾以此为基准，就算此前十几年中最为重要的国会问题也不必再关注，因“国会问题不外乎先行制宪，宪成解散南北两会耳。苟且之谋，无一顾之价值也”。

如果说“解放”回答了新文化运动中“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问题，那主义则回答了“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我们应该向哪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然而，在梁启超、蒋百里整顿后的《改造》，从宣言到具体内容，均以“问题”为导向，一反前期“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风格。在商讨新宣言时，北方同人一度有所顾虑，“多主不用宣言”，其理由之一是“恐有挂漏”。所谓有“挂漏”，主要是指具体问题的挂漏，“例如家庭问题何以不说”。而梁启超的回复则是：“家庭问题之类，不标主张未为不可，因本刊并非举一切问题悉解决也。”“并非举一切问题悉解决”的潜台词则是认同杂志以解决问题为旨归。无论是质疑或回复，关注的均是“问题”，可清晰看到他们对具体问题的注重。

梁启超草拟宣言，在“本刊根本精神”中即提出“本刊持论，务向实际的条理的方面，力求进步”。所谓“实际”，本是针对着高谈主义的“浮而无所依附”。具体到宣言中的十四条，分别关于“旧式的代议政治”“中央权限”“地方自治”“职业团体之改良及创设”“土地及工商业”“注重分配”“兵民合一制度”“外债”“强迫教育”“征工制度代征兵制度”“世界有力之学说”“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中国文明”“旧爱国主义”。除最后四条关于中西文明及爱国主义之外，均为实际的、具体的问题，且如“中央权限”“地方自治”之类问题又是民初《庸言》《大中华》议题的延续。

《宣言》经过京沪同人商讨修订后增至十六条，原十四条稍有修改外，又新增第一第二两条，分别为：“同人确信谋人类之福利，当由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务使个性能确得自由，务使群性与个性之交融能启发向上”“同人确信中国民族之不振由于思想不进与制度不良，而不良制度尤为不良之思想所维持，故以为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这两条很可能是张东荪所添加，仍有着整体性的主义倾向，这也几乎成为《改造》新宣言中，仅剩的有《解放与改造》风格的遗存。

宣言如此，内容亦然。整顿后的《改造》主要栏目为论著、译述、记载，以论著为最要，“同人一得之见于此发表”。论著又分两类，一为“主张”“对于一问题有所确信，阐发而宣传之”，二为“研究”“一问题未敢自信，则提出疑问，与国人公开讨论”。在在均围绕着问题。1920年夏间，当时“梁启超”同人都在为整顿后的《改造》第一期撰文，主题本应围绕文化运动，但因直皖之争之故，纷纷改换“国民制宪”“废兵问题”相关题目。梁启超甚至提议将整顿后的《改造》第一期中坚题由“新文化我观”改为“废兵运动”，认为“此最投合国民心理”，他说：

　　第一期中坚题原议为“新文化我观”，细思略嫌空泛，且主张各不同，易招误会，似宜改择一近于具体之题，鄙意欲改为“废兵运动”，何如？此最投合国民心理，且可以有许多切实之谈，若吾弟国民军之主张即可以提出，弟若谓然，请即一面预备一有声光之文，一面告东荪，一面告都中同人，共同发抒。

在梁启超的标准中，议题不宜“空泛”，最好是“近于具体之题”，能有“许多切实之谈”。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也只有“国民军之主张”等最为合适。此后的各期中，也多以专题形式，虽偶有围绕主义的专号−如第六期的社会主义讨论专号，但更多是具体问题，尤其是具体的政治问题的讨论−如废兵、地方自治、联邦问题等。

有意思的是，前引罗家伦、朱朴对《解放与改造》介绍主义时“稍微散漫一点”“不要太杂”的批评，除从侧面印证杂志“高谈主义”外，其实也表达出嫌其对主义不够明确的一面。那已是一个连谈主义都被认为需要明确甚至绝对的年代，以至于张东荪主张“浑朴的”社会主义都被讥笑为“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换言之，《解放与改造》“高谈主义”，虽曾一度推动思想界，但世易时移，又因其对主义不够明确，也仅仅只能跟上而不足以引领时代潮流，整顿后的《改造》不仅没能更进一步，反而退回到研究具体的问题，其在思想界的位置也随之改变，今非昔比。

近代中国是一个新式媒体的时代，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哪种言说能起更大影响，被更多的人当成新铸型。在这样的时代，谁的论点说服人，谁的立论坚决（有时候是武断），谁的观念与社会的脉动相照应，便在各种“论述”的争衡中逐渐胜出，一旦它获得“群聚效应”，这个“领导性论述”便逐渐上升到全国舞台的中央。其实梁启超、蒋百里也认识到那已是一个“主义时代”。蒋百里认为，当时“已渐入于主义运动时代”，翻译事业中，有无“一种主义以为之骨”，决定了将来翻译之成功与否。翻译如此，整体文化事业亦然。梁启超也注意到，在当时，“漂亮点的便贩些‘主义’来谈谈，调子越唱得高，锋头越出得足”。“梁启超系”中人明知那是一个激进的、主义的时代，有主义的激进的主张更能在时代论说中脱颖而出，但却强调稳健与慎重地研究问题，多少意味着从革命走向了改良。

茅盾后来回忆：张东荪在五四时期“也伪装进步”，“甚至还与陈独秀他们共同商议发起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而当梁启超他们归国后，他“议论大变，判若两人”，有一“大转弯”。之所以“不能不改变论调”，是因为“彼等一系之政治立场及文化工作方策，经已决定如何如何”。这一段话，用于描述从《解放与改造》到《改造》的“大转弯”，同样贴切。

《解放与改造》创刊时，刊名中“解放”的涵义本有整体性、对抗性的破坏倾向，故杂志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现有政权均取革命立场。同时，《解放与改造》以讨论、宣传社会主义为职责，倡导在“解放”一切现状基础上进行改造，高谈主义而不重具体问题之研究、解决。然而，1920年梁启超、蒋百里等欧游归国，接收并整顿《解放与改造》，更名《改造》，扭转了此前由张东荪主导的革命倾向：舍弃了“解放”中带有的破坏性的战斗精神，对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均取渐进改造方式；同时，不再以社会主义为倡导，从原先的高谈主义，转为研究具体的问题。

蓝公武曾总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认为：“凡是革命的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才能发生效力。若是胪列许多具体方法，即就变成一种条陈，连问题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进行方针呢？”《解放与改造》之所以有革命性，与其倡导社会主义密不可分。与之相对，整顿后的《改造》无论在宣言或此后的内容上，均没有能“抽出几点共通性”，尤其是在发刊词中，罗列十六条“为同人所确信者”的条目，分别针对政治、经济、文化、中央地方诸问题，真成为“一种条陈”。两者的区别，仍然与删去了“解放”的精神相关，前者对于“旧世界”是在“不要的程度之下”思考新的方案，而后者是在“要”的前提下解决各类问题。这种条陈，不必是直接面向政治当局的，但无疑也影响着对现有政权的态度。

张季鸾曾总结张东荪的“总解决”主张为：“其言曰，政治绝望矣，北固绝望，南亦有然。吾人只应提倡改造，提倡自决，准备建设未来之新国家。至目前之南北问题，乃政客的事，吾辈不必管，且亦无管之价值。”此观察实有所见，这也是《解放与改造》的特点，即不谈目前政治的问题，高谈建设未来的主义，而其前提是对南北政局的绝望所带来的对现实政治整体的绝望。《解放与改造》从创刊之始就具有非政治甚至反政治或反政权的一面，在“总解决”的理念下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正因其“与政治相反抗”的本质，所以对既有政治势力均取更决绝的态度。然而，梁启超、蒋百里所主持的《改造》则主张要“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重新将政局的变动纳入到关注之中，《改造》中所讨论的问题也多是因政局变动而产生的具体的政治问题，如废兵运动、国民立宪等等，没有了“解放”的态度和“主义”引导的研究政治问题，在外界看来，“变成一种条陈”，哪怕表明谈革命，也被认为是“戴着政府革命”“总长迷的革命”，甚至被认为“专门依赖政变来投机”。毛泽东在1921年初观察到“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一旦没有了解放的革命精神，且放弃高谈主义，即使杂志仍名《改造》，即使宣言中仍存有“思想革命”颠覆制度但在时人心中却已是改良。

胡适对《解放与改造》高谈主义不研究具体问题有不满。不过，也正是因为《解放与改造》高谈主义，对中西文化均存而不论，所以双方基本处于错位的领域−胡适主要关心文学、思想和整理国故，《解放与改造》关注社会主义，有紧张但基本无冲突。整顿之后的《改造》则不同，放弃高谈主义转而研究问题，看似好像是顺着胡适的意见，双方关注的领域有更多重合，都关注文学、思想和国故，但对待具体问题态度不一致的一面却逐渐凸显，反而导致时有冲突。就此而言，改造《改造》确有针对《新青年》同人一面。

进而言之，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后，中国思想界已处于一种革命的氛围之中，“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大了。几乎所有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关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解放与改造》原本处于这一时代潮流之中，甚至曾引领潮流。然而，正如胡适所说，近代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1920年后的“梁启超系”不仅仅是“偶一不上劲”，而是主动通过整顿《解放与改造》等措施，试图扭转时风，却不幸成了“背时”，故渐渐黯淡，渐渐失了青年们的崇奉。茅盾就坦言，之所以未被张东荪“拉过去”的原因之一便是“我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张东荪却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了”。在思想界整体逐渐走向革命的潮流中，整顿后的《改造》却从革命回归到改良，成为激进时代的渐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