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明堂为彰显君权政治合法性的神圣空间，其宫室结构的具体设计，也折射出其神圣性的面相。平城明堂营建的历史背景，及其形制的具体设计，无疑为探究平城明堂神圣空间的基本问题。

汉唐时期明堂出自不同礼学家的设计，其具体形制呈现出不同形态。^⑤西汉明堂具体实践有二：其一为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在泰山下所建汶上明堂。^⑥依隋人宇文恺《明堂议表》所奏，可知汶上明堂形制无室，大体与《三辅黄图》所载明堂相类，九宫十二堂，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二十八柱，明堂外环之以水；^⑦其二为汉平帝元始四年（4）所建长安明堂。依据南宋初期浙刊本《水经注·渭水》，其形制为“九宫十二室”，^⑧长安明堂九宫十二室或当由汶上明堂九宫十二堂演变而来。

北魏孝明帝时期封轨谓“东西二京，俱为九室”，^⑨而西汉明堂并无九室之说，东汉洛阳明堂则有之。光武帝中元元年（56）二月之前，营建明堂，^⑩汉明帝永平二年（59）正月以光武帝配享明堂，^⑪确立明堂配享制度。依《礼图》、蔡邕《明堂论》（牛弘称东汉明堂形制与蔡邕所论同）、《水经注·穀水》所载，东汉洛阳明堂为九室十二堂。^⑫东汉明堂宫室为九室，盖本于《大戴礼记·盛德》明堂“九室”之说。^⑬限于相关记载，东汉明堂九室的具体形制，并不明晰。而依据沙坑、柱槽所在地层堆积剖面图以及考古学者所论，可知今汉魏洛阳城明堂遗址沙坑、柱槽等，均属“北魏重修明堂时留下的遗迹”，^⑭可见汉魏洛阳故城明堂遗址不宜径直视作东汉洛阳明堂遗址。

东汉确立明堂为皇权与政权政治合法性的象征，此后，魏文帝、魏明帝、晋武帝均宗祀明堂。魏文帝黄初二年（221）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明堂未设配享帝。^⑮至魏明帝太和元年（227）正月，“郊祀武皇帝（案：魏武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案：魏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⑯确立以魏文帝配享明堂之制。《晋书·礼志上》载齐王曹芳亦行明堂祭礼，^⑰其行礼时间约在正始初年。耐人寻味的是，齐王曹芳标榜皇权政治合法性的宗祀明堂礼在《三国志》中毫无踪影。晋武帝泰始二年（266）二月，“郊祀宣皇帝（案：司马懿）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案：司马昭）于明堂以配上帝”，^⑱明堂配享帝确立为晋文帝。魏晋明堂的修建问题，史料不详，或在东汉洛阳明堂基址上修补而成。

为彰显政权的正统性，南朝相继营建明堂，而其具体形制明显与汉魏旧制略异。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四月始营建明堂，其规制为一殿十二间。^㉑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七月，从右仆射王俭奏议，依《考工记》及《孝经援神契》，以明堂为五室。^㉒

不容忽视的是，在西晋覆亡之后，十六国为彰显政权的正统性，在刘宋孝武帝之前已营建明堂，明堂为十六国的重要礼制建筑。建平二年（331）石勒在襄国城西，“起明堂、辟雍、灵台”，^㉓石勒分立三雍，显然取法汉魏洛阳城旧制。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载前凉张骏十五年（339），“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在姑臧“立辟雍、明堂而行礼焉”，^㉔前凉姑臧明堂或取法西晋洛阳明堂而营建。甘露元年（359）正月，苻坚在长安城“起明堂，……宗祀其伯（苻）健于明堂以配上帝”。^㉕苻坚在汉长安城“起明堂”，颇疑其明堂当在西汉长安明堂旧址上进行修缮。由此推知，十六国明堂明显受到汉魏明堂的影响。

西晋以后，十六国、南朝纷纷营建明堂，明堂成为彰显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标志。北魏平城明堂的营建，显然与正朔相争的背景直接相关。太和十年（486）九月，“诏起明堂辟雍”。^㉖太和十年孝文帝开始亲自主持国家礼仪，^㉗但其营建明堂的诏令并未及时推行。太和十四年九月癸丑（十八日）文明太后崩，孝文帝欲行齐衰三年，且“废吉礼”，而在与群臣往复讨论后，孝文帝遂确定行齐衰一年。^㉘在太和十五年三月晦文明太后小祥祭之后，四月己卯（十六日）“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十月明堂、太庙竣工，^㉙历时近七月。

陈寅恪推论北魏洛阳城的设计，受凉州姑臧的影响，李冲为重要人物。^㉚而北魏平城明堂，同样出自李冲规划设计。^㉛《 南齐书·魏虏传》收录孝文帝诏令尚书李冲云：

　　思遵先旨，敕造明堂之样。卿所制体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圆义备，可轨之千载。信是应世之材，先固之器也。群臣瞻见模样，莫不佥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礼。卿可即于今岁停宫城之作，营建此构，兴皇代之奇制，远成先志，近副朕怀。^㉜

《南齐书·魏虏传》载此诏书在齐武帝永明九年（即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未载具体时间。孝文帝诏书所谓“思遵先旨，敕造明堂之样”，“先旨”即太和十年九月孝文帝下诏起明堂之事，至太和十五年李冲上呈明堂模型，孝文帝谓其制“体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圆义备，可轨之千载”，且“今岁停宫城之作，营建此构，兴皇代之奇制”。孝文帝诏令停止平城宫城建设，悉力建造明堂，其诏令下达时间约在太和十五年四月未营建明堂之前。而李冲所上明堂模型，孝文帝誉为“皇代之奇制”。姑臧明堂与平城明堂是否具有直接的关联，史料未详。若据陈寅恪学说推论，平城明堂形制或受前凉姑臧明堂的影响。具体是否如此，难以遽断。

北魏平城明堂遗址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柳航里小区，北距大同市明代旧城约1.8公里，其具体方位，基本合乎汉人淳于登“明堂在国之阳，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之说。^㉝考古显示，平城明堂遗址呈圆形，周边有圆形水渠，中央有方形夯土台，东、南、西、北四面邻水处各置一门。（图1）由于平城明堂遗址曾在1937年遭到侵华日军建飞机场的破坏，^㉞又受限于现代建筑，西门、南门之外，圆形区域内以及中央夯土台（厚2米，边长42米）未展开发掘工作。

图  1  北魏明堂遗址平面图

2009年王世仁据考古发掘简报以及相关史料，引证东汉明堂相关记载，依其尺寸，推断北魏平城明堂形制如图2所示：

图  2  北魏平城明堂平面复原图

隋代牛弘谓蔡邕所论，“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又称“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㉟牛弘评定两汉及北魏平城明堂形制，贬斥平城明堂“穿凿处多”，据此推知，北魏平城明堂并未全承两汉旧制，其形制部分出自李冲的独特设计，北魏平城明堂所用尺寸，并非蔡邕旧说。

学者所绘北魏平城明堂平面图，所据史料即《水经注·㶟水》（案：所据版本为王国维《水经注校》本）“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案：当作室），而不为重隅也”之语，以北魏明堂形制为“四周十二户九室”。太和十六年十月孝文帝诏书：“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㊱其中“九室”即代指明堂，^㊲此与《水经注》所记正相印证。平城明堂宫室为九室，直接沿承东汉洛阳明堂旧制。而在明堂形制说中，木、火、金、水、土五室与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太室五室，分别为郑玄、阮谌等明堂五色室说与贾思伯、李谧等《月令》明堂五室说，^㊳两者分属不同学说体系，^㊴学者糅合两种学说为一，显然不妥。

在诸家有关明堂形制说中，《月令》明堂九室说，最为值得关注。北魏孝明帝时期封轨以为：“吕氏《月令》见九室之义”，^㊵所谓“吕氏《月令》”，其意在于《礼记·月令》源出《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大庙”，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庙”，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庙大室”，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大庙”，季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庙”，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月令》具备青阳左个、青阳大庙、青阳右个、明堂左个、明堂大庙、明堂右个、大庙大室、总章左个、总章大庙、总章右个、玄堂左个、玄堂大庙、玄堂右个凡十三名，如何整合《月令》宫室之名，以当“《月令》见九室之义”，封轨未明确言之。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议定明堂之制，在五室、九室两说中，以九室说为是。永徽三年有司上奏议及九室形制，“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㊶唐高宗永徽三年有司所定明堂制度，或有所本，其“室间并通巷”之制，此与隋人宇文恺所讥北魏平城明堂“室间通巷”相类，^㊷而永徽明堂形制，又以《月令》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左右个（即左右房）置于四隅，与青阳、明堂、太室、总章、玄堂合为九室。封轨所谓“《月令》见九室”之说，疑即此意。

朱熹讨论《月令》明堂九室说，“某窃意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东之中为青阳太庙，东之南为青阳右个，东之北为青阳左个；南之中为明堂太庙，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为明堂右个；西之中为总章太庙，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北之中为玄堂太庙，北之东（即东之北）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为玄堂左个；中央为太庙太室。凡四方之太庙异方所，其左个、右个，则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总章之左个也；总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也”。^㊸《 朱子语类》、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及马端临《文献通考》均收录朱熹所谓明堂九室示意图，^㊹兹更定其方位分布，改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结构。（图3）

图  3  朱熹《月令》明堂九室示意图

《魏书》所记平城明堂宫室与《月令》明堂尤为契合，平城明堂宫室有玄堂，可谓重要佐证。《魏书》载太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孝文帝“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㊺《 魏书·礼志一》作“大享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玄室，帝亲为之词”，^㊻而《北史》“玄室”作“玄堂”，^㊼玄堂当即《月令》玄堂太庙的省称，即平城明堂宫室省去《月令》明堂“太庙”之称，以避免与太庙相重复。

《魏书》载太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㊽据其中“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故平城明堂宫室当有青阳左个。《魏书·任城王传》载太和十七年六月：“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㊾据其中“斋于明堂左个”云云，表明平城明堂宫室当有明堂左个。

孝文帝诏令所谓“皇代之奇制”，应指平城明堂糅合《月令》明堂而兴建。依据《魏书》所记，可知明堂宫室有三，即玄堂、青阳左个、明堂左个。若据青阳左个、明堂左个之名，可知平城明堂又有青阳、青阳右个、明堂、明堂右个；若依玄堂之名，可知平城明堂又有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史料中无明文记载平城明堂宫室之名与总章相关，而依据孝文帝依托《月令》，每月在明堂布政，不难推知平城明堂宫室当有总章左个、总章、总章右个。由此可见，平城明堂宫室的基本格局，当由李冲依托《月令》明堂九室说而设计。

汉魏明堂、南朝明堂形制，因所宗学说来源不一，故明堂形制各有不同。而北魏平城明堂的设计主要依托《礼记·月令》，成为《月令》明堂的象征。（图4）平城明堂极具古典的性格，彰显出孝文帝塑造华夏正统的政治心态。

图  4  北魏平城明堂示意图

东汉光武帝沿用王莽分设明堂、灵台、辟雍的旧制，在东汉洛阳城南郊分设三雍。在礼仪上，三雍各自承担不同的礼仪职能。旧题西汉刘向《五经通义》载：“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㊿而东汉辟雍、太学析分为二，太学承担教学职能，辟雍为行大射礼、释奠礼、养老礼等的礼仪场所。北魏平城灵台位于明堂之上，⁽⁵¹⁾《 魏书·游明根传》以孝文帝行礼明堂即“行礼辟雍”，⁽⁵²⁾《 魏书·儒林传》以孝文帝太和中“建明堂辟雍”，⁽⁵³⁾故平城明堂当为三雍（明堂、辟雍、灵台）合一的礼制建筑。

《礼记·礼运》载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⁵⁴⁾“ 承天之道”“治人之情”为两种不同的礼义，展现出礼仪的神圣性与世俗性两个特征。《白虎通·辟雍》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⁵⁵⁾揭示出明堂礼仪的神圣性与世俗性。揆诸平城明堂礼仪，两个特征兼而有之：明堂宗祀五精帝，象征皇帝膺承天命及其权威的合法性，彰显出明堂礼仪神圣性的面相；明堂为孝文帝行养老礼的主要礼仪场所，凸显出明堂礼仪治世的世俗性面相。

平城明堂营建于孝文帝为文明太后服丧期间，孝文帝宗祀明堂，并非在明堂告竣之后，而是延至齐衰一年丧结束以后。孝文帝太和十五年九月丁亥（二十八日）行大祥祭，⁽⁵⁶⁾十一月初一日禫祭太和庙，丧礼告毕，至十一月初五日（冬至）祭圆丘，⁽⁵⁷⁾拉开了文明太后大丧之后孝文帝行吉礼的帷幕。

《魏书》载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飨群臣于太华殿，帝始为王公兴，悬而不乐”，初二日，“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⁵⁸⁾太华殿为北魏平城正殿，始成于文成帝太安四年（458）九月，在太华殿竣工之后，文成帝旋即“飨群臣，大赦天下”，⁽⁵⁹⁾太华殿飨群臣成为北魏定制。孝文帝太和九年正月癸未，“大飨群臣于太华殿，班赐《皇诰》”，⁽⁶⁰⁾太和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帝衮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既而帝冠通天，绛纱袍，临飨礼”，⁽⁶¹⁾以及太和十六年元日在太华殿飨食群臣，均属此制。太和十六年元日飨食群臣礼应即元会仪，意味着“新年伊始之际更新君臣关系”，⁽⁶²⁾元会仪主要由臣下的委贽礼与皇帝赐群臣酒食礼构成。⁽⁶³⁾不过孝文帝皇帝飨食群臣礼具有独特性，“始为王公兴，悬而不乐”。在禫祭文明太后之后，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太华殿飨群臣礼，“乐悬而不作”，⁽⁶⁴⁾太和十六年元会仪同样如此，宴享有乐悬而不升歌奏乐，以示哀悼之意。而“始为王公兴”云云，“始”字表明“为王公兴”为北魏新创之礼，“兴”字取法《仪礼·燕礼》公举媵爵酬宾章“公坐奠觯，答再拜，执觯兴”，⁽⁶⁵⁾即孝文帝仿效华夏燕礼，“以明君臣之义”，⁽⁶⁶⁾在元礼仪中，孝文帝引入《仪礼·燕礼》的仪节，亲行酬王公礼仪，太和十六年元会仪为孝文帝复兴古礼的重要标志。

汉明帝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礼毕，登灵台”，⁽⁶⁷⁾汉章帝建初三年（78）正月、汉和帝永元五年（93）正月、汉顺帝永和元年（136）正月均行此礼，⁽⁶⁸⁾宗祀明堂−登灵台成为东汉皇帝践祚后标榜皇权合法性的固定礼仪。孝文帝仿效东汉故事，在宗祀明堂之后，升灵台，观云物。《荀子·礼论》载：“王者天太祖”，⁽⁶⁹⁾特就太祖配天而言，而《孝经》圣治章载：“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⁷⁰⁾严父的形象得以神格化，可谓“王者天严父”，宗祀明堂礼仪凸显出严父的神圣性，孝文帝以献文帝配祀明堂，正承用《孝经》之义。东汉明堂所祀五帝即五人帝（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而平城明堂所祀上帝何所指，《魏书》未有明文。郑玄据《孝经援神契》立说，以明堂所祀神祇即五精帝，⁽⁷¹⁾北魏明堂所祀上帝，即从郑玄之说。《魏书·乐志》载孝武帝永熙二年（533）春，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上表，“《孝经》言：‘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⁷²⁾长孙稚据郑玄说为言，表明北魏明堂宗祀五精帝。

北魏明元帝泰常三年（418）已在四郊祀五精帝，⁽⁷³⁾至孝文帝又宗祀五精帝于明堂，更进一步完善北魏五精帝祭礼。平城明堂祀五精帝，其祭礼究竟为合祀，抑或分祀？汉武帝汶上明堂图仪，刘宋时犹存，《宋书·礼志三》《隋书·宇文恺传》引《宋起居注》均载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诏立明堂，“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案：宋文帝刘义隆）对飨”。⁽⁷⁴⁾而五帝位如何陈设，史籍语焉不详。《续汉书·祭祀志中》载汉明帝永平二年故事，“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⁷⁵⁾若依东汉故事，孝文帝宗祀明堂当合祭五精帝，其方位或在太庙太室之内。《魏书》载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冬至日，孝文帝服衮冕亲祀圆丘祭礼之后，“遂祀明堂，大合”，⁽⁷⁶⁾“ 大合”二字反映出北魏平城明堂祭礼为合祀。

在平城明堂祭礼中，还包括祀五祀的礼仪。《礼记·月令》载孟春“祀户”，孟夏“祀灶”，中央土“祀中霤”，孟秋“祀门”，孟冬“祀行”，而《魏书》载太和十五年八月诏书“明堂祭门、户、井、灶、中霤”，⁽⁷⁷⁾不过依用汉魏故事，改祀行为祀井，其明堂祀五祀之礼，宗法《月令》之义。

与宗祀明堂礼仪相近，北魏平城明堂又有大享明堂礼仪。《礼记·月令》载季秋九月“大飨帝”，郑玄注：“言大飨者，遍祭五帝也。”⁽⁷⁸⁾上文引太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孝文帝“大享于明堂”，“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即在太和十六年九月明堂礼仪中，孝文帝大享明堂，宗祀五精帝，并祀文明太后于玄室，“大序昭穆于明堂”表明在祭祀过程中，参与祭礼的北魏宗室不以爵秩为次，而以昭穆为序，昭穆以平文为基准。⁽⁷⁹⁾

平城明堂不仅为祭祀场所，也是听朔布政场所。《孝经援神契》载：“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⁸⁰⁾郑玄《孝经注》：“明堂即天子布政之宫”，⁽⁸¹⁾《 礼记·玉藻》郑玄注：“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⁸²⁾阮谌《三礼图》载“明堂者，布政之宫”，⁽⁸³⁾均明此义。平城明堂取法《月令》明堂而建，以《月令》所述宫室结构为明堂理想布政格局。天子随十二月之交替，依次易居于明堂四室（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及其八个。汉魏明堂形制既未采用《月令》，《月令》布政理念亦未得以实现。北魏平城明堂不仅在形制上准于《月令》，亦据《月令》复原其布政模式。

在宗祀明堂之后，孝文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据其中“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可知青阳左个为正月布政之所。《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⁸⁴⁾据此，太和十六年正月孝文帝在青阳左个布政，正取法《月令》。若据“每朔，依以为常”之意，即每月初一日孝文帝亲临明堂，依次在青阳左个、青阳、青阳右个、明堂左个、明堂、明堂右个、总章左个、总章、总章右个、玄堂左个、玄堂、玄堂右个布政。

平城明堂糅合汉魏故事、《月令》明堂为一体，但其具体礼仪的实施并非拘泥不变。上文引《魏书》载太和十七年六月，“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若依据《月令》之文，五月季夏，“天子居明堂右个”，⁽⁸⁵⁾而孝文帝在谋划迁都洛阳之前，“斋于明堂左个”，即未完全遵用《月令》。北魏平城明堂礼仪并未全面依据《月令》行礼，而是因事、因时而有相应调整，以为现实政治服务。

太和十六年正月孝文帝宗祀明堂礼，南齐聘使庾荜、何宪、邢宗庆等均为观礼之宾。《魏书·成淹传》载：“十六年，萧赜遣其散骑常侍庾荜、散骑侍郎何宪、主书邢宗庆朝贡，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灵台以观云物。高祖敕淹引荜等馆南瞩望行礼，事毕，还外馆，赐酒食。”⁽⁸⁶⁾北魏平城接待使者的客馆位于平城南郊，在地理位置上与明堂相近，故南齐使者在客馆南得以观礼。在《南齐书》的书写中，孝文帝“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观视。每使至，宏亲相应接，申以言义”，此为孝文帝“甚重齐人”的表现。⁽⁸⁷⁾而在孝文帝君臣视野中，南齐使者的在场，反而为孝文帝向南齐展示北魏正统性的绝好时机。

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谓任城王拓跋澄云：“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⁸⁸⁾据此，以华夏文治治天下、移风易俗为孝文帝的最终理想，而平城尚武的风习恰恰成为移风易俗的难题。在文治治天下中，孝道为核心要义。《隋书·经籍志一》著录《国语孝经》一卷，并载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⁸⁹⁾引发学者思考北魏的孝道问题。⁽⁹⁰⁾而北魏以孝治天下，在太和十六年明堂礼仪中已有集中体现。

平城明堂为孝文帝行祭礼、布政的重要礼仪空间，同时也是孝文帝宣扬教化的主要礼仪场所。孝文帝践祚之后，在太和元年十月、太和三年五月、太和四年七月，先后三次或宴饮平城耆老于太华殿，或赐耆老几杖、衣服等。孝文帝不仅重视京师敬老之礼，对于地方社会的礼仪秩序也高度重视。《礼记·经解》载：“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十月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孝文帝诏令所言“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即父子、兄弟、夫妻，乃五伦中最为基本的社会伦理关系。孝文帝亲身力行饮酒礼中的长幼之序，太和十七年五月，孝文帝在宣文堂宴四庙子孙，“帝亲与之齿”，以昭穆、长幼为次。孝文帝诏令地方州县党里推举“乡贤”在十月推行纲纪伦常教育，申明尊卑长幼之序，教化地方民众，巩固地方社会秩序。

孝文帝所行养老礼并非仅仅限于礼敬京师耆老，而是更在明堂礼拜三老、五更，发挥中央的引领性作用。《魏书·高祖纪下》载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八月壬辰“议养老”，疑即与养三老、五更相关。太和十六年八月丙午，“司徒尉元以老逊位。己酉，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养国老、庶老。将行大射之礼，雨，不克成”。《 魏书·高祖纪下》所载孝文帝所行养老礼过于简略，《魏书·尉元传》所记更详：

　　（孝文帝）诏曰：“夫大道凝虚，至德冲挹，故后王法玄猷以御世，圣人崇谦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于万国，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识博，孰能处之？……朕既虚寡，德谢曩哲，更、老之选，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阳郡开国公尉元，前大鸿胪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贞，明允诚素，少著英风，老敷雅迹，位显台宿，归终私第。可谓知始知卒，希世之贤也。公以八十之年，宜处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龄，可充五更之选。”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案：西阶）下。高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案：《通典》又有“执爵而酳”四字）；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

孝文帝申明孝悌之义，垂教化于天下，以尉元、游明根为三老、五更，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养国老、庶老于明堂西阶下，再拜三老、肃拜五更，以为移风易俗服务。

《魏书》所记北魏养老礼，具体仪节语焉不详。《隋书·礼仪志四》载北齐养老礼在国学总章堂，“皇帝释剑，执珽，迎于门内。三老至门，五更去门十步，则降车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摄齐答拜。皇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后，升自右阶（案：宾阶），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阶（案：阼阶），北面。三老授几杖，卿正履，国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肃拜五更。进珍羞酒食，亲袒割，执酱以馈，执爵以酳。以次进五更。又设酒酏于国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皇帝虚躬请受，礼毕而还。”北齐养老礼皇帝拜三老，肃拜五更，并养国老、庶老，三老申明“五孝六顺”等，全同于北魏旧制，而北周养老礼皇帝升殿次第与北齐礼仪悬殊，且无养五更、国老、庶老之礼，今疑《隋书·礼仪志四》所载北齐养老礼更近于北魏旧礼。若据北齐养老礼上推北魏旧制，孝文帝行养老礼或在明堂总章室内，平城明堂养老礼主要包括三项基本程序：（1）皇帝迎三老、五更；（2）皇帝进供三老、五更，饮食国老、庶老；（3）皇帝乞言三老、五更。

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在辟雍行大射礼，十月在辟雍行养老礼，确立东汉辟雍礼的基本规制。东汉养老礼的基本仪节为：

　　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祝鲠在前，祝饐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

孝文帝在明堂行养老礼，且又欲行大射礼，显然仿效东汉旧制。东汉养老礼三老不答拜皇帝，五更由三公行进供礼，若据北齐礼仪，则孝文帝所行养老礼已有三老答拜之礼，且亲行进供五更礼。孝文帝所行养老礼已无祝哽（鲠）、祝噎（饐），但增加养国老、庶老于西阶下的仪节。《礼记·王制》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孝文帝养国老、庶老，显然取法《礼记·王制》。《大戴礼记·保傅》载：“春秋入学，坐国老”，清人孔广森以为“国老，三老也”，今虽未知孝文帝明堂养老礼国老、庶老分别由何者充任，但国老、三老绝非同一人。北周熊安生以为“国老，谓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谓士也”，或与孝文帝养国老、庶老之义相类。

孝文帝进供三老、五更，“亲袒割牲，执爵而馈，执爵而酳”，可谓仪式的高潮部分。而养老礼之义，存于皇帝乞言三老、五更环节。《孝经》载：“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于孝”，三老、五更垂训均以孝为先。三老尉元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则，人之所崇，莫重于孝顺。然五孝六顺，天下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五更游明根曰：“夫至孝通灵，至顺感幽，故《诗》（案：当作《孝经》）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则孝顺之道，无所不格。”孝文帝从其言，“铭之于怀”，“当克己复礼”，并下诏重申“尊老尚更”“钦年敬德”之义，以期“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显矣”。在五伦之中，三老、五更突出强调孝在纲纪伦常中的核心地位，“孝顺之道，无所不格”即《孝经》所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道成为君臣、父子、夫妻纲纪的核心。孝文帝“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的养老礼，其义浓缩于“父焉斯彰，兄焉斯显”八字，传达出养老礼以强化父子、兄弟的尊卑长幼秩序为旨归。

明堂养老礼展现出明堂礼仪以礼化民的另一面相，孝文帝明堂养老礼承继东汉辟雍养老旧礼，并创造新制，增加礼敬国老、庶老的环节。在仪式过程中，三老、五更为核心人物，孝文帝与公卿礼拜三老、五更，而后孝文帝向三老、五更乞言，在具体细节上处处流露尊老尚德之义。在皇帝、王侯、公卿、学官、太学生等以及平城京畿地区观礼者等的参与之下，明堂养老礼以独幕剧的形式宣扬教化，发挥其示范性效应，并带动地方社会尊老尚德的风气。

道武帝天兴初年已立太学，太武帝始光三年（426）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诏令“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至天安元年（466）九月，献文帝从高允奏议，“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北魏中央官学至此渐备。孝文帝在明堂行养老礼，而北魏地方社会行养老礼，地方官学为重要场所。孝文帝太和十年二月，从给事中李冲奏议，“初立党、里、邻三长”，确立三长制。孝明帝践祚初年，李崇上表营建明堂，盛称孝文帝“列教序于乡党，敦诗书于郡国。使揖让之礼，横被于崎岖；歌咏之音，声溢于仄陋”，其中“列教序于乡党”表明孝文帝又在乡党设立官学，而所谓“揖让之礼”，养老礼或在其中。

汉魏以后，明堂成为彰显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标志，而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明堂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十六国明堂更近于汉魏旧制。在正朔相争背景下，孝文帝所建平城明堂，主要糅合汉魏故事、《月令》明堂九室说等，具有显著的古典性格，明显有别于南朝明堂旧制。平城明堂沿承东汉明堂九室旧制，其礼仪多所取法东汉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魏仿魏承汉的正统观念。都城礼制建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涵，学者指出：“看来这类礼制建筑无论陵墓或宗庙，无非是‘天下’缩影，象征统治者对天下的统治权威。”而平城明堂九室取法九州，象征孝文帝君临天下之意。

陈寅恪以为：“孝是道德标准，礼是行为规范”，而礼的核心要义即在于孝。太和九年冬至日飨宴群臣，“孝文帝亲舞于太后（案：文明太后）前，群臣皆舞”，中书监高闾约取《孝经》天子章之义，盛称“天子行孝，德被四海”。孝文帝敦行孝道，以化民俗，高闾揭示出孝文帝以孝治天下的用心。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十月欲为文明太后行齐衰三年，以孝感知天下，“朕诚不德，在位过纪，虽未能恩洽四方，化行万国，仰禀圣训，足令亿兆知有君矣”。孝文帝亲身践履孝道，化行天下，可谓用心良苦。太和十八年九月孝文帝明确称：“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孝文帝试图规正平城尚武的社会风气，华夏礼乐为重要途径。

北魏前期胡汉礼仪并存，华夏礼仪的地位未得以彰显，拓跋鲜卑礼仪居于主导地位，至太和六年孝文帝亲祀太庙，太和十年以后，孝文帝亲行华夏郊天礼，北魏郊庙礼仪呈现出胡汉并重的格局。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华夏郊庙礼仪主要凸显出北魏政权的正统性，华夏礼仪移风易俗的功能未能充分体现。太和十五年平城明堂的营建，自然也与彰显北魏政权的正统性直接相关，而在孝文帝所行华夏礼仪中，平城明堂礼仪具有独特性，凸显出孝文帝为秉承天命的神圣皇帝与屈尊敬老的世俗皇帝两种形象，展现出明堂礼仪的神圣性（“承天之道”）与世俗性（“治人之情”）两个显著特征。

揆诸平城明堂礼仪，无论是神圣性，还是世俗性，其核心要义均体现在孝。《礼记·乐记》载：“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 礼记·祭义》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在明堂养老礼中，孝文帝父事三老尉元，兄事五更游明根，孝悌之义得以彰显；李彪称：“立圆丘以昭孝”，特就配享之义而言，而在严父配祀明堂的祭礼中，孝文帝以献文帝配享五精帝，彰显出配享帝献文帝的神圣性，也反映出孝文帝事亲以孝之义。汉魏以后，养老礼已歇绝于世，孝文帝取法汉魏故事，兴复养老礼，调整中央与地方社会的风俗成为其重要目标。

太和十年以后，孝文帝通过全面行华夏礼仪来彰显北魏的正统性，太和十五年十月平城明堂的竣工，标志着北魏平城礼仪空间格局的基本建立。平城明堂礼仪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特征，折射出孝文帝以孝治天下、以礼化民的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