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通过引进技术在短时间内融入世界市场，迅速扩大市场范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需不足，发达国家市场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影响了中国企业潜在市场空间的拓展。中国经济增长亟待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以市场拓展为动力的斯密型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知识要素投入和以创新为动力的熊彼特型增长。

从理论上说，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斯密型增长，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另一种是熊彼特型增长，即创新型增长，通过发挥企业家精神，借助“创造性破坏”力量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实现经济的集约化和可持续增长。国内外学者，如Romer^③、Aghion和Howitt^④、林毅夫和苏剑^⑤、韦森^⑥、张军^⑦、蔡昉^⑧等均对这两种经济增长路径的运行机制做了大量研究。

根据现有文献，我们可以把斯密型增长的逻辑概括为：市场规模扩大→分工细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斯密型增长理论认为，市场规模的扩大将促进劳动分工的细化，而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将带来技术进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严成樑^⑨将熊彼特型增长的逻辑概括为：R&D支出→知识存量增加→创新→新产品（方法、市场）→经济增长。随着社会研发投入的增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企业家利用所掌握的新知识创造出新材料、新产品、新生产方法，开拓新市场，市场范围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下得以不断拓展，劳动分工不断细化，生产率不断提高，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企业家精神，随后乡镇企业得到迅猛发展。此后，以“经济特区”为代表的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则引入了国内经济发展急需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设备，打开了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中国凭借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要素投入，以及技术引进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斯密型增长方式的局限在于，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不能持续下去，因而经济增长终将停滞。斯密型增长方式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刘志彪和张杰^⑩指出，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导致中国制造业被长期“低端锁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外部市场需求疲软，进一步限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此外，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工资上涨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斯密型增长的局限性逐渐凸显，培育新比较优势的任务日益迫切。

熊彼特从理论上解决了斯密型增长理论的局限，把创新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熊彼特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⑪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科学研究实现技术发明过程；第二阶段是创新，也就是把技术发明成功地转化为新产品或服务的商业化过程；第三阶段是将新产品或服务扩散到更广阔的市场的过程。熊彼特型增长理论特别强调创新的作用。

斯密型增长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而不能持续进行下去。而在熊彼特型增长方式下，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能够打破这种限制。企业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而不断地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新商业模式的诞生，不断发现新市场，不断扩展市场范围，促进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是从斯密型增长转换到熊彼特型增长，而这一转型成功的关键是大力培育企业家群体，激发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

熊彼特型增长理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目前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熊彼特开创性地指出了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并没有回答企业家是如何产生的，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此外，由于在熊彼特所处的时代，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有形的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无形的知识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很有限。因此，熊彼特未能说明知识、企业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直到企业家精神资本理论的提出后才得到更深入的研究。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整合能力，这种能力是推动经济从静态均衡向前发展的主要手段。这种整合能力导致了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新原料供给来源或新组织方式的开发。企业家的使命就是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创新。

自熊彼特以降，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但是由于学界对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其本身又难以直接度量，因而长期被主流经济理论忽略。直到20世纪中后期，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逐渐被纳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

以Romer为代表的早期内生增长理论最早把知识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型。Romer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纳入了生产函数，建立了内生增长理论，从而为企业家精神进入内生增长模型奠定了基础。但是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两个局限，一是将知识等同于创新，并将知识直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二是缺乏对企业运行微观机制的分析。但现实中，知识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全部知识中只有一部分可以转化为经济知识。此外，知识增加并不会必然促进创新，只有企业家将知识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形成熊彼特所谓的“新组合”，才能促进创新。

以Aghion和Howitt（1992）^⑫为代表的新一代内生增长理论部分地解决了上面的问题，他们把知识溢出描述成一个企业间的研发竞赛问题。但是这忽略了熊彼特企业家理论的精髓，因为创新过程远比研发竞赛复杂得多，创新涉及研发和后续的商业化，以及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和能动性的发挥，而研发竞赛主要涉及现有企业和现有产品的质量改进。

这个理论上的局限性后来被Audretsch和Keilbach^⑬、Acs等^⑭提出的企业家精神资本理论所解决。企业家精神资本（Entrepreneurship Capital）指的是一个社会或地区产生新企业的能力，它不仅包括企业家的创业活动，还包括承担创业风险的银行、风险投资机构以及法律与法规环境等。

Audretsch（2005）^⑮对德国327个地区1992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企业家精神资本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研发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家精神资本对人口稠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精神资本理论将企业家和知识都放入了经济增长模型，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新的发展。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仅与有形要素投入有关，还与社会的制度环境、知识积累、文化氛围有关，同时又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在了熊彼特所强调的企业家精神问题上，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熊彼特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现机制。

现有文献大多探讨了知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三者中的某一个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对知识、创新、企业家精神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得还比较少。尤其是企业家精神这一促进经济增长转型的微观动力的作用机理还有待深入探讨。借助企业家精神资本理论，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描述熊彼特型增长的内在运行机制，从而使我们对知识、创新、企业家精神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有更深刻的理解。

从图1所示的熊彼特型经济增长机制框图，我们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要点。

图  1  熊彼特型经济增长机制框图

1. 知识是创新的关键原材料。根据熊彼特型增长理论，在位企业^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断增加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增加使其雇佣的科研人员、工程师和知识管理者创造出大量的新知识。全部新知识的集合包含两类子集，一类是可以商业化的经济知识，另一类是无法直接商业化的非经济知识。其中，经济知识通常直接被大企业储备起来，以渐进性创新的方式，改善现有产品的功能，或提高产品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分工的深化，实现经济增长。由于这条路径的实施主体是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大企业，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因此在图中以虚线表示。

需要强调的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具有严格的条件，创新是发明的首次商业化应用，因此并非所有的新发明或新知识都可以成为创新。尽管知识积累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商业化应用的潜在机会，但是知识积累本身并不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知识积累必须转化为商业应用，并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

2. 企业家在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企业家精神是将知识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关键环节，现代经济增长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企业家在创新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知识的溢出和转化机制；二是机会识别与实现机制；三是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机制。

第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能够促进知识的溢出和转化。企业家精神资本可以通过创业的方式将在位企业无法利用的非经济知识转化为经济知识，从而更好地满足潜在需求，进而促进知识密集型经济增长。企业家精神可以促进新知识不断转化为经济知识，从而促进经济向知识要素密集型的熊彼特型经济增长转型。

那些被在位企业看作是非经济知识的部分，其实并非真的没有经济价值。因为知识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正如Arrow^⑰指出，一个新知识的预期价值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并且将其投入生产时会比传统生产要素带来更多变数。新知识可能因为不符合企业发展战略，或缺乏有效的商业模式，而难以投入商业化应用。此时，如果在位企业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研人员、工程师或知识型管理者能够正确识别这类新知识的经济价值，并认为创业所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将大于留在原来岗位的收入，就会选择辞职并凭借其掌握的新知识创办企业。此时新知识会溢出到新创办的企业当中。随后，创业企业把所掌握的知识转化为经济知识，并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方式满足新的潜在需求，就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由于知识的商业价值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高，不同人对同一项发明的预期价值具有不同的判断。因此，能够敏锐地发现一项发明或创意带来的商机，准确判断其预期价值，并能够组织各种社会经济资源，成功实现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也是一个企业家的核心能力或根本使命所在。

第二，企业家能够识别机会并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许多学者都用机会识别能力来解释企业家为什么会进行创新，如林强等^⑱认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普遍倾向于不断地尝试各种可能性，探索各种潜在的商业模式，直至其发明被市场所接纳为止。善于识别市场机会是企业家的重要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大小则取决于企业家的知识储备。企业家凭借所掌握的知识储备，识别并满足被在位大企业所忽略的潜在市场需求。知识经济时代，技术手段更加多样化，市场需求日趋多元化，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潜在机会。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更多个性化的需求在企业家精神发挥过程中得到满足，各个细分市场的规模得以不断扩大，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三，企业家能够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并降低成本。不同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差异有扩大的趋势。这是因为有形产品的生产技术变得日益标准化和成熟化，而相关的软件和服务则变得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此时有形要素在商品价值中的比重逐渐降低，知识要素在商品价值中的比重逐渐提高。企业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将会进一步衍生出更多的新知识。新经济知识在企业家精神资本的作用下又会转化成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为企业带来更高收益。

由于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因此一家企业投入某种知识要素，并不妨碍另一家企业投入同样的知识要素。以软件为例，复制和传播一款软件的成本几乎为零。因此，一方面随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越来越多的新知识转化为新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为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而付出的成本则会因范围经济而降低。

综上可知，在知识、创新、企业家精神三者关系中，企业家精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像一台发动机，一端输入新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知识；另一端输出创新，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外显化的过程。从企业家精神与知识的互动视角来看，可以把创新过程看作是企业家精神的外显化过程。如前所述，企业家精神是内隐于企业家自身的一种能力，很难为外部人所直接观察到，更难以直接度量。而创新则是企业家努力的客观结果，创新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企业家成功发挥自身企业家精神的过程。

不同层次和规模的企业家精神带来的创新成果大小也不尽相同。大企业占有的企业家精神资本较多，但更倾向于实施低风险、渐进性创新。中国企业中常见的技术革新也属于渐进性创新的范畴。小企业占有的企业家精神资本较少，但由于较少受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反而更倾向于进行突破性创新，从而能在与大企业竞争时取得优势地位。随着前两种创新的不断集聚，会出现技术上相互关联的创新群，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将产生系统性变革，新技术、新产品或新商业模式将逐渐形成新兴产业，从而引发经济的结构性变革。

一个经济体内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最终将引发科技革命，而科技革命又将导致工业革命。这种技术和经济领域的变革使得实体经济与原有的社会—制度框架变得日益不匹配，进而引发经济系统产生一系列调整，这将导致经济的下行。随着调整过程的结束，实体经济的活力被释放出来，经济便相应进入了上行周期。

4. 在供给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家精神配置对经济增长更为重要。在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家精神供给是相对恒定的，因此Baumol^⑲强调了企业家精神配置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Baumol指出，合理的报酬激励将使企业家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市场活动和财富生产上；而扭曲的报酬激励将使企业家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游说、投机甚至犯罪活动上。Baumol将前者称之为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后者则称为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魏下海等^⑳对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印证了Baumol的理论。

鉴于企业家是实施创新的微观主体，企业家精神资本在驱动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要使经济向熊彼特型增长转型，就需要增加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影响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的关键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资本积累对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具有促进作用。

一个地区的知识积累越多，知识溢出的可能性就越高，因而企业家创新机会越多，新企业的数量也会越多，从而该地区的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就越多。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容易被编码、传播、接收和储存，隐性知识则难以被编码，因而很难被传播和掌握，需要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密切地交流才能获得。在知识经济时代，隐性知识由于难以被模仿，因而日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因此，隐性知识的积累有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存活率，从而有助于增加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

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可编码化知识的传播成本更加低廉，将变得更加容易扩散。因此，如果一个地区缺乏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那么人们就可能因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不乐意从事知识生产活动，知识生产活动的减少将降低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

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知识积累，因而有利于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复制和传播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知识产品的使用条款和传播限制越少，交易成本就越低，其使用价值就越高，从而价格和需求量都会相应增加，与此同时，原版产品的销售量会减少，从而减少收入。寇宗来等^㉑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不是越严格越好，保护程度应该随着创新难度、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创新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消费对产品多样性偏好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将增加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同时也使竞争者有机可乘，从而不利于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

2. 互补的市场结构有利于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

熊彼特假说认为，大企业比小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研发活动，而且对失败的承受力更强，也更容易凭借市场控制能力从研发成果中获益。经济学家们从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视角出发，对熊彼特假说进行了大量研究，有的研究证实了熊彼特假说，有的研究则证伪了熊彼特假说，相关的研究方法不断完善但至今并无定论。

Aldrich和Auster^㉒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大小对创新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关系。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创新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位企业规模越大，成立时间越长，就越不愿意改变现有经营模式，因而更倾向于进行低风险、渐进性的创新。而Casson^㉓的研究表明，小企业，特别是初创型企业由于较少受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更倾向于采取突破性的创新，从而能够在与大企业竞争时取得优势地位。

从经济演化的角度看，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因为一个经济系统要想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发展下去，就必须尽量保持内部多样性，也就是系统中在位企业和初创企业及其行为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外部环境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企业要想适应外部环境，就必须确保当前的运作井然有序，从而能够满足当前生存需要。因此在短期，在位企业的渐进性创新有助于对现有产品进行优化、降低企业风险，提高技术水平，从而有助于维持企业和经济系统的当前生存。

一个经济系统还应该拥有一些能够以一定的试错频率探索未知领域的初创企业，它们通过付出试错成本发现新技术和新市场，从而能够使经济系统在环境发生变化时迅速做出调整，适应新的环境。此时，突破性的创新有助于创造新产品，发现新市场。不过，尽管突破性的创新能带来超额利润，但试错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社会财富，大型企业的存在为当前生存提供了保障，从而提高了经济系统对失败的承受力。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大企业或小企业当作创新的唯一主体。尽管小企业或初创企业从事了更多的突破性的创新活动，但是大企业通过大量研发投入创造出新知识，为知识溢出和创新提供了间接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初创企业和大企业合理比例的互补型市场结构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

3.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之一。

如果说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外显化，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就是母国企业家精神在东道国的外显化。在商品经济时代，规模经济或销售网络是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随着商品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生产和传播知识的能力成为跨国公司核心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从微观层面看，一方面跨国公司所掌握的新知识越多，对旧知识的传播效率越高，越有助于其开展全球化经营，从而在全球积累企业家精神资本；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又促进了其对知识的掌握。

从宏观层面看，一方面引进外资有助于东道国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因为外资可以带来知识外溢，并促进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而知识外溢和技术水平提高是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助于母国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验证新知识的有效性，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成果，从而促进本国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

此外，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工资成本和专业服务业都会影响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如前所述，制度环境的好坏将影响企业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配置。基础设施不完善会影响货物和服务的交付，从而影响客户需求，这会降低企业家创业的动力。当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时，企业家创业动力会下降。专业服务业（如市场营销、采购、人事管理、财务、设计）不发达，将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家创新的热情。

在熊彼特型增长模式中，企业家精神资本是实现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那么中国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情况如何呢？由于企业家精神难以直接衡量，现有研究大多以专利数量或私营企业家数量来表征企业家精神，但这些方法各有不足。由于存在专利泡沫现象，用专利表征企业家精神可能存在高估的问题。尽管用私营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比例是国外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此方法在中国的局限性较大。因为中国的创业主体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方世建和孙薇^㉔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创业主体经历了从农民和无业人员，到国家干部和企业职工，再到专家型创业者的巨大变化，因此，私营企业数量占比指标也无法全面衡量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资本。

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库把企业家精神定义为：由个人、团队或在位企业，借助自主创业、建立企业组织或扩展现有业务等形式，进行的业务拓展或创业尝试。这个定义涵盖了不同职业选择、不同组织规模的创新行为，因此比前述单一维度的评估方法更加科学。

本文采用GEM数据库2007—2015年公布的数据为基础，计算了中国、英国、以色列、德国、美国、日本和荷兰在“必要性驱动的创业”和“机会驱动的创业”这两个指标的9年平均值，具体如图2，发现中国企业家精神资本与这些国家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

图  2  各国创业指数平均值的比较

根据GEM的定义，“必要性驱动的创业”指标是指，一国18—64岁人群中因为没有其他选择而被迫从事创业的人数占样本总数的比例。“机会驱动的创业”指标是指，上述人群中因为发现机会，或者因为希望独立或增加收入而选择创业的人数占样本总数的比例。因此“机会驱动的创业”比“必要性驱动的创业”指标更接近于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该指标越高，意味着知识要素的投入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转型。

图2表明，中国的两个指标中，“必要性驱动的创业”值高于“机会驱动的创业”值。这说明，中国的创业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满足生计需要，而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市场机会。发达国家的“机会驱动的创业”值均高于中国，说明其创业更多是因为发现了新的机会，或是为了提高收入。

从两类指标的具体数值看，中国“必要性驱动的创业”指数的9年平均值为38，而图中所有发达国家该指标的9年平均值都在20左右。中国“机会驱动的创业” 指数的9年平均值为36，发达国家这个指标均在50左右，美国、日本和荷兰这个指标更是超过了60。这说明，中国知识密集型的企业家精神资本从绝对数量上还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造成中国企业家精神资本相对匮乏的根本原因是知识转化障碍过高。Acs等^㉕提出的知识过滤器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知识转化机制及其对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的影响。知识过滤器，指的是阻止一般知识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的各种障碍的总和。如，创新过程面临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环境文化障碍、社会氛围等。

根据知识过滤器理论，由于受到上述各种障碍的影响，一个社会的知识总量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从而被企业家用以实现商业化，也就是创新。如果一个社会的知识转化障碍越高，那么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就越缓慢，创新也就越难以发生。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的知识转化障碍过高，仍然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中国的知识过滤器效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社会的总体知识存量仍然有待提高。企业家必须掌握大量新知识才能进行创新。因此，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越大，企业家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但问题是，由于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投资人无法完全获得全部收益。研发投入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知识存量，但投资者本人却可能得不偿失。如果投资者都因为研发投资的回报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而不愿意对研发投资，那么就没有新知识产生。而没有新知识，企业家就无法进行创新，经济增长就将减速。随着经济增速减缓，投资回报率将进一步降低，投资者的研发投资意愿进一步降低，创新活动将进一步减少。一个社会的知识总量增加速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新知识研发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整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是导致研发投资变化的临界点。

世界银行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2013年，以色列每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都在4%左右，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比在3%左右，世界平均水平为2.1%，而中国则仅为1.7%，不仅低于许多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014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5%，与欧盟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但低于德国的2.87%、法国的2.26%，低于美国的2.7%^㉖，更低于日本的3.6%（图3a）。2014年，中国平均每百万人中的研发人员数约为1000多人，低于欧盟为3000多人，低于美国的4000多人^㉗，更低于日本的5000多人（图3b）。这说明，中国知识积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低，特别是人均知识的储备更低。这大大限制了我们积累知识的速度，从而减少了中国企业家实施创新的潜在选择种类。

图  3a  日、美、欧、中研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图  3b  日、美、欧、中每百万人中的研发人员数

2. 制度成本是最重要的知识过滤障碍之一。熊彼特指出，新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是不连续的，总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内集中出现，而且不是均匀地出现，他认为，这正是导致经济长周期的根本原因。企业家精神为何总是在特定时间段内成群地、扎堆式地出现，成为困扰经济学家的一大难题。

鲍莫尔^㉘则认为，人们都有创新的本能，企业家精神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不会在某段时间突然产生，也不会突然消失。高额税收、严格的市场规制、苛刻的法律规章等制度因素将影响企业家精神资本的配置。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政府在推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政府干预可以引导研发投资的不断增加，形成正向循环，可以降低企业创新的交易成本，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实施创新。因此，政府干预对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家活力，涌现出三一重工、海尔、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过快，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创新激励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监管体制还跟不上产业结构变化的需求等。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对中国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乃至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带来不利影响。

3. 对企业家的认识误区影响了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根据企业家精神资本理论，企业家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善于识别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机会；另一个是能够促进知识溢出，并促进新知识转化为经济知识，从而创造出新机会。企业家不仅能够识别机会，还能够创造机会。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输入的燃料是知识，输出的动力是创新。

如果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缺乏清晰的认识，就会走入认识的误区，从而阻碍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例如，一个误区是把企业家等同为发明家，认为只有掌握了一流的科研成果才能实现创新。这种观点混淆了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职责。科学家的职责是不断拓展人类知识的前沿，不断地生产科技新知识。而企业家的职责是创新，是将新知识中具有经济价值的那部分识别出来，并实现商业化应用。德鲁克^㉙指出，在所有新知识中，以科技新知识为基础的创新，风险是最高的，除了科技新知识外，企业家还可以利用管理知识开展创新。如果在认识上混淆了企业家和发明家的职责差异，就会在政策上片面强调对高、精、尖的科研项目的激励，尽管这种政策激励会增加科技新知识的产出，但不会直接增加企业家精神资本。

还有一个误区是把企业家等同于冒险家。人们往往把企业家描述为具有冒险倾向的人。德鲁克^㉚则认为，企业家并不“专注于冒险”，而是“专注于机会”。企业家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将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一个发明或创新如果无法成功商业化，就不能算作创新。如果把勇于冒险作为企业家的特征之一，那么在实践中就可能把所有初创企业等同于创新，或否认大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前者会高估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后者会低估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

4. 片面强调对新知识的研发环节的投入，忽视了科研管理机制在知识转化中的重要作用。科技研发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都是实现创新的必要环节，不可偏废。从创新的实现过程看，科技研发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出新知识，科研管理的主要作用是判断市场潜在需求，将研发成果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将新知识转化为有商业价值的经济知识。然而，中国高校和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供给和市场需求仍然存在不匹配的问题，专利商业化的比例有待提高。

许多研发机构的研发流程多为“串行”模式。这种工作方式以研发人员为业务的起点和核心，研发人员先进行设计，然后生产产品交付用户，用户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反馈给研发人员，再由研发人员修改、完善。这种“串行”式研发适用于技术路线和市场前景相对明确的情况。但是当前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国内技术与国外技术差距日益缩小，“串行”式研发流程无法担负起匹配供需的功能。一方面，市场、技术、产业政策、供应商之间的配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以使研发成果功亏一篑，前期投入全部浪费；另一方面，“串行”式研发周期长、市场售后服务工作量大、综合成本高、客户满意度差，导致相关成果的质量不高。这种片面注重研发，忽视市场需求导向的研发管理，导致产业发展停留在中低端环节，甚至出现高端产业低端化的现象。

5. 片面依靠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输血”机制，忽视了企业主体自身“造血”机制的构建。金融服务体系要和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采取了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服务体系，这与中国以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是相适应的。因为通过FDI和加工贸易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面临的技术风险相对较小，人们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前途具有较一致的预期，企业现金流和偿还能力较容易评估。因此，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是与之相适应的，能够较为有效地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并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

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研发活动投入大、周期长，产品和技术更新换代快，产品售出后涉及大量维护工作，售后服务成本高。许多初创研发型企业缺乏资产进行抵押，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经常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例如，中国银行在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时，由于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难度大、风险高，银行的主动性、积极性有限。在国内知识产权交易不活跃的背景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须经历从申请到相关部门办理登记、银行评估的全套流程，周期长，企业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的质押融资还是必须通过担保公司，银行才能融资，没有担保公司，银行不愿融资。现有金融支持创新的机制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尽管从长远看，发展直接融资方式有助于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然而在中国这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下，直接金融的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短期内难以满足创新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6. 放宽企业市场准入与实施有效监管间存在两难。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的开放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经合组织开发的“产品市场管制指数”，在包括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在内的37个国家中，中国在专业服务、零售业、能源、交通和电信等大多数服务部门市场管制程度位居第一，远高于其他国家。在整个服务部门中，国有部门主导的服务业约占一半，如教育、医疗、铁路、航空、邮政与通信、金融中介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张小蒂和贾钰哲^㉛指出，这种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形成的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使中国企业家资源主要集中在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行业，形成了基于“干中学”企业家资源拓展的瓶颈约束。

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众多新兴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发展规律缺乏充分了解，中国现有的行业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倾向，未来应在放宽市场准入与实施有效监管间取得平衡。

上述原因阻碍了中国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而由于中国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相对缺乏，导致在原有经济结构中沉淀的大量资源难以很快地转移到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中去，因而市场范围也难以持续扩展，最终导致中国经济难以顺利实现从斯密型增长向熊彼特型增长转型。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市场拓展为动力的斯密型增长转变为依靠创新为动力的熊彼特型增长转型，而实现增长动力成功转换的关键是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数量的知识积累，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队伍。一旦形成了有利于企业家精神集中释放的环境，熊彼特型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将会发生作用，经济将走上熊彼特型增长轨道。为此，确保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在加快培育壮大企业家队伍的同时，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家生存发展的氛围和环境。具体而言，增加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在企业家精神资本存量既定的条件下，良好的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有利于促进企业家精神更多地配置在生产性活动上。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通过“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从而鼓励企业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财富生产。

中国高校、研究机构和大型企业是科研人员的聚集地和研发活动的主要实施者。与发达国家相比，研发主体显得相对单一，这将影响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速度。美国硅谷的经验表明，影响区域创新创业成功率的因素不仅包括高素质的研发人员、高科技企业，还包括研究机构、咨询机构、行业协会、公关公司、风险投资等本地机构的支持，为企业家提供技术、金融和社会网络服务，这些专业服务是企业家创业成功的必备条件。因此，我们要借鉴硅谷经验，加快构建企业家赖以生存的体制机制，营造适合创业的生态环境。

此外，国家应该努力营造宽容失败、鼓励试错的文化氛围，让企业家在不断试错过程中积累创业知识，通过“干中学”提高创业成功率。还可以通过创业培训，将企业家积累的与创业有关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创业知识积累。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在知识转化效率相同的前提下，研发活动生产出的新知识越多，转化成的经济知识也越多，可供企业家利用的机会也越多，从而为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打下良好的基础。

仅增加研发投入，不足以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如果新知识的转化效率较低，就会影响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速度。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的高端化，使科研成果顺利转化为高端产业和优质供给，以创新来满足市场有效需求，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补齐创新发展的短板。

此外，在制定研发激励政策时，既要重视对研发人员和团队的激励，又要重视建立个人与个人，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经验积累和借鉴机制。促进科研成果的发布与共享，加快知识流动与知识传承。

开放的市场环境有助于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国际直接投资是实现知识溢出的主要渠道。通过企业“走出去”，一方面促进中国企业的知识资本在东道国市场的商业化，另一方面促进知识从东道国市场向中国市场的逆向溢出，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应当探索对于科技创新类企业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全面可兑换的实施路径，使科技投资更趋便利化。探索支持外资研发中心与国内单位联合申请政府科研项目资助，共同申报专利，促进知识在国内外科研机构的流动。政府应该根据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动态地调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从而使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而不是最大限度地保护知识产权本身。

一方面，产业政策应该注意维持市场结构的均衡。应当注重发挥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各自的创新优势，不可偏废。大型企业特别是许多大型国企是研发投入和知识生产的重要来源，其渐进性创新有助于维持经济稳定，产业扶持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帮助它们发现市场机会，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效率，降低知识溢出的成本。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机制灵活，其突破性创新有助于开拓新的市场，产业扶持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提供财务、管理、营销等知识密集的专业服务支持，提高创业者本人的企业管理水平。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政府政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近年来，中国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层面，陆续出台了许多促进创业、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的政策，加强相关政策的协同性变得日益重要。此外，随着贸易和投资政策重构格局加快，国内培育企业家政策体系在保持既定战略方针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国际协调问题，从而为企业家精神培育营造良好的国内外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