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在20世纪40—70年代，经济学领域逐步兴起了一股隐藏的潮流，相关的研究者不多，但对后来的经济学影响甚大。这股潮流继承了老制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传统，开始尝试在经济学的框架下，通过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探讨主流经济学所猎涉的各种微观与宏观问题。这类研究部分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部分沿袭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传统，但都共同反对理性经济人假说。这类研究部分开始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而另一部分则像老制度经济学家那样展开基本问题的思想辨析。这类研究通称为“老的（或者旧的）行为经济学（Old Behavioral Economics）”。当然，该称呼是相对于现代行为经济学（New Behavioral Economics or Modern Behavioral Economics）而言的。 ²

老行为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或者新的研究群体出现，其标志之一就是“行为经济学”一词的正式运用。“行为经济学”一词究竟是谁最先提出的？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老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卡托纳（George Katona）在之前的论文和著作中都用“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称谓，这个称谓体现了老行为经济学沿袭老制度经济学的独特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并且在后来的现代行为经济学中也频繁使用。但卡托纳在1978年的文献中正式用了“行为经济学”作为文章的题目。 ³吉拉德（Benjamin Gilad）等人由此认为，卡托纳是第一个提出“行为经济学”一词的人。 ⁴不过安格纳（Erik Angner）和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认为，仅仅以行为经济学这一语汇来说，有比卡托纳更早的文献，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和约翰逊（Harold Johnson）在1958年的文章中就第一次用了“行为经济学”一词，其中约翰逊的文章题目中确实出现了这个词。 ⁵森特（Esther-Mirjam Sent）则从行为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视角看，认为西尔特（Richard Cyert）和马奇（James March）、卡托纳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均提过行为经济学，但也没给出确切的证据。 ⁶侯赛尼（Hamid Hosseini）专门讨论了“行为经济学”一词的来源，认为具体谁提出这个词不重要，重要的是卡托纳的确是老行为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 ⁷这一点上和森特的看法类似。

老行为经济学成为经济学新分支的标志是吉拉德和凯什（Stanley Kaish）主编的两卷本《行为经济学手册》的出版，这两卷文集按行为微观经济学和行为宏观经济学进行分册，和主流经济学的学科分类一致，其中所讨论的问题均是从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视角展开，体现了老行为经济学根植于主流经济学，同时又不从属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企图。 ⁸其后，格林（Leonard Green）和卡格尔（John Kagel）主编的《行为经济学新进展》相继出版，这两本文集既包含了老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又纳入了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80年代行为经济学新老交替的格局，也生动地展示了行为经济学从旧形态向新形态演进的历史轨迹。 ⁹

按照安格纳和罗文斯坦的归纳，老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四个：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西蒙、卡托纳和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 ¹⁰其中西托夫斯基和西蒙主要研究个体的微观决策行为；而西蒙和莱宾斯坦主要研究组织行为；卡托纳则主要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类似的，艾尔（Walter Earl）则把老行为经济学的来源划分为四个地方：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斯特林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 ¹¹其中西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卡托纳在密歇根大学，这两个地方可以看作是老行为经济学的最主要的发源地。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老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贡献非常突出，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常规分类方法，可以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总结归纳这些贡献。首先，就宏观层面而言，老行为经济学主要从心理学出发，构建了经济预期的心理基础，并通过这一预期理论，详细诠释了宏观经济波动的深层次原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卡托纳，他在1951年出版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Behavior）和1975年出版的《心理经济学》（Psychological Economics）两本代表作中，构建了一个初步的行为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其逻辑在于，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的心理决定了经济预期，而预期决定了参与人的经济决策行为，并进一步在宏观层面决定了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活动，最终影响到通货膨胀和总量波动。因此，在卡托纳看来，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人的心理和预期。 ¹²这种逻辑可以看成是间接传承了凯恩斯的思想 ¹³，但比凯恩斯更进一步的是，卡托纳通过调查数据构建出了消费者心态指数，得以用数据来展示出预期的作用。该指数现在已经成为各国和地区宏观经济监测及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其次，在微观领域，老行为经济学不仅提出了独到的选择理论，而且还构建了崭新的组织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从心理基础出发，通过心理—行为的逻辑思路，全新解释了个体与组织的经济行为。西托夫斯基是较早把心理学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提供了不少新颖的消费者选择方面的心理学证据，并通过内在激发（Arousal）这一基本元素有效解释了多种多样的消费者行为。 ¹⁴莱宾斯坦则构建了个体理性的二元结构模型，将组织行为理解为个体理性中理性人格［即“超我功能”（Superego Function）］与非理性人格［即“本我功能”（Id Function）］之间的互动结果 ¹⁵，并进一步指出，由于非理性人格的作用，会导致组织频繁陷入“X（低）效率”，即新古典范式无法有效解释的效率损失。 ¹⁶而西尔特和马奇从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出发构建了一个组织行为理论模型，和莱宾斯坦的观点类似，他们同样认为企业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而是寻求对环境的自适应性，达到满意解。 ¹⁸

从老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贡献可以看出，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推翻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说。理性经济人假说建立在完备性和传递性等偏好的公理性假定基础之上，与心理学的相关研究结果相背离。于是卡托纳等人就干脆直接从心理学出发，寻求经济行为的心理基础，以此构建心理—行为—经济变量的分析范式，相当于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参与人选择行为内生化了。为了让老行为经济学的反叛更加有说服力，赫伯特·西蒙提出了系统的有限理性学说，这一假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哲学层面的，西蒙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归结为实质理性，忽略了理性过程。而真实的人的理性则是过程理性，这种理性仍然是理性，但不完备，属于有限理性。 ¹⁹第二层次是关于认知科学的。西蒙认为理性过程就是认知过程，涉及大脑对信息的收集、加工、存储、提炼和转化的复杂程序，以及神经元活动的性质。 ²⁰第三层次是针对经济决策的。西蒙认为，有限理性个体难以追求最大化目标，而是遵循满意原则 ²¹，即“认知心理学的理性人所做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计算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做出他或她的决策”。 ²²第四层次是组织行为分析。西蒙认为，有限理性下的组织同样不会只寻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会关注组织认同、利他和忠诚等等。 ²³这意味着西蒙眼中的组织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新古典范式下的机械式的生产函数。

如果说卡托纳等人的研究还处于经验研究阶段，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已经上升到理论演绎了。西蒙的研究企图非常明显，就是找到一个替代新古典范式的新的理论基础，以更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需要注意到的是，和卡托纳等人简单地求助于心理学不同，西蒙是通过拓展心理学的研究来附加地拓展了经济学的思想。西蒙将心理学延伸到认知科学领域，作为认知心理学及广义的认知科学的创立者之一，西蒙从传统心理学对直觉、情感等因素的关注上升到对大脑信息处理过程的探索，由此发现人的理性局限根本上在于大脑所面对的资源约束和信息约束。所以，按照有限理性假说，理性经济人仅仅是行为人的一个特例，这就相当于把新古典范式纳入一个更大的行为经济学的范畴。表面上看，有限理性假说是对新古典范式的反叛，而事实上，该假说却是让经济学有可能走向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在当时即便是西蒙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直到后来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崛起，才让有限理性假说呈现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正如森特指出的，老行为经济学直面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设不符合心理事实这一关键缺陷，通过对真实世界的观察或者科学实验，寻求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并以此来构建更科学的关于经济行为的理论。 ²⁵但老行为经济学试图走向新古典范式的对立面，且当时认知科学刚刚萌芽，不足以支撑新的理论构建，导致了老行为经济学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分支。老行为经济学的未尽之路到20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由现代行为经济学家来完成。作为拓荒者之一的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维斯基（Amos Tversky）深耕认知心理学，伴随着这门新兴学科的成长，两位心理学家重走西蒙的学术之路，将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构建出了前景理论，通过重新设计价值函数和概率权重函数，形成了理解个体决策与判断的新理论模型，让理性经济人假说退化为特例成为一种可能。 ²⁶其后，塞勒（Richard Thaler）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个体消费决策和跨期决策的心理账户模型，从而让行为经济学有了比拟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些研究标志着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形成。 ²⁷相较于老行为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有内在一致的较为完整的个体行为理论，这一理论以前景理论和塞勒等人的思想为基础，采取了类似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策略，从个体选择出发，系统诠释个体和组织的经济行为。老行为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碎片化反叛，而现代行为经济学则是试图与新古典经济学系统性地并行竞争。吉拉德和凯什主编的两卷本《行为经济学手册》 ²⁸、格林和卡格尔主编的《行为经济学新进展》 ²⁹、哈利勒（Elias Khalil）主编的行为经济学论文集 ³⁰，充分反映了老行为经济学与现代行为经济学早期研究的成就，以及行为经济学从老的形态向现代形态演进的过程。

老行为经济学向现代行为经济学演进得益于三个条件：一是西蒙在推进认知科学的同时，为经济学准备了有限理性假说为核心的决策理论，使得后来卡尼曼与特维斯基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研究有了前期基础。二是理性预期学派、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让新古典经济学具有了新的修复能力，其解释力更加强大，相较之下，老行为经济学大多还处于简单的经验研究阶段，作为一个学派远未成型。三是认知科学的快速进展打开了大脑活动的黑箱，人的决策过程可以通过神经元呈现出来，从而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说显得底气不足。作为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依然采用了传统的心理学实验方法，但结合了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提出了前景理论，把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塞勒同样沿袭了心理学实验方法，但更多地扎根于经济学的传统主题，重新扩展了个体单期决策与跨期决策的理论，使得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开始融入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而不像老行为经济学那样站在圈外反对新古典范式。现代行为经济学立足于经济学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科学研究，尽可能融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其内部加以变革。塞勒之后的行为经济学家更多地把研究意图放在了挽救新古典范式上，而不是完全否定新古典范式，从而可以有效保证经济学理论内核的延续性。按照这种研究企图，现代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而是通过提出更具普适性的理论，包容新古典经济学，把理性经济人假说转变成一个特例来看待。也就是说，有限理性假说首先承认人是理性的，这点是理解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关键。在这个前提之下，有限理性假说认为人的理性存在诸多局限，可以表现为包含充分理性与非理性两个极端的连续统。因此，有限理性的有限两字意味着理性的局限程度，可大可小，取决于相应的约束条件。从这个角度讲，现代行为经济学所讲的有限理性已经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的改进版。而正是这一改进，使得现代行为经济学成为不同于老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老行为经济学向现代行为经济学的进化可以看作一种理论范式的转换，其中的核心在于理论内核发生了蜕变。

回顾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认为，随着卡尼曼、特维斯基和塞勒的开创性研究引发新一轮行为经济学热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现代行为经济学开始形成了基本稳定的理论内核以及研究阵营 ³¹，拉宾（Matthew Rabin）把这个时期开始的行为经济学浪潮称为“第二代行为经济学”。 ³²换而言之，老行为经济学就是第一代行为经济学。其间行为经济学领域有六部代表性作品呈现出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理论面貌和贡献，包括卡格尔等人主编的《实验经济学手册》 ³³、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主编的《不确定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见》、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主编的《选择、价值和框架》 ³⁴、哈利勒主编的行为经济学论文集 ³⁵、塞勒主编的《行为金融新进展》、 ³⁶史莱佛（Andrei Shleifer）的《并非有效的市场》 ³⁷以及希勒（Robert Shiller）的《非理性繁荣》。 ³⁸而2003年行为经济学领域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凯莫勒的《行为博弈》，这本著作以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思想为核心，通过归纳总结和提炼已有的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成果，系统化地梳理了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模型、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让现代行为经济学有了一个初步的体系化的知识结构； ³⁹另一部是凯莫勒、罗文斯坦和拉宾共同主编的论文集《行为经济学新进展》，这本论文集包括了综述性论文和经典论文，内容涵盖了个体决策、有限理性的个体之间的互动、社会偏好、劳动市场行为、市场机制、消费与储蓄、金融决策等一系列主流经济学问题、涉及微观与宏观领域的大多数重要主题，并且相关的研究是采取与新古典范式竞争的视角展开的，同样采取方法论个体主义，同样遵循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部分研究在新古典范式的框架内重构相关的理论逻辑和理论内核，可以看作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企图，那就是通过与新古典范式竞争，最终将新古典范式纳入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新范式中，成为其特例。 ⁴⁰因此，这两部书的出版代表了现代行为经济学新范式的正式成型。

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究竟发生了哪些重要的蜕变呢？按照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观，硬核和保护带构成了科学研究相互区别的纲领。首先，现代行为经济学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前景理论基础上，重构了个体偏好与选择理论 ⁴¹，其核心是个体偏好内生于大脑内部的二元理性结构；个体偏好既有自利性，又有代表社会性的社会偏好，形成一个偏好的微观结构，并以这个理论逻辑统领其他各个分支理论。 ⁴²其次，在方法论上，既没采取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粹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又没沿袭老行为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成分，而是引入个体的社会属性，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弱个体主义”。 ⁴³在这个新的理论硬核和方法论的统领下，现代行为经济学采取了相对价值最大化的保护带，并且可以包容均衡与非均衡的境况，这看似对新古典经济学与老行为经济学进行了调和，但又存在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老行为经济学的非均衡思想在于其传承自老制度经济学家的演化思维，而现代行为经济学中对非均衡的兼容是来自理性的局限。同时，现代行为经济学并没有放弃理性，所以当事人还是会寻求最大化结果，这和西蒙的满意原则又有很大的不同。现代行为经济学将其理论硬核、方法论和保护带植入新古典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的各个领域，并对这些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形成了相应的行为经济学诸分支，共同构成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化。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新范式及其基础上的新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经济学并行，已经呈现出巨大的竞争力。现代行为经济学与老行为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差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现代行为经济学已经从理论硬核、保护带和方法论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范式，这一范式可以兼容新古典范式。现代行为经济学有针对性地把这一新范式运用于经济学微观与宏观各个分支领域，并不同程度地重构这些领域的新古典理论模型，进而形成可竞争的新理论模型，由此形成了行为微观经济学、行为宏观经济学两大类别，其中分别包含行为决策理论、行为跨期选择理论、行为企业理论和行为组织理论、行为产业组织、行为劳动经济学、行为金融、行为公共经济学、行为福利经济学等微观新分支；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行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行为经济增长分析、行为财政学、行为货币政策分析等宏观新分支。此外，还有行为法律与经济学、行为公共政策学、制度与行为经济学、行为政治经济学等新分支学科。与此相关的学科还有实验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等分支。总体上看，现代行为经济学已经逐步呈现出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对应，是与新古典范式并行的且相互竞争的新范式。因此，从广义上说，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现代行为经济学对其实现了范式转换，把新古典范式退化为自身的一个特例；从狭义上说，现代行为经济学对老行为经济学采取了“扬弃式”的继承，并且通过新范式的构建宣告老行为经济学的终结，从而实现对老行为经济学的替代。无论是哪种视角，都意味着现代行为经济学展现出一条范式转换为本质的思想演进的历史路径。正如凯莫勒总结的，行为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子分支，而是一种思想流派，或者一种模型派别，可以用来分析广泛的经济问题。 ⁴⁴事实上，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现代行为经济学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在思想竞争方面更主动，在方法上更丰富，自然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美好的前景。和老行为经济学不同，现代行为经济学并不推翻新古典经济学，而是通过新的理论硬核、保护带和方法论的创造，把新古典范式退化为特例，而现代行为经济学自身则逐步演变成更具普遍的解释力的新范式。 ⁴⁵严格来说，老行为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种理论范式，现代行为经济学对老行为经济学的扬弃谈不上范式转换，但从老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关系看，现代行为经济学通过同时扬弃新古典经济学与老行为经济学，并实现了理论内核的蜕变，的确可以看作一种思想史意义上的范式转换。

经济思想史上新古典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演变出来，一个关键的作用在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呈现在世人面前。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经济学仅仅是作为经济思想混杂在哲学、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思想当中，并没有成长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即便是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也依然如此。边际学派的兴起以及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让经济学成为了独立的学科，而不是哲学和政治学的附庸。穆勒强调的功利主义也不再构成经济学的灵魂，而仅仅是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理性选择理论这一内核以及方法论个体主义形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和学科范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由此被锁定在资源配置这一特定的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有效摒弃人性的争论和理性的模糊地带，经济学成为围绕资源配置的选择科学。选择即是经济决策，相应的就是经济行为，其后果就构成了一系列具体的经济现象。无论是对现象的解释，还是对现象背后可能的因果关系的推断，经济学始终都没有离开过选择这一关键元素。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异军突起，也只是将经济学从微观领域拓展到宏观领域，其动机不过是重新补充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未曾解释或者未能解释的宏观经济现象。当然，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给定充分竞争的市场假定和理性经济人假定，凯恩斯眼中的宏观现象原本就不是问题，因为市场会自动通过价格机制的引导而实现均衡，从而宏观上的看似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就不构成真的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这些宏观问题本质上是时间问题，即给定足够的时间，市场最终都会达成均衡，从而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问题会自动消失。

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凯恩斯给出了替代性的理论逻辑了吗？其实并没有。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只是初步构建了一个总量分析的思路和框架，当然，他特别注意到预期的重要意义，并充分认识到预期的心理基础，尽管如此，凯恩斯也依然没有构建出一个清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宏观经济学实际上就两个理论体系，一个是凯恩斯主义者构建的总量分析体系，一个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凯恩斯主义者构建的总量分析体系因为缺乏微观基础，备受诟病，最终也还是被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所替代。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其实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理论上的传承关系，虽然表面上看，两者似乎是一脉相承。从理论内核上看，新凯恩斯主义依旧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理性选择和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两大核心要素是共同的。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差异仅仅是对于价格是否黏性的假定，但这个假定是理论的本质吗？并不是，假定价格黏性，这个黏性是怎么来的？本质上还是来自人的行为本身。这也是近年来如曼昆和西蒙斯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究价格黏性的微观基础的原因。在探索的方向上，都把价格黏性的根源看作人们理性决策的结果，只不过这个理性更多地指向西蒙的有限理性，就如同西蒙斯引入认知黏性那样。 ⁴⁶因此，单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对比，并不存在本质差别，而如果要让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成为一个区别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那么有限理性的引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研究路径。这就可以解释阿克洛夫在诺奖演讲中采用行为宏观经济学这一主题的原因。阿克洛夫没有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新思维，而是选择了现代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就是认识到新理论必须有新范式。新凯恩斯主义相较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不是新范式，而行为宏观经济学则有可能成长为宏观经济学的新范式。

老行为经济学向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演变揭示了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轨迹的真相。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出现和发展有可能是填补某类遗漏的或者未解的经济现象，比如，凯恩斯主义通过总量分析体系来补充解释了宏观经济波动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补充解释了制度的作用，新政治经济学补充解释了政治过程的影响，发展经济学补充解释了发展的过程和不平衡等现象。这些新的分支学科因为侧重补充解释某种特定的现象，相当于将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横向拓展。更重要的思想创新是新范式的出现导致新分支学科的兴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博弈论，传统的博弈论虽然也是基于理性选择和方法论个体主义，但由于引入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就是社会互动，从而为人性的社会面打开了大门。贝克尔关于社会互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处理方式显然比不上博弈论的逻辑体系。博弈论这种策略互动处理直接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以资源配置转移到行为本身，并且这行为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也可以是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等。这也是众多社会科学家将博弈论看作新的研究方法的关键原因。博弈论既是一种普遍使用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独立的理论逻辑体系。但从思想史角度看，博弈论的作用和影响显然要比新制度经济学等的分支学科要大很多，实际上也比宏观经济学的各分支要大很多。博弈论出现以后，改变了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以及经济学自身的各个领域。这是当时其他各经济学分支做不到的。博弈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作用和影响，就在于通过引入社会互动，形成了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范式。新范式意味着新理论，博弈论视角下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可以看作有本质差异的两类经济学。当然，一些人会坚持认为博弈论依旧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之内的存在，这种看法明显低估了策略互动的社会意义。

现代行为经济学比博弈论要转变得彻底一些。和博弈论类似，现代行为经济学同样是形成了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范式，同样引入了人性的社会面，但和策略互动的处理方式不同，现代行为经济学直接在偏好和理性层面上来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理性假定是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的理论假定，现代行为经济学直接调整了这个假定，用有限理性假定来替代充分理性假定；用行为人假定来替代经济人假定，当然有时候这两个假定可以看成是一回事。有限理性假定意味着当事人难以满足偏好的完备性和传递性公理，根源在于大脑的二元系统，其中情感部分正是人性的社会面，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偏好，社会偏好就是人的情感的一种表达，也就是人的社会性的一种表达。因此，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一种标准的机械脑，可以像理性经济人那样仅仅且能够关注利益得失和权衡。人会关心他人、会顾及他人、会在意社会影响、会利他等等，这些社会行为无法用效用最大化来庸俗地解释。贝克尔的社会经济学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理解。理性经济人就必须算计一切吗？显然不是。在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之所以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局限在资源配置，就是为了避免贝克尔式的庸俗化，即新古典经济学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的解释。如果要把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拓展到资源配置领域之外，就只能通过范式革新。博弈论是一种尝试，现代行为经济学也是。和博弈论类似，现代行为经济学同样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经济学现有的各分支领域，这就是新范式的巨大力量。正如前面所讲到的，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及新凯恩斯主义都称不上是一种新范式，也就影响不了其他分支领域。但博弈论和现代行为经济学可以。

老行为经济学没有构建出新范式，也没有和新古典经济学兼容。老行为经济学充其量就是发现了一种遗漏的经济现象，即经济变量的变化某种程度上是当事人心理因素带来的，仅此而已。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决策理论和经济行为理论，同样因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兼容性没有得到解决，自然就没有形成新的范式。一些人主观上认为，只有将新古典经济学彻底抛弃，才算得上经济学的真正革命。比如凯恩斯革命的说法就是基于这样的思维定势。问题是凯恩斯本人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吗？看似抛弃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如前所述，凯恩斯并没有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只是提出了一个总量分析框架而已。凯恩斯主义者试图完善这个框架，依旧不得不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思维和方法，比如均衡分析，用均衡思想来讨论宏观上的非均衡现象，本质上还是均衡的范畴。也因为如此，后来的宏观经济学不得不新古典化，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老行为经济学家如同凯恩斯一样，发现了遗漏的经济现象，试图通过新的解释变量来重新诠释这些现象，却无法形成可替代的理论逻辑。现代行为经济学家正是认识到这些问题，才重新回归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通过开发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兼容性，来推进新范式的形成。所以，拉宾等人一直强调，现代行为经济学并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作为一种新范式，实现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兼容，自然就不存在反对的说法。为何与新古典经济学兼容如此重要？理由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给出了关于经济行为分析的最简单最纯粹的状态，后来的理论只有兼容这一状态，才有一个确定的清晰的逻辑起点。我们可以从理性选择出发，去讨论各种有限理性问题，这种理论逻辑的拓展路径是非常清晰的，且合乎自然的。但如果反过来，像老行为经济学或者一些激进经济学所做的那样，一开始就从各种有限理性来讨论各种经济问题，就变成了从具体到具体，从典型到典型，这也是这些类别的经济学缺乏普适性的关键。老行为经济学向现代行为经济学演变的过程告诉我们，新范式不仅仅在于新，同时也在于传承和延续。一种好的新的理论必然是能够兼容旧理论与旧范式的，而不是一味的反对和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