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众所皆知，欧洲霸权统治世界数百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接近尾声。根据Maddison（2006），美国先后于1894年和1905年在GDP总量和人均GDP上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①但直到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向胜利、联合国于1945年10月份成立、特别是英法所主导的国际联盟于1946年4月宣布解散，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重心才从欧洲转移至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率先实现经济腾飞，接着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和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相继出现。尤其是1970年代末的中国和1990年代初的印度开始快速增长，使得亚洲崛起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世界的重心再次发生变动，从大西洋两岸开始转向太平洋两岸。

2007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2008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紧接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期而至。在欧美经济一片哀鸿的背景下，中国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此，中美之间再无“缓冲”或“障碍”。正如笔者十多年前所预判的，美国和整个西方集团开始步步紧逼、围追堵截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开帷幕。^②

中国的崛起可以简洁地归因于四个字：“改革”+“开放”，前者通过在国内推进市场化改革引进合理的激励机制，释放了供给侧的巨大潜力，而后者通过全球化既获得了技术资金，又扩展了市场，强化了国内改革的效应，并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帮助解决了中国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亚洲崛起特别是东亚经济体的腾飞离不开全球化的机遇，而中国对于全球化的依赖尤甚。自1982年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一直高于美国，在借全球化机遇快速发展的同时，对国内创新与需求低迷和国际局势恶化的风险等问题重视不够。这就是为什么笔者早在2011年就强烈呼吁中国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防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通过技术和市场封锁遏制中国经济。笔者更是多次呼吁中国调整发展战略，努力提升国内需求，以应对早就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③

笔者于2015年开始关注逆全球化问题，并于2016年在亚洲开发银行学院（ADBI）的学术会议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就逆全球化问题展开交流。因为全球化的红利难以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进行合理分享，也因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更因为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浪潮无法阻挡，本轮全球化大概率会走向终结，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贸易投资的完全消失，也不意味着第四轮全球化不会出现。^④

为应对逆全球化浪潮，也为了国民经济的安全，中国于2020年5月推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其战略基点是创新和内需。可以说，双循环能否畅通的关键是内需，这是因为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个长期问题，而且我们有正在使用的技术。换言之，技术创新问题不可能堵住中国的经济循环，只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需求不能等，市场萎缩在很短时间内就会使企业破产。这已经被新冠疫情爆发后的诸多调查数据所证实：在没有政府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面对消费不足，大量企业只能支撑3个月左右。^⑤

就国内需求而言，中国的投资率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提升空间非常有限。此外，随着资本快速积累等原因，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所以，中国难以通过大幅增加国内投资显著提高国内需求^⑥，因此，双循环的关键在于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遗憾的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偏低，2020年仅为29%，一方面是由于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太低，仅为GDP的44%，另一方面是由于这44%的GDP也没有在居民中进行合理分配，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消费不振，即富人有钱但不需要增加消费，而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

显然，双循环能否成功，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真正把贫富差距降下来。换言之，如果说共同富裕本来可以当作中国长期发展愿景或目标的话，现在已经成为应对百年大变局和逆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和迫切举措。唯有尽快推进共同富裕，降低收入不均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供需失衡问题，进而保障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也只有如此才可能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据此，本文聚焦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首先探讨共同富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然后报告中国的收入阶梯和收入不均等的长期趋势，接着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国收入不均等的来源和决定因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中国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分割、劳动占比过低、人力资本分配严重不均和社会保障不足，与之对应的政策建议为：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市民化、加强资本监管和反垄断、实施教育制度改革和增加社会保障预算并提高其有效性。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引入共同富裕的概念，并阐述其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国的贫富差距或收入不均等；第四部分提出改善收入分配以推进共同富裕的思路和建议；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据此，共同富裕是一个多维概念，除了物质生活之外，它还包含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但是，众多论述（如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表明，物质生活是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也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一般来说，物质生活状况由收入决定（财富是收入的积累），而收入或经济增长是环境社会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乃至精神生活提升的前提和基础。从这个视角出发，共同富裕可以理解为收入或GDP共享，一方面意味着GDP或收入总量（等价于人均值）的增长，这是共同富裕的“富裕”成分；另一方面意味着收入不均等保持在合理的区间，这是共同富裕的“共同”成分。这样一来，推进共同富裕等价于在做大蛋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分好蛋糕（改善收入分配）。

不言而喻，没有过去40多年的快速增长，就没有中国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老百姓也不可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尽管中国以汇率计算的GDP总量已接近世界第一，人均GDP也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仍然处于世界平均值左右，“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仍相差很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期内上升到了世界较高的水平，“共同”程度严重偏低。如此快速攀升的收入不均等不但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而且导致贫富分化，影响了消费和经济的平衡发展，拖累增长。如前文所述，除非能够缩小收入差距，进而畅通双循环，否则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据此，本文拟使用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反映“富裕”成分，同时使用收入不均等指标反映“共同”成分。

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的文献相当丰富，大部分成果集中于度量收入不均等，也有学者探讨不均等的来源和决定因素^⑦，还有研究估算不均等对贫困、犯罪、消费、健康等的影响。^⑧遗憾的是，官方只在《中国住户调查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了2003年之后全国层面的、反映收入分配总体状况的基尼系数，而基于家户调查的数据如CFPS一方面时序不够长，另一方面在省市或以下层面的代表性值得商榷。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关于中国收入不均等的研究，进而影响到包括共同富裕指标构建在内的各种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

本文使用Shorrocks和Wan（2008）的方法^⑩，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还原为个体层面的观察值，以此估算全国的收入分配指标。^⑪

在使用规范的收入分配指标估算中国的收入不均等之前，我们先来考察中国的收入阶梯。表1报告了中国2019年、2000年和1978年的收入分布状况，表中的数值为家庭人均年收入（用当年价格表示，以方便读者与自身当年的收入进行对比）。根据表1，2019年中国最富裕的10%阶层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的下限为61595元，而最低收入的10%阶层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的上限为8136元，两者之差为53459元，两者之比为7.6。2019年的收入中位数大约为24387元。与此相对比，根据表1第2栏的结果，2000年顶端10%阶层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下限为7599元（为2019年的12.3%），底端10%阶层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的上限为1040元（为2019年的12.8%），两者之差为6559元（为2019年的12.3%），两者之比为7.3，稍低于2019年的7.6。2000年的收入中位数为3073元（为2019年的12.6%）。虽然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对比表中2019年和2000年处于同一个阶梯位置的数据，仍可以说明中国各个收入阶层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但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有所上升，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扩大。

下面再来看改革开放初，即表1中1978年的收入分布情况：一方面，中国1978年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的中位数为189元，大约是2000年的1/15，2019年的1/200。另一方面，位于金字塔最上层10%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的下限为每年355元，最下层10%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的上限为每年98元，两者之差仅为257元，两者之比仅为3.6（是2000年和2019年的一半不到）。中位数的变化充分显示中国居民开始富裕起来，但高低端群体收入比的大幅度上升同时说明，中国还没有走向共同富裕。

考虑到社会对顶端收入阶层的关注，表1还描绘了2019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内部的收入分布状况。可以看到，中国顶端5%群体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下限为8万元，顶端1%阶层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下限为13.8万元，分别是同年收入最低10%群体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上限的10倍和17倍多。

上面勾画的收入阶梯虽然比较直观，但难以用来考察贫富差距的变化和趋势。鉴于此，我们比较最顶端10%和最底端10%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图1展示了2条曲线，其中实线代表这两个群体获得的收入之比，对应于收入分配相对指标。收入分配相对指标的主要特征为，当每个人收入增加或减少同样的比例时，其值不变。此外，所有相对指标都是没有量纲的。根据图1，两个群体收入之比在1978年不到6倍，但从1980年代初开始不断上升，至分税制实施的1994年达到11.9倍。虽然税改后的前几年有所下降或平缓，但20世纪末又开始攀升。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打断了其上升的趋势，但2013年后又有所恢复，直到最近仍然在20倍以上的高位波动。

图  1  中国收入阶梯顶端和底端10%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现实中，人们可能不只关注个体或家庭之间的收入倍数，也会关注收入之差，比如同事之间关注的不仅仅是工资倍数，更多的是工资的绝对差额。所以，图1中的虚线勾画的是高低两端10%群体之间的平均收入之差（用当年价格表示，故进行跨年比较时要将这些差额除以合适的CPI）。收入之差对应于所谓的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不同，它的缺陷是有量纲，当量纲变化（比如用元度量收入改为用分度量）时，本质上收入分配状况不变，但绝对指标却可能成百倍变化。根据图1，中国的绝对贫富差距每年都在上升，从未下降过。尽管起初的一段时间内上升速度相对较慢，但自1990年代初开始，速度不断加快。具体说来，在1978年收入差仅为300元，1994年已达到5000元，2000年翻倍到10000元，2010年则是攀升到35000元，2019年这个差距的估算值为90000元。

贫富差距的上升意味着数量较少的富人从国民经济这个蛋糕中分到更多的份额，而相当数量的穷人分得的份额在减少，导致两极分化。为考察中国两极分化趋势，我们计算了收入最高的1%、5%和10%的群体得到的收入，然后考察它们相当于底层多大比例的人群所获得的收入，计算结果报告在图2。图2最下面那条线是基于收入最高的1%这个群体所获得的收入计算的，其值显示：在1978年顶尖1%的富人获得的收入相当于底层8%的人群的收入。这个比例在波动中不断上升，到2019年接近25%，与美国不相上下。换言之，当今中国最富有的1400万人口获得的总收入相当于底层3.5亿人的收入总和。

图  2  中国富有阶层所获得的收入相当于底层多少人所获

需要指出的是，图2中的三条线具有基本相同的趋势，与表1中收入分布趋势也一致。图2最上面那条实线也许更能说明问题：1978年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获得了与底层35%的人群同样的收入；这个比例也在波动中上升，至2003年达到62%的高峰，之后有所下降，但仍然在高位徘徊；2019年这个比例约为60%，即中国最富有的1.4亿人群获得了底层8.5亿人口所得到的总收入。

尽管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中国贫富差距的状况和趋势，但目前还未使用所有人的收入数据。特别地，上述分析忽略了中等收入群体，而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及其变化对社会发展、国家稳定以及政府政策法律的制定与执行都极为重要，也是中国缩小收入差距、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所在。^⑫此外，如果要进行跨国比较，也需要估算媒体和学术界通常使用的收入不均等指标，如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它们基于所有个体的数据，包括底层收入阶层、中产阶层和富人。图3描绘了中国1978−2019年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⑬，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发现：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年是下降的，但之后在波动中上升，分税制实施前达到一个峰值，接着短暂波动几年后又继续攀升。虽然不均等程度在近几年有所下行，但仍然居于高位：2019年的基尼系数为0.42，泰尔指数为0.33。与此相对照，它们在1978年的值分别为0.27和0.12。顺便指出，国际机构和外文文献里并没有把基尼系数达到0.4作为警戒线的说法，国内的这种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一个国家能够接受的贫富差距水平与其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收入分配变化的速度紧密相关。中国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与拉美地区经过数百年“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形成的收入不均等不同，也与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因为种姓制度和宗教而更能接受较高的贫富差距是不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文化更为排斥贫富差距，因而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对中国来说更加迫切。

图  3  中国收入差距：1978—2019年

总之，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波动中上升，至今仍然处于高位。正如前文所述，如此急剧恶化的收入分配削弱了国内需求。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国际局势越发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千方百计把贫富差距降下来，以推进共同富裕，进而增加国内消费，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华民族的复兴将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探讨降低收入不均等的途径或渠道，首先必须分析贫富差距的来源或决定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总体不均等的最主要组成成分是城乡差异。^⑭我们首先报告城乡内部各自的收入不均等（见图4的泰尔指数）。与图3类似，中国城镇和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整体上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在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均有所下降，之后在波动中攀升， 2001—2011年之间变化不大，之后又有所增加，近几年则表现出较为平稳的趋势。比较这两条曲线，乡村内部收入不均等一直高于城镇，其波动幅度也更大。在21世纪初，乡村不均等出现下降（这与国家取消农业税、反哺农业、建立和扩大农村社会福利制度等有关），而城镇不均等继续上升，两者逐渐靠近。整体来看，乡村内部收入不均等水平从1978年的0.1增长到2019年的0.27， 而城镇内部则从1978年较低的水平增长到2019年的0.20，表明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增长较快。

图  4  中国城乡泰尔指数：1978—2019年

对于中国来说，仍然存在的户籍制度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⑮，导致了乡村居民、本地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和城镇户籍人口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且这些差距极不合理。区别于以往文献仅关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差距，本研究还纳入农民工这一重要群体，计算了这四个群体之间的差距。我们从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中收集了农民工（包括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的数量及收入数据，其中外出农民工可以归类于城镇常住人口，其收入构成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而本地农民工则可归类于农村常住人口，其收入构成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将这些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全国城乡常住居民人口及其可支配收入数据相结合，我们可以估算这四组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及其平均收入，进而基于泰尔指数计算出组间差距。用总体泰尔指数减去组间差距，可以得到组内差距。^⑯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主要来自进城农民工的汇款，必须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扣除，以避免重复统计。

图5展示了中国城市户籍居民、农民工以及农民群体的组间和组内的收入不均等。显然，组间差异的绝对值相对稳定，在0.14−0.17之间波动，但组内贫富差距在2013年之前稳定在0.17左右，2013年之后开始增加，最高时达到0.20。根据图5，可以看出组间差异对总体贫富差距的贡献接近50%。也就是说，如果户籍制度引起的组间差距可以逐步消除的话，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总体收入不均等几乎可以减半。

图  5  中国城市居民、农民工以及农民群体的组间与组内收入差异

如果说由户籍制度引起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所特有的，那么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恶化则是一种普遍现象。^⑰功能性收入分配一般是指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要素之间的分配，常常以劳动占比（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 1−资本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来表示。因为资本或财产性收入的差距远大于劳动报酬的差距，所以劳动占比的下降往往意味着收入分配的恶化。同时，过低的劳动占比也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抑制消费需求和阻碍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⑱

大量研究发现劳动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同向变动的趋势，然而作为即将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中国的劳动占比却明显偏低^⑲，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劳动占比远低于国际水平。^⑳这与以下几个原因相关：首先，中国的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随着以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推进，经济中的劳动要素相对资本来说在不断减少。其次，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不容忽视。直到今天，中国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还未完全放开，尤其是贷款利息仍然受到管制。这意味着偏低的资本价格或资本成本，使得更多的劳动被资本替代，尤其在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必然拉低劳动占比。贷款利息偏低还会强化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进一步导致资本投入的增加和劳动投入的减少，使得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㉑再次，中国的企业留成过高，可能与企业所得税低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最后，户籍制度不但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带来了对近3亿农民工的种种歧视，压低了他们的劳动报酬和整体劳动占比。

此外，正如美国公共教育之父Horace Mann所说，教育是最伟大的均衡器。依据人力资本理论，收入主要由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决定，其中教育程度不同意味着不同的工种和待遇。Psacharopoulos使用49个国家的截面数据验证了教育差异对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发现其对贫富差距的贡献度达到了23% 。^㉒国内也有学者发现，教育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贡献度达到34.69%。^㉓

最后，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最为重要的政策工具。^㉔虽然中国的税赋水平不低，但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偏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见图6），各国社会保障支出（表示为GDP占比）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显著负相关，与税前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差值也显著负相关。根据图6的两条趋势线，社会保障每增加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下降0.009。如果中国把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到GDP的12%，预期可以使基尼系数绝对值下降0.07，下降幅度达到14%—16%。

图  6  社会保障支出、税后收入基尼系数及税前基尼系数

共同富裕是有差异的富裕，不是“绝对均等”。因此，在分析了中国的收入不均等及其来源和决定因素后，至关重要的是要辨别哪些收入差距应该得到鼓励和保护，哪些需要控制，又有哪些必须消除。不把这些问题厘清，就无法制定有效的政策，共同富裕也就无从下手。遗憾的是，国内外政策界和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尚未给出明确的定义或解释。本部分首先提出一个框架，用以探讨这些关键问题，接着结合第三节的讨论和分析结果，提出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常言道，成功取决于努力和机会。在现实中，成功或失败有时也与纯粹的偶然或随机因素相关。据此，决定收入高低的因素或变量可以归为三组：一是努力因素，如刻苦学习、辛勤劳作等，是指由个体付出所决定的、自身可以调整或改变的变量；二是机会因素，如出生性别、地点、时间、父母受教育背景等，是指由外部环境或他人所决定的、个体无法控制的变量；三是其他因素，如天灾人祸等，是指个体和他人均无法控制、纯粹的偶然随机变量。^㉕㉖㉗当然，这三组变量的划分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清晰。比如，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个体健康状况影响收入，但健康部分地与遗传有关（属于机会变量），又在一定程度上与自身保健锻炼有关（属于努力变量）。此外，这三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如新冠疫情冲击（随机变量）与个体健康状况（努力和机会变量）会产生交互作用：先天免疫力低下的个体（机会变量）或欠缺锻炼的群体（努力变量）在疫情中被感染的概率更大，后果更为严重；而新冠疫情这个随机变量在不同的社会或政策举措下（机会变量），其影响也不相同。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党中央强调“共同富裕要人人参与、人人奋斗、人人享有”。因此，由努力变量带来的贫富差距可任由市场来决定，甚至要加以保护和鼓励，这是形成经济增长激励机制的基础；由随机因素带来的贫富差距需要通过市场辅以政府手段加以调控，这些包括医疗、失业、灾害、养老保险等；最后，由机会带来的贫富差距必须通过政策法规予以消除或最小化，这就是国际社会普遍倡导机会均等、不遗余力消除性别种族等歧视的根本原因。^㉘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㊲。同时，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也都指出，“十四五”时期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基于此，结合前文的讨论与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 用居住证取代户口，积极推进城镇化和市民化。城乡差异是中国收入不均等最为重要、也是最不合理的组成成分。户籍制度背后的种种不公平不但导致了居高不下的城乡差距，而且阻碍了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权的有序流动，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㉙，使得“鱼”和“熊掌”并失。所以，最为迫切和重要的是尽快取消户籍，以居住证替代户口。^㉚通过城镇化缩小乡村居民与其他三组群体之间的差异，同时通过市民化缩小、甚至消除农民工与城镇户籍人口之间的收入差异，可以使全国的收入不均等下降30%−40%。同时，城镇化和市民化有助于提高城乡要素生产率，同时还能大幅度增加内需^㉛，助力双循环。因此，城镇化和市民化带来的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共同富裕”。反过来说，如果不尽快着手改革户籍，共同富裕的目标无论如何将难以实现。

必须指出，消除上述不同群体的差异可能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但这正与中国力争在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吻合。为此，必须在稳步推进城镇化（鼓励乡城移民）的同时，尽快推进市民化，分批、分福利项目、分时段逐步地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户籍人口相同的国民待遇，包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这要求调整积分落户规则，以稳定就业和居住年限为主要依据，缩减带有禀赋倾向性的加分项目。^㉜目前城镇化和市民化的难点主要在于就业、子女教育、医疗服务和住房等方面。针对就业问题，建议将职业教育和培训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帮助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工伤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全覆盖。子女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将学籍与户籍脱钩，一并解决移民的基础教育和异地高考问题。住房问题则可以通过提供租赁补贴和保障性住房加以解决。

2. 实施12年义务教育，同时继续扩大高校招生。这不但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能帮助缩小由人力资本不同而引起的收入差距，该差距在整体不均等中占比20%—30%左右（这个占比与城乡差距有重叠，因为城乡差距的一部分就是由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引起的）。这里的关键是取消中考分流，支持更多的农村孩子去完成高中基础教育，并保障教育机会（包括幼儿园、中小学和高等教育）在城乡之间、省市之间、应届和非应届毕业群体之间的均等化。与此同时，高校扩招一方面有助于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降低技能溢价^㉝，另一方面能够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两者都将帮助改善收入分配。

3. 增加社会保障预算，逐步消除中度贫困。社会保障的功能主要是支持由机会不均等和“随机或纯粹偶然因素”导致的低收入群体，以减少贫困和贫困脆弱性。就贫困而言，中国已基本消除了人均每年2300元（2010年价格）贫困线下的绝对贫困，但该贫困线偏低，建议调整为国际社会使用的每人每天3.2美元或5.5美元（2011年价格）的贫困线，将众多低收入家庭纳入扶贫攻坚的帮扶范围。在减贫的同时还应注重贫困脆弱性问题，将收入不稳定和收入稍高于贫困线的群体信息录入监测系统，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以减小冲击性事件对他们的影响，防止返贫。

特别重要的是，需要构建涵盖城乡、无任何歧视、全国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和脆弱群体的帮扶应以“造血”为主，“输血”为辅，重点是通过教育培训等帮助其积累人力资本，这显然需要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预算。根据IMF的数据，中国2018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8.1%，远低于2019年芬兰的24.05%，挪威的19.68%，瑞典的18.96%和日本的16.17%。^㉞基于图6，将12%的GDP通过“造血”和“输血”转移至低收入和贫困阶层，可以使基尼系数下降14%—16%左右，显著改善收入分配。

4. 完善税收金融制度，增加劳动占比。现有许多文献指出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留成占GDP比重比许多国家都高。^㉟企业留成几乎不可能是劳动报酬，最终支配或收益者也非中低收入群体，所以降低企业留成有助于提高劳动占比。而中国企业留成比例高可能与个税高于企业税有关，因此，需要通过税制改革加以调整。同时，征收房地产税和资本增值税、加强金融监管，杜绝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金融普惠性、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都有助于减少资本占比，从而延缓劳动占比下降的趋势。

如果能够在未来三十年的时间里，把上述举措落实到位，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至少可以下降30%−40%，收入分配状况会接近东亚经济体，但稍逊于北欧国家。这里牵涉到共同富裕目标参照点的设定问题。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就物质维度的“富裕”成分而言，参照点可以确定为“收入或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决议没有给出“共同”成分的参照点，只是要求“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除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手段，该要求的其他内容涉及收入分配指标的不同维度。其实，“共同”成分的度量可以基于整体收入不均等指数，它直接度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城乡区域差距是其主要组成成分。这样一来，就可以选择基尼系数为0.3的东亚或北欧作为参照。我们建议参照东亚，因为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低于0.25的北欧，与东亚在文化历史上差异较大，其“富裕”程度也远高于中国。尤其重要的是，根据IMF的数据，北欧的转移支付高达GDP的25%，如果将这一比例用于尚未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中国，会显著挤压生产性投资，带来经济的扭曲，不利于中国“富裕”的推进。如前文所述，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赋予“富裕”相当的权重，将改善分配或提升“共同”作为兼顾，而非本末倒置。

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实力开始赶超英国，接着欧洲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使得美国于20世纪中叶真正成为世界霸主。至此，上一个百年大变局宣告结束。

按汇率计算，中国的GDP在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仅为美国的6%。这个占比到1994年才上升到8%，2010年为41%，2021年达到77%。数据分析证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大历史性事件加速了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从根本上说，这两个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加入全球分工，获取全球化红利。全球化影响中国经济的渠道不仅仅在于促进专业化或吸引外资，更为重要的是软硬技术的转让、高质量中间品的供给和出口销路的提供。

遗憾的是，逆全球化自2008年前后开始成为浪潮，加上愈发严重的中美冲突，均严重抑制了对外开放这一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作为应对，中国出台了双循环发展战略，其战略基点在于增加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以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与外部市场风险。

事实上，中国的居民消费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疲软，是国际市场帮助解决了中国经济供大于求的矛盾。百年变局下提振居民消费的主要途径是降低贫富差距。可以说，除非把居高不下的收入不均等降下来，否则双循环就难以畅通，经济的中速增长就难以恢复，对美国的追赶就难以持续，民族复兴就难以实现。

所以，中国推出的共同富裕，不再只是一个愿景或蓝图，更是当今经济循环的迫切需要。这其中的“富裕”等价于“增长”，而“共同”等价于“合理的贫富差距”。最为重要的是，追求“共同”是为了保障增长以及增长的持续性。所以，就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而言，不完善的收入初次分配是首要问题，其次才是再分配制度的完善。在依靠市场机制进行初次分配，把“蛋糕”做大的前提下，再来发挥再分配的兜底作用和三次分配的辅助作用，以分好“蛋糕”。

本文聚焦中国的收入差距，首次报告了中国的收入阶梯和收入分配的长期趋势，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中国收入不均等的来源和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收入贫富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差异、劳动占比过低、教育程度差异和社会保障不足。据此，我们提出了4项具体政策建议，其中的“以居住证替代户口，推进城镇化和市民化”，“实施12年义务教育，继续扩大高校招生”，“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并在中度贫困线下开展下一轮扶贫攻坚”等，预期可以在中期将收入基尼系数逐步降低到0.3左右，辅以其他诸如反垄断、资本监管、金融税收体制调整等政策举措，预期可以在2050年前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