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要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本有序扩张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制，首先必须重新理解和定义资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制度条件下的本质性特征。在我们看来，一国经济运行体系中的资本到资本的运行逻辑仅仅是市场经济的惯有特征，而资本的获利手段和资本增加值被谁分享，则是判断资本和社会主义不同制度条件下资本性质的根本性标准。

图  1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运行逻辑

图  2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运行逻辑

由以上的两种逻辑机制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本质性差异特征，很有可能并不在于是否具有特定形式的企业制度或者是依附于何种性质的市场经济制度。客观事实是，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只是人类社会全面进入依靠分工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提高物品和劳务生产效率而创造更多物质财富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企业制度或市场经济制度的诞生和变革，只是人类进入大工业化时代的历史必然产物，而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特征本身可能并无直接关系。由此，从这层意义来看，就不能将具有何种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制度，以及是否为市场经济制度或计划经济制度，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条件。相反，一国的经济运行机制立足于何种主体起点，最终回归于何种主体的运行逻辑，则应该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条件。

马克思指出，“G→G+ΔG”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逻辑，体现社会大生产遵循的是从资本到资本的基本原则，相比而言，“L→L” 则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逻辑，体现社会大生产遵循的是从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各种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到劳动者的基本原则。这里描述的从劳动者到劳动者的循环机制，并不是劳动者的重复性定义。前一个劳动者指的是生产要素层面的劳动者，后一个劳动者是指作为需求者角度的劳动者，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的根本目标，就是必须立足于劳动者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乃至创新劳动来创造社会财富，依靠充分调动各类劳动者的创造创新能力，激发“体力劳动创造财富”“脑力劳动创造财富”“创新创造财富”等核心机制，进而遵循“按劳动成果分配”“按人力资本贡献分配”“按创新成果贡献分配”的基本分配原则，彻底实现从劳动者到劳动者的“要素→生产→分配→消费”过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

1. 资本服从劳动还是劳动服从资本？首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判断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表面上来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演化规律，似乎是由劳动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以及市场供需关系来决定的，资本相对劳动稀缺的情形下，资本主导劳动或者劳动服从资本，而劳动相对资本稀缺的情形下，劳动主导资本或资本服从劳动。然而，劳动和资本稀缺性理论假说存在的一个内在缺陷是，随着机器替代劳动力和人工智能进程的加快和普及，资本相对劳动的稀缺性地位并未发生本质性改变。而且，随着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延伸和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地位逐步强化，金融资本携带工业资本和创新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地位也得到逐步强化。因此，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情形下，必然始终是遵循劳动服从资本、知识服从资本和创新服从资本的基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资本占据整个经济运行的核心地位，即遵循劳动服从资本的基本逻辑。对比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各类劳动者占据整个经济运行的核心地位，即遵循资本服从劳动的基本逻辑，甚至可以描述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雇佣资本”核心逻辑。

2. 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充要条件吗？无论是古典经济理论假说或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说，似乎均将针对生产要素的私人产权特性，作为维持市场竞争机制能否得到有效运行的充要条件，这被抽象为“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其中的深刻含义是，倘若没有将各种生产要素的产权赋权给家庭部门，就会迫使市场经济各参与方的自由决策权力的激励机制缺失，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经济运行机制的失效。其中的核心逻辑是，私人产权的界定→参与市场交易机制的完全自由决策权→市场竞争机制最优配置资源效率的发挥→最大化地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然而，“私人产权决定市场经济最优配置效率”理论假说存在的一个重要内在缺陷是，市场经济体制得以运行的前提是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边界的合理界定和两者功能的有机结合，倘若缺乏公有产权界定下的公共产品的支撑，任意扩大私人产品的边界，必然会导致市场经济运行的障碍以及无效率损失。由此，私有产权未必是市场经济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充要条件，而产权界定清晰则应该是市场经济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充要条件，而私人产权和产权界定清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

3. 政府必然要干预市场经济吗？当前，以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个争论是，政府究竟是否必然要干预市场经济？政府应该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干预市场经济。由此，这就引发了政府最小化、中立政府和有为政府等基本理论假说的辩论。客观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信奉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将遵循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机制以及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的最小化，作为本国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则信奉政府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这被归纳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的基本原则。需要额外关注的是，如何理解政府必然干预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西方经济学强调公共产品领域及其外部性特征造成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现实性，但科斯定理认为是产权清晰界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压缩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进行干预的空间。然而，既有理论仍然忽略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来源：一是马歇尔悖论。马歇尔认为，自由竞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垄断，垄断必然会造成社会总剩余的净损失。二是收入不平等悖论。市场竞争机制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效应，“弱肉强食”式自由竞争的最终结果是社会阶层的产生和持续固化的收入不平等。三是后发劣势悖论。由于各种形式的市场进入壁垒的存在，导致市场竞争中的新进入者或创新者必然面临在位者或先发者的不公平竞争优势，削弱市场竞争活力和企业创造力。特别是处于后发劣势的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面对来自处于先发优势和创新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如果简单相信了西方发达国家鼓吹的自由主义市场竞争机制是最优制度，就必然堕入西方发达国家布局的“中心—外围”全球格局陷阱。因此，无论是从市场竞争机制自身不可避免的多重缺陷角度来看，或是从发展中国家后发劣势和追赶陷阱的角度来看，所谓必须坚持规模最小化政府和中立政府的思维，本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理论霸权，而强调政府必然要适度干预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成立的。

4. 国有企业的存在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吗？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中国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固有认知逻辑中，国有企业必然是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特别是在私人产品领域，国有企业的存在更是会违背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其存在就必然是不合理性的。然而，依据我们前文提供的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经济运行的“G→G+ΔG”和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经济运行的“L→L”的核心逻辑，何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制度并不是决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然而，这其中仍然难以回避和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很显然，依据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行为必要性的论证，这就导致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如何来有效实施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逻辑？因此，除了必要的产业政策之外，国有企业就必然是一个重要抓手，特别是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需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行为来体现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以及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意志和力量。但是，更要注意的基本事实是，政府不能过度干预或控制企业发展需要的关键要素市场，倘若政府通过掌控关键要素市场来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或帮助国有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很有可能就会使得国有企业的存在违背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原则。

5. 资本控制市场必然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客观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经历了“一人一票”民主制度变革、社会高福利主义制度大跃进和科技创新带来社会生产力大提升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跨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布局以及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逐利能力的提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相反，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的现象愈发严重，成为困扰资本主义国家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顽疾。与此同时，类似中国这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国内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重大现象。然而，这就引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球不同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究竟是由何种因素来驱动的？在我们看来，资本主导经济运行以及资本控制市场是导致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发生和固化的核心原因。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占据了国民经济运行的主导地位，资本成为决定一国微观企业运行的控制性力量，就必然带来一国资本所有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换而言之，“资本占据经济主导地位+资本控制微观企业运行”的格局，是导致国家收入不平等持续发生和固化的本质性因素，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会必然带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

6. 资本一定会控制权力吗？当前，必须审视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资本一定会干预国家权力吗？进一步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私有资本一定会干预权力吗？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表面上实施的是“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及其“三权分立”原则，似乎从制度架构体系层面隔离了资本对各项政府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和控制。然而，从深层次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及其私有资本一旦掌握了国家产业和经济命脉，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在逻辑，就必然会激发和诱发出对政党和政府权力的干预和掌控需求。而且，随着工业资本与创新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延伸和融合，资本拥有阶层通过对国家行政权力体系的隐性或间接干预和控制的内在动机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固化。而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的推进及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对其他国家行政权力的干预和控制力量也进一步得到蔓延和强化，美国将其定义为基于相同民主价值观的同盟体系，实质上仍然是这些发达国家基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中维护共同发展利益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其攫取全球发展利益的同盟体系。对比来看，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由于定义的是国家权力来自全部人民，政党和政府存在和运行的核心立足点是“为人民服务”，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所有人民对日益丰富和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只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和创造企业制度的一个载体平台机制而已，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均不能发生干预政府行政权力和国家机器功能的行为或现象。

当前，资本无序扩张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现象。针对美国这样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从诞生那天起就面临各种形式的资本无序扩张现象及其带来的各种困扰，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进入由工业资本主导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特定发展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更难以遏制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难以忽略的负面冲击。而且，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一次西方发达国家自身触发的国内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危机，均蔓延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并且，每次危机均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危机，以及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弱点来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的重大机会。在我们看来，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内在驱动机制是，资本相对过剩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而已，资本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导致的对资本扩张的监管机制的自由放任价值观，及其背后隐含的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无序扩张态势，才是诱发西方国家频繁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

需要科学把握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资本无序扩张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关系？资本无序扩张是遵循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吗？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制度及其市场经济体系只是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载体，而不是诱发资本无序扩张的本质性因素。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资本无序扩张，是内嵌于资本主导政府权力和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行业的必然结果。表面上来看，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是“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一切权力似乎均直接来自与国家多数人的各项利益共同主张，代表了多数群体的共同利益主张。而且，在“一人一票”普选过程中，所有人民不论富贵贫贱，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享有的选举投票权力均是平等的，似乎完全遵循和体现了“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一切权力体现人民主张”的价值观体系。然而，西方国家这种“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背后面临三个深刻的内源性悖论：

一是阿罗不可能悖论（Arrow’ s Impossibility Theorem）。按照“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的博弈，揭示了西方国家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并不能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直接的含义是，随着候选人和选民的增加，“公平选举”必然会逐步异化为“少数利益集团选举”，最终造成“程序民主”必将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

二是发展悖论。如果仅仅将国家的存在视作是协调和满足持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不同群体共同平等权利需求的基本功能，而忽略了国家的根本性质是协调和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的核心职能，最终必然导致“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变异成为一个“分利”体制而非“创造”体制。针对采取“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很容易就存在的一个难以忽略的演化逻辑是：一方面，完全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弱肉强食机制和垄断机制→社会阶层的形成和收入不平等的必然发生→资本相对劳动的持久和固化优势→社会阶层的固化和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底层群体对“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的依赖。另一方面，“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政客偏向普通人利益的选举策略→高福利主义的盛行→“分利”体制的形成→“创造”体制的弱化→“分利”体制的固化→分利群体对“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的偏好固化。这两个方面演化机制之前相互交织的作用效应，就必然会导致迷信“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的国家，很是容易陷入“越是民主，经济发展动力越是缺失”的发展陷阱。

三是利益分配悖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大工业化的爆发和深化，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迅速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群体均从快速增长的社会财富创造格局中获益。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的发展阶段，资本对各种能够创造垄断利润和创新超额利润的行业和企业的控制权相对更为突出。这就导致了掌握金融资本的群体获取社会财富的能力得到显著强化，而劳动群体依靠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人力资本获取社会财富的能力提升幅度仍然相对较弱，甚至出现停滞弱化的重大现象，导致“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不仅不能够动摇或改变资本主导的经济制度及其背后偏向资本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在国民初次分配格局中形成的偏向资本的收入分配机制，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相对空心化和金融投资投机机会盛行，在国民再次分配格局中资本通过金融杠杆攫取利益的能力被进一步放大和强化，国民经济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扭曲和收入不平等现象得到持续固化和强化。此外，针对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资本控制者在资本成为国家经济主导者的情形下，必然会内生出干预国家权力的内在动机，在“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是有利于自身利益攫取的前提下，催生出鼓吹、捍卫和传播“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的强烈激励动力，从而从国家价值观的角度来编织“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优制度的幻想或假象。

依据我们前面分析所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是导致资本无序扩张的直接原因，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却是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载体平台，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经济制度是导致资本无序扩张的直接因素的假象。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仍然难以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也会存在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既不能控制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企业，也不能干预政府行政权力，因此，资本势力及其背后对政府权力的干预动机，并不是造成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无序扩张的直接原因。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初级阶段中，从资本角度来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资本仍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导力量，而各类劳动者仍然是处于市场竞争中的相对弱势地位，这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在一定范围内会产生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关键命脉的现象。这里，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是，资本只要没有得到制度和政府的有效约束和监管，就一定会产生通过无序扩张来攫取短期最大利润利益的内在激励动机。在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环境下，由于一味追逐垄断超额利润的激励动机，会迫使企业在短期之内利用资本快速扩张形成市场垄断势力来获取短期超额垄断利润，甚至会诱使私人企业和资本进入具有公共产品性质或半公共产品性质的领域，或者依靠与政府权力的勾结合谋形成非市场化的发展优势以及行政垄断地位，或者私人资本涌入到具有投资投机性质的特定产品领域乃至金融投资投机领域，进而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和金融发展虚拟化的重大现象的发生。由此，可以得到的基本判断是，倘若社会主义国家迷信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最优制度的说法，放弃或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合理干预和监管功能，割裂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国家经济治理思想，而没有有效监管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微观企业的垄断行为，就会陷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精心设计的“新自由主义”陷阱，迫使社会主义产生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

随着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率相对下降，众多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活动，面临获取各类人才、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等关键要素能力不足的重大现象，导致众多制造业企业的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逐步脱离自身的经营主业，转移到房地产、股票市场乃至大宗商品等领域的投资投机活动，导致中国的房地产、股票市场乃至大宗商品行业出现了价格过快增长和价格波动幅度较大等类型的投机行为以及资本泡沫等诸多现象，甚至出现了大量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向国外转移的重大现象。这可被归纳为中国情景下的私人资本的非实体化现象。表面上来看，造成中国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脱离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进入房地产和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投机行为，是与制造业部门面临各种关键要素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率下降造成的。而从深层次角度来看，中国情景下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的非实体化现象，本质上是与各级政府针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根本出发点的理解不清晰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坚持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的根本目的，依靠激发普通劳动者的创业创新能力，为多数人创造就业岗位和收入增加机会，拓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因此，依据此根本目的，中国应该鼓励发展的是多数人能够直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的股份合作制企业^①，而非纯粹的个人或少数人所有的民营企业或私人企业。只要是个人或少数人所有的民营企业或私人企业，难以避免地就会出现随着企业成长和发展所创造的财富向个人和少数人快速集中集聚的重大现象。一旦资本向少数群体集中，就必然会导致为了追逐资本短期收益最大化而迫使私人资本无序扩张的重大现象。换而言之，个体所有资本或私人所有资本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资本无序扩张，而是资本集中在少数个体或私人手中，就创造了资本无序扩张的温床。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另一种资本无序扩张的重大现象是，私人资本或民间资本渗透和侵蚀到关键的公共产品领域。这集中表现在：一是基础教育领域涌入了大量私人资本和民间资本，造成课外教育培训过度化和基础教育竞争化发展的突出变异现象，严重扭曲了中国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公平化和素质化的核心原则；二是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进入了大量私人资本和民间资本，造成了普通群众看病贵、过度治疗甚至虚假治疗的突出变异现象，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医疗系统的本质是“救死扶伤”和保障普通群众身体健康的核心原则；三是类似新闻媒体领域也出现了私人资本、民间资本渗透的苗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私人资本一旦与新闻媒体结合，就必然会变异成为宣扬资本攫取和掠夺利益合理性的关键手段，成为资本渗透国家机器和影响政府权力的重要手段。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私人资本对新闻媒体的广泛控制行为，导致了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表面上是尽可能站在多方面利益的多视角客观立场，实质上已经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成为宣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先进性的重要工具，成为西方国家资本影响和控制政府权力的核心手段。为此，中国迫切需要从自身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科学界定好私人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公共产品领域的各自边界，正确把握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在公共产品领域的“隔离带”和“防火墙”，严格防控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在公共产品领域的乱渗透、乱进入、乱作为现象。

一方面，随着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全面崛起，诱发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这些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自身独一无二的网络经济特征形成的垄断地位，对参与平台交易和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形成了压榨效应，导致参与这些平台交易和经营的中小微企业难以获取正常的市场利润。而且，这些平台企业会利用自身掌控的针对消费者的相关大数据信息优势，采取各种违背市场公平原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行为来追求平台企业利润最大化，造成了以“杀熟”“花钱买排位和好评”等主要形式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普遍发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互联网平台龙头企业由于可以利用自身独特的网络经济优势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在追求超额垄断利润的私人资本和金融资产的全面支持扶持下，快速发展壮大成为“大而不倒”“尾大不掉”类型的规模庞大互联网平台企业；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互联网企业向金融领域渗透和蔓延的重大现象。在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相对滞后的情形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快速崛起带来了互联网金融泡沫、并且扰乱了中国已有的金融秩序，诱发了局部性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问题，迫使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采取全面禁止的“一刀切”方法来应对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泡沫和乱象问题。针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这些典型资本无序扩张现象，必须高度重视其背后的驱动力量：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成为各级政府争相招商引资和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培育发展的重点产业，这就可能导致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各级政府监管动力机制缺失的情形下，成为各类资本的投资青睐对象，获得更为快速的扩张机会和增长空间；另一方面，针对这些新兴产业及其可能隐含的各种发展风险，中国各级政府总体上仍然采取是“摸着石头过河”导向的监管策略，就难以避免地会产生前瞻式监管意识不足、监管制度建设滞后以及监管制度严重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助推互联网产业发展中的资本无序扩张现象及其诱发的一系列风险。

正如我们以上分析的逻辑，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无序扩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与政治的相互勾结和合谋，私人资本的发展壮大一定会诱发对国家政治权利的干预和控制动机，从而更好地维护私人资本的利益。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只是维护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工具，其应该是服从国家政治权力，换而言之，资本中性原则及其隐含的私人资本不能谋求依靠干预政府权力来获取额外的发展优势，是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一个基础性内容。然而，从中国的发展经历来看，出现了私人资本对政府权力进行影响甚至干预的苗头，突出表现为资本对掌握重要权力官员的“围猎”式腐败行为，表现为私人企业老板对各级政协委员和人才代表的热衷行为，表现为部分私人企业主热衷于培养下一代进入政府机构部门工作的普遍现象。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的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已经出现了对政府权力施加影响和干预的苗头。

依据以上的综合分析，可以明确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有序扩张的基本原则，包括两个核心原则及其衍生出的六个重要原则，其具体体现在：

1. 更高更快的发展效率。从经济增长能力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相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更高更好的经济增长能力和发展效率。事实上，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在新中国建国70多年的期间内，就从一个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工业大国，要比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在相对更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可以期待的是，中国将会以相对更短时间实现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实现从创新学习国家到全球领先创新型国家的转变。因此，更高更快的经济增长能力和发展效率，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制度相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更高更快的发展效率的制度优势应该体现在：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体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需求，企业制度的设计就应该是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互激励相容，从根本上更能激励所有劳动群体的主动创造力和创新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始终坚持政府和市场两者功能有机结合的经济调控模式，具体体现在独有的企业制度、政府职能和市场竞争的有机结合制度，突出表现在政府利用国有企业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核心领域的掌控以及依靠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即时熨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有害性经济波动或输入型经济危机，尽可能在中高速层面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2. 更广泛更为持久的社会公平。正如我们前文揭示和阐述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与固化，资本控制者和垄断者在金融市场杠杆效应刺激下财富积累能力进一步提升等多重作用效应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快速分化和固化以及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制度的普及、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爆发式扩张以及技术创新推动的社会财富生产能力极大提升等现象的发生，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不仅没有得到扩大，相反，却出现了中产阶级群体进一步收缩的重大现象。由此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由社会主义改良运动带来的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趋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造成的，难以通过自身制度的修正或改良加以彻底解决。对比来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引进市场经济初期，可能会带来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现象，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全面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递进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尽可能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最终实现持久性的“橄榄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这其中，利用企业所有制类型的突破性创新来实现更为公平和兼顾效率的国民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利用政府强大的系统性调控能力来实现公平和兼顾效率的国民再次收入分配格局，利用社会主义的独特价值观来实现公平导向的国民三次收入分配格局，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高收入发展阶段完全实现更广泛更为持久的社会公平格局的核心机制。

依据以上两大基本原则，可以引申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有序扩张的其他衍生原则：

1. 资本中性原则。社会主体条件下必然会有政府对资本的干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等行为，但是，绝对不能有资本干预政府、资本干预权力、资本围猎政府官员等行为，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不能干预权力原则，由此，可以抽象为社会主体条件下的资本中性原则。

2. 政府和市场两者功能有机融合原则。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就是基于政府和市场两种调控手段的有机融合，既不迷信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不能陷入政府指令完全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必然要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探索出政府和市场有机融合和互为补充的新模式。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政府和市场的功能边界应该是可动态调整变化的，切不可陷入僵化模式，政府功能边界多一点还是市场功能边界多一点，并不是检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符合西方所定市场经济标准的判别依据，能否有效地推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增长模式，应该是检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依据。

3. 创新导向发展原则。创新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因素，培育和强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各个环节的自主创新能力，均已成为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竞争的核心手段。相比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应该更具有打造“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三位一体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综合优势。因此，检验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具有发展优势的核心条件之一，就是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具有激励各种类型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激发分类人才创造力的特定机制体制优势。

4. 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原则。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当今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共存的全球化格局，两者之间表面上呈现出的是民主价值观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差异和竞争，按照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逻辑，从深层次角度来看，两者之间本质上呈现出的是经济发展能力的竞争，而非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和国家制度之间的直接竞争。正是基于这样的经济竞争逻辑，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特定发展时期，为了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价值观和国家制度的领先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组建了针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封锁和遏制同盟体系，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难以忽略的外部冲击效应。由此，在持续坚持深化对外开放背景下，必须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国家最为基本的经济发展安全能力，控制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风险。

5. 共同富裕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要真正实现更广泛更为持久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原则目标，必须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要将经济发展目标切实转向和落实到共同富裕目标方面。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可以依靠三条具体路径来加以实施：一是“先富带动后富”，鼓励有条件的群体通过合法创新创业手段先富起来，再鼓励这些先富群体通过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帮助相对贫困群体通过创新创业活动逐步富裕起来。二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针对中国这样的区域广阔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自然禀赋条件、地理区位和历史沉淀等一系列因素的差异性，必然会存在较为突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为此，在鼓励具有先发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实现经济起飞和较高水平发展之后，要主动利用产业梯度转移效应和关键要素资源流动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带动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三是“城市带动农村”。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二元经济结构分化现象，在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依靠城乡融合的发展策略、乡村振兴计划和适宜地区加快城市化等一系列策略的推进，彻底解决中国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和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6. 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推动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动力，但始终是立足于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核心原则。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崛起，看作是“零和博弈”，一旦觉得其他国家经济崛起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利益，就会采取各种排斥性的方式加以阻碍和遏制。对比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追求利用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观针对他国的所谓制度竞争，而是立足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成果，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乃至发达国家构建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的协作体系，构建“互利共赢、均衡增长”的全球经济协同发展模式，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

第一，全面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论理论框架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体制和保持资本有序扩张中的核心指导地位。当前，必须科学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论理论的重大价值及其呼之欲出的重大背景，只有在理论层面厘清了进入21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论的理论基础和科学内涵，方可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实现资本有序扩张的方向与途径，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意见和保障良好的运行机制基础。为此，探索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论的理论框架和核心逻辑，既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理论研究任务，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指导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第二，尽快构建符合中国资本有序扩张内在规律的新型政府监管体系制度。针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中已经爆发的多种类型多种特征的资本无序扩张重大现象，面对政府监管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重要现象。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新兴产业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众多领域逐步暴露出一些复杂的多样化的新型资本无序扩张现象，而这些资本无序扩张现象按照既有的市场监管政策法令，并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管和处罚，实质上这就导致中国的市场监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监管制度相对滞后的突出现象；另一方面，从中国各级政府现行的市场监管政策法令来看，存在较为突出的“红绿灯”体系混乱或不清楚现象，该禁止的没有禁止，不该禁止的被禁止，甚至出现既有绿灯又有红灯的混乱现象，以及“一刀切”的极端行为。因此，迫切需要针对这些当前正在发生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型资本无序扩张现象，尽快设计系统性、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市场监管政策法令制度体系。

第三，牢牢立足于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符合全球市场经济制度一般逻辑这两大基本立场的中国特色资本有序扩张新模式。一方面，要客观认识到的重要事实是，要真正制定有利于促进中国资本有序扩张新模式形成的基本原则，本质上并不能一味遵循纯粹的市场经济原则，而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立场，必须从政治立场来设计培育、促进和监管中国资本有序扩张的新模式、新机制和新范式。进一步来看，打造中国特色的资本有序扩张新模式的政治立场导向问题，就是要牢牢立足于深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关键就在于打造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资本有序扩张体系。另一方面，即便是要立足于打造符合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中国特色的资本有序扩张的新模式、新机制和新范式，也需要兼顾符合全球市场经济运行制度的一般逻辑和内在规律。这不仅仅是深刻体现中国所坚持的深化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彰显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产业和贸易体系的关键手段。

第四，始终坚持将政府和市场各自功能有机结合作为推动中国资本有序扩张新模式形成的基础条件。一方面，要科学界定和理顺中国各级各地政府在导致特定领域资本有序扩张中的合理功能边界和定位，尽快取消针对特定领域产业企业发展的各类政府优惠政策，消除由于政府不合理的产业政策而造成的特定产业企业资本无序扩张的内在机制。依据中国建设全球领先的创新型国家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发展目标，尤其是要将中国各级政府的成本干预型的产业政策逐步向普惠型的创新政策全面进行调整和转变；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在决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消除和预防各种新型的产业垄断或企业垄断现象，真正激励企业依靠全面的持续性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来获取国内乃至全球的创新竞争优势。换而言之，就是严格限制行政性垄断，适度限制自然垄断，全面鼓励创新性垄断。

第五，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有序扩张相匹配的新型企业制度。客观事实是，微观企业是维持一国资本运行机制的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承担者，其不仅仅决定着资本的投入方向，也决定着资本的内在运行规律。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也是影响一国资本运行机制的关键因素，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有着资本运行的不同机制。私人所有制企业及其私人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无序扩张的核心载体，而且，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国有资本也会成为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推手。为此，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可能会发生的资本无序扩张问题，就是要积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有序扩张相匹配、相适宜的新型企业制度。一方面，要立足于鼓励和发展有利于企业各类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分配的新型股份合作制企业，将之作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私人资本向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重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等领域集聚，鼓励私人资本向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和研发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专精特新企业集中，成为支撑中国建设全球领先的创新型国家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之一。

第六，努力打造与深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相匹配的新型资本有序扩张模式。一方面，尽快构建深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协同发展的三次国民收入分配新机制。这就是，在国民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依靠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全面创新，特别是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来提高人力资本拥有者在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形成多数员工相对均等化持股和共同分享企业发展利益的新型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在国民再次收入分配格局中，要通过从顶层设计持续推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观的财政转移制度，尤其要全面促进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战略和尽快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要主动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后蕴含的社会道德力量，强化三次分配机制在调节社会财富差异、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领域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实施新型企业制度设计，彻底扭转“垄断创造财富”“投机创造财富”“权力创造收入”“关系创造收入”“金融创造最大利润”等一系列不合理的初次和再次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创造出“劳动创造收入”“技术创造收入”“知识创造收入”“创新创造收入”的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以及“平等股权创造财富”“企业主人创造收入”的再次国民收入分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