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长江出海口为咸淡水交接处，江水出口门后冲刷到一定距离之外，涨潮时以淡水为主要成分的水流往复上溯，故在此区域内的海岸带为低盐度的冲淡水区，若长江径流下泄量大，则冲淡水的盐度更低，扩展范围相应更大，正如光绪《宝山县志》所总结：“水势湍急，拦截海潮，潮长则江水与之俱长，潮退则江水与之俱退。”^⑥

明清时期长江口淡水区的范围，史籍中未见有明确划分，但可以肯定自常熟福山以外，东至铜沙，南至洋山岛，其间的海岸带地区广受长江淡水贴岸南下的影响。万历《嘉定县志》记云：“海水咸卤，而此地不异江湖，颇有灌溉之利，盖南则黄浦、吴淞江，北则刘家河，又北则大江注焉。半天下之水，皆洄沿洑激，涤荡于数百里之内，故与南北独异耳。”^⑦ 这一认知与现代地理学对长江冲淡水性质的界定已经非常接近。又据清光绪《南汇县志》记，长江口淡水区的东南边界为崇明岛东南方海域之铜沙，“洋自铜沙以外为外洋，咸水；自铜沙以内为内洋，淡水”；^⑧ 南面边界则为金山东南海面上的洋山岛：“长江出焦山口，经福山，南出洋山……故自崇沙以西，江阴、嘉、宝以东，皆江水，无海水。”^⑨

根据民国《南汇县续志》，洋山岛—小戢山岛—南汇嘴一线大致为咸淡水的分界线，并且南汇嘴以北的川沙、宝山、上海、嘉定等贴岸地区，完全在长江径流淡水的控制范围内：“江、浙汇流为汇角，然江流浩瀚，远过浙流，虽小汛时，江水犹直达羊戢诸列岛间；潮来时，仍壅此淡水以入。故汇北海水皆淡，滩地亦少咸质；一过汇角，水皆咸苦，地亦斥卤不毛。其围垦蓄淡，以届成熟之期，必迟至二十年以外。”^⑩

仅据史籍中对咸淡水分界的寥寥记载，并无法厘清长江口主泓南偏与南支排水量渐增的时间进程，及其与长江口南岸淡水控制区影响范围逐渐推移的关系，但可以从文献所载海塘修建的时间、位置，以及沿岸盐场兴衰演替等方面的资料，对咸淡水界线的历史变化做进一步的推断。

据万历《嘉定县志》记，明初工部将堵御咸潮的海塘修至嘉定县与昆山县的交界处（约今浏河镇附近），并不断增筑加高，“国朝洪武三十二年，老人朱六安具奏海患，工部遣官修筑，北接昆山县，南跨刘家河，长一千八百一十丈，高一丈，基广三丈，面阔二丈。永乐二年， 水官何传督工增筑，高倍于前。” ^⑪这大致可证明代初期咸潮冲激浏河口的频度较高，而自此往东南的长江口沿岸地区，由于咸潮经常可达，应当具备设置盐场的条件。

明初两浙盐运司下设松江分司，统辖浦东、下砂、下砂一、下砂二、清浦、天赐、横浦、袁部八场，^⑫这些盐场即主要沿长江口外的南岸线分布，清浦场位于今宝山高桥地区，下砂场位于今川沙、南汇地区，袁部场（即后来袁浦场）位于今奉贤地区，浦东和横浦二场位于今金山地区，天赐场则正处江口的崇明岛上。此时至少自黄浦江口往南的海岸带，均为“水咸宜盐”的区域。换个角度说，就是在明代前期，黄浦江口往南的海岸带受长江径流下泄淡水的影响并不大，此时长江口主泓主要由北支出海，经由南支排出的水量较小，反而海水咸潮势力较强，盐度较高的水质为南岸盐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但至少自明代后期起，长江口南岸各盐场的生产环境和产能发生了较大变化。乾隆《上海县志》对此追溯道：自宋元以来至明之季，松江地区的盐法“递变而日坏”，本朝（指清代）更始，其变化“又大异曩时”。^⑬进一步稽查史料可以发现，明后期至清中期，长江口南岸各大盐场确实相继沦入不能产盐的境况，其原因或许比较复杂，但均受到“海味变淡”这一因素的影响。

清浦盐场最靠近长江口，明初时尚有灶户五千七百余，草荡二万六千余亩，岁办课银一千一百七十七两叁钱一分二厘，其生产规模在浙西诸盐场中居于中等。^⑭时江流主要走北支，而清浦场位处涨潮流势强的南岸，咸潮浸灌带来丰富的卤质资源。明正德四年（1509）成书的《练川图记》，其卷首图中绘有“清浦场”，该场位置在吴淞江口以东，毗邻当时著名的航海标志宝山墩，占地甚为广大。^⑮但至明嘉靖时，清浦场产能迅速衰减，万历《嘉定县志》述其当时的状况为：商引绝，灶户逃亡，排催破家。^⑯对于清浦场衰落的原因，官方志书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由潮侵和滩涂内坍造成，“嘉靖以后，海潮内侵，墩坍荡洗，水不成盐，商引遂绝”；^⑰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海水变淡、卤水不足所导致，“往者滨海之民，多煮盐以为利，今海味淡，而利悉归于崇明”。^⑱笔者分析认为，这两种说法均符合当时实际的江海形势，因为明中期以后，清浦盐场所在的吴淞江口（后为黄浦江口）东岸确实成为海潮顶冲强烈的地区（本文后面有详述），海岸内坍较为严重，生产卤水所依赖的滩涂面积大为减少；其次，时人提到南岸吴淞口一带海味变淡，对面的崇明岸线则正好相反，卤咸适合产盐，这证明长江口主泓正在向南支偏移，行经右岸的淡水量逐渐增大，而崇明岛靠近北支的岸线正在为涨潮流所控制，咸潮势力渐趋增强。

清浦盐场在明后期已停产（根据明隆庆、万历年间位于宝山、川沙交界处的下砂三场已不产盐之事实进行推断，详见下文论述），其滨海滩涂已完全受淡水影响，常态下到达此地的潮水主要成分为江流排出的淡水，而非咸潮。正如民国《宝山县续志》所总结：滨海居民资以汲引灌溉者，皆江水非海水也；邑境并无灶户煮盐，尤足为江水之明证。^⑲

清康熙年间，淡水控制区已向南推移到今川、南交界，下砂二、三场均因水淡而不能煎盐。雍正《南汇县志》“海浦”一节云：“自清水漥以南，较川沙以北，水咸宜盐，近沙堤壅隔，其外味寖淡，而煮盐之利亦微。康熙间，商人又请毁五团以北盐灶，享盐利者，仅下砂头场”。^⑳其意是说，下砂场五团（位于川、南交界）以北的盐场已失去产盐的条件，五团以南地区的产盐条件也不如以前，尚能够产盐的只有下砂头场（位于南汇嘴附近）的一、二团。这表明长江主泓带来巨量淡水的影响进一步向东南的海岸带扩展，正在靠近南汇嘴。雍正《南汇县志》“盐课”一节明确指出：“下砂三场水淡无盐，二场又近奉毁禁，所产者唯一场之一、二团耳”。^㉑

下砂三场距长江口较近，受到长江主泓南偏的影响也较早，实际上在“明季已不产盐”。^㉒大致在“明隆、万间，八、九团（属下砂三场）已不产盐”，其原因便是“海口淡水渐南”。^㉓其后到了清康熙十六年（1677），该场原有盐地尽已升科为垦种的农田。康熙五十五年（1716），该场盐大使也被裁撤，^㉔至此，下砂三场完全变成了农业区。

下砂二场距长江口稍远，盐业生产在清前期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之后，最终在雍正二年（1724）由浙江巡抚李卫“全行裁毁”。^㉕也就是说，清中期时下砂二场也完全失去产盐条件。

位置最偏东南的下砂一场，虽然在清中期时尤可产盐，但也只是勉强维持，淡水的影响逐渐增大，产量一路下滑，最终在道光年间完全停产：“康熙间，额设盐灶二百二十二座；雍正三年，移灶团聚，存一百四十九座；乾隆初，二团灶皆废，唯一团存一百七座；后因沙涨泐淤，咸潮渐远，亦多停歇；至乾隆末，仅报煎三十一灶；嘉庆间尚存二十二灶；道光间遂俱停煎。”^㉖

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的《南汇县志》在讲到境内曾经为产盐之区时，完全是以回顾历史的语气追溯道：“向赖煮盐之利，后以水淡停煎。”^㉗民国《川沙县志》则云：下砂场已久不产盐，灶丁已完全改为农业。^㉘

晚清光宣年间，淡水影响区已越过南汇嘴继续向西南扩张，奉贤的青村盐场受到很大影响，滩涂淡化的后果开始显现。柴场镇附近海塘以外的滩涂，属青村场三团，在清光绪以前尚可摊晒食盐，但“自长江改行南水道，青村场境海水受淡水影响，产盐日少，每年惟产芦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这一带滩涂普遍开始种植豆类和棉花。^㉙平安泐在光绪初期尚有盐产，后因盐场减少并归袁浦场管理。^㉚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农业部决定将原属袁浦、青村两场征收场课的荡田，改归地方政府征收田赋，因为这些滩涂地带大部分已废灶改种农作物，^㉛本次改盐为农的土地大约有17万亩之多，^㉜这说明青村、袁浦两盐场的生产至此实际上已走向衰微，淡潮的长期浸灌使得大面积滩涂具备农垦种植的条件。

再往杭州湾北侧的金山沙嘴方向，长江冲淡水对盐业生产的影响也波及至此，其效应在20世纪前半期集中体现出来。根据1929年侯德封对两浙盐场年产能力的统计，金山一带芦沥、海沙盐场的年产量分别为21240担、18500担，为浙西诸盐场中最小，尚不及杭州湾南岸三江盐场年产量的1/10（三江场为221760担）。^㉝究其原因，海水盐度的差异应为重要因素。^㉞根据现代地理学测定，今天杭州湾口北侧受长江径流的影响仍然较大，江水出口门后，其中一支向西南进入杭州湾北岸，造成从南汇嘴至独山之间狭长水域盐度逆向分布的现象。^㉟前引芦沥、海沙盐场产量低微的事实说明，民国初期长江淡水对杭州湾北侧海岸带的影响已相当明显。20世纪30年代，政府曾有裁撤鲍郎、海沙盐场之议，原因为“卤质淡，不能晒制”，乃至盐民生计无法维持。^㊱1946年政府就改盐为垦问题对杭州湾北岸盐场进行调研，考察报告中提到：“海沙、芦沥两场，离海水已甚远，潮水不能大量涨入，盐民甚至用人工将水泼入场内六七次，方得成卤，卤的成分亦甚淡薄，普通晒盐每板可出盐一斤，而该处每板仅出盐半斤”，^㊲这说明海水盐度偏低、生产成本提高已严重制约了盐场的发展。1951年鲍郎场、海沙场停产废场，与海水淡化有直接的关系。^㊳

通过上述对明初以来长江口南岸淡水影响区的演变过程及盐业生产相关变化过程的复原，不难看出，长江主泓从北支向南支的移动具有渐进性，历经较长的时间，经由南支下泄的径流量大致为不断增加的趋势。^㊴在长江主泓不断南偏的影响下，长江冲淡水的控制范围贴海岸向东南推进扩展，南岸的盐场由于海水盐度降低而渐次衰落，盐场滩涂相继转变为农业种植区。

一般而言，位居淡水区并且处于大面积淤涨滩涂上的潮沟水系，宜于同海塘以内的河流接通，因为新开发的滩涂田地既可借由潮沟引入淡潮灌溉，加快土地熟化，也提高了内地涝水外排入海的畅通度。人们通常是在海塘下建造水洞，使内水穿越海塘下泄，同时又通过关闭闸门来防止飓风大潮或干旱江水势弱时有咸水进入内地。但位于海潮顶冲点的海岸，经常受到大汛或强潮的冲激侵蚀，岸线时虞坍塌，出海的河口易成潮汐倒灌的通道或者引起海岸崩塌的节点，海潮带入的泥沙又易于在内河沉积造成淤塞，这样的河口不宜保留。在建造海塘时，人们通常会将此类出海河口加以堵塞，不留水洞，如此一来海塘内外的水系便成隔绝状态。因此通过观察海塘内外水系是否贯通，可辅助判断某处海岸在一定时期内是淤涨型海岸或为坍进型海岸，是稳定的淡水影响区或者为强潮顶冲的地区。以下通过对明清以来长江口南岸水系形态的连续复原，进一步观察长江主泓南偏态势下江水与海潮对海岸带地理塑造力量的变化。

黄浦江口以西的宝山、嘉定岸段，明清以来长期受到海潮及江流冲刷的共同影响，岸线总体上处于坍进状态，与之相应的是，各入海干河的出海口频被人工堵筑。乾隆《宝山县志》记，自镇洋（今太仓境）、嘉定交界处的墅沟始，直至宝山黄浦江口西侧的沈浦浜，其间20余条干河的出海口，一律实施了堵塞（即海塘下不开水洞，使内河水不能通达塘外入海），仅保留练祁河、大川沙、蕰藻浜、钱家浜等少数河口，用以排除内涝及引入江流淡水满足灌溉之需。堵口的经费一部分由政府出资，一部分由民力筹措。^㊵堵塞大多数河流的入海口，主要是为减少潮灾时咸水直入内地对农业和聚落造成的损害，也为减少随潮而入的泥沙在内河的淤积。^㊶同时，也有防止枯水季节含盐水经北支向南支倒灌的因素，因为此处靠近北支入口，而此时随着长江主泓南偏，北支已成为含盐涨潮流占优势的河道。

需要堵筑或开通的河口并非一成不变，要根据潮水冲刷的位置和岸线坍涨变化的转换进行调整，^㊷对于其中的水文原理，民国《宝山县续志》如是解释：“邑境出海各口，昔以堵塞为利，今则以内港久淤，亢旱不足资灌溉，水潦不足资宣泄，如钱家浜、顾泾之出口，则开通为利矣，此时势之不同也。或以近海潮溢为虞，如嘉定之争坝蕰藻河，邑城之争坝采淘港，则堵塞为利矣，此地位之不同也”。^㊸总体上可以看出，长江口南岸的嘉定、宝山地区在明清时期经常受到强潮的冲击，江水冲刷力度也较大，岸线常处于坍进状态。在出海河口大部分被堵塞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功能强大的水闸技术，则海塘外发育的潮沟水系与内地河流水系就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

黄浦江口以东的江东岸段，自明中期以后成为遭受潮灾最频繁、海塘最险要的地段（本文第三部分有详述）。在明万历十年（1582）曾因海潮冲决而形成李家洪大口，该口因港深水阔，江道顺直，海船易入，而长期作为吴淞地区的海防要地，“贼之犯上海也，每自李家浜入黄浦，逼临城下，南汇反在其外”。^㊹该区不仅在飓风或大汛时易发生潮灾，在旱季江水冲刷力弱时咸潮入侵也会增加：“盐潮去岸不数十里，时值大旱，江水力弱，盐潮渐近，或乘东风横溢而上，棉稻俱淹，此旱之害也”。^㊺江东岸段入海河流的治理措施与黄浦江口以西地区大致相同，以堵塞入海河口为要。从民国《宝山县续志》所载“高桥乡图”来看，海塘外除少数短小的潮沟外，基本看不到入海的河口。^㊻

川沙八、九团一带（属下砂三场）在元明时期为咸潮浸灌之地，海潮势力较大，易于冲成深阔的港口，《川沙抚民厅志》云其“前明洪漥深阔，为倭所从登”，当时川沙堡（设于明洪武十九年）外有川沙漥通海，因水深岸近，贼船易登，政府特意增设漥兵防守。^㊼也由于咸潮常至，川沙在明前期仍可产盐：“明以前水咸，饶盐利，滨海皆聚灶煎盐，故八、九两团以路名者，皆载盐过塘之所”。^㊽至清乾隆时期，川沙八团外仍存杨家洪、凌家洪两个较深的港口，“洪口深阔，每遇风潮，冲坍圩塘，外连大海，水势奔腾，冲激外护塘”，^㊾这说明该处海岸仍位于海潮顶冲位置，海潮的冲刷作用大过江流下泄的力度。

但至清后期道光时，川沙海岸显示出淤涨岸的特征，因为随着南支江流排水量增大，与潮汐流形成对冲，潮汐势能消减，这里反成为泥沙易于淤积之地。道光《川沙抚民厅志》云：“诸漥皆淤，无海舶寄椗处”；^㊿原来港宽水阔的黄家湾口，此时潮来皆水，潮去成涂；⁽⁵¹⁾原来的通海港口杨家洪、凌家洪皆有淤塞之迹象。但在淤涨区的南面，由于江水冲刷力稍小，又形成新的深水港口−老洪漥口；⁽⁵²⁾至光绪初，老洪漥变得更加深阔；⁽⁵³⁾民国时期老洪漥口依然海水湍急，面狭底深，以至于小型的商船难以停泊。⁽⁵⁴⁾

川沙的案例说明，江流与海潮的对冲作用也是影响岸线坍涨的重要因素，对冲比的强弱变化造成泥沙淤积点的位移以及通海河口的水文变化。明清以来的川沙海岸由此成为坍进岸向淤涨岸过渡的类型。

明初直至清前期，南汇嘴北侧一直为潮沙易于沉积之处，呈现出淤涨岸的显著特征，其原因除江流至此力弱，也与向海凸出的南汇嘴之挑流作用有关。雍正《分建南汇县志》追溯其历史上的港口情况时说：“沿海皆浅沙，海艘不能泊”，故而“邑虽近海，而商贾不通”。⁽⁵⁵⁾海岸地带由于潮流势缓，积沙深远，缺少深洪大港。民国时八团以南的南汇海岸，虽潮沟众多，但“沿滩浅露，潮来成水，潮去成涂，海舶不能傍岸”。⁽⁵⁶⁾

由于地处长江口南岸淡水区内，咸潮影响力被南汇嘴分化，潮沟水系与海塘内水系相互贯通，滩涂地带能够较好地利用淡潮进行灌溉，因此南汇的滩涂农业得到长足发展。清中期时南汇农人灌溉田亩要看风向行事，从东南海上刮来的风容易带来咸水，要尽量避免使用： “其水从东北风至者则淡，可资以溉田，从东南风至者则咸，入田禾稻皆焦”。⁽⁵⁷⁾川沙南境也利用淡潮灌溉，其用水经验也是密切观察风向的变化：“其水之咸淡，因风而异。遇东风与西北风则江水南流，味常淡；若连日东南风，则海水北流，咸潮涌入。农人恐伤田禾，禁止灌溉”。⁽⁵⁸⁾

清中期以后，南汇、川沙一带在海塘下普遍建造水洞，以沟通内外水流，已成海岸带水利的常态。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一“南汇县水利图”，详细绘制了里护塘、钦公塘下各个水洞的位置及名称，从中可见，塘内河流与塘外潮沟通过水洞相互联通，使得旱、涝、潮情况下的水流均得到有效控制（见图2）。

图  2  清中期南汇滨海的海塘、水系与水洞分布

由于滩涂淤涨较快，新的海塘不断增筑，清光绪时南汇海塘下所建石洞甚多。据民国《南汇县续志》追记：“光绪十年，钦公塘外新筑堤圩，圩内田畴东无出水，惟赖七团北首白龙港、老洪漥二处泄泻。农民以泄水远滞，偶遇雨潦，田即淹没，议就钦塘开洞六处。十一年，试用砖木砌洞，讵工甫完竣，即遭急流冲毁。十二年改建石洞，一在一团沈家码头，一在一二团交界老鹳嘴，一在二三团交界王家路码头，一在四团邱家码头南首，一在五团顾亭北首，一在六团邓家码头南首……每洞各举董事一人，悉心经管，由董各举塘长、闸夫，请县谕充，专司闸门启闭”。⁽⁵⁹⁾该志还对三道主要海塘下建于不同时期的水洞（名称多为本地土名）分别进行列举：老护塘下有金家水洞、康家水洞、耕乐桥水洞、新水洞、殷家水洞、四安桥水洞等7座；钦公塘下水洞最多，有11座，为王家滩水洞、老鹳嘴、王家路、唐家路、吴家、马家、朱家、顾家、江家、谢家、东水洞；最外一重海塘李公塘下有4座，为孙家水洞、马家水洞、南水洞、北水洞。⁽⁶⁰⁾ 李公塘系在光绪三十一年修成的最外层大海塘，人们在筑塘的同时直接开通了泄水石洞，并造好了水闸，可见当时咸水对南汇海岸的影响确实不大，海塘外的滩涂也较快地熟化并被开发为农田。

从上述复原可知，明中期以来随着长江主泓的持续南偏，长江口南岸自嘉定至南汇嘴之间的广大海岸带相继成为淡水区影响的范围，潮水可用来灌溉，但海岸水系却存在是否通海的差异，淤涨区入海河口向海贯通，并借助水洞水闸控制水流循环；坍进区入海河口则由海塘与滩涂潮沟隔开，海塘内外水流不通。至清末民初，两种类型海岸的分界点大致在川沙老洪漥一带。

随着长江主泓向南摆动及南支泄水量的不断变化，长江口南岸不同地点受江水冲刷的强度也相应变化，加上潮流顶冲的作用，海岸线坍涨地段表现出由北而南的差异。

明前期，吴淞江口以西海岸的坍塌已经比较严重，其标志性事件当数吴淞所城的坍陷与重建，该城重建后仍长期面临潮蚀危险。据嘉靖《嘉定县志》载，长江口重要的军事防御堡垒吴淞所城建于洪武十九年（1386），初建为土城，当时距离海水尚有三里许，但至永乐年间，其东北隅在江流及海潮的冲蚀下已倾陷入海。明嘉靖十六年（1537），兵备副使王仪提议在旧城西南一里处建筑新城，嘉靖三十四年（1555）新城乃成。但新城的地理位置仍相当险要，其三面瞰海，“遇东风潮涨，则城浸于水”。⁽⁶¹⁾另据张修桂考订，吴淞所城再往西北的江岸在明代也有十分显著的坍塌，宋代以煮盐、烧窑而闻名的黄姚（窑）镇，当时其外建有海塘以卫护，镇距海上尚有相当距离。但明代中叶，岸线内坍，旧海塘没入海中数里。明末清初时，黄姚镇及其附近的顾泾港也已坍没入海，岸线逼近今岸。⁽⁶²⁾

由上可见，有明一代吴淞口西岸为典型的坍塌型海岸，其中原因，与其正处长江南支口门处的顶流位置有关，主泓南偏对南岸冲刷逐渐加剧；其次，这一时期崇明岛沙洲的并岸成型，也使得河口过水断面缩窄，导致江水对沿岸的冲刷力加大。

明中期以后，受江流侵蚀的岸段向东南扩展，吴淞江口以东的江东地区频发建筑物坍江及毁塘事件。明永乐年间作为航海标志和烽堠台而建的宝山墩，在万历十年（1582）七月，随着潮决李家浜大口而坍入江中；其后坍江持续，万历年间建成的军事堡垒宝山所城，于康熙八年（1669）完全沦入江中。⁽⁶³⁾康熙三十三年（1694），苏州府李继勋在旧城西北二里又建新宝山城， ⁽⁶⁴⁾但在雍正间，该城东面已面临坍江之虞，“直为海潮激薄，城没数版，南抵蔡家路口，俱已日就崩坍”。⁽⁶⁵⁾幸而雍正十一年（1733）建成坚固的江东大海塘，并在后来不断得到重修加固，康熙宝山城的主体才得以保全。

清后期关于强潮冲激江东海塘所发生的险情亦常见于史料，如光绪十三年（1887），海潮暴涨，直逼塘身，塘外滩地刷坍几尽；宣统元年（1909），海塘被冲毁三十一丈，桩木被拔起六百余根，⁽⁶⁶⁾可见清代江东岸线一直遭受频次较高的强潮冲击，老鹳嘴一段数十丈海塘甚至坍入海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浚浦局于塘外建筑石梗，改变了水流方向，江东岸段的稳固程度较前提高。⁽⁶⁷⁾民国以后江东海塘大体上保持了原来的塘址线路，因此清康熙间筑成的宝山城遗址得以保存至今。

黄家湾位于宝山所城东南，向被视为江东地区的南界，该处演变为侵蚀岸的时间比宝山所城一带稍晚。万历《嘉定县志》所载“宝山所图”显示，黄家漥（黄家湾）的位置偏于内陆，距离海水尚有一段距离；⁽⁶⁸⁾万历十年潮决李家洪之后，宝山所城逼近于海，当时曾有人建议将其迁往嘉、上之交的黄家湾，⁽⁶⁹⁾虽此议未果，但至少说明当时黄家湾一带的海岸是相对稳定的，潮流冲噬的影响并不大。但到了清中期，黄家湾几乎成为长江口以南坍岸幅度最大的地区，内坍达到二十余里。雍正六年（1728），陈世倌督浚吴淞江工程，曾至沿海一带阅视，他看到：黄家湾以北，至宝山城一十八里，向有护塘，已坍卸入海。现在逼近海滨，田亩庐舍，并无尺土捍御。⁽⁷⁰⁾乾隆《上海县志》亦载：“查黄家湾界碑云距海二十里，自海内徙以来，去界碑数武外即成巨浸”。⁽⁷¹⁾晚清民初，由于海中新出露的横沙、鼎丰沙等沙洲的逼压，使得川沙北境的黄家湾段水流更急，坍岸仍持续发生，1915年川沙乡董申请省拨款修筑圩塘的疏略中描述了这种形势：今日川沙北境海塘，缘东南洋中各沙增涨，水势逼压下流，冲击奇紧，其险要无异于邻境宝山。⁽⁷²⁾

清中期以后显著的淤涨岸段在川沙南境及南汇、奉贤地区，涨滩大致沿钦公塘外岸线分布。但南北淤涨程度有所差异，川沙南境为坍岸向涨岸的过渡地带，淤涨幅度较小；而受南汇嘴挑流作用影响较大的南汇及奉贤东部，则淤涨幅度较大。光绪十年（1884），松江府知府博润履勘海塘，他看到的景象是：钦塘外新涨之地南阔北狭，或三十余里，或十余里不等，这表明钦公塘南段以外淤涨的幅度超过北段。雍正《南汇县志》有记：“县治历内外捍海塘，及芦场、盐场、沙岭约三十里”，⁽⁷³⁾可见清中期时南汇县城以东即是滩涂淤涨最快的地区。新编《南汇县志》对历史时期南汇地区海岸线的变迁情况做过系统的统计，指出自明初直至20世纪80年代，该区海岸线均呈向外延伸的趋势，其中南部向东南方向延伸的距离为最大。⁽⁷⁴⁾

今奉贤东境海岸带在20世纪中期以前系青村盐场的范围，其中心城镇青村镇在明中期时已距离海岸线十余里之遥，并且这一淤涨趋势比较稳定地保持到晚清光绪间。据光绪《重修奉贤县志》记，当时海塘外涨涂格局最大的是青村场属下的三、四、五团海滩，海岸线距场署10—20里不等，由于长江带来的淡水汇至此处，可引以为灌溉，滩涂渐次得到开垦，多种棉花、禾稻，盐业生产已渐衰落。⁽⁷⁵⁾奉贤淤涨岸段的西界大致到奉城镇，该处在民国初筑成一道新的圩塘，圩塘外的土地在1940年代时已发育为农业区。⁽⁷⁶⁾

由上述明清以来长江口南岸海岸线的坍涨变化可见，江流对岸线剧烈冲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黄家湾以上的岸段，尤以吴淞口两岸最为显著。其次由于长江南支河口处长兴、横沙诸沙的孕育，水道逼窄及水流加急，受冲坍没的岸段有向东南川沙方向下移的趋势。南汇及奉贤岸段距离长江口门较远，江水冲刷力至此减弱，海潮涨潮流占优势，江流与海潮的对冲使得泥沙在南汇嘴南北两侧沉积，这两处岸段遂成为典型的淤涨型海岸。

本文认为，对于人文历史研究来说，长江主泓道在江口地区南北摆荡的自然变化，更适合看作一个多重因素综合影响和互动的渐进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断然的历史事件或时间节点。复原和总结长江入海口主泓摆动影响下的海岸带地理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应对和适应的规律及机制，具有重要的人地关系意义，同时也可从更高精度上认识历史时期长江口主泓摆动的周期性。

今长江三角洲的发育经历过六个亚期，每个亚期均存在南支、北支分流以及主泓渐向南支偏移的过程，本文所论明初以来江偏南支的过程，只不过是距今最近的一次汊道交替水文变化。目前长江口北支又正在淤废之中，崇明岛南面正在发育新的南北支汊道。自然地理学界对长江口南北支交替周期的看法是，每一亚期大约经历1500年左右，但每一亚期的发育时间又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主要是从长期演变趋势上对长江河口演变规律和水文动力特征的总体认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每一变化周期的时间边界如何确定？南北支摆荡过程中长江入海水道与东海水文共同塑造下的海岸带岸线、沙涂、水系、土地利用、人类聚落等等人地要素的复杂变化和配合机制，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都还缺乏细节的重建和阐释。在笔者看来，长江主泓究竟于何时“彻底”归走南支或北支，或许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亚期的情况也并不一致，重要的是以一个可操作的方式，用细致的历史事实重构某一相对时段内江流摆动的实际过程与人类活动的实际响应，以之推进长江口环境变化及人地关系史的研究精度。本文依据地方史料对明初以来长江口主泓向南支摆动的过程及南岸地理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情况进行连续性的时空复原和分析，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

本文研究发现，明代初期长江主泓向南偏移的效应已在江口南岸的岸线坍海以及盐业生产衰减等方面有明显的表现，此后随着南支排水量的继续增加，江流对南岸的冲刷点逐渐向南扩展，与之相应的是，淡水对盐业生产的影响范围也向南扩展推移。在明初至民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长江口南岸自太仓浏河口至奉贤青村镇的广大地区，相继成为淡水控制区，常态情况下咸潮不至，潮水成分主要为长江排出的淡水，只在飓风、大汛或连续东南风等异常情况下，咸潮对这些地区的水质和农业生产等有所影响。但农业用水条件的转好与盐业生产资源的衰落是对应的，明初松江分司所辖的清浦、下砂、青村等盐场，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间相继因缺少咸潮和卤水而停产；20世纪前半期，因海水变淡而导致的盐场衰落又进一步波及西南面的奉贤和金山地区，袁浦盐场、芦沥盐场、海沙盐场相继被裁撤停产。明初至20世纪中期长江口南岸淡水区影响范围的渐扩过程及相关社会经济活动的响应，一定程度上证明最近600年为长江口主泓径流量向南支偏移并逐渐增加的过程。

江流南偏对长江口南岸海岸线、水系等带来的影响也清晰可见。在岸线坍涨变化方面，江流对岸线剧烈冲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黄家湾以上的岸段，尤以吴淞口两岸最为显著。其次由于长江南支河口段长兴、横沙诸沙的孕育，水道逼窄及水流加急，受冲坍没的岸段有向东南川沙方向下移的趋势。南汇及奉贤岸段距离长江口门较远，江水冲刷力至此减弱，加之南汇嘴的挑流作用，该处成为典型的淤涨型海岸。在滨岸水系和水利方面，同样是长江径流排泄淡水影响的海岸区，但淤涨型的海岸滩涂地带能够快速发展农业，因为海塘内外的水系衔接使滩地获得良好的灌溉条件；而坍进型的海岸入海河流以堵塞为主，海塘下不开水洞，这不仅表明海塘外的滩涂格局狭小，难以发展农业，同时也影响到海塘以内农业区的排水和灌溉。

江口海岸的地理环境是多种自然力量塑造的结果，动力机制十分复杂，不同河口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因素都存在差异，同一岸段不同时期的主要塑造力也非一成不变，如著名的强潮河口−钱塘江口的三亹摆动机制，与长江口的南北支分汊及摆动机制，在影响因素方面就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还应针对具体河口的径流、海潮、海平面、泥沙沉积等具体条件，并结合不同时期的海岸带水利建设、河流治理、滩涂利用等人文因素，进行综合的过程研究。本文对明初以来长江径流摆动、长江口南岸地理环境及人类活动变化的复原和分析，亦是从个案角度证明，在海岸带环境变迁领域的研究中，以史料考证与复原为基础，借鉴河口海岸水文学和沉积地貌学等现代自然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人地关系的综合研究是一种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