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地方州县的建置与罢废，应当存在着一整套决策、出令、执行的行政运作流程，然后地方将执行的时间和结果反馈给中央，成为登记在案的官方档案，再被史书编纂者编入史书相应篇章，成为流传后世的有关州县置废的史料记载。但是，这一过程的细节在以朝廷为中心的史书书写体例中几乎得不到任何呈现。考察相关典制文献，只有一件线索是明确的：史馆是汇集州县置废“事例”的专门机构，如《唐会要·史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所示，在唐代的制度规定中，地方州县置废的情况由户部负责录送史馆，“有即报”，确保信息的及时上报与汇总。州县置废与其他诸如天文祥异、蕃国朝贡、法令变改、硕学异能等“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⑧《 唐会要》并未明示此条记载的确切年代，但下一条的时间是德宗建中元年（780），因此我们基本上无法得知唐代后期史馆收集州县置废情况的周密性与连贯性程度。^⑨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四月，史馆上奏称“本朝旧例，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合录事件报馆”中，州县置废亦由“户部录报”。^⑩及至宋代，州县置废情况依然由户部负责收集上报，“凡州县废置，户口登耗，则稽其版籍”，^⑪说明户部收集州县置废情况汇总上报史馆的制度从唐到宋都是持续进行的。

但是，在后续王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中，修史之前一般都要经历改朝换代的前朝末年的战乱和动荡，其间州县是否有变动，变动出自朝廷旨意还是地方意志抑或叛乱阵营，州县置废信息能否顺利汇总到史馆，史馆汇编的材料在战乱中能否幸存，都会成为正史纂修之初必须面临的史料残缺的严峻现实。后晋天福六年（941）二月，宰相赵莹被任命监修规模齐全的唐代历史。^⑫但是，“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竹简漆书之部帙多已散亡，石渠金马之文章遂成残缺，今之书府，百无二三”，故赵莹于四月上奏“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购求”；对于“山河易制，名类实繁，请下兵部职方，自开元已来山河地理、使名军额、州县废置，一一条列，以凭撰述郡国志”。^⑬由此可见，唐代后期州县置废“事例”作为正史“郡国志”“地理志”的史料来源，在《旧唐书》纂修之初已经散佚严重，后于开运二年（945）仓促成书时，其中《地理志》的完善程度可想而知。清顾祖禹在比较《旧唐书·地理志》与《新唐书·地理志》后认为，“刘昫《唐志》略于天宝以后，欧阳氏略于天宝以前”。^⑭在此前提之下，我们再来反观残存在地志材料中的唐末州县置废信息，更显其史料制作的偶然性与弥足珍贵。但是，越是稀见，就越是需要加倍谨慎地鉴别不同史书记载的史料来源。

有鉴于此，在全面系统梳理唐代后期州县置废情况的基础上，我们特别留意到唐朝灭亡前夕，与其他地区或阙失或零碎的记载相比，李茂贞建置新州的史料相对集中。如所周知，李茂贞原名宋神通，僖宗光启二年（886）赐姓，名茂贞，并于昭宗时先后被封为岐王、秦王。因此，我们选用“秦岐”来指代李茂贞，并对应李茂贞所控制的以凤翔为核心的地域范围。^⑮兹据史籍所载，将相关史料列表铺陈，试图在有限的文字信息之外，努力探求更深层次的时空意涵，并祈求教方家。

“表1”所列史料均未见于《旧唐书·地理志》，且错综混乱之处所在多有。其中，乾州建置的诸条史料更是互相矛盾，未明其后沿革变化及其与李茂贞的关系。乾宁二年（895）置乾州，后覃王出镇，建为威胜军，这条脉络较为清晰。但是，《太平寰宇记》“乾州条”载：“唐末李茂贞建为乾州。乾宁中，以覃王出镇，建为威胜军。”这种表述容易使人产生乾宁二年李茂贞建置乾州的误解，且没有乾州罢废的信息。而宋敏求所撰《长安志》对于厘清混淆非常关键，吴松弟先生即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凤翔府盩厔县条“乾宁中隶乾州，天复元年来属”以及《长安志》对乾州的记载，指出正确的顺序是：乾宁二年置乾州，天复元年（901）曾废，天祐中复置。^⑲因此，《太平御览·州郡部》较为含糊地记为“唐末李茂贞建之为留后”，《新五代史·职方考》更为简略“李茂贞置”，具体时间所指均非乾宁二年，而应是天祐年间。“表1”所列有关乾州置废的其他史料均未明言天祐中李茂贞曾复置乾州，而《长安志》是我们能够将乾、耀、鼎、翟四州作为天祐年间李茂贞系列置州举措进行整体考察的关键证据。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其中“天祐中，李茂贞墨制以奉天县复乾州”一句的具体史源，但宋敏求编撰《长安志》的初衷在于弥补唐韦述《两京新记》只叙长安古迹的缺憾，并广泛搜集整理与长安有关的历史实录、传记、家谱、古志、古图、碑刻、笔记等材料，应该是有确切依据并足以征信的。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天祐三年李茂贞置鼎州，但《长安志》却载鼎州置于“天复中”。结合《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我们或许可以适度推测，李茂贞曾以华原县置茂州，或许与李茂贞的名字有所关联，以其养子温韬为刺史，后来在天祐年间才改为耀州。其他史料均载李茂贞直接建置耀州，未提之前的情况。华原县与美原县临境，是否有可能李茂贞先在天复年间置过鼎州，与茂州同步，后来在天祐年间又与耀州同步建置，所以在史料中绝少提及天复中。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但我们还是不倾向于仅简单排比出“天复”与“天祐”的一字之差并断言二者必有一误的作法。

理顺李茂贞建置乾州的确切时间段对于本文展开论述非常重要。如“表1”所示，耀州和鼎州的建置几乎同时，大多史料将时间记为“唐末”，《新唐书·地理志》精确到“天祐三年（906）”，如果我们认定李茂贞复置乾州是在“天祐中”的话，那么完全有理由相信，《太平寰宇记》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末”置翟州，也发生在“天祐中”。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李茂贞僭行墨制建置乾、耀、鼎、翟四州同为发生在天祐三年的统一行动。为慎重起见，我们暂且将四州建置的时间聚焦在唐朝历史真正的尾声−天祐年间。天复四年（904）闰四月改元天祐，八月昭宗被弑，哀帝即位，至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灭唐，建立后梁，^⑳此三年期间，正可谓“唐梁之际”，亦可称“唐五代之际”，故曰“五代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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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最后三年，发生了一件动摇国本的大事，即迁都洛阳。此前，王朝政治中心在京师长安，^㉑“昭宗冀以‘纵横术’来获得新的平衡，因为没有哪个集团强大到足以藐视他人，然而任何平衡总有无法改变的基本缺陷：朝廷的‘纵横’行动背后已经没有了权威。”^㉒从长安西北到西南的广大区域不断被李茂贞所蚕食，坐拥关中“四塞之地”，以致朱温、王建均无法攻取凤翔。^㉓至乾宁元年（894），盘踞凤翔的李茂贞已“有山南梁、洋、兴、凤、岐、陇、秦、泾、原等十五余郡，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颇有问鼎之志”。^㉔光化三年（900），刘季述、王仲先幽禁昭宗，光化四年（901）正月，昭宗反正。二月，“制以全忠检校太师、守中书令，进封梁王。”四月，改元天复。“李茂贞自镇来朝，赐宴于寿春殿，进钱数万缗。时中尉韩全诲及北司与茂贞相善，宰相崔胤与朱全忠相善，四人各为表里。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㉕

天复元年（901）十一月，岐王李茂贞迎昭宗至凤翔，引发梁王朱温对凤翔的猛烈攻讨，岐军连败。朱温由长安“至凤翔，军于城东”，后又“移兵北趣邠州”，“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请降，复姓名杨崇本。全忠质其妻于河中，令崇本仍镇邠州”。^㉖李茂贞向“联盟”^㉗盟友河东李克用求援，朱温暂时折返。天复二年（902）五月，在摆脱李克用的掣肘之后，朱温又“自引汴军五万西征”，六月，拔凤州，“进围凤翔，遣判官入城迎驾”。岐军再战再败，“茂贞繇是丧胆，但闭壁而已”。^㉘凤翔围困战长达一年之久，即“李茂贞墓志”所载之“逐大憝于关中”，^㉙李茂贞的每战辄败使凤翔城中军民及昭宗皇室均陷入极度困境，至十二月，“邠、宁、鄜、坊等州皆陷于汴军。茂贞惧，谋诛内官以解”。双方争夺天子的战争以朱温获胜而告终，天复三年（903）正月“天子遣中使到全忠军，茂贞亦令军将郭启奇来达上欲还京之旨”，随后“车驾出凤翔，幸全忠军”，并于当月返回京师。^㉚昭宗在凤翔停留的时间约一年两个月，这段时间对于朱温来说，无疑最受刺激，并深刻体会到京师距凤翔过近，离自己的大本营大梁太远，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方面明显居于下风。因此，迁都的动议应该在昭宗幸凤翔时即以成形。而一旦迁都，李茂贞相比朱温的政治优势将荡然无存。事实也的确如此，李茂贞与昭宗失之交臂后，军事上的不断败退使其再也不复“凌弱王室”^㉛的盛气。

昭宗还京师后，朱温屯于河中。但昭宗回京不到一年，天复三年十一月，“邠州、凤翔兵士逼京畿，汴军屯河中”，如“图1”所示，凤翔府与河中府距离京师的空间距离基本相同，正说明双方的博弈与较量处于白热化的程度。李茂贞不肯善罢甘休，朱温则加紧了迁都的步伐。^㉜十二月，朱温命朱友谅杀崔胤、张濬等可能会反对迁都的七人，并于天复四年（904）正月“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同时，“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昭宗同月从京师出发，二月朱温还“辞赴洛阳，亲督工作”，^㉝“ 率诸道丁匠财力，同构洛阳宫，不数月而成”，^㉞足见对迁都洛阳的重视程度，势在必行。虽然昭宗试图借故拖延到十月，^㉟但迫于压力还是在同年闰四月经由陕州抵达洛阳，迁都洛阳正式告成。同月，改天复四年为天祐元年。

图  1  秦岐置州与907年后梁形势图⁽⁶¹⁾

然而，天祐元年（904）八月，昭宗即遇弑。“自帝迁洛，李克用、李茂贞、西川王建、襄阳赵匡凝知全忠篡夺之谋，连盟举义，以兴复为辞。而帝英杰不群，全忠方事西讨，虑变起于中，故害帝以绝人望。”^㊱也许李茂贞“人望”的焦点即为天子，但大势已去，为时晚矣。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朱温来讲，形势的变化使得迁都的战略意义远远大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只要象征王朝政治中心的首都从地理方位上远离凤翔，临近大梁，汴军相比岐军的优势地位就再也无法撼动，昭宗也就再无利用价值。虽然迁都之初何皇后曾谓昭宗曰“此后大家夫妇委身于全忠矣”，^㊲但迁都后反而连委身都不可得。反之，对于李茂贞来讲，随时出入京师的便利条件却一去不复返。渡边信一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帝国的编制，是中心领域—内部领域—周边军事领域的构成模式”，^㊳因此，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迁都洛阳后，李茂贞进逼长安的军事行动或许已在性质上悄然发生变化，原来争取胁迫天子，如今倒退为帝去城空，师出无名；原来围困京畿、撼动全国的战争，如今随着都城的远去成为边缘地带的局部军队行动。至于朱温灭唐建梁，“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唐）东都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佑国军节度使”，^㊴或曰改京兆府为大安府。^㊵空间距离上，大安府距离后梁首都开封更为遥远，再也不复关中帝王都之势。

伴随着首都的迁移和天子的远去，原京畿之地变为边缘地带，李茂贞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旧唐书》记为天祐元年六月“甲午朔，邠州杨崇本侵掠关内，全忠遣朱友裕屯军于百仁村”，“七月癸亥朔，全忠率师讨邠、凤”。^㊶如不加深究，此条材料极易使人产生杨崇本率本州兵马侵掠关内的印象。但《旧五代史》记为：“六月，帝遣都将朱友裕率师讨邠州，节度使杨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遂朝于洛阳。”七月“乙丑，帝发东都。壬申，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遣制以辉王柷为嗣。乙巳，帝自河中引军而西。癸丑，次于永寿，邠军不出。九月辛未，班师。”^㊷《 新五代史》记为：“六月，杨崇本复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声言讨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行弑，昭宗崩。”^㊸《 资治通鉴》则记为“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即杨崇本）传檄合兵以讨朱全忠；全忠以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将步骑击之；（胡注：当是时，蜀兵不出，朱全忠之兵力不能及也，令朱友裕击岐、邠耳。）命保大节度使刘弃鄜州，引兵屯同州。（胡注：刘在鄜州，逼近李茂贞、继徽，声援不接，故使弃鄜还屯同州，与朱友裕合势。）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讨茂贞等。”^㊹综合来看，天祐元年（904）六月战事中的关键人物是杨崇本，天复元年（901）十一月曾以邠州降朱温，现在又回归李茂贞的阵营合力攻打朱温。胡三省认为邠、岐连兵的根本原因是朱温“渔色”，^㊺“ 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归之。崇本怒，使谓李茂贞曰：‘唐室将灭，父何忍坐视之乎！’遂相与连兵侵逼京师”。^㊻《 资治通鉴》为我们呈现了两条至关重要的线索：（一）杨崇本倒向李茂贞，邠州回归秦岐势力范围；（二）朱温命刘从鄜州撤到同州。两条线索均在天佑元年，再观“图1”，李茂贞僭行墨制所置乾、耀、鼎三州，正位于邠州与长安京兆府之间；而翟州刚好处于刘从鄜州回撤同州的交通要道的中间位置。^㊼因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李茂贞所置四州均发生在天祐元年六月以后。

传世文献所载有关史事的精准时间往往很难判定，而出土墓志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作进一步定位。新出李茂贞之孙、李继徽之子李彦璋墓志即为显例：

　　东平悖逆，举兵内向，圣驾幸于岐阳。……帝念其忠孝，诏改安塞军为卫国军节度使，仍就加太保，兼以绥、丹二郡割隶焉。……洎国朝沦陷贼庭，皇都逆竖占据，甸服之内，蝟聚蜂屯，巨寇将有窥觇邠凤之志，乃于奉天城实兵仗，蓄粮储，深池壕，坚城垒。岐王乃命中令（李继徽）为六道行军司马，署公（李彦璋）六道都指挥使。奉天城自德宗巡幸后，雉堞壮观，士卒骁锐，虽贼泚与巢之盛，数年间终不能侵犯。公督励将卒，申明赏罚，不及一旬，遂克坚垒，屠贼万余众，斩将百余级。奉天置守宰，振旅而还。属大君钟平阳之酷，剧寇袭石头之僭，海内无复朝廷之命矣。岐王遵先天子绢书寄讬，恭行制命，乃承制加平章事。未几，复加检校太傅，兼侍中，余如故。方深繄倚，遽遘沉疴，以天复八年十一月廿五日薨于位，享年五十三。^㊽

墓志中“诏改安塞军为卫国军”，“安塞军”即“宁塞军”，但史籍未明改安塞军为卫国军的确切年代，当在乾宁四年（897）之后。^㊾据墓志，又可将改卫国军的时间精确到天复元年（901）昭宗幸凤翔之后。“国朝沦陷贼庭，皇都逆竖占据”当指天祐元年（904）闰四月迁都洛阳；“巨寇将有窥觇邠凤之志”当指朱温率军讨邠州、凤翔；“大君钟平阳之酷，剧寇袭石头之僭”借西晋怀帝、愍帝被虏至平阳而西晋灭亡，刘裕于建康称帝建宋而终结东晋，指代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建梁称帝。则墓志所载奉天城战事发生天祐元年六月至八月期间。而志主于天复八年（908）十一月去世，则卫国军节度使李彦璋参与的奉天城之战，就发生在李茂贞以奉天县建置的乾州。墓志生动展现了当时的战况，“屠贼万余众，斩将百余级”，姑且不论是否溢美与夸大甚至歪曲事实，但时间与空间信息的真实性值得高度重视。

天祐元年六月，朱温率军讨邠州、凤翔；八月昭宗遇弑；至九月，凤翔、邠州坚壁不出，朱温无功而返，因此很有以出师为名行弑君之实的嫌疑。此后的两年，关西战事相对沉寂，而朱温则在其他地区不断扩大地盘。至天祐三年（906）“十月辛巳，杨崇本会凤翔、泾原、鄜延、秦陇兵以讨朱全忠，战于美原，败绩。”^㊿《 资治通鉴》记载稍详：“（九月）静难节度使杨崇本以凤翔、保塞、彰义、保义（保大）之兵攻夏州，匡国军节度使刘知俊邀击坊州之兵，斩首三千余级，擒坊州刺史刘彦晖”；“（十月）夏州告急于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刘知俊及其将康怀英（贞）救之。杨崇本将六镇之兵五万，军于美原。知俊等击之，崇本大败，归于邠州”；“十一月，刘知俊、康怀贞乘胜攻鄜、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怀贞为保义节度使。西军（邠、岐军）自是不振。”⁽⁵¹⁾如“图1”所示，美原县地处岐、梁交界的最前线，且位于通往邠州的交通要道之上，观李茂贞所置四州可以发现，原属京兆府的奉天县、华原县、美原县与原属坊州的鄜城县，自西北至东北，环围长安。梁、岐交战对峙期间，双方即以乾州、耀州、鼎州、坊州、翟州为边界，亦可见增置属州在权力角逐、军事战略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各核心势力不断兼并弱势藩镇，其势力范围的外延必定会互相接触、碰撞，并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边界。强藩选择在边界地带增置新州，从藩镇军的结构和驻防体系上看，主要是可以向新置州派驻镇将，⁽⁵²⁾迅速而有效地提高边界地带的军事防御能力。对于藩镇而言，增置属州的意义还在于敌方必须逐个攻取属州而非仅仅拿下治所州，才能真正控制全镇。⁽⁵³⁾由此，我们可以大体断定李茂贞建置四州当发生在杨崇本大败之前，即时间下限为天祐三年十一月。否则十一月之后，鄜坊易主，李茂贞绝无机会再新置翟州。总之，我们认为，四州建置的时间区间在天祐元年六月至天祐三年十月，这与“表1”所列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置耀州、鼎州毫不冲突。另外，由于翟州在天祐四年（907）四月唐朝灭亡之前即已归入朱温的势力范围，所以到后梁开国之时，四州之中只有乾、耀、鼎三州还处在岐、梁边界线上。⁽⁵⁴⁾

严耕望在国疆的意义上将唐与周边诸邻国的分界视为“国界”，⁽⁵⁵⁾而国境之内各区域之间的边界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但是，如果跨过“五代前夜”，从907年后梁建立开始，梁政权的意义已经由唐帝国境内的一个区域转变为和唐等同的帝国，而907年以前朱温与其他强藩势力范围的界线从此就要上升到国界的层面来看待了。但是，岐王势力范围的特殊性又在于，其在朱温时代既未成为与梁并立的王朝，也未成为梁的臣属和附庸。那么，在梁立国前夕，李茂贞在与梁、岐接壤之地的一系列举措，到底是要提升到强藩与强藩的高度，还是政权与政权的高度？

论述至此，我们通过李茂贞建置四州已经逐渐看到一条边界线的出现。史怀梅曾对边界、边疆和分界线三个概念作出定义：边界（border）“是在和平谈判中主要通过协商确定的、基本精确的并可供商榷的分界线”；边疆（frontier）“是横跨边界线两边的界限模糊的地理区域”；分界线（boundary）“没有空间的含义，它完全存在于特定一群人的脑海中”，“是一个纯粹精神上，有时也是情感上的概念，所以它没有固定的标准”，“总在不断移动”。⁽⁵⁶⁾潘晟将宋与辽、夏诸国划分疆域时使用的“地界”“疆界”“界至”“封界”等概念统称为“界至”，对“边界”的定义也相对宽松：“指某一空间单元或群体与另一个空间单元或群体之间的分界线”，“就政治边界而言，其界定是为了明确一个国家宣称领土所限定的主权界线”。⁽⁵⁷⁾此外，史怀梅还对“边界”与“政治空间”有深入的剖析：“目前，我们构建世界的主要方法就是用边界将地球表面分割成独立的领土，每一块领土都造就一个经过严格界定（不一定无可争议）的政治空间。现代的边界线标志着一个特定国家或地方政权的界限和范围。边界线在空间上和政治上划分了彼此的国家主权，正是依靠对这一基本概念的普遍接受才使得今天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得以存在。”⁽⁵⁸⁾

史怀梅指出，“从唐（618—907）亡到澶渊之盟（1005）的一个世纪里，在辽（907—1125）与北宋（960—1126）两国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边界线。”⁽⁵⁹⁾而李茂贞建置四州，就发生在904—907年之间。因此，我们认为梁、岐之间因为战争产生的切实存在的“分界线”已经逐渐向“边界”的性质转化，虽然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异民族之间国与国的边界。葛兆光指出“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是民族和国家观念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并称宋代中国“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或曰“边界的浮现”。⁽⁶⁰⁾那么，我们能否这样理解，李茂贞建置四州所界分出的岐、梁“边界”，已经是近代民族与国家语境下“边界”的雏形或者早期形态了呢？

州县置废主导权的转移可以视为衡量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弱变化的一项重要标准。⁽⁶²⁾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两次大规模的动乱是唐代后期地方政治史的重大分水岭，深刻改变了唐朝的地方格局与行政体制。安史至黄巢之间，朝廷有意识地采取以藩镇制藩镇的政策，通过授予节钺维持相对稳定的平衡和秩序。⁽⁶³⁾但延续十年的黄巢起义直至中和四年（884）才最终结束，经此冲击，朝廷已经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藩镇之间的平衡状态也被彻底打破，“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⁶⁴⁾此后二十三年间的地方形势，唐廷几乎完全失控，制约藩镇的权威力量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二十三年之间，能够直接取代唐朝的势力尚未形成，新的统一和权威的建立还有待时日，⁽⁶⁵⁾于是兼并与战争首先不是通向统一，而是打破旧的平衡，完成地方的独立化。⁽⁶⁶⁾藩镇兼并最直接的驱动力在于扩大地盘，而拓地最直接的效用在于扩充军队，增强实力。因此，藩镇对地方控制权的争夺集中体现在对州的争夺上，特别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州，在藩镇相攻过程中频频易主，变动颇为剧烈。⁽⁶⁷⁾经过二十多年的相攻与兼并，地方独立化在唐朝灭亡前夕已经基本完成，并逐渐在独立化的基础上转向对“外”扩张，并积极寻求对政局和朝政的控制权。

唐代后期地方政治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由中央主导到地方主导的转折轨迹。藩镇时代中央掌握主导权，多采分镇的手段；⁽⁶⁸⁾地方掌握主导权，则会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兼并扩张，形成强藩。⁽⁶⁹⁾而在州县置废层面，若由中央主导，则会存在“朝廷授意—地方执行—地方反馈”或“地方申请—朝廷核覆—批准执行—地方反馈”等行政流程。反之，若由地方主导，则会出现强藩胁迫朝廷、强藩行墨制、强藩假传圣旨等模式。当然，地方叛乱期间的自行置废州县也广泛存在，因溢出本文的论述框架，故不赘述。

“表1”地志材料的记载中，频繁出现“奏置”、“表置”的提法，凭此只言片语实在无法还原州县建置的操作流程，但若与李茂贞“僭行墨制，建置某州”（简称“僭置”）的提法相比，或能适度有所展开。“奏”与“表”字义类似，奏指臣进于君以言事，表指臣对君有所陈请。《文心雕龙》所谓“言事于主，皆称上书”，“汉定礼仪，则有四品”，“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⁷⁰⁾在州县建置的适用场合与史料记载中经常混用，并无特意的区分。

《唐大诏令集》收录六篇朝廷颁布的建置州县诏令：高宗总章元年（668）《置乾封明堂县制》，武周天授二年（691）《置鸿宜鼎稷等州制》，宪宗元和五年（810）《置宥州敕》，元和十年（815）《置行蔡州敕》，元和十二年（817）《置遂平县敕》，武宗会昌三年（843）《置孟州敕》，⁽⁷¹⁾均为朝廷主导的置州或置县。⁽⁷²⁾其中“各令所司处分奏闻”等语，说明此等州县建置属于朝廷自上而下地推行贯彻。特别是天授二年七月九日，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二年，下制置鸿、宜、鼎、稷四州，并于同月二十八日颁敕执行⁽⁷³⁾：“以武功为稷州，割奉天、始平、盩厔、好畤等五县隶焉。以云阳为鼎州，割三原、泾阳、醴泉等县隶焉。以零口置鸿州，以庆山、渭南两县十二乡，于郭下置鸿门县，割庆山、高陵、栎阳、渭南等五县隶焉。以永安置宜州，割同官、富平、美原等四县隶焉。”并特别强调“令地官员外郎周允元充树置使”。⁽⁷⁴⁾朝廷为建置州县，特设使职负责前往地方监督执行，此“树置使”之职不见他载，十分难得。地官员外郎即户部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⁷⁵⁾如前所述，地方上的州县置废信息正是通过户部录送至史馆，武则天派地官员外郎充树置使，确保地方严格执行置州之命。因史料匮乏，极难详尽展开，但正可说明朝廷主导的州县置废在贯彻落实层面有诸多操作程序与执行细节尚未被清晰呈现。

地志材料中唐代后期因“奏”而行的州县置废改易十分常见，但往往过于精简的文字书写与特定体裁体例的限制使得很多政治信息难以显现，⁽⁷⁶⁾需要结合其他史书综合体察。

　　（天复元年）闰六月辛巳朔，制以河阳节度丁会依前检校司徒，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等使，代孟迁；以迁检校司徒，为河阳节度。全忠奏也。仍请于昭义节度官阶内落下邢、洺、磁三州，却以泽州为属郡，其河阳节度只以怀州为属郡，从之。全忠又奏请以齐州隶郓州，从之。⁽⁷⁷⁾

《旧唐书·昭宗纪》的这段记载非常典型，如所周知，天复元年正月昭宗反正后，梁王朱温的权势与日俱增，虽尚未迁都洛阳，但凡有奏请，昭宗皆准。若从地志材料的书写模式来看，基本无法展现这一整套的人事调整与属州改隶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联系，也无法展现推行这一政令的主观意图是出于朝廷还是出于强藩。如引文所示，属州改隶虽然名义上出自朝廷，朱温仅为奏请，但实际上全出朱温之意，从本质上与凤翔围困期间李茂贞僭行墨制建置四州并无二致。那么，同样出自地方意志为主导的州县建置，为何有的记成“奏置”“表置”，有的却记成“僭置”呢？

观“表2”可知，不同史籍记载州县建置时对“奏置”与“表置”确无使用上的区别，具体行政流程的差异在表中所列史料记载上亦未作特意区分，说明后世书写者对同一史事中的“奏置”与“表置”在理解上趋于混同。其中建置州县所涉四人，加上李茂贞，一共五人。唐末政局动荡，史料零碎不成系统，为何只有这五人所奏置或僭置的州县信息能够得以保存、流传并载入史册？是因为其他地区完全没有州县变动？还是因为唐末史馆及其情报录送体系已不能正常运转？还是因为这五人所代表的地方权力中心对五代至宋产生重要影响才有选择性地予以保留？显然，前一种可能性十分微小，后两种可能性也含有明显的推测成分。但这一看似无解的问题却可以提示我们关注什么样的材料能够进入五代、宋人的书写视野。上列四人，朱温建立后梁，李克用建立后唐，王建建立前蜀，均为五代时期重要政权的开创者；只有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不是，但亦为地处幽州、成德之间的重要势力。与此四人相比，为何宋人编撰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地理志》《长安志》将李茂贞“僭行墨制”的行为重点突出？若再细分，只有《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使用“僭行墨制”的表述，《新唐书·地理志》《长安志》则使用“墨制”的表述，并未加“僭”字。

　　昭宗自秦迁洛，（卢汝弼）时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时梁祖凌弱唐室，殄灭衣冠，惧祸渡河，由上党归于晋阳。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许承制授将吏官秩。是时藩侯倔强者，多伪行墨制，武皇耻而不行，长吏皆表授。及庄宗嗣晋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补之命，皆出汝弼之手。⁽⁷⁸⁾

《旧五代史·卢汝弼传》的这段记载非常有趣，其中特别提到昭宗曾许李克用承制授官，当时的普遍情况是藩帅“多伪行墨制”，而李克用不耻与之为伍，长吏授官皆“表授”。显然，在此语境之下，“伪行墨制”与“表授”是相对立的。而李存勖嗣晋王时，“承制置吏”，由卢汝弼起草制命。考《旧五代史·张承业传》，恰亦载此事，“时庄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于卢汝弼之手。”⁽⁷⁹⁾两相对照可见，所谓“承制置吏”，就是“行墨制”之意，⁽⁸⁰⁾同样与“表授”不同。⁽⁸¹⁾但与李克用所不齿的“伪行墨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孟知祥曾向明宗上表求行墨制：

　　知祥别表：“两川部内将校、州县官员，缘地里遥远，一时奏报不暇。乞许臣权行墨制，除补讫闻奏。”与知祥诏曰：“……许行墨制，亦自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施行，后当闻奏。”⁽⁸²⁾

清钱大昕在胡三省的基础上指出：“墨制犹云墨敕，不由中书门下，而出自禁中者也。”⁽⁸³⁾换言之，“表授”出自中书门下，是最为规范的颁诏授官程序；“墨制”或“墨敕”则由天子或禁中直接发出，以墨笔书写，不加中书门下朱印，不经外廷宣覆，但也需要遵行相应的上报程序。⁽⁸⁴⁾唐末墨制更成为“天子临时授以某人对某事负有专权的代名词”，特别是中央政令不行，藩帅多采取先自行任官，再表奏获准的方法。⁽⁸⁵⁾

在此认知基础上，我们可以适度推测，宋人编修史籍时，所能见到的唐末流传下来的有关州县建置的材料中，朱温、李克用、王建、王处存四人的奏置州县，在行政流程上属于先上奏再批准再执行，且有可能有奏文、制文等原始文本保留下来，宋人将其内容压缩改写成各种体裁所需的文字。而李茂贞置四州属于先行墨制置州但却没有上报朝廷备案，两种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别，所以宋人在处理时十分慎重，特意区别对待。当然，这种推测的前提是即便到唐末，地方与中央之间行政文书的上传下达依然畅通。同时，如果唐末墨制（墨敕）除官成为皇帝授予藩镇任命官吏的特权而普遍存在，所谓“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旗打贼时”，⁽⁸⁶⁾且藩镇墨敕授官后必须上报朝廷，⁽⁸⁷⁾那么在州县增置问题上的“奏置”“表置”与“墨制”均属于正常的行政运作流程。唐末地方权力的扩大化，使得墨制不仅用于辖内任官，还扩展到政令运行的各个方面，包括变更行政区划。⁽⁸⁸⁾唯一的差别是在李茂贞行墨制之前加一“僭”字，既然是“僭行墨制”或“伪行墨制”，应该指假借皇帝旨意授官而不在授官后上报朝廷，后世也就不会有官方档案可查。那么，宋人见到的原始材料或许不是事后上报的文书，而极有可能是来自其他途径的间接记载。果真如此，“僭”字又很可能蕴含宋人的价值评判，《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均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4）年间，《新唐书》《长安志》则成书于约一百年以后，或许含有太平兴国年间对唐末五代诸地方政权在评价标准上的时代烙印。但是，存在明显悖论的是，朱温篡唐称帝后，李茂贞并未向梁称臣，亦未称帝，其所有除授官吏及州县改置等行政程序，均需在沿用唐朝年号的前提制约下采用“行墨制”的方式推行，但“行墨制”后的上报朝廷这一步却因唐朝灭亡又未向梁称臣而无处可报。所以，从逻辑上看，唐朝灭亡直至李茂贞向后唐称臣期间所有的“行墨制”都是“僭行墨制”，在这一意义上似乎又并不存在价值评判的问题。是否如此，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反观“五代前夜”，敌对的交战双方到底谁代表中央？如果说当时已无相对于地方的中央，那么各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定性，作何理解？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经常出现对一些基本概念、范畴、方法的不假思索，用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模糊处理笼统涵盖其研究内容，最终呈现的往往是似是而非的自圆其说。因此，我们在使用诸如“地方”“地域”“区域”等基本概念时，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范畴界定和理论检讨。⁽⁸⁹⁾三者虽都表示空间概念和空间范围，但更为具体的差别如何体现？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如何采用相应的视角和方法？均值得重新反思。当我们跳脱出将“地方”作为“中央”的参照物或对立面，重新思考“地方”的含义并赋予其更多的“场所”与“空间”意义，⁽⁹⁰⁾或许能够迸发更多的问题意识。其中，“地缘”概念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思考角度。

地缘政治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也就是说，“地缘”概念是相对于全世界范围而言的，其处 理的基本关系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地缘政治学又称国际关系的地理学。而落脚到中国古代史中的隋唐五代史，学界近年也在逐渐接受并使用“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但具体所指却与政治地理学中的“地缘政治”存在显著的差别。以杜文玉为代表的研究取向是将地缘政治理论延伸到国内政治研究，用于研究各个地缘政治区域的战略地理区域结构，以及其在全国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按照成一农的界定，“地缘政治结构”指的是受政治制度、政治环境等政治要素制约而形成的地理空间结构。对于中国古代来说，地缘政治结构主要指的是地方行政制度约束下所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层级结构，政治环境造就的行政区地理空间结构，以及监察区划的地理空间结构等等。方铁则将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区分为全局地缘政治观与边疆地缘政治观，边疆地缘政治观遵循“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李鸿宾试图努力区分当今民族国家与古代王朝国家，并在“地理区位”意义上借用“地缘政治”概念探讨唐朝的地缘政治与族群关系，论述主体是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政治势力。由此可见，国内外相关研究最直接的差别在于一为“国际政治”，一为“国内政治”。而我们在本文中所希望借鉴的是基于“国际政治”话语的“地缘政治”思路。

在地缘政治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突出中央控制与中央失控之于地方的巨大差异。中央控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关系，是所谓“国内政治”的主要内容；而中央失控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纳入“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中进行探讨。具体到唐末五代时期，强藩与强藩之间、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准国际关系”，或者“准国际政治”。也就是说，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中央王朝式微或者行将瓦解之时，各地方势力力图挣脱“中央—地方”架构的双边与多边关系及其历史实态。

黄巢起义以后，藩镇长年相攻兼并，形成以朱温、李克用、李茂贞、王建、杨行密等为代表的区域性地方权力中心。其中，朱温的兼并始于中和四年（884），终于天复元年（901），先后取昭义、平河朔、取河中、伐河东，最终攻河东未克班师，兼并战争结束，奉密诏入关，转入对朝政控制权的争夺。而李茂贞的兼并以凤翔为核心，渐次扩及河西与山南，“茂贞破杨守亮取兴元，而邠、宁、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在兼并的同时，李茂贞还从大顺（890—891）至天复（901—903）年间，“恃勋恣横，擅兵窥伺，颇干朝政，始萌问鼎之志”。频繁干政招致其他强藩的敌视。天复元年十一月，双方开始发生碰撞，朱温引四镇之兵屯于岐下，重沟复垒，围困凤翔，成为李茂贞兼并形势急转直下的转折点。在梁、岐对峙的过程中，兼有两川的王建利用岐、梁之争，乘李茂贞无力顾及又力弱不能守之际，于天复二年（902）八月取兴元和山南诸州，次年四月复攻李茂贞所据之秦、陇等州，且有意不取凤翔，“适宜援而固之”，成为西川之“盾卤”。区域性权力中心形成并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在各自力量相对均衡的条件下，以王建为代表的强藩有意维持并存的格局，唐末地方的兼并战争开始趋于保据一方，并逐渐向地方政权的雏形演变，五代十国的分立局面就是此并存格局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虽然朱温最终凭借相对优势取李唐而代之，但却终究没有可能扫平所有藩镇。

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篡唐的时机终于成熟，建国号大梁，改元开平。“是时惟河东、凤翔、淮南称‘天祐’，西川称‘天复’年号；余皆禀梁正朔，称臣奉贡。”不仅如此，后梁建立以后，李茂贞还与西川王建、河东李克用先后于907年、908年、910年发起三次“伐梁复唐”的攻打朱温的战争，但均因各怀异志且实力不济而无力撼梁。虽然后梁一直认可李茂贞岐王的封号，甚至还在开平四年（910）二月以“岐王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但终后梁一朝，岐王均未称臣，故史传记述“茂贞疆土危蹩，不遂僭窃之志，但开岐王府，署天官，目妻为皇后，鸣鞘掌扇，宣词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尚行昭宗之正朔焉”；墓志称颂“不改二十年之正朔，永固一千里之封疆，无愧史官，可光帝载”。直至李存勖灭梁建立后唐并于同光二年（924）入洛后，已至暮年的李茂贞才最终上表称臣，获封秦王，但却于同年去世。

当朱温建国从唐朝体制下的地方势力升格为王朝国家时，凤翔并未承认梁的正统地位，而是依然奉唐正朔。那么，新时期的梁、岐关系既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又不是君与臣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在这种格局之下，再来反观李茂贞建置四州时的意图，或许已经不是仅仅出于单纯的军事防御目的。若再细察朱温开国时各地方势力的态度，还可发现天复四年（904）四月朱温从胁迫昭宗迁都洛阳并改元天祐开始，便“下制削夺李克用官爵”，胡三省对司马光正统论的笔法表示质疑，“李克用称唐官，用唐年号，岂梁得而削夺之哉！”对于年号并存，胡三省又注曰：“天复四年，梁王劫唐昭宗迁洛，改元曰天祐。河东、西川谓劫天子迁都者梁也，天祐非唐号，不可称，乃称天复五年。是岁梁灭唐，河东称天祐四年，西川仍称天复。”也就是说，迁都洛阳以后的天祐年间，名义上的唐廷完全被朱温所控制，但是，对于各强藩而言，朱温篡唐称帝之前的这三年，实质上的唐廷已不存在，各强藩与朱温势力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唐朝体制下各地区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更接近于政权与政权、甚至国与国的关系。而李茂贞所建四州，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应运而生的。

在“诸侯之强者皆相次称帝”的时代，李茂贞未能称帝，仅“出入拟天子而已”，充分显现其在梁的重压之下企图称帝又不敢称帝的矛盾心理。在“拟天子”的统治格局中，李茂贞所实际控制的地域严重收缩，最盛时控二十州（岐、陇、泾、原、渭、武、秦、成、阶、凤、邠、宁、庆、行、坊、鄜、丹、延、梁、洋）之地，“其被梁围也，兴元入于蜀；开平已后，邠、宁、鄜、坊入于梁，秦、凤、阶、成又入于蜀；当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虽然李茂贞不称帝亦不称臣，但其属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继续追随之的毅力却受到强烈冲击。后梁末帝贞明元年（915），先后有“（三月）邠州李保衡叛于岐，来附”；“（十一月，乾化改元贞明）耀州温昭图叛于岐，来附”。再考二人身份，才发现李保衡为杨崇本养子，而杨崇本（李继徽）又为李茂贞养子；温昭图就是前引地志材料所说的李茂贞养子温韬，李茂贞赐其名李彦韬，至此降梁后复本姓温，名昭图。前文提及曾多次与朱温开战的杨崇本“任邠州二十余年，去岁为其子彦鲁所毒。彦鲁领知州事五十余日，保衡杀彦鲁送款于帝”。对于李茂贞而言，邠州倒戈使其苦心经营多年的岐、梁边界防线形同虚设，如“图1”所示，邠州降梁，梁的势力范围绕过耀、鼎二州，成功实现对凤翔的军事重压。李茂贞深知失去邠州的严重后果，于当年五月即遣“泾州节度使刘知俊率师攻邠州”，“自是凡攻围十四月，节度使霍彦威、诸军都指挥使黄贵坚守捍寇，会救军至，岐人乃退”。李茂贞围攻邠州长达十四个月，与当年被朱温围困于凤翔十分类似，可见邠州之于凤翔的战略意义。但是，就在岐军围攻邠州期间，李茂贞的养子温韬又以耀、鼎二州降梁，给李茂贞以致命一击。邠州归梁后，耀、鼎二州腹背受敌，必难支撑，故于邠州降梁同年的十一月叛岐。“十二月乙未，诏升华原县为崇州静胜军，以美原县为裕州，以为属郡。以伪命义胜军节度使、鼎耀等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彦韬为特进、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静胜军节度使、崇裕等州观察使、河内郡开国侯，仍复本姓温，名昭图。”此即“表1”所列地志材料所载梁改耀州为崇州，鼎州为裕州。加之后梁开国之前即已失守的翟州（梁开平三年改为禧州），李茂贞所置四州至此仅余乾州一州，军事防线荡然无存。后梁的地方统治触角先后进入翟州、耀州、鼎州，对于州县改置的主导权转移到后梁手上，因此才有地志材料中的相应记载。

黄巢起义耗日持久，将安史乱后唐帝国勉强维系的地方秩序再次击碎，造成实质性的破坏。此后的唐朝，藩镇互相攻伐，抢夺地盘，在原有藩镇序列之上出现了地跨数镇、身兼数帅的强藩，将唐末的天下划分成以朱温、李克用、李茂贞、王建、杨行密等为首的势力范围，并由此塑造了五代十国的基本雏形。我们选择“五代前夜”这一特殊历史时间，自然是由史料记载的详略程度决定的，同时还受到谢和耐之视野的影响。“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坏。”在大唐帝国即将崩溃的最后时刻，居于梁、岐分界线一侧的乾、耀、鼎、翟四州的意义，其历史角色的转换、时代背景的转换、并行关系到统属关系的转换、历史书写态度的转换等方面，均能诱发我们思考更深层次的话题。

虽然李茂贞没有建立正式国号，但行用唐天祐年号长达二十一年，与后梁存亡相始终，其不愿称臣又不敢称帝的矛盾心理是最值得读史者玩味的。地志材料所载李茂贞“僭行墨制”建置四州之时，朱温的势力已经具备了作为地方政权乃至王朝国家的基本条件。针对新的形势变化，李茂贞在此前强藩与强藩关系中需要考虑的军事攻防、户口归集等问题，到天祐年间是否需要预见即将到来的政权与政权乃至国家与国家关系中全新的战略考虑，值得引起充分重视。虽然传统的特别是基于宋人历史观念的史书书写所呈现的历史材料尚不足以支撑起这样一种新的框架，但是，身份、角色以及视角的转换，却能让我们得以窥见“表1”所列极其有限的州县置废史料背后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唐朝地方体制中一国之内各地区的州县置废，在五代时期则有可能蜕变甚至勾勒出具有边界意义的前沿要地。而将此种意义回溯到唐末地方势力的崛起过程之中，则是本文的根本出发点。正如王赓武先生敏锐体察到的，“朱温治下的基础组织，在北中国所有其他节度使治下普遍存在，这种组织的概貌同样反映了他敌对一方的情况”。这或许就是研究唐末五代“地缘政治”非常必要的换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