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鸦片战争前，欧洲各国来华使节因觐见礼仪问题与清廷发生过多次论争。除康熙朝入觐的俄使尼果赖（Nicolae Milescu）、嘉庆朝来华的英使阿美士德（William P. Amherst）等部分使节因觐礼问题引起冲突，甚至拒绝入觐外，多数外使均照清代体制向皇帝跪拜行礼如仪。由于争议不断，清廷一定程度上允许外使变通行礼，如英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在不公开的场合可以向皇帝行英式礼节，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理解和接受西礼的正当性，马嘎尔尼在正式觐见场合仍须向乾隆皇帝双膝下跪。^④中外双方为了维护体面在描述入觐仪节时往往各执一词，这也致使有关西礼的知识和逻辑难以得到朝野的正视。

道咸之际，西人交际、觐见和祭祀的礼仪开始引起士林的兴趣，西人“礼重则揭冠”“无跪拜仪”等情形已为学者所知晓。^⑤这些知识或来自《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新办报章，^⑥或经由来华西人之口在地方流传。^⑦但在传统华夷观念中，外国“用夷礼则夷之”，附属于“海氛”和“夷情”的西礼知识难以引起士林思想的波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伴随着外国公使驻京和呈递国书等要求，觐见礼仪问题再次成为中外争论的焦点。为了应对变幻的国际环境，学者着手回溯清代前中期外使入觐的礼制先例，^⑧也渐次推动西礼问题受到知识精英的关注。

同治十二年（1873）西礼入觐的实现是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的首次落实，也是近代中国“天朝体制”崩解的开端。该条款规定外使觐见“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⑨这一条款破坏了清代宾礼体制，也迫使朝野寻找调适和变更礼仪秩序的思想资源。在此之前，为了“豫筹修约事宜”，总理衙门于同治六年（1867）九月拟定了《条说六条》，要求疆臣及洞悉洋情者在入觐问题上提出意见。督抚陆续回奏的17份说帖中大多主张接受外使请求，准许西礼入觐。^⑩尽管回奏意见较为分歧，“西礼”概念开始成为理解和评判入觐问题的共同尺度。

多份回奏主张应当尽快掌握泰西礼仪的形式与规模，赞成尽快对外派出使节。湖广总督李瀚章认为“即谓中国、夷狄各行其礼，不特彼国觐礼我未深知，恐为所绐；且中国设若准遣使臣往聘，如行夷礼，未免蹈自即于夷之讥，若行华礼，又嫌以华臣而屈膝于夷之诮”。^⑪不了解外国觐礼难以洞悉外使要求西礼入觐的政治动机，李瀚章据此认为针对外使的觐礼安排应当“华、洋斟酌各半”，为清廷的出使活动留下变通余地。署江苏巡抚郭柏荫也有相同困惑：“洋人见其君主是何礼节中国亦不得而知，应俟采访明确，于下届修约时另行妥议请旨”。^⑫浙江巡抚马新贻尽管反对西礼入觐，但也同样建议尽快向泰西各国派出使节“借以得其虚实情伪，似尚有益无损”。^⑬督抚多以为“洋人见其君主是何礼节中国不得而知”的情况应当尽快改变，而在此之前“中国之处外洋，礼数不妨谦逊”。^⑭

外使对于清廷不了解西礼的情形也很清楚。同治帝亲政后，英、法等五国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在提交的《节略》中，列强直接点明清廷对西礼的茫昧：“觐见之礼中国以为难者在于节文，而外国见他国君上之节中国未晰”。^⑮中外各方此时都明白：清廷对于西礼知识处于一知半解的混沌状态中，这也导致其对外交涉势必进退失据。

虽然同治朝野在西礼入觐问题上仍尝试坚守旧制，但强迫外使跪拜必然涉嫌违约。在此情形下，西礼知识为证成因时制礼提供了合理性。左宗棠在说帖中指明：“泰西诸国君臣之礼本极简略，尝于无意中询知岛人见其国主实无拜跪之事。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使臣行拜跪礼，使臣未必遵依”，原因仅仅是“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⑯凭借来自“岛人”的西礼知识，左宗棠以为“中外均敌”的情势使公使无法接受“属藩之礼”。李鸿章对西礼也有所耳闻：“闻外国君主燕见，几与常人平等无异，即朝贺令节，亦不过君坐臣立”，^⑰既然如此，外使觐见清帝不跪不拜显然合理。在督抚的叙述逻辑中“西礼”知识为理解入觐问题增加了另一关键维度。

同治一朝，斌椿、蒲安臣和崇厚先后率领使团出使欧美各国，不得不面对觐见泰西君主的礼仪问题。为了避免纠纷，斌椿坚持不向外国元首行礼，觐见时仅仅“入门侧立称谢”。^⑱蒲安臣率团出使前，总理衙门制定《出使条规》试图限制其向外国元首行礼，这一用意以失败告终，清廷随之接受使臣以鞠躬礼入觐各国元首。^⑲出使者志刚、孙家穀、张德彝等明确记述了觐见的情形，握手、鞠躬成为他们描述西礼的常用语汇。^⑳他们呈递给总署的出使日记进而成为督抚和士林掌握西礼知识的直接信息源。

同治朝的几部出使日记流传较广，斌椿所撰《乘槎笔记》甚至成为中下级官绅理解和处理中外关系的参考手册。^㉑但是鉴于日记的游记性质和作者西洋知识的匮乏，出使日记受到阅读者的诸多质疑，^㉒阅读过程也相对草率。^㉓尽管如此，他们的西礼体验仍然构成推动清廷最终允准西礼入觐的关键因素。同治十二年（1873）在总理衙门上呈的往来节略中指明“各国使臣每谓该国向无跪拜，考之各家记载，亦谓其国不习此仪，凡臣下见君，以免冠俯首立地而叩为敬。即臣衙门奏派志刚、孙家穀出使各国，暨臣崇厚出使法国，亦均立而见之”，^㉔肯定西礼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成为清廷在《天津条约》束缚下允许变更礼制的有效思想取径。

相比决策者而言，士林对西礼更为包容。督抚向总署代奏的中下层士人大都正面看待西礼入觐一事，他们认为“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皆有召见外国之典，即徇其所请，亦非创举”。^㉕《申报》也相继登载或转刊《泰西朝贡考》《西使陛见考》等文字条举外使变通礼制的先例以资参考。文章认为西人“不知中西两礼互相有异于朝仪，未免有不便举行之处，是以非大事而不须觐见耳，并非如泰西各国朝见之礼大同而小异”，^㉖《申报》的这篇文章虽然主张维护旧制，要求西人理解中国觐见礼仪的独特性，但亦说明中西之间的礼仪差异并非各具特色。文章还提到泰西各国觐礼“大同小异”，这一情形也隐然暗示了西礼的正当性。

基于这一点，报章主张平等看待中西礼仪，并且为西礼作出辩护：“礼必协于宜，不能以执一人之意而置众意于不问也。今泰西各国与亚美利加国以及亚西亚内之属境已有天下十分之九。我与各国互相往来，其使臣谒见各国君主总未有行辱身之礼者”，^㉗在“天下十分之九”的国家中，只有中国行跪拜礼这样的“辱身之礼”，而泰西觐礼“虽有不同，然其大致一也”。面对以一抗众的情形，申报馆也认为清廷应当“大度包容，任其进见”。

日本面对西使觐见要求的因应受到报章的关注。明治元年（1868），驻日英使巴夏礼（Harry S. Parkes）第一次觐见明治天皇，此后日英双方针对觐见时君主称谓、能否佩刀以及天皇是否起立迎接等问题反复论争。这场争论持续到1872年，天皇最终在多数问题上选择妥协。^㉘《申报》相继刊出多篇评论关注此事，其一转载香港《中外新报》报道驻日署使屈臣（R. G. Watson）要求天皇必须起身迎接外使，否则英国女王“亦将高坐以见贵国使臣耳”。^㉙另一评论赞同英方“礼仪对等”的观点，认为东西觐礼区别只在繁简，并据此肯定天皇“从谏如流”，英使“明辨以皙”。^㉚具有国际视野且掌握丰富西礼知识的《申报》评论对待西礼的态度显然相当宽容。

借助报章的刊布和出使者的写作，西礼知识逐渐改变了士人的域外观感，清代学者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中外“各尽其礼”，^㉛光绪初年的出使者也将欧洲国家视为“秉礼之国”，中外只是“彼此礼节，迥然不同”而已。^㉜对于思想精英而言，即使不借助西礼知识，他们仅凭经籍旧典就能找到礼制变革的思想依据，^㉝但对于政治精英而言，西礼知识发挥了良好的代偿功能，调和了礼仪之争造成的尖锐思想冲突。

随着西礼知识的不断涌入，儒家礼学的政治评价意义被普遍化。作为华夷判分标准的中国礼制不能再仅凭其有无来衡量道德与政治的良窳，其本身甚至也沦为被考核的对象。1882年，申报发表《论西俗与中国古礼相合》，社评借泰西饮酒礼重新考察中西关系，在肯定西人知礼的同时，对其评价亦相应改观：“西人事事朴实，不尚浮文，略揖让之节，尽颂祷之诚”，而在报章看来反而是中国“忘本逐末，虚文尤是而实意已非”。^㉞有关西礼的种种讯息无疑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士林的知识结构，也悄然推动着观念和思想的转型。正如总理衙门所说“臣等非不知礼主于敬，各有其礼即各有其敬”，^㉟礼的形式与内涵密切联系着政教伦理的存在与价值。可以说，西礼知识推动了入觐问题的解决，也在儒家思想传统不得不变之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体制所承受的痛苦。

同治朝的中西礼仪之争围绕着“跪拜”和“鞠躬”两种形式展开。受觐礼之争的影响，出使者行礼的真正关切在于是否有损天朝威严。使臣把记述的焦点集中在自己所行仪节上，这不仅是向总理衙门提供必要的外交信息，同时也在强调使臣行动的政治正当性。在这种记叙模式中，使臣一方的礼节被强调，而实际的西礼主持者−西方则在记述中被有意淡化了。西方觐礼的不同场合、仪节和西洋本国行礼者难以进入记叙者的视野。

最早意识到外国臣民能够在多种场合觐见君主的人是张德彝（1847—1919）。他随使出洋达八次，先后担任随员、翻译、参赞、公使等职。同治五年（1866）五月二十三日，张德彝随斌椿一同参与英国王室的晚宴，张氏记述了宴会的规则：“此宴每月两次，名曰‘望日会’，自酉初起至次日卯正止。又有‘卜夜会’，系各大臣轮请。其请帖白纸，长四寸、宽二寸，上云：‘某大臣奉君主命恭请中国钦差于某月某日某时在卜静宫内赴会’”。^㊱文中提到“望日会”与“卜夜会”是张德彝根据宴会举办的时间、地点所拟的名称。虽然他对于二者的仪节和功能存在不少误解，但这显然已比其他出使者前进了一大步。

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礼的“知识仓库”也逐渐丰富。光绪二年（1876）秋，同文馆译成的《星轺指掌》刊印。书成之前，丁韪良已将未刊稿赠予即将出使的郭嵩焘。^㊲《星轺指掌》中的大量西礼知识为使团在西国行礼提供了丰富的先行准备，也成为他们分析所见西礼的直接知识来源之一。

郭嵩焘率团于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抵达伦敦，成为清廷派出的第一个正式驻外使节。驻英期间，郭嵩焘使团出席了英国的各类王室礼仪活动。在长时间的接触中，郭嵩焘和使团成员逐步认识到西礼尤其是觐见君主存在着内容不同、形式各异的行礼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觐见礼仪的整体面貌呈现了出来。

初抵英国，郭嵩焘将英国觐礼分为“正朝”与“私朝”：“询知君主前赴温则行宫，尚须由温则前赴阿思本行宫。其伦敦所居有二：一曰圣全恩燮斯巴雷司，是为正朝。巴雷司者，译言宫殿也。一曰柏金葛恩巴雷司，是为便殿。正朝必礼服，私朝常服可也。”^㊳郭嵩焘这一知识的直接来源仍然是《星轺指掌》而并非其实际体验，^㊴但其觐见女王先行“私朝”显然不同于《星轺指掌》的描述，这可能是郭氏后来对西礼重新分类的动机之一。这些宫殿在外交场合中最为重要的是圣詹姆斯宫。它不仅是18、19世纪英国君主的正式居所，也是与外使觐见产生直接联系的诸多宫廷官员的办公驻地。^㊵所有外国使节都会在这里呈递国书，因此被郭嵩焘认为是“正朝”。

十二月二十五日，郭嵩焘与刘锡鸿及翻译张德彝等人一同前往白金汉宫，“候至申初，德尔比及御前大臣（英语言劳尔德禅伯尔勒恩）鲜摩尔、恺木伦前导，至一小屋。君主方立候，其公主毕阿得利斯旁立。入门鞠躬，君主亦鞠躬”。^㊶郭嵩焘提到的御前大臣是指英国王室内廷的宫务大臣，他不仅掌管宫廷的布置与陈设，也负责王室的加冕、婚礼、葬礼等各类礼仪活动，^㊷包括为外国使节觐见提供具体安排和礼仪指引，觐见者的身份也必须得到宫务大臣的核验。

光绪三年（1877）正月初三日，使团参与了由威尔士亲王（Albert Edward, 1841-1910）主持的“正朝”，这次觐见在圣詹姆斯宫举行，郭嵩焘详细记述了其过程：

　　先至其御前大臣宣摩斯处投递名帖，再转入数重门。各国公使咸集。询其次第，与美使皮蕾盘相次，因相随以进。入右角门，直上有宝座。其冢嗣立宝座下，旁侍数人。至其前一鞠躬，其相识者执手为礼。予以宣摩耳属令报此次初见者之名,其随同递国书者即为已见，不报名，多此一重曲折，转至其前立，候本国文武诸臣皆相见毕，其冢嗣相向鞠躬，退出左角门回寓。其文武诸臣见者一不以官次，皆至其前投递名帖，旁一人接收而唱其名，惟其品级尊者得转至其前立，余则一鞠躬后即趋左角门出。其各部尚书先入，候冢嗣出，乃传各国公使入，而后文武官次之，世爵亦相参杂以入，亦其国之盛典也。^㊸

在对觐见礼仪的记述中，郭嵩焘保留的细节极为丰富，值得留意：1.觐见对象是威尔士亲王；2.中国使团与各国使团一同入觐，觐见顺序在英国本国臣民之前；3.宫务大臣核验觐见者的身份，有过觐见经历的人不需要再次向其报名，郭嵩焘作为呈递国书的使节，也不需报名；4.觐见不以官阶高低为序，而以向宫务大臣提交名帖的时间为序；5.君主所熟识的臣民可与其行“执手礼”；6.使节与本国的“品级尊者”在觐见后停留在室内，全程观礼，待所有人觐见结束后与亲王一同退出。

这些觐见细节与中国传统觐礼有极大区别，引起众多使团成员的注意和思考。刘锡鸿认为西礼觐见顺序不以官阶尊卑是为了“防争也”，他还留意到觐见前向宫务大臣递交的名帖有颜色区分。名帖用纸一般为白色，首次觐见者的名帖纸两侧为红色，且公使再见君主时无须再次递交。^㊹身份不同所导致的观礼时间长短也不同，这导致使团成员的觐礼记述出现明显的差异。郭嵩焘对觐礼的记述是全景式的，不仅包含各国使团成员的举止和礼仪，也包含了英国本国国民的觐见情形，而张德彝等其他成员的记述则基于他觐见女王并立即离开的短暂时间点，在他觐见前各国使节已在君主身后观礼。对于长时间的站立观礼，郭嵩焘感到相当不满：“此邦一切礼仪从简，独此为虐政。中国朝贺，亦无如此久立者”。^㊺黎庶昌也记录了正使觐见的辛苦，他们“必俟接见事毕，君主出乃得散归，往往站立一时之久”。^㊻

不久，郭嵩焘再次参加了女王主持的见面会，他认识到这次典礼与上次有很大区别：“君主召见各国公使及其诸臣于柏金噶恩巴雷司。至则妇人居十之八。诸臣见君主，鞠躬而已，妇人则屈一膝。”^㊼大量女性的参与引起了郭嵩焘的注意，让他认识到使节受觐并非这次与君主会面的重点。君主接受觐见时展现的不同仪节也因女性觐见者的不同身份而异。郭氏虽然意识到君主与妇人相见时礼仪有别，但他仍无法区分不同礼仪的形式与场合。

在任驻英公使的两年时间内，郭嵩焘参与觐见多达16次。如此频繁的觐见让他感到“相见太勤、极以为苦”，“可无须私见矣”，也不断深化他对于英国觐礼的认知。光绪四年（1878）二月，他记录了英国觐礼的不同类型：“凡朝会之名有二：一曰勒威，即正朝也；一曰得罗音那姆，则男女皆集，其事与茶会略等。宫殿茶会，有听音乐及跳舞之分，而不接见君主，惟朝会得接见，此其异耳。”^㊽郭氏将王室活动分为朝会与茶会，其中朝会又分为“勒威”和“得罗音那姆”两种。在他看来，“勒威”是正式觐见，“得罗音那姆”则类似茶会，男女一同觐见。

实际上，“勒威”（Levées）和“得罗音那姆”（Drawing Rooms）是英国王室重要的觐见仪式。在18、19世纪的英国，这样的觐见仪式共有四种，分别是午后接见会（Levées）、客厅接见会（Drawing Rooms）、君主召见会（Courts）与君主谒见会（Audiences）。

四种觐见仪式分别有着不同的历史起源。午后接见会（Levées）本意为“晨起”，最初是法国君主清晨举行的起床仪式。法兰克王国时期，查理曼大帝在起床时常常邀请好友和贵族觐见，也习惯在起床时解决政治争讼。^㊾这一做法在欧洲长期延续，起床仪式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设计得更为复杂和精密。六类贵族和臣属可以在清晨进入君主的卧室与其见面，重要人物甚至可以协助君主起床更衣。这六类资格被称为六种“准入”（Entrée）。不同级别的“准入”资格直接反映了觐见人与权力核心距离的远近，君主用这种最为私人的方式制造了等级差别，以礼仪秩序表现了君主的恩赏与厌恶，同时加强了贵族之间社会地位的竞争。^㊿英国王室也沿袭这一风俗，然而由于照明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转变，18世纪英国国民生活中的“正餐”（Dinner）时间不断向后推迟，这意味着一天中最重要时刻逐渐从中午推迟至日落以后。⁽⁵¹⁾这也致使本该在君主起床时举行的仪式不断延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午后接见会均在下午2时左右举行，⁽⁵²⁾与其法语词汇本意不相符合了。依照规定午后接见会和客厅接见会都由君主主持，但英国19世纪的午后接见会一般都由威尔士亲王代理。⁽⁵³⁾

相较于午后接见会起源于君主的生活习惯，客厅接见会（Drawing Rooms）则起源于英国宫室和住宅的建筑结构。其英文全称“withdrawing rooms”意为“会客厅”，是16到19世纪英国住宅中普遍存在的房间。人们在举办聚会晚宴时需要更多私密的交流空间时，会从其他房间移步至会客厅继续社交活动。宴会结束后，男性客人的社交活动继续在餐厅进行，而女性客人则退回（withdraw）至此房间。⁽⁵⁴⁾正因如此，英国王室举办的客厅接见会在女王起居室外的会客厅举办，所用的“会客厅”一词逐渐指代在这里举办的觐见活动，觐见参与者也以女性贵族为主。客厅接见会则往往在下午2—3时开始，但也会因场所和王室安排的不同而变更。如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城堡举行的客厅接见会一般在夜晚9时后开始。⁽⁵⁵⁾随斌椿出使时，张德彝恰好参与了夜晚举行的客厅接见会。他将其命名为“卜夜会”，即夜间在“卜静宫”（白金汉宫）举行客厅接见会的省称。⁽⁵⁶⁾

除此两种外，当君主需要处理王室内部事务时，他可以举行君主召见会（Courts）。这一会面出自君主钦命，主要参与者是国务大臣与王室内廷官员，其目的包括为接见外国使臣和贵族做准备、批准法规训令以及需要正式礼仪的活动等。任何个人与君主的单独会面都被称为君主谒见会（Audiences），这一活动是应个人的主动要求，君主接受与之进行的单独会面。有权与君主单独见面的人大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上议院中的世袭贵族普遍拥有此特权。⁽⁵⁷⁾外国使节和重要的政治、文化领袖要求谒见君主（Asking Audience）也十分常见。值得注意的是，同光之际中外的礼仪之争缘起于外国使节试图获得在他们看来司空见惯的君主谒见权。⁽⁵⁸⁾

清代觐见制度分为针对边疆民族首领实施的朝觐制度和针对外国实施的朝贡制度。蒙古、西藏、回部等边疆首领严格按照朝觐年班制度，轮流分班入觐，执行朝觐年班带有强制性。朝贡制度则相对宽松，朝鲜、安南、琉球等藩属国是否朝贡，清廷大多听其自便，贡期也不做安排。⁽⁵⁹⁾除朝觐、朝贡外，朝会是清代政制中的另一重要觐见场合。清代朝会分为礼仪型朝会和政务型朝会两种，御门听政、接见军机及部院轮值属于政务型朝会，⁽⁶⁰⁾政务型朝会和其他觐见场合如月选引见等都不具备礼仪属性。礼仪型朝会则分为大朝与常朝，大朝仅于元旦、万寿节与冬至在太和殿举行，常朝则固定在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举行。朝会的陈设、仪仗、班次有着细密的安排且被严格遵守。⁽⁶¹⁾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官员而言，“仰瞻天颜”绝非一件易事。

较之清制，英国觐见的礼制安排显然更为多样化。英国礼制中能够见到君主的场合非常多，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臣民与君主保持着频繁互动，甚至可以要求与其单独会面。这些礼仪活动强调的是觐见资格（privilege），而不太注重觐见过程中臣民的具体仪节（etiquettes）。允许入觐代表其对王室友善且被王室认可，是否曾经入觐也反映了其与王室的亲密程度，因此可以决定此次觐见该如何行礼。西方礼制所体现的政治结构对清代士人产生了最直观的思想冲击，使臣难以想象在西方觐见君主的方式如此简便，氛围也如此轻松，甚至由于英方难以提供具体的礼仪规范而怀疑其在故意试探，引起了不必要的猜忌和疑虑。⁽⁶²⁾

不难看出，英国觐见礼仪针对不同的人群设置了各自的觐见场合。午后接见会和客厅接见会主要面向贵族和上流社会，君主召见会面向宫廷和政府官员，而君主谒见会则面向个人。这些不同的礼仪形式令使臣转换了表述语言，尽管有各国使节的参与，他们还是用“朝见”一词取代“觐见”，如郭嵩焘将午后接见会与客厅接见会分别译为“正朝”“私朝”，刘锡鸿、张德彝译为“朝会”“眷会”，薛福成则译为“朝绅会”“朝眷会”。⁽⁶³⁾将英国觐见仪式等同于清代朝会，不仅符合西礼的若干特征，更避免了使臣因天下观念而产生的国家意识的调适。

同光之际的出洋者大多会对异域礼俗有所记述，使臣对亲身参与的觐见仪式往往着墨更多。然而由于时间和身份的限制，绝大多数参与觐见的出使者难以掌握西礼的全貌，更无暇了解礼仪规则的制度文本和历史源流。在晚清出使者中，张德彝是出洋次数最多、时间最长、见闻最广也是著述最丰富的一位。他跟随郭嵩焘使团出使英国撰成的《四述奇》（《随使英俄记》）详细记录了各式泰西礼俗，引起学者关注。⁽⁶⁴⁾在《四述奇》中，张德彝从英方直接获取了大量原始文献，将英国觐见仪式的详细规则和历史变迁编译为《朝眷会规》，这一文本成为近代中国最早译介的西方礼仪手册。

一些学者留意到了该文本的重要性。箱田惠子指出《朝眷会规》是《四述奇》中重要的原始资料，相较于公使日记，翻译文本更能直接有效地反映西洋社会风俗的情况。⁽⁶⁵⁾皇甫峥峥（Jenny Huangfu Day）指出《朝眷会规》译自英国流行的礼仪手册《优雅的礼仪》（Manners and Rules for Good Society），⁽⁶⁶⁾此说虽不够准确，却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线索。

光绪三年（1877）正月十八日，张德彝跟随郭嵩焘出席了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客厅接见会。当天的日记对这次盛会有详细的描写，并在其后附上《朝眷会规》一文，且随文附有张氏的若干评论。关于翻译缘起，张德彝说“按英有官刊《朝眷会规》一册，彝因觅得之，译其略如左”。⁽⁶⁷⁾可见翻译这一文本是张德彝的个人行为，并非出自使团的规划。但由于张德彝在使团中的身份，他的记述对于郭嵩焘、刘锡鸿等高级使臣不仅能够产生影响，甚至能为他们所用，直接转化为呈递总理衙门的出使日记。⁽⁶⁸⁾

《朝眷会规》的正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节为“前于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六月，经司礼院掌礼大臣奏明各国公使觐见，及各公使夫妇带见，该国官民妇女赴朝会、眷会一切礼节，奉旨依议”。⁽⁶⁹⁾即1837年6月英国礼仪文书规定。第二章节来自1861年6月的规定。第三章节不再是“官中规章”，而是来自张德彝“所闻朝、眷会之大概情形”。⁽⁷⁰⁾据笔者考证，《朝眷会规》三个章节分别见于三部英国礼仪手册：

《朝眷会规》第三章节与《优雅的社交礼仪及失礼行为的避免》（Manners and Tone of Good Society or Solecisms to Be Avoided）一书相关章节内容及顺序完全相同，可见译文直接来自这部书。尽管前两部礼仪手册收录了《朝眷会规》第一、二章节的英文原文，但张德彝未必直接从中译出。《四述奇》最早在1883年由京师同文馆铅印刊行，⁽⁷¹⁾因此《朝眷会规》对1837年和1861年觐见规定的记述不一定直接来自两书。

从文本结构上看，前两部礼仪手册与《朝眷会规》的条目式排序大致相同，这暗示了张德彝与两部书的作者可能有共同的文献来源。而这一共同来源最可能是《伦敦宪报》（the London Gazette）以及宫务大臣办公室（Lord Chamberlain ’ s Office）。⁽⁷²⁾《伦敦宪报》是1665年在国王授权下发行的官方报刊，负责发布王室、议会和政府的各类文告。张德彝从《宪报》中获取英国王室活动的日程安排，也通过《宪报》了解各类官方文告。⁽⁷³⁾

《宪报》关于觐见活动的文告一般只涉及典礼的日期、地点以及接见人等基本信息。每当要举行接见会，《宪报》会发布《章程须知》一则告知觐见流程，具体礼仪细节由宫务大臣直接向觐见人传达。⁽⁷⁴⁾随着《宪报》发布的章程越来越多，社会上的各类礼仪手册将其汇总纂辑成为宫廷礼仪的实用指南。宫廷礼仪向市民阶层传播有赖于这类礼仪手册。流行于19世纪英国的数量庞大的礼仪手册，推动了礼仪分类的进一步细化，也促成了礼仪本身的丰富与完善。⁽⁷⁵⁾正如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说，礼仪手册反映了社会对其成员作出的具体而细致的要求，它以高贵的形式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价值判断。⁽⁷⁶⁾

在与《朝眷会规》有关的两部礼仪手册中，有关觐见礼仪的文献材料都直接来自王室。其中1885年出版的《礼仪：是什么与怎么做》（Etiquette: What to Do, and How to Do It）保留了大量王室内廷的原始文献，且常常直接引用《宪报》。1883年出版的《宫廷传统习俗与现代制度》（Old Court Custom and Modern Court Rule）则在序言中表明文献资料由宫务大臣提供。⁽⁷⁷⁾对比《礼仪：是什么与怎么做》与《朝眷会规》对于1861年规定的载录，可以发现两书所记述的内容参差互见，能够互相补充。这说明完整的文献体量要多于两书，礼仪手册与《朝眷会规》都是对原始文献的摘录。这种文本现象说明张德彝与手册作者可能直接从宫务大臣处得到了原始文告。由于宫务大臣办公室的文献不向大众公开，⁽⁷⁸⁾这也意味着王室内廷官员与中国使团成员的关系非常密切。

《朝眷会规》第一章节所录规则在1837年陆续颁行。1837年6月,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病重，计划在10日举行的午后接见会被迫推迟。⁽⁷⁹⁾女王继位后，《伦敦宪报》宣布将在7月19日召开女王的第一次午后接见会。第二章节则是宫务大臣办公室针对两种接见会作出的补充说明，部分内容与第一章节一致。

觐见资格在英国觐见仪式中最为重要。《朝眷会规》分觐见资格为“公环”与“正环”两种。其中张德彝所译“正环”（foreign diplomatic circle）实际上是指具有“准入”（Entrée）资格的觐见者，大致包括内阁重臣、国务重臣、王室内廷官员等。⁽⁸⁰⁾各国大使同样享有“准入”资格。而“公环”（general circle）则指英国本国不享有“准入”资格的人。在入觐时，人群一分为二，“正环”在“公环”之前由圣詹姆斯宫东侧先行入觐，且享有觐见过程中各项便利特权。在有公使夫人和使团女眷参加的客厅接见会上，女性先于男性使臣入觐。张德彝对此的解释是“盖令公使夫人先入者，系为其得暇奏事而易于行动也”。⁽⁸¹⁾

未曾觐见过君主的人必须经由介绍人的引荐才可入觐，张德彝将其译为“带见”。未觐见者必须由已觐见者带见，介绍人往往是其亲属、朋友或上级。⁽⁸²⁾获得带见并完成觐见表明他们已然跃身上流社会。为了跻身名流，19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午后接见会和客厅接见会上觐见君主，虽然有时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与上流社会并不匹配。⁽⁸³⁾

受到带见并完成觐见的使节即享有带见权，但不同等级的使节及其眷属享有不一样的带见权。《朝眷会规》依照《星轺指掌》将使节分为“正使”（Ambassadors）、 “二等公使”（ministers accredited to the Sovereign）、“特简公使”（Envoys）、“署理公使”（Chargés d’affaires）四类。⁽⁸⁴⁾只有经过君主认定具有使节代表资格（accredited to the Sovereign）并获得“准入”的人才有权带见。换言之，在中国使团中只有正使郭嵩焘及副使刘锡鸿二人及夫人享有带见权。特使、署使及其他使团成员都必须由外交大臣或正使、二等公使带见。使节夫人与使团女眷则由外交大臣夫人或与之等级相当的他国使团女眷带见。⁽⁸⁵⁾

享有“准入”资格的正副使节可以先行入觐、全程观礼，且与本国贵族一样享有君主谒见权（Audience），这些都被视为特殊外交礼遇。觐见结束后各级使节拥有了“准入”资格，也享有了带见权。这样的带见权往往是受到限制的，比如眷属只能每年参加一次客厅接见会，也只能带见一人。⁽⁸⁶⁾使团低级成员如参赞、翻译、随员等人因为不具有外交属性，他们不会获得“准入”资格也无权带见。他们在第一次觐见时由正使带见，随使团由“正环”入觐。再次入觐则应当与英国臣民一样随“公环”觐见，结束即行离开，若由他国使团成员及眷属带见则应随他国使团一同觐见。⁽⁸⁷⁾

《朝眷会规》前两章节所载规定主要针对外交使节，第三章节则主要记述客厅接见会上妇女的身份、觐见资格、服饰和礼节等相关问题。入觐时手持的两张卡片受到中国使臣普遍的关注和记录，两张卡片上都清晰书写带见者和觐见者的名字及觐见场合。《朝眷会规》记录眷属手持两张白色名片，刘锡鸿则记录首次入觐时名片两侧和背面为红色。⁽⁸⁸⁾其中一张名片在进入宫廷后登记时递交，另一张则在觐见时递交给女王身旁的宫务大臣，由他向女王介绍觐见者的身份。⁽⁸⁹⁾具体的行礼细节也有著录，觐见时男性觐见者鞠躬，初次觐见可以行吻手礼。女性觐见者行屈膝礼，吻手时必须褪去手套。⁽⁹⁰⁾男女服饰亦有若干规定，包含服装的尺寸样式、配饰、颜色，以及女性礼服在觐见时何时收起和展开等问题。

张德彝在同治元年（1862）进入京师同文馆最早设立的英文馆，其英文能力足以使其完成使命，但面对陌生的制度和数量众多的礼仪文献难免出现漏译和误读，甚至出于知识和概念范畴的缺失导致他对文本原意的彻底颠倒。在《朝眷会规》中英国觐礼只有两种形式，张德彝以朝会对应午后接见会，以眷会对应客厅接见会，英方文献中的另外两种仪式则被强加于朝会与眷会之上。在君主召见会（Courts）与宫廷（Court）一词两用的情况下，张德彝未能理解这是另一觐礼形式。对他无法理解的事物也采取不译的态度，如“准入资格”“证券交易”等被一笔带过。尽管如此，从张德彝的译介中仍然可见英国官绅提供的大量帮助。

英国礼仪中有关眷属参与觐见的规定对中国使臣而言十分棘手。郭嵩焘虽在觐见女王时未带见侍妾梁氏，但在与英国官绅的社交中却难以将“郭夫人”排除在外。英礼往往以女主人为交际活动的发起者，郭嵩焘因此计划以梁氏的名义发送茶会请柬。这一主张被虽张德彝以顾及中华礼制为由劝止，却仍不免遭受国内朝野物议。郭、张二人为避免政治攻讦而对英礼作出若干变通，然其行礼逻辑显然与《朝眷会规》提供的知识背景关系密切。离任前夕，郭嵩焘运用君主谒见权使梁氏得到了女王的单独接见，更可看出西礼的译介为出使者的政治行动提供了张力。帮助使团在外交和礼仪场合进退有据，这可能是张德彝译介《朝眷会规》的内在原因和深层动机。

君主谒见权（Asking Audience）对出使者而言十分费解。尽管在葡萄牙使节的介绍下，郭嵩焘知道自己可以单独觐见君主，但未必意识到这是需要特殊资格的礼遇。张德彝在翻译《朝眷会规》时弄混了其含义，误将君主谒见会与午后接见会等同，使译文变得不可解。由于同治朝觐礼争议的实质是外使试图获得君主谒见权，因此能否正确理解这一权利直接关系到出使者怎样看待西礼入觐问题。使臣在未能掌握君主谒见权涵义的情形下，他们仍不具有重新考量中西觐礼冲突的思想可能性。

觐礼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具有“待罪”的含义。《仪礼·觐礼》记诸侯觐见周天子前“右肉袒于庙门之东”，等待天子的降罪。天子在接受觐见后加恩于诸侯，使之可与天子飨宴。孟子将觐见的意义归纳为“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郑玄认为诸侯在觐见前不被以礼相待，目的是使“臣益纯也”。觐礼让臣的忠贞以礼的形式展现出来，只有当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至”时，才能昭示其“执臣道无贰”。因此《礼记》对觐礼的解释始终围绕其构建君臣等级和秩序的意义，《礼记·经解》说“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乐记》则说“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可见，儒家传统中觐礼的意义在于对天子赋予的政治信任的重新确认和再次审核。

随着儒学传统中觐礼重塑君臣关系的意涵不断扩大，觐见资格也变得无关紧要。春秋时期除了觐礼外，君臣之间还存在着“久无事而相问”的聘礼、宾礼。到了清代，聘礼、宾礼或是消亡或是失其本意，臣下能否“仰瞻天颜”全然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礼”所具有的“明是非”的价值判断能力完全让位于“定亲疏、别同异”了。换言之，不觐也就意味着不臣。这无疑使觐礼的政治象征性远远超越了仪式本身微弱的社交功能。而当晚清使臣接触到英国的四种觐礼时，只有君主召见会（Courts）一种形式为中国所有。恰恰是这一形式在出使者的日记和译介中被彻底忽视。其最可能的原因固然在于由英国君主召见政府和内廷官员的见面会与外国使节无涉，难以引起出使者的关注。但这一情形势必致使出洋者只能从体验层面感受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君臣不悬隔”的一面，难以理解其与古代中国截然不同的礼仪范畴。

对于同光之际尚未完全形成“外交”观念的士人而言，礼仪秩序和天下观念仍是他们参与对外交涉时不必思索和论证的“终极依据”−“道”。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只要中西分野还存在于道、器之间，西方就仍“未窥为治之本原”，对于中国政教和思想传统不可能具有任何启发意义。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本预设下，作为思想和制度典范的“道”只有在面对另一思想和制度典范时才有可能发生松动，从而被空间化和相对化。而西礼作为西“道”的制度表征，直接关系到中西各自的“道”能否继续维持其有效性和正当性。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译介的西文礼仪手册，《朝眷会规》将西礼概念具象化，使西方君臣互动的行为准则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清代士人面前。这些行为准则无疑冲击了传统君臣观，也使涉及君臣关系的西礼知识开始触及传统儒学思想的内核。《朝眷会规》的译者张德彝多次依照西礼觐见西方元首，回国充任光绪帝的英文教师后被“赐免跪拜”，甚至可以与之坐谈，隐隐透露出“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已处在变动之中的时代气息。对于西礼的译介和接受打破了“旧学古制”与“西学西政”之间的隔膜与分野，用新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改变了“旧学”的面孔，真正成为新的制度、思想和学术得以生长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