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外汉学的研究者，更多聚焦于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文化，而对现代文学和文化则缺少兴趣。对于这一点，关心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早有注意。赵毅衡曾言，很多西方的“中国文化迷，如庞德和伟利，都表示对现代中国毫无兴趣，甚至拒绝访问中国”。^①顾钧在其关于30年代在北京的美国留学生的著作中，记述了海外汉学重镇哈佛燕京学社当时对现代中国的态度：“哈佛燕京学社自建立以来，基本上还是延续欧洲汉学的传统，关注古代中国，重视经典文献。这从当时派遣到北京来的哈佛燕京学社的留学生那里也能看得很清楚……总体来说，由哈佛燕京学社派来的留学生基本以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采用的依然是传统汉学亦即文献考证的方法。他们对于近现代中国只是一般关心，并不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老师叶理绥甚至非常极端地认为，1793年以后的中国不能构成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顶多算是新闻学的范畴。”^②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埃德加·斯诺曾描述过当时的译介状况：“重要的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没译过来，短篇小说也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③现代诗歌的翻译状况也大体相仿。

于是，在专业研究者和翻译者缺席的情况下，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译者，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留学欧美名校，深感让西方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要，而又具有翻译能力、外语精熟的中国留学生；另一部分是在中国生活过、对鲜活的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士。哈罗德·阿克顿和罗伯特·白英两位都属后者。

哈罗德·阿克顿（1904—1994）出身艺术氛围浓厚的豪门书香，接受过一流的精英和贵族教育，是英国著名文化团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赵毅衡评价他是“欧战后牛津大学的一批青年文人中风头最健者”。^④一战后，欧洲兴起了反思自身文明的思潮，在接触诸如翟理斯译的庄子、韦利译的白居易等中国古代经典后，阿克顿怀着对自身文明的不满和对东方文明作为“拯救的他者”的向往，于1932年从日本辗转来到中国，在北平旅居长达七年。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则是在1941年，以英国大使馆文化联络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1942年起，他受邀成为《泰晤士报》的战时记者，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赴重庆、长沙、昆明、延安、北京等多地采访，多侧面地了解到了抗战期间中国社会各界的情况。

有着真实中国旅居经历的阿克顿和白英，他们翻译中国现代诗歌，有一个类似的理由，就是与前述汉学家截然不同的、对现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文学的关注和肯定。

到北平以后，阿克顿经曾在剑桥学习、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温源宁介绍，在北大教授英美现代派文学，结识了一众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通过他们，他对方兴未艾的白话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写有一篇发表于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 ien Hsia Monthly）的长篇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精神》（The Creative Spiri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集中体现了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阿克顿以“全新的航线”比喻白话新文学，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中国文学已经开辟了全新的航线，但西方人对此几乎全然不知。”至于原因，他批判西方汉学家倾心于深奥晦涩的古典中国知识，使得现代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仅停留于过去，并且武断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缺乏“创造精神”。他写道：“汉学家如赫兹里特（Hazlitt）等辈，他们对死的文学比活的文学更有信心。他们认为‘现代文学的烟尘和喧嚣，与不朽所要求的纯净与寂静相去甚远’。”但阿克顿认为：“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不朽。我们急于知道今天中国的作家们在思考什么和感受什么。我们了解到有这样的作家：不仅他们的用词和声律改变了，而且，新的知识和新的环境迫使他们以旧的语言完全没有办法表达的方式去感觉和思考。”因此他提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缺乏真正的关注和了解，他们所谓现代中国文学缺乏真正创造精神的观点，远不符合事实。^⑤为了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介绍到西方，改变西方对白话文学缺乏了解的情况，阿克顿最重要的实践，就是《中国现代诗选》的选译。

与阿克顿相类似，白英也因在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高校执教而结识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由此增进了对白话新文学的了解。尤为重要的是他在西南联大期间与闻一多等联大师生的交往，直接促成了包括《当代中国诗选》在内的几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编译工作。^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白英持和阿克顿类似的观点。首先，和阿克顿一样，他对白话新文学持肯定的态度，他称五四运动为“觉醒”，认为“古老的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了”，“中国的心灵正值青春，他手脚轻快、容光焕发”^⑦。他还认为尽管白话新文学还不仅成熟，但未来可期：“尽管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成长的阵痛还没结束，但是这个拥有鲁迅、沈从文、张天翼、端木蕻良和萧军的国家并不惧怕未来。”^⑧同时，他也认为，西方并不了解中国，对以中国新诗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知之甚少，而增进了解是很有必要的：“那些还认为中国诗歌是古代圣人的优美成就的人，应该去思考今天产生的新诗中的残酷、力量与真诚。”“世界上有四种古老的文明，中国可能是最优秀的，但它对西方来说却是谜一般的存在。西方要么学习它，要么毁灭它，如果双方不能彼此理解，就会有战争。”^⑨

比起阿克顿，白英翻译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动因−他作为文化官和记者的身份，需要他了解并向本国介绍当下中国的情况。1945年前后，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了最激烈的阶段，中国作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最前线，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因此，白英需要向西方展示一个真实可感又亟需帮助的中国形象，为同盟国向中国提供更多支持提供依据。在《当代中国诗选》的序言中，他提到，本来是想编选一本“从卢沟桥事变和抗日战场开始的诗集”^⑩，显而易见，编选这本诗集的重要目的之一正是向世界传达中国人民在日本铁蹄下的心声和反抗法西斯的怒吼，在国际上建构“抗战中国”“反法西斯中国”的形象。

总体而言，作为对现代中国有一定了解和热爱，并深知西方对现代中国知之甚少的外国人，两位译者的共同愿望是借由诗歌这样一种极富情感表达的文学形式，将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现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传递到西方，通过翻译增进西方世界对现代中国的了解。

《中国现代诗选》共选译了15位诗人的96首诗歌，《当代中国诗选》共选译了9位诗人的104首诗歌，从体量上说，两个选本规模都不算大，重在“选”而非“全”。因此，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编译者为什么从洋洋大观的中国现代诗歌当中，选择了这些诗人、篇目而非其他诗人、篇目来进行翻译？细察两本选集，我们可以发现，两本选集的译源选择，都受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的影响，一是作者的交游，二是译者本人的诗歌观念与译介对象的契合。

阿克顿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当时在北大读书的一批年轻诗人交往密切，在他的自传《一个爱美者的回忆》（Memories of an Aesthete）中，有不少与这些年轻人交往的记录，卞之琳、陈梦家、李广田、陈世骧等都是他的座上客。《中国现代诗选》的编译也正是缘起于与这些年轻诗人的交往，据阿克顿所说，英译中国现代诗歌的倡议最早由卞之琳提出，而主修英文的陈世骧则成了他的合作者。二人自1933年7月起着手开始翻译，直至1936年出版，历时3年左右编成。

这一诗集的选目，极大地受到了阿克顿和陈世骧交游的影响。当时在北平的青年诗人，常常在慈慧殿3号朱光潜家中举行“读诗会”，与会者包括北京大学的沈从文、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清华大学的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以及林徽因、周煦良等，陈世骧时常参与他们的活动。^⑪“慈慧殿3号”的读诗会，实际上是一个京派的文学沙龙，所参与者，以京派文人和新月派诗人以及由新月派发展而来的“现代派”诗人为主。《中国现代诗选》入选的诗人与“慈慧殿3号”的名单重合度极高，不在其中者，仅有时已过世的徐志摩、不在北平的邵洵美、戴望舒，以及成名较早、地位较高的闻一多、郭沫若五位。而这五位当中，除郭沫若外，也都是声名显赫的新月派成员，可以看出，《中国现代诗选》事实上具有颇强的同人选集的属性。

与《中国现代诗选》的情形相类似，《当代中国诗选》的选目也与编者白英的交游密切相关。1943—1946年，白英在西南联大执教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当代中国诗选》的编译正是这一时期的成果。对这一诗选的编译，影响最大的当数闻一多。白英与闻一多交往密切且对他充满钦佩之情，他称闻一多为“最伟大又最短命的中国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学者”。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暗杀，白英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充满悲伤和愤慨地记述了与闻一多的交往，盛赞他在新诗领域的成就、在教书育人中的投入和在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的勇敢。^⑫

闻一多深度参与了《当代中国诗选》的编译工作，在1943年11月25日致臧克家的信中，闻一多写道：“新闻的报道似乎不大准确。不是《抗战诗选》而是二年［千］五百年全部文学名著选中一部分的整个《新诗选》。也不仅是‘选’而是选和译− 一部将在八个月后在英美同时出版的《中国新诗选译》（译的部分同一位英国朋友合作）。”他还请臧克家帮忙把译诗的消息告诉新闻界的朋友，以便于出版后的合作。^⑬这里的“译诗”指的应当就是《当代中国诗选》。为了纪念闻一多在编译《当代中国诗选》中的贡献，1947年付印时，题言即为“纪念闻一多”。除闻一多以外，在《当代中国诗选》的“前言”里，白英特别感谢了俞铭传、卞之琳、闻一多、冯至等西南联大师生，他们不仅参与了翻译，还在成书过程中不断参与讨论。从选篇上看，卞、闻、冯，也是《当代中国诗选》中选译最多的诗人，分别选译了16、14、15首。此外，当时名气并不甚大的余铭传译了11首，同在西南联大的何其芳译了8首；臧克家虽然不在西南联大，却是闻一多的学生，通过他与闻一多的信件往来，可知他多次提出想去西南联大，算得上是与西南联大关系密切，他的诗选译了12首。

从两本诗集的编选可以看出，在战时交通、通信都不太便利的情况下，译者的交游，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篇目的选择。不过，文人之间的交游，除了接触条件的便利带来的“亲疏之别”，更与文学观念能否契合息息相关。阿克顿与陈世骧、卞之琳等人的合作，不仅仅是因为同在北大、又为师生，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学观念的相互认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精神》一文中可以看到，阿克顿既欣赏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精神”，也热爱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他极力赞成中国现代文学继承古典文学的传统并将之现代化，而反对截然的割裂和彻底的颠覆。阿克顿的这些观点，与他固有的文学观念有关。

来到中国之前，阿克顿已经出版了Aquarium、This Chaos等几本诗集，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也是众星璀璨的英国文艺团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有着鲜明的文学趣味和主张。他受艾略特影响很深，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著名事迹之一就是在宴会中高声朗诵艾略特的《荒原》，在北大任教期间，也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艾略特。艾略特本人非常重视传统，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等文章中所强调的“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⑭等观点，对20世纪的英国诗坛影响很大，阿克顿显然也受到了这些观念的影响。在《中国现代诗选》的序言里，他对中国新诗“光明的未来道路”的期待便承袭了艾略特的观念。他写道：“西方人无法预言未来中国诗歌必须沿着什么样的线路前进，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应该保持历史感。除了欧洲的影响，也存在着中国庞大传统中的一些大诗人的影响，两方面的影响‘已经完全化合，并经过了二次提纯’，必将贡献于现代诗人的风格特征与感觉能力。”^⑮在这样的理念作用下，“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⑯的新月派，毫无疑问更为阿克顿所欣赏。他写道：“他们在诗歌形式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进步。在伟大的欧洲浪漫运动的庇护下，他们在重组中国诗歌传统方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⑰这也就不难理解，注重在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借鉴中探索新诗发展道路的林庚，获得了阿克顿超乎寻常的偏爱−他的作品收译了19首之多，占了整个选集的五分之一。除了诗作，《中国现代诗选》还收录了一篇论文−废名的《新诗问答》。这篇对话体的文章，所谈论的就是新诗与旧诗的关系。在一本以收录新诗作品为主的选集里，选录这样一篇文章，很能反映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当代中国诗选》的选目，也同样体现出了外方译者与中方参与者文学理念的契合。白英的身份主要是外交官和记者，其著作主要是政要名人的采访、传记以及驻地日记，并不算是文学艺术界人士，他的文学主张不如阿克顿那般强烈明确，他对新月派的青睐，更多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有关。白英非常喜爱中国古典诗歌，西南联大的学生在给联大教师写的小传中，回忆到：“白英先生很仰慕中国的唐诗宋词，颇赞许陆放翁。”^⑱而在《小白驹》的序言里，处处可见他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热爱，他称诗歌是“他们文化中最美的花”^⑲，他称赞中国诗“创造了比最柔软的丝绸还美好的语言；他们小心雕琢他们的情感直到一片花瓣落下的声音比一个王朝的覆灭还要大，他们的诗歌崇高地可以与天使比肩，他们写了比全世界其它民族加起来都多的诗歌”。^⑳

对古典诗歌的热爱，影响到了白英在翻译中国现代诗歌时的篇目选择。他重视现代诗与古典诗歌的联系，他写道：“尽管中国诗人自己坚称自己已与华丽的过去一刀两断，但过去总是不断的闪现，‘桃花源’总跟随着他们，在他们的抗日诗中，我们看到了和抵抗匈奴以及其它想要攻进玉门关的外族侵略的诗歌中同样的忧郁，但是，尽管忧郁是相同的，这些诗歌中也有一种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力，比其它任何事物都更能反映中国人此时的思想−他们树苗般的活力、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他们不论面对怎样的疲惫和失败都展现出来的惊人的力量。”^㉑因此，与《中国现代诗选》类似，白英的《当代中国诗选》所选的诗人也以新月派和现代派为主。正如李怡所言：“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新月派诗歌正是架在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给那些既学习西方诗歌，又眷恋传统艺术的现代中国人莫大的亲切感。”^㉒

此外，如前所述，白英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译介，还带有在国际上建构“反法西斯中国”这一政治上的功利目的，这也影响了他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看法−他看重诗歌的现实关怀，欣赏能够反映中国人民生活情境的作品。而他的这一观念，恰好与中国文坛当时的转向殊途同归。“抗战时期中国新诗是以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简单认同为其开端的：卢沟桥一声炮响，震撼了诗人敏感的心灵与神经，30年代两大派别的对峙仿佛在一夜之间就陡然消失，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一起唱起了民族解放的战歌。”^㉓闻一多等人的诗歌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在这一时期，闻一多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认为“就现在的情形看来，做一个中国人比做一个文艺家更重要”^㉔，“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至于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㉕因此，编选于1945年的《当代中国诗选》，不论是出于白英本人的观念，还是出于闻一多等人的文艺主张，都更加倾向于反映中国人民战时的生活、苦难与斗争的作品。因此，在《导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代中国诗选》选译了不少新月派诗人的作品，但白英态度上却不无保留，比如他批评徐志摩的感伤情绪让他“哪怕在表达对劳苦人民的最大同情之时，他也依然远远脱离了芸芸众生”。

出于这样的文学观念，白英的选集其实与阿克顿的集子格局已经颇为不同。除了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人以外，《当代中国诗选》所选择的另外两位诗人是都是特别强调诗歌社会功用的诗人−“深深地植在土地上”^㉖的艾青和“时代的鼓手”^㉗田间。他盛赞艾青“对北方人民和北方荒原的俯首谛听和深切同情”；盛赞田间的诗“铿锵有力，气贯长虹，只需闭上眼睛，便能置身于战场之中”。而且，艾青的诗虽然入选数量不是最多，但由于普遍较长，在选集中却是页数最多的，达到了24页，占据了全书中五分之一的篇幅。此外，即便是两本集子同时入选的诗人，白英也倾向于选择更具有现实关怀的作品，比如在徐志摩的诗歌中，就选译了《叫化活该》这样的作品。在这部多人选集里，他还收录了闻一多的《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这样一篇专门的评论文章，由此既可以看出他的选译标准，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他对中国诗歌的期待。他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诗坛，既批评新月派、现代派过于感伤颓废，又肯定他们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肯定并期待用他们的探索，拓宽现实主义诗歌的表达手法。“中国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与新月派、现代派这两条河流，也并不像长江、黄河一样，南北分流，丝毫没有脉息相通的地方，而有着许多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交点”^㉘，《当代中国诗选》恰好也体现出了这两条“河流”的交融。

《中国现代诗选》于1936年由伦敦的Duckworth出版社出版，将百余首中国新诗带向了世界，这是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首次亮相。Duckworth成立于1898年，它的创办者杰拉尔德·杜克沃斯（Gerald Duckworth）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哥哥，包括伍尔夫在内的众多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作者都在Duckworth出版社出版作品，使得它在英国乃至欧洲颇有影响力。而阿克顿本人交游甚广，在诗选出版以后，也多次将其寄送、推荐给朋友。^㉙借助出版社和阿克顿本人的影响力，《中国现代诗选》在英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陈世骧说，《中国现代诗选》“得到异方人的欣赏”：“出版后英美的读者，热心地接受它，关于它的书评，十之八九，都表示赞扬，同情和努力去了解它。”“出版社很快决定再版”^㉚（不过以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直到1975 年，才由纽约 Gordon 出版社重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译的过程中，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已经刊发在前面提到过的温源宁等人主持的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 ien Hsia Monthly）和美国的著名诗歌刊物《诗》（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上。这些零散的发表，对于中国新诗的推广无疑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自那时起，中国新诗进入到了海外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当中，《中国现代诗选》被普遍地认可为中国现代诗歌乃至中国现代文学英译最早的成果之一。汉学家白之称阿克顿为“第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翻译者”。^㉛在《当代中国诗选》的前言中，白英在开篇第一句，即提到了《中国现代诗选》，称之为“出色的作品”。《当代中国诗选》所产生的影响，同样与译者白英的个人影响有关。来到中国以后，白英的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作品曾多次登上《时代周刊》等杂志的畅销榜，包括《当代中国诗选》在内的翻译作品，虽然不如他的日记和传记作品影响大，但也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一个途径。

另一方面，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两本诗集的影响都不仅仅局限于海外，而是在中国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且不乏争议之声。总体而言，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文本的选择，二是译者在序言和小传中对中国现代诗人和诗作的品评。

萧乾曾回忆过他在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中国现代诗选》引起的争议。萧乾本人与阿克顿和陈世骧均有交往，1936年《中国现代诗选》刚一出版，他就请南开大学的刘荣恩为之写了书评。刘荣恩在1936年7月19日的《评〈中国现代诗选〉》一文中，提出了对《中国现代诗选》的几点质疑。

刘荣恩批评尤为激烈的，是认为选篇过于受到编者个人好恶的影响，他提出了李金发、汪敬之、饶孟侃等几位自己认为必当入选而未被选译的诗人，尤其提到“林庚一个人的诗竟选译了十九首之多，几占全书的五分之一”。^㉜事实上，选篇问题确实是《中国现代诗选》最被质疑的地方。京派作家常风在肯定《中国现代诗选》的意义的同时，同样对它的选诗提出了较大的质疑，认为“像这部中国现代诗选需要一点系统，这是要译给陌生国度里的人看的……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新诗是如何长成的，又是经过如何的蜕变而成为今天的样子”。^㉝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关注现代诗歌外译比较多的北塔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他写道：“阿克顿好像还谈不上是诗歌行家，对中国诗歌，尤其是北京之外的，恐怕了解得很有限。1930 年代前期，经过戴望舒的努力，京派和海派的关系虽然有所结合，但隔阂依然存在，这个本子收录的大多数是京派诗人，而且是 20 年代就已有了席位的诗人，尤其是新月诗派，开篇第一人不是胡适（压根就没有选这位新诗开山鼻祖），也不是郭沫若（排在第七位），而是新月派中的联络员陈梦家，即是明证。以陈梦家开场，而以俞平伯殿后，这种排法也是闻所未闻。要知道，俞平伯比陈梦家整整大 11 岁，在诗坛上更是不折不扣的前辈……他没有交代为什么不选另外一些诗人的理由（比如胡适、冯至、徐玉诺甚至艾青等）。”^㉞

类似的批评，也存在于《当代中国诗选》。有论者在肯定“再没有像编者那样更适宜于介绍中国的新诗了”的同时，惋惜“少了个郭沫若，虽说郭氏的声名已经转移到政治和学术上，但他给予新诗的影响比上述的任何一位都要大”。^㉟北塔也同样对白英的选篇提出质疑。^㊱

可以看到，批评者主要是从学理性的角度提出质疑，认为既然名为“中国现代诗选”“当代中国诗选”，那么有代表性的中国诗人就不该因编选者的好恶和交往的亲疏来取舍，排行也不应错乱，应该尽量反映中国白话诗的发展和面貌。

对于这样的质疑，陈世骧的回应也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刘荣恩的文章，即便经过萧乾删改^㊲，言辞也仍然颇为激烈，引起了陈世骧的极大反感，于是他在同一栏目，于8月28日写了回应文章。首先从目的上，他说“我们选诗的用意，并不是介绍一部近代中国诗史料，更不说我们所选的就代表了中国全部的现代诗”；但是他不认可篇目的选择夹杂了个人好恶的影响：“不过读诗的趣味虽人各有异，但选诗的取舍绝无分私情的远近。”^㊳其次，他也提出了一些客观困难，一则“有些诗原作虽然很好，但终不能译得满意，最终不得不割爱”；二则“中国现代诗成集之少与绝版之快，更成为选诗的难题”。

总体而言，在译源选择的问题上，批评者的意见是比较中肯的。如前所述，无论是阿克顿还是白英，他们在中国的交往圈子是很有局限的，而且，两位译者的中文水平都比较有限，编选多倚仗合作者的帮助，尽管合作者也有心尽量保持公允，^㊴但毕竟是时人选时作，很难真正做到不受个人好恶的影响。不过，陈世骧的回应也说明，他和阿克顿本就无意强调选集的学术性，仅仅是把它作为让西方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普及性质的读本，对于学理性因素考虑较少，而更多考虑的是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接受，因此，仅仅追求“在中国近代诗长足发展中，我们选入的诗人多是放着异彩的”^㊵，而论者所看重的某篇诗作“它的影响，它在诗演化上的地位”恰恰并非选译者所看重的；而从白英的背景及他致力于呈现“反法西斯中国”的编译目的来看，他对学理性因素显然也不会有太细致的考虑。因此，争议的双方，表面上看是对选/不选某几位诗人持不同意见，背后却是学理性与可接受性之间的权衡和选择。一个例证是，郭沫若在两本诗集中所受的冷遇（阿克顿只选了三首，白英一首都没选）颇为批评者所不满。其实，无论是白英还是阿克顿，都没有忽视郭沫若的存在−他们在序言里都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来介绍郭沫若，也大方肯定他在诗坛的影响和地位。但是，二位来自西方的编译者，都或多或少地认为郭沫若过度西化。措辞激烈的白英似乎觉得郭沫若食洋不化，他写道：“在没有彻底理解西方文化的情况下，郭沫若提出了关于西方的若干理论”，认为“把他的诗译成英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阿克顿则认为郭沫若丢掉了联想、暗示、情绪的节制这些中国诗歌最为显著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赞同闻一多认为郭沫若“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连精神都十分欧化了的”^㊶的判断，他们认同郭沫若的“精力充沛和满腔热情”，认同对于中国新诗而言，这是“时代的精神”，但认为这些对中国读者来说颇具冲击力的“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㊷，对西方读者而言，则不那么新鲜和具有吸引力。因此，虽然明白他对于中国新诗而言的重要意义，但在选译他的作品时，都表现得比较审慎。当然，二位译者对于“中国特色”的强调，难免带有“想象的”而非“事实的”中国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即萨义德所谓“东方化东方”，但对于面向西方普通读者的读本而言，这种考虑也确实有合情合理的一面。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译者在序言和小传中对诗人和诗作的评价是否恰切。刘荣恩说阿克顿的“引言写得乱些”，常风认为阿克顿在谈到胡适时，“似乎有点多余的讥诮”，北塔在翻译这篇序言时则提出了诸如不似学术论文般严谨、卖弄学问等批评；^㊸对于《当代中国诗选》的序言，李章斌认为“有一些判断看起来更像是西方人出于猎奇心态的天真想象”，一些赞扬“不着边际”。^㊹而北塔甚至对白英略带嘲讽。对于这一问题，或许有三方面的原因可供思考。其一，客观上说，阿克顿和白英两位，都并非专门的研究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新诗熟悉程度确实有限，因此难免力不能逮，如陈世骧所言，“以一外国诗人，批评如此复杂的我国近代文学，当然难免可以指摘的地方”。其二，从主观上说，为了让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学的读者尽快对中国现代诗歌产生初步的印象，两位译者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一个方法，即中西方诗人、诗作之间的比附，但是因为了解有限，这种比附常常并不准确，出现了不少“拉郎配”的情况，且往往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这就更加使得批评偏离了客观。其三，还要回归到“诗选”和“序言”本身的性质来说。两本诗选都是要在英美出版的商业性图书而非学术读物，有着盈利的需求，序言也就带有一定的广告性质，夸张和溢美在所难免。而无论是阿克顿还是白英，他们创作的初衷是给自己的著作所写的“序言”，因此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语言表达上也没有刻意避免文学化、情感化的表达，对于研究者而言，可以将这些序言、小传作为重要的研究资料，而以审视学术论文的眼光和标准要求他们的严谨性，则未免缘木求鱼。对于他们的批评，或许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对林语堂最擅长“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调侃，但如果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便很容易理解−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而这本身也是一件专业的事，它的专业性要求它更多从“传播者、讯息、媒介、接受者、效果”等要素去考虑，因而与文学研究的专业性要求有所不同。

如前所言，阿克顿和白英，都并非汉学家或专业译者，因此，从中国现代诗歌史的角度而言，两个集子在专业性、学理性上的瑕疵和不足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借助译者本人已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中国新诗在海外的普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对中国文学的外译史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作为一种特殊的接受者，外国编译者的视域，也给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视角”。

作为最早进入西方视野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两本诗集以及围绕着他们的讨论与争议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一是，虽然今日的信息渠道，远比20世纪30、40年代更为发达，但仍然应当正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鸿沟。西方译者了解中国的途径有限，往往受到自身观点、交游的局限，因此，对中国文学而言，仅仅依靠西方译者“引进”中国文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一旦“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说话并且由于欧洲的想象才得到表述”^㊺，那么经过西方滤镜筛选后的文学作品，必然难以避免地有失偏颇，所以掌握话语权尤为重要。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人的事，总要中国人自己来做，才可以见真相”。^㊻二是，在掌握主动性和话语权的同时，作为专业的译者和研究者，往往更注重译作的学术价值，而容易忽视读者的可接受性。但事实是，脱离了读者的可接受性，就弱化了译作最重要的作为媒介的传播价值，难以达成文化交流的目的。第三，正如两本诗集的译者都强调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继承一样，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吸引对方的，始终是彼此的异质性因素。我们既需要对此抱有警惕，避免被刻板印象化，也需要谦虚平和，不卑不亢地展现自己的民族个性，在与世界性思潮的共振，在共同的诉求、价值中，凸显自己的独特意义，唯其如此，才能实现文化间真正的平等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