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关于“民族”的概念，学界长期有争议^①，学者多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指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②研究“现代民族”有种种便利条件，有些特征在古代民族身上难以捉摸，比如意识和情感方面从文字记载上很难找出多少根据，但从共同的文化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找到可供说明的材料，这种一致性往往体现着共同的意识和情感。^③所以说，这个“民族”定义同样适用于古代。

受文化人类学“民族建构”思潮的影响，“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观点深受部分学者认可^④。罗新认为“一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polity），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尽管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⑤主张以“政治体的视角”从某人群与政权的关系揭示群体如何形成、如何对我群与他群的差异进行知识建构^⑥。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西方民族nation概念更具政治色彩，和我们“人以群分”的民族概念颇为不同，从英文的角度看，古代中国的“民族”更类似族群（ethnic group）。即便古代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我们也需要去讨论他们“想象”的基础是什么，毕竟“想象”也是需要由某部分人主导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探索“想象”与历史、现实的联系，去探索“谁主导想象”，进而去追寻“想象的形成过程”。^⑦

谢剑对匈奴氏族、亲族组织、氏族内外部结构与政治制度关系的研究表明，^⑧匈奴部落由若干种属相同的“姓”（氏族）构成，匈奴上层是一个单系继嗣的父系氏族社会。《晋书》卷97记载“北狄以部落为类……凡十九种，不相杂错”^⑨，这是汉晋时期的情况，但应有渊源。与其说古代民族是政治体，不如说是一个亲族组织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表明，亲属关系深刻影响着社会和政治生活，多数亲属制度是文化建构的，是建立在习得和多变的文化的基础上，由核心家庭、大家庭（由三代或多代成员组成的家庭）和继嗣群体（由宣称是同一祖先的后代所组成）。^⑩

一个政体是指一个政治上独立或自治/自做决断的社会单位，它可以是一个复杂社会，如国家社会，由许多较小的部分组成，如狩猎采集群。^⑪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都是相对强大的政治体。维持一个人群的稳定，除了利益、权利义务还有情感，过分强调“政治体”，可能会掩盖能将不同人群聚集在一起的其他因素，不同群体（或族群）的个性很容易被忽视。有鉴于此，有学者将“政治体”“族类观念”相结合，考察某古代人群的发展历程。^⑫这一研究路径颇有创见，但是，在研究那些没有文字记载或文献资料极度残缺的群体的时候，却力有不逮。

比如，我们研究粟特人。北朝后期，“谱系建构”“伪托郡望”蔚然成风，很多内迁粟特家族，可能经历了“鲜卑化”“华夏化”。学者们在判断“粟特人”“鲜卑人”身世时，大多是基于“以国为姓”“以部落为姓”或“特殊姓名”来进行的。按照这个思路，学者们一般将“史”“康”这些人判定为中亚粟特人，进而讨论“粟特人”的变迁、认同。但是，“史”“康”也可能源自“突厥”“高车”。又如唐代宰相张说的女婿少府监郑岩，墓志载其“河南荥阳人”，墓志记载其六代祖是“盘陁”，因“盘陁”是中古时期中亚粟特民族男子常用名的音译，所以，学者判定郑岩是粟特后裔。^⑬如果墓志里没有出现“盘陁”这个词，学者很可能会将其当成荥阳郑氏支脉来研究。如果对墓主的先祖有错误的判断，这会极大影响了我们对这些家族、阶层演变的考察。

一些受深受英美文化人类学影响的学者认为，“民族”一词带有文化色彩的“族群”（ethnos/ethnic group）含义。这部分学者多认为，基于“语言、体质与文化等特征”进行对“民族”/“族群”的观察、描述、分类并不合理（认为溯源研究经常会陷入古人或研究者本人对“过去”的想象之中^⑭），并提倡“从民族的溯源研究转向民族的认同研究”。“身份认同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然而也颇有争议性，其预设是“假定有一个认同于社会或文化表述的先验的、原始的自我观点”，在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均同时认同于若干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认同有着历史的变化且相互之间常有矛盾冲突。^⑮退一步说，无论是族群认同“原生论”还是“建构论”，两者都没有否认“认同”与历史传统、现实环境的关系。

要之，西方的“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民族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选择一种“理论”需尽可能考虑我们研究的对象及我国学术发展脉络。费孝通先生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经历了自在到自觉的过程”^⑯。戎、狄、羌、匈奴、鲜卑等称谓很可能是华夏人对当时周边非华夏群体的一种称呼，其含义可能经历了血缘氏族、亲属部落、地缘部落、部落联盟、古代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⑰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一词在古代文献虽未出现，但“族”的分类、“族类”观念却很早出现，其划分标准大体与当下“民族”内涵相近，基本上具备了斯大林所说“四大要素”^⑱。使用“古代民族”一词，这不仅符合中国历史特点和史学传统，也符合“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等概念的基本思想。

《释名》：“谱，布也，布列见其事也。亦曰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⑲“谱系”即事物类别，渊源关系。正如学者们所反复强调的，在草原部落兴起阶段，以血亲与姻族为基石而构造的部族结构是部族赖以崛起的力量之源；众多因素促成了部落、民族的形成，同样，也是这些因素维持着民族边界，从这个角度看，民族的形成与演变是立体的、动态的，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如拟血缘）。虽然是变动的，但其核心因素又是相对稳定的。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成为我们研究其谱系的线索。

本文所指的“民族谱系”研究就是立足于历史文献、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遗传学等材料，进行长时段、跨区域、跨族别的多角度、立体的研究，先以身份较明确的个体为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基准点，从个体—家族—群体多个角度考察核心集团的兴起、演变，研究核心家族与普通部众的关系，最终揭示该民族的兴起、演变的历史过程。

上文扼要讨论了“古代民族”概念，“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动态的，“溯源研究”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极为重要，成果显著，其研究方法也饱受王明珂、罗新等人的批评。如王明珂认为，从体质、语言与考古文化上对某一特征探源，并不等于民族探源；基于历史文献的民族溯源，也经常陷于古人或溯源研究者本身对“过去”的想象之中。^⑳兹以评述的方式扼要介绍我们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与术语。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周边异民族的存在，并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甚至是口耳相传或者是道听途说的记录，有些记录互相抵牾，史学的基本素养提醒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史料或新材料，需要对有关史料进行甄别，考订讹误，判定文献形成的时代背景，审视文献形成的“社会因素”（叙事学、诠释学的方法），为考古学、遗传学等学科视角提供保障。

《史记·匈奴列传》是研究匈奴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这可能不是匈奴人自身的“追溯或历史记忆”，而是司马迁（或汉代人）“条理化或系统化处理的战国秦汉时代流行的一种朦胧的历史记忆”，^㉑可以认为是秦汉人对匈奴文化谱系的“想象”或认可。这一观念，经汉唐学者的注解而成为“不言自明”的普遍看法。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玁狁考》^㉒开创性地利用甲骨文、金文、音韵等方法论证鬼方、混夷、獯鬻、猃狁、胡、匈奴等名称都为其本名，将《史记》中朦胧记载论证成较真实可信的历史，还复原了中原人与他们的认识过程。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姚大力结合语言学与分子生物学的证据，指出诸夏(及其前身)在西北方向上所先后面对、并被王国维视为始终如一的那个“他者”，很可能包含着前后三批不同的人们：先是原始藏缅语各族的祖先人群；自公元前二千年下半叶起，是由前者之一部与从北亚南下的人群相混合而成的猃狁或戎狄；到战国中叶前后，才是形成于北方草原的匈奴边缘人群^㉓。这一看法颇具前瞻性。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西域地区民族政权更替频繁，王国维提出了“论西胡之事，当分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级观之，否则鲜不窒阂矣”，可惜没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很多学者在论证匈奴渊源时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蒙文通据《战国策·秦策》载义渠伐秦与《史记》秦惠文王七年五国与匈奴攻秦一事，主张“义渠与匈奴同源”，认为《匈奴列传》“北服浑庾、屈射……鬲昆”，《汉书》作“浑窳”，《史记》又作“薰育”“荤粥”，是“匈奴既盛，而浑庾为之属”，否认薰育即匈奴；又引《吴越春秋·太伯传》“古公为狄人所慕，薰粥戎妒而伐之”，认为薰粥与狄有别。他认为，应劭、晋灼、韦昭等人将薰粥、猃狁、匈奴混淆，后学者又把鬼方、猃狁、畎戎加入，则错误更甚。^㉔

王国维“史料+地下材料”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然这种对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不加批判地误用和乱用的结果并不能提供一种可信的古代史，反而产生更多争议。如王国维起初认为匈奴属于蒙古人种^㉕，之后在《西胡续考》又主张匈奴像深目多须的西胡种。其所引材料为《晋书》中关于匈奴别部羯胡的描述，与他同时代的马长寿等学者认为王氏之论证，只能证明羯胡深目高鼻多须，而不能证明来自草原之匈奴。^㉖而诸家对霍去病墓前石刻的形象解读也有分歧，所以争论不可避免。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林幹注意到了匈奴墓葬出土人骨的特征，不过他认为体质人类学界对匈奴墓葬人骨有争议，采取不采信的态度，回到利用图形、刺绣的老路，甚至把刺绣当成“匈奴自画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㉗其对资料的利用令人遗憾。

一百多年来，大批学者参与对匈奴历史的研究，但匈奴族源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概括起来有：匈奴源于西北；^㉘匈奴源于义渠、林胡、楼烦；^㉙匈奴来源于西方；^㉚起源于阴山；^㉛起源于西伯利亚^㉜等说法。上述说法也影响了学者对匈奴体貌特征的判断，如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㉝或类似现代中亚人的“过渡类型”^㉞。

自17—18世纪之交欧洲汉学家从语言学的角度开始探索包括匈奴在内的中国北方民族的种属。^㉟随着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体系的建立，语言学家进一步阐述自己在匈奴族源上的认识。如兰司铁（G. J. Ramstedt）认为匈奴人使用的语言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㊱而蒲立本（Pulley-blank）则推测匈奴人所用是已经消亡的羯（Keti-Kiti）语（属古西伯利亚语叶尼塞语一支）^㊲。由于匈奴语在7、8世纪时已经成为死语言，不清楚现在被认为与匈奴语言有关的某些现代部落究竟保存多少成分，故研究的难度很大，以致于历史学界亦邻真说百年来关于匈奴语研究，没有一个人获得成功。^㊳这里不赘述。

受欧洲汉学影响，白鸟库吉等人开启了日本对匈奴在内的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㊴到20世纪20年代，江上波夫结合自己多年的考察经历及国际考古成果，讨论了匈奴的兴衰史以及社会状况。他认为匈奴属于蒙古人种，从绥远（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发展推测匈奴故乡可能在叶尼塞河上游、阴山—鄂尔多斯一线西面的地方。^㊵之后，内田吟风进一步开拓这一研究领域，在讨论匈奴体貌时，也犯了王国维类似的错误，以休屠太子、刘渊相貌、马踏匈奴、诺彦乌拉刺绣等来证明匈奴属于欧罗巴种，又因匈牙利墓葬人骨是蒙古人种，为了弥合这个冲突，内田认为欧种类型的匈奴统治者留在伊塞克湖，而蒙古人种部众继续西进到匈牙利。^㊶与其他学者只强调匈奴是欧罗巴种、蒙古种的观点不同，日本的角田文卫则把匈奴人种构成看成动态的变化过程，他认为匈奴本是蒙古人种，在发展、强大后的扩张过程中，与西方欧洲人种混合，变成了类似“中亚突厥人的特征”。^㊷持这种观点还有麦高文、梅兴−赫尔芬（Maenchen-Helfen）等人。^㊸

简而言之，文献学、历史学能帮助我们深刻把握历史文献性质、北方民族兴起的历史背景，以快速确定研究的重点、突破点。当然，我们在研究中也会用到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比如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毕竟，在许多古代/非工业社会中，亲属联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依附于特定亲缘关系之上的行为准则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㊹

对北方民族起源的研究，在文献不足或缺失的情况下，考古材料被认为是更加贴近“真相”的资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下，学者流行以考古文化来推断古文献上的民族，或以考古文化特征来追溯其族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思考：能否从考古遗存中判别该考古遗存的民族属性，考古文化与族群的关系究竟如何？^㊺这一思潮和族属理论及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

比如文化—历史考古学方法，它深受“传播论”的影响，其特点就是对物质遗存进行经验主义的提炼、描述与分类（器物组合类型学），将这些遗存置于一个时空框架之内，不同器物组合要么反映了社会和地理上的距离，要么是不同人群或不同时代的产物，而相似的器物和器物组合是某同一群人在某特定时期的产物。情境考古学认为，物质文化不仅仅是生态适应或者社会政治组织的反映，而是用来区分以及反映社会关系的一个活跃的因素。而过程考古学声称，文化是一种整合的系统，由多个运转的不同亚系统组成，考古遗存是过去许多不同过程的产物，而非只是反映了某种观念的规范。^㊻

匈奴考古始于19世纪末的俄国人，早期的研究者往往把匈奴考古当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林沄很早就指出考古学者应该根据新发现去揭示文献所未记载的东西、去检验司马迁的观点，不能将北方地区的各个民族统统算作匈奴前身^㊼。其“戎狄非胡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

考古学者认为，蒙古高原中北部的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及其支流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接近，墓地集中、数量庞大，且有大批高等级墓地，城址、居址与其墓地间的距离在50—100公里，由此推断这一区域是匈奴的统治中心，该区域墓群最能代表“匈奴”^㊽。以此为基点，可探索“匈奴考古文化”“匈奴核心”的源头。典型匈奴文化特征集中反映在小型普通墓葬，即地面有圆形或方形石堆，以木棺、单人仰身直肢，头向北，殉马、牛、羊等为主；陶器以轮制为主，器型以罐为主，纹饰以绳纹、波折纹、弦纹为主。^㊾

考古学界从出土器物组合的特征及体质人类学角度探索匈奴起源有如下看法^㊿：（一）匈奴起源与蒙古高原典型石板墓文化有关，⁽⁵¹⁾这一看法在国内外影响最大；（二）匈奴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北方鄂尔多斯及阴山一带⁽⁵²⁾；（三）匈奴由多个具有各自化特征的部落组成的，比如北匈奴起源于蒙古高原石板墓文化，而南匈奴的发祥地在今河套及大青山一带，中亚的匈奴则是印欧人与北亚蒙古人种的混合；⁽⁵³⁾（四）因图瓦石砌墓的年代相当早（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匈奴墓，结合诺颜山匈奴墓有男女性颅骨为北亚人种古西伯利亚类型，《史记》《汉书》记录的匈奴语词汇中有叶尼塞语成分，林梅村提出匈奴人的原始故乡有可能在叶尼塞河上游图瓦地区，匈奴人的发祥地主要在北部蒙古草原；⁽⁵⁴⁾（五）阿尔泰地区西比尔克墓地以马、牛、羊殉牲、仰身直肢、头向西北的习俗，随葬品中的牵马纹透雕铜带饰、环形铜带扣、双孔骨镳、金耳环等，具有部分匈奴文化遗物的特点，年代断为公元前5—前3世纪。H. B. 波罗斯马克认为匈奴文化中有来自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是塞种人居民从哈萨克斯坦草原地区迁移至阿尔泰地区的结果。⁽⁵⁵⁾因公元前8—3世纪的阿尔泰地区普遍流行侧身屈肢的西首葬，西比尔克这类遗存在该地区十分少见，学者认为这不具备代表性。

虽然诸家对匈奴考古文化源头的观点不同，因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石板墓文化同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构成一个文化传统相近、关系十分密切的特殊区域，且与早期匈奴考古遗存有许多相似因素（如器物特征及体质人类学成分），这一区域与早期匈奴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策比克塔洛夫等认为，石板墓年代下限为公元前6世纪，而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早期匈奴遗迹的时代为公元前2世纪，这两类遗迹之间存在着大约3个世纪的间隔，这是证实这两类遗迹缺乏或是存在联系所面临的最大困境。⁽⁵⁶⁾关于石板墓文化的年代，大部分学者认为该文化的年代下限同匈奴衔接（公元前3世纪），所以策比克塔洛夫将石板墓文化的年代下限断在公元前6世纪不符合考古发现的实际⁽⁵⁷⁾。

基于“戎狄非胡”的认识，杨建华等人从牌饰、器物角度对匈奴的形成做了如下推测：“早期匈奴来自南下到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北亚人……（燕、赵、秦）迫使他们退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长城以北。面对秦国的统一，他们也不断结成联盟，并逐渐接受来自西部的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在秦汉交替之际……逐渐形成了以冒顿单于为首的匈奴联盟……在汉武帝的打击下，他们不断北退到大漠以北，并与西面的欧亚草原加强了联系，并且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匈奴文化。”⁽⁵⁸⁾这一推论需要更多证据的支持，但很可能是最贴近匈奴历史的一种假设。

前文已述，考古学界对“匈奴墓葬”的判定是有浓厚的“文化—历史考古学”风格，虽然饱受其他考古学流派的批评，但不失为寻找、研究“匈奴遗存”的可行方法。考古学各种理论和流派的兴起都是为了探索一种更能阐释物质文化、社会为何变迁的方法。出土材料自己不会说话，我们必须提出恰当的问题并设计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综合其他学科的认知，去探索考古遗存对应的人群的关系，反过来，从考古器物组合变化探索该遗址人群在血缘、在文化谱系的构成或变动。

比如，我们先对身份较明确的匈奴贵族（或考古文化上很典型的“匈奴墓”）进行DNA研究，在确定其遗传构成后，将其与赤狄、鲜虞或其他身份不明的游牧民墓主进行比较，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揭示春秋战国匈奴的兴起提供参考。文献多是关于贵族、上层集团政治、生活的记录，平民往往被忽略，考古学将平民纳入研究，可重新考察文献记载与物质文化的关系，这对古代历史、古代社会研究来说是巨大的拓展。

古代中国“大一统观念”和“夷夏观念”有悠久的传统，据伊藤清司对春秋至汉代出现或流行的《逸周书·王会》《山海经》《淮南子·墬形训》以及史书中的四裔传的研究，“异民族观”往往是立足于体貌上的不同，而非文化上的异同。⁽⁵⁹⁾这种观念在晚清（甚至在部分现代国家）依然很流行。⁽⁶⁰⁾所以，从古人的体质特征入手，是“理解同情”古代社会的一种手段，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挖掘更深层次的问题。

古人对体貌特征的关注由来已久，早期的主要靠毛发、肤色来分辨，后来逐渐完善并发展成为人类学的分支。体质人类学通过研究人类骨骼来重构其身体特征、饮食健康状况及其与环境、文化的交互影响，进而勾勒特定遗址的古代生活图景、古代人群的发展演变。较常用的方法是对颅骨、牙齿等部位的观察、测量与非测量。

颅骨是人体骨骼中功能最为复杂的部分，其内部板块在生长和发育过程中会相互作用并促成更复杂的结构变化，如口、鼻、眼等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头部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以适应功能的改变⁽⁶¹⁾。受遗传、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在颅面形态上有差异，但在某一范围内又具有明显的类型学意义。这是颅骨测量学能用于人群区分研究的出发点。

早期的学者利用表型特征⁽⁶²⁾，如颅长、颅宽、颅高、肤色、头骨形状、面部特征（鼻子形状、嘴唇厚度等）对人群进行区分，有很大的主观性。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元统计分析的引进，这门学科的严谨性才逐步完善。王明珂等人认为“（骨骼）资料告诉我们，各地匈奴人的体质差异极大，体质特征不能当作界定匈奴人的标准。因此，任何以体质特征的相似性来找寻匈奴人的祖先或后代，都是毫无意义的。”⁽⁶³⁾这一看法有失偏颇。

早期关于“匈奴”人骨的鉴定是形态观察结合几个测量位点数值的比较。其研究原理是如果测量值在某人种类型范围内，就认为是某类型人种，容易受个体大小的影响，甚至没有对数值进行标准化校正⁽⁶⁴⁾，结论的可信度不足。体质人类学区分人群历史的原理是如果存在多个人群的混合，混合程度越深（时间越久）则“类型差异”越小，在此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推算各类型融入人群的时间，则可推演人群的最初的体质类型。

比如，我们知道匈奴最初在蒙古高原，后来西迁中亚。苏联学者对中亚匈奴墓人骨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带有较多的印欧人特征，而贝加尔湖地区、蒙古地区的匈奴墓人骨以蒙古人种因素为主体，混入少量欧罗巴人种成分的混合群体。⁽⁶⁵⁾结合匈奴发展历史，推算早期匈奴为蒙古人种。因春秋战国时期桃红巴拉和毛庆沟的头骨带有某些北亚人种的因素（以东亚人种的形态特征占优），年代早于外贝加尔和诺彦乌拉的匈奴遗存，故潘其风认为他们可能代表早期匈奴体质特征；因被认为西迁北匈奴后裔的匈牙利匈奴时代墓葬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作者由此推测北匈奴的主体居民是古西伯利亚类型的人群，南匈奴、北匈奴在体质特征上可能早就存在着差异。⁽⁶⁶⁾朱泓进一步发展了潘其风的观点，认为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察布草原等地区所发现的东周时期有关人骨很可能就代表了南匈奴的祖先类型。⁽⁶⁷⁾经对内蒙古长城一线的和林格尔、新店子等东周时期颅骨的研究，张全超认为其和外贝加尔新石器时代“古西伯利亚类型”有显著差异，鉴于其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地区，故命名为“古蒙古高原类型”。⁽⁶⁸⁾他认为这应该是史书上的“胡”，匈奴人是石板墓文化居民的继承者，外贝加尔石板墓居民的人种类型从“古西伯利亚类型”变成“古蒙古高原类型”，这可能与匈奴的扩张有关。⁽⁶⁹⁾

上文提到，“以貌取人”在古代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体质人类学的长处通过对身体特征的变化（尤其是病变）来反映个体/群体健康状况及其与环境、文化的交互影响。这点在我们的研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能让我们的采样（样本选择）与研究更有针对性。

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是利用基因分析（DNA序列）来确定进化链条的研究，通过单倍型群和单倍型来定义种群关系⁽⁷⁰⁾。常用的DNA标记有线粒体DNA、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等。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蒙古高原新石器时代到蒙元时期人骨进行大规模测试，⁽⁷¹⁾这给我探索匈奴核心人群的构成及其匈奴兴起提供重要线索。

部分学者认为依靠分子生物学手段研究民族史和家族史难以令人信服。⁽⁷⁴⁾对溯源研究中所使用研究方法的质疑，其中最激烈的无疑是对分子人类学的。古DNA研究领军者、哈佛医学院教授David Reich早年在研究非洲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前列腺癌发病率时，曾遭到了立场温和的人类学家们质问：认为他用DNA片段去研究不同人群的前列腺癌发病率，“其实是在暗地里支持种族主义”。⁽⁷⁶⁾

在人类学早期发展史上，“人种决定论”认为人的体质形态和结构与心智和文化能力之间有直接和固定的对应关系。这种观点后来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泛滥。以“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学者将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当成挑战当时种族主义类型学的一种手段。⁽⁷⁷⁾1942年Ashley Montagu出版《种族：人类最危险的神话》一书⁽⁷⁸⁾，主张种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并没有生物学的支持。这成为此后人类学家和许多生物学家讨论相关问题时的标准说法。1972年Richard Lewontin对欧亚西部、非洲、东亚、南亚、美洲原住民、太平洋、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蛋白类型（蛋白、酶等很粗放的标记）研究发现人类群体80%—85%的遗传多样性来自群体内部，⁽⁷⁹⁾只有15%是由于各“种族”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由此认为：“种族和人群之间有着非凡的相似性，生物性状的差异主要是发生在个体之间。把人按照种族去分类的做法不仅没有社会价值。”⁽⁸⁰⁾就这样，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合作之下，一个共识形成了：人群之间的差异并不足以支持“生物学种族”这种概念。对于这一观点，David Reich有精辟的评论：

　　这个许多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共识，在没有经过多少审视的情况之下，就演变成了一种正统观念……因为这个话题充满争议，我们（被建议）应该避免去研究人群之间的生物学差异。……他们（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害怕这种对人群差异的探索会被用来佐证本该被抛弃的“种族”概念。他们担心这种研究会引发滑坡效应，重蹈覆辙，蜕变成历史上各种臭名昭著的伪科学。⁽⁸¹⁾

2001年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成功被科学界认为是生物学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研究结果显示人类基因组中99.9%是相似的，但0.1%的不同意味着300—500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个体之间存在遗传变异的单碱基。2007年更新后的国际单核苷酸多态性图谱计划（International HapMap Project），进一步揭示了基因组是如何组织的，揭示了DNA片段是如何作为一个个模块遗传在一起的，并强调了这些模块在种群内部和种群之间是如何变化的。“量变引起质变”，微小的差异积累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全然不同的改变。造成当代人基因组多态性的因素，有生物因素，如突变、重组、自然选择等，有地理因素，自然也有历史—社会因素，如人群分化与隔离、人口大小的变化、混合等。在历史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族群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人群混合，事实上，个体之间、不同种类间的差异首先决定于遗传物质，只要有少数基因有特异性分布就可以区分种群（生物学意义）之间的基因组（越是地理隔绝的群体，越容易区分）。自然科学有其术语、逻辑，人文学者要掌握这些知识需要下功夫，不能盲从，但也不能因噎废食。

对此，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与美国国家科学院双院士、杰出的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指出“我们（研究者）将运用种族分类（racial classification）来考量这些问题（即试图在所谓共同祖先系谱的基础上将人类放置于具体的类别之中）；然后我们将对人类生物多样性的某些特定方面提供一些解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物学上的差异是真实、重要、显而易见的。当代科学家发现，相较于试图将人们划分为所谓种族的不同类别中，探索对这种多样性进行解释才是最有价值的”。⁽⁸²⁾

群体遗传学与对古代墓主的DNA检测（古DNA）的结合，可以为我们研究古代人群的迁徙、交融、替换提供更加直接且独立的证据。基于此，群体遗传学所重构的人群迁移、人群混合历史可以与文献、考古、语言学证据等相结合，以分析人口事件与文化传播直接的关系，而这恰恰是仅有传统基于文献的研究方法力所不逮的。分子人类学将提供清晰的家族/人群谱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审视传统文献，即便DNA结果不支持文献记载，我们也可进一步发掘其深层次原因，还原被堙没的历史。

关于史学界、考古学界对匈奴核心集团起源的研究，前贤的研究虽然离我们要探讨的“匈奴核心是什么，如何形成”这个主题还是很遥远，但深化了对我们深入了解匈奴时代的人群融合、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不可否认，族源研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我们不清楚所研究的对象是匈奴本体还是“匈奴化”了的人群，这是考古学、遗传学面临的共同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是否如部分历史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一定要从匈奴王族骸骨入手才能解决匈奴的起源问题？这个想法又太僵化了。我们知道，在前近代化的人类社会，一个政权的兴起总需要一个强大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就是作为匈奴崛起所依靠的核心部族，相对于上层的统治阶级，普通的部众在保持传统习俗上更为持久，从学理上说，通过研究匈奴早期部众的构成，我们也能探索匈奴的兴起。为了验证这种关系，我们有必要利用欧美及韩国学者对蒙古高原的古DNA数据进行分析，以回答匈奴核心集团的兴起这一千年疑团。

Choongwon的研究中有13个个体（见表1）属于匈奴早期（公元前200年—前50年），其中12个个体来自蒙古国西北部库苏尔省的Salkhityn Am (SKT)和Atsyn Gol (AST)，还有一个个体来自蒙古东部的Jargalantyn Am (JAG) ⁽⁸³⁾ 。因早期匈奴—西部与昌德曼人群关系密切。我们先分析昌德曼人群的文化背景。

苏、蒙及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昌德曼墓群（也称乌兰固木墓群，1970年代就发掘56座）与图瓦乌尤克文化是同一地域的同源文化。⁽⁸⁴⁾其特征是圆形石堆、竖穴土坑墓，流行侧身屈肢，头向西/或北，其主体为多人同穴合葬单重木椁墓，部分单人或双人合葬的石棺墓。玛莫诺娃对其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显示其居民是欧罗巴特征较明显的混合人群，在和古代组的比较中最接近图瓦塔加尔—塔施提克居民。⁽⁸⁵⁾沃尔科娃对乌尤克时期陶器的系统分析显示，乌兰固木（石棺、木椁）的陶器基本没有变化，在公元前2世纪之际，乌兰固木文化不复存在，乌尤克陶器消失，替代者为匈奴文化的陶器。⁽⁸⁶⁾作者进而推测，匈奴人进入当地迫使原居民撤离。这个墓地也有几座带匈奴风格的墓葬，因只有骨镞、铁镞，没有出土铜镞，马健推测乌兰固木M29、M30、M44、M50、M51年代约属匈奴中期，即在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⁸⁷⁾。Choongwon文章提到实验编号CHN10（考古编号AT-119）年代为晚期匈奴（公元前50年以后），与马健的推断相合。可惜的是，由于Choongwon文章没有给出墓葬的详细考古资料，我们手里也没有蒙古学者的考古报告，这极大影响了我们对DNA信息的解读。

该墓地参与测试的16个个体有14例属于乌尤克文化时期，9例成功提取DNA，在遗传上与图瓦的萨格利—乌尤克居民紧密聚集。Choongwon的研究显示，阿尔泰和蒙古北部、西部在考古文化上稍有文化差异，但一直到早期铁器时代，在昌德曼（约公元前400年—200年）的萨格利/乌尤克居民与阿尔泰的巴泽雷克人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萨迦/塞克人遗传结构上保持着延续性。DNA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考古学界的判断。

Salkhityn Am匈奴墓位于库苏尔省，由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队于2011—2012年清理，共27座墓，发现了14个骨弓板，其中3个有书写符号，蒙古学者认为Salkhityn 居民后来受到匈奴单于的压迫，一部分迁移到阿尔泰山脉，参与了布兰科宾文化的形成（存在时间为匈奴鲜卑柔然时期）。⁽⁸⁸⁾Salkhityn Am墓地构成复杂，其中较高等级的墓葬甚至有巴泽雷克—乌尤克贵族墓中典型的整匹马殉葬习俗⁽⁸⁹⁾。

从母系遗传结构上看，这13个个体（其中两人为同胞）在母系遗传构成上可以分为欧亚大陆东部（其中JAG样本在父系、母系上都属于典型的东部类型，另外几个在父系上为西部类型）和西部两大类型，这一趋势在青铜时代晚期的蒙古高原已经存在。根据蒙古学者对Salkhityn Am性质的判断，尤其具有巴泽雷克—乌尤克贵族墓中殉整匹马风格，结合其部分个体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和昌德曼—萨格利/乌尤克（Sagly/Uyuk）紧密聚集（图1），或者可以认为她们在文化和血缘上属于同一人群（或者分开不久）。匈奴通过封异姓、通婚关系控制其他部落，假如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SKT005、07、012这三个墓的考古背景，或者同位素信息（锶同位素比值能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外来人口还是自小生长于斯）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SKT墓地的性质，也许这三个个体是匈奴本部与异姓通婚的结果。因母系遗传类型在区分人群的精确度上不像Y染色体那么敏感，我们可以把研究扩大到整个匈奴时代。

图  1  全基因组水平上早期、晚期匈奴与周边人群的关系（底图来自 Choongwon）

据Leland Liu Rogers对Töv、Bulgan、Övörkhangai和Arkhangai省匈奴时期（从地理上可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匈奴）的49个个体的母系遗传类型检测显示，⁽⁹⁰⁾从总体上看，62.5%的“匈奴人”（文化上）属于东部mtDNA单倍型（青铜时代石板墓居民的东部类型为57.7%），但东部匈奴人与石板墓和其他青铜时代mtDNA基因库都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匈奴的mtDNA频率与青铜时代的蒙古中部或蒙古帝国人口没有显著差异。尽管石板墓人口样本量有限（12例），但中部匈奴和石板墓人口之间的亲近性始终大于匈奴和其他青铜时代地区人口之间的相似性。似乎说明，石板墓居民是中部匈奴人的直接祖先，即产生石板墓考古文化的人口很可能对匈奴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逐水草迁徙，然亦各有分地”“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其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尽管MtDNA在区分人群的精度上不如Y-DNA，但不同区域匈奴墓主在母系构成上呈区域性分布且有差异，说明所谓的“匈奴”人在婚姻构成上依旧保持着地域性，或者说匈奴政权的建立并没有打破原有的相对稳定的人群结构，似乎印证了匈奴人的婚姻习俗可能是氏族外婚、部落间婚姻。

Y染色体更能精确划分父系主导的游牧社会的人群结构，Choongwon在对匈奴早期墓葬的研究中提到8例男性，分别来自蒙古东部的Jargalantyn Am (JAG)和中北部的Salkhityn Am (SKT)见表1和图1和图2。

图  2  全基因组水平上早期匈奴与石板墓、乌尤克人群的关系（底图来自 Choongwon）

年代为公元前200—前100年的蒙古东部的Jargalantyn 墓主无论是父系（C2b）、母系（F1b）显示其与东北亚/东亚人群的关系，全基因水平则显示其与蒙古高原石板墓人群关系最密切。这一类型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于东北亚，被认为是东北亚的土著人群，石板墓人群与其关系密切，或者说是其继承者。父系遗传类型R1a1、R1b、Q1a2a起源于中亚印欧语人群，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就已经生活在贝加尔湖沿岸，（据Y-full网站上的测算，Q-L330形成于8000年前，R-Z647/R-Z645至少形成于4500年前）如果仅仅从遗传类型上看，很容易会得出早期匈奴核心人群的父系遗传类型为R1a1、R1b（SKT02和06是同胞兄弟），这个时间段离匈奴的兴起过于遥远。那么，我们能根据上面提供的信息来推断匈奴早期核心人群的遗传类型，进而推断匈奴核心人群的兴起么？这里有必要分析墓地的考古特征，分析他们与周边人群的关系。

Salkhityn Am墓地年代最晚为公元前50年，其6个早期个体形成了一个基因簇（早期匈奴—西部，图1），从全基因组水平上看，其92%遗传成分类似于昌德曼（阿尔泰—萨彦地区）乌尤克文化，少量成分与伊朗相关。Salkhityn Am墓地距1970年代发掘的乌兰固木墓群较远，中较高等级的墓葬甚至有巴泽雷克—乌尤克贵族墓中典型的整匹马殉葬习俗，风格颇相近，暗示乌尤克文化居民在蒙古国西部、北部的影响力。

据《史记》记载，匈奴“东袭击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隔昆、薪犂之国”，考古学者认为昌德曼/乌兰固木带有匈奴风格的这批墓，很可能是匈奴向西部的扩张（公元前2世纪）当地部族成员融入匈奴的产物。根据《史记》的记载，浑庾和丁零，均居于西北，一般认为丁零是塔加尔文化的代表者（卡拉苏克人、丁零最具亲缘关系）。但乌兰固木墓地的属性则争议很大，如诺芙哥罗多娃认为昌德曼墓地是丁零人在公元前1000年初期不断向西北迁徙留下的遗存；温策道尔吉认为是坚昆的遗存；林梅村推断乌尤克—昌德曼文化居民是文献记载的“浑庾人”。林梅村认为“浑庾”“浑邪”“呼延”读音相近，一脉相承，乃匈奴四大异姓部族之一。武沐更是认为，昆夷、浑庾、浑寙、浑邪一脉相承。虽然昌德曼墓地的族属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才可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居民不太可能是匈奴早期核心。

部分Salkhityn 居民受到匈奴单于力量的压迫，迁移并生活在阿尔泰山脉。据研究，阿尔泰山—西萨彦岭在考古文化上有颇多交流，且很相似。基于这个判断，我怀疑Salkhityn Am墓地中遗传构成偏向昌德曼人的这6个个体可能是林梅村所说的“浑庾人”。

我们知道考古文化具有滞后性，Choongwon将公元前100年的匈奴墓葬视为早期匈奴，这一时间界定，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早期匈奴”。战国晚期，一个相对强大的“匈奴”部落/集团已经兴起了。产生这一误差的原因，很可能如部分学者所说的，是因为学界已经确认的匈奴文化遗存和它前身的面貌差别很大，因没有明确的断代依据，往往将部分遗存断代过早，或者只能推测可能是战国晚期的与匈奴相关的遗存。由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不对称，杨建华等学者把《史记》中以冒顿为首的匈奴称为“文献早期匈奴”。从这个角度看，在考古学族属、考古学分期（包括测年）为DNA检测在研究古代人群分化提供了方向，但考古文化的滞后性也影响了我们对这一人群更早段历史的探索。

Choongwon提到另外6个早期匈奴个体，在遗传上介于早期匈奴—西部和乌兰朱和石板墓集群之间，其中四个与早期匈奴—西部（39%—75%）和乌兰朱和石板墓（25%—61%）有不同程度的血缘关联（图1），剩余这6个个体的身世也许是我们了解匈奴核心人群兴起的关键。

在匈奴兴起以前，蒙古高原中部是石板墓文化人群（公元前1000年—300年），东部主要是乌兰朱和石板墓（公元前1450年—前1150年）所代表的人群。根据Choongwon的研究，石板墓人群和乌兰朱和两者在遗传构成上一脉相承（遗传图谱紧密重叠无法区分），显示出明显的东北亚人群遗传特征。这两个群体都是反刍动物（牛马羊）牧民，也有挤马奶特征。石板墓考古文化出现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蒙古草原东南部，约公元前700年取代了赫利克苏尔—鹿石文化（DSKC）和蒙古中部其他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并持续存在到匈奴时代。石板墓文化的扩展，有时会破坏和根除沿途的前DSKC遗存，最终到达了最北的贝加尔湖东部地区（个体PTO001的遗传图谱可证实，图1）。

我们知道，考古文化的更替与文化交流、人群交融密切相关，如果不是石板墓人群的扩张，很难想象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石板墓人群使用的陶器、生产工具和日用装饰品等与之后的匈奴人群有显著的亲缘关系。有学者在评述“匈奴与石板墓文化关系”时提到，“这一观点难以解释石板墓文化墓多东首葬、石椁葬，而匈奴多北首葬、木椁、木棺葬的矛盾”。对此，乌恩认为：一是目前发掘的大多为匈奴立国以后的墓葬，木椁墓可能是受到中原的影响，波及匈奴稍有身份的居民之中，而且有木棺的墓葬在棺外围以石块，仍保持石板墓的传统；二是匈奴强大之时，其居民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到墓葬结构和埋葬习俗。

图  3  各遗传成分的分布与扩张示意图（底图来自 Choongwon）

匈奴立国并没有打破传统的部落结构，《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逐水草迁徙，然亦各有分地”“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哪怕是在后匈奴时代的草原部落中，血缘以及拟血缘观念仍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所起的作用。匈奴控制辽阔的蒙古高原，通过联姻、分封异姓贵族来控制的，同姓主兵居于外，异姓主政居内。早期匈奴墓中，处于早期匈奴—西部和乌兰朱和石板墓集群之间的6个个体，很可能就是早期匈奴的核心人群向北扩张与当地人通婚融合的结果。到晚期匈奴的时候，石板墓人群的遗传成分急剧扩张，而青铜时代蒙古西部、北部的那些遗传类型、遗传成分急剧减少（图2），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石板墓人群与匈奴扩张的关系。

在公元前 600 年后蒙古阿尔泰山地区相继出现了昌德曼文化与巴泽雷克文化。较石板墓文化（出土随葬品）而言，昌德曼文化与巴泽雷克文化的发展水平较高，但这两支文化未东进至蒙古高原腹地，反而是石板墓文化南下、西进并统一了蒙古高原的中东部地区。在人类历史上，“文明程度较野蛮”的人群征服了“发展水平较高”的人群（文化），之后又被更高级的文化“驯服”，蒙古高原石板墓人群或者说“匈奴”人群的兴起也是否如此？一般认为，由于游牧民的流动性、生活资料缺乏足够的储备以及区域广阔容易逃避统治等因素，他们难以形成复杂的政体，然而匈奴政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了，他们兴起的原因颇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2018年，《自然》（Nature）发布了《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这篇文章的附件旋即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利用DA39样本（即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大墓墓主）的遗传学检测结果，网友撰文“揭开匈奴单于身世之谜”。原始资料显示，DA39的父系遗传类型为R1a1a1b，其下有两个大分支：R1a1a1b2-Z93（印度伊朗分支）和R1a1a1b1-Z283（欧洲分支）。尽管其Z93位点的结果是未测出，但在Z283位点为阴性（由此欧洲分支被排除），可推测样本DA39属于Z93印度伊朗分支（形成于4500年前）。

图  4  高勒毛都 2 号墓地 M1 大墓（引自《高勒毛都 2 号墓地 2017—2019 年发掘简报》）

高勒毛德2号墓地位于呼尼河谷东，甲字形大墓是匈奴贵种的墓葬形制，位于墓地中心，周围有圆形石堆墓丛葬墓。对出土皮革制品的碳14测年表明M1及其陪葬墓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M1墓南北长48米，封堆高3.7米是已知规模最大的匈奴墓葬（高勒毛都1号墓地最大的M1南北长35米，测年显示，年代为公元前44—74年，基于器物形制的判断被认为是公元20—50年间，墓主是某位单于），有28座从葬墓，但只有1座是中型甲字墓，其余27座都是小型墓。其丛葬墓的排列、等级和2号墓地另外两座大墓相比略显低格。如2号墓地中部M55大墓南部至少有5座中型甲字形墓，南部向东是一排中型甲字墓，周围有零星的小型甲字墓和独立圆形石堆墓；北部M12大墓东西方有一排中型甲字，往南是小型甲字和独立石圆形堆墓。学者多认为这三座大墓很可能是匈奴“匈奴单于或者左右贤王”级别，其周边中小型“甲”字形墓葬埋葬的可能是他们的妻妾、亲属，墓地周边的其他小墓，埋葬的是低等级的匈奴贵种及该氏族中的其他部落成员。

不过，林梅村推测呼尼河这些贵族墓主可能是早年追随匈奴的其他氏族首领之墓，而非匈奴本族墓。呼尼河墓地有部分竖穴土坑墓（无葬具，随葬品有陶罐、马衔、马镳、箭头、弓弭、漆器等）和其他匈奴墓不太一样，因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河套地区，林梅村推测其很可能是来自林胡的匈奴异姓贵族−兰氏。呼尼河墓群庞大、有甲字形墓、圆形积石陪葬等多种类型，不能排除有投奔、归附“匈奴”的其他人群，但1号、2号墓地中规模庞大的高等级墓葬应该是匈奴单于级别或单于家族的墓主。

如果我们判断无误的话，那么匈奴核心的单于家族的身世之谜就能揭晓。其父系遗传R1a1a1b2-Z93显示其源自中亚，从常染色体上看，M1墓主身上已经看不到多少来自西部欧亚地区的成分−在东欧亚地区的族群内部进行比较，相对于华北汉族，他带有更多的北亚成分，更接近现代的赫哲、达斡尔、蒙古这类人群，说明其祖上很早就达到蒙古高原，且长期和蒙古高原东部人群−石板墓人群通婚。

尽管没有其他疑似“匈奴单于”墓主的遗传数据，但从已经公布的匈奴墓葬居民的形态特征以及遗传数据看，大部分“匈奴”人在在长相上、在确实遗传成分上更接近今天的北亚地区的人群，这一特征越到匈奴后期越明显，这说从侧面说明了石板墓人群与匈奴核心人群的关系。

匈奴政治结构里，诸侯王众多。贵族为显示身份，大量使用奢侈的葬具、精美随葬品，葬俗里已经吸收了许多异族的文化。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明确的身份，仅从墓葬规模上判断墓主身份极易导致偏差。在匈奴墓葬格局中，贵族墓周围有大量从葬墓，从葬墓墓主有本家族成员、有部众、也有异姓亲信，但主要应该是本家族成员及本部部众。在贵族墓主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对普通从葬墓墓主的测试就很有必要，如果主墓墓主和部众的类型一致，则该家族、甚至该部族的遗传类型得以确定。遗憾的是遗传学者在设计课题时没有注意到这点（随机采样在统计学上很有必要，但不利于我们解决考古学、历史学问题），希望学者们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中国疆域辽阔，东西南北文化差异较大，但历史发展的总脉络是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联系密切，在血缘、语言上互相影响，共同创造绚烂的中华文明、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古代民族的兴起、演变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性与整体性这一特征。

民族是人群共同体，“古代民族”包含多个“部落”，尽管其内部构成异常复杂，但总有些核心集团，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几个人群无缘无故的聚合在一起，他们必定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正如研究草原民族的学者所说的，草原部落有自己的传统、惯例、风习和祖先神话，如果部落由不同语言或种族的人群混合而成，那么上述层面会促成其统一起来并共享认同观念。在部落兴起阶段，以血亲与姻族为基石而构造的部族结构是部族赖以崛起的力量之源。众多因素促成了部落、民族的形成，同样，也是这些因素维持着民族边界，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是立体的、动态的。

古代民族谱系研究，简而言之就是依靠历史文献、考古资料、遗传学等资料，进行长时段、跨区域、跨族别（群体）的多角度、立体式的研究，在充分利用各种研究手段、深入发掘隐含的历史信息的基础上，回答她们如何由“部落”凝聚成“共同体”，又是怎样与周边人群联系，形成更高层次的“民族”。

文献关于古代民族早期历史的记录极为稀缺，这些留存的资料是学者们进行研究的文献基础。然而这些资料同时也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不能简简单单就将史料记载当成信史来用，忽视其“形成”的历史因素，容易因史料记载的差异而难以抉择。姚大力对《魏书·序纪》、罗新对“嘎仙洞的被发现”、陈勇对“拓跋种姓‘匈奴说’”的分析给我们诸多启示，这一路径还可以扩展到对其他家族/民族的研究。

另一方面，因民族早期资料稀缺，所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往往倚赖考古学，但是考古发现又有一定的偶然性，且经常会遇到“考古族属”这个难题。例如，匈奴人群构成很复杂，但以单于家族为首的那批人肯定是匈奴核心（后来的核心家族还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等），这就为我们探索匈奴核心的来源、兴起打下稳固的坐标，以之为参照，可检验“匈奴墓葬”中贵族与平民的关系，通过“考古文化”与血缘关系、社会关系的综合讨论，为探索历史上匈奴人的变迁提供参考，为“族属的考古”提供证据。

在匈奴兴起以前，阴山一带、鄂尔多斯及其邻近的陇山地区广泛分布“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这些遗存的居民与蒙古高原石板墓居民是什么关系？与文献记载经常提到林胡、楼烦、义渠、北狄等是什么关系？林胡、楼烦被匈奴吞并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能否在匈奴统治中心找到相关考古遗存？体质人类学和对“匈奴墓”出土遗骸的DNA检测，证实了“匈奴墓”墓主由多个不同血缘群体构成，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群体哪些是匈奴的核心成分，部众与核心人群是什么关系，不同群体怎样融入并成为“匈奴”，当政权式微后这些群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同时期/后世周边人群是什么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尽可能动态、量化地考察“民族”的发展演变。从学科角度来说，对出土遗骸的DNA检测我们可以做跨越时空的“血缘关系鉴定”，深化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就是探索“古代民族形成与演变的机制”，为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