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文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无论是大众认知还是学界研究，文化经常被视为解释个体和群体层面诸种社会现象的重要因素。^①具体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的这种重要性还体现为一系列和文化相关联的重要概念，例如文化资本^②、政治文化、企业文化等等。可以说，文化具有现实的社会作用，几乎称得上是一个被普遍接纳的观点。

然而，相比于对文化作用的普遍认同，学界对于文化何以发挥作用这一“机制性”问题却仍有进一步讨论和细化的空间。在这方面，学者们往往遵循韦伯—帕森斯式的分析范式^⑤，将文化视为一种置于特定文化意义系统中的个体聚合起来所体现出的某种“属性”。这种属性可以看作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⑥，进而可以通过文化对比分析展示出来。与这一宏观导向的分析路径相比^⑦，具体到个人层面，文化如何通过特定经验机制来影响个体这一问题仍然需要理论和经验的探索。举例而言，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讲究孝道，那么一个常见的经验推论是：身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中国人会倾向于孝敬父母。为了凸显出孝道文化的这一特点，通常可以进行跨群体（如不同教育群组）或者跨文化（跨国研究）的对比分析，以呈现出中国孝文化的独特性或者普遍性。^⑧但是，落实到个体层面，孝文化如何让人们更加孝敬老人呢？其中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这一问题便涉及了个体层面的文化作用机制问题。

疏于分析个体层面文化的作用机制无疑会阻碍我们对文化现象的全面理解。例如，如果我们不深究文化何以发挥作用，而仅仅停留在认同文化“有”作用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同义反复”的怪圈。^⑨还是以孝道为例。我们认为孝道有作用，是默认孝道文化环境下的个体更加孝敬父母。但是何谓孝道呢？其本质仍是孝敬父母。顺着这一逻辑，我们会得出“孝道有作用，是因为孝道让人更有孝道”这样同义反复式的结论。与之相关，如果我们无法从经验角度了解文化在个体层面上具体的作用机制，那么对于文化作用的分析容易滞留于理论论辩而不能“落地”，使得用文化解释流于“虚饰”^⑩，产生“貌似什么都能解释，却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的窘境。^⑪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对文化个体层面的经验作用机制进行讨论。借助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双重过程理论，将文化的作用机制划分为实质认同与图式结构两类。与传统宏大文化叙事路径不同，这两种作用机制的立足点都是行动者个人，因此可以让我们分析以下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

（1）文化的不同作用机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价值或者行为倾向；

（2）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何影响文化的不同作用机制所具有的强度。

为了阐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我们以中国社会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为分析对象，呈现其如何通过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影响个体的子女性别偏好。同时，我们也分析了这些机制的作用强度如何被个体教育水平所影响。这一经验分析示例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价值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理论层面而言，本文对于文化作用机制的分析从传统社会学外显的“言”（如价值观调查）与“行”（例如对是否从事某一传统文化行为的调查）测量进一步推至个体的认知特征。因此，可以更好地克服个体“言”与“行”的报告或者描述中的误差或者认知扭曲，更为直接地探究文化在潜在认知层面对于个体的意义与价值。这一尝试在学理意义上从传统的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转向了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的分析范式。^⑫

其二，从方法角度出发，本文使用了相关类别分析方法和关系类别分析方法来探究图式关联模式。除了这些方法本身的方法论创新之外，与既有使用这些方法的经验研究相比，本文将传统文化的认知元素和相关的行为倾向置于同一认知框架之下进行聚类。换句话说，本文将个体行为倾向本身作为一个认知元素来进行考察。这有助于更好地挖掘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更为充分地展示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现实效力，以期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题中之义。

其三，在现实意义上，本文实例展现了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作用机制的多样性以及从文化的角度促进人口性别平衡的可能举措。在生育政策日渐放开的今天，如何从文化上克服重男轻女倾向，缓解既有的性别失衡，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常被视为引发性别失衡的文化力量。在这方面，本文的机制分析提供了两种思路来引导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以克服重男轻女的局限。

对于文化作用机制的讨论，离不开对于文化的界定。在过往的研究中，对于文化概念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赘述。在文化的诸多概念中，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界定是将文化定义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建构。^⑬这一界定有其合理性，毕竟单个个体难言文化。但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建构并不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不会体现出文化特性。这里的个体性不是“界定”意义上的个体性，而是文化表现和经验呈现方面的个体性。换句话说，尽管文化具有共享性，但文化在经验表现上既可以是集体性的也可以是个体性的。即所谓的个体文化不是个体独有的文化，而是个体层面上呈现出的文化。^⑭为了兼顾文化的集体性和个体性，我们这里借鉴了文化社会学者欧玛尔·利萨尔多（Omar Lizardo）提出的文化类型学−文化三角模型（triangle model）。

具体而言，文化三角模型涉及三种类型的文化：公众（public）文化、可陈述的（declarative）文化和不可陈述的（non-declarative）文化。后两者就是我们所谓的个人层面上的文化，或曰个体文化。公众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当人们将其态度和行为与群体或社区共享的某些符号系统保持一致时所形成的文化。与个体文化不同，公众文化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提供了基本的共识性的意义。很多前人研究中所讨论的文化（如孝道等），正是公众文化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根据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等人的研究^⑮，公共文化代表一种基本的框架（frame，意指用于个体自身定位的不同物质对象的组合），其既立足于文化，又能够激活个体文化。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将分析的重点置于公众文化之上，那么我们便难以分析在个人层面上文化的表现究竟为何。或者说，片面坚持公众文化的分析导向，在个体层次上文化就会显得“缺位”。

为了克服这一弊端，近期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者越发将注意力转向利萨尔多意义上的个体文化。^⑯这两种文化的区分亦是本文的立论出发点。在利萨尔多的分类体系下，个体文化可以分为可陈述的文化和不可陈述的文化。对于个体文化的这种区分，一个直接的理论渊源来自文化的双重过程（dual process）理论。^⑰所谓双重过程，是指个体层面的文化在涉及认知特征时有两个基本的面向：一个面向是我们有意识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实现强调了逻辑和理性，可以帮助我们明晰以及陈述做出特定行动的理由。另一个面向则是我们实践过程中近乎无意识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下，我们“自动”做出某种行动和反应，而不深究行动背后的原因和动机。针对这两种类型的个体文化，社会学者斯蒂芬·维希（Stephen Vaisey）援引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所做的比喻，将这两种个体文化进行了非常形象的对比：

　　社会心理学家海特基于双重过程理论，为这种“分裂的自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比喻：骑在大象背上的骑手。这里骑手代表我们有意识的思考，是我们最了解的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思想−它可以陈述、推理并向我们解释某些事情。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并不完全决定大象的走向。大象相比于骑手更大、更强壮，但是没有能力和必要性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解释，因此它代表我们行动背后的某种自动化程序。在吸引和排斥这样的简单机制的驱使下，大象走到了想要的地方。正如这一比喻所展示出来的，在决定行走路线时，骑手无法与大象匹敌。尽管骑手可以假装控制住大象，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缓慢地训练大象或者诱使它采取某种走向，但是在任何给定的时刻，行动路线通常都是由具有实践意识大象负责的。^⑱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可陈述的个体文化与非可陈述的个体文化的区分点在于反思性的理性和自动化的直觉之间的差异。在经验的层面上，前者往往可以通过某种外显的态度（如自我报告）来测量，而后者则是通过某种内隐的态度（如图式关联）来测量。^⑳

综上所述，文化的双重过程理论在认知层面上对个体文化进行了一种二分。利萨尔多将这种二分整合进文化三角模型，从而将个体文化分为可陈述和不可陈述两类。可陈述的文化通常涉及一种在个人状态下由符号介导的文化类型。它是显式的，通常可以由语言或其他符号系统的形式表达出来。可陈述的个体文化是基于特定规则的信息处理^㉑，因此其习得过程不依赖于大量的个体经验。相对于可陈述的文化，不可陈述的文化则是隐式的，即其通常不会在语言上得到明晰或者系统化的表达。其形成过程更加依赖于个体长期反复的经验体会，最终的呈现形式为某种近乎自动的反应和惯习式的判断。^㉒可见，可陈述的个体文化涉及的是逻辑，而不可陈述的个体文化则主要涉及经验。在区分这种个体文化的时候，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是个人学习骑自行车的过程。^㉓我们可以按照学习手册中的说明一一操作。因为说明手册是话语表达性的，且使用了象征性的表达符号（文字）来传递信息，这便是在使用一种可陈述的个体文化。当然，人们也可以通过长时间练习并积累骑车的经验来学会骑车。此时，这些经验通常难以用语言陈述，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人们骑自行车的行动就变成一种日常实践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状态。这就是不可陈述的个体文化。

尽管可陈述个体文化与不可陈述个体文化的区分是近期认知社会学者的关注重点，但是这一二分法和社会学一些主流理论的核心主张不谋而合。例如，利萨尔多指出^㉔，在现有的社会学研究中，一系列的二分概念和这里的个体文化的二元区分在核心主张上是存在内在一致性的：“知道是什么（know-that）”与“知道如何（know-how）”的区分^㉕，陈述性（discursive）文化与程序性（procedural）文化的区分^㉖，信奉的价值（espoused values） 与体验的价值 （experiential values）的区分^㉗以及话语意识（discursive consciousness）与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的区分^㉘。此外，由于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于个体层面上文化的经验作用机制，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不对公众文化进行讨论。实际上，公众文化自身的内隐和外显性，及其如何和个体文化发生交互作用是近期文化社会学的重点研究方向，只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已经超越了本文的主题范围。^㉙

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双重过程理论对文化在个体认知层面上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的作用机制：文化既可以以一种可明确陈述的姿态发挥效用，也可以以一种不可陈述的姿态发挥作用。即需要在经验层面上考察可陈述个体文化和不可陈述个体文化的现实表现。我们借用社会学者穆斯塔法·埃米尔巴耶尔对于实质与关系的经典区分^㉚，将可陈述的个体文化测量为对某一问题的“实质认同”程度，而将不可陈述个体文化测量为某一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图式关联”结构。

具体而言，埃米尔巴耶尔认为，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质取向，其特征在于强调被研究对象自身的固有特征，如物、存在或者本质。^㉛显然，大量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正是致力于描述和捕捉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尤其是观念类的研究问题，人们明确报告的信息被直接呈现为被研究对象对某一问题的“实质认同”程度。这种“自报”的信息之所以是对可陈述文化的测量，是因为在调查研究中，被研究对象在对问题进行回答的时候，并不是脱口而出“不经过思考”。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没有外在环境约束的情况下，人们对某一价值或者观念问题的回应，是经过个人明确的思考和组织的。^㉜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通过访谈得到的信息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个体的真实想法也日益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争论的焦点。^㉝综上所述，个体对于某一问题的实质回答和认同程度能够体现出个人层面上的可陈述文化。

对于不可陈述文化的测量则更为复杂。遵循认知社会学的传统，人们潜在的认知过程往往以图式（schema）的形态呈现出来。所谓图式，是指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有意义的、规律性的、结构化的抽象概念链接。现有研究倾向于将图式视为隐性地指导人们行为的潜在力量。^㉞这种力量不需明确的陈述和描述，但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图式可以被激活，从而推进特定的行动以应对环境的需要。这种基于图式的分析路径和埃米尔巴耶尔所论及的关系（relational）社会学是一致的。从文化的内容面向转向文化的关系面向，意味着“从将概念视为单一的类别表达转变为将概念嵌入到既具主体间性又具公共特征的复杂关系网络中”。^㉟尽管对于熟悉索绪尔语言学^㊱或结构人类学^㊲的文化社会学家来说，这种关系面向的文化理解并不陌生。但直到最近，文化社会学研究经由与社交网络分析技术以及认知社会学的日渐融合，才使得学者们更好地关注和掌握认知图式的经验测量。

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从图式的角度出发，不可陈述的文化可以操作化为不同认知对象的图式关联强度。举例而言，假设人们的认知图式有三个基本的构成要素A（申请工作失败）、B（个人能力不足）和C（环境不够友好）。那么，对于个体甲而言，其图式中A与B之间有很强的联结，但是A与C的联结很弱，这代表了某一图式结构。对于个体乙而言，情况则相反，A与B的联结很弱，但是A与C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结。因此，针对认知要素A而言，个体甲和个体乙有着不同的认知图式。此时，在特定的情境下，个体甲在激活A的时候更有可能同时激活B，即将申请工作失败归因于个人能力不足。但是个体乙在激活A的时候则更有可能同时激活C，即将申请工作失败看成是环境不好。换一个角度来说，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认为认知要素A在个体甲和个体乙处呈现出了不同的作用机制，从而带来不同的行动（例如，个体A更加倾向于通过努力提升个人能力，个体B则更加倾向于通过流动更换环境）。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图式的激活过程往往“日用而不知”，人们做出特定行动后，并不需要明确说出行动背后的图式关联，甚至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背后的认知过程。这正是不可陈述文化的题中之义。

上述讨论可以用一个例子进行说明。如图1所示，假设我们有三个个体A、B和C，分别询问他们对于孝道的认同程度、对于亲情关系的认同程度和对于权威关系的接纳程度。此时，个体A对于前两个问题提供了正面回答，对第三个问题提供了负面回答。个体B对三个问题均提供了正面回答，而个体C的回答模式正好与个体A相反。如果我们从实质认同的角度来看，无疑，个体A和个体B更为相似，因为在三个问题中，两人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一致。而个体A和个体C没有一致性，故而实质认同差异最大。但是，如果我们从图式关联的角度来看，个体A和个体C最为相似，因为在他们的认知结构中，孝顺总是和亲情放在一组，并与权威关系相区别。因此，虽然它们的实质回答完全不同，但是他们都潜在地认为，孝顺的概念和亲情的概念更加相关，而与权威的概念则更远。相较于此，个体B对于孝顺、亲情和权威这三个概念没有任何区分，因此在认知图式关联方面相异于个体A和个体C。

图  1  文化两种作用机制示例

综上所述，在经验层面上，我们可以用对某一问题的“实质认同”程度来测度可陈述的个体文化，而用某一认知元素和其他认知元素的“图式关联”结构来测度不可陈述的个体文化。在以下讨论中，我们将以中国传统的生育促进文化为例，来具体展示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需要再次说明的是，那些超越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问题并非本文的分析重点^㊳，因此不再赘述。

传统中国社会对于生育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本位主义文化的一个典型体现。^㊴按照传统家族观念，个体作为家族的一员，有通过生育延续家族血脉的责任。这直接促进了围绕传宗接代展开的生育促进观念的产生。此外，中国家庭的父系制度特征决定了只有男性才能作为家庭成员来“延续香火”，因此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往往和对子女的性别偏好高度相关。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这种强调家族本位的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个人层面，这种对于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挑战，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个体的受教育水平的提升。^㊵在此背景下，我们既可以将传统生育促进文化视为某种影响个体倾向和行动的“自”变量，也可以将其视为受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影响的“因”变量。此外，按照上述理论分析，在个体层面上，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经验作用机制。一种作用机制是人们对于生育观念的“实质认同”程度，另一种则是传统生育促进文化观念作为一个基本的认知单元和其他相关认知单元的 “图式关联”结构。基于这样一种区分，我们希望通过探索性的讨论和经验分析，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两种不同作用机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子女性别偏好？

（2）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两种不同作用机制是否以及如何被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所影响？

前面一个问题试图回答文化的不同作用机制的现实效力，而后面一个问题则试图了解文化的不同作用机制如何被其他个体特征所影响。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框架参见图2。

图  2  分析框架

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的解读如下：对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程度可以通过考察不同研究对象针对问卷调查中有关传宗接代题器的里克特量表得分得以测量。得分高低呈现了个体对于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程度。得分越高，实质认同度也越高。

与之相比，生育促进文化的“图式关联”结构则要求我们寻找与生育促进文化相关的其他认知元素。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助公众文化概念进行讨论。如上文所述，公众文化涉及宏观层次、集体性的文化特征。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围绕个体家庭生活的最基本的公众文化特征可以划分为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两类。^㊶前者强调了个体自身的发展，后者强调了个体对家庭的责任。而与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相关的家庭主义集中反映到孝道这一道德伦理之上。^㊷在已有的研究中，孝道又涉及两个不同的维度，即双元孝道。^㊸这里的双元分别指代权威型孝道和相互型孝道。前者强调了长辈的权威以及晚辈对长辈意愿的遵从，对应于儒家伦理中的“尊尊”原则。后者则强调了血缘联系所呈现的情感亲和性。出于这种亲和关系，晚辈会对长辈加以关心。这种情感上的联结对应于儒家伦理中的“亲亲”原则。至此，从大众文化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区分出发，我们可以确定与生育促进文化相关的三个基本认知元素：个人发展、相互型孝道和权威型孝道。那么，生育促进文化与这些认知元素之间关系的模态就决定了图式结构的具体类型。例如，如果生育促进文化主要是与个体发展倾向彼此关联（这种关联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而与两种孝道联系较弱，那么人们排斥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原因就有可能是因为传统生育促进文化阻碍了个人的发展；如果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主要是与相互型孝道关联，那么这样的一个图式则可能意味着人们将传宗接代看成是促进代际情感联结的一种行为；如果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主要是和权威型孝道关联，那么传宗接代则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服从家庭权威关系的某种“义务”。显然，不同的图式联结下，即使研究对象对于孝道题器的答案是一样的，人们理解传宗接代的方式也会各不相同。这便是所谓的图式关联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图式关联结构强调了人们针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潜在认知结构，其虽不可轻易陈述，但无形中却发挥作用。而“实质认同”程度则是指在给定的这种认知结构下，人们“显式”的认同程度。对于子女性别偏好，我们认为，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这两种作用机制应该都会起作用：不同认知图式结构的个体因为他们看待传宗接代的方式不一样，从而在子女性别偏好上体现出差异。不同“实质认同”程度的个体因为接纳传宗接代观念的程度不一样，呈现出性别偏好上的区分。同理，教育水平既可能改变一个人理解传宗接代的方式（图式结构），也有可能改变一个人对传宗接代的实质接纳/拒斥程度。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CGSS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样本，以入户方式调查收集了包括个人与家庭基本信息、主观幸福感、个体文化观念等方面的信息。2020年公布的CGSS 2017数据是在本研究主题下，调查对象涵盖范围最广、数据质量较高且具有较强时效性的全国代表性综合调查数据。在CGSS 2017的调查问卷中，调查设计团队专门设置了一项关于孝道与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主题的调查模块。并在所有参与CGSS 2017调查的对象中，随机选取4132人参与回答该调查模块的问题，以保证数据代表性，他们构成了本文的分析对象。

在本研究中，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测量采用里克特量表的形式。被研究对象被询问对“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这一陈述的同意程度。个人发展的相关测量为个体对“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这一陈述的同意程度。相互型孝道由三个题器进行测量，分别是对“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无论父母对您如何不好，仍然善待他们”以及“赡养父母使他们生活更为舒适”的同意程度。^㊹权威型孝道的测量则由两个题器完成，分别是对“无论如何，在家中父亲的权威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子女应该做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两个陈述的同意程度。对于上述问题，相关选项均为：1=非常不同意；2=相当不同意；3=有些不同意；4=无所谓同意不同意；5=有些同意；6=相当同意；7=非常同意。需要说明的是，相互型孝道和权威型孝道的测量题器区分得到了以往多项研究的支持。^㊺在本研究的补充分析中，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些题器和不同孝道类型的对应关系（具体结果可联系作者获取）。子女性别偏好则通过询问“如果您只能有一个小孩，您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一问题进行测量。相关选项为1=男孩；0=女孩或者没有偏好。除了这些变量，教育水平的测量是被研究对象完成的最高阶段的正式教育，其编码为1=没有正式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学及以上。此外，我们还考察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1=女；0=男）、民族（1=汉；0=少数民族）、年收入（对数转换）、年龄、户口（1=农业；0=非农）以及地区（1=东部；2=中部；3=西部）。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可联系作者获取。

对于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可以直接通过相关题器的回答来考察。相比而言，本文经验分析的难点在于构建针对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图式关联结构。这是通过相关类别分析（correlational class analysis）完成的。相关类别分析由安德雷·巴特莱（Andrei Boutyline）提出^㊻，这一方法是对艾马尔·高德伯格（Amir Goldberg）的关系类别分析（relational class analysis）的拓展^㊼。为了更好地凸显这一方法的价值，在具体介绍它们之前，有必要对目前图式关联的实证分析进行简要的介绍。

尽管图式的概念早已为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熟知，但真正从经验层面上论述图式的文化社会学意义始于文化社会学的认知转向。^㊽这一转向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作为共享意义的文化不再被认为是“铁板一块”，而是受制于个体实践的多样化，从而被赋予某种“多音性（multivocality）”，即共享意义本身是多样化的。^㊾在此背景下，不同个体之所以能够处于同一“思想体（thought community）”^㊿，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能够达成共识（consensus），而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过程和思考模式比较接近（tightness）。图式概念则被用于勾勒这种认知过程的结构特征。⁽⁵¹⁾对于图式的概念梳理可以参见德安德雷德（Roy G. D'Andrade）研究的第六章。⁽⁵²⁾

具体到经验层面上，图式的测量并非易事。在现有的社会学研究中，除了本文使用的经验分析策略之外，对于图式的经验研究策略还有三类。第一类是采用实验方法；第二类是采用传统的调查数据辅以特定的题器设计；第三类则是利用文本挖掘技术进行测量的建构。具体来说，实验方法通过内隐联想测试来探究个体对于不同概念之间关系的认知倾向。⁽⁵³⁾这种测试要求被研究对象在实验环境下对出现的概念和被分析对象之间进行快速匹配。通过控制反应时间，让个体的潜在想法展现出来。传统调查数据方法中，有学者提出使用强制选择（forced choice）问题来询问被研究对象。⁽⁵⁴⁾这一方法因为提供了明确的有倾向性的选项，因此会消耗被研究对象更少的认知资源，从而有助于展现潜在的认知倾向。基于文本挖掘的分析技术则是通过文本的降维（如主题模型）来对数据进行简化，将降维后的结果（如生成的主题）视为个体认知习惯的某种反映。⁽⁵⁵⁾

上述的这三个方法都有其局限。显然，实验法并不适合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一是因为实验场景搭建困难，二是因为对被研究对象的反应时间难以精确控制和测量。强制选择问题方法的弊端在于，其并非直接展现认知元素之间的关系，而是更多偏向于价值认同和价值判断。此外，后续的研究发现，强制选择问题的回答并不完全取决于认知图式，还取决于显性的可言说的文化规范。⁽⁵⁶⁾至于文本分析，最突出的弊端在于，生成的潜在变量是否可以代表某种认知特征并无直接的支持证据，其结果亦缺乏理论解释力。⁽⁵⁷⁾此外，文本分析也不直接针对个体认知元素的相互关系进行建模，而这种关系特征恰恰是图式概念的核心意涵。

相比于上述方法，相关类别分析和关系类别分析直面不同认知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勾勒出个体在理解和安排特定认知对象时，所采用的潜在“分组”标准。因此相较于文本挖掘和强制选择问题方法，相关类别分析和关系类别分析的研究结果更具理论上的效度。此外，其使用的基本环境是传统的问卷调查，因此可以突破心理学实验的限制进行大样本分析，这无疑比内隐联想测试更适合于社会学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图式关联和实质认同并非测量同一对象。实质认同关注的是对特定认知对象本身的认可，是一种程度上的度量；与之相比，图式关联看的是不同认知对象之间关系的判断标准和思维习惯，因此是一种结构上的度量。正如上文所言，相比于程度上的共识（consensus）性研究，基于结构的图式关联与个体实践过程中的“多音性”状态更加一致，因此更能够从多样化的共享意义中探究出不同的“意义之岛”。⁽⁵⁸⁾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相关类别分析是要优于关系类别分析的。这是因为，对于关系类别分析而言，两个被研究对象i和j被分到一类中，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示为 $ {R}_{ij}= \frac{2}{K(K-1)}\cdot {\displaystyle\sum }_{k=1}^{K-1}{\displaystyle\sum }_{l=k+1}^{K}{\lambda }_{ij}^{kl}\times {\delta }_{ij}^{kl} $，其中$ {\delta }_{ij}^{kl}=1-\left|\left|{X}_{i}^{kl}\right|-\left|{X}_{j}^{kl}\right|\right| $以及 $ {X}_{i}^{kl}={X}_{i}^{k}-{X}_{i}^{l} $ 。这里$ {X}_{i}^{kl} $表示对个体i而言，其在变量k和变量l取值上的差异。如果$ {X}_{i}^{kl} $ 和$ {X}_{j}^{kl} $具有相同的符号，则设定$ {\lambda }_{ij}^{kl} $为1，否则为−1。相比于关系类别分析的这一复杂设定，相关类别分析转而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衡量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似程度。巴特莱证明⁽⁵⁹⁾，与关系类别分析相比，相关类别分析提供了更准确和更有效的估计。而且，关系类别分析假定在特定群体中，不同认知图式的个体占比需要满足一定的比例。但是在相关类别分析中，这种假设不再需要。考虑到相关类别分析的这些优点，本文将采用相关类别分析生成被分析对象的认知图式分类。其中，不同的类别勾勒了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个体发展、权威型孝道以及相互型孝道之间不同的图式关联结构。

基于人们对于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程度和不同的图式关联结构，本文进一步分析个体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与图式结构如何影响个体对其子女的性别偏好，以及个体的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其实质认同与图式归属的特征。这些分析通过拟合相关的线性模型完成，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首先考察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两种作用机制。从“实质认同”程度的角度来看，对于传宗接代的认同分布参见图3。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对称结构：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不是特别同意“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其中偏向于不同意一侧的比例达到35.81%（7.45%+10.38%+17.98%）。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认可传宗接代观念的被调查者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达到44.46%（15.44%+15.32%+13.7%）。因此，虽然社会学和人口学的诸多理论都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会伴随着传统观念的日益式微⁽⁶⁰⁾，但是，仅就数据而言，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对其持正面态度的个体比例甚至要高于持负面态度的个体比例。需要提及的是，这里的认同程度是受访对象明确陈述的观念态度，因此代表了一种可陈述的个体文化。

图  3  围绕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

那么，在人们的认知中，是如何看待传宗接代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相关类别分析。为了更好地呈现出不同认知图式结构的含义，我们绘制了系统树图（dendrogram）。⁽⁶¹⁾系统树图能够帮助我们直观地考察各个认知元素之间的远近关系，因此也被用于聚类分析。但是与聚类分析不同，这里的远近关系基于相关关系的结构，而非相关关系的强度，具体可参见图4。其中，具有比较强联系的元素被分为同一组，不同组别用不同色块表示出来。可以发现，我们的被调查对象呈现出两种认知图式结构。如图4（a）所示，第一类将传宗接代与让父母增光以及尊重父母权威分为一类。由于后二者均为权威型孝道的重要面向，因此持有这一类图式结构的个体倾向于认为传宗接代和权威型孝道之间存在着比较强的联系。与之对比，感激养育之恩、赡养父母以及善待父母这三者构成了相互型孝道维度，而放弃个人志向达成父母心愿独立构成了个人发展的维度。传宗接代观念与这二者的联系相比而言不是很强。图4（b）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图式结构。在这一类群体中，相互型孝道的构成要素不变，但是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不再和权威型孝道的构成元素之间形成强联结，而是转而与放弃个人志向达成父母心愿之间共同构成了强联结。这说明，在这一图式结构中，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而不是和权威型孝道呈现强关联。这两种不同的图式结构各自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不可陈述个体文化。

图  4  针对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不同图式关联结构

那么，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两种作用机制是否会受到个体教育水平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针对传宗接代的实质认同拟合了最小二乘（OLS）回归，针对传宗接代的图式结构拟合了二分类logistic回归，相关发现参见表1。可以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程度越低，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不倾向于将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与权威型孝道联系在一起（由于只有两类图式结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更倾向于将传宗接代与个人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些发现表明，教育水平确实对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拉低对于传宗接代的实质认同程度，还会改变人们对于传宗接代的认知结构。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程度是一个七分类测量，因此这里处理为定距变量。我们在补充分析中也拟合了排序logistic回归，其分析结果和OLS的分析结果一致。

那么，是不是教育水平越高，这种负向的影响就越强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交替更换了模型中教育水平的参照组，以此观察后续教育水平（作用组）是否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相关的经验发现参见表2。可以发现，就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程度而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其负向效应日渐加强，但是高中教育阶段与大学及以上阶段之间没有显著差别。而就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图式关联结构而言，这种递进关系仅到初中结束，后续进一步的教育不足以改变个人对于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图式认知。

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这两种作用机制如何影响子女性别偏好呢？对于可陈述的文化，大量的文献表明：接纳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程度是和子女性别偏好中的重男轻女倾向直接相关的。⁽⁶²⁾也就是说，越认可传宗接代，便越希望拥有男性后代。对于不可陈述的文化，上面的经验发现表明：存在两种不同的图式结构，一个图式结构将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与个人发展紧密相连，另一种则是和权威型孝道紧密相连。由于现有理论表明，权威型孝道和重男轻女观念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强的正向联系⁽⁶³⁾，因此如果传宗接代观念和权威型孝道存在强相关的话，这种图式下的传宗接代观念应当相比于另一个图式（与个人发展相关联）更加促使个体产生偏向于男性子女的倾向。

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我们拟合了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中因变量为子女性别偏好中的重男轻女倾向，自变量为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两种作用机制。如表3所示，在控制了一系列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偏向于权威孝道的图式关联结构相比于偏向于个人发展的图式关联结构（参照组）更加促进个体重男轻女（回归系数=0.349，p<0.001），而对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程度也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回归系数=0.550，p<0.001）。鉴于此发现我们可以认为：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可陈述与不可陈述的两个面向都和子女性别偏好有关。换句话说，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和性别偏好之间发生关联，既可以通过对传宗接代的实质认可水平达成，也可以通过对传宗接代的理解方式达成。

那么，这两种文化作用机制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强弱之分呢？由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估计系数彼此之间缺乏可比性，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重新拟合了最小二乘线性模型。⁽⁶⁴⁾结果发现，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图式关联结构组别（权威孝道）的回归系数是0.073（标准误=0.018），而实质认同程度的回归系数是0.097（标准误=0.005），二者点估计值差值的标准值为1.25，以标准正态分布为基准，该值小于1.96，因此可以认为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两个作用机制在对子女性别偏好的影响上彼此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以0.05为标准计算）。因此，至少就传统生育促进文化这一研究个案而言，个体文化在发挥作用时，实质认同和图式关联结构同等重要。

文化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也经常被社会科学研究者视为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变量。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文化如何发挥作用这一机制性问题却缺乏深入讨论。在此背景下，本文借助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双重过程理论，从可陈述个体文化和不可陈述个体文化的区分入手，将文化的作用机制细分为实质认同与图式关联两类。之后，我们以中国社会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为例，展现了文化发挥作用的这两种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认同程度与子女的性别偏好中重男轻女倾向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之相比，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图式结构分为两类，一类将传宗接代与个人发展相关联，另一类将传宗接代与权威型孝道相关联。相比于前者，后者同样能够促进个体形成重男轻女倾向，且在作用强度上，与实质认同机制相比无显著差异。最后，教育水平越高，对于传统生育促进文化的实质拒斥越强烈。但是在图式结构方面，并没有发现类似的递进关系。相比于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个体而言，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个体更加倾向于将传宗接代和个人发展联系起来。这种效应无论个人接受的教育属于哪一个层级，均是如此。

本文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理论上讲，本文的分析展示了文化发挥作用的不同机制，因此可以帮助文化社会学研究者不仅“知其然”，更能够“知其所以然”，从而极大提升了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解释力。此外，本研究将文化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关注点从传统的宏观文化转向文化在个人层次上的表现。因此可以在文化分析时纳入个体层次丰富的变量特征，以充分展现文化发挥作用的异质性。从实践上讲，本文通过经验分析所呈现的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发挥作用的机制，为相关的文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着力点。尤其是在克服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在重男轻女方面的局限性，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常规思路往往重在强调通过降低人们对于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如权威性孝道）的实质认同来间接控制重男轻女倾向。但是本文指出，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之所以带来重男轻女的弊端，亦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对传统生育文化的定位所致。正如本文所示，那些将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和权威型孝道视为一体的被研究者，更有可能出现重男轻女的倾向。这一发现的启示在于，为了更好地从文化的角度来促进性别平衡，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宣传策略，打破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和权威型孝道的认知关联。那么，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和重男轻女之间的认知链条亦被打破，这无疑有利于构建更为健康的性别观念。⁽⁶⁵⁾

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是个体文化在可陈述和不可陈述两个类别上的区分，因此所呈现的例子也集中在个体文化之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文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恰恰相反，当我们可以在个人文化层次上建构实质认同和图式关联结构的相关测量之后，宏观层面的公共文化完全可以作为更高分析层次的变量被引入，构建多层次的分析框架。例如，本文讨论的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对于子女性别偏好的效用，或许会因为宏观公共文化特征的不同而不同。此时，我们完全可以考察宏观文化和个体文化如何发生交互以产生特定的社会影响。这方面的扩展或许是未来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