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政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政治生活基本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学者的阐释中、以及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意涵。在对中国政治学过去40年的学科发展进行总结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什么是政治学学科？”“什么是中国政治学？”

从历史发展来看，政治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学科范式和研究传统。政治学最早是哲学和历史学的一部分，在哲学方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关于政治秩序建构的政治著作，就近代学科而言，政治学多从历史学科中独立出来。海伍德认为，政治学学科的演化经历了三个传统，依次是哲学传统、经验传统和科学传统。在三个学科传统上的不同侧重，形成了“政治学”（politics）与“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两种不同的学科定位，前者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政治问题意识和学科应用价值，对规范性理论、中观宏观层面的政治议题、对政治生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有特别关切，后者注重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聚焦于实证研究、微观中观层面的政治行为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

从学者阐释来看，政治学学者们基于各自的学术关注点对政治学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⑤例如，罗伯特·达尔主张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和权力关系”的学科^⑥，戴维·伊斯顿基于其系统论认为政治学是研究“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⑦，哈罗德·拉斯维尔则指出政治学是研究“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获得什么”^⑧，然而罗伯特·古丁批评这些定义过于描述性，并未阐明为什么要做政治学研究，因此古丁在“牛津政治学手册”的系列丛书中将政治学界定为研究“社会权力的约束性行使”的学科。^⑨

从世界范围来看，政治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和阶段性特征。不可否认，当代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发端于西方。然而，拉美、非洲、东亚、中东地区的政治学学科都有着自身的传统特性、研究焦点和演进脉络。^⑩与此同时，即便在欧美国家内部政治学研究也有着不同的传统^⑪，欧洲政治学与美国政治学无论在问题意识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着明显差异，东欧、南欧和北欧各国的政治学发展进程与西欧国家也有所不同。由此可见，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与国家实力、政体形式、国际格局乃至地缘政治等因素都有着密切关系。

虽然关于政治话题的讨论和研究中国自古有之，但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实际上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1899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政治”专门讲堂，1904年，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政法科−政治门”的分科规划，并于1910年首次以“政法科−政治学门”招收本科生，标志着政治学在中国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建制的实体学科门类。此后，伴随中国政治的变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起伏曲折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借鉴苏联的学科模式，政治学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因此，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被取消，只有少数分支学科（例如政治理论和国际政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继续留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中国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政治学”的研究需求也呼之欲出。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⑫对政治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松绑、对历史错误的政治反思、以及相伴随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直接推动了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开启了中国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征程。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演进，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恢复发展，中国政治学学科呈现出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某些共性和诸多特殊性。从共性上看，中国政治学遵循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和学科特性，其学科体系、课程设置、学生培养和研究方法等都逐步与国际接轨。从特殊性来看，首先，政治学研究和教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存在复杂的关联，早期的政治学研究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脱离出来的，无论是院系还是研究人员都有较大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思想政治教育长期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政治学研究也被强调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次，中国有“大政治学”和“小政治学”的不成文区分。在欧美大学中，政治学一般划分为五个领域，即政治理论、比较政治、本国政治、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在中国高校，政治学系通常与国际政治系和行政管理系等并列设置，即“小政治学”。然而，在国家学科规划和评估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行政管理、区域国别研究乃至马克主义研究通常都被纳入政治学的整体学科框架当中，即“大政治学”。

学科建制涉及到一个学科的基本架构、一二三级学科的组成、学位和专业的设置以及新兴学科的发展等。学科建制和分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关系到一个学科的资源配置、人才培养模式、学者的身份认同乃至学科的社会影响力，等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从学科恢复逐步走向学科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和基本完备的学科建制。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下简称《国标》）中，还是在教育部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政治学都属于标准的“一级学科”，拥有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完整的学科架构。然而，不同的学科分类标准之间以及现实中各高校在政治学学科配置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方面，两套权威的学科分类标准对政治学二级子学科的组成及其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给予了不同的设定，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共三级，政治学一级科学归属法学“学科门类”之下，而《国标》将政治学与法学、社会学同等列为一级学科，没有设置“学科门类”。此外，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大类（代码0302）之下，划分了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7个二级学科，但并未对三级子学科予以具体列举。《国标》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代码810）之下，设立了政治学理论、政治制度、行政学、国际政治学四个二级学科，并详细列举了各自对应的三级学科（参见表1）。出现此类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套标准发挥的功能有所不同，《国标》旨在推动学科信息的共享与交换，便于国家标准化管理，而教育部学科分类主要服务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

另一方面，相较于官方学科分类标准，现实运作中各个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建制存在更加丰富多元的组合形式。虽然政治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一级学科，但高校在院系设置中通常将政治学与其二级学科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外交学等并行设立为同等级别的科系。同时，虽然国际政治和国家关系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部分院校单独设立有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与政府管理学院或法学院等平级的单位。与此类似，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公共管理属于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但很多高校设有公共管理学院或公共事务学院，下属政治学系。总之，虽然在官方学科分类上，中国采用了与西方类似的“大政治学”概念，使其囊括各个二级学科和专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保持了“小政治学”的运作。

此番学科发展格局受到历史因素和各校禀赋的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后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并非无中生有，1960年代基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实务的需要，部分院校提前重建了国际问题研究和国别研究，加之一直存在的国际共运研究，使得国际政治在政治学中的分量举足轻重，并在学科恢复过程中扮演了中坚力量。其次，政治学学科恢复发展的早期，各高校并不是按照一个严格设计的学科体系来执行院系设置，而是在“百花齐放”中慢慢走向规范化，这个过程中学科带头人的研究取向和各校的资源禀赋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例如有政治学“五老”之称的北京大学赵宝煦、中山大学夏书章、吉林大学王惠岩、天津师大徐大同、苏州大学邱晓分别对其所在大学的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延续了学科重建早期的格局和传统，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各大院校的学科建制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新兴子学科和前沿交叉学科的发展是学科建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政治学研究的纵深推进，其内部的学科分化和外部的学科融合成为一大趋势，诸多新兴子学科和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政治学的新兴学科总体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政治学学科内部根据不同政治议题和研究对象而细分形成的新兴学科，例如权力政治学、农村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网络政治学、选举政治学等。第二类是政治学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的新兴学科，例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政治人类学、计算政治学等。第三类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其他部门和领域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例如教育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移民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等。虽然很多新兴学科并未得到官方认证，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存在一定争议，但它们大多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概念系统，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为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丰富贡献了力量。此外，新兴学科的发展也对中国政治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组织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部分高校尝试开设跨学科的专业，例如北京大学的政法社、政经社、政经哲专业等。同时，近年来，中国一些高校开始探索“高等研究院”的组织模式，例如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等。总之，新兴学科的蓬勃发展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成就的重要表征，不仅为政治学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人类政治现象。

1978年以降，中国政治学发展经历了几个关键阶段，本文在中国政治学科恢复40周年之际，基于更长的时间尺度将政治学发展划分为学科恢复调整阶段（1978—1992年）、学科全面发展阶段（1992—2012年）和学科精细化发展阶段（2012至今）。本文将以学科体系、学术队伍、人才培养模式、学术交流机制、学术研究范式和价值取向、学科的国际交流等为主线，梳理中国政治学科在每个阶段所取得的成绩，考察不同阶段的政治社会大环境和学术系统小环境如何影响政治学科发展，形塑了其当前的样貌和未来的走向。

（一）学科恢复调整阶段（1978—1992年）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补课”的紧迫感和“落后”的压力感下，政治学迈出了学科建设的艰难步伐。该阶段的学科发展起步低、底子薄、曲折艰辛，但成绩斐然，基本完成了学科基础的建设、范式路径的转化，以及价值立场的确立。

首先，学科体系初步建成、学术队伍初成规模、学科交流机制得以恢复。1981年，部分高校开始招收政治学本科生，1982年第一届政治学专题讲习班在复旦大学举办，1985年国家教委召开政治学教学研讨会，随后全国各个高校开始设立政治学专业，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政治学研究所，各省市社科院也相继成立政治学研究机构。至1985年，全国政治学专业教师已达百人，在校本科生535人，研究生93人，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书100余种^⑬，学术队伍初成规模。与此同时，学术团体和交流机制逐步恢复。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 重建） 大会”在北京召开，并于1984年成为全球政治学协会（IPSA）的正式成员^⑭，各地政治学会或政治学研究会也纷纷组建，并开始举办各类主题的学术研讨活动。1984年和1985年全国性的专业期刊《国外政治学》和《政治学研究》相继创刊，加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知识丛书”和“外国政府体制丛书”等，共同推动了政治学知识的交流和传播。

其次，政治学研究的范式方法和功能定位基本确立。政治学恢复初期由于研究人才短缺，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等相关学科引入了大批学者，因而在学科范式和研究方法上带有传统人文学科和意识形态分析的色彩，描述性研究和理论思辨占主导。伴随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研究的规范化，以及国外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引入，中国政治学开始从传统范式中走出，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知识架构和研究方法。同时，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功能定位也基本确立，中国政治学科自恢复之日起就非常注重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国政治学会的“学会章程”中就明确了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宗旨。^⑮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特性，并种下了日后“本土化”与“西方化”、学科独立性与学科应用性之间紧张关系的基因。

再次，中国政治学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交流。1980年代，一大批国际知名政治学家陆续访华，其中包括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罗伯特·达尔和马丁·李普塞特等。^⑯1985年中国政治学会派出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办的全球政治学协会第13届世界大会，赵宝煦教授当选该会执行委员，1988年胡奇安教授当选协会副主席。同时，一大批西方政治学著作和教材被译介为中文，包括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等，以及各类丛书译介，例如“政治理论译丛”“现代政治学译丛”“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等，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科的国际视野。

最后，该阶段政治学完成了学科价值的转向。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政治学进而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研究的聚焦，一时间涌现出大量关于政治参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反思苏联模式等议题的研究。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程，再次推动了政治学相关研究的勃兴。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学研究的观念演绎与当时现实政治的实际发展出现错位，面对新的政经局势，政治学不得不做出学科价值的重新定位和研究取向的重大调整，整个学科开始反思原来过于教条化的研究议程，并尝试回到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当中，回到基本国情和改革现实当中，探索中国政治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政治学研究的此番转向影响了其接下来20多年的发展路径。

（二）学科全面发展阶段（1992—2012年）

经历了学科价值的重新定位后，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政治学再次迎来学科发展的新高潮。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伴随着国家政治的总体演进，中国政治学在1992—2012年的20年间经历了系统的大发展，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呈现出繁荣局面。

首先，学科体系日渐充实、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学术交流机制进一步拓展。该阶段，政治学学科架构得以完善，政治思想并入政治理论，形成了政治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组成的学科体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首批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此后政治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不断增多，全国性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培养体系以及相应的政治学学位授予制度形成并完善。各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也趋向规范，形成了必修课和选修课、公共课和专业课、基础课和前沿课组成的课程体系。研究和师资队伍继续壮大，教学和科研的能力显著提升。同时，政治学研究机构逐步扩充，形成了高校政治学系、各级党校的政治学教研室、各级社科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党政机关的研究机构、民间研究机构等组成的研究网络。据不完全统计，仅2006−2010年间，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和专业人士达万人，设有政治学专门研究机构近150个。^⑰同时，科研领域不断拓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也纷纷涌现，围绕各个议题的学术会议、论文发表和课题立项显著增多，课题基金评审制度和学术评价体系基本形成。据粗略统计，2006−2010年间，政治学界共发表学术论文7万余篇，出版专著4000余部，出版译著和教材450余部，设立研究课题4000多项。^⑰在学术发表上，除了政治学的专业期刊外，还通过“以书代刊”等形式（例如，《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复旦政治学评论》）拓展政治学知识的传播渠道。

其次，政治学研究方法规范化和研究路径多元化。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开始引入政治学，多元的研究范式不断涌现，例如结构功能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法团主义等，不同学术思潮（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等）激烈争辩。学者们的方法论意识，以及对研究范式和方法的理解、把握和运用能力系统提升。一大批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相继翻译出版，2000年后中国学者发表的讨论政治学方法论的论文、教材和著作也明显增多，经验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比重总体上升。^⑲研究方法课程开始被纳入本科至博士阶段的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当中。自2006年起，美国杜克大学与国内各高校联合举办“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系统培养了逾千名学员。^⑳以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本土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机构开始出现，并具备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该阶段随着学者们方法论自觉的提升，关于研究方法的辩论和反思开始出现，如何处理量化和质化研究的关系，如何推进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适配等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

再次，国际合作和对外学术交流全面拓宽。该阶段出现了海外政治学著作翻译和引介的大潮，以“政治学译丛”“政治学名著译丛”为代表的学术翻译工作系统展开。学者们对海外政治学的流派、范式、理论、方法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外文文献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引用率一直保持较高。该阶段，政治学各个领域的国际学者来华访问、讲座、参会、授课甚至任职的人次显著增多。与20世纪80年代松散的交流不同，该阶段中国高校的政治学系与海外大学建立起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包括交换学生项目、暑期学校项目等形式。此外，除了国外学术引进来，中国政治学也开始走向国际。该阶段，中国学者已经尝试外文写作，并开始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或出版外文专著。这期间，中国政治学者参与国际会议的次数明显增多，学生和学者出境访问、学习培训、交流讲学的规模和频次也大大增加，部分学者和研究团队还申请到海外学术研究基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该阶段中国政治学还出现了回顾、总结和反思学科自身发展的讨论和研究。199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出版，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基本内容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为政治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1998年和2008年前后，在中国政治学科恢复20周年和30周年之际，一大批政治学者参与到对学科的回顾、总结和反思当中，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倡议（参见图1）。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2003−2005；2006−2008）；《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回顾与规划（2006−2015）》等。学科史研究是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美政治学界一直高度重视对学科发展状况的思考和论辩，相关讨论在中国的兴起彰显出中国政治学学者的学科自觉和学术担当。

图  1  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类”论文的年度发表趋势

（3）学科精细化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20年的全面发展使得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得以巩固，政治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系统中的核心支柱。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进入了精细化发展的新阶段。

首先，学科体系更加完备、学术队伍更为成熟、学术交流机制更趋完善。该阶段，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已达30所，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近80所，拥有政治学本科学位授予权的高校130余所，截至2017年共有127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政治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向均衡，比较政治学得到重视。同时，课题基金评审制度、学术评价体系等也日趋完善，高校政治学系在岗位设置、人员聘用、职称评定、招生录取、课程设置等方面更加规划化。此外，国家对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投入也不断加大，学科发展的规划性色彩增强。一项针对《政治学研究》所刊发论文的统计显示，接受政府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在该阶段显著增多。^㉑2017年，六所院校的政治学系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外交学院。在学术交流机制方面，该阶段，学术会议定期举行，在议题上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网络学术社群、跨校的协同创新、产学研结合成为学术新现象。学者们开始借助微信等社交媒体和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介来传播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扩大了政治学学科的公共影响力。

其次，政治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更加精细化。政治学研究路径在经历了上个阶段的多元化发展之后，继续朝复杂和精细化的方向推进。该阶段，学科的领域分工更明显，研究议题具象化和精专化。此外，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是该阶段的显著特征，“数据驱动”与社会科学理论合流成为政治学新的增长点。政治学者的“数据意识”明显提高，对概念、类型、操作化、测量、分析等研究步骤的理解和把握系统提升。借助计算机技术和相关统计软件，学者们在数据收集、整理、清洗、分析和运用方面的本领大大增强。计算社会科学、量化历史方法、大数据分析、实验方法、预测研究等一系列前沿研究方法开始引入政治学领域。总之，该阶段，研究方法的升级成为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引擎。当然，由于学科研究的迅速科学化，也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和论辩。

再次，国际交流合作更加广泛和深入。在“引进来”方面，除了外国学者日常来访和参会之外，该阶段包括长江学者访问项目等在内的高规格交流机制建立起来。与此同时，部分中国高校的政治系以及党校系统尝试开设国际学位和培训项目，招收和培养海外留学生。在“走出去”方面，该阶段承续了前期中国学生出国访问、学习培训的热潮，交流频率和人次进一步增加。中国政治学者也更加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并亲自前往这些地区开场实地调查。此外，中国政治学者开始创办学科英文期刊，例如复旦大学的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浙江大学的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等，并很快进入SSCI扩展版。该阶段，中国政治学的国际排名也不断提升，北大、清华和复旦的政治学学科进入QS全球排名前50位，中国政治学者的国际期刊发文量从1997年的13篇提升到2017年的307篇。^㉒

最后，该阶段政治学学科服务现实政治发展的功能更为凸显，政治学研究也更偏政策应用性。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国家强调政治学研究的咨政功能和智库角色，不少学术资源投入到对策研究领域，通过研究课题和共建合作等形式影响着政治学研究的议程。这一趋势在推动政治学学科多元化发展、提升社会影响力、充实研究资源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同时导致冷门学科领域的发展不足，引起学界关于政治学研究应该多大程度以及如何介入现实政治运行的思考。

综上可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政治学学科经历了恢复调整、全面推进、精细化发展三个基本阶段，每个阶段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在总体上呈现出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演进态势。中国政治学与中国社会转型一样，在短短40年里经历了西方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在一个压缩折叠的时空当中，各种元素、动能、价值和趋势相互交锋，呈现出中国特色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学科发展与国家发展密不可分，中国政治的发展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研究素材和广阔的应用场景，政治学研究也对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贡献了智慧。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政治学学科有望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受到更广泛的国际关注。

经过40年的学科建设，凭借几代政治学人的持续奋进，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补课”已经卓有成效。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治学科还存在诸多发展不足和前进挑战。其中有些问题是与外国政治学学科乃至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共有的，例如，基础性理论研究被边缘化；研究的精细分工导致学科离散化；分支学科之间相互脱节；学科在不同地域间发展不均衡，等等。另外一些问题则在中国政治学学科里更为突显，例如，相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来说，政治学研究的实证化水平相对较低并且受到更多质疑和阻力，意识形态取代科学方法的现象更为严重；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学科而言，中国政治学在学科构成和学科边界上还相对模糊；部分分支学科和新兴子学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理论、范式和方法上创新不足，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政治学科的健康发展以及迈向世界一流，甚至与学科繁荣背道而驰，相反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将为中国政治学科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当前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的关键难点集中表现在学科困境和体制困境两个方面：首先，学科困境方面，当前的学科结构和专业设置较难符合新时期学科发展、服务社会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需要。第一，总体来说，中国政治学还存在“分化不够”和“融合不足”的问题^㉔，一方面一些该有的核心分支学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能够熟谙并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还不多，第二，各个新兴学科之间发展极度不均衡，部分新兴学科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研究对象、特定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但是大部分新兴学科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学理性和延续性都较为欠缺。第三，学科的不断分化也带来一个个领域和议题的孤岛，岛与岛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学者们精专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对政治学的整体图景缺少足够认识，陷入“盲人摸象”，对政治学的“根本问题”（big question）和广义理论缺乏贡献能力，导致学科知识的离散化和积累困难。^㉕这些问题都呼唤通过学科制度改革带动中国政治学新一轮的蓬勃发展。其次，体制困境方面，现实政治塑造着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学术空间。诚然关注现实政治问题有利于增强学科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同时可以获取学科发展资源，然而过度侧重对策研究将危及学科的独立性。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强调政治学研究的学科前提条件，即自主性、独立性等，讨论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政治研究成为规范意义上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导向的研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政策思维压倒学理思维，政治学研究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政治需要使得学者依赖于政府并失去了独立研究的能力，学者们更愿意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而非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㉖对政策型研究的偏重，也使得政治学基础性理论研究逐渐被边缘化，导致分支学科发展的失衡。

经过40年的学科积累，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前景也较为看好。一方面，新时期国内外政治发展的大环境和社会科学学科系统的小环境都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资源保障；另一方面，老一辈政治学人为政治学科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新一代中青年政治学者所拥有的学术训练和国际视野为政治学的发展积蓄了强劲的动能。然而，40年的发展也带来中国政治学学科取向上的分殊，是走向整体科学化还是追寻方法论多元主义？是继续迈向学科西方化还是推进学科本土化？这些争论都关涉到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于“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学者们抱持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者围绕这个充满争议的重要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比较集中的争论聚焦在西方政治科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两者的关系上，涉及诸如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科学性和本土性等等。在学科发展方向上，关于中国政治学是否应该本土化以及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存在至少三种不同的立场：极力倡导本土化、质疑本土化，以及主张调和本土化与国际化。近年来，伴随学科建设的日臻成熟，关于学科“本土化”的论辩也越发激烈（参见图2）。可以说，当前中国政治学正处在一个学科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将决定整个学科的未来发展轨迹。

图  2  讨论中国政治学学科“本土化”问题的论文的年度发表趋势

首先，一部分学者倡导政治学的本土化，认为中国政治学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中国不应该成为西方理论的检验场，而应成为本土理论的策源地。他们反对套用西方概念、理论、范式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认为西方理论忽略了中国的本土差异、传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他们积极倡导中国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自主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反对把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嫁接到中国的“拿来主义”。这些学者强调不能追求纯粹的实证主义方法，造成方法论上的“全能主义”“唯科学主义”或缺乏社会和政策相关性。他们主张在中国的语境下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政治学或中国学派，认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将对海内外的学术共同体会产生重大影响。^㉗同时，这些学者也认为本土化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意味着持续不断的努力。如果没有本土学人的自觉和投入，及自我反省，本土化是不可能的。此外，存在另一种更为激进的“本土化”的声音，主张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领导地位。这些学者强调中国政治学应该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学科的国际话语地位，并警惕海外政治话语的“入侵”。^㉘因此，学界至少存在两种“本土化”的主张，一种是以学科发展本身为出发点，注重地方性、历史性、多元性以及传统内涵的本土化，另一种是以学科为工具，强调学科服务于本国政治发展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本土化。

其次，另一部分学者质疑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认为中国政治学应该和其他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逻辑，因为政治科学致力于探索和解释存在于政治生活、现象和行为中的一般规律，而科学规律是没有国界的。通过吸收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学研究在科学化的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部分学者们认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这一命题轻则误导学人，重则严重影响整个政治科学在中国的长远发展。作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满足于使用“中国本土性”或者“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政治行为和现象。相反，应该追求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以及去“中国特色化”，倡导政治学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些学者认为中国政治科学发展在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时空变数”来取代“中国”或“中国的”这些名称，进行跨文化对话，才能把这些国别或个案的“条件”和“文化因素”概念化，并上升到广义理论高度，对世界政治学发展做出贡献。^㉙

再次，还有学者认为，“西方化”和“本土化”，“科学化”与“方法论多元主义”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选择，而是可以互补、共存、融通甚至相互滋养的几股力量。例如，早在2000年，俞可平就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要“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使政治学扎根于我国的特殊土壤之中，又不背离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学原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是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学作一门科学，它必然具有超越国家和社会的普遍性公理，离开这些公理，就无所谓政治科学。所以，我国的政治学不应脱离国际政治学，而应当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㉚又如，两位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指出，本土化和全球化都不应是学科发展的终点，而是交互发展和彼此滋养过程的中间状态，不是为了本土化而本土化，而是通过本土化走向更高质量的国际化，同时依托不断的国际化来带动更深度的本土化，如此变奏推进。政治学可以同时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glocalization），两者可以调和且兼容并蓄。^㉛什么时候强调本土化、什么时候强调普适性具有一定的时空特性，在一个学科真正成熟和稳固之前更应该注重其专业化和国际化，在学科发展相对成熟之时可以适当追求自主性和独立性，中国政治学不应该在科学化发展明显不足的时候去否定科学化，同时科学化的政治研究也不应该无视传统研究路径的价值。此外，对本土化和国际化、科学化与方法论多元主义在不同阶段的推崇应该扮演学科纠偏的功能，即在某一个方面的发展走向极端的时候有另一端的力量将其拨回正轨，进而维系整个学科的“生态多样性”。

值得强调的是，关于“西方化”与“本土化”，“科学化”与“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论辩并非中国独有。在印度、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东欧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学界，不同时期都出现过类似的争辩，都曾主张尊重本国政治研究的传统、关心切合本国政治实际的研究议题、警惕泛科学化的倾向、以及维护本国学术的自主性乃至学术主权等。^㉜关于学科发展取向，即便西方政治学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欧洲政治学与美国政治学在学科传统、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欧洲政治学一直警惕政治研究的“美国化”，寻求人文和科学传统的平衡，注重政治学研究与现实政治问题的关联。^㉝美国政治学内部也存在对唯科学主义的抗拒和反思，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过制度主义、国家学派的回归，并创办了与行为主义针锋相对的期刊《新政治科学》。2000年，一群以“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为笔名的政治学者发起了一场抗议美国主流政治学研究的运动^㉞，反对唯科学主义主导的政治学研究，批评美国政治学对量化方法的狂热，主张用方法论多元主义打破量化研究的霸权，强调重拾理论性、思想性、规范性、历史性的政治研究。这场运动虽然没能扭转美国政治学的航向，但也引起了政治学界不小的震动。由此可见，西方政治学也不是铁板一块，政治学不同发展取向的差异或许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差异，而是学术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不同层次上的差异，是我们在如何理解政治知识的本质以及如何将政治转化为知识的途径上的差异，是政治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每个国家都存在。

总体来说，关于学科的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科学性与本土性的辩论和思考将对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大有助益。当前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不应该囿于本土化与西方化之间非黑即白的争论，更不应该诉诸极端的“学科民族主义”（disciplinary nationalism）和排他性的唯科学主义，而应采取开放性、包容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致力于建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彼此宽容、彼此善待的学科环境，共同推动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调和、兼容、融合不同知识系统和研究路径才能使政治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统一，科学思维逻辑和方法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统一，从而使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和学术成果兼具国际性和本土性解释力，并对国际政治学术界做出真正的贡献。因此，未来政治学的发展水平或许不是由某个最强势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决定的，而取决于我们打通不同国界、领域、层次、理论、范式、方法和思路等的能力，因为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目标是共同的：探索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发生的基本规律和各种发展模式。这或许是中国政治学学科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需要整个学术共同体的齐心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