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从内涵上讲，“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是党的价值理念、路线方针、战略设计以及行动方略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时期的践行、探索与展开在理论、思想上的结晶，是党作为行动主体对周遭社会环境对象化的产物。只不过这种产品不是以物化的形式存在，而是以思想观念、理论价值等非物化的形式存在。对这一概念的解析可从主体、客体和对象三个层面来展开。

首先，主体层面。这里的“中国共产党”既可以是“个体”，即历代中央领导人作为党的代表，也可以是“整体”，即党组织的中央集体作为党的代表，因而，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既可从中央领导人的言说中抽象出来，也可以从党中央的集体决议、决定中提炼而来。本文所说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里的“早期”，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至1927年7月15日（大革命失败）以前；这里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有指党领导人个体，又有指党的领导集体。因而，本文所选用的党史材料一方面来自党领导人在那个时期所写的文章或发表的重要讲话，另一方面来自党在那个时期集体所作出的重要决议或决定。

其次，客体层面。这里的“客体”是与中国共产党相对应的作用领域与空间，即对党“治国理政”实践活动的理论抽象，而不是什么其他的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讲，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党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无“国”可治、无“政”可理，但由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抓住了革命的目标指向，即掌握国家政权，革命就是要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如1921年中共一大党纲申明，党的纲领在于“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①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指出，“映在我们眼中的民主派掌握政权，乃是一个阶级推倒一个阶级一个制度代替一个制度的意思”。^②因而其在革命过程中确立问题的思想方法、革命行动的理论指引和组织动员以及党组织建设的有力举措等等，都构成了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建设和改革时期治国理政思想的路径依赖。尽管党在此时既没有像新中国成立以来那样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执政，也没有像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在根据地、边区或解放区内进行局部执政，但在某种意义上，党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探索蕴含了党百年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原点。之所以有如此判断，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单纯的革命与治国理政在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即两者均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属性，亦即初心与使命；二是无论是革命还是治国理政，都可以化约为规模宏大的集体行动；而要保证集体行动的有效性，就离不开占据中枢地位、发挥能动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指引、战略设计与组织动员。毫无疑问，党在成立之初，其发动革命、组织工农运动等集体行动中所进行的原初探索直接影响到后来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与行动路径的选择。也正是基于此，从时间维度上看，我们可以这样判断：“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萌生于党早期的革命活动，且绵延了百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前后到大革命失败前夕这一段时间对革命运动的思考与探索，构成了党百年治国理政思想的起点。

而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这一时间段，这方面的文献可谓蔚为大观、不胜枚举。另外，关于党在革命时期治国理政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苏区苏维埃政权建设^③、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④、税收^⑤和社会治理^⑥等微观层面。而关于建党初期对党以后治国理政影响方面的文献也并不少见。如邹谠论述了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共同渊源是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他认为社会革命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全能主义的政治因素。^⑦李侃如指出：“在从1921年参加第一次党代会的约50名秘密党员发展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欢庆胜利的500万党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获得的观念、能力和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其1949年后的执政。”^⑧裴宜理在研究上海的工人运动时，指出了建党初期工人运动对新中国政权建设的某些影响，“共产党新政权为这些从前的工运组织提供了机会，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扮演了关键角色”。^⑨余逊达在追溯群众路线的思想起源时，认为党的二大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坚持用世界眼光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思想和方法的雏形”^⑩，等等。所有这些研究均涉及党在早期革命行动的某一方面与后面治国理政之间的关联，但对该主体进行系统阐析、特别是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进行演绎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在集体行动的理论框架下，聚焦党早期的革命活动，抽象与提炼彼时革命行动中所蕴含的、被党后来治国理政实践所吸纳、发展的价值理念、思想方法。

最后，对象层面，即研究的具体指向和聚焦点。本文关注的不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具体的组织构建、革命行动的过程解析抑或是行动策略的深度挖掘等这些经验层面，而是归纳与提炼在这一时期可为后来治国理政实践提供思想指引的理论抽象。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时局的正确把握和对问题的科学界定的前提下，引入科学的革命理论，建立统一战线，推进党的建设，这些有效的革命行动蕴含了党治国理政的原初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基因性要素，直接影响到后面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具体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

具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当时社会面临的整合性危机的现实，意识到要通过新型政党组织、整合社会的意义与价值；通过对当时基层社会的经济现状进行分析，确定中国革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精准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萌生，它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后面的治国理政实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为新型的政党的出场提供了理论营养，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阶级分析工具，马列主义从而为包括政党发展、治国理政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遵循，从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原点。在有了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指引后，中国共产党人要战胜强大的国内外敌人，不能不同包括国民党的组织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吸纳革命力量、凝聚国内民众人心；后来无论时局如何变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革命过程中，要联合革命力量、打击国内外反动派，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坚持对革命队伍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改造、从而在党内推进价值整合，必须严明纲纪、不断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所有这些提升政党自身能力的举措构成了革命有效行动的政治保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下治国理政必须把握的政治前提，因为党如果没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动员社会。

总之，本文将研究的视域聚焦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行动上，即首先明确时代的方位和革命的中心问题，在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指引下，通过有效的组织动员社会并结成初步的统一战线以形成大革命的高潮；在此过程中，党的建设贯穿革命始终，不断提升的政党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乃至治国理政能动者的前提与保障（这一时期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见图1）。由于革命就是一场规模宏大的集体行动，因此，从理论层面上讲，一项集体行动就是在政治机会、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下造就的。^⑪对那时的革命活动而言，对现实的把握推动了革命时间窗口的打开，是革命大潮到来的现实动因；同时，马列主义的引入推动了社会认知的解放，不仅带来了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出场，而且提供了认识社会的阶级分析方法；而政党通过对新成员的吸纳、党支部、工会和农会的建立以及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等组织形式以不断提升组织、动员社会的能力。对革命而言，党的建设具有统领作用，其行动直接影响到机会捕捉、组织动员和认知解放的能力与效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党治国理政思想后面蕴含着集体行动理论展开的逻辑路线，这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单纯的革命与治国理政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图  1   

在20世纪20年代，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对资本全球性扩展、社会主要矛盾累积因应的必然产物，其为在积贫积弱的中国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提供了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同时，党一经成立，其对现实国家的方位判定与问题归纳、对革命目标与行动方略的设定以及对原子化社会的组织与动员等，都来自对现实问题归纳后的政治回应，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这种问题导向一方面体现在国内外环境的判定上，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着整合性危机，也体现在对革命首要问题的判定上，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认定上。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伴随着党百年奋进的始终，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与改革年代，中国共产党是在正视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前行、发展壮大和走向辉煌的。

近代中国，在主权不独立、民权不伸张的现实背景下，积贫积弱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完成以重组中国社会的社会革命的任务。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而殚精竭虑。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和软弱性，以及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强烈冲击与消解，特别是在主权没有独立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种种救国方案和制度设计，最后导致的都是现代化的受挫，社会整合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整合性危机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现实背景，革命也正是基于这些问题而被触发。

1. 主权不独立。中国现代化开启的时刻正是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和殖民的时期，国土的沦丧、势力范围的划分和强制性的资源抽取等等，这些不仅破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进程，而且由于对中国基层社会过度的资源汲取，社会的贫困使社会关系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中。因而，由主权危机所引发的社会整合问题，不仅体现在国土的支离破碎、内政被列强所染指上，更体现在由此所引发的社会反抗的风起云涌上，使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陈独秀在描述列强瓜分中国时指出：“各国驻扎北京的钦差，私下里商议起来，大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明目就叫做‘瓜分中国’。”^⑫列强的强行介入与利益索取冲击了传统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引发了民众对统治体系的信任危机及其带来的社会反抗；同时，由于主权上的不独立和在反抗列强的军事征服过程中的一再败北，这些会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动摇，从而影响文化整合的效度。总之，主权上的不独立所引发的社会整合上的危机与难题呼唤着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社会整合器的出现，这构成了新型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出场的现实背景。

2. 政权分割。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⑬在这种极混乱的政治格局下，传统的大一统体制面临着国内外分割的新局面：一是国内军阀的分割，它主要表现为军阀的割据，使国内大量资源耗费在军阀混战之中；二是国外列强的分割，分立的军阀势力为外国资本的强势介入提供了机会与空间，也就是国内分割的军事集团被外国势力所操控，产生了列强的“代理人”，形成了所谓的“国中之国”。这两种分割是互为因果、相互强化的。在国家政权处于这种分割的局面下，中国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就必须唤起、组织民众，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而要唤起与组织民众，就需要一种组织性的力量来设定目标框架、集中优势资源和推进有效行动，进而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操纵及国内军阀之扰乱，非人民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外而反抗列强，内而解除军阀之政权及武装，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费力气。”^⑭也就是说，国家政权上的分割让传统的以国家政权来充当社会整合器的社会整合模式失效，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强烈示范下，有着严明组织纪律的新型政党就呼之欲出了。

近代中国，由于现实上存在着主权不独立、政权上的分割和文化认同上迷失的问题，传统的政权组织不可能担当起唤起民众、整合破碎的中国社会的重任。这些构成了新型的政治组织，即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结构性条件。中国要走出这种结构性困局，就必须有一种整合性的组织力量将社会组织起来，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早期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指出：“我们必须靠团体才有力量，必须靠社会，靠党，不然，我们将永远屈服于黑暗势力之下。自然，一个社会或党的中间，一定亦有许多使我们脑疼心烦的事情，然而我要有团体的力量，才可以打倒恶势力，改造恶环境，才可以自救而且救人。”^⑮

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现状和社会利益格局，要解决那时面临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就必须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而要保证社会革命的顺利进行，除了需要党的有效领导以外，必须要找到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依靠力量，将人数最多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推进、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磅礴力量。在四大前，党已经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⑯党的四大肯定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五卅运动后期更证明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对这一问题的确认，来源于对农民所处的制度和政策等外在环境的理性分析。正是环境中一些政治力量、经济主体对农民的经济压榨与盘剥，才使整个农民阶级在经济上陷于困苦的状态，使其在政治关系上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也正是现实中的这种经济地位，才会使农民产生革命意识，形成改变革命现状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农民问题专家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强调“农村与它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农民的行为和农村的制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所做出的反应”。^⑰

1. 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首先要生存，因而对农民的定义与分析就有所谓的经济标准，也即其经济地位，这是对农民问题进行分析的首要标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⑱在这样一种经济状况下，必然会导致农民生活资源的匮乏；在生存就难以保障的情况下，要想农民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满意、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认同，这无疑是痴人说梦。所以，农民的反抗或革命行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外在环境及其社会制度施加的。“千百万人是不会听别人指使去进行革命的，只有在人民困苦不堪，再也无法生存，千百万人的压力和决心可以粉碎一切旧的障碍并真正能够创造新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才会起来革命。”^⑲

2. 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看一个社会是不是农民社会，不仅要看农民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数量，更要看支撑其运转的政治关系。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据多数的农业、农民社会，这一点毫无疑义。在半封闭的农业社会形态下，其经济本来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是由于农村不平等政治关系的存在，即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导致了这个经济的解体：农民要么无地可种，流离失所；要么忍受、承认其对自身的劳动剩余的占有，农民的自给自足根本就难以实现。同时，由于军阀的统治需要从农村社会抽取资源，特别是兵源上的补充和物质上的供应，连年征战所付出的伤亡代价都由农村千千万万家庭来承受；更可怕的是，农民在连年征战中看不到国家统一的希望。另外，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加深了中国乡村的苦难：正是它们对军阀的各自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肢解了中国，而它们在支持中所获得的好处最后又不得不由中国农民来支付。从这个意义上说，各路军阀、帝国主义就像是一台台马力强劲的抽水机，像一个个吞噬农村资源的黑洞，中国乡村就是在这种无尽的资源盘剥中日益走向破败、凋零。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在1926年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一篇名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打倒地主阶级的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瓦解。他号召：“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⑳所以，建立革命联合战线，不仅是国共间的合作，还应把农民引入其中。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国共两党内获得普遍的认同，但确实为后面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农民政策的提出打下了思想基础。

3. 共产党人的动员和引导。乡村的农民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超经济掠夺下萌生了自发的反抗和革命意识，这种意识的唤醒、聚集和综合离不开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农民处在非常困苦的生活状态，也有一定的反抗意识或行为；但是，如果离开了外在的启蒙、动员，对于仍是文盲或半文盲知识状态下的大多数农民，他们很难知晓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所受压迫的阶级根源，更无法形成超越村落、跨地域的革命的集体行动。而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从其理论素养，还是从其眼界、境界等方面，都可以担当起这种对广大农民进行启蒙和动员的工作。按照费正清的说法：“中共在农村工作中的角色只应该是一个向导者或催化剂，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者。党的工作者必须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希望和畏惧。只有那时，党才能表达农民的要求，团结最大多数，尽可能缩小打击目标，作为革命进程的最后一个步骤。”^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以赞赏的笔调写了党领导的农会在政治宣传和动员中起的作用：“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㉒

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革命诉求，前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共产党人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政治宣传、播撒其价值主张，从而让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明白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所受剥削的根源，这种阶级分析与阶级动员的方法让民众更明白自身的处境和阶级使命，从而把千千万万个“泥腿子”组织起来，汇成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没有这种革命洪流，革命的高潮不可能到来，革命也不可能最终走向胜利。

在20世纪20年代，马列主义的引入对当时革命运动的推动、对后面党治国理政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新生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出场的理论哺育上，也体现在对革命经济动因的揭示上，还体现在对阶级分析的引入上。费正清认为：“在政治层面上，列宁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加严密的新型政党组织方法和一种夺取政权、利用政权发动群众、重建社会的领导艺术。”“列宁主义向个人展示了一条自我约束并为爱国主义目的而献身的道路。”^㉓在某种意义上，马列主义对当时大革命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接受这种先进的理论，为党的纲领、路线的确定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党对革命的领导，为革命目标的设定及其方法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工具。无论是本体论还是工具论层面的意义，都直接影响到党在其后的治国理政思想。

组织作为一种人群的集合体，要产生有效的集体行动，必须要壮大队伍、吸纳资源和设计制度等；同时，组织一经存在，也有一个有效激励的问题。因而，对一个组织而言，无论是解决发展中的资源吸纳，还是解决对组织成员的有效激励，都离不开组织愿景、组织目标的设定。对一个新型政党而言，其纲领、路线是其所接受的某种理论的具体化，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政治力量的标识，也是壮大队伍、产生权威性影响力的旗帜。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式和活动方式。”^㉔列宁不仅指出理论之于政党、革命的意义，而且还指出了理论的作用域与有效方式。恩格斯则指出了党纲的形成与变迁后面的物质因素，“一个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㉕也正是这些物质因素决定了党纲的形成要立足社会现实，要聚合全党的意志。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伊始就认识到了理论、“主义”之于新生的政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的重要意义。1920年11月，毛泽东指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㉖这里的“主义的结合”实际上就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得到科学的理论指导，这种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它接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㉗所以，立足中国大地的现实物质运动和阶级关系，新型政党的主义确定与纲领选择就要反映中国所处的民族民主革命新发展阶段的现实诉求，进而反映中华民族整体的最高利益，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谋国族之解放、求民众之幸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后来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㉘

陈独秀写道：“我们以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还在政治战争时代。”“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㉙革命高潮的到来、革命行动的发生不是当时人们的主观臆想，而是扎根于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只有对当时的社会进行经济上的解读才能够发现基层社会的主要问题及其蕴含的主要矛盾。“中国的深刻问题，不是简单地发展和更广泛地应用早就孕育在中国古老社会和它的对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和贸易制度。相反，农村中的问题是延续还是中断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塑造传统秩序以求重视现代技术、现代平等主义和参政问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社会改造和再生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革命的问题。”^㉚关于革命发生的条件及其物质基础，马克思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运用这种革命发生的唯物论，深入中国农村社会，分析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和各阶级的经济条件，判断其革命意识与意志，从而找到中国革命真正的依靠力量。如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成为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时，这样写道：“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㉜这种对革命同盟军和革命对象的唯物主义解读为中国革命找到动员的对象和靶子，它不同于某些人单纯的书斋式的空谈与臆想，它们是保证革命顺利进行最终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

对社会的解读，涉及方法的选择问题。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主义方法，找到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同盟军。革命的行动需要一个个主体的积极参与，最后才能汇成革命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既是个体的行为，又是一种集体行动。对革命的组织者来说，他要动员社会千千万万个革命者参与革命，这就不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纲领和战略层面上的问题。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其纲领中标示自己的奋斗目标，来凝聚群众和社会；同时，超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借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用阶级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社会。阶级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看待和分析社会的基本方法。恩格斯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㉝只有用阶级的方法来分析和解读中国社会，才能最广泛动员中国社会的革命力量。所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的文献，就是超越单纯的行为主义分析路线，以人们的经济地位为基础，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各个阶级，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革命动员的指向。用阶级来动员社会，因其既看到了社会上的经济差异，又看到了社会上的经济一致（指经济状况与地位），特别是后者，它省略了阶级内个体间的差异，因而极大地降低了革命动员与组织成本，有利于形成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看到了这个阶级工具之于革命的强大力量，他兴奋地写道：“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㉞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行为一方面体现在其纲领路线的设计上，更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而要保证革命行动的有效性，必然要将原子化的中国社会整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汇成革命的强大洪流。在这种过程中，统一战线的构想及其政策也就应运而生。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政党本身就是社会的整合器，其整合作用一方面体现在通过对社会的吸纳进行整合，即扩大党员队伍、完善组织网络，另一方面通过对组织间的互动，在政党之间、政党与社会团体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结成革命过程中的统一战线。这些体现在现实层面就是国共第一次合作。萌生于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及其实践的有效展开，是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调动最广泛积极性的过程，社会的凝心聚力带来的是社会力量的强大，这不仅是革命行动有效性的保证，也是建设与改革时期必不可少的支撑性要素，因而对后面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主权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必须要在能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民族民主革命才能达到。要保证革命成功，就必须整合、动员全社会的资源与力量。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把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起来。梁启超在1921年的《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中指出：“欲共和基础巩固，欲国民事业发展，总以养成国民协同之习惯为第一要义”，“大规模的协同动作，实以政治运动为最”。^㉟梁启超在这里也提出了组织中国社会的命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需要完成双重组织的任务。一方面组织自身，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引领者，就要拒绝毛泽东所说的“关门主义”，提升党在全社会的吸纳能力，将认同党纲领的先进分子吸纳进党组织，使党组织网络能延伸至整个中国社会，从而为党组织在全国影响力的扩散提供组织基础和人力资源资源供给；另一方面，党组织要以自身为基点组织社会，即根据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任务和矛盾，将社会中其他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团体等方面的力量聚合起来，汇成革命斗争的洪流，这就是党团结、整合社会的统一战线的行动方略。从规范层面上说，党组织社会有两种路径，一是党依靠自身的组织和党员个体的力量直接深入社会，宣传党的主张，动员和组织民众围绕着革命的目标以形成革命的集体行动；二是党组织依靠其他组织化的力量，如其他党派、阶级、阶层和团体等，去影响、动员和组织他们所联系的群众的力量，形成革命行动的各组织主体间的大联合。在某种意义上，统一战线建立、统一行动展开的过程就是扩大革命朋友圈、减少革命征程中各种阻力的过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㊱但是，扩大朋友圈、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并不是自动形成的，这离不开党自身的有效行动，这种行动的有效性来源于党对中国社会利益矛盾、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据此提出的合作项目、合作路线才能得到革命同盟者的认同支持与积极响应，且在合作过程中不能被合作对象所吸纳甚至消融，即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先锋队性质的定位。在1922年中共二大的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在这个决议中，还明确指出了援助、联合时应坚持的原则，即“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㊲

党的二大通过大会宣言，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消除内乱，打到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在国内外敌人如此强大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些目标谈何容易，当时的共产党人考虑的是，一方面就是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是团结更多的朋友，组成革命联合战线。毛泽东早在1923年就撰文指出：“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㊳“ 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㊴建立革命联合战线，是党对工人运动反思的结果，是党对当时国民党的理性分析。

1. 对工人运动的反思。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立了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纲领，这实际上就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问题。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救民于水火，这种战略目标的分层、分步是党对中国实际、时局认识的升华。为了扎实推进民主革命，党把其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人运动的发动上，其标志就是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香港的海员大罢工、江西萍乡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相继举行，爆发罢工斗争达100余次，参加罢工工人达30万人以上。这些罢工，给军阀势力、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展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但是，由于党成立不久，尚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在策略上不善于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对发展新党员的标准和要求过高，以致于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爆发时，全路共产党员还不到50人，因而难以在基层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工人运动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特别是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这时期一系列工人运动给年轻的党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在国内外敌人如此强大的情况下，不能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尽可能争取一切同盟者；在工人缺乏合法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就这样急迫地摆在了当时的共产党人面前。

2. 对国民党的理性分析。要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在当时的政治力量中，共产党人首先想到的是国民党。尽管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内耗严重，但当时的国民党掌握着革命所需要的重要资源：首先，其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中国社会有极高的声望，推翻帝制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是动员革命力量的旗帜；其次，国民党在广东有一块革命地，它是共产党可资利用的革命大本营；最后，在国民党内有一批政治精英，除孙中山以外，还有宋庆龄、廖仲恺、邓演达等人，他们坚决主张民族、民主革命，并且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治力量中，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这是国共合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共产党人的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㊵在党的三大上，这种观点进一步得到阐发，“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但是，同国民党合作，不能仅是共产党的一厢情愿，国民党也应该有合作愿望与诚意。1922年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所遭受的一次痛苦的失败，同时，他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的幻想也宣告破灭，可以说当时的国民党也在找寻革命的同盟者。并且，同共产党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也有利于国民党的成长，如有利于其民族民主纲领的制定，推动广东工农运动的发展、独立军队的训练，也能促进其组织发展，这些都被以后的实践所证明。因而，第一次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㊶

在中国现代化征程中，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在构建现代国家、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对自身的革命化锻造，党的自组织能力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得到不断跃升。在某种意义上，前述的两个方面都同党的建设密切关联：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理论，是党对外吸纳社会先进分子、对内推行组织“内整合”^㊷的思想武器；同时，在统一战线的构建过程，也是党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毛泽东后来直接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联系起来：“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㊸从规范层面说，在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党的组织网络在中国社会的延伸、覆盖的问题，也即毛泽东所说的要将党建成“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政党，这个网络的构建是以吸纳新党员为前提的；二是对党组织中的部分成员进行价值灌输与思想改造的问题；三是严明纲纪，强调党的组织纪律。这一时期党在这三个方面的着力，塑造了党强大的组织能力，从而为革命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在革命初期，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扩大自己阶级队伍、建立组织网络，只有将党建设成为一个扎根中国基层社会、能反映群众利益诉求的政党，也就是将党建成一个能影响全国的“广大群众性”的政党，才能吸纳、动员更多的民众参与到革命的洪流中去。1924年，《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㊹在党的四大上进一步提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并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为着吸收工人和贫民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起见”，大会决定“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㊺；为了“在群众中巩固我们党的势力”，“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手续上的繁重形式，工人农民候补期一月，智识分子三个月”；不仅如此，还注意在社会团体中延伸自身的组织网络，即强调“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的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我们的支部和党团”。^㊻为了保证新党员吸纳、组织网络构建的有效性，这就要求党组织及其行动者要同广大民众的实际需求相贯通，以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1924年，恽代英在《农村运动》一文中指出：“研究宣传农民最合当的材料−详细而切实的研究农民真正的痛苦与要求，以谋发现农村运动最有力的口号。”“去结交农民！去团结农民！去教育农民！而且最重要的去研究农民！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㊼1927年4月，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指出：“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㊽只有解决了当时农民最关切的利益诉求，即土地问题，只有找寻到农民的苦痛与诉求，党的宣传动员活动才能有效，其在基层才能有稳固的社会基础，其权威性影响力才能不断扩散。政党规模的扩大、组织网络的延伸甚至是军队的扩充及其战斗力问题都与此密切相连。抓住民众的真正需求并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予以回应，这是党在大革命时期践行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属性的具体行动，具有跨越时空的意义，直接延续至今。

对党员进行教育和思想改造，就是用共产主义信仰、无产阶级思想来激发党员、革命战士为广大中国人民谋幸福奋斗的内在动力，从而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阶级利益。之所以要对党员进行思想上的引领与改造，这与党内的阶级构成有关，即党内有不少人是来自非无产阶级，其思想难免会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思想的影响。在1925年10月制定的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制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批评了“主张党员数量上的发展，当以党的内部教育能力为限”这一错误观点，指出这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因为“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能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㊾在这种情况下，对吸纳入党的党员进行“内部教育”或“布尔什维克化”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做法在毛泽东那里就是要将某些党员的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给他们“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㊿毛泽东后来对其中的原因作了明确的揭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⁵¹⁾因之，在党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注重在党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增强党员的阶级觉悟的命题已经提出并付诸行动。在1925年制定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中提出了“党内的鼓动”的问题，这种“鼓动应当使全体党员，从下至上都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这种工作是现时根本工作之一。工人支部便是实行这种工作的基本”，“党员自己的阶级觉悟应当不断的增高，这是党的胜利的唯一保证”。⁽⁵²⁾在1924年制定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中，提出了“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⁵³⁾通过党内组织生活、开办党校等，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注入党组织成员头脑中，抑制或消除了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党员自己的阶级觉悟，也在党内完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统领的思想动员与价值整合，从而为后面有效的革命的集体行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强调组织纪律、制度规范对政党发展、政党战斗力建设的重要作用。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⁵⁴⁾恩格斯也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而一切革命的高调和喧嚷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⁵⁵⁾列宁在论述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时，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⁵⁶⁾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遵照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始终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坚持用严格的纪律和规矩立党。1920年，蔡和森在建党前夕写给毛泽东的信中，首次提出“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⁵⁷⁾党的二大还强调，“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离不开群众的”。⁽⁵⁸⁾强调党的组织纪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西方松散的选举意义的政党相比又一重大的差异，而之所以如此，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无论是在以推翻政权为主要任务的革命年代，还是在执政国家政权的建设时期，新型政党都是以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最终目标，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离不开对自身以及社会的高度动员与组织，要求把党组织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而在提升自身的战斗力、组织力的过程中，就需要严格的组织纪律：一方面通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纯洁党员队伍，来激发党组织成员为理想、目标奋斗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规范，理顺组织间关系、规范党员行为以形成有利于党组织目标实现的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提升党组织的执行力。

总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以上探索，无论是把握现实，还是引入马列主义、构建统一战线，抑或是加强党的建设，这些都构成了日后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基础性要素：把握现实，蕴含了党治国理政过程中实事求是的基因，无论是革命、建设与改革，都要找寻到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之问”，都要找准中国的真正问题，并要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引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引入马列主义，并根据时代、社会的变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指导中国治国理政实践的有效的理论武器；构建统一战线，针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代命题，通过整合社会、搭建合作平台和推动有序参与等来形成推进事业发展的有效的集体行动；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党自身的组织力建设，为治国理政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所有这些初步探索尽管显得十分稚嫩，因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⁵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这些实践，具有跨越时空的意义，时代的变迁、问题的置换会导致具体政策、行动策略的改变，但遮蔽不了这些基础性要素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理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