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传统的史学研究主要关心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社会演化历史。随着近现代学科体系（如考古学）的发展，人类社会史研究可以涉及无文字记载的时期。当代的历史学研究包含很多学科分支方向，如传统史学、制度史、思想史、历史地理学、社会史、经济史及科学技术史等等。分子人类学是一门大约从1967年开始兴起的新兴学科，基于群体及个体之间分子及基因组层面的遗传学数据，结合其他学科的证据来研究人类的演化历史。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分子人类学的主要学科任务已大致清晰，包括人属各分支物种的演化、智人物种的演化、现代人类的扩散、人类体质性状的演化、古今人群演化史及文化传统的演化。总之，历史学与分子人类学各自有自身的学科任务，两个学科的研究仅在一部分议题上有重叠和交叉的部分。但正是这些交叉的部分备受学者和公众的关注，以至在部分学者和公众中产生了误解，认为分子人类学就是专门为研究有文字记载以来古今人群的起源演化历史而诞生的。

对自身起源与演化历史细节的探索，是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主题。自近代以来（即公元1840年以来），关于古代人群源流史及现代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一度非常兴盛，但之后逐渐变得沉寂。其原因与学术史研究已揭示的规律是一致的，即：学术研究的重大突破及在某个阶段的繁荣往往得益于新的材料、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论的出现和应用。在公元1840年以前，虽然也有很多古代史家和学者关注少数族群的演化历史，但大体上可以认为仅仅是中原王朝政治史的补充，如历代正史中类似“边裔典”的篇章。自近代以来，现代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及“民族/族群”、“演化/进化”等观念传入我国，引发了全面重新研究中国古代人群演化史及现代民族形成史的研究热潮。考古学的兴起更是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材料。经过百余年的研究，东亚地区古代人群被归类为“华夏—汉族族系”“肃慎族系”“濊貊族系”“东胡族系”“突厥族系”“西域各族”“戎狄人群”“氐羌族系”“百濮族系”“百越族系”“苗瑶族系”等等，这些古代人群被论证为现代国内外民族或族群的祖先人群（之一）。^①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组织了民族识别和社会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实地调查资料，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结合古代史料、考古学材料和地方社会调查材料，学者基本上已经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古今人群演化史。^②简言之，可见的古代史料基本上都已经被反复深度研究。另一方面，近数十年来，学者对于一些概念和研究方法论提出了很多质疑和不同观点，比如“民族”的定义、“族属考古”的可行性^③以及古代人群能否以及如何用现代的名词去定义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古代人群早期起源、 古今人群传承及演化史的相关研究在近数十年来较为沉寂。

分子人类学兴起后，尽管这一学科有很多其他的研究内容，历史学界和公众对其应用于近5000年以来的古今人群及家族起源演化史的可能性最为关注。早期研究使用的经典遗传标记（如Gm血型）对人群的分辨度较低，所以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群体差异，对人群起源演化历史相关研究的作用不大。研究者大约在1987年之后实现了母系线粒体DNA主要序列的测试。不过，父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社会结构，而母系线粒体DNA突变过慢（大约每两千多年才产生一个新的支系）。因此，在人群溯源方面，母系线粒体DNA能够做一些贡献，但作用较为有限。从1997年开始，研究者在父系Y染色体上发现了Y-SNP（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这类遗传标记。^④父系Y-SNP呈现出较大的族群特异性和地理特异性，因此，基于Y-SNP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截至2021年底，全世界大部分人群的父系及母系遗传结构都已经得到初步的研究。研究者发表了大量成果，揭示了前所未见的人群演化历史，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受到不同学科的学者、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成为研究和讨论的热点。

不过，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模糊、偏差或错误之处，引起了很多争议。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一，早期研究使用的遗传标记的年代过于久远，通常在数千至数万年之间。对于近5000年−特别是近3000年−以来的古今人群演化历史而言，早期研究的工具的时间尺度过于宽泛，难以提供精细而确定的研究结论。其二，对于近5000年−特别是近3000年−以来的古今人群演化历史的大部分议题，历史学本身大都已经进行了很透彻的研究、辨析出了尚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分子人类学的研究需要为解决这些重点和难点提供完整的证据和清晰的论证。历史学研究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关注点。由于早期工具的低分辨率和古DNA的缺乏，分子人类学应用于历史学微观议题研究时，一部分研究结果在史学界看来尚未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程度。其三，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推进，有赖于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度对话、共同促进和发展成熟的研究方法论。人群遗传结构的演进与人类社会的演化，事实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各自有自身的演变逻辑和规律，但可视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面。在揭示两个独立系统的协同演化规律以及更成熟的研究方法论方面，基于分子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还有很多有待提升的空间。

自2015年以来，父系Y染色体全序列和古DNA的数量急剧增加。目前（2021年底），父系谱系树的时间分辨率已细化到约70年，相当于每传递两代男性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父系支系。因此，目前可以识别出具有族群特异性、家族特异性及家族内部不同分支特异性的父系遗传支系。古DNA更是能为古今人群间的继承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总之，当前分子人类学研究使用的基础数据的时空分辨率已大幅提高。分子人类学的精细遗传谱系及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和理论有望与历史学研究结合，对一些历史学的微观议题进行研究。值得说明的是，分子人类学能够、且只能够研究那些在人群及个体遗传结构中留下了可被测量到的痕迹的历史过程。对于那些没有留下痕迹，或者当时留下痕迹但现在痕迹已经湮没了的历史过程，分子人类学无法进行研究的。为此，本文尝试讨论其可能性和方法论，旨在说明如何发现科学的研究议题、如何开展研究、如何进行多学科融合的完整论证以及哪些议题是无法被研究的等等问题。希望本文的讨论对未来多学科的深入合作研究有所帮助。

爱新觉罗家族的起源（即源自被追尊为“肇祖”的斡朵怜万户部长孟特穆）在清代本是定论。^⑤传统的史学论述一般也沿用清代官方的说法。^⑥然而，近世以来，学者逐渐质疑其传承谱系的可靠性。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已普遍认可其传承谱系是建构的。《福陵觉尔察氏谱书》被发现后，受到学界的关注。经过长期的研究，有学者明确论证爱新觉罗家族源自觉尔察氏，认为：“即在太宗修纂《太祖实录》之际，将福满以下自觉尔察世系移出，挂靠于孟特穆世系，而这种思想在太祖时代就存在。”^⑦经查阅，此观点和相关文献被引用的次数不多，推测学界视之为关于爱新觉罗家族起源的多种主张中的一种。

作为东亚人群的一部分，满—通古斯语人群的起源演化历史是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研究者发现，满族的父系遗传结构具有极高的多样性，包含很多种不同源的父系支系，且爱新觉罗家族的父系类型并不是其他通古斯语人群最常见的类型。为此，笔者与合作者就相关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最初，我们识别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父系属于特有的Y-STR簇和一个未知的分支。^⑧其次，我们通过测序发现了家族性特异的分支（C2a1a3b1-F14735），这一支系与达斡尔族的主流父系（C2a1a3b2a1-SK1074）最为接近。^⑨据此，我们分析了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起源传说的可能性，推测爱新觉罗家族的远古祖先可能是黑龙江中游与达斡尔族祖先有亲缘关系的古代人群，两者在遗传上的分化年代约为2700年（人群的分化通常要晚于遗传支系的分化），在之后一个未知的时期融入了通古斯语人群中。在黑龙江中游地区，蒙古语人群和通古斯语人群长期相互融合，^⑩因此我们的推测是合理的。之后，我们对达斡尔族人群的起源历史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⑪我们对此议题进行持续的研究，不断测试出新的数据，构建出分辨率细化到70年的分化谱系树。基于DNA数据和家族谱系调查信息，我们认为可以进行一些关于历史学微观议题的研究。试讨论如下。

（一）爱新觉罗家族的生物学父系祖先是否确实与福陵觉尔察氏有晚近的同源关系？ 通过对这两个家族进行准确的家族谱系调查和采样，对其父系Y染色体DNA进行测试并计算分化时间，即可回答此问题，并支持此前史学界提出的两者同源的观点，为从多种观点中最终确定一种观点提供决定性的证据。

此后，更值得研究的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爱新觉罗家族为何要将其早期世系接续到斡朵怜万户首领孟特穆家族的谱系上？爱新觉罗家族兴起前夕，正值早期建州女真首领受到沉重打击、原建州女真内部其他家族（如王杲家族）开始兴起之时。^⑫政治因素是否这种谱系接续的主要动因？这种谱系的接续，是否并不是全然没有根据，而是有一定基础、符合当时的社会规则（如作为养子或者入赘的女婿生下的外孙的后裔）？通过对当时的史料和相关人物的活动年表进行更精细的考证，有望回答以上问题。爱新觉罗家族真正的生物学父系祖先的活动痕迹又是如何被隐藏或抹去的？完成了这样的谱系接续后，建州女真诸部的统治权如何被重新整合到爱新觉罗家族之中？这样的谱系接续完成后，产生了什么后续影响（比如爱新觉罗家族的号召力、建州女真人的早期离散人口的重新统合以及对后世满族形成的影响）？此前，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揭示，“结构性失忆”和“虚构性谱系”是族群被建构的主要模式和过程。^⑬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谱系的构建，是否符合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揭示的这一规律？作者尝试对以上议题进行了研究⁽⁸⁸⁾，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二）假设爱新觉罗家族确实与福陵觉尔察氏有晚近的生物学父系同源关系，那么，可以进一步研究觉尔察氏内部不同分支的家族演化史，这些演化史与爱新觉罗家族的兴起过程及“清朝前史”密切相关。满族诸氏族谱中有很多觉尔察氏的分支。^⑭其中，叶成格（业成额）^⑮和班布理（福陵觉尔察氏的始祖）^⑯的家族谱系比较清晰，与阿尔泰、岳那辉^⑰等家族构成同族关系，为索尔火后裔，^⑱其他分支的早期起源则很模糊。比如后金五大臣之一的安费扬古家族^⑲、完善老满文的大海（达海）巴克什家族、^⑳扎尔固齐阿巴泰家族^㉑、领侍卫内大臣希尔根家族。^㉒这些众多的觉尔察氏分支事实上构成了最初支持努尔哈赤起兵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有些甚至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就已经跟随在努尔哈赤左右。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觉尔察氏很大概率是爱新觉罗家族所出自的大家族集团，^㉓这样的话，他们构成最初支持努尔哈赤起兵的力量就很好理解了。觉尔察氏内部不同分支的演化及活动的时期大约落在元代中期至清代早期之间。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望构成“清朝前史”的重要部分。

（三）存在很多个“觉罗”家族，包括爱新觉罗、觉尔察、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和察喇觉罗等。^㉔因此，学者推测，在远古时期存在一个“觉罗哈拉”。^㉕“哈拉”大致相当于一个据地理区域划分的部落，而诸觉罗家族可视为此部落内部的不同氏族。根据此前的研究，哈拉的成立以活动地理区域为基础，同一个哈拉内部的不同家族有可能是同源的，也有很大概率是不同源的。^㉖可能存在的“觉罗哈拉”的起源及演化历史还很模糊，有待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考证，结合父系DNA的测试和分析结果进行研究。

图  1  推测的爱新觉罗家族特有父系的上游分支情况与相关人群

此外，此前很多学者都主张清代的“觉罗”与更古老时期的部族/氏族存在关联，如金元时期“夹谷”或“交鲁”和明代的“夹温”。^㉗㉘金代生女真加古部，昭祖石鲁时始载^㉙，以锻铁为业，^㉚后为金世祖劾里钵结束部族分裂、统一生女真最初可依靠的力量之一，^㉛金代夹谷氏一直是胡里改路的世家大族，^㉜至元末明初，已广泛分布于三万户和图们江以南的“土著女真”中，成为满洲先世最重要的氏族之一。^㉝另一方面，有学者考证认为，“夹谷/夹温”在部分满—通古斯语中意为“铜”或“红铜”。^㉞由于早期的努尔哈赤家族族人以及很多女真部人采用“仝/童/佟”作为姓氏，“夹谷/夹温”一词就与“觉罗”一词发生了直接的关联。^㉟此外，斡朵怜部一直在建州女真诸部中占据领袖地位，其权威很可能可以向上追溯到元代的五万户（后因战乱演变为三万户）、金代的胡里改路夹谷氏显族和辽代的五国部。^㊱五国部的部民大致可认为是南下的黑水靺鞨人、原挹娄后裔、原渤海遗民以及其他东北地区古代人群的混合。^㊲在更深入的史学考证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分子人类学的父系DNA测试研究这些金元时期部族/氏族与清代诸觉罗家族之间是否存在前后继承关系，“觉罗哈拉”如何形成并如何分化。从多学科结合的角度对辽代五国部至清代早期的“仝/童/佟”姓的演化和活动历史的研究，有望构成作为满族前身的女真诸部演化历史的重要部分。

（四）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000年间满—通古斯语人群的南下扩散及其与蒙古语人群的深度接触与融合。根据现有的数据，尽管满—通古斯语人群和蒙古语人群分别有各自独特的主要父系类型，但是在两大人群集团分布交界的地方，彼此之间的相互混合是十分强烈的。比如，在达斡尔族中，源自全体蒙古语人群共同始祖群体的父系类型（C2a-M504等）的比例要小于不同时期来自通古斯语人群混合的父系类型（C2a-M48等）的比例。^㊳我们此前的研究确定爱新觉罗家族的特异性父系支系 （C2a1a3b1-F14735，C2a-M504的第一个下游分支）与达斡尔族的主流父系（C2a1a3b2a1-SK1074，C2a-M504的第二个下游分支）最为接近。虎尔哈部的兴起和扩散可能是相关人群演化历史的关键。虎尔哈部的分布区域十分辽阔。虎尔哈部的核心区应该在今牡丹江，古称忽汗河或虎尔哈河。^㊴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处附近正是辽金时期五国部/五国城部众的核心区域。^㊵明末牡丹江上游至黑龙江入海口的广大区域属东海虎尔哈部，努尔哈赤进攻海西时，虎尔哈部即与之建立联系；后金建立之初，一些较近的虎尔哈部头目纷纷归附。由于天聪初年仍有很多虎尔哈部头目尚未朝贡，这给了清太宗出征虎尔哈部的借口。^㊶此外，据研究，17世纪前后黑龙江中游存在一个果古尔部落，也被称为久契尔/高尔特（“高尔特”是黑龙江下游通古斯语人群称呼上游人群的词汇），他们讲满洲语，有学者认为其为虎尔哈部在黑龙江的一支。^㊷但另一部分果古尔部落却受达斡尔部的巴尔达齐管辖。^㊸可见，交接地带的族群状态非常复杂。另一方面，清太宗在1634年（天聪八年）谕令霸奇兰军首次征讨虎尔哈部时指出：“此地（指东海虎尔哈）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未暇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㊹之后，东海虎尔哈部确实没有经过强烈对抗就臣服了。^㊺令人惊讶的是，东海虎尔哈部穆克西科所说的满洲起源的祖先传说之后竟被皇太极认定为官方的祖源传说。^㊻另外，达斡尔人巴尔达齐所统辖的部落人口不多，但在归顺皇太极之后与皇室联姻，成为驸马。^㊼此外，努尔哈赤于1609年致书明朝，声称“邻朝鲜境而居瓦尔喀部众，皆吾所属也，可往谕（朝鲜国），令彼察出予我。”^㊽后果然有千余户被“归还”于努尔哈赤。此前，据姚大力先生考证，古地图显示，在黑河市（旧瑷珲城）附近、精奇里江与黑龙江交汇处一带，确实存在“薄科里山”和“薄和力池”，应即传说中的布库里山和布勒霍里湖。^㊾据此，我们推测，尽管黑龙江中游诸部（果古尔部和巴尔达齐所统辖之部）、各地虎尔哈部、东海瓦尔喀部、散落各地的觉罗哈拉分支以及爱新觉罗家族彼此之间在相当久远的年代就已经分离开来了，但他们还保留有共享的关于共同祖先的记忆片段。当这些记忆片段在间隔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被重新对接之时，各后裔分支之间的认同足以促进政治上的迅速统合。

总之，我们推测，一部分分布于黑龙江中游两岸的室韦部落可能在靺鞨兴起的时代（隋唐时期）融入了靺鞨人之中。没有融入的部分之后主要演化为达斡尔族。之后，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作为靺鞨人的一部分持续南下扩散，但分布区域偏北。经过辽金元时期，他们中的主要部分演化为各地的虎尔哈部，向东扩散的一部分可能形成了“觉罗哈拉”。虎尔哈部与“觉罗哈拉”的部分氏族和人口在元末明初作为斡朵怜等三万户部众的一部分南下到图们江流域及邻近地区。在明代中后期，早期首领孟特穆家族因故衰落了，一些新的首领家族随之兴起（如王杲家族和王兀堂家族等），最终由源自觉罗哈拉—觉尔察氏（穆昆）—爱新觉罗氏重新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以上观点还仅是假说，而通过史料考证、田野调查、家族谱系调查以及分子人类学的父系DNA测试等多领域方向的共同研究，有望对上述假说的微观细节议题进行逐一的验证或证伪，从而最终揭示从靺鞨时代至现代之间的人群及家族演化历史。这些研究结果可构成我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古代靺鞨及女真人演化历史的重要部分。

周武王姬发延续周文王的事业，推翻了殷商而建立了周朝。由于只有周太王古公亶父以来的世系是明确的，^㊿在此后人们的观念中，“姬周”部族/人群的内涵几乎完全等价于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后裔。然而，即便是古公亶父之后，太伯和仲雍后裔的世系也并不十分清晰。由于古公亶父后裔的显赫，此前更古老时期姬周人群的其他分支的演化历史十分模糊。此处的“姬周人群”是狭义的，指那些最初起源时被认为是源自姬姓的众多家族的总和，而并不是指建立周朝前夕姬周王族治下关中及邻近地区的所有人群。除了古公亶父的后裔，源自姬姓的家族还包括召公奭家族、封于芮国的姬良夫家族、荣伯、甘伯、单公和彤伯等。这些家族是否与古公亶父家族有晚近的（父系）同源关系？在什么时代发生了分化？相关的史料十分缺乏，导致上述问题难以被解决。其中，以召公奭家族的起源争议最大。

召公奭家族为姬姓，史料向无疑义，出土金文也完全支持。⁽⁵¹⁾早期，学者对召公是否文王之子有争议⁽⁵²⁾，目前对此持支持观点的学者已经很少。由于史料中有召穆公“纠合宗族于成周”之言，目前大都认可召公家族是“周之支族”⁽⁵³⁾。关于召公奭家族的族源研究，最大的难题是召公家族使用日名。⁽⁵⁴⁾此前，经过长期的研究，张懋镕先生提出了“周人不用日名说”。^(55)(56)这种主张得到原有材料和不断出现的新证据的支持，被认为是我国族属考古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57)(58)(59)在周人和商人混居的地区，上述规律与腰坑⁽⁶⁰⁾等因素一起被共同用于判断墓葬的族属。然而，考古遗存和出土金文显示召公奭家族也使用日名、族徽和腰坑。⁽⁶¹⁾总之，关于召公家族是否确实为姬周王族的早期分支，学界尚未完全达成一致。⁽⁶²⁾

早年，日本学者岛邦男将甲骨文中的“召方”与召公封地召城联系起来（具体的地点还有争议）。⁽⁶³⁾白川静曾提出，殷墟卜辞中的“旨方”其实是“召方”（这一点学界不赞同），是召氏（召公家族）的祖先。⁽⁶⁴⁾“召方”一度曾被商人征服，周人东进后转而与周人合作，遂成为周代重要氏族。许进雄先生认为四期卜辞中的召方之首领家族可能就是召公家族。⁽⁶⁵⁾陈平先生提出召公可能是周公之庶弟兄或周公之堂弟兄。⁽⁶⁶⁾任伟先生推测召公氏族是“周之支族”，本与姬周本支（即文王一系）同居西土，后从本支分离出来迁居于东方“召”地，“召”随后演变为此姬周别支之氏族名、国名，⁽⁶⁷⁾召公可能是周公的族兄弟。⁽⁶⁸⁾

近年，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的发现再次引发了关于召公家族演化历史的讨论。⁽⁶⁹⁾在甲骨文中，“召方”也写作“刀方”和“邵方”。⁽⁷⁰⁾学者认为“召方”在今山西南部垣曲一代。⁽⁷¹⁾此处有古晋地苕丘、郫邵和汉代的邵亭。此处属于中条山山脉范围内。中条山地区拥有丰富金属矿产，自远古以来就是重要的金属武器产地。“中条山”之名或源自“中冀之条山”，而“条”字的起源与“刀”和“召”二字密切相关。⁽⁷²⁾尽管学界对北白鹅墓地墓主的身份还有争议，北白鹅墓地的发现再次证实了召公家族与中条山地区的密切联系。

总之，根据前贤学者的观点，召公奭家族的祖先可能在相当早的时间就已经在中条山地区定居，长期被商人统治，因此拥有深远的商文化传统，相关传统在周朝建立后仍然在其后裔中顽强存在。然而史料中并没有召公奭家族祖先迁徙和活动的明确史料。另一方面，从召公奭的活动历史看，召公奭似乎拥有姬周家族族长的地位，其在武王和成王时代的地位十分超然。“太保”的职责是教导、护佑年幼的王子，此称号也与族长的地位相符。在与周公共同辅政成王之时，与周公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征商前的周族旧地都可以托付给召公，符合上述推测。

学者已揭示的商代政治史有望为此议题提供新的见解。在商代，伴随着商王对周边部族的征服，上层首领被迁到王畿范围内（甚至国都殷墟附近），参与王朝政治，遥控远在原地的部族。⁽⁷³⁾这也是古代王朝政治常用的做法。商纣王时期的鬼侯和鄂侯可以作为例证。鬼方部族主要活动于晋西北和陕北，而在古相州（今河北磁县，地近安阳殷墟）有鬼侯城。⁽⁷⁴⁾姞姓诸氏族大都出自晋西北，⁽⁷⁵⁾晋国之鄂邑在今吕梁山区南部的乡宁县。⁽⁷⁶⁾而商纣王时期的鬼侯和鄂侯为“三公”，任职于王庭，负有征伐一方的职责。周文王之任“西伯”，也是同类例证。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周人在殷墟一期服叛兼有，一度臣服于商人，在边境帮助商人抵抗更西北地区的蛮族，承担进贡物资和人牲等王朝义务。⁽⁷⁷⁾在殷墟二期和三期，商周关系不详。殷墟四期卜辞显示周人服属于商，与古文献记载一致。

周王族的祖先在商代晚期的政治地位有较大变动，家族内部可能发生了分化。今本《竹书纪年》载：“（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左传》昭公七年：“余敢忘高圉、亚圉。”这代表周人确实追溯高圉和亚圉为自己的先祖（尽管高圉和亚圉的活动年代和世系还不清晰）。“亚”在商代的地位是很高的，⁽⁷⁸⁾从“高圉”到“亚圉”，代表了周人的地位在殷墟一期前后有大幅的提高，但在二期和三期卜辞基本不见有关周人的记录（仅有一条卜辞）。另一方面，一期卜辞显示召方与商人为敌，二期卜辞中无记录。⁽⁷⁹⁾由于殷墟二期商王朝的势力已经扩张到山西中部和关中东部，位于河南与山西交通要道上的召方应该是已经被征服了。然而，在三期和四期，召方重新成为商人的劲敌，是武乙和文丁两位商王的重点讨伐对象，在四期帝乙和帝辛之世仍然如此。⁽⁸⁰⁾许进雄先生提出，武乙伐召方可能是针对周人的外围削翦手段⁽⁸¹⁾，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笔者推测，三期和四期的召方的主体人群不同于一期之时，是新迁来的周人的分支，即高圉和亚圉的直系后裔及其部属。这部分人群虽然逐渐采用了商文化，但仍然延续姬姓作为族姓（依后世西周的习惯可称为“姬姓召氏”），在帝辛之世与从关中西部兴起的古公亶父一系姬周人群（依后世西周的习惯可称为“姬姓周氏”）重新联合，共同推翻了商朝。

在公叔祖类这一代，周人受到西北方向上的戎狄人群的攻击，无法抵御，彻底放弃定居了数百年的古豳地，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前往岐山下的周原。之后的历史逐渐清晰。“公叔祖类”（即古公亶父之父）的称号十分特别，笔者对此有一些推测。笔者注意到，从名称看，高圉和亚圉都拥有了商王朝的爵称，但“公叔祖类”中的“公”应该只是其直系后人的尊称，失去了王朝的爵称，与在戎狄的攻击下迁往岐山的变故完全吻合。既然名以“叔祖”，则意味着存在“伯祖”，且“伯祖”的直系后裔大概率是存在的。考虑到前文关于商代政治史的论述，笔者提出假说：召公奭家族的祖先可能是高圉或亚圉的后裔，且是商王朝所命爵位的继承者，是相对于“公叔祖类”更年长的“伯祖”一系。而两个分支的分化时间不明，较大可能在亚圉（可能在盘庚之世）至公叔祖类（大致在文丁之世）之间的某个世代。可能是因为戎狄人对豳地的占领已经无法恢复，又或是对周人时叛时服的回应，作为对边境强大部族的控制手段，商人把召公奭家族的祖先（即推测的“伯祖”一系）迁往王朝中心地带，安排在中条山东部地区，承担各类王朝义务，逐渐被商文化同化。当然，到了文王武王时期，召公奭家族对推翻商王朝的事业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一假说有助于理解召公奭家族的姬姓族源、在武王和成王时代的与族长相当的超然地位以及其家族后裔的商文化传统。

召公奭家族以及上述多个姬姓家族分支与古公亶父一系是否确实有晚近同源关系、在何时分开？单纯基于史料进行考证，传统史学恐怕是难以解决上述难题的。分子人类学如果能加入相关讨论，利用古代DNA的证据，可以提供决定性的证据。首先，周代姬姓封国很多，古公亶父一系应该留下了极多的后裔。在现代人群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可获得候选的父系类型（N-M128）。其次，对周代姬周封国的国君或贵族进行古DNA测试，有望确定姬周王室（古公亶父一系）的特有父系类型。此前，吉林大学的学者对山西黎城西关春秋时期黎国墓地中的贵族遗骸进行了测试，属于此前基于现代人数据推测出的候选父系类型（N-M128）。⁽⁸²⁾根据墓葬信息，两例测定为N-M128的贵族遗骸出自黎国邦墓兆域，紧邻国君级大墓。⁽⁸³⁾按照周代墓葬传统，黎国国君的父系类型应与这两个贵族的父系一致。此外，考古学者认为山西长治西南呈西周中晚期墓地⁽⁸⁴⁾应该就是早期黎国的墓地^(85)(86)，其中的国君级大墓M18所出土遗骸的父系也已被测定为N-M128⁽⁸⁷⁾。西南呈墓地无出土铭文自证其族属或家族起源，本身是需要被验证的对象。但两处墓地一致的父系类型强烈支持姬周王室的父系类型就属于N-M128。当然，因为两处墓地可能都属于同一个父系家族（黎国国君家族），从科学论证的角度而言还属于孤证。如果有其他西周国君级大墓墓主遗骸的古DNA测试结果，则可以给予完全的证实。在确定姬周王室（古公亶父一系）的特有父系类型之后，对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中国君级别墓葬的遗骸进行古DNA测试，即可判断召公奭家族是否与姬周王室同属一种特有父系类型，更深入的研究可计算出分化时间。姬周王族与召公家族的父系的具体分化时间和分化拓扑关系可以证实或证伪本文提出的假说。由于父系Y染色体谱系树目前的分辨率已达70年，两个家族父系分化时间的估算或许可以为两个家族在哪一个世代发生分化提供证据。芮国墓地也已经被发掘，相关的研究也可说明芮国国君家族（姬良夫后裔）是否与姬周王室共祖、什么时候发生了分化。另一方面，姬姓部族/人群内部的父系也可能有很高的多样性，最初都源自姬姓的家族可能并不共享相同的父系。具体的情况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同类研究的持续开展，有望揭示姬周氏族在古公亶父以前的更古老时期的演化和分化历史。就现有的数据而言，父系N-M128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分化是显著的，存在很多早期分支。假如姬周王室的父系被最终确定为这一父系，分子人类学目前已揭示的这一父系在更古老时期的复杂、持续分化过程，有望协助历史学和考古学对距今5000年至3000年之间晋陕地区古代人群的演化历史进行更详细的研究，揭示此前未知的历史过程。对于先秦时期其他古代人群，也可以采用类似的研究方法，如陶寺早期文化人群、陶寺中期文化人群、夏代二里头文化人群、商人、嬴姓秦人和赵人、祝融八姓与楚人、羌人与姜太公家族等等。采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对距今5000年至2000年之间中原及周边地区古代人群的演化历史进行研究，有望为早期华夏族、东亚早期国家及早期文明形成史的相关研究做出贡献。

近数十年以来的研究表明，群体遗传学研究能够为古今人群自远古以来的演化过程提供较为清晰的描述和较为精确的演化时间框架，这些结果可以成为研究人类群体各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的演化过程的底层数据、背景知识和关键基石。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括父系Y染色体DNA、母系线粒体DNA、常染色体全基因组数据以及古DNA。早期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确实存在基础数据不全面、遗传标记分辨率过低以及古代DNA数据不足等问题。但目前所使用的遗传标记的分辨率已经到达极限，数据的全面性也在逐渐补充。基于父系Y染色体谱系树可以为人群的整体演化历史提供高分辨率的、从古至今连续不间断的演化时间框架。在此背景之上，其他学科的研究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学研究本身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范式。历史学议题本身是否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最终还是需要史学界的判断。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学议题，需要准确地了解历史学对此议题的研究进展和重点难点，提供详实而充分的数据和完整的论证。也需要开展更多的多学科对话，全面地回应相关的质疑，共同促进问题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论的完善，最终一起解决学术问题。

我们相信，与人类相关的科学研究，最终的目的都是还原人类过去方方面面的演化历史细节和规律，并为人类在未来的发展提供方向和建议。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DNA和遗传学也仅仅是一种研究材料和工具。人类群体的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确实有独立的演变动力、演变机制和传承系统。但既然都与人本身直接相关，那么，展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应该是可行的。探索这些不同属性（系统）的演变规律之间的相关性和关联机制，有望在未来消融不同学科分支之间的巨大鸿沟，构建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的、不区分学科分支的“全学科研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