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要理解鲁迅所谓“日本维新是多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观点，^①还要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命政治逻辑谈起。

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类型，它与前现代君权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市场配置原则和国家权力模式之间的冲突。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自由的”雇佣劳动，劳动者必须被有组织地纳入到生产之中，资本主义才能有效地展开。^②为了将自然状态的生命，最大化利用、开发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现代民族国家对人生命的支配、治理的权力模式必须发生根本性改变。于是在1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一种被福柯命名为“生命政治”的全新的治理技艺。“它是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他们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完成的。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③；“我们可以说‘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力已经被‘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④因此，福柯认为现代性与生命政治一同诞生。因为一切都和工业革命密切相关。

18世纪席卷全欧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人口城市化、密集化、流动化城市居住状况恶劣、食用水污染等问题相继出现。人口出生率、健康、寿命、死亡、群体性疾病成为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与此同时，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成果带来基础医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形成与发展，为预防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验手段，使预防医学由早期经验预防阶段发展成为实验预防医学。到了19世纪晚期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预防医学的发展、成熟，通过免疫接种、隔离消毒、检疫监测、消灭病媒动物、处理垃圾粪便、重视食物和饮用水安全等措施，欧美各国得以初步应对鼠疫、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以及城市工业发展带来的人口集中、环境破坏、居民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等等一系列问题，个体摄生预防扩大到群体预防，卫生学概念扩大至公共卫生，开始了医学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卫生革命，^⑤“卫生现代性”正式启动。

预防医学及其派生物“卫生现代性”（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以人群为对象，而不是仅限于以个体为对象，标志着西方医学从个体医学到群体医学的发展趋势。正是这种趋势才使得现代医学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知识参考，致力于群体性人口健康的维护。借此，福柯所谓“人口的生命政治”才成为可能。健康的人口、健康的城市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成为国家力量增长的必要准备。而疾病、健康和医疗也不再是个人事件，而进入公共管理的领域。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曾提到，法国大革命前后出现一种“医学职业国有化的神话，主张把医生像教士这样组织起来，对人的身体健康行使类似于教士对人的灵魂的那种权力”。^⑥ 其实，能够对人的身体行使“类似于教士对人的灵魂的那种权力”的，与其说是个体医学，不如说是群体医学/预防医学及其派生物−“卫生现代性”。

这种“卫生现代性”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推行一系列变革的核心。“在明治的法律制度方面，医学制度似乎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考虑到江户时代所允许接受的西方‘知识’只有荷兰医学（医学是兰学最精彩的部分−笔者注），把明治维新铸成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都是通过兰学者而获得的等情况，应该说明治时期的西洋医学派其权力的获得非但不是局部的，反而是最具象征意义的。现代医学的‘知识’权威比起任何其他领域都要大得多，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医疗这一国家制度，因此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⑦这就是为何明治政府权力中心会出现众多的医学官僚，他们都是兰学学者。著名的有长与专斋、石黑忠真、松本梁顺，以及中国人熟悉的后藤新平和森鸥外，^⑧由此奠定了医学在日本现代化帝国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其实从18世纪早期开始，作为兰学最辉煌部分的西方医学就在日本流行，为何直到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医学才成为造就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此前传统兰学中的西方医学只是个体医学、临床医学，而明治政府医学官僚们所倡导的医学，则是他们于19世纪晚期从欧洲（主要是德国）引入的针对群体的预防医学，更准确地说是作为群体医学、预防医学派生物的“卫生现代性”。

现代汉语中的“卫生”一词就是从日本反哺过来的新词。1870年代，明治政府医学官僚长与专斋在仔细考察了欧美种种医学体系（特别是德国的医学体系）后，“逐渐认识到它们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个人自己的健康……我发现它们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管理体系，负责保护国家全体公民的健康”；“是一种超越个人责任的健康模式，包含政府管理和社会建设”。^⑨他从中国道家典籍《庄子·庚桑楚篇》找出“卫生”一词来表述这样一种公共领域的健康管理技艺。显然，长与专斋所创设的“卫生”一词的含义与其原始含义−保全个体健康的养生之道、摄生之法，已经大相径庭。“对于长与专斋和明治政府的其他缔造者而言，卫生把中央政府、科学家、医生、警察、军队和人民连接成一个整体，共同努力去保护民族的身体，通过这种语言的想象，卫生现在已经成为‘卫生的现代性’”；“在明治官员，医生和科学家的思想中，世纪之交的卫生是卫生的现代性，一种创造一个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家的基本要素”。^⑩一百多年后，柄谷行人对明治维新与医学的关系做了更深一层的总结：“不是以医学为媒介，而是医学本身即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的，而且其中有着将健康与疾病对立起来的结构。”^⑪西医内部的科层化结构和分科体系，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官僚制具有同构性。病历的制作也直接为现代户籍、警察制度提供了基本的知识和范本。福柯所谓现代医学制度是现代政治制度的起源一说，在“卫生现代性”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卫生现代性”所提供的大规模的“隔离”“控制”和“排斥”等权力技术，成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私人化的身体和生活的重要环节。在1877年的东京霍乱中，政府干预居民的生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是明治政府重要而成功的制度性政治实践之一。“卫生现代性”虽然起源于西方，却是日本赋予它成型并具有强大的威力。明治政府的卫生行政后来被后藤新平等人搬用到殖民地台湾的治理中，他们在台湾明确实施先卫生后医学的策略，这是明治医学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化，也再次证明“卫生”是如何成为最高权力干预基层社会的有效途径和范式。

因此，鲁迅所谓的“日本的维新起源于西方医学”，这句话更准确、真切地含义应该是：日本的维新起源于西方医学的派生物−“卫生现代性”。

几乎在明治政府的医学官僚们积极推动卫生现代性的同时，中国知识界也开始了对源自西方的有关“卫生”的文献的翻译。但中国知识界对“卫生”新意义的理解却与同时期的日本非常不同。正如前文所言，被明治医学官僚所创设的“卫生”一词的新意义，是指“卫生的现代性”，即群体性健康管理。但晚清中国知识界更偏爱在个体性健康维护层面上来理解“卫生”一词。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制度性的。在前现代中国，整个医事管理体制是以太医院为核心，以御药局为辅助，主要对皇帝本人及皇室成员健康负责，是皇权专制官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御医们的管理也基本同行政官员管理无太大的区别。尽管在考核这些医官业绩时，医术的水平也是一个要素，但并不是主要的。至于对民间医疗事务，历朝历代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放任自然的态度。只有在大疫之年官府才向万民施医舍药。因此，中国人无法理解“公共卫生”这一群体性健康管理模式。即便那些极力推崇西医的维新知识分子对此也是茫然的。^⑫

造成中日对“卫生”理解偏差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源自晚清的卫生翻译文本自身。其中最著名就是先后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上海格致书院从事翻译工作的英国学者傅兰雅的翻译文本。1876年傅兰雅及其中国同僚在上海格致书院创办晚清最早的科普杂志《格致汇编》，广泛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由于当时数学、化学、物理等等分科之学已有较多不错的专门译本，而医学、卫生学的专门译本相对较少，所以《格致汇编》就较多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其中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化学卫生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化学卫生论》1880年开始在《格致汇编》中连载，共连载了两年。原文来自苏格兰农业化学家真司滕1855年的《日常生活中的化学》（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是一部有关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和知识的科普性百科全书，也涉及动物、植物、空气、饮水、土壤、粮食、五谷及其对人体作用，等等。此外傅兰雅翻译的卫生文本还有《孩童卫生编》《幼童卫生编》《居宅卫生编》等。在1890年修订重镌《化学卫生论》之际，傅兰雅在《重刻〈化学卫生论〉叙》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卫生”的理解：“夫卫生者，最切于人身者也”；“凡起居动作之理，日用饮食之物，莫不可以化学而推其详。是书所论，悉本化学，故曰‘化学卫生论’也”。^⑬显然，傅兰雅的卫生翻译推崇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卫生模式，所选择的原文是欧洲医学传统中针对个人健康维护的部分，而不是19世纪晚期“卫生现代性”进程开启之后的文本。因为前者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符合中国传统的个体性的养生模式。其实也正因为如此，傅兰雅的卫生翻译才被中国读者广为接受。“傅兰雅的卫生是告诉业余化学家和一般学者自然界的化学构成。它告诫中国年轻人酒精和鸦片的危害，并号召每个人为保证个人健康而做出正确的选择。相反，长与专斋、后藤新平和森鸥外的卫生则一脉相承地集中在公共管理上，说明通过公共管理，个人可以被包含在国家中，由国家领导，并为国家做出奉献。”“傅兰雅译著的读者们可能会看到西方的保健方法，包括戴防毒面具、吃煮熟的肉、吸氧和戒酒。无论在翻译的文本和租界的法规中，都没有说明当时在欧洲的精英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强大的理论，把政府、政策、实验室和人民都包含在国家卫生的项目之中。如果说19世纪晚期见证了‘卫生的现代性’初露端倪的话，这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迹象，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传达这信息的话语。”^⑭

也许梁启超的观点可以代表19世纪晚清中国知识界对“卫生”的理解：“西人近以格致之理，推乎养生所应得之事，饮食，居处，事事讲求。近译如《卫生要旨》《初学卫生论》《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幼童卫生论》等书，凡自爱之君子，不可以不讲也。”^⑮在这里，梁启超将“卫生”等同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个人性的身体养护（养生），只是养生的具体方法变了。在他看来，《化学卫生论》这一类著作主旨就是以近代实验室科学（化学）来促进个人健康养护（养生）。这样的卫生观与傅兰雅在《重刻〈化学卫生论〉叙》中表达的卫生观如出一辙。当然，梁启超强调个人性的强身健体出自他强烈的救亡诉求，他觉得个人的健康与民族健康密切相关。如果说国家富强的出路在“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严复语），那其中又以“鼓民力”为先决条件。因为，“不论是就种族或国家生存的角度而言，‘族力’或‘国力’的建构，最终所依恃的就是身体的存在和其强弱的差别”。^⑯所以，“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⑰一时间医学救国、医学维新成为潮流，医学从自然科学上升为一种政治科学。梁启超还以自己的医学强国逻辑来解释医学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

　　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它学。兵者，纯乎民事者也。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

　　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而讲割扎。……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遒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饵，国之勃然，盖有由也。^⑱

尽管梁启超意识到医学对于英国（乃至世界文明）变迁的重要性，甚至将西方医学上升为他维新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他对西方医学理解却仅限于个体性、临床性的“摄生之道、治病之法”。他历数西医在个人健康维护中的种种长处，认为正是这些长处导致英国变政的成功。因此，尽管梁启超将个人健康与民族存亡直接联系了起来−只要人人“筋干强健”，那么，“国之勃然，盖有由也”。但他却认为，解决人人强身健体的渠道却是个人修为（如他在《读西学书法》中所谓“凡自爱之君子，不可以不讲也”），而不是国家行为。没有意识到国家应该建立一种特殊的管理体系（公共卫生），来对民众的身体健康负责，从而实践福柯所谓生命治理技艺的根本变革。这与明治日本的医学官僚们完全不同。他们从欧洲看到的是针对群体性健康管理的“卫生现代性”，而梁启超看到的却是针对个体的“摄生之道、治病之法”。文中虽然出现“卫生”二字，但这仅仅是英国学校中的课程名称。梁启超的西医观在洋务运动以来推崇西医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无论是洋务派的李鸿章、王韬，维新派的严复、郑观应，革命派的孙中山，^⑲对西医的推崇几乎都在个体医学、临床疗效层面，他们对中医的否定也在这个层面上。^⑳而无论是鲁迅对西医中医的褒贬，还是他的医学救国思想，也都没有超越晚清这一时代知识背景。梁启超思想在晚清的影响以及对青年鲁迅的影响都是不争的事实。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是他主要的课外读物，而梁启超涉及医学观、卫生观的《读西学书法》《医学善会序》等文章最初就刊登在《时务报》上。

需要交代的是，到了20世纪初，中国精英阶层对西医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开始了由技术到制度的变迁，由个体医学到群体医学的变迁。相应的，人们对“卫生”一词的理解也发生变化。1905年清政府效仿日本建立卫生行政机构−巡警部卫生科，促进了“卫生”成为群体性健康维护、疾病预防这一内容的社会标准用语的进程。到了民国初年，无论从概念的内涵、普及程度还是使用方式等方面看，近代意义的‘卫生’概念都应该说已经确立。^㉑但是，此后“卫生现代性”在近代中国变革中的地位和它在明治日本的地位还是不能同日而语。

正如我们前文讨论的，晚清医学救国思想产生的知识背景是基于西医作为个体医学在临床救治层面的有效性，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卫生观”也必然是个体性的。明治日本式的“卫生现代性”，即公共领域的民众健康管理（包括群体性防疫、检疫、卫生行政等）以及现代医学制度与现代政治制度之间的同构性等等内涵，都尚未进入民族主义精英的医学救国论述中。而鲁迅恰恰正是在这个知识背景下东渡日本学医的。

　　……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1922年）^㉒

上述大家非常熟悉的鲁迅《〈呐喊〉自序》中的文字，提供了几个重要信息：

首先，在南京矿路学堂时期阅读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仅仅提到《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两本。可见这两本书对他影响。第一本《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医解剖学与生理学的书（属于基础医学、个体医学范畴）。其作者伦敦布道会教士合信，是晚清来华最著名的医学传教士之一。第二本正是傅兰雅的《化学卫生论》，这本书我们前文已做讨论。南京矿路学堂时期的鲁迅对当时流行颇广的傅兰雅西学译著应该是相当熟悉的。在作于1933年的《〈木刻创作法〉序》中鲁迅提到：“清光绪中，英人傅兰雅氏编印《格致汇编》，插图就已非中国刻工所能刻，精细的必需由英国运了图版来。”傅兰雅翻译的《化学卫生论》1880年首版，1890年又由上海格致书室校订重刻，可见其社会影响。重刻的这个版本配有精细美观的插图，应该正是鲁迅念念不忘的版本。从上述细节不难看出傅兰雅译著所传递的个体性卫生观对鲁迅的影响。

其次，众所周知，上述《〈呐喊〉自序》文字也谈到了自己学医的动机和弃医从文的原因，在8年之后的《鲁迅自传》中再次表达类似的思想逻辑：

　　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1930年）

从鲁迅自述的学医和弃医动机中，鲜明体现了他的西医观，即西医能够“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使人“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医好几个人”等等。在杂文《从胡须说到牙齿》中也详细述说西医轻松治好了他多年的牙疾，因此更坚定对西医信仰。好友许寿裳和孙伏园的回忆也提及鲁迅的学医动机源自“少年时代牙痛得难受”，此外还有“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等。^㉓可见，鲁迅的西医观一直停留在西医作为个体医学的临床疗效层面。《〈呐喊〉自序》中还提到另一学医动机，“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军医职能中最关键的一个职能就是群体性健康管理（防疫检疫）、对个体身体的规训、开发等。明治政府著名的医学官僚、也是鲁迅最喜欢的日本作家之一的森鸥外就曾经是一名军医。还有，也就在鲁迅东渡日本求学这一年（1902年），袁世凯创办北洋军医学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成功将现代生物医学运用于政权职能的组织之一。但显然，鲁迅这里提到的“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的学医动机中，并不涉及上述军医在群体性健康管理方面的职能。当然，《〈呐喊〉 自序》提到最重要的学医动机便是，“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因此学习西方医学可以“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一句话，鲁迅这种个体性的医学观、卫生观完全是在晚清医学救国思想、知识背景下产生的。

总之，鲁迅医学思想大致在下面三个层面上：在个体医学、临床意义上他否定中医肯定西医；在认识论层面上，他以医学科学来解释人类的生物性和精神性存在−遗传学观点、进化论观点；在信仰层面上，早年矿学、医学训练奠定了他一生坚固的科学主义信仰。也就是说，对于鲁迅而言，西方医学，犹如任何一门西方自然科学，不仅具有工具/技术层面意义（作为个体医学、临床医学），还具有信仰、精神层面的意义，可以此挑战传统（以中医为代表，因为中医医理即儒规）、奉行科学主义信仰。唯独就是忽略了西医这门特殊自然科学还具有另一种价值、意义−即西医在群体性健康管理方面，以及内部分科体系、科层化结构方面，对现代民族国家生命治理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20世纪后来的历史不断证明这后一种意义，“医学在中国拥有现代意义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做是现代民族国家渗透进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㉔

也许1929年著名的“废止中医案”提倡者、医学家余岩的经历能够为我们理解鲁迅的医学观提供一个参照。余岩（字云岫）比鲁迅大两岁，是同一代人，还是浙江同乡，又都是中日战争后去日本学医的。鲁迅1902年赴日本，1904年8月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年零7个月后离开仙台返回东京从事文学创作，直到1909年回国。而余岩1905年赴日本，不久便到大阪医科大学学医，辛亥革命前后回国参加军事救护，1913年再次返回大阪医科大学，1916年7月才毕业回国。余岩前后在日本学医9年，显然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详细了解医学如何促进日本维新的具体过程。余岩“废止中医案”的全称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个题目清晰表达了他的医学观。在他看来，旧医不是阻碍对民众个体性身体的救治，而是阻碍“医事卫生”（即“卫生现代性”）。其实，在针对个体疗效层面，余岩并不否定中医。^㉕他所列出的废止中医的四大理由中，两条罗列中医医理的非科学性，另外两条则强调中医只是个体医学，在群体性健康管理、卫生行政方面无所作为。“窃以个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而治病之必要条件在于认识病体；况在今日，治疗医学进而为预防医学，个体医学进而为社会医学，个人对象进而为群众对象；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㉖如果说鲁迅东渡日本学医承袭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医学救国理想，那么，余岩从日本学医归来则立志“卫生救国”。当然他的“卫生救国”后来无法付诸实践。除了在1925年至1934年间，短暂性担任过一些卫生行政机构的职务外，余岩毕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开业行医。他自嘲开业行医是“作医学界之下等事业也”，乃“有志学问者所不屑为”的“不荣耀之事”。^㉗ 余岩的自嘲当然不是怨恨平生没能从政飞黄腾达，而是抱憾无法实践自己所饱学的明治日本式的“卫生现代性”的政治理想，实现卫生救国的夙愿，一如他所熟悉的明治日本的医学官僚们那样。在他看来，医学救国显然不是指开业行医悬壶济世（针对个体的疗治），这被余岩视为“医学界之下等事业”。

对本文论题还有意义的是鲁迅与明治重臣、医学家、文学家森鸥外的关系。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森鸥外在日本文坛正如日中天，他在文学上对鲁迅的影响已被很多学者谈及。1923年与周作人共同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就有森鸥外《沉默之塔》《游戏》两篇。在同书《附录·关于作者的简介》以及更早于1921年4月做的《沉默之塔》的《译者附记》中，对森鸥外及其作品都有过介绍、评价。但对森鸥外的著名的医学家身份却只有一句“森氏号鸥外，是医学家，也是文坛的老辈”。^㉘尽管鲁迅和森鸥外拥有很多共同点−都有医学经历，森鸥外有过军医经历，而鲁迅也有过当军医的梦想；森鸥外还深谙汉医、儒学、中国文学等等。但是，没有资料表明森鸥外这位奠定卫生在日本现代化帝国建设中的中心地位的著名医学家，也是“明治时期书写卫生最多产的一位作家”，^㉙其卫生书写、“卫生现代性”思想对鲁迅产生过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弃医从文前就完全不了解森鸥外或者其他人关于“卫生现代性”的文字。尽管从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一年多时间所修习的课程来看，尚未见到有关公共卫生的相关课程。^㉚但鉴于“卫生现代性”在明治维新中的特殊地位，在鲁迅留学的20世纪初的日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写相当常见，完全可能进入一个医科学生的阅读视野。而从鲁迅的主观方面来说，早在南京矿路学堂期间，就读过《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医学书籍，到了日本之后更是对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自然科学有更广泛的涉猎，并投入很大精力向国人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去仙台学医前他也早就了解了“日本维新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在1930年的《自传》中，他还提到1905年自己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回到东京后“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日本医学体系深受德国影响，特别是“卫生现代性”模式更是主要源自德国，包括森鸥外在内的明治医学官僚几乎都有德国留学、考察史。而在鲁迅这时期购买的书籍中也有几本相关的书籍，包括《卫生学粹》（涉及个体和群体卫生内容）和《医学烟草考》（属于群体医学、预防医学范畴）^㉛ 这一切都表明弃医从文前鲁迅在日本对“卫生现代性”可能有所了解。

事实也确实如此。1909年鲁迅刚回国不久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期间，在自编的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敩》结论中就提到“体温第一”“代谢第二”“通言摄卫第三”。^㉜“通言摄卫”部分谈了“个人摄卫”和“公共摄卫”，前者谈个人卫生，后者正是谈公共卫生，分为三点，“一关于食品者”“二关于家室道路者”“三关于预防传染病者”。还特别强调“关于预防传染病者，为公共卫生首要”。可见，鲁迅其实是了解公共卫生即卫生现代性的，这当然源自他在日本的学医经历。“通言摄卫”部分大约1400字左右，谈及“公共摄卫”的文字只有380字左右，因为“公共摄卫”只是作为“个人摄卫”/个人保健的手段而被附带提及。当然，这与这本讲义本身是着眼于个体医学的生理学讲义有关。但由此也可看出，从日本回国后的鲁迅，对“卫生”的理解还是在晚清中国知识界个体性的卫生观框架内，而不是在明治日本的群体性卫生观的知识框架内。显然，他没有接受明治日本式的群体性卫生观。这其中更大原因可能源自青年鲁迅的思想逻辑。

正如伊藤虎丸所言，“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个人主义”，^㉝ 集中表现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目的是要将个人从家族制度、名教理性中解放出来，获得生命的自由和创造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强大的现代国家。“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底在人。”在鲁迅看来无论是金铁之物质层面（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还是国会、立宪之制度层面（康梁的维新），都只是西方文明的皮毛，西方现代文明的内核则在人，“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因此转为人国”。也就是说，尊重而张扬个性，倡导个性自由和独立思考，是鲁迅主张“立人”进而立国的主要环节。^㉞正是因为力主张扬“个人”“自我”，此时的鲁迅才对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施蒂纳，以及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推崇备至。我们知道，尼采、叔本华这一脉思想和拜伦等的诗作，是以个体生命的体验为中心，来反抗、打破启蒙运动以后建立起来的制度化的现代国家理性对人的压抑。而鲁迅“立人”的目的则是进而立“人国”。鲁迅所要立的“人国”和尼采们所要破的近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一回事。^㉟所以，尽管破与立的目标大相径庭，但鲁迅与尼采们还是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个人”/“自我”对于鲁迅和尼采们而言，都是一个原点式、本体性的存在。因此，这时期的鲁迅很自然接受并推崇尼采、拜伦们这一脉强调个体性，冲决一切桎梏的个体生命力的思想和文学。而明治日本式的“卫生现代性”恰是近代启蒙理性的产物，是民族国家生命政治逻辑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生命治理技艺，这一技艺恰恰是要将最具个人性的“身体”“生命”国有化、科学化、制度化，满足国家对个人身体的规训规划、开发利用。这无形中就将个人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生物化、牢固化。这当然与鲁迅经由个性张扬来“立人”进而立“人国”的思想相冲突。再者，卫生行政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建设，也是主张精神层面现代性建构的鲁迅所鄙薄的“抱枝拾叶”之举。这可能是留学时期鲁迅无法接受明治日本式“卫生现代性”思想的更重要、更深层原因。

那么“卫生”在后来成为文学家的鲁迅的文字中被赋予什么样的含义呢？这个问题对本文论题并非没有意义。不妨以表格的方式做个罗列、讨论：

从上表不难看出，鲁迅对“卫生”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傅兰雅时代针对个体健康维护的层面上，而对于明治日本式的公共管理层面、制度层面的“卫生”，即“卫生现代性”，则持否定、不信任态度（如《反刍》）。这也许是因为鲁迅看到了现实中卫生行政制度的种种弊端。对现实中卫生行政的嘲讽还表现在创作于1925年的小说《弟兄》中。主人公张佩君做事的机关叫公益局。公益局在北洋政府时期主要负责救济及预防市民贫困、灾害，监督慈善机构，改良市民生计以及其他有关社会公益的事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民政局+卫生局。^㊱《弟兄》最后写张佩君敷衍塞责地应付了一个难得落到他头上公务−处理“东郊倒毙无名男尸一具”。这个细节也坐实了这个公益局具有卫生行政职能。尽管小说故事主线不是在公益局，但是从开篇第一句“公益局一向无公可办”直到最后，鲁迅写尽了这个机构的萧条破败、陈腐无聊、死气沉沉。如果说早年弃医从文之际，鲁迅对明治日本的“卫生现代性”不甚了然（或者有意忽略），那么，后来他其实对这一近现代医学的派生物、民族国家的生命治理技艺也一直不抱什么好感。

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医学救国”思想其实主要是看到西医在个体医学、临床疗效层面的优势，才将它视作“强国保种”之学。“医学救国”的话语也是晚清崇尚实业救国、器物现代化维新道路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怀抱科学救国的梦想赴海外学习实用科学（包括医学），但他们很快发现科学并不能解救民族危机，而文学/政治才能唤醒民众，所以弃医（或其他实用科学）而从文或从政几乎成为一种必然。他们多少忽略了，西方现代医学，可能不宜与其他实用科学相提并论。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门实用科学（在个体医学、临床医学层面上），而且还包蕴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必备的生命治理和制度建设多方面的意义，是民族现代转型所必备的生命政治。如果说鲁迅所谓“日本维新多半发端于西方医学”这句话更准确、真切地含义应该是：日本明治维新多半发端于西方医学在群体医学层面的派生物−“卫生现代性”，那么，由于受制于晚清“医学救国”论述对现代医学、“卫生”理解的局限性，以及自身“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个性主义思想，必然使鲁迅忽略或无法接受将最具个人性的身体国有化、制度化的明治日本式的“卫生现代性”。这可能才是导致鲁迅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之一。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鲁迅对明治日本式“卫生现代性”的拒绝，意味着对最具个人性的身体、生命自足性的守护，在此基础上，五四“现代自我”才得以出场，并至少具有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内在性。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初，《新青年》上面就有不少用医学、生命科学思想资源来论述个性主义正当性、进步性的文章。^㊲这与明治维新的逻辑全然不同。而这样的不同，其实最直观、醒目地体现在作为时代文化风向标的两种女性镜像上。

在某种意义上，性别政治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政治。明治日本的理想女性镜像是维护家庭的“贤母良妻”，而五四理想的女性镜像则是离家出走的“娜拉”。现代汉语中的“贤妻良母”一词和“卫生”一词一样，也是自日本反哺式传入的。1890年以后，“贤母良妻”被明治政府正式写入日本女子教育法令，被赋予近代国家主义内涵而确立下来。因为明治日本是国家主义和家庭主义的结合体。^㊳“贤母良妻”体现了近代国家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治理和利用，力图将女性身体开发成生产优质人口进而富国强兵的有利资源，“家”是这种开发和利用的唯一场域。而五四娜拉则是鲁迅一代“立人”思想脉络上的产物，其内核是弃“家”出走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娜拉镜像不仅是五四妇女解放的代名词，更是受传统名教理性（以“家”为温床）压制的“个人”解放的代名词。后一种意义其实更占上风。一句话，五四有关“娜拉”的话语，其实是以醒目、直观的女性镜像来标识“立人”的时代风向。由此可见，鲁迅的弃医从文和五四“娜拉”镜像，表面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前提−“立人（个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