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改革和发展而言，中国所处的现实背景表现为：（1）现在处在“四期叠加”阶段；（2）中国还没有走出经济增长低谷期；（3）处在正在崛起的关键和微妙阶段；（4）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理论探索和实践，到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应该理性认识现实背景、勿忘改革初心、审时度势，朝着既定的目标，对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现实背景”昭示了现阶段中国国有经济的定位不能走向两个极端，必须合理和科学：既得有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存在空间，还得有符合中国特殊阶段性的特殊存在空间，即对一些竞争性却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必须有所控制。国有经济的现状是：覆盖面太广、与民争利和挤出民营资本、一定程度上滋养腐败、经营效率低下。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能偏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总目标。改革的重点内容或主要任务，依照逻辑和先后顺序分为：首先对现有的企业国有资产或有国有资产的企业进行科学分类，确定哪些该留下、哪些该退出；然后，国有资产该退出的坚决退出，相关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改制或转让；最后才是必须保留的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改革的主要困难主要是：（1）最大的困难是利益集团的阻挠；（2）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包括各类平台公司、运营公司）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在认识上有偏差。

鉴于中国现在人口总量巨大、结构多维度不合理的国情，依靠简单地放松生育管制甚至鼓励生育，不仅不能解决结构问题，而且会加剧总量问题。我们提出一个新思路：在初始生育权人人平等的前提（每一对夫妇两个生育指标）下，国家控制生育总量，通过立法和制定具体规则，允许生育指标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实现实际生育指标的优化配置，这既能够控制生育总量，又能够优化人口结构，解决短期和长期的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这一体现了人口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通过精心设计、严格立法和加强管理，并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是可以实施并取得较好效果的。

纵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其晚年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在基本方法论上从本质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向，后者补充和完善了前者，从而使得唯物史观变得更加完整和完善，更符合人类社会制度演变的实际。结合本质主义方法论与历史主义方法论，把唯物史观完整地表述为四个维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可视为人类社会经济体制选择的一般理论或者衡量制度选择是否合适的一般标准。运用此一般原理，可以逻辑自洽和符合历史地对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包括：（1）把《资本论》视为马克思运用其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选择从合适到不合适的典型特例；（2）不同国家和民族在不同阶段制度选择或变革的成功与否；（3）“同时胜利论”“首先胜利论”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经济体制的初始选择和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经济理论创新，是指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产生重大冲击（证伪或重新认识）、对中国或世界经济现实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假说。以此为标准，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是提出并且论证了“三个重要的理论假说”：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统一或兼容假说；二是经济体制渐进式转轨假说；三是土地“三权分置”假说。

本文将制度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均衡点的存在性、稳定性和经济增长的平衡路径以及收敛速度的影响。模型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使得经济中存在稳定的均衡点；可以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能够缩短一个穷国追赶富国的时间，即收敛速度加快，从而可以解释后发优势现象。反之，不好的制度使得经济中不存在稳定的均衡点；使得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从而可以解释一个富裕的国家亦可以变穷现象，即制度的逆转。

基于GDP、个人所得税、R&D投入与专利产出及第四次经济普查等维度的数据，可以描述2010年代以来南北区域经济差距快速扩大的事实。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只是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表现，不能作为充分解释这种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在南北方地区影响的差异才是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深刻的根源。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刻性和路径依赖性，使得北方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体制建立和创新能力提升、开放意识、平等竞争意识、法制和科学意识等方面，整体相对落后于南方地区，从而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落后于南方地区。较小的观念意识之差，在具有区域竞争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被放大，中国作为大国，需要从经济和非经济角度重视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趋势。